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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文学家施蛰存  

2017-04-13 09:39:24|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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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字蛰存,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 ,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后转大同大学、震旦大学。1932年起在上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  ,并从事小说创作,是中国最早的“新感觉派” 的代表。1937年起,相继在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1952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施蛰存博学多才,兼通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帖研究、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均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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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 8岁时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1922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参加《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底头》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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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1935年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937年起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其间一度旅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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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2年)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因言获罪、因文罹难,上海的老作家施蛰存被打成右派还因为他的一篇文章《才与德》。这篇文章引历史典故说明“乱世”以“才”取人,只要真有能耐,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任用;而“盛世”用人可以注重“德”。那么新中国当然是“盛世”,共产党员都是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有德之人,应该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还有品德坏的干部影响党的形象;同时他认为“老子打过游击”,这是“功”,不是“德”,有功可酬以利禄,何必以位?仅有德而不了解业务,恐怕也不顶事。所以文章最后还是归结到呼吁“不拘一格用人才”上面。于是他因“乱世说”、“才与德的谬论”而被打成右派。批判他,还挖出他的历史旧账——他曾被鲁迅命名为妄想在对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种人”。而如今呢,“历史给他提升了一级”——“第三种人”变成了第二种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二种人。这就是姚文元的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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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1995年1月18日在愚园路岐山村寓所
       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是许多人见识过的。当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发情怀的时候,姚文元出来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煞有介事、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又生动活泼,看那文章可以感觉到,他写的时候一定非常过瘾。有学者粗略统计,仅在反右运动中、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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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关于施蛰存的奇文两例。