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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京剧“四大须生”之高庆奎2  

2017-04-27 13:21:45|  分类: 戏曲名人1(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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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四大须生”之高庆奎2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回忆高庆奎
                      ——没有刘鸿声就没有高庆奎
                                                                      作者:宋宝罗
        我想写高庆奎先生的简历,首先必须写高先生的父亲:高四保老先生。最后还要写点高盛麟,这样才能说明。
  高氏一门,德艺双馨,祖孙三代,名扬四海。
  这还不够,必须说说刘鸿声先生,刘鸿声在过去也称一派“刘派”。虽然高庆奎的成就远出于刘派之上,两个人也不能划等号,可是没有刘鸿声就没有高庆奎,就是有影响也不会这么大。有句老话“饮水思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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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四保:号士杰,山西榆次县人,生卒年月不详。他是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丑角演员。与王长林、慈瑞全、刘义增、肖长华和我父亲宋永珍、梆子泰斗崔灵芝、天明亮、一千红等齐名。他结拜兄弟居多,为人忠厚老实,仗义,人缘极好。在清末民初搭班于谭鑫培、俞菊笙的班子,后也给梅兰芳当过配角。高四保自己总说他是个底包,三、四路的配角。可是有人称他是“丑圣”,因为他一生忠厚,对名利从不计较。因他是唱梆子出身又是山西人,如果演京剧丑行北平话说的不标准那是不行的,为此高四保只能演三、四路的角色。比如说《大登殿》他只能演“江海”,《空城计》演第二个老军,演《四郎探母》他演二国舅,杨四郎出关后,二国舅唱四句,最后一句是“见了太后说端详”,他唱梆子能获得满场掌声。如果演《法门寺》贾桂他就不能唱了,只能演刘公道。可他有自知之名,从不争什么角色,为此得到同行的尊重。
        高庆奎,原名镇山,号子君,乳名大奎,原籍山西榆次县,1890年(清光绪16年)生于北京,他很小的时候爸爸高四保设法叫他到一些名家去学戏。他是不是进过科班其说不一,如果高庆奎的演艺技能文武不挡,昆乱全能,不入科班是不可能有那样坚实的基本功,如果说他是科班出身,到底是哪个科班至今无从考证。可是凭他父亲的大力培养,给他请了众多名演员为师,据我所知他拜过贾丽川为师、跟贾丽川的侄子贾洪林学艺,贾洪林是谭鑫培得意门生。因此高庆奎学到谭派的艺术,据各名家记载高庆奎除了向贾氏叔侄学艺之外,还向吴联奎、刘春喜、李春福、沈三元、陈福胜、朱天详、李鑫浦、吴三奎等诸位老师请教过。想想他和这么多的老师问艺学艺能不好吗?
  最后第一句总结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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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陵碑》中刘鸿声扮杨继业
     这么多的老师为他在艺术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可是,使他成名的老师还是刘鸿声,因为他那么多老师大部分是以谭派为主,后来在刘鸿声搭班校力,当三、四路的扫边老生。他喜欢上了刘鸿声的唱法,私下里吊吊嗓子,如斩子、斩黄袍,发现他的嗓子不但接近刘的唱法,高音接近刘的唱法,可低音远胜过刘。凡是听过他的声音的人没有不说声好的,因此他专心学刘,果然最后“青出于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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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庆奎能上能下,演什么像什么
         20岁左右的高庆奎嗓子己然倒过仓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复原,为了生活和学艺,依靠着爸爸高四保的一些老关系,曾在北京各个戏班搭班演出,为扫边老生,也就是三、四路的行当。主要是“老生行” ,偶而“小花脸”、“老旦”也扮,什么跑个龙套,去个上下手,也就是说有什么扮什么,用句现代的语言:能上能下,演什么像什么,决不会出错。
  高庆奎记着父亲高四保的教训:学艺第二,淡薄名利。很长的时间内,高庆奎虽然是个扫边老生,可是人缘好极了。有人问什么叫扫边老生?比如说:
  《文昭关》里的东皋公是二路老生,皇甫纳就是扫边老生,三路角色。演《硃砂痣》,正生是韩天凤,二生是吴惠全,还有个家院,就是扫边老生。
  比如说《战樊城》伍员是正生,伍尚是里子老生------“叫家院看过酒一尊”的家院就是扫边老生。
可是高庆奎对这方面的配角都是一丝不苟的演出,带戏上场,给戏增色不少。就是一出戏里的一个配角在全剧中他只有一个“是”字,都能很好的配合完整剧情。
  比如他在《硃砂痣》里的表演,这个戏说的是韩天凤奉命去四川成都当太守,中途遇到金兵作乱,妻儿失散了,十多年后他己年近半百了身边无人照顾,有人劝他另娶一房,有媒婆做媒用100两银子续娶一房,在结婚的时候女方痛哭,韩天凤问为何悲痛?女方说:“原本夫妻合美因丈夫久病不愈没钱治病,为了治病只得卖妻”。韩天凤闻知后非常同情,但真假难辨。就命“家院”拿一百两纹银送新娘回去,银子必须面交该丈夫吴惠全,就是要证明她是有丈夫的。白口这样:“家院,取一百两纹银送这位大娘回去,银两必交给她的丈夫吴相公不得有误。”当时对院子使个眼色。家院说,“是”。于是二人一对眼色,说明了院子完全领会韩员外的心意了。
