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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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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京剧名伶叶盛兰  

2017-04-19 14:56:16|  分类: 戏曲名人1(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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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名伶叶盛兰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叶盛兰(1914年12月10日,农历甲寅年十月廿四日一1978年6月15日,农历戊午年五月初十日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京剧小生,著名京剧演员,清末著名小生演员程继先之得意弟子。叶派艺术的创始人。原名端章,字芝茹,原籍安徽省太湖县,生于北京。
         曾祖父叶廷科,清道光年间从太湖贩茶、笋至京,后定居。祖父叶中定始入梨园,学艺于老嵩祝班,后为四喜班净角台柱。父叶春善创办著名的旧式京剧学校富连成社并终身任社长,是成就卓越的戏曲教育家。盛兰为其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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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经历
      叶盛兰六岁就读于北平师大平民小学,九岁奉父命,辍学从艺,入富连成社,排入第四科,小“盛”字。初习旦角,由张彩林开蒙。因英武有余,柔媚不足,在萧长华等明师的建议下,他父亲及时的让他改学小生,后来,他以小生挑班以后,还以反串的性质演出过《木兰从军》、《南界关》等旦角戏。
    叶盛兰的小生戏,在科班时,得到过张彩林、萧连芳、曹心泉、萧长华等优秀教师的传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点很高。而且,叶盛兰的性格坚毅,练功学戏特别刻苦。学习了《辕门射戟》、《罗成叫关》、《奇双会》、《借赵云》、《八大锤》、《黄鹤楼》、《群英会》等。
       叶盛兰的武小生戏特别得到他的姐夫茹富兰的悉心传授。茹富兰也是出身富连成的著名小生和武生艺术家。他的表演以规范严谨而著称,叶盛兰向他学的《石秀探庄》、《八大锤》、《雅观楼》等戏,奠定了他以后成为文武全才艺术家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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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叶盛兰满科,他一面留在富连成科班的学生剧团里演出,这在当时叫“效力”;一面又拜当时的小生泰斗程继先为师,以求深造,《群英会》、《临江会》、《借赵云》、《奇双会》、《打侄上坟》、《贪欢报》、《蔡家庄》、《玉堂春》等戏均为师之真传。特别是《群英会》的周瑜,这出戏叶盛兰在科班时就跟班内的总教习、名丑萧长华老师学过。萧先生虽然是丑角,但是却是一位生旦净丑行行精通的奇才,他把当年观摩“同光十三绝”之一徐小香的心得体会传授给了叶盛兰。而叶盛兰拜程继仙为师后,又学到了程派《群英会》许多独特的表演。其中“舞剑”、“抚琴”的表演就是程继先与武净名家钱金福共同研究创造的。它不仅显示了繁难的技巧,而且形神兼备,从琴声剑影中渲染了周瑜的性格和咄咄逼人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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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秋,叶盛兰开始正式搭班。首先是应马连良之邀,正式搭入扶风社,为马连良配演《四进士》、《十老安刘》、《清官册》、《苏武牧羊》、《春秋笔》、《串龙珠》、《火牛阵》等剧,并合作演出《群英会》、《八大锤》等。叶盛兰在与马连良合作中相得益彰,充分发挥了个人所长。他同时先后与于连泉、华慧麟、言慧珠、吴素秋、李玉茹、张君秋等合演《红梅阁》、《独占花魁》、《得意缘》、《虹霓关》、《游园惊梦》等戏,其中与章遏云的合作达十年之久。演出了大量小生、旦角的“对儿戏”。
     1934年于上海首演《群英会》一炮而红。1941年叶曾一度以旦角领班。1945年夏,叶盛兰成立育华社,开创了京剧小生挑班的先例,先后演出了全部《周瑜》,全部《吕奉先》,全部《罗成》,全部《十三太保》,《水淹下邳》。他的雉尾生、武小生戏更取得突出成就,有“活周瑜”、“活吕布”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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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盛兰于1951年加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是第一个带领私人班社加入国家剧团的。1955年任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与杜近芳、张云溪、张春华、李少春、袁世海等长期合作,创演了《柳荫记》、《白蛇传》、《桃花扇》、《周仁献嫂》、《九江口》,与其它名家也合作排演了《西厢记》、《赤壁之战》等剧目。1955年随中国艺术团首次赴西欧国家访问演出。1957年参加影片《群英会》、《借东风》的拍摄,留下了珍贵的音像资料。