其一,开篇横扫一大片式的:“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对党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其二,生动泼辣式的:“如果说,施蛰存是用阴险的冷箭射向共产党,徐仲年是用仇恨得发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产党,那鲁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滚披头散发用流氓手段扑向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一种向党进攻的新的战术。”(《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曾有人回忆姚文元小时候写作文,被他的国文老师笑评为: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惊人),写一篇作文,就要写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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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像是一个隐喻或谶语?此时的姚文体煽惑性已不可小觑了。那个原来见到施蜇存总是恭恭敬敬唤一声“施伯伯”的姚篷子的儿子,已是被张春桥赏识的大笔杆子。他定了批施蜇存的调子,后来人或认同,如翻译家王道乾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第三种人"转变为"第二种人"——反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像文艺理论家以群进一步发展姚观点,说施蛰存其实也并没有“做定”第三种人,“他二十余年来一贯"做定了"的倒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种人”。当时人人都要表态,巴金等作家也曾联名撰写批判文章;施蛰存的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已刊行的短篇小说集有《上元灯》、《将军底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散文集有《灯下集》、《待旦录》,还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和大量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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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小说家,并且通过他主编的三十年代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现代》,培植出中国现代文学最成熟最完善的现代派,使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现代文坛并形成气候,造成中国文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现象——施蛰存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对中国文坛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2003年11月19日8点47分,施蛰存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9岁。
施蛰存故居:岐山村。从1952年迁回岐山村居住,直至 2003年因病逝世。他在岐山村内蛰伏了近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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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著作
      短篇小说集
   《江干集》(1923年)、《上元灯》(1929年)、《李师师》(1931年)、《将军底头》(1932年)、《梅雨之夕》(1933年)、《善女人行品》(1933年)、《小珍集》(1936年)、《四喜子的生意》(1947年)
散文集
    《灯下集》(1937年)、《待旦录》(1947年)、《枕戈录》(1992年)、《卖糖书话》(1997年)、《沙上的脚迹》(1994年)、《散文丙选》(1998年)、《云间语小录》(2000年)、《北山散文集》(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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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作品
     《匈牙利短篇小说集》(1936年)、《波兰短篇小说集》(1936年)、《劫后英雄》(1939年)、《丈夫与情人》(1945年)、《妇心三部曲》(1947年)、《荣誉》(1952年)、《轭下》(1952年)、《征服者贝莱》(1957年、1958年)、《恋爱三味》、《外国文人日记抄》(1995年)
学术著作
     《唐诗百话》(1987年)、《水经注碑录》(1987年)、《词学论稿》、《历代词籍序跋萃编》、《词学名词释义》(1988年)、《北山集古录》(1989年)、《金石丛话》(1991年)、《文艺百话》(1994年)、《宋元词话》(1999年)、《北山谈艺录》(1999年)、《北山谈艺录续编》(2001年)、《唐碑百选》(2001年)、《品唐诗》(2015年)
诗集
《北山楼诗》(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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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恩怨录
        千禧之际,世纪老人像出土的文物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日前,衔《人物》之命,拜访了施蛰存(1905―2003)先生。
