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科后擅演《后朱砂》(曹翠娥)、《樊梨花》(樊梨花)、《白水滩》(徐凤珠)、《泗州城》(水母)、《沉香扇》(蔡兰英)、《华丽缘》(孟丽君)、《玉蜻蜓》(王志贞)、《十美图》(严兰贞)、《龙凤锁》(金凤)、《倭袍》(刁刘氏)、《贵妃醉酒》(杨玉环)等。
在《后朱砂》中饰巾帼英雄曹翠娥，与敌将金圈圈开打场面，她运用火爆激烈的战斗情绪，迅疾利落的武打动作，以表达出这位古代女将勇敢刚猛的性格。特别是演到她将中箭负伤的丈夫用左臂挟起时所唱的那段“梅花二凡”，曲调起伏跌宕，感情悲愤激越，气氛惊心动魄，犹如千丈瀑布奔腾而下，震颤着观众的心弦。
以饰《马寡妇开店》中马寡妇最负盛名，每演每满。表演细腻贴切，演谁像谁。唱腔学施银花，珠喉莺声，清丽甜美，行腔委婉动听，唱[四工调]轻松活泼、流畅悦耳、感情丰富；唱[清板]时更是字字清晰，声情并茂。
筱丹桂与糖炒栗子
老上海都知道新长发糖炒栗子。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它就崭露头角。原店主叫徐甫生，他自幼走街穿巷，以卖荸荠小水果为生，后在陈家浜(现成都北路北京西路口)摆个水果摊，那时水果摊很多，生意不佳，徐氏有位好友叫裴正荣，在钱庄里工作，手里有点积蓄，愿借贷一些资本给徐氏，并提醒他道：“上海人爱吃糖炒栗子，你可以做栗子生意。后徐氏凑足一千元大洋本钱，租借成都北路682号开一家水果店，为了图吉利，同裴氏商量，招牌取“新长发”，经营糖炒栗子和其它水果。三年后，徐氏生意较好，1938年又在成都北路3号、延安中路口开设新长发南号。老板去世后，由他三个儿掌管，老大专管水果批发，老二专向北方采办栗子，老三则督制糖炒栗子。早在40年代初，新长发糖炒栗子在上海已有名声，当时炒栗在店门口放一大铁锅，栗子以特种黄沙炒伴加白糖，再佐以生油合炒，栗子吃口香糯，别有风味。第三个儿子人家叫他三老板，做生意门槛较精，每逢到旧上海民营广播电台播唱越剧特别节目，在为德本善堂作义播募捐时，三老板就在店门口，开着无线电收音机吸引顾客，当时越剧界的筱丹桂最喜欢吃糖炒栗子，每逢她到电台，筱丹桂就要问，新长发糖炒栗子送来没有，经她一说，新长发三老板马上派人送去刚炒好的糖炒栗子，无形中替新长发做了义务广告，因此新长发的糖炒栗子出了名。三老板有个朋友住在大通路(现大田路)培德里，他常去电台，途中必经陈家浜新长发门口，三老板托这位朋友，坐黄包车将糖炒栗子送交筱丹桂及众演员。
筱丹桂之死
话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越剧名伶筱丹桂在家中吞服“来苏尔”含恨而死，时年才27岁。据我所知，来苏尔绝非人们用来自杀的首选物品，因为它只是一般的医用消毒水，非大量饮用不会致人死亡，且其气味也十分难闻。可见，筱丹桂当时是去意已决，犹如她死前写下的八个大字“做人难，难做人，死了。”
27岁的青春年华，享有“三花不如一娟，一娟不如一桂”盛誉的越剧名旦，究竟遭遇什么？何以如此惨烈？以至非要用死亡来表达对人生的绝望。说来让现在的人们扼腕痛惜，事情的起因仅仅只是一桩捕风捉影的绯闻。绯闻就绯闻，但当时的筱丹桂根本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演艺界竟然还是，非桃色不能染红前程，非绯闻不能成就名星。而且，当时筱丹桂遭遇的所谓绯闻，差不多还是一个叫人肃然起敬的动人故事。1947年10月5日，筱丹桂独自去上海大华戏院看电影，恰遇自己剧团的导演冷山，两人情投意合，交谈多时。当然，此情此意大多应是越剧之情，艺术之意。而据时下央视戏剧频道热播的《越剧百年》介绍，当时筱丹桂正在排演的一个剧目中，有一个幅度很大的跳跃动作，导演冷山恐其跌倒，常用手托扶。这让坐在台下的戏院老板，也是强占筱丹桂为妻的张春帆醋意大发，诬蔑其与冷山有染。并开始折磨她，多次当众辱骂她。仅八天后，筱丹桂就饮恨而死。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还有二位有着与筱丹桂同样遭遇的名星，一位是越剧“闪电小生”马樟花，另一位则是更加有名的阮玲玉以及她留下的那句遗言——人言可畏。
我作此文的目的并非为了表达我对这三位女性的怜香惜玉之意，而是关于筱丹桂死后的一些事情。