  第二场,吴惠全上,旦上叫门,有的唱法是:旦角叫门时家院就下了,可是高庆奎演来,要等吴开门,旦角进门说明情况,院子亲自把银子交给吴惠全,吴惠全说声:“多谢管家”,家院出门,下场。这样情节就完整了。
  后来的演出本“庵堂”一场不要了,是在“思子”一场大段唱工中由小孩叙说完成,它真是一出好戏。解放后认为该剧是宣传迷信,讲什么“好心好报”,“歌颂官僚地主”,是一出“大毒草”,禁演了真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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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院》中高庆奎(右)饰宋江,李慧琴(左)饰阎惜姣
      有一次去看郭仲衡先生的“文昭关”,郭先生是票友下海,本行是个中医生。个头高大,有一条唱汪派的好嗓子,给朱琴心挂二牌,后来在高庆奎先生剧团里在前面唱唱,唱汪派有独到之处。一次郭仲衡在吉祥剧院演《文昭关》,高先生的皇甫纳,演到东皋公出主意时说:“看你二人面貌相似何不更换衣巾?皇甫官人扮做伍将军的模样前去叫关,把关人一见与画图相似必将拿获,乘那荒乱之时伍将军混出昭关且不是好事?”伍子胥听过之后,稍作沉思说:“此计甚好只是恐怕连累了皇甫兄”。 皇甫也稍加沉思说:“连累事小,只是。。。。。。难免一顿暴打!”东说:“不妨事,有我来救你。”皇甫说:“那你要快些来呀。“
三方一笑,伍,皇甫去改装,再上来皇甫穿着伍的马褂带着伍的武生巾先上,叫东看看扮的像不像,东点头称赞。“笑介”,伍上唱:“伍员在头上换儒巾”。
  就是这一点点戏由高先生演来就非常生动,他的三、四路角色很能为戏增加之光彩。可是他不抢戏、不喧宾夺主,真正做到绿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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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叔岩打鼓、梅兰芳操琴
      高先生第一个转折点那是1920年左右,随梅兰芳先生剧团去日本演出,这次出国是为了京剧在国际影响上问题。 在经济收入上不是怎样优惠,很可能赔钱。一行25人左右, 
   1、要省钱
   2、要顶用(就是要什么都能行)
   3、身体强壮。抽大烟、年纪大的谢绝,因为是要乘海船。
   到达第二天演出也就是第一场《贵妃醉酒》,万事具备,就是打大锣的因为晕船,从天津上船就吐起一真吐到日本,下船是抬下来的,可是第二天上不了场,高先生说:“别急,不就是一出《醉酒》吗?我来。”就这样,大家认为一出“醉酒”没有几下大锣,就都放心了,可是在上“醉酒”之前是日本的歌舞技,演出演完了,报幕幕报完了后要加一点音乐来衬托,用中国的音乐打个“闹台”,也就是说锣鼓全上,当时日本人没有听过这么热闹的锣鼓,一时掌声四起,连梅兰芳先生也没想到大锣先红了。
  《贵妃醉酒》,戏完了,在当时中国舞台上没有演完后谢幕的习惯,可日本非常讲究,光献花、拍照就没完没了。最后要介绍演职人员的姓名、跟观众见面,从梅兰芳扮演的贵妃主演者,然后,这是高力士、裴力士、这是司鼓、这是琴师、二胡、这是大锣高庆奎。这一下子从梅兰芳先生直到大家都抿着嘴笑了,他那里是打大锣的呀。下场后梅先生首先给高庆奎道辛苦,从这天起戏中缺什么他扮什么。
  梅先生在日本演出16场戏,每场都有高庆奎。如《天女散花》中扮罗汉,《霸王别姬》扮老兵,《汾河湾》中扮薛仁贵,《宇宙锋》中小太监等等。梅先生在总结时说:“这次出国到日本演出,从北京请了个“百搭”来了,(那个时候麻将盛行,在麻将中有个“百搭”).所以梅先生半开玩笑说高庆奎是“百搭”。
  梅剧团回国后,大家都知道梅先生这次去日本除了梅先生还就红了一位扫边老生高庆奎。
  帮助高庆奎成名的那就是刘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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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宝罗
帮助高庆奎成名的那是刘鸿声
       起初高庆奎在刘鸿声的班子里当扫边老生,扮演三、四路的扫边老生,由于高的演戏认真,刘鸿声非常器重他,一出《辕门斩子》高庆奎扮杨宗保,原本这个角色是由二、三路小生来扮演,就因为刘鸿声的调门高,一般的小生嗓子唱不上去。所以商量叫高去扮演,不须用力的大嗓演出,也很好的效果,可是在表演上就与众不同了:
  问焦孟帅父可曾升帐?是喜在那里还是恼在那里? 孟良说:“他恼在那里?”宗保惊介(白)“他恼在那里,代我转去焦赞,说:“大丈夫只有向前哪有后退之理,我二人在此也无事,二哥你给他报门。。。。。。把宗保捆在下场门的台边。上佘太君,当杨宗保看见奶奶佘太君时真有想把头伸到太君怀里一样。那就是孙子看奶奶的样子,当见到八贤王时,因为宗保要管八贤王叫舅舅,可是还有君臣之分,哭诉着哀求贤王与他说情的样子,可是看到穆桂英真是一对小夫妻的卿卿我我的样子为此;一出<辕门斩子>他扮个杨宗保的确增色不少。真能够把戏演活了,为此刘鸿声非常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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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屏山》中高庆奎饰石秀
  后来因为刘的高调门,一般二路老生唱着费劲就由三、四路的扫边老生高庆奎代演了。如《斩子》的八贤、《碰碑》的杨六郎、《失空斩》的王平等等,全由高庆奎扮演了。
  一个人要走运了真是城墙大河都挡不住,一个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那些怀才不遇的人,一但碰到了机会,就借这个机会施展才能就走运了。有的人怀才一世,没遇到机会那也没办法,可是机会来了,叫你干什么你都不行那就失去机会了,那时候你埋怨谁也没用。高先生就是这一次机会被他抓住了,从此就由扫边老生一下子挂了头牌。他的这件事给我一辈子的启发。(我这一生就是什么好的机会也没放过)说白了就是卖什么要有什么,唱戏的你要把戏唱好。如果说一个唱戏的,人家来约你,钱你要多少人家都容应你,什么条件都依你可是你戏唱不好,人家仍是不要你的。
  那些怀才不遇的年青人,你不要管走运不走运,你就专心学艺,很可能有好运气“机会”在等着你,是吧?