        这是一间“多功能厅”,客厅、饭厅兼书房。先生的书桌蛰于墙隅靠南的一扇窗下。椅子后的书架上和桌前的地下,堆的都是书,多为泛黄发脆之族。案头的稿笺、文具和什物略嫌杂乱,显然,那是他刚刚笔耕过留下的痕迹。近年来他的《北山谈艺灵》、《唐碑百选》和《云间录小语》等新著迭出。施老午睡刚起,脸色红润,精神蛮爽,满头翘立的白发,抖擞出老而弥坚的神采。他身着一袭蓝色睡袍,袍带潇洒地系在腰间,自然、随意。寒暄后,我们坐下,不敢贸然敬烟。他老倒忍不住摸出一支又黑又精的雪茄来,先向我们示意,后自个儿有滋有味地抽起来。他左耳失聪,塞上助听器与我们交谈。尽管如此,双方说话声仍较高,他的方言又重,有时不得不借助于笔谈。而他的手写字已抖,只能将关键的意思写上一两句。他说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我根据与施老谈话的零珠散玉和相关的资料,仅就他与中国现代文坛上的风云人物的恩怨沧桑为切口,以年齿为序,谨整理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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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十年一觉文坛梦
     施蛰存与鲁迅(1881-1936)有过愉快交往的回忆,也有过瞠目怒对交锋的历史。
     1929年年底,施蛰存和戴望舒等经营一水沫书店,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想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将书从英、法、日不同版本翻译过来,丛书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后易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大家商请鲁迅来领导,由冯雪峰出面与鲁迅联系。鲁迅欣然应诺,并拟定十二种选目。鲁迅亲自承担其中四本书的译事。后因时局形势恶化,《论丛》遭禁,没有出齐,但同人们合作还算愉快。
       三年后,左联以柔石为代表的五位革命作家遭国民党杀害,鲁迅拍案而起,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此文即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上。以往鲁迅给《现代》的稿子,都由冯雪峰径交或由内山书店转送,这次来得蹊跷。一日,施蛰存上班时发现桌上鲁迅的稿子,不知何人送来。从文末写作日期看,已有十多天了。原来此文已经两家杂志编辑部之手,大家都怕惹祸,辗转到《现代》杂志社。施蛰存看了,也犹豫不决,奉书局老板张静庐定夺,张老板也沉吟难断。斟酌了三天后,施蛰存“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同时觉得“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毅然拍板刊用了。为增强宣传效果,施蛰存还向鲁迅索来柔石的照片、手迹,另配上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同时加上鲁迅的近照,精心编成一页《文艺画报》,与文章一并隆重刊出,社会反响强烈。
        令施蛰存毕生难以忘却的是:鲁迅与他打笔墨官司时,斥他为“洋场恶少”。盖当时《大晚报》辟一栏目“介绍给青年的书”,请一些社会名流推荐书目。施蛰存在推荐表格上填了《庄子》和《文选》,并附加一句“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迅读后,不以为然,在《重三感旧》一文中,将之和“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等现象相提并论,批评为“光绪初年的雅人”。施蛰存年少气盛,觉得有点委屈,他此举只不过提倡“古为今用”而已,何必大惊小怪,遂撰《〈庄子〉与〈文选〉》一文,“替自己作一个解释”,并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这样好”。铆上劲后,鲁迅又写《〈感旧〉以后》等系列文章批驳;施蛰存不服气,据理力争,以《推荐者的立场》、《突围》等辩白应战。双方寸土不让,金戈铁马,使论战升级,“君子交绝,不出恶声”那是神话。以善战著称的鲁迅,在《扑空》的结尾犀利地写道:“……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跟着渺渺茫茫,到底现出本相:明明白的的变成‘洋场恶少’了。”施蛰存此前对鲁迅是尊敬的,尽管在文字上闹过点小意气,仍执礼甚恭,但现在对方骂自己是“洋场恶少”,他只能赤膊上阵以恶相恶了。拳击场上,两个不同量级的运动员对垒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洋场恶少”的阴影,笼罩了施蛰存大半生。他本名施德普,一气之下易名为施蛰存――“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势,以存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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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沫若:相逢一笑泯恩仇
       施蛰存主操《现代》杂志时,曾得到鲁迅、茅盾、老舍等襄助。时郭沫若(1892―1978)远在日本,遂请叶灵凤代为相约,未果。施蛰存只得冒昧写信,盛情相邀郭沫若为《现代》写创造社的史料,仍没得到郭沫若的回复。他又与《现代》另一主编杜衡联名写信,始求得郭的散文《离沪之前》,适巧,同期发表周作人一篇散文,施蛰存在编排目录时,将郭排在周之后,许是叶灵凤见了,将此无意或有意之中函告郭沫若。旋即,郭沫若来函,以《离沪之前》将印单行本之由,拒在《现代》上发表。信来得很突然,文章已发排,迫于无奈,施蛰存在文末缀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将印单行本,下期不再连载。施蛰存又恳请叶灵凤斡旋,言明郭著的正文中排在周文之前。疏通之后始得郭的谅解,并允《现代》可继续连载。本说不再连载,现在又出尔反尔,不能自圆其说,施蛰存不得不在“编后记”中说明“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刊登”而续载第二部分,欺骗读者之违心之举,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施蛰存又担心该文最后一部分连载再出问题,那真不好办了。礼多人不怪。他和杜衡又联名致郭沫若信,措词“非常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1935年孔另境编《现代中国作家书信》时,孔另境顾及多方影响,没有将郭沫若这封复信编入。将近半个世纪后,施蛰存获得此信,戏冠以《郭沫若的争座位帖》为名,辑录在他的《〈现代〉杂记》一文内。