        正在他艺术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却受到某些权要人物的迫害。1958年,在“反右运动”后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来迫于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和在观众中的声誉,1959年初有关方面只得准其恢复演出。但是,艺术创作却受到很大限制。1978年12月,叶盛兰去世后,他的所谓“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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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点
      叶盛兰对程门本派的剧目、表演、武打、工架和念、做诸方面的继承全面,并在多年的舞台实践中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不仅青出于蓝,而且把程派小生艺术推向又一个新的高峰,其中最大的成绩在于唱工。唱法上,他远取德(珺如)、朱(素云),近摹姜(妙香)、金(仲仁),多方吸收了各家唱腔、唱法的精华,而使自己的唱腔华丽秀劲,并研创了反西皮唱腔。叶盛兰在50年代以后,念白不须着意摹仿而酷似程继先,语气音色,皆可乱真,腰腿功夫极佳,刀、枪、剑、棍等等开打纯熟脆帅,翎子甩发均有超出前人的表演技巧,《狮子楼》(饰西门庆)、《翠屏山》(饰石秀)等剧中翻扑功夫和武技均不在武生演员之下。中年以后上演了一批独有剧目,如全部《罗成》、全部《周瑜》、全部《吕布》等。叶盛兰全面地发扬了程派小生的艺术,被认为是当代小生的首席演员,中年以后更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小生流派。
       叶盛兰是自树一派的表演艺术家,他的嗓音宽厚圆润,气度大方,扮像英俊,表演细腻,他的行腔刚劲遒健,华丽婉转,是龙、虎、凤三音的总合,听他的演唱,似饮玉液琼浆,沁人肺腑,扮武将壮武健爽,英气逼人;演文生清秀飘逸,富有书卷气。他在京剧小生行的发展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极难得的人才,周瑜的意得志满、吕布的刚愎自负、罗成的悲壮苍凉,他都演的情真意切、惟妙惟肖,准确的把握舞台的节奏和分寸感,使表演的层次清晰,寓神情之真于声色之美,是叶盛兰表演艺术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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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作品
      《桃花扇》《玉簪记》《凤还巢》《白蛇传》《柳荫记》《西厢记》《玉堂春》《佘赛花》 《蝴蝶杯》《吕布与貂蝉》《悦来店·能仁寺》《桃花村》《得意缘》《白毛女》《辕门射戟》《水淹下邳》《借东风》《赤壁之战》《金田风雷》《断臂说书》《群英会》《临江会》《黄鹤楼》《雅观楼》《白门楼》《战濮阳》《八大锤》《借赵云》《游园惊梦》《周仁献嫂》《九江口》《罗成叫关》《奇双会》《汾河湾》《牛郎织女》《飞虎山》《打侄上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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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传人
       叶盛兰的传人除了他的次子叶少兰以外,还有马荣利、李元瑞、茹绍荃、张春孝、夏永泉、萧润德、张学济、李继增、朱福侠等。再传弟子也遍布全国,当代京剧小生十有八九都宗法叶派。叶派对京剧小生艺术具有承前启后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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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
      叶盛兰娶妻刘淑卿,生有四女二子,叶莉珠(即叶黛森)、叶凤珠、叶金娣、叶玉珠姐妹均未从艺;长子叶蓬,次子叶强,乳名金泰,工小生,即叶少兰,继承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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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兰往事
      “真的好吗?在他的材料里,一方面有人说他的表现很糟。可另一方面从朝鲜回国,在慰问总团的总结会上叶盛兰又分明在表扬名单之列。这就把我弄糊涂了。马老,请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叶盛兰赴朝表现到底是好还是坏?”