在北京西珠市口,有个戏院子叫第一舞台,全部都是木结构,这个戏院太大了,三层楼可容纳3000多观众。造的时候也是千方百计设计的,什么“鸡笼顶”,舞台下放多少只大水缸,都是为了音色好些,可是都白费劲声音很差。主要的是那个年代没有扩音设备,为此戏院子造好后没有几个演员去演出的。四大名旦只有一位尚小云先生去演出,可演的都是带点布景的戏。什么《摩登迦女》,《青山剑侠》《虎乳飞仙传》,《三霄怒摆黄河阵》等剧目。比如说谭老、余叔岩、马连良都不去演,像言菊朋想也没想过。当时只有一个刘鸿声能在第一舞台演出,可是没有卖过满坐。如果五六成就不错了,可是它有五成坐,就有华乐园的一个半客满,就有大栅栏、三庆园和广德楼两个客满的客量。
  每次义演都是在第一舞台演出就是因为客量大。在那时代因为电力不足一般都是演日场戏,从中午十二点演到四点半,戏大约可演到五点,如果戏大了,时间长了,台上看不见了,就挂两个气灯(直到30年代高先生每逢星期六、日在华乐演出也是演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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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鑫培大王也退避三舍,怵他一头
         我记得那是1921年7月的一天,刘鸿声在第一舞台演《辕门斩子》,这天上坐也有5、6成,1500人以上,可是天不作美下大雨,都到了两点多钟了,刘鸿声还没来。后来管事的、催戏的、跟包的,打着雨伞在戏院门口等着,很远就看见了一辆黄包车,北京叫洋车,盖着雨棚,到跟前就把雨帘子打开,过来两个人搀他下车,可是刘鸿声的腿脚有毛病,有一条腿不听使唤,一只脚被洋车脚下的毯子绊住了,可自己没有知觉,又下着大雨,一下子就从洋车上滚下来了,面部碰到了便道上,这下子伤得不轻,鼻子也破了,假牙也掉了,满脸都是血。
  等到搀进戏院后,刘鸿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下子大伙都傻了,戏是不能唱了,只能退票。可是当时是经理人主办的,把戏票钱都派用场了,如果退票的话,钱是拿不出来的,怎么办?
      一伙人急的转磨。有个人出了主意,就叫高庆奎代替演出,有人说那怎么行?一个二、三路的演员代替刘老板上去还不叫观众轰下来吗?不行!有人说这样:一方面写张海报放在台口上,就说刘鸿声老板摔伤了,现由他的得意门生高庆奎代演《辕门斩子》,请大家原谅!如果不愿听的现在可以退票,不大会儿把海报贴出去了。正在观众纷纷议论之时,由几个人搀着、架着把刘鸿声由台上走下去,从门口送出,一些观众亲眼看到刘鸿声老板是真的摔伤了,很同情。起先还有几个观众吵着要退票,可是看到刘这个样子,马上就安静下来了。此时叫高庆奎扮戏,可他也怕一上去会被轰下来,此时此刻他心里是怎样想的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临上之前,几个管事都在为他打气。先由穆桂英和杨宗保来个调场,就是为了压压气氛。
  剧情是穆桂英叫杨宗保先回营,穆桂英随后就到。下场就是《辕门斩子》了,这时高也扮好戏了,可是心里也很紧张。过去舞台的大幕是门帘式的,也就是出将入相,门帘下面有条铁条钉着,是为了有大风时不摆动。当杨六郎升帐时“半个牌子”急急风四龙套站门,焦孟上,紧跟着杨六郎上场,可能有些紧张没留神脚下的铁条,差点绊一跤,总算没摔下去,把大家都吓一跳,总算没事。
      写到这要写一点插曲了,刘鸿声是个票友下海的演员,起初又是一个唱花脸的,因为有条嗓子好多人都劝他改唱老生,可他一登台就红了。他灌了几张唱片也都是花脸的唱段。如《探阴山》、《草桥关》、《御果园》、《锁五龙》等,后来灌了几张老生的。可刘鸿声是个残疾人,一条腿不灵,只凭一条嗓子,其它身上很僵,又无表情也不会做戏,可观众非常欢迎他。也就是说“打外不打内”内行人没有说他好的,就连谭鑫培大王也有退避三舍之势,怵他一头。就是因为刘鸿声嗓子好,调门高、气力足。
  谭说他是“一响遮百丑”,既没字,又没味,两只死羊眼睛毫无表情,每句唱都倒字。(当然这样的评论也太夸张了)比如说斩子吧,当唱到:“将父擒马下,这笑。。。。。。”,“笑”字刘鸿声用了嘎调,就把“笑”字唱成了“肖”了。。。。。。这些话高庆奎都记在心里,可当高庆奎唱到这里就把“笑”字仍然平着唱,笑字后面代个“哇”音,哇字唱嘎调,也就是“笑哇。。。。。。”当唱到笑坏了众英豪的英字,高用了一个脑后音的长腔,获得满场彩声,斩子的下半段见穆桂英他加工了不少唱和动作。因此这场戏有很圆满的效果。那时候虽然没什么宣传,可是高庆奎红了,他的红都出意料,说泥沙中掘出个明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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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第一舞台替刘鸿声演《辕门斩子》后,高庆奎的名声是有点大了,可是演戏的机会反而少了,原因是当“扫边”老生自己不情愿了。人家也不好意思再叫他演零零碎碎的角色了,那么陪着好角挂二牌。当时“四大名旦”都有二牌老生,如王凤卿傍梅兰芳、贯大元傍程砚秋、王文元傍荀慧生、张春彦傍尚小云。