这封信的全文是:
      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所非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撰安
              杜衡
                             施蛰存 二先生
                                                               郭沫若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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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冯雪峰:最后一个老朋友
       冯雪峰(1903-1976)被施蛰存称为“最后一个老朋友”,实际上也是他的人生之旅中一个最亲密的老朋友。
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就是发在施蛰存主编的《无轨列车》创刊号上。刊物出了六期,即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封杀。后来策划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出版,也是通过冯雪峰与鲁迅联系取得支持的。
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三人,1925年在震旦大学读书时便加入共青团。1927年“四?一二”后组织关系中断,冯雪峰曾希望他们能恢复。左联成立大会,冯雪峰曾邀请他们三人参加。戴、杜出席,施蛰存因回老家未去。残酷的斗争使施蛰存他们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行动,三个人都是独子,尚有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同时,在文艺活动方面,他们也希望有自己的自由空间,不想受过多的政治束约。冯雪峰理解他们,并以进步的思想不断地影响他们。冯雪峰一直把他们当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人朋友。自关于“第三种人”(施蛰存认为是:不受理论家瞎指挥的创作家)论辩开始后,冯雪峰的处境比较尴尬,宁肯自己多受些委屈,也尽可能给他们以呵护。尽管杜衡最后投奔国民党,令冯雪峰很失望,但友谊还维系着。因此党内批评家认为冯雪峰是“认敌为友”,不断遭到批评。
      “知我者,鲍子也。”
     已期颐之年的施蛰存在回忆老友冯雪峰时仍很动容。“雪峰是一个笃于友谊的人,一个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是“热情团结党外人士的好党员”。
      施蛰存还记得他们三人合伙搭救冯雪峰和窑姐儿的故事。
       1928年年初,冯雪峰在北京发给松江施蛰存一封信。信中说,他已决定南归,不过有个窑姐儿与他要好,要同时回浙,他急需一笔钱帮她赎身,请求帮助四百元,望立即汇去,并暗示他在北京呆不住。接到信后,戴望舒大为惊讶。因为他刚去北京找过冯雪峰,不见他和什么窑姐儿有往来。施蛰存想大家都是浪漫青年,看上一个茶花女什么的也不足怪。他们三人立即汇了四百元,并写了一封快信。可是,许久收不到冯雪峰的回信,大家怀疑准是那个窑姐儿把钱骗到手跑了,冯雪峰不好意思回来了。
      过些时日,冯雪峰从上海来信,说他到上海四五天了,要到松江来,让望舒去接。施蛰存急了,他生在一个封建家庭,朋友带个窑姐儿来住,是进不了门的,忙着张罗找住处。当天下午戴望舒接回冯雪峰,带回的根本不是窑姐儿,而是一个陌生男人。大家相顾一笑。后来冯雪峰才说明,他为了筹款帮助几个革命朋友离京,才编撰了一个携窑姐儿私奔的浪漫故事。
        当年他们一伙年轻人编的《现代》,虽然成为“过去”,但仍被图书馆收藏着,并且永远会有人去研究它;而那些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朋友们呢?连“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也于1976年撒手人寰,惟他孑然一人存世,“真感到非常寂寞”。
        施蛰存慨叹:书比人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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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丁玲:巾帼不屑顾须眉
        1924年,施蛰存在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与丁玲(1904-1986)、戴望舒、孔另境(茅盾内弟)等同学。当时女子上大学在上海还是新生事物,班上只有三五个女生。每堂课上课时,女士优先。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坐起,将前两排留给女生。待男生坐定了,女生们才鱼贯而入,那时还比较封建,女生见到男生头一低,眼皮一垂,算是打招呼,相互不搭腔。施蛰存与戴望舒座位正好在丁玲的后面,同班许久,施蛰存见到的只是丁玲的背影。只有在老师发讲义,让第一排的女生往后传时,才有机会打个照面,点个头作罢。