一是，就在筱丹桂死后不久，在袁雪芬等越剧姐妹的强烈抗议下，迫害筱丹桂之死的张春帆被逮捕，罪名是涉嫌教唆筱丹桂自杀，但旋即又被无罪释放。应当说，在民国时期，尤其象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国的法律并非一片空白，甚至不比当今的法治逊色多少。比如阮玲玉之死，也曾有一场官司之因，阮的第一任男人张达民为了报复阮的移情别恋，将她及她的第二任男人唐季珊告上法庭，理由竟然是早年阮与她妈在张家做佣人时，偷了他家的许多财物，现在还把当年偷来的东西给了唐季珊。如从现在的法律条文看，这二起诉讼的罪名均不能成立。第一起，张春帆对筱丹桂的死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教唆或者甚至言语促使自杀似乎不应是法律之罪，而是道德之罪。因此，这只能是一场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诉讼（当然，如果说是诽谤罪或许还能成立，因为张春帆曾多次当众诬蔑辱骂筱丹桂）；第二起，即使确有证据表明阮玲玉当年偷了张达民家的财物，但偷窃罪并非量刑很重的犯罪，十年过去，也应该过了诉讼时效。至于唐季珊则更是无辜——因为法律同样认定这类案件是不知情者无罪，阮玲玉毕竟跟张达民以夫妻名义同居多年，谁知这些财物是分给她的还是送给她的？至多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退还而已。
由此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低层民众尤其是妇女的基本权益同样不曾得到过有效的保护：国家机器不能保护他们，良知不能保护他们，法律也不能。法律不能保护社会弱者的原因到并不完全因为法律的无能或过错，因为法律有法律的逻辑。而真正能保护民众权益的只有那部法律之上的法律即宪法，以及全社会对宪法的无条件服从与执行。否则，这样的社会只能是非正派社会，而非正派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为个体的人从来没有独立的人的权利与尊严——这一点甚至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尽管这个社会不乏正义感与同情心，不乏强硬的政府与完备的法律。但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只有二种生存状态，要么耀武扬威，要么苟且偷安。
“正派社会”是美国学者马格利特提出的一个观点，其《正派社会》一书被誉为自罗尔斯《正义论》问世以来最重要的一部社会正义著作。
罗尔斯强调的是正义即公正，那是在一个经济分配和基本权利问题特别迫切的年代。而马格利特提出不羞辱和尊重公民的概念，则是在一个社会接纳和排斥问题屡屡困扰人们的年代。这两类问题往往会同时存在、同样紧迫。长期以来，社会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弱者的生存困境，尤其是他们不能得到满足的生活需要。社会批评对社会弱者生活需要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物质伤害方面，如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窘困，物品和资源分配的不公，身体受到的伤害(健康、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等等。社会批评当然也会涉及社会弱者所受到的心理感情伤害，如歧视、排斥、精神痛苦、绝望等等。但是，无论就发生次序还是严重性而言，心理伤害往往被当作从属于物质伤害的第二性伤害。这种社会批评的基本逻辑是，只要物质伤害的问题得到解决，心理感情伤害也就迎刃而解。而且，如果一个人有机会改善生存物质处境，但必须付出心理感情的代价，那么这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果受害者拒绝付出这种代价，那他就必须为他自己的生活困境负责。（引自《徐贲《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而马格利特坚持的正派社会，就是要全面地重视物质和心理这两方面的制度性伤害，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帮助社会弱者，而且更有助于在一般人际关系中形成一种与好社会相称的社会伦理规范。筱丹桂之死恰好印证了心理伤害如何比物质伤害更能致人死地。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马格利特把羞辱定义为，“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它使一个人有恰当的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并强调这个“理由”对受害人来说不一定是具体的现实的切身感受的，而是制度性的。几千年来形成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贞操节烈以及现代社会的所谓毛泽东思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家利益、三个代表等等的货色都将成为羞辱个体的理由。羞辱之所以是一种伤害，是因为羞辱不把人当人，“羞辱把一个人从人类共同体中革除，使一个人失去了(对自己生存的)基本把持。”因此说，筱丹桂并非死于被迫害，而是死于被羞辱。或者说，迫害的理由源于羞辱的理由，而在非正派社会，羞辱竟然还是一个正派的理由。同样，筱丹桂应该有可能回避或挣脱张春帆这个具体的迫害者，却不能抗拒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羞辱，除了自杀。
