刘琼、狄梵：为什么留我一个人在世上？
刘琼，这位上世纪４０年代的“影帝”，曾以《女蓝五号》中的教练田振华，给观众留下极深印象。然而，刘琼一生，虽因银幕而绚烂，而他的人，却极低调不张扬，以致当他逝去，人们才发现：对这位影坛巨星，知之甚少。
他的妻子狄梵，也是演员，只一部《羊城暗哨》，便令观众对女特务“八姑”过眼留痕。这一对银幕佳侣，因舞台而相识相爱，甘苦与共，直到２００２年的４月，刘琼突然跨鹤西去，５６年的长相厮守，倾刻间，只剩下８５岁的狄梵，茕茕孑立。当我走进那间旧屋，试着了解这对夫妇更多的人生沉浮，却发现这是一个谁都难以承受的死别之痛。
再是苦痛的生活，也需要鲜花那一抹亮丽，热爱鲜花的人，也是热爱生活的人.可狄梵，看着我送她的大捧鲜花，竟漠然而全无欢喜。这令我心痛，她的心，是连花也看不见的了。这是最难过的一次采访，从头至尾，我拼力控制呼之欲出的眼泪，而此生头一次，我亦那么分明地感到了自己的无能，竟不能说出只言片语，来安慰宽解她的忧伤。
早春二月的上海，仍是春寒料峭。我捏着狄梵给我的地址，兴兴然仿佛是去探访花消息。然而，当狄梵引我入屋的一刹那，我分明感到时光之水冰凉地没过了脖颈，令人有些透不气来。
一，寻访狄梵――她的孤单令人吃惊，除了中午有钟点工来做饭，她终日独守空房。
这是一套老式的公寓房，墙壁和家具因日久，已有些幽暗，被时间的烟熏黄了的，还有满墙刘琼的照片，在高处淡然的微笑。相亲相爱的夫妻，半个多世纪的相守，到如今，一个成了墙上的照片，一个成了“望夫崖”上的盼妇，面对一屋子故人的音容笑貌，情何以堪？
物是人非。刘琼离去，已是两年。从见到她的一刹那，我就知道思念的伤痕，仍在她心里隐隐作痛，无法消停。她问我：“你说，为什么留我一人在这世上？”
不待我回答，她又讲起了昨晚看的电视节目。“一对狼夫妻，有一天公狼出去猎食，一不留神丧了命，母狼呢，总是不见公狼回来，就一直向天而号，叫声凄惨极了。我知道母狼在说什么，它说：‘为什么单留我一个在世上？’我想我就像那头母狼。”
她的孤单令我吃惊。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她一人独居上海。每天，除了中午有钟点工过来做饭，终日里都是她独守空房。晚饭也是钟点工提前做好，等到吃时再加热。去年，她的癌再次复发，令健康一度恶化，化疗后才略渐恢复，只是腿脚仍是不好，房间里略略走动还可，下楼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大女儿在美国，小女儿在瑞士，她们都叫我跟他们同住，我不想去。我已经８５岁了，又是一身的癌，去了给她们添麻烦，我不想当累赘。生活上，我现在还能自理，不需要她们照顾。”
世上的母爱，永远于谦和中一味奉献，而从未想过要给儿女添一点麻烦。两个女儿每年都轮替着回来看望老母亲，去年是大女儿回来，住了半个月，今年９月小女儿会回来，两个女儿来去间，是她日复一日的思念和渴盼。可她却说自己并不盼着女儿们回来。
“她们一回来，会让我很兴奋，可他们一走，又让我很难过，这中间感情的起伏很大，我老了，再也经不起这种感情的波澜，反倒喜欢一个人一直这样平平静静地呆下去。我不希望她们回来。”
她坐在丈夫的照片下，因为言不由衷，声音渐渐低下去，低下去，以至有了些颤抖。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不用闭眼，就能想像得出她对女儿的盼望，可是她却说：“我不希望她们回来。”只因为相逢之后，那无以避免的分离之痛，对那颗日渐哀老的心脏来说，是再也无力承担的了。
“一个人的生活，过是必须过的。可我只想早一点离开。”说这话时，她语气极平静，哀伤被时间滤了下去。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塞住，眼睛里再也看不清对面这个满面哀痛的老人。阳台外，大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徘徊，远远地传来人世的声音。再是繁花似锦，也难慰藉她了。