    “好!他是完成了任务的。”
   马少波一再对我说:“尽管叶盛兰对戏曲改革是很有看法的,但在艺术实践上,偏偏他是参与最多的。《白蛇传》《柳荫记》《西厢记》《桃花扇》《金田风雷》《满江红》《九江口》以及现代戏《白毛女》,他大多是第一男主角。而且,演得都很成功,应该说,他对京剧创新是非常有贡献的。”
     快要告辞的时候,马少波先生对我说:“反右以后叶盛兰和我成了朋友。记得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还和夫人一起到我家来玩呢。”我想,那当是在马少波调离中国京剧院以后。
      一场政治运动下来,人就老了。到了舞台,叶盛兰还是吕布、周瑜,其实,今日之水已不同于昨日之水。他活在一种无望的惶恐中,不是说有人把他怎么样了,而是空气里存在的无形气味让他紧张。上头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报宣布;仍然上台唱戏,但不准出场谢幕。想出这么个“别出心裁”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叶盛兰的表演艺术无人可以取代。缺了他,不单是缺了角儿,而且是缺了行。
       戴帽叶盛兰登台演的第一出戏是《奇双会》。他扮演年轻的县令赵宠,杜近芳扮演赵宠之妻李桂枝。其中一折叫《桂枝写状》,它必须以极其细腻的表演传递出这小两口新婚燕尔的种种情态。这出戏,他与他不知演过多少次,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今天的演出不同,他和她是搭档,也是敌手了。啥叫入戏?入戏就是进入感情。叶盛兰还能入戏吗?而更为重要的是,叶盛兰晓得今天是“戴帽”上场,观众还“认”吗?还能保持着往昔观众对自己扮演角色的期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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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场了,一亮相,台下便有了掌声和叫好声――头顶右派帽子的叶盛兰不敢相信这掌声是不是“冲”他来的,也不敢判断这叫好声是“真好”,还是“倒好”。待他一张嘴,剧场里就更加热烈,掌声一片。三分钟后,一举一动都有了响动和回报。叶盛兰确认这一切都是给他的,是“冲”着他来的。叶盛兰戴上了右派帽子,可观众不买账,照旧给他戴上名角桂冠。不管你这个演员是左还是右,进了剧场,观众看的是戏,认的是角儿。老百姓真有点“对着干”,对久违了的叶盛兰特爱,也特捧。该叫好的地方叫好,不该叫好的地方也叫好。总之,都疯了。叶盛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也越演越好。
       “观众还认我!”――一连几天,他的高兴劲儿都没过去。
      后来,俩人演出《玉簪记》。叶盛兰扮演的潘必正,儒雅加帅气。看那身段、表情、眼神,再听那唱,剧场“炸锅”了。这个戏的女主角(陈妙常)的“戏分”应更多些,没想到观众把热情和好感都给了对手。这时的杜近芳,吃不住劲儿了。一个人民的罪人如此轻易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居然比自己受欢迎。她忍无可忍,趁表演的空隙,只要背向观众的,便咬牙切齿冲他骂一句:“你这个老右派!”等转过身来,面向观众的时候,她又与他是一对钟情的男女。演毕,叶盛兰如释重负。
       叶盛兰为了取得更好的政治表现,他在舞台上就格外地卖力。因此,内行认为叶盛兰自1957年以后的表演,力度过大。其实,这不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这是在政治重压下做的一种挣脱。叶盛兰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能不用力、使劲儿吗?