第二个要说的是，四年以后，即1951年10月，那个曾经迫害筱丹桂的张春帆被上海市军管委以反革命恶霸罪判处死刑。据史料记载，张被处死的另外二个原因是其在解放后还犯下“窝藏包庇”罪与“造谣破坏”罪。但更多的原因应是张在上海戏剧界所犯下的种种恶行，袁雪芬等越剧姐妹的强烈呼声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回应——在一个不是正派社会的社会里，低层的人们只能祈求神灵，祈求象神灵一样的大救星毛主席为民众伸张正义、祛除邪恶、带来福祉。就象当时的人们所深情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我因此想说明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共产主义理论、共产党政权完全有它的历史正当性与合理性（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低层民众要翻身得解放，要扬眉吐气，应该没有比革命更好的出路。因为所谓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羞辱另一部分人。因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或者更长时间里，中国的革命在继续，羞辱与被羞辱在轮换更替，袁雪芬们似乎应该毫无悬念地接受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在各种“理由”下“罪有应得”或遭遇不幸的不仅只是张春帆，更有数以千计的筱丹桂，甚至整个越剧剧种的濒临灭绝。
我不能说，在中国，一切自杀皆因为被羞辱，但多数是。学生自杀因为被分数羞辱；无产者自杀因为被金钱羞辱；唐福珍们自杀因为被强权羞辱；农村妇女自杀因为被贫穷羞辱；外地民工自杀因为被城市羞辱。在马格利特看来，一个社会最大的羞辱当是制度性羞辱，即由“体制性势利”造成的，(体制性)势利不断营造一种“自己人”集团，把“其他人”从某个优越的范围中排除出去。但马格利特同时又指出，羞辱是一种针对人性的伤害，它因此与我们每个人有关。动物可以对人作肉体伤害，但不可能作羞辱这种伤害。而且，只有人才能感觉到羞辱这种伤害。动物可以感觉到肉体伤害，但不会感觉羞辱。羞辱不断在从反面提醒我们，人不是动物，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在最极端处境下也有无法完全泯灭的人性。
正派社会是一种比正义社会相对低调的社会理想，但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这个理想始终是那样地遥不可及，从筱丹桂到唐福珍：我并不要求你给我太多的尊严，我只要求你不要伤害我最后的尊严！
筱丹桂事件：在公共媒体中登场 1947年10月13日，《山河恋》演出结束不到一个月，“十姐妹”之一的筱丹桂在家中饮药自尽，令沪人震惊不已。筱丹桂来自嵊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8岁被卖做童养媳，10岁进入女子越剧科班高升舞台学戏。凭借勤奋和天赋，筱丹桂在学戏时就已经出人头地，学徒期满即开始挂头牌。1930年代，她与高升舞台走遍了整个浙江，也给上海观众留下了不错的印象。1938年初，她与高升舞台在“孤岛”上海的演出引起了轰动。
高升舞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子科班，班主裘广贤也是嵊县人，是一位纪律严明的家长，人称“笃牌班长”。裘广贤对徒弟们的训诫可以用他的两句口头禅概括：“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他不仅为学员们请来最好的师父，让她们在唱做念打等各方面都接受严格的训练，而且坚决地守护着女孩子们的道德与贞操。裘广贤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禁止班里的女孩子与异性交往，甚至专门请了一位女管家监督她们的日常起居。