我们沉默了好久，彼此都克制着呼之欲出的眼泪。她忽然清朗起来，反是要安慰我的样子。“我还算想得开的，按理说一个人整天呆在屋子里，没人说话，是会得忧郁症的，我没有得。我整天看报，看书，早上起来，我洗碗、烧水，做很多事情。最近，我在看一些过去的东西，东翻西翻，什么都不舍得丢掉。”
于是我们谈到了刘琼，不约而同得望向墙上的老照片，年轻的刘琼一脸温暖帅气的笑容，将屋子里哀痛的气息一扫而光。
二，追忆刘琼――篮球场上的倜傥少年，扔掉当法官的梦想，毅然走上银色之旅。
刘琼是湖南人，30年代初，曾在上海法学院攻读法律。上学时，虽说一心做着当法官的梦，但刘琼并不局限于此，他爱好广泛，文学、体育、电影，样样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尤其是体育。一米八六的身高优势，令他迅速成为学校篮球队的佼佼者。
当年篮球场上的刘琼，动作敏捷，姿势优美，以至有教师看到他打球，不由赞道：“美哉，少年！”刘琼的帅气英姿，除了这声传颂至今的赞叹，还引起了一位电影明星的注意，他就是３０年代的影帝金焰。金焰也是篮球迷，经常到刘琼所在的学校打比赛，随着他们友情的日渐加深，由相互欣赏的球友，变为倾心相知的至交，受金焰影响，刘琼的法官梦也受到冲击，反倒对电影痴迷起来，并在金焰的介绍下，进入联华影片公司，开始了毕生的银色旅程。
在刘琼的第一部影片《大路》中，他的名字列在演员表中的最末一位。当时出版的《联华画报》上，只用短短的几行字介绍道：“电影《大路》，又将有一新人物刘琼出现。刘具男性美，表情甚佳，《大路》一出，当能予人以良好印象也。”当时谁也无法预料，这位“新人物”５年之后，会成为光芒四射的“电影皇帝”！
1940年1月，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一本电影杂志《青青电影》，发起选举“1939年度影迷心爱的影星”，观众投票结果，男影星得票最多的就是刘琼。不久，杂志上刊登了刘琼的大幅照片，标题是《1940年的电影皇帝》，文字说明为：“刘琼一直以金焰为法则，非但桃色新闻绝对没有，即使在跳舞场里也难找到他的影踪，业余常玩篮球，称得起品格良好。”
作为影帝的刘琼，风度翩翩，无限潇洒，丝毫不逊于当时的好莱坞影星们。事实上，刘琼的潇洒也正是源出于此，他曾经潜心研习好莱坞影星的一招一式：贾莱古柏的走路姿势，小范朋克的神情语气……刘琼把这些名家风范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银幕魅力。
银幕上无限风光的刘琼，生活中却是个极不张扬的人。每次出席盛大的聚会，他总是静静地隐在一边，别人总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他找出来。每每拍集体照留念时，他也总是躲来躲去，不喜欢站在显眼的位置。
三，回首爱情――他们由舞台相识，生恨，却又由银幕渐生爱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再次陷落，日伪主持的“华影”公司，曾多次邀刘琼拍摄影片，刘琼不愿为日伪涂脂抹粉，被迫离开影坛，转向话剧舞台，这一转，竟令他无意中遇上了命定的爱人――狄梵。狄梵在当时的话剧界，已小有名气，很得戏剧才子费穆的赏识。他们相识，也是因为费穆的话剧《杨贵妃》。
然而，在狄梵看来，他们的相识，并不愉快。“戏都排得差不多了，费穆为了提高票房，临时决定把原来扮唐明皇的演员换成刘琼。我觉得这样也太不尊重前面那个演员了，就表示不同意。”
尽管狄梵表示了不同意见，可费穆还是换了刘琼。耿直的狄梵，一时间，便与费穆有了些别扭，顺带着也牵怒了刘琼。“当然，从扮相来说，刘琼自然是好的，可我仍对他们临时换人的事耿耿于怀。我知道他总想在后台接近我，逗我笑，可我就是不理他。”那一段纠葛，不管是谁的错，纵观看来，倒是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结下了一对年轻人的宿缘。
也是机缘巧合，拍摄电影《妙峰山》时，也才“孟光接了梁红案”。在一个剧组里，两个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狄梵发现，刘琼并不像自己当初想象的那么“可恶”，抛开成见，这是个不错的男人，他工作时的认真，生活中的幽默，令人心动而敬重。“刘琼总和剧团里几个搞音乐的人在一起，我对这几个搞音乐的人印象不错，我想，人以群分，刘琼也应该不错的。”