  高庆奎只能临时性陪朱琴心或徐碧云,可是戏码又不合适,高先生是唱刘派的,唱谭派唱汪笑侬一派,嗓音又不合适,光唱刘鸿声一派戏路又不宽,没有几出戏。有人鼓励他挂头牌,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北京过去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非常强调一个人的根底,这个演员你再好你不是科班出身,观众总是说你是票友出身。如果这个演员在天桥演过戏,观众就说,唉!天桥的演员。(以前门大街衡量一个演员,街南的演员决不能在街北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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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庆奎和我的关系
         再说说我吧:我从小没念书,六岁就学戏了,七岁登台。因为我当时是小孩子,唱戏也要找小孩子当配角,于是就找北京天桥的科班“群益社”的人协助我(当时我二哥、三哥都在这个科班学戏),演出的地点在天桥东边歌舞台演出,戏演红了。后来这个歌舞台被火烧了,就转到天桥西边吉祥戏院演出。因为该科班是以梆子戏为主,没有唱二黄老生的,我就成了该科班的特约老生。
  我也能“借台演戏”,我七岁到十岁基本上是在这个科班演出,北京各剧院和外县都演过,后来因为军阀混战,世面萧条,几位好老师又相续去世,这个科班老板经营不善,“群益社”解散了,于是我爸爸就在这个科班里挑了几个孩子,连同我大哥、二哥、三哥一起到外埠演出,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张家口、天津一带巡回演出,当时真是走到哪红到哪。
  15岁时我倒嗓了,直到20岁不能演出,那这几年中我除了看戏、抄剧本,学画画和刻章。
  我到21岁嗓音恢复了,去了东北两年,后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唱红了三个月的天蟾舞台,天天客满。这是1940年后的事。
       后来日寇时代很混乱,跟妈妈商量,兵荒马乱的还是暂且回北平深造吧,目标就是想拜高庆奎为师。走出上海一站一站的唱回去,如苏州、镇江、南京等。可是唱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主要是班底太差了,差的简直没法想像。
  比如说我从苏州到镇江,说是镇江剧场其实是一个“草棚棚”,头天打炮戏《武乡侯》,那是我一出成名的戏,可是这里的班底太差了,勉强派了一堂龙套,一堂下手。
  第一场“大帐”,跟我(诸葛亮)的是这堂龙套,可是司马懿出来仍是这堂龙套;一堂下手,跟了马谡、王平,又跟张颌,斩马谡的刀斧手是他们,跟魏延的仍是这四个下手,这都不说了,
  更好笑的是,《武乡侯》第一场:大帐赵云、马岱、马谡、王平“起霸”完了,然后“丞相升帐两厢伺候”,四个龙套站门,我还记得当时一看这四个龙套真是不想上去了:四个龙套,一个是50岁的老头,一个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中年妇女(她是管打水烧水的)头上带着小板巾,小板巾脑后还梳着头,再还有一个是小孩子(因为龙套衣服太长他腰里还系着一根绳子),这些人都不化装,穿着普通的鞋,你说这四个龙套一上站门毕,我这诸葛亮还出的去吗?
  第二天原定的戏码是《打金砖》,未一场要上“28宿”根本没有办法演,只能唱《上天台》一场。
  第三天原定的是《汉献帝》,可是也只能勉强唱《逍遥津》一折了。
     事情怎样会是这样呢?在我去之前,镇江的老板也知道我的戏是占人头的。我的三天打炮戏开出之后,老板们也知道他的班底太差,是无法演出的。他就和南京中央大舞台的老板商量,把南京的班底调到镇江,陪我演出。起初南京方面也答应了,后来因为是分账问题,南京的班底不来了,所以这次演出没有成功。
  我从镇江到南京,那里的班底比镇江好些,可时局不太平另外的麻烦也不少,想想算了还是早点回北平吧。
  到北平后主要是两个目标:1、是拜师,2、是演戏。此时我爸爸己去世了。首先找了李洪春先生,因为李洪春是我哥哥宋遇春的老师,他是老北平了,在京剧界很有些威望。二是找丁永利老师,因为他是我爸爸的同学师兄弟,他们都是永盛和的学生。有这俩位老师帮助,想想没有办不成的事。
       挑个好日了跟李洪春先生去拜高庆奎先生。事先想想送点什么礼?少了我拿不出,多了我拿不起。由李洪春先出主意,送四样东西:香烟、白酒、水果和现大洋四十块。说多也不多,说少也拿得出,总共约100现钱。见面之后高先生非常客气,可是当李洪春说到拜师,没想到高先生一口回绝,原因是:
  1、高的父亲高四保是跟我父亲宋永珍是多年的结拜兄弟,高和我应该是兄弟相称,绝不能师徒论之。
  2、高知道我从小跟雷喜福先生学艺,高庆奎也跟雷先生学过戏,照这么排高庆奎和我又是师兄弟,那时候雷先生还在中华艺校任教。所以高庆奎先生表示:“宝罗弟今后想学什么只要我会的绝不保守,想要什么戏本子只要我有的我都会给他。”
  高坚持以师兄弟相称,话说到这也只能如此,拜师就这样结束了,“师徒”虽然不成立可是“亲传”二字还是能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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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奎大红特红上海滩