当戏班在杭州、上海等城市巡演时，他总是把这些女孩子看得牢牢的，不准她们与当地的观众交往，以免被金钱、性和腐败的城市生活所诱惑。上海滩十里洋场，尤其令他担忧。1939年，高升舞台在上海成功演出了8个月后，裘广贤在女子嵊县戏当红之际，毅然决定带班离开上海。他认识到自己再严厉，也已经阻止不了班里的女孩子成为都市大众娱乐业的明星了——她们因被公众当作了欲望的对象而走红，但这也是她们自己选择的命运。裘广贤常用打“满堂红”办法来训诫女孩子们，只要一个女孩犯了错，所有女孩都跟着挨打。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女孩子们悄悄溜出宿舍，或背着他接受礼物。裘广贤管束不了女孩子们的行为，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于是便带领戏班回到了浙东，在宁波、绍兴和嵊县等地演出。491940年，裘广贤退休并解散了高升舞台。张春帆便乘机将筱丹桂和高升舞台其他几位台柱请去了上海。筱丹桂重返上海后，迅速走红，成为沪上最耀眼的越剧明星之一。起初，筱丹桂和同伴们都住在她们演出的浙东大戏院的后台，但不久后，筱丹桂就与张春帆有了性关系，独自搬到了楼上，与张春帆及其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筱丹桂自杀前，与张春帆已经同居了6年。
筱丹桂事件的被告张春帆也是嵊县人，1930年来到上海，在一家丝厂工作，后来成为两家小丝厂的经理。1940年初，张春帆眼见女子嵊县戏在上海日趋繁盛，便决定在这方面投资，碰碰运气。他组织了以筱丹桂挂头牌的班子，在浙东大戏院演出，在几年里赚了一大笔钱。张春帆也算是一方能人，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既有贪婪、盛气凌人、控制欲强的一面，又有对朋友慷慨、豪爽、乐于助人的一面。张春帆文化程度不高，靠自己的打拼起家。他占地为王，身边聚集了一帮小兄弟，可以随时为他大打出手；他组建了越剧雇主工会，自任会长。张春帆以他的铁腕作风，凭着越剧界和嵊县同乡会的关系网络，使自己成为越剧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起初，筱丹桂之死似乎不过是又一起轰动一时的女伶自杀事件。1947年10月14日——筱丹桂死后第二天，停放着她尸体的乐园殡仪馆成了公众关注的中心——12年前阮玲玉的葬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报纸头条充斥着关于筱丹桂自杀的报道，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向乐园殡仪馆。新闻媒体急于指出两位著名女演员相隔12年的悲剧事件的相似之处，10月15日《大公报》报道称：
全沪的越剧红星，都已到殡仪馆去祭奠，只有姚水娟在香港没有来。这次筱丹桂死后的情形，不亚于以前电影女星阮玲玉，颇为轰动社会，所以警局也很注意这件案子，正在调查她自杀的原因。
然而，主流报纸并不想把“筱丹桂之死”当作桃色新闻或性丑闻来报道，人们所不齿的黄色小报当年就是这样大肆渲染阮玲玉事件的。对于筱丹桂自杀的原因，《大公报》努力想给读者提供一个解释，很快就提出了三点猜测：第一，筱丹桂在生意中赔了钱，债务高达400万元；这是一笔巨额债务，尤其因为她自己在舞台搭档徐玉兰离开浙东后退出舞台的情况之下，更显得不堪负担。第二，在最近的《山河恋》筹款义演中，筱丹桂感到观众对她的反应不如其他一些女演员，这使她感到灰心。第三，报道隐晦地暗示，她在家庭生活中遇到了麻烦。《大公报》的说法极有可能受到了与筱丹桂、张春帆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影响。
但是，10月16日筱丹桂葬礼这天，事态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筱丹桂身后留下的越剧“九姐妹”指控说，是张春帆的虐待导致了筱丹桂的自杀。利用她们作为大众偶像的力量，越剧女伶们自导自演了一出社会剧，将张春帆送上了公众舆论的被告席。当天，全市越剧戏院全部取消了既定的演出，以示对死去的筱丹桂的纪念。众多越剧女伶参加了葬礼，她们本身成了戏迷和公众的主要观看对象。大约两万名越剧戏迷和上海市民再一次涌进了殡仪馆，有好几百人冲进葬礼大厅，一些家具被损坏，筱丹桂的一幅遗像也在混乱中不见了。
媒体报道很快对九位女演员及其对张春帆的控告做出了回应，“死者九姊妹”成了正在大众媒体中上演的社会情节剧的主角。《大公报》报道：
张春帆目下已成众矢之的，九姊妹昨天已在会议，要求全上海越剧界将来都不与他合作，把他逐出越剧界。那家国泰剧院是筱丹桂生前私蓄顶进的，不许他过问，由越剧联谊会和她们来管理，作为筱丹桂的坟墓和每年的祭礼费用，并把剩下的钱，交她的家属[指她在嵊县的娘家]做生活费用。据记者向警局方面探得，警局还要传张春帆去询问，以明筱丹桂的自杀真相。
