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狄梵:为什么留我一个人在世上?
刘琼,这位上世纪40年代的“影帝”,曾以《女蓝五号》中的教练田振华,给观众留下极深印象。然而,刘琼一生,虽因银幕而绚烂,而他的人,却极低调不张扬,以致当他逝去,人们才发现:对这位影坛巨星,知之甚少。
他的妻子狄梵,也是演员,只一部《羊城暗哨》,便令观众对女特务“八姑”过眼留痕。这一对银幕佳侣,因舞台而相识相爱,甘苦与共,直到2002年的4月,刘琼突然跨鹤西去,56年的长相厮守,倾刻间,只剩下85岁的狄梵,茕茕孑立。当我走进那间旧屋,试着了解这对夫妇更多的人生沉浮,却发现这是一个谁都难以承受的死别之痛。
再是苦痛的生活,也需要鲜花那一抹亮丽,热爱鲜花的人,也是热爱生活的人.可狄梵,看着我送她的大捧鲜花,竟漠然而全无欢喜。这令我心痛,她的心,是连花也看不见的了。这是最难过的一次采访,从头至尾,我拼力控制呼之欲出的眼泪,而此生头一次,我亦那么分明地感到了自己的无能,竟不能说出只言片语,来安慰宽解她的忧伤。
早春二月的上海,仍是春寒料峭。我捏着狄梵给我的地址,兴兴然仿佛是去探访花消息。然而,当狄梵引我入屋的一刹那,我分明感到时光之水冰凉地没过了脖颈,令人有些透不气来。
一,寻访狄梵――她的孤单令人吃惊,除了中午有钟点工来做饭,她终日独守空房。
这是一套老式的公寓房,墙壁和家具因日久,已有些幽暗,被时间的烟熏黄了的,还有满墙刘琼的照片,在高处淡然的微笑。相亲相爱的夫妻,半个多世纪的相守,到如今,一个成了墙上的照片,一个成了“望夫崖”上的盼妇,面对一屋子故人的音容笑貌,情何以堪?
物是人非。刘琼离去,已是两年。从见到她的一刹那,我就知道思念的伤痕,仍在她心里隐隐作痛,无法消停。她问我:“你说,为什么留我一人在这世上?”
不待我回答,她又讲起了昨晚看的电视节目。“一对狼夫妻,有一天公狼出去猎食,一不留神丧了命,母狼呢,总是不见公狼回来,就一直向天而号,叫声凄惨极了。我知道母狼在说什么,它说:‘为什么单留我一个在世上?’我想我就像那头母狼。”
她的孤单令我吃惊。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她一人独居上海。每天,除了中午有钟点工过来做饭,终日里都是她独守空房。晚饭也是钟点工提前做好,等到吃时再加热。去年,她的癌再次复发,令健康一度恶化,化疗后才略渐恢复,只是腿脚仍是不好,房间里略略走动还可,下楼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大女儿在美国,小女儿在瑞士,她们都叫我跟他们同住,我不想去。我已经85岁了,又是一身的癌,去了给她们添麻烦,我不想当累赘。生活上,我现在还能自理,不需要她们照顾。”
世上的母爱,永远于谦和中一味奉献,而从未想过要给儿女添一点麻烦。两个女儿每年都轮替着回来看望老母亲,去年是大女儿回来,住了半个月,今年9月小女儿会回来,两个女儿来去间,是她日复一日的思念和渴盼。可她却说自己并不盼着女儿们回来。
“她们一回来,会让我很兴奋,可他们一走,又让我很难过,这中间感情的起伏很大,我老了,再也经不起这种感情的波澜,反倒喜欢一个人一直这样平平静静地呆下去。我不希望她们回来。”
她坐在丈夫的照片下,因为言不由衷,声音渐渐低下去,低下去,以至有了些颤抖。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不用闭眼,就能想像得出她对女儿的盼望,可是她却说:“我不希望她们回来。”只因为相逢之后,那无以避免的分离之痛,对那颗日渐哀老的心脏来说,是再也无力承担的了。
“一个人的生活,过是必须过的。可我只想早一点离开。”说这话时,她语气极平静,哀伤被时间滤了下去。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塞住,眼睛里再也看不清对面这个满面哀痛的老人。阳台外,大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徘徊,远远地传来人世的声音。再是繁花似锦,也难慰藉她了。