        高庆奎也给朱琴心和徐碧云挂过二牌,可是都不长,也不称心,总之,戏路不对。起初选“四大名旦”的时候,原定是选“五大名旦”,有朱琴心,因为朱琴心扮像稍差,嗓子有点沙音,唱“泼辣旦”合适,如演闺门旦就差了些,所以选票不多。而选票不少的有徐碧云,不过他最终没选上“四大名旦”,原因大致是因为:戏路太杂,合适一般观众的胃口,如《绿珠坠楼》他从三张桌子高的布景摔踝子下来,其他人是不可能的。还有的戏就是胡闹了,如后部《玉堂春》、三堂会审刘秉义就太离谱了。也不巧,在大选时徐碧云闹了点“桃色新闻”被关押了三个月,因此大选除名,他离开北平往西北发展了。
       我又把笔岔开了,还是再说高庆奎吧!在1925年也就是民国14年左右,是高先生的艺术和人生道路新的开端,也是从刘派走向高派的起步。这时候京剧已从男女分演渐渐演变到男女合演,高庆奎先傍雪艳琴,在北平和天津春和大戏院演出。
  后来高庆奎傍章遏云,在上海演出。上海从打刘洪声、汪笑侬死后几年没听见过好嗓子的唱工老生了,这次高庆奎在上海演出真是大红特红,尤其是与章遏云合作的《探母》、《红鬃烈马》、《穆柯寨》带《辕门斩子》等几出戏轰动了。
  上海滩的几个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把高庆奎如获至宝。高与章遏云演出期满后,说什么也不肯放高庆奎走,就设法叫高庆奎与周信芳合作,周信芳先生也非常赞同,于是就在丹桂舞台长期合作了三、四年。
  这两位大师一个是高嗓子,一个是哑喉咙,合作的非常和谐,互相搭配、不分主次,周信芳的戏路太广了,高庆奎的根底也好,两个人一拍即合。从此高庆奎演出剧目是突飞猛进。周信芳和高庆奎的合作真是如鱼得水,得到一个人才的帮助,免得一个人为了剧团日夜工作,没结没完的奔命苦干,每天演戏、排戏、想戏、编戏,把嗓子累得一字不出,说句话都快说不出来,仍要上台卖命。有了高庆奎合作,稍稍的动动脑筋就是一出新戏,还很受欢迎,随便翻翻找找旧存的剧本,两个人一研究就是一出很好的剧目,并且效果非常好,大受欢迎。如:
  周信芳旧的剧目《六国封相》仍由周信芳扮苏秦,叫高庆奎扮张仪。
  《卧薪尝胆》由高庆奎扮演勾钱,周信芳演夫差。《七擒孟获》孔明由高庆奎扮演,周信芳配演马岱。
 简单点说:大量的三国戏和春秋列国戏真有唐三千,宋八百的剧目。几张纸是写不完的,占人多的戏如《赤壁之战》、《吞英恨》等。每出戏都须要上百名演员,也有的戏,一台戏只有五六个人就完成了。
  如全本《玉印记》即《硃砂痣》,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一出戏的主次演员只有七个人,可他演的很生动。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高庆奎的戏路达到高峰,在演技上也大有提高,在此同时又结交了唐韵笙、白玉昆和李桂春。高先生的包公戏就是从李桂春处得到启发的,如《铡判官》《铡包勉》《打銮驾》、《鲁斋郎》等剧目。

  高庆奎和李桂春相交甚厚,后来李桂春到北京想叫儿子李少春拜余叔岩为师,此事高庆奎在从中帮了不少忙。
  高先生的包公戏,剧本大都是李桂春的,就是扮相上不是李桂春的。高仍按传统的老扮相。高先生和“活关公”林树森也很好,这对高先生的关公戏也很有帮助。
      后来由林三叔(我管林树森先生叫“三叔”)给高先生介绍久不登台的红净泰斗王鸿寿先生,就是三麻子,高先生还把王鸿寿接到北京给他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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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余叔岩马连良合称京剧“三大贤”
       高庆奎先生从上海回到北京在华乐戏院组班上演重整“庆兴社”与郝寿臣、候喜瑞、李洪春、李春恒、李惠琴、筱翠花等合作。每逢星期六、日,上演几年来风雨无阻,座无虚席。
        高先生与人家合作的精神也是前无仅有的,往往把配角放在第一位,尽量发展人家的长处。比如:
  高先生与郝寿臣老师合作,郝演曹操最出名,世称活曹操。那高庆奎先生就把曹操戏放在主要位子上,如全部《捉放曹》,从刺董卓到斩华雄止,《群英会》带《华容道》、《战宛城》、《青梅煮酒论英雄》、《衣带诏》,一直到《阳平关》,都突出一个曹操。
      高先生与侯喜瑞先生合作,因侯先生演张飞、李逵、马武,他就叫侯演出有张飞的戏,如《打督邮》、《硭荡山》、《古城会》、《收严彦》、《收马超》,直到《造白袍》。
  和李慧琴合作就演《探母》、《红鬃烈马》、《穆柯寨》带《辕门斩子》等
  与筱翠花合作就唱全部《浔阳楼》。从借茶、乌龙院、下书、杀惜、活捉、题诗、装疯、法场到上山止。还有一出戏《翠屏山》筱翠花的潘巧云,高的石秀(杀山耍刀)侯喜瑞反串杨雄。
  全部《战宛城》,筱翠花婶娘、郝的曹操、侯的典韦、高的张绣,是一出珠联璧合的剧目。
高先生上演的剧目多的惊人,几张纸也写不完,常见演的戏不说了,说说他私房戏:
《史可法》《焚绵山》《重耳走国》《亡蜀恨》《黑驴告状》《六国封相》《窃符救赵》《应天球》《硃砂痣》《楚汉争》
《六出祁山》《伍子胥》《八义图》《哭秦庭》《赠祶袍》《龙虎斗》《二子乘舟》《孙庞斗智》《马鞍山》《南北合》
《火牛阵》《打金砖》《薛刚反唐》《徐策》《排王赞》《铁寇图》《煤山恨》
         还有关公戏、包公戏,老的传统戏。真是一下子剧目写不完的.