       1957 年后,他虽然登台唱戏,但那待遇可就一落千丈了。自己的单间化装室让别人占了,把他赶到公共化装室的旮旯儿――楼上,黑黢黢的,靠着拉幕的地方,近视的叶盛兰要摸摸索索才能找到。原来是二百瓦大灯,现在是十五瓦的小灯;原来是大穿衣镜,现在给他的是一面小镜子,还是个破镜,上面贴着橡皮膏。叶盛兰明白,这是剧院的领导在有意整自己。
    一次到上海演出,叶盛兰在剧场门口看到水牌子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位挪到了第四位,也就是到了末尾。别人的姓名都是红字,独独自己的姓名是黑的。叶盛兰明白,这也是在剧院领导指示下干的。
     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天津。中国京剧院上演《满江红》,叶盛兰饰演赵构。他正在楼上幽暗的化装室里化装,只觉得有人推开小门,默默地看着他。叶盛兰转身,发现来者是小达子(艺名)。小达子是谁?就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时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副院长。小达子今天不为看戏,是为看他而来。他没说几句,却反反复复对叶盛兰说:“四爷,您还是四爷!”
     呆了一小会儿,老先生自己下了楼。叶盛兰追过去送,他不让送,说:“您别看他们那样儿,您还是您!”
血从叶盛兰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起来。
     叶盛兰除了唱戏,还要干许多杂事以加强思想改造。如打扫剧场,给演员打水,叠戏衣。1959年国庆十周年,北京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京剧院搞大合作,排演了几个大戏。大家都很累,但谁也累不过叶盛兰。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诒和,你能想象剧院领导怎么使用叶先生吗?”
我说:“日场连着夜场呗。”
      他说:“是日场连着夜场。日场是《西厢记》,叶先生演张生。晚场是《赤壁之战》,叶先生演周瑜。当中的休息时间,叶先生打扫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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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盛兰和杜近芳
     我瞪大眼睛,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对方说:“就是这样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
当年,我在四川省川剧团被管制的时候,白天卖戏票,晚上演出时打幻灯字幕,散戏后打扫剧场。而最累的活儿,就是打扫剧场。我打扫完了,就回宿舍睡觉。叶盛兰打扫完了,还要演整整一个大戏,而且是演周瑜!
1959年,文化部宣布叶盛兰和吴祖光“摘帽”。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国庆献礼演出当中,最红的一出戏叫《九江口》。此剧是老戏新排,主角是袁世海扮演的张定边,叶盛兰扮演朱元璋派来做内应的大将华云龙,说个不好听的评语,叫配角加奸细(或卧底)。可就是这个华云龙,让叶盛兰演得光芒四射,使《九江口》成为中国京剧院的巅峰之作,也是袁世海的巅峰之作。摘了帽的叶盛兰,其中一场戏是张定边盘查华云龙的对手戏。两个“大腕儿”抖出浑身解数,你来我往,“咬”得死死的。作为配角的叶盛兰,几乎让袁世海难以招架。现场的观众也紧张到极点,激动到极点,有的人浑身发抖,以至于叫不出“好”来。不轻易写剧评的学者戴不凡先生撰文,专门评介叶氏“华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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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倒
      就在《九江口》红得发紫的时候,叶盛兰病倒了。袁世海急得直跺脚,跺脚也没撤。立即换了演员,这演员不错,既是“富连成”出科,也参与了《九江口》的导演工作。上得台去,华云龙的一句唱也没少,一个动作也不缺,可那对手戏的光泽顿失。后来又换人,无论袁世海怎么倾心提携,几乎是领着 “华云龙”走,但这出戏还是让人觉得塌了一半。原因很简单――中国戏曲的表演是有严格程式规范的,在程式规范下,又具有一定的不规定性。有创造力的艺人就在这个不规定性里大做文章,而平庸者就只能按着程式规范去表演了。
袁世海是把《九江口》视为生平绝作的。没有了叶盛兰,真成了绝作。缺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吗?那些把叶盛兰往死里整的人也不想想。
      20世纪60年代初,重庆市京剧团的小生演员朱福侠不舍万里,来到中国京剧院,找到叶盛兰,郑重表示要拜他为师,学习叶派小生。叶盛兰对朱十分冷淡,而朱对叶非常恭敬。
一日,叶盛兰将朱福侠带至僻静之处,问:“我知道你是团员,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知道。是右派我也要拜您为师!”朱福侠说着,双膝跪下。
叶家几代经历的收徒场面还少吗?但这是叶盛兰遇到的一个意外景致,他流出热泪,也收下了这个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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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 年,为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国京剧院排演现代戏《红灯记》。剧中的鸠山最初决定由叶盛兰扮演。他高兴极了,立马翻阅资料和图片,访问熟悉日本风土人情的人士,认真揣摩人物心理、神态,提炼出有特点的步伐与形体动作。叶盛兰说,自己塑造的鸠山身上既要有一个外科大夫的儒雅风度,又要具备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外表漂亮,内心残忍,一个政客、军官和知识分子。所以,他想在表演中同时融入文、武小生的两种演法。但是,他的设计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不叫他演了,任务交给了叶盛长。这个打击对叶盛兰是很重、很重的。好在由弟弟接替。他便把自己的设计讲给叶盛长听。
     后来,也不叫叶盛长演了。领导说,袁世海提出要演鸠山。
    1966 年“文革”开始,他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实,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难道叶氏家族除了甘走荒寒之途,甘处困寂之境,最后还要像飞絮飘萍,无所归依吗?