10月18日，《申报》以《筱伶遗产廿一万万，越剧界澄清两点——自杀非经济困难，生前无暧昧情事》为题对相关事宜做了报道。报道称，“彼等将根据此两点，继续向张春帆交涉，并再向外界呼吁主持正义，俾明筱伶自杀真相”。在女演员们的要求下，张春帆向充当调停人的黄金荣——上海滩显赫的青帮老大，他的儿媳是筱丹桂的过房娘——交了一份筱丹桂遗留物品和财产清单。与此同时，这则报道称，“九姐妹”正准备为筱丹桂举办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并很快就要把筱丹桂自杀的故事搬上越剧舞台，这有可能会在公众中引发另一轮轰动。事实上，不止一家越剧团上演了《筱丹桂之死》的故事。不仅是越剧，筱丹桂之死很快成了评弹、沪剧等其他多种演艺形式的题材。
10月20日，《大公报》登载了对筱丹桂的导演冷山的采访，因为张春帆指责冷山为筱丹桂的勾引者，是筱丹桂自杀的罪魁祸首。在采访中，冷山以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说他是接受了话剧界朋友的建议，才加入筱丹桂的剧团帮助她进行越剧改革。冷山告诉记者，筱丹桂与剧团里的大部分女演员不同，她作风正派，行事严谨，对现代艺术孜孜以求；而他与筱丹桂之间的关系只是导演与主要演员的关系，或者说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冷山解释说，看电影和讨论演技是筱丹桂为现身银幕的目标所做准备的一部分。1947年10月7日晚，冷山和筱丹桂原打算一起去看一部好莱坞电影，因为到影院时时间还早，两人便散了会儿步，讨论演技，他们的讨论太专注以致错过了看电影的时间。第二天上午，张春帆把冷山叫到住所，要他说出昨晚的真相。冷山告诉记者，为澄清事实他发了誓，想给自己与筱丹桂的纯洁友谊做一次郑重表白。“这由衷的誓言，却未能博取一个嫉恨者的怜恤，而终至于使一个弱女子萌短见，我感到惋惜与悲痛。”其他报纸也报道了张春帆毫无根据的嫉妒以及随后对筱丹桂的虐待，人们大都相信，这才是最终导致筱丹桂自杀的真正原因。此时，在公众眼里，张春帆已经成了罪人。
就在对筱丹桂悲情自杀的演绎在戏剧舞台和社会舞台上逐渐展开之时，警察局也采取行动，以“筱丹桂自杀案主要嫌疑人”为名将张春帆带走询问。10月31日，多家报纸节录了张春帆在警察局拘留所写下的冗长的自辩书。张春帆描述了筱丹桂与冷山之间几近确立的私通关系，把冷山说得很不道德，而筱丹桂则是个糊涂女人，如果不是他的忠告，筱丹桂就会被冷山引诱。但是，张春帆的辩护并未能奏效。同日，警察局经过十多天侦讯后，“认张有教唆自杀嫌疑”“将张提出”，戴上手铐押送地检处。警察局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筱丹桂自杀后，警局为了整饬法纪，安定人心，与使得案情真相大白起见，所以要传张春帆进局讯问。”这位警官称张春帆的罪证确凿——筱丹桂曾一再向他表明自己是清白的，他非但不相信，反而继续虐待她。警察推断，甚至有可能是张春帆唆使筱丹桂自杀的。11月5日，地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检察官指控张春帆教唆筱丹桂自杀。
开始时，因为公众早都认定张春帆是有罪的，各报对庭审的报道与先前的“媒体审判”非常相似——讲述的是一样的故事，连证人都一样。《申报》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袁雪芬自称系局外人，惟因筱死得太惨，故以结拜姊妹关系，请求法院申冤。”报道还配有两幅照片，版面的右方靠边位置的是身着长袍的张春帆垂头丧气，在警卫的押送下走进法庭；左边更靠中心的位置则是穿着朴素旗袍的袁雪芬，面带微笑，站在法庭前，面对记者，背景里是穿西装戴眼镜的冷山。两张照片之间的对比非常有意思，把冷山年轻的西式知识分子形象与年岁稍长的张春帆身着传统中式长袍的形象放在一起，而在前方的是面带微笑的、自信的袁雪芬。
1947年12月27日，地院以证据不足宣判张春帆无罪释放。张春帆在监狱里待了两个半月出来之后，发现自己不仅在公众面前已经颜面尽失，而且还被剥夺了从筱丹桂遗产中获益的机会。筱丹桂在家乡嵊县长乐镇的哥哥被确认为她的合法继承人，继承了筱丹桂的财产和个人物品。
筱丹桂事件中，以“九姐妹”形象出现的九位越剧名伶始终都处在公众领域的中心位置，影响着整个事件的进程，在主流媒体中将自己塑造成有力的公众人物。女演员们虽然因为缺少法律依据而没能将张春帆送入大牢，也没能如愿接管国泰大戏院，实现拥有自己戏院的梦想，但她们成功地削弱了戏院老板的势力，使戏院老板多少都因张春帆的失利而显得灰溜溜的。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年轻的越剧女伶如何敢攻击像张春帆这样有权有势的地头蛇？她们哪里来的勇气？她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在1995年的访谈中，傅全香的回答是：