  高先生在华乐戏园演的戏三年多都没有翻头重,这与他去上海与周信芳大师合作了三四年,在剧目上是一大收获也有直接关系。
  当时京剧界有四大名旦、三大须生之称谓,(“余、高、马”三大贤,后来加上的言菊朋为四大须生)。所以说高先生的上海之行还真是不虚行,话说回来,高先生样样都好就是有一样不大好,高先生吸上了大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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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杂拌”的由来
      高先生从一个扫边三四路的班底演员,发展能成为一个头牌角儿,再发展成一个流派,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可高先生还不那么一帆风顺。有些观众包括名流票友对艺术的爱好不同,这跟一个人的胃口一样,有爱吃甜的、有的爱吃辣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本是件平常事,有的人是真懂艺术,什么是好、什么是差真能说个道道来。可也有一帮人不懂装懂,人云亦云。吹牛拍马顺情说话的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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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莲花》中高庆奎(右)饰刘子忠,高盛麟(左)饰定生
  就因为高先生是综合各个流派之长,容于一身,戏路又宽,黑净、红净戏都演,唱老旦也不错,演什么是什么、扮什么像什么。
  大部分人说是好的,可还有一部分人就不赞成,指的是高先生的艺术太杂了:什么都唱,好像“杂拌”。什么是“杂拌”呢?就是逢年过节有一种小吃,叫杂拌,分成高档的,低档的,低档的杂拌是蚕豆、花生、大酸枣、柿饼、豌豆、糖球、番薯条等什么都有,价格低廉。高档的杂拌有糖藕、莲子、桂元、荔枝、瓜条、核桃仁、奶糖等,那么高庆奎姓高,唱的流派又多,就叫他“高杂拌”。
  杂拌”这一叫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含有贬义成份的。可是这么叫不仅仅流行于票友外行之间,就连内行业在背后也有这么叫的。真是众口难调。
  不过高庆奎老师对人家说他是“杂拌”,高先生也有个态度他说:“有人说我是高杂拌,我也承认,就是因我是唱二、三路班底出身的,过去什么好角、什么派我都见过,我也陪着唱过,谁好我就学谁,这样我的戏路能不杂吗?能够成个杂拌的流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叫由人家去叫,我好自为之。
 下面我讲一讲关于高先生的倒嗓问题。这也是这篇回忆的重点,也是众多网友们最关心、最想知道的问题,也是我几十年来研究如何保护嗓子的专题。可是文学、文化太低写不好,还是那句老话请网友批评指正,作个参考吧!
   关于高庆奎先生倒嗓有这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塌中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劳累------他明知故犯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大意
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大烟
第五个原因是因为:疾病
     另有一种传说是有人陷害他,说他成名后有人嫉恨,用毒药伤害,以致哑嗓,同时也不排除政治打击。有些替军阀、日寇为虎作猖的坏人,设计暗害。可是这种说法没有真凭实据,只不过是猜想怀疑不能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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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奎先生“塌中”
        一个演员或歌唱家是以嗓子生活的,男生从15、6岁至20几岁的都要“倒仓”,就是发育从小孩子的声音转变成大人的声音,小时候差不多都是好嗓子,“倒仓”后就不一定了,可能变的比小时候还好,有的也许就倒不过来。如果说小时候不怎么劳累,很快就会恢复,如果说太劳累,从变声到复原要经过很长的日期。我自己“倒仓”就“倒”了5年才恢复。甚至有人一辈子好不了的,也大有人在,就是倒过来了,还要好好的锻炼,用功,所以一个演员有条好嗓子,是来之不易的,马虎不得。
  什么叫“塌中”呢?就是一个人到了中年过四十后他的体力下降了,同时他的嗓音也不如从前了,调门会慢慢的从乙字调、正工调、六字调一直到扒字调,有的到了扒扒调。
  杨宝森先生就是例子。他晚年(50岁左右)只能唱扒扒调了(杨宝忠先生是拉高调门的,为此经常不愉快)高音根本上不去了,叫小番时常上不去。
  人一过中年,不光是唱工演员的嗓音会下降,就是演武戏的,翻跟斗的年过四十慢慢的也翻不动了。运动员也是如此,比如跳高的、长跑的、足球等等,年过30年称为“老将”了。大部分就去当教练、教师去了。这是自然发展必径路。
  总之高先生的倒嗓“塌中”是第一位,接下去用较多的篇幅讲的其它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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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中年失嗓的第2个原因
         作为老生三大贤的高庆奎,舞台生命却是那么的很短暂,第二个原因是劳累所致。
  一个人的体力就这么多,决不能过量的使用,不然要闯祸的,比如说一个人一顿饭只能吃一碗米饭,今天有点好菜你一顿就吃三碗饭,那肚子受的了吗?一个举重的运动员,他能举120公斤,今天又加了半公斤他就可能举不起来了。高先生仗着嗓子好,观众欢迎他,一上台就拼命,都是从头到尾的大戏。
  比如说高先生在1934年的春节,日夜两场演的都是全部《探母》,夜戏唱完了还去唱个堂会《辕门斩子》,你想,一条嗓子是肉长的经得住这样累吧?
高先生演戏太累了,他就抽大烟,用大烟来提精神,试想这样一个年近中年的人长期以往受的了吗?