     “反右”以后的日子,只要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叶盛兰都得小心。隔一段时间,你似乎忘了过去,于是叫你再经验一次,又再度陷在落寞孤凄的心境中。每一次新的创痕,都切在旧有的伤口上,觉得特别的痛。到了“文革”,他和叶氏家族被彻底剥夺,彻底摧毁。中国的舞台属于江青,属于样板戏。
     他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1976年前后),他才返回城里。他、梁小鸾(旦行演员)、京剧名票南铁生三人常在家中相晤。南铁生这样形容他们的聚会:“我们那时俱是‘三无 ’人员――一无演出剧团,二无社会地位,三无私人财产。所以,也就完全放松了心态,审视过去,揣度未来,却也意趣无穷!只是失落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承受。”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一个脑袋,顶着两项罪名,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常常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遥 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叶盛兰患上多种疾病。在红氍毹上那样焕发青春朝气的儿郎,直落到病影幢幢的风烛残年。1978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叶盛兰好不容易被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辈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长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我还记得上来。”“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1957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右派改正”的文件是在1979年),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逝世
       1978年6月15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六十四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从叶盛兰和叶氏家族的命运里,我们该懂得什么是培养,什么是破碎,何谓高峰,何谓低谷,任何一门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1979 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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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伶叶盛兰红遍上海滩被划成右派
        叶盛兰,一代名伶,叶派小生创始人。祖籍安徽太湖县,京剧之故乡也。民国三年,岁在甲寅(1914),10月23日,叶盛兰生于北京梨园世家,祖父、父亲都是行家里手。父亲叶春善还是著名的喜(富)连成科班的创始人兼第一任社长。叶盛兰属虎,有虎性。据说当年反右,叶盛兰被抬举为中国京剧院第一右派,批斗得很凶,每次批斗会之后回到家里,他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自己关进卧室,用小生的念白大吼:“在上海的时候,谁敢惹我?”仿佛在发虎威,却也有一点“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无奈。下个月,将迎来叶盛兰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
  红遍上海滩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上海新组建的大来公司,联合了卡尔登(天蟾舞台)、中国戏院和共舞台,约聘袁世海、张云溪、张春华、陈永玲、胡少安等赴天蟾演出,后又增加了李少春、李世芳、叶盛兰、叶盛章、叶盛长等,号称十大头牌,并请翁偶虹先生常驻上海,编排新戏。