我们沉默了好久,彼此都克制着呼之欲出的眼泪。她忽然清朗起来,反是要安慰我的样子。“我还算想得开的,按理说一个人整天呆在屋子里,没人说话,是会得忧郁症的,我没有得。我整天看报,看书,早上起来,我洗碗、烧水,做很多事情。最近,我在看一些过去的东西,东翻西翻,什么都不舍得丢掉。”
于是我们谈到了刘琼,不约而同得望向墙上的老照片,年轻的刘琼一脸温暖帅气的笑容,将屋子里哀痛的气息一扫而光。
二,追忆刘琼――篮球场上的倜傥少年,扔掉当法官的梦想,毅然走上银色之旅。
刘琼是湖南人,30年代初,曾在上海法学院攻读法律。上学时,虽说一心做着当法官的梦,但刘琼并不局限于此,他爱好广泛,文学、体育、电影,样样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尤其是体育。一米八六的身高优势,令他迅速成为学校篮球队的佼佼者。
当年篮球场上的刘琼,动作敏捷,姿势优美,以至有教师看到他打球,不由赞道:“美哉,少年!”刘琼的帅气英姿,除了这声传颂至今的赞叹,还引起了一位电影明星的注意,他就是30年代的影帝金焰。金焰也是篮球迷,经常到刘琼所在的学校打比赛,随着他们友情的日渐加深,由相互欣赏的球友,变为倾心相知的至交,受金焰影响,刘琼的法官梦也受到冲击,反倒对电影痴迷起来,并在金焰的介绍下,进入联华影片公司,开始了毕生的银色旅程。
在刘琼的第一部影片《大路》中,他的名字列在演员表中的最末一位。当时出版的《联华画报》上,只用短短的几行字介绍道:“电影《大路》,又将有一新人物刘琼出现。刘具男性美,表情甚佳,《大路》一出,当能予人以良好印象也。”当时谁也无法预料,这位“新人物”5年之后,会成为光芒四射的“电影皇帝”!
1940年1月,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一本电影杂志《青青电影》,发起选举“1939年度影迷心爱的影星”,观众投票结果,男影星得票最多的就是刘琼。不久,杂志上刊登了刘琼的大幅照片,标题是《1940年的电影皇帝》,文字说明为:“刘琼一直以金焰为法则,非但桃色新闻绝对没有,即使在跳舞场里也难找到他的影踪,业余常玩篮球,称得起品格良好。”
作为影帝的刘琼,风度翩翩,无限潇洒,丝毫不逊于当时的好莱坞影星们。事实上,刘琼的潇洒也正是源出于此,他曾经潜心研习好莱坞影星的一招一式:贾莱古柏的走路姿势,小范朋克的神情语气……刘琼把这些名家风范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银幕魅力。
银幕上无限风光的刘琼,生活中却是个极不张扬的人。每次出席盛大的聚会,他总是静静地隐在一边,别人总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他找出来。每每拍集体照留念时,他也总是躲来躲去,不喜欢站在显眼的位置。
三,回首爱情――他们由舞台相识,生恨,却又由银幕渐生爱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再次陷落,日伪主持的“华影”公司,曾多次邀刘琼拍摄影片,刘琼不愿为日伪涂脂抹粉,被迫离开影坛,转向话剧舞台,这一转,竟令他无意中遇上了命定的爱人――狄梵。狄梵在当时的话剧界,已小有名气,很得戏剧才子费穆的赏识。他们相识,也是因为费穆的话剧《杨贵妃》。
然而,在狄梵看来,他们的相识,并不愉快。“戏都排得差不多了,费穆为了提高票房,临时决定把原来扮唐明皇的演员换成刘琼。我觉得这样也太不尊重前面那个演员了,就表示不同意。”
尽管狄梵表示了不同意见,可费穆还是换了刘琼。耿直的狄梵,一时间,便与费穆有了些别扭,顺带着也牵怒了刘琼。“当然,从扮相来说,刘琼自然是好的,可我仍对他们临时换人的事耿耿于怀。我知道他总想在后台接近我,逗我笑,可我就是不理他。”那一段纠葛,不管是谁的错,纵观看来,倒是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结下了一对年轻人的宿缘。