我们太气愤了。我们只是想为死去的筱丹桂打抱不平。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张春帆的人威胁我们，说：你还想要你的手吗？你还想要你的脚吗？你还要你这张face[英文字，意为脸庞]吗？很吓人的。我们真的很勇敢。
领导这次斗争的袁雪芬及筱丹桂自杀前的舞台搭档徐玉兰，都有相似的回答。
女演员们自认替死去的筱丹桂打抱不平是她们唯一的动机。她们确实有理由找张春帆报仇。张春帆是越剧行业中权势最大的戏院老板之一，他专断、无情、对女伶们没有尊重。张春帆对待筱丹桂的方式也让女演员们很气愤。在她们看来，已有家庭的张春帆不但控制了筱丹桂的身体，而且还利用她的演艺天赋提升自己在越剧行业中的统治地位。女演员们确信，张春帆在把筱丹桂当作摇钱树的同时，在家里对她很不好。在她们看来，要不是张春帆诬蔑、羞辱、虐待筱丹桂，筱丹桂又何至于自杀！
在许多女演员的印象中，筱丹桂是一个不幸福的女人，软弱的个性使她无法摆脱张春帆的控制。她们推测导致筱丹桂绝望自杀的原因有几个：筱丹桂的红火程度近来明显下降，而这是张春帆对越剧改革心存敌意、坚持让筱丹桂演色情戏的结果；筱丹桂的舞台生涯看起来是临近终点了，而不能为张春帆挣钱的筱丹桂就更可能会遭虐待；张春帆已经表现出了厌倦她的迹象。我们不能确定筱丹桂是否真的为票房下滑而担心自己的未来，但我们可以确定，女演员们的这番推理是基于现实生活中一夫多妻父权制度的存在及其事实上对虐待妻/妾的容忍这个现实之上的。在女演员看来，张春帆是一个会毫不犹豫地滥用权力、欺压弱者的地头蛇，筱丹桂的自杀再次证实了他就是个恶霸。
女演员对筱丹桂的极大同情以及对施虐者的愤慨，源于她们对这一事件中诸多悲剧因素的认同。对她们而言，筱丹桂遭受的虐待是与女性在越剧界乃至整个社会里所遭受的虐待和歧视不可分割的。马樟花在大来戏院老板陆根棣手下的不幸遭遇，人们记忆犹新；傅全香嫁与神州旅社老板朱翔云的那段婚姻，也是所嫁非人，致使她提起离婚诉讼；小白玉梅、施银花和姚水娟都有着不幸福的婚姻；袁雪芬宣布独身主义以规避骚扰和不幸的婚姻。
广义地看，筱丹桂的悲剧在公众领域里搅起的巨大波澜为女性公开向社会申诉自己的苦难打开了闸口。当“九姐妹”在媒体上向公众指控张春帆为筱丹桂的谋杀者之时，她们不仅是在为自己、为死者说话，更是在倾诉众多女性的切身感受。身为妻或妾的越剧戏迷很知道自己的委屈，有些人甚至从筱丹桂的悲剧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筱丹桂之死引起骚动期间，就有一名叫张金凤的越剧迷试图自杀。《大公报》对此事的报道称，张金凤沉迷于筱丹桂事件，她曾去乐园殡仪馆参观筱丹桂的葬礼，并且每天都热切地关注相关新闻，向邻居打听事件的进展；她因为太过投入而没心思做家务。婆婆骂她说，“你这个十三点女人，要关心筱丹桂还是跟她一淘去”。1947年10月26日上午，张金凤喝下大量汽油试图自杀，多亏她丈夫及时将她送往医院才得救。
女演员们之所以能够赢得公众的同情和支持，一方面固然因社会上一般女性对筱丹桂的悲剧感同身受，而越剧女伶们成功地将女性的这种情感在公共媒体上清楚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更因为她们通过改良后的新越剧成功地拥有了“清白”的美德。她们清除了越剧中淫秽色情的因素，认真地创作着正派的，甚至具有社会意义的爱情剧。她们通过《祥林嫂》的上演和最近的《山河恋》筹款义演等事件成功地在公众面前把自己塑造成有尊严的现代艺术工作者。如果公众对越剧女伶筱丹桂的贞操有疑问的话，那么筱丹桂已经以死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演员能给自己树立起现代公众人物的正面形象却是因为她们牢牢地将自己根植于女性的传统美德之中。事实上，张春帆确实调用了“清白”的概念指控筱丹桂出轨越界，以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在向警察局所做的陈述中，张春帆强调，他是出于对筱丹桂“清白”的关心才向她施压，因为冷山的引诱已经危及她的贞操。张春帆的嵊县同乡会兄弟们甚至编了一个有关“引诱”的煽情故事，刊登在《申报》1947年11月12日第5版，标题是《筱伶之死归咎冷山——旅沪嵊县同乡为张春帆不平，状诉妨害自由罪》。报道称：