  当年的天蟾,非卖到四千人不能算是客满,一般演员都说天蟾是个“没有良心的馆子”。大来公司的老板吴性裁也觉得,天蟾第一天打炮的戏码,不大容易安排。经大家研究议定,开场戏为《金石盟》,由叶盛兰演石秀,陈永玲演潘巧云,叶盛长演杨雄,叶盛章演“盗王坟”、“巧连环”的时迁。大轴是叶盛兰、李世芳合演全部《奇双会》,叶盛兰演赵宠,李世芳演李桂枝。如此戏码,如此演员,广告一出,立刻轰动了整个上海滩,顷刻间预售即满。上演之日,更是煊赫异常,可谓极一时之盛。要知道,梅兰芳当时正率班演出于中国大戏院,早已先声夺人,天蟾能够一炮打响,首先是靠了群英荟萃,并在剧目安排上出奇制胜,叶盛兰自然也有一份功劳。
  这时的叶盛兰,红遍上海滩,其声价正如日之升,不可阻挡。于是,第二期“十大头牌”合作戏,叶盛兰再次受到天蟾的邀请,从而见证了《百战兴唐》在天蟾创造的十二成大满堂的奇迹。有人看到现场的情形,说是“满坑满谷,从后台仰望三楼,真是万头攒动,喝彩之声,震撼整个戏院”。不久,程砚秋也率团加入了上海滩的群芳斗艳。由于大来公司的盛情挽留,叶盛兰推迟了回京的计划,加入到程剧团的阵容之中。在此期间,他与谭富英、高盛麟、袁世海合演了《黄鹤楼》。这是周瑜(翎子生)的代表作,整出戏对翎子生的身段、念白、唱腔要求都相当高,高潮部分和武生的对手戏更是火花四溅。叶盛兰早有“活周瑜”之称,而扮演赵云的高盛麟也是武生中的佼佼者,与叶盛兰恰好是一对:英气对豪气,谋略对武功,机心对坦荡,言语对刀锋,舞台上真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观众遇此,只能疯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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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平
  带着海上的风尘和赞誉,叶盛兰回到北平。他马不停蹄,立刻赶排新戏《罗成》。人们对叶盛兰的罗成并不陌生,戏迷痴迷于他那条刚劲宽厚而又清脆柔婉的好嗓子,翁偶虹先生赞许为“‘龙’、‘凤’、‘虎’三音俱备”。小生的嗓子必须是龙、凤、虎三音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清脆圆润的男性之美,而不至变成了尖利刺耳的鬼音。不过,叶盛兰一直对《罗成》的剧本不甚满意,希望翁先生能给他编写一部全本《罗成》。1945年8月,叶盛兰的育化社宣告成立,开了京剧界小生挑班的先河。翁先生曾想借此机会满足他的这个夙愿,可他的亲友都认为,第一天挑班打炮,就演个乱箭攒身的人物,不吉利。于是,翁先生特地为他编写了一出“吉祥新戏”,即全部《周瑜》。按照翁先生的设计,这出戏包括了周郎顾曲、公瑾舞剑、筵前惊丑、闺中试美、古庙烛邪、荒江除恶等文武场子,几乎囊括了周瑜招亲到从政之前的全部故事。但叶盛兰并不满意,他希望翁先生能将他的拿手好戏《临江会》设法安排在周郎娶亲之后,这等于给翁先生出了一道难题。翁先生说:“在我是不难于信笔涂鸦,却难于违心画蛇。”但在盛情面前,他也只得勉为其难。他用指囤借粮作为过渡,“又用了两个草蛇灰线的场子,过渡到《临江会》”。这样的写法,翁先生自己并不认可,然而,演出效果却又出奇的好。预告之后,前三天即告客满。
  其实,叶盛兰并非有意为难翁先生,而是想通过这出戏的演出,把他的嗓子功夫、翎子功夫、扇子功夫、把子功夫做个全面的展示。叶盛兰的老师程继仙曾经总结小生的表演艺术,提出了“心与神会,五子登科”的八字秘诀。这里所谓五子,即嗓子、翎子、扇子、褶子、把子,以此概括小生行中的翎子生、扇子生、穷生、武小生在各个方面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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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盛兰的全部《周瑜》堪称绝唱,舞台之上,周瑜的形象更是光彩逼人。这是因为,老师的“八字秘诀”已被他化入自己的唱、念、作、表之中,心领而神会,周瑜的风流倜傥、雄姿英发,遂有逼真的表现。而此时的叶盛兰,并未忘记他的《罗成》。他与翁先生约定,继续为他编写全部《罗成》。可惜,在上海的日子里,限于种种条件,翁先生只给他添写了《雅观楼》的“赌带夺带”和“五龙二虎锁彦章”。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回北平后,他请师兄王连平攒成了全部《罗成》,果然也是一演而红,继“活周瑜”之后,又得了“活罗成”的雅号。可是他并不打算放过翁先生。1948年秋天,翁先生从上海回到北平,叶盛兰闻讯立刻前来慰问。