  他的倒嗓是他明知故犯的后果。
  高先生曾给我们几个学生都说过,周信芳大师的嗓子是怎么坏的,怎么成了哑喉咙?高先生当时的叙说是这样的:
  周信芳大师从倒过嗓后,20岁左右的周信芳原本有一条宽、亮、高音的好嗓子。如《探母》、《斩子》等戏他都能唱,自从成名后,担任了上海丹桂剧院、新舞台等处的后台老板,周信芳是第一块牌子,领导着上百人的剧团,他即是剧团老板又是主演,每天要上台演戏,演的节目大部分是以他为主。周信芳日夜演戏,戏演完了排戏,还要动脑子编戏。到底是一个人那,有时候嗓子哑了,哑了也要唱,有时候唱不出来,他就用力气,嘴里和丹田的气力补救。就这样他的嗓子就成了哑喉咙,用表情来弥补不足之处。后来发展成为流派“麒派”。
     也有些演员如徐鸿培、杨宝童等人,原来是很好嗓子的演员,因为要学“麒派”硬把嗓子憋哑了,学“麒派”这是不可取的。
  高先生明明知道如何用自己的嗓子,可他唱红了之后,观众越欢迎,他是越来劲,一到台上就拼命,这样天长日久能不出毛病吗、劳累过度所致可能是他倒嗓子的一个重大原因。凡是好的说评书的演员没有一个好嗓子的,可他们吐字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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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失嗓原因之三:大意
         现在说高庞大奎先生失嗓的第三个原因:他太大意了。
  先说一下高庆奎先生的爱好:他是班底演员出身,苦日子过惯了,成名后对生活上仍很随便,对吃、穿都很马虎,生活不讲究。就是抽大烟,吸香烟的开销。酒也不大喝,家庭上夫妻生活也不大和谐,高先生的老爱人也抽大烟,经常爱唠叨。高先生从来就是不爱多说话的,他除了唱戏外,爱去大栅栏、天蕙斋鼻烟铺闲聊聊,他喜欢听京韵大鼓,最爱听一“刘二白”的唱段,刘是刘宝全,二白是白云鹏、白凤鸣,从他们的大鼓艺术中也吸收不少技巧,除此之外别无爱好。
     那是1935年的夏天高庆奎先生在华乐戏院演《失空斩》,演完了也就是四点半,几个朋友约他去中南海的丰泽园(分园)吃饭,因为天太热,中南海有个游泳池,在吃饭前去游泳池洗澡“泡泡”。可没想到他刚唱完了一出大戏,嗓子里热的被冷水一泡、一击,把嗓子给拍哑了,这一下子有两三个月嗓子不好,只能唱唱没有高腔的戏,如《呑吴恨》,《连营寨》、《浔阳楼》、《四平洞》???等,但是还是不能累,唱工戏都不能动,就是这样唱唱停停好几个月。可是不唱不行,怎么办?只能依靠大烟了。今天戏码重他多抽点大烟、明天戏轻他也抽点大烟、今天天气好他多抽点大烟、明天阴天下雨他多也抽点大烟。就这样烟瘾是越来越大,身体是越来越差,嗓子是一天比一天差。
  1936年冬季一天,在华乐戏院演全部《浔阳楼》从《乌龙院》起《刘唐下书》,《坐楼刺惜》,《李逵夺鱼》,《浔阳楼题诗》,《装疯招供》到《劫法场》,戏虽然很重,可大半出都是四平调,只有提诗和装疯有点西皮倒板、原板。他可以放心大胆的演出,在扮戏的时候他还试试嗓子,也就是在后台咦。。。。。。呵。。。。。。,还可以放心的唱了。
       这一天的戏我也去了,是李慧琴的阎婆媳、茹富惠的张文远、侯喜瑞的李逵、李洪春的戴宗。这天满座,离开场还有十来分钟,突然来了几个警察问:高世泰在那里?高世泰是高庆奎的三儿子。问是怎么回事?警察说高世泰养了一只大狼狗没锁好,跑了出来把一个姑娘给咬伤了,伤的很重现在在医院里,找高世泰了解这件事。一定要带走人等等。其实这点事没什么要紧,最多就是给点医药费,狗怎么处理?可是几个警察一来到后,大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大事,当时也乱了一阵子。高先生知道是儿子高世泰闯的祸,当然也生气,眼看着儿子当着大众被警察带走,也难阻止又急又气。这时候台上的《乌龙院》的第一场张文远和阎惜姣下场,场面上打鼓的打堂鼓咚咚咚台。后台说“大爷退堂了”,宋江内白:“列位少陪了”,小锣上,唱“四平调”可是后台人说太爷退堂了,后该宋江说话了,可是高先生干张嘴没声音,“列位少陪了”,谁都没听见,原本这句台词说完了,就有掌声了可观众没听见当然掌声也没有了。那么就小锣打上,开唱四平调,唱——大老爷打鼓退了堂,衙前来了我宋江。可是根本就唱不声音来了,干张嘴就是无声电影,这一下观众虽然没大乱,简直是都在纷纷议论。
     因为多少年来先生也有一定的声望,这次哑嗓也是第一次遇见的,全场观众都为高先生着急,没有一个人退票的,高先生就这样坚持演到杀惜。他实在演不下去了,高先生把髯口摘下来了,向大家拱拱手,很想说几句话,可是没有声音,意思就是我嗓子坏了唱不下去请大家原谅!你们到票房退票去,可是观众都是依依不舍的,没有一个人去退票。可见高先生的人缘好到什么程度了。后来通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中外医生的诊断,他患的是“咽喉癌”也就是说声带坏了,不能张开闭拢,声音发不出来了,说话还有一点点沙哑的声音,不过是很费力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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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文不进的日子,大烟也还是要抽的