〔本报讯〕……嵊县同乡会曁张之家属。特延毛贤神律师，撰状拟向地院控告冷山“妨害自由”罪嫌。诉状尚在润饰之中，记者趋访毛律师探询结果，知其要旨计有：（一）冷山既任国泰越剧院导演兼编剧，与筱丹桂张春帆至为熟稔，筱与张之关系自属了如指掌，然冷山恋慕筱伶财色，欲加染指，乃设法编《秦淮月》一剧，描写一女子为环境所迫，最后跳秦淮河自杀，由筱饰此角，在跳河一场，为求演出逼眞起见，特令筱在台上高处跳下后台，冷山则候于后台，俟筱跳落时将其抱住，《秦淮月》以生意兴隆，共演百余场，冷，筱每场有此热情动作，久而后生感情，致筱与张春帆间之感情日趋恶劣，此实为冷山引诱筱丹桂计划之第一步。（二）冷筱双方钟情，相互爱慕后，实时通鱼雁，以资联系，今年四月起，至六月止，筱即□出外游，深夜方归，涉有引诱筱伶之嫌。（三）筱为一旧思想极重之女性，且惯饰悲剧主角，影响其人生观颇巨，自十月七日晚与冷山夜游归来，为张严诘后，外界啧有烦言，筱一弱女子，何堪受此打击，遂于次日自杀，以求解脱。综上种种，冷山实有略诱筱伶之罪嫌云云。该状将于今日草拟完竣，俟交张过目签字后，即于明后日送达地院。
和工会分子一样，这些同乡会兄弟用过时的语言和语气编造的故事刊登在《申报》这样的现代媒体上显得特别不合时宜，结果是使自己成了公众的笑柄。但是，归根结底，女演员们只有成功地通过戏剧改良而拥有了“清白”的美德，才能够唤起巨大的社会同情，在公众领域审判她们所指控的施虐者并把一桩“性丑闻”变成了为女性寻求公正和正义的社会剧。
张春帆，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浙江省嵊县崇仁镇人。小时候在私塾读过几年书，识得几点文墨。后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的一家绸厂做徒工，后来自己开了一爿小绸厂。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张春帆被迫离开上海，回到嵊县，曾参加过短期壮丁集训。不久，张春帆重返上海，开始涉足越剧界，并很快成为丹桂剧团的班主和国泰戏院的老板。
丹桂剧团的前身的高升舞台。1930年春，由嵊县大昆村邢惠彬出资，崇仁镇裘光贤任班主，在崇仁戒德寺创办高升舞台，并招收钱春凤、马亦琴等24名学徒。钱春凤便是后来的筱丹桂。该班后来出现了像筱丹桂、商芳臣、周宝奎、张茵等一批名伶。1942年4月17日，高升舞台改名丹桂剧团，张春帆出任班主，剧团由筱丹桂领衔，主要演员有花旦白牡丹、玉牡丹，小生张湘卿，老生筱灵凤、任伯棠、钱鑫培，小丑贾灵凤、俞菊英，老旦周宝奎，大面裘大官、裘奎官等。在1944年到1945年两年间，筱丹桂的小生搭档先后更换为张湘卿、李艳芳、张桂莲、徐玉兰。1947年春节，老生徐天红加盟，从而形成以筱丹桂、徐玉兰、徐天红三星领演的鼎盛局面。
自1940年开始，筱丹桂便与张春帆走到了一起，还曾经为张春帆堕过胎。1947年10月5日晚上，筱丹桂去大华影院看电影时，遇导演冷山（金兆元），相互交谈，张春帆为此怀疑两人关系不正常。1947年10月13日，筱丹桂在家中服来沙尔自杀，临死前在床上写下了“做人难，难做人，死了”八个字，一代名伶就此匆匆结束了一生。
此时的张春帆在越剧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先后成为经营掌管了“国泰”、“浙东”、“明星”、“天宫”、“皇后”、“虬江”、“丽都”、“同孚”、“老风”、“恩派亚”等戏院，几乎占上海戏院演出越剧的半壁江山。他还组织“越剧职工会”和前台资方“越剧联谊会”，任常务理事。张春帆在上海越剧界几乎可以呼风唤雨。
1999年出版的《上海越剧志》曾经罗列了张春帆的四条罪名：操纵上海越剧场子，勾结汉奸、特务及封建反动势力，压榨迫害演职员；用流氓手段奸占筱丹桂，迫其堕胎，盘剥控制其经济收入，进行摧残凌辱，筱丹桂不堪虐待，服毒自杀；上海解放後，窝藏包庇潜逃来沪的恶霸地主裘祝馨；在1950年“二六”大轰炸时造谣破坏。
凡涉及到政治的无须多言，独筱丹桂的死对越剧的发展来说，确实是一大损失。
筱丹桂，生于1920年，原名钱春韵，又名钱春凤，浙江嵊县长乐镇人。工旦。筱丹桂从小因家境贫穷，曾做过童养媳。1930年，筱丹桂进入高升舞台学艺，拜俞传海为师，先攻老生后改旦，出科前后曾随班在嵊县、萧山、绍兴、余姚、宁波、杭州等地演出。1938年4月，筱丹桂进入上海卡德、国泰等戏院演出，以扮演《马寡妇开店》中的马寡妇而名声大震。筱丹桂嗓音甜润，唱腔学施银花，甜美清丽，行腔委婉动听，流畅悦耳，声情并茂。她扮相俏丽，表演细腻，文武兼长。她的代表剧目有《仁义缘》、《再生缘》、《碧玉簪》、《西厢记》、《马寡妇开店》、《玉蜻蜒》等。1947年，筱丹桂27岁，于10月16日自杀身亡。
筱丹桂的死都说与张春帆有关，这是事实。从1940年筱丹桂被张春帆看中，聘请她和师姐妹数人到上海卡德戏院和浙东戏院演出，到自杀，二人已认识七年。这七年里，二人一直过着同居生活，二人的关系我想大概与现在的老板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差不多，至于有没有爱情，无从考证。筱丹桂因出身的原因，性情孤僻而倔强，生活中少有快乐。筱丹桂因张春帆而迅速走红，也是事实。以至于当时流传着“三花不如一娟，一娟不如一桂”的共识。