时日渐久，狄梵看刘琼的眼神也有些变了，意意思思地有一种欢喜，好比花片打着了水面。尤其是当她发现，刘琼跟自己一样，是个俄罗斯文学热爱者时，她的欢喜更加深了一层。“我很痴迷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他也爱读，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自然有没完没了的话题。”
１９４６年５月，二人喜结良缘。那一年，刘琼重回影坛，拍了《大地回春》等数部影片，且均担任主角。次年，他们的大女儿降生，而此时，刘琼受香港电影界之邀，远赴香港拍片，只好依依不舍得跟妻女辞别。
香港期间，刘琼拍了《神鬼人》等一系列影片，可由于当时香港世道混乱，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混迹其间，加上地痞流氓，总有人上门来敲竹杆。这些人常常拍拍胸脯，翘翘大拇指，张口就借钱，说是借，实际上是有去无回。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对这些人，刘琼总是穷于应付，“不舍得”得罪，每每拿钱填塞，而又没完没了，永无穷尽，最后没了办法，只好向妻子告急：速速来港。
狄梵来港后，情况大有好转，不仅刘琼生活起居，有人照顾了，连上门敲竹杆的人，也日见减少。狄梵解释原因说：“他们横，我也横。反正是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得不到好处，他们自然就不上门了。”
1952年，刘琼因为接触进步人士，并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热爱祖国的赤于之心，被香港当局列为“不受港督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刘琼与狄梵抱着幼小的女儿，相互搀扶着，走过香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罗湖桥，回到祖国。
四，晚年生活――深剧简出，为的是要闭门思过。
到了晚年，刘琼追求一种淡泊的生活，看看球赛，练练书法，还和舒适等一批老演员组织了“古花篮球队”，“古花”取其 “古稀花甲”之意。
他的处世态度，也仍像年轻时那样简静谦和，不肯声张。有关方面打算为他录像留念，他谢绝；电视台邀他当嘉宾到荧屏上露面，他谢绝；某公司以重金聘请他拍商业广告，他谢绝……这令许多人觉得他神秘而费解。知父莫若女，在他走后，他的小女儿刘晓谣，曾在文章里这样描述晚年的父亲。
他深居简出，为的是要闭门思过。在他的病床前，我问道：“你有过许多过错吗？爸爸。”“谁没有过错。我年轻时骄傲过，现在想来很丑恶，可耻。回头看看过去，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他用虚弱沙哑的嗓音低语着，像是在回答我，眼神却凝滞在对遥远过去的追忆中。
在父亲的晚年，他开始了一段探索心灵的旅程。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多数名人的回忆录，都是自炫作品，贡献斐然，我不愿学这些；但又没有勇气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大胆地解剖自己的灵魂。我在想，总有一天我会鼓起勇气写回忆录的。”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1996年1月9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在60余年的从影生涯中，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我拍戏较多，聊以告慰的，是我所参与拍摄的影片从无媚敌之作，可以问心无愧！”即使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中，他也仍不断地反省，审视自己的影剧生涯。