也是机缘巧合,拍摄电影《妙峰山》时,也才“孟光接了梁红案”。在一个剧组里,两个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狄梵发现,刘琼并不像自己当初想象的那么“可恶”,抛开成见,这是个不错的男人,他工作时的认真,生活中的幽默,令人心动而敬重。“刘琼总和剧团里几个搞音乐的人在一起,我对这几个搞音乐的人印象不错,我想,人以群分,刘琼也应该不错的。”
时日渐久,狄梵看刘琼的眼神也有些变了,意意思思地有一种欢喜,好比花片打着了水面。尤其是当她发现,刘琼跟自己一样,是个俄罗斯文学热爱者时,她的欢喜更加深了一层。“我很痴迷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他也爱读,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自然有没完没了的话题。”
1946年5月,二人喜结良缘。那一年,刘琼重回影坛,拍了《大地回春》等数部影片,且均担任主角。次年,他们的大女儿降生,而此时,刘琼受香港电影界之邀,远赴香港拍片,只好依依不舍得跟妻女辞别。
香港期间,刘琼拍了《神鬼人》等一系列影片,可由于当时香港世道混乱,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混迹其间,加上地痞流氓,总有人上门来敲竹杆。这些人常常拍拍胸脯,翘翘大拇指,张口就借钱,说是借,实际上是有去无回。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对这些人,刘琼总是穷于应付,“不舍得”得罪,每每拿钱填塞,而又没完没了,永无穷尽,最后没了办法,只好向妻子告急:速速来港。
狄梵来港后,情况大有好转,不仅刘琼生活起居,有人照顾了,连上门敲竹杆的人,也日见减少。狄梵解释原因说:“他们横,我也横。反正是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得不到好处,他们自然就不上门了。”
1952年,刘琼因为接触进步人士,并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热爱祖国的赤于之心,被香港当局列为“不受港督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刘琼与狄梵抱着幼小的女儿,相互搀扶着,走过香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罗湖桥,回到祖国。
四,晚年生活――深剧简出,为的是要闭门思过。
到了晚年,刘琼追求一种淡泊的生活,看看球赛,练练书法,还和舒适等一批老演员组织了“古花篮球队”,“古花”取其 “古稀花甲”之意。
他的处世态度,也仍像年轻时那样简静谦和,不肯声张。有关方面打算为他录像留念,他谢绝;电视台邀他当嘉宾到荧屏上露面,他谢绝;某公司以重金聘请他拍商业广告,他谢绝……这令许多人觉得他神秘而费解。知父莫若女,在他走后,他的小女儿刘晓谣,曾在文章里这样描述晚年的父亲。
他深居简出,为的是要闭门思过。在他的病床前,我问道:“你有过许多过错吗?爸爸。”“谁没有过错。我年轻时骄傲过,现在想来很丑恶,可耻。回头看看过去,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他用虚弱沙哑的嗓音低语着,像是在回答我,眼神却凝滞在对遥远过去的追忆中。
在父亲的晚年,他开始了一段探索心灵的旅程。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多数名人的回忆录,都是自炫作品,贡献斐然,我不愿学这些;但又没有勇气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大胆地解剖自己的灵魂。我在想,总有一天我会鼓起勇气写回忆录的。”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1996年1月9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在60余年的从影生涯中,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我拍戏较多,聊以告慰的,是我所参与拍摄的影片从无媚敌之作,可以问心无愧!”即使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中,他也仍不断地反省,审视自己的影剧生涯。