  这一次他看中了翁先生早年为戏校学生写的《鸳鸯泪》,想以此弥补他的演出剧目中穷生戏的不足。他对翁先生说:“我挑班了。我的翎子戏、扇子戏、武小生戏还都过得去,只是缺少穷生一门。而穷生戏在传统剧目中,还没有一出能够担当大轴的。难道您不愿意我这个挑班的小生,以此剧补我穷生之缺,玉成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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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翁先生每天下午到棉花下五条叶家为叶盛兰“撂地”说戏。叶盛兰的虚心好学,对艺术的精益求精以及诚实爽朗的品质,朴实坦荡的性格,从谏如流的修养,都让翁先生大为感动。翁先生不由得慨叹:“全才小生,舍叶其谁?”吴小如先生也曾指出:“要对叶盛兰做出公允评价,必须对半个世纪以来京剧小生界代表人物有一全面了解。以三十年代的情况而论,当时小生一行有三位最有权威性的演员。第一位是程继仙,遗憾的是程嗓子不好,晚年尤不耐重唱。第二位是姜妙香,特长是嗓子好,能演唱功重头戏;虽也能唱一部分武小生戏,毕竟功底不足,仍以文戏为主。第三位是金仲仁,他能在程、姜之外另辟蹊径,自成一家。可惜也吃亏嗓子不好,晚年身体发胖,除搭荀慧生、小翠花班外很少演单挑戏。”叶盛兰崭露头角,恰在此时。他确属文武全才,五子登科,能唱能打,昆乱不挡,几乎没有他拿不起来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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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国营”剧团
  这时,中国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正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叶盛兰似乎并没有做好应变的准备。对于政权的更迭,他的应对方式还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以为无论谁当政,都得听戏。可是,新的当政者显然不同于历史上任何的当政者,他们不仅要改变戏剧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还要改造戏剧本身和唱戏的人。这已经超出了叶盛兰的想像力。戏还是要唱的,但自己挑班独唱似乎已不可能。当时来叶家做工作的,恰是我们《北京晚报》1979年复刊后的第一任总编辑王纪刚,他那时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地下工作者。很快,叶盛兰就表示愿意加入“国营”剧团,每月领取六百斤小米(一说一千三百斤),尽管这只相当于他在戏班两三天的收入。那时,他挑班的育化社尚未解散。
  他所加入的中国戏曲研究院试验工作第一团,正是中国京剧院的前身。在这里,他希望有所作为,把才华贡献于新社会。1949年底,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局,随即开始了对传统戏的三改工作,即改戏、改人、改制。且不说把人分成改造者和被改造者是否妥当,仅改戏一条,已让艺人无所措手足。其实,京剧演员到了叶盛兰这一代,很少有人是反对戏剧改革的,但怎么改?他们却有自己的主张。可是,他们的想法距离政府的主导意见相差甚远,这从“戏改局”被他们谑称为“戏宰局”即可见一斑。叶盛兰的弟子张岚方告诉我,他们先生既有敢言之名,那些对戏改有意见的人,便都撺掇先生出头,向剧院领导发难,结果把剧院领导得罪了,给他后来的个人命运留下了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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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着右派帽子登台
  其子叶少兰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说过,他父亲在“反右”运动中所以挨整,就是因为敢讲实话:“在一次戏剧改革会上,我父亲说他拥护戏剧改革,京剧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创新史。但改革要慎重,不能简单化,当时有人提出要去掉脸谱,去掉髯口,去掉水袖,去掉马鞭、去掉车旗,我父亲说,这些都去掉了,就背离了京剧表演的规律,程式特色也没有了。现在看来,他说得已经很客气了,每一句都很诚恳、到位,但后来还是被扣上了‘反对戏改’的帽子。”有人悄悄给叶盛兰记下了这笔账。事情自然还不算完。