        大烟的害处也是高庆奎先生失嗓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先生的一生,艺术生命太短了,从学刘派到成高派是从1926年挂头牌到1936年,只不过是短短的十年,既没有什么存钱更没有什么财产,几件行头(戏衣)也不是值钱的东西。倒嗓之后治病要自己花钱,高先生在分文不进的岁月里,大烟总是非吸不可的。从“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手里物资特别紧张,每个居民凭“良民证”能购买五斤米、五斤面、小米和棒子面也是五斤还要排队,有一种粮食叫“混合粉”,就是从棒子小米皮、米糠中研成细粉,拿它来做窝窝头或贴饼子,一锅白菜汤泡着吃。这个东西要乘热吃,一冷了就跟石头一样的硬,咬也咬不动,有的人吃了拉不出屎来。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切成小方块和着菜煮在一起,老年人、小孩子吃了都消化不了,肉就更看不见了。
        高先生在这个时期走到穷困僚倒、贫病交加的一步。后来被中华戏校聘请当老师,每月工资也不满100元,那时世道很不太平,物价日日变样,他最低的伙食都不够用,可他还要抽大烟,在戏校教李和曾时,他小声唱也唱不出声,就放唱片给李和曾听,他教姑爷李盛藻也是这样教法;对我从来没有“口传心授”过,好在我过去他的演出我看的多了,多少有些基础。
  就在这个时候他那位叮叮当当的老伴也去世了,高先生有四个儿子,老大不是演员、老二就是高盛麟(关于他的情况我后面还会再写一些),三子高世泰是演一般演员,四子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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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麟出科后就在父亲的“庆兴社”演出。后来因高先生哑嗓,盛麟另殖雎罚鹜钒爬さ胰⑺穆放迫ド虾Q莩觥:罄淳土粼谏虾A耍鸪趸辜牡闱职郑蛭高庆奎在戏校任教(有了工作和收入)他就不寄钱了。
  高先生此时的生活是很惨的,每天抱病去戏校报到,吃饭在学校吃,每逢星期天在家不是吃点泡饭就是煮点挂面浇点酱油,如果说天气不好就一天不起来,看着烟灯发呆。
  我从上海回到北京,近一整年没唱戏,那时候我也是个穷光蛋,也没多余的钱给他用,每逢星期天下午到他家看看,配给的白面粉、弄点猪肉、白菜包子或烙几张饼,买点酱肉送去。有一次闹个大笑话,我送去的生饺子在小炉子上煮好了,可我没带醋去,高先生家里醋也没有,离他家不远处就有酱油铺,高先生想叫我去打点醋,可那天我身上也没带钱,他也拿不出打醋钱,最后我们吃了顿没醋的饺子。
高先生在这个时期陆续给了我十多个戏本子,有:《五台山》(五郎出家),《善宝庄》、《庄子煽坟》、全本《马鞍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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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名伶须生泰斗高派宗师就这样去了
       高庆奎先生中年失嗓被迫告别舞台,我经常去高宅看望高先生,期间他陆续给了我十多个本子,比如《五台山》、(五郎出家)《善宝庄》、《庄子煽坟》、全本《马鞍山》、《斩红袍》、全本《龙虎斗》、《打督邮》、《收严彦》、《雍良关》、《黑松林刺潘洪》等。这其中有几出是我当年第二次去上海唱红的剧目。
  高先生每次给我的剧本,我都很快的抄写下来,再把原稿还给他,我这么做高先生也很高兴。
高先生有一出名剧《赠祶袍》,是他和郝寿臣合作的一出好戏,比《哭泰庭》的影响大多了,有一回我说起想要这个剧本,当我提出来后,高先生说“好的,等我找出来给你”,不过事情过了几个星期他也不提起,我自然也不勉强。
  忽然有一天,高先生对我说《赠祶袍》的本子找出来了,说着他就给我了,我太高兴了,就说“谢谢先生!我抄下来就还给您”。高先生说“算了我也用不着了,你拿去吧!”。高先生说不用抄了,我也就不抄了。
  这本《赠祶袍》我拿回去之后放好,就一直没打开看过,等到1942年春天去上海更新演出,当时签的合同期限有三个月,我要准备戏码了,我当时想《哭秦庭》我在上海天蟾演过了,这回想考虑换一出高派名剧上演,于是就想到了《赠祶袍》,当我把包着的剧本《赠祶袍》打开一看,当时我傻眼了:怎么这个剧本只有一半?后半本是重点,“赠祶袍,吃草”两场没有,怎么当时没看呢?唉!很扫兴。
       这件事过了13年,在1955年我在北京与李万春合作,李和曾请我吃饭,席间偶然讲起了这件事,当时和曾把手一拍,说:“后半本在我那呢!”
  真没想到一出戏的戏本子给了二个人,后来我把前半本给了李和曾,他把后半本给了我。
  和曾很快就在北京剧院上演了《赠祶袍》;
  可我回到南方以后,一直找不到能演《赠祶袍》中“花脸”的搭挡,所以直到现在,《赠祶袍》我都没演过。
  高先生是在1942年夏天去世的,当时我正在上海,虽然寄了钱过去,可也无济于事。高先生身后萧条,棺材是梨园公会的,埋在城南“松柏庵梨园义地”。一代名伶,须生泰斗、高派大师,就这样结局了。
  后来高盛麟曾说过:爸爸如果活到解放那有多好哇!一定能把大烟忘掉!可惜!
  ——可惜! 
  大烟!这个亡国害人的东西太遭人恨了,据我知道的南北著名演员就害了多少!解放后50年的“三禁”取缔“烟、赌、娼”,真是大快人心,功德无量!
  高先生去世了,因为他艺术的巅峰时期非常的短暂,所以他没有留下什么遣产,留下的只有大量的剧本,但不知流落到谁的手中。李和曾不可能,他很早去了延安;李宗义也不可能,因为宗义有很多高派的戏不演的;很有可能是姑婿李盛藻保留了。可李盛藻也去世了,那么是谁承受了这份遣产了呢?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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