五，天上人间――他说，我老婆也挺好，我嘴上不说，心里明白。好像给我画了个句号。
刘琼的离去，让狄梵始料未及。“６年前我得了癌，反而是他身体很好，我就一直以为我会先走，没想到……”
恩爱的夫妻中，后走的那个，往往需要大勇气，来承受那份分离之痛。“夫面不知何日见，妾身应料几时回。”隔了千百年，身世却是相通的，苦楚也都是那样的分明刺目。
“两个人的时候多好，虽然老了，话也少了，可各看各的书，累了互相对望那么一眼，也是好的。那时候，我每天精神抖擞地做家务，他爱吃点好吃的，我就想尽办法给他做。每次我做好饭，叫一声，吃饭喽，他就答应着：哦，我来啦。有时候我出去买东西，东西很沉，我就叫他下楼来接我，他边接过我满手的东西，边埋怨我买得太多。”
人的精神一旦被抽空，体力也就随之去了。我几乎不相信，那就是两年前的狄梵，可现在，她连楼都不下了。
“我记忆最深得，有一次，他把家门钥匙挂在门外的把手上，忘了拿回来，就那么挂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钥匙被外面铺路的工人拿走了，把钥匙要回来后，我不放心，就想把门锁换掉。可又不知道哪里能做这样的事，就到处跑着找人家换锁。走了一天，天都快黑了时，才找人换了锁。他就直觉得抱歉，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可我也并没有埋怨他，换了我，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丈夫那张满是歉意的脸，仍是叫狄梵心疼至今。而刘琼从发病住院，到离去的那一个月，狄梵更是刻骨铭心。
“他胳膊疼，我就陪他去看医生，然后就住院了。他住院的很长一个时期，我一直处于一种懵里懵懂的状态，什么念头都没有，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更不会难过。只是每天忙忙碌碌地天天去医院。我还帮着两个女儿一起撒谎，说是因为她们工作变动，才有空回家来看看。事实上，女儿才刚走没几天，就又回来了。他心里明白事情不太好，一定要见最衷意的小女婿，跟我说‘让他回来好吗？’我说‘别让他来了，他太忙了。’可他又偷着跟女儿说，你一定要让他来。后来女婿回来了，跟女儿一起唱外国歌给他听，他可高兴了。
“他临走前一天，女儿给他捏脚，我说你看女儿多好，他说，‘我老婆也挺好，我嘴上不说，心里明白。’好像给我画个句号式的。”
狄梵指给我看沙发对面墙上挂着的一个万年历，“３月２６日，那是他拨拉出来的，就是那一天我跟他去看病，然后就住院了，再没回家。那个日子，我再没动过，留个纪念。”狄梵的目光，温柔地看着那面墙，仿佛红色的日历前，仍旧站着高大的丈夫，细心地用手拨拉出一个日子，等着与妻子一起过下去。
“现在早晨起来，我有时还下意识地冲他房间看一下，常常对着他的照片讲话。这个家里，走到哪儿，都是他的影子，我没办法忘记。人家说，你干什么不住养老院去？张瑞芳也说让我免费到她办的‘爱晚亭’去住，可我舍不得这个房子，这屋里那么多的记忆，那么多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就说这些老照片吧，我拿着当宝贝，可等我走了，还不是一堆废纸？给女儿，女儿不要，小外孙倒说要，虽然他很喜欢爷爷，可他能知道这照片有多重要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人世间有一种悲哀竟不是悲哀，单是肝肠断裂。那些琐碎记忆的缝隙里，塞满了狄梵无穷尽地思念。而她的无措，也是那么的分明。思念的切肤之痛，生了根一样，相伴在她余生的每一寸光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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