“反右”前夕,叶盛兰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一个小型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他对梅兰芳作为中国京剧院院长有职无权,一些党政干部独揽大权,不懂装懂的问题提出批评,希望在艺术上多听听梅先生的意见。他还说,中国京剧院的剧目建设不能完全按照延安《三打祝家庄》的路子搞,还是应该保持京剧原有的风貌。这一次,新账老账一起算,说他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核心是要在中国京剧院夺权。很久以来有人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叶盛兰、叶盛长的活动,袁世海的闹以及马连良在外面的呼应,都是想恢复‘富连成’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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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富连成”那一套又如何?无非是按照京剧艺术的规律办事,保持京剧的本色,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也就是梅兰芳在一次谈话中说过的“移步而不换形”。可是,梅兰芳的谈话刚一发表,马上遭到了“戏改”领导者的强烈反对,梅兰芳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意见,并做出检讨。而叶盛兰对于警告偏偏不很在意,但他为此付出了比梅兰芳更为沉重的代价。这顶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给他的肉体和灵魂都造成了严重伤害。他的弟子张岚方曾经写到,“反右”运动过去不久,中国京剧院恢复叶盛兰的演出,然而是戴帽演出,首场为大年初一(一说初三)在吉祥戏院与杜近芳合演《奇双会》,演出前,领导找他谈话,提醒他:你这是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头一次上台演戏,你是右派分子,对人民犯下了罪,群众对你痛恨。你上台去,弄不好群众往下轰你,你可得沉住气,不要往下跑。踏踏实实往下演,也许这个劲儿一会儿能过去。如果情况实在严重,我们会出面解说的。右派分子也可以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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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领导还特别关照:“不管台下观众怎么骂你,你都别往下跑,那可就把戏搅啦!”叶盛兰不相信观众会这么恨他,但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然而他刚从侧幕迈出一步,台下就有了掌声和叫好声。“他心里一惊,一时分辨不出情况是好是坏”,待他张嘴一唱,“一片丹心彻地清,天赐明月照褒城”,剧场里响起更加热烈的掌声。至此,叶盛兰明白了,刚才那一片掌声和叫好声,是观众给他的“碰头好”,丝毫没有轰他下去的意思。儿子叶蓬奉母之命在剧场小夹道里“偷听”,这时也听明白了,他赶紧离开剧场回家报信。叶夫人这时还在家里担心呢。
  这是一段让人辛酸的故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名角儿,戴着一顶屈辱的帽子在台上演戏,对手就是刚刚在批判会上揭发、批判自己的人,却还要以极其细腻的表演传达出小两口新婚燕尔的种种情态,这种精神、心理上的折磨,显然超过了肉体上的折磨,这种痛苦,除了本人,外人是很难体会到的。叶盛兰最后一次登台演戏,是1964年与杜近芳合演《白蛇传》。演出结束后,观众涌向台前,叶盛兰、杜近芳多次谢幕,观众就是不肯散去,不停地鼓掌,连声叫好。也许,他们已经预感到这是叶盛兰的绝唱,挽留他不要从此离开舞台吧?“文革”中,挂黑牌、罚劳动、剪头发、坐“喷气式”,他经历了可能经历的一切。他的风烛残年就是在疾病的煎熬中度过的。1978年6月15日,在又一次住院之后,他终于撒手人寰。刘绍棠先生在他去世十几年后写文章,还在呼唤叶盛兰“魂兮归来”,他不由得感叹:“如果没有叶盛兰的艺术成就,京剧小生这个行当很可能就被行政命令取消了。有多少貌似内行的力笨,打算以老生或武生取代小生,都未能得逞,就因为叶盛兰这座丰碑是推不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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