五,天上人间――他说,我老婆也挺好,我嘴上不说,心里明白。好像给我画了个句号。
刘琼的离去,让狄梵始料未及。“6年前我得了癌,反而是他身体很好,我就一直以为我会先走,没想到……”
恩爱的夫妻中,后走的那个,往往需要大勇气,来承受那份分离之痛。“夫面不知何日见,妾身应料几时回。”隔了千百年,身世却是相通的,苦楚也都是那样的分明刺目。
“两个人的时候多好,虽然老了,话也少了,可各看各的书,累了互相对望那么一眼,也是好的。那时候,我每天精神抖擞地做家务,他爱吃点好吃的,我就想尽办法给他做。每次我做好饭,叫一声,吃饭喽,他就答应着:哦,我来啦。有时候我出去买东西,东西很沉,我就叫他下楼来接我,他边接过我满手的东西,边埋怨我买得太多。”
人的精神一旦被抽空,体力也就随之去了。我几乎不相信,那就是两年前的狄梵,可现在,她连楼都不下了。
“我记忆最深得,有一次,他把家门钥匙挂在门外的把手上,忘了拿回来,就那么挂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钥匙被外面铺路的工人拿走了,把钥匙要回来后,我不放心,就想把门锁换掉。可又不知道哪里能做这样的事,就到处跑着找人家换锁。走了一天,天都快黑了时,才找人换了锁。他就直觉得抱歉,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可我也并没有埋怨他,换了我,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丈夫那张满是歉意的脸,仍是叫狄梵心疼至今。而刘琼从发病住院,到离去的那一个月,狄梵更是刻骨铭心。
“他胳膊疼,我就陪他去看医生,然后就住院了。他住院的很长一个时期,我一直处于一种懵里懵懂的状态,什么念头都没有,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更不会难过。只是每天忙忙碌碌地天天去医院。我还帮着两个女儿一起撒谎,说是因为她们工作变动,才有空回家来看看。事实上,女儿才刚走没几天,就又回来了。他心里明白事情不太好,一定要见最衷意的小女婿,跟我说‘让他回来好吗?’我说‘别让他来了,他太忙了。’可他又偷着跟女儿说,你一定要让他来。后来女婿回来了,跟女儿一起唱外国歌给他听,他可高兴了。
“他临走前一天,女儿给他捏脚,我说你看女儿多好,他说,‘我老婆也挺好,我嘴上不说,心里明白。’好像给我画个句号式的。”
狄梵指给我看沙发对面墙上挂着的一个万年历,“3月26日,那是他拨拉出来的,就是那一天我跟他去看病,然后就住院了,再没回家。那个日子,我再没动过,留个纪念。”狄梵的目光,温柔地看着那面墙,仿佛红色的日历前,仍旧站着高大的丈夫,细心地用手拨拉出一个日子,等着与妻子一起过下去。
“现在早晨起来,我有时还下意识地冲他房间看一下,常常对着他的照片讲话。这个家里,走到哪儿,都是他的影子,我没办法忘记。人家说,你干什么不住养老院去?张瑞芳也说让我免费到她办的‘爱晚亭’去住,可我舍不得这个房子,这屋里那么多的记忆,那么多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就说这些老照片吧,我拿着当宝贝,可等我走了,还不是一堆废纸?给女儿,女儿不要,小外孙倒说要,虽然他很喜欢爷爷,可他能知道这照片有多重要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人世间有一种悲哀竟不是悲哀,单是肝肠断裂。那些琐碎记忆的缝隙里,塞满了狄梵无穷尽地思念。而她的无措,也是那么的分明。思念的切肤之痛,生了根一样,相伴在她余生的每一寸光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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