筱丹桂有家人，一兄一妹，兄长名钱伯仇，妹妹名钱琼韵。筱丹桂走红后不忘家人，曾多次接济兄长和妹妹。其兄钱伯仇曾用妹妹给的钱在家乡置办不少田亩，以至解放后被化成地主成分。妹妹钱琼韵一直跟随姐姐来往与浙江和上海之间，主要负责管理姐姐的财物。张春帆为讨好筱丹桂，为钱琼韵作成了一桩婚姻。筱丹桂自杀后，兄长和妹妹都没有什么过激言行，显得很平静。倒是当时的越剧界反响强烈，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界人士，群起而攻之，当局被迫以“教唆他人自杀”为名，将张春帆逮捕并进行了公审。
公审当日，旁听者多达700余人，把法庭挤得水泄不通。张春帆被押上法庭，带上这沉重的镣铐。冷山作为证人出来指证，说张春帆曾经用暴力对待过筱丹桂。张春帆当时反诉，告冷山第三者插足。冷山则一口咬定，与筱丹桂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当时的《越剧报》曾刊文评述，认为筱丹桂的死“千错万错冷山顶错”。
说起这个冷山，实在不怎么样。冷山本名金照园，原是上海实验电影工厂的职员，后经人介绍认识张春帆，被聘为国泰剧务部的导演。据周宝奎回忆：“这里演的一个戏《秦淮月》，里面是一个妓院，这个妓女是要跳舞的，跳下去总有这么高，里面冷山，那个导演，他总是在下面扶她一把，后来我想这样长期地扶她一把，男跟女可能有一种爱美的观点，我想想这个一定是有的，否则不会去看电影的。”看来冷山对筱丹桂确实很有情义，俊男美女互相产生好感也在情理之中。
1947年10月5日，筱丹桂和冷山相约一起看电影，回到家时已是半夜时分。张春帆对晚归的筱丹桂产生了怀疑，问她和谁看的电影。筱丹桂当时随口撒了个谎，说是和过房娘一起去看的。过房娘，即干娘。三四十年代，越剧演员拜过房娘成为一种风气，当时曾有“跑跑龙套，过房娘不可不拜，做做娘姨（女佣），过房囡不可不收”的说法。这些过房娘大多是有闲有的太太、姨太太。谁知这一撒谎立刻被张春帆拆穿，当晚过房娘正和张春帆一起看的戏。张春帆进一步追问，筱丹桂知道纸包不住火，便在纸上写下了“冷山”二字。
过了几天，张春帆以讨论剧本为由把冷山请到家中，让他和筱丹桂当面对质。问两人到底是谁买的电影票，冷山一口咬定是筱丹桂买的电影票。此后，张春帆很长时间有意疏远筱丹桂。筱丹桂为缓和二人的关系，请来了同门师姐周宝奎做说客，希望能和张春帆重拾旧好。周宝奎曾回忆说：“这个票子一定是冷山买的，不是筱丹桂买的，我听到她嘴里也有个骂声，这种下作胚，(冷山)也不好，自己赖掉了，她也没有同情冷山，好像他赖掉了，筱丹桂认为冷山也没什么好的。”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在筱丹桂自杀当天，并没有什么征兆，据张春帆事后回忆，当时两人已经和好如初，还打算去杭州置办新房。出门之前，曾遇上当时丽晶戏院的老板沈益涛，沈益涛和张春帆说，外面到处都是传说筱丹桂和冷山的的绯闻。没曾想筱丹桂全听了进去。周宝奎回忆说：“沈益涛讲么，就是过去电影界有个阮玲玉，三角恋爱自杀的，他是启发她的，做人难，人难做，把来沙尔吃下去了。”
筱丹桂服下毒药后，曾想给张春帆写一封遗书，可只在纸上留下“春帆”两个字，谁也不知道她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和心情。周宝奎回忆：“张春帆过去看她，她血已经流出来了，张春帆吓死了，抱了她到医院，那个三轮包车的链条掉下来了，叫祥生汽车行，汽车也不知道出什么毛病，还是红绿灯还是什么也停下来，到了医院已经不对了，到医院，我好像又听说，她灌肠好像灌错了，肠子灌错了，筱丹桂就没了。”真是祸不单行。
筱丹桂死后，丹桂剧团便不复存在，冷山离开了上海。当年12月，张春帆被无罪释放，然而他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
上海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张春帆成了镇压对象。为稳住张春帆，由当时上海军管会文化局文艺处的冯少白邀请张春帆，请他出面筹组浙江越剧团。张春帆信以为真，十分卖力。在送别金沅菊赴港时曾有人劝他去香港，他婉言谢绝。当时与张春帆交情甚厚的马寅初也曾劝他及早离开上海越剧界，张春帆也没有听从，他企图在越剧界东山再起。
1951年5月28日，张春帆被人民政府逮捕，以反革命恶霸罪被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就这样张春帆走完了他４４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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