        “傲气”是丁玲在回忆录中自己说的。施蛰存回想起来,丁玲倒也真有点“巾帼不屑顾须眉”的味道。他记得有一次,戴望舒有件急事要通知女生,冒冒失失闯进女生宿舍,讲话时,在丁玲的床上坐了一下。丁玲把脸拉得很长,戴望舒前脚刚出门,丁玲后脚就把被褥全部换掉了。在意识形态上,丁玲有点“傲气”,自负自己有反叛精神,是个解放了的新女性。当时上海大学有个教授叫施存统,他以一篇《非孝》赢得暴名,一时名驾瞿秋白之上。丁玲将此人奉为反封建的偶像,她常往施教授那儿去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眼中只是一个“觉得还可以与之聊天的”而已。后来,瞿秋白上社会学课异常出色,声名大振,远在施存统之上;加之丁玲的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结婚了,这才改变丁玲对瞿秋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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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后的三年间,丁玲、胡也频同住上海淡水路,与沈从文合办《红与黑》月刊,施蛰存住北四川路办水沫书店,夫妇常去聊天、喝茶,过从较多。施蛰存的书店还为胡也频出过集子。次年,施蛰存回松江老家结婚,丁玲、胡也频伙同文艺界的朋友专程到松江参加他们的婚礼。施蛰存还特地嘱承办宴席的菜馆,为上海客人加一样时鲜:四腮鲈鱼……
        施蛰存对丁玲还是怀有好感的。“文革”中,上海谣传丁玲已逝世,施信以为真。后知其仍健在,并获知她有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壮志,欣喜之余,感旧作《怀丁玲诗四首》,其一曰:
丁玲不死真奇迹,弱骨珊珊大耐寒。
幽谷春回恩怨泯,好扶健笔写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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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一个百年孤独的灵魂
        巴金活过101岁,施蛰存活过了99岁,他们犹如一组对偶的镜像,从各自的角度书写了中国文坛的诡异容貌。用搜索引擎检索巴金的名字,百度可以获得1460万项结果,与之相比, “施蛰存”的名字,百度为293万项结果,仅为巴金的五分之一,他的社会名望,竟不如一个平庸的网络作家。这个两位世纪老人,身前身后的遭遇竟如此悬殊。不断涌现各种“奇迹”的中国社会,再次创造出一个反面的价值奇迹。
         一个是京师高官,一个是一介书生;一个只有短暂的写作生命,一个却一直延续到岁月的尽头;一个文学建树有限而以“大师”之名受到热烈颂扬,一个是中国短篇小说大家而遭长期冷遇;一个毕生渴望自由却被迫为别人“活着”,一个则低调地保持了灵与肉的自由;一个力倡真话却被各种谎言所包围,一个则在缄中守护着内在的正直……,这种“比较文学”,向我们展示了生命悲喜剧的复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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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初获知“施蛰存”这个名字,是借助鲁迅先生的杂文。他以“洋场恶少”和“叭儿”的身份,赫然列入长长的鲁氏骂人名单里。名单上的其它名流,还有“刽子手”胡适、“革命小贩”杨邨人、“乏走狗”梁实秋等等。对于我和许多文学少年而言,首次“出场”的施蛰存,只是一个可笑的反面角色。长大后我才懂得,这是一场革命文豪制造的误会。
        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就学期间,由于辅导员周圣伟老师是施蛰存的关门弟子,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这位蛰居本系的隐者的轶事,并开始对其古典文学的精深造诣有所窥见。而真正了解其文学原创成就,却在8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文坛出现翻案风潮,胡适、周作人和林语堂等“反动作家”被重新阐释,而“新感觉派”小说也咸鱼翻生,成为出版社竞相再版的文化资源。我藉此阅读了施蛰存的全部作品,并对这位短篇小说大家萌生新的敬意。
        从那时至今,施蛰存被“平反”已达二十多年,媒体甚至称其为“中国现代派鼻祖”,但其文学成就仍未受到足够的学术重视。他的都市心理小说,与沈从文的乡情小说,是中国文坛对称的两大支柱,共同完成了现代短篇小说的话语建构。他的《追》、《梅雨之夕》、《春阳》、《鸠摩罗什》和《将军的头》等等,代表短篇的杰出成就,却难得在现代文学作品教材里现身。近两千种“现代文学史”,充斥着各种政治偏见和文学谬见,唯独没有关于施蛰存的正确估价。他的孤独,从生前一直延续到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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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的名字,隐藏着生命策略的密码,那就是“蛰”而“存”之。他“蛰伏”在文化的深冬,犹如一头机智的鼹鼠。他是依靠蛰伏而得以长寿的幸存者。面对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幸存者——阿谀奉承者,曲意逢迎者、卖身求荣者,等等,唯独没有狷介正直和洁身自好之士。施蛰存以99岁高龄辞世,显示了一个罕见的生命奇迹。
       施蛰存不是顾准式的文化英雄,他并未直接批判专制,却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他虽不能“大济苍生”,却做到了“独善其生”。他的学识直逼钱钟书,而气质则近乎陈寅恪和沈从文。陈寅恪晚年为明妓立传,颂扬其政治贞操,沈从文则被迫转向古代服饰研究,施蛰存在1950年到1958年从事文学翻译,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他便开始把玩金石碑刻,文革后又专治古典诗词,在那里默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尊严。他毕生洁净,没有那些遍及整个知识群体的道德污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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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晚年患有严重耳疾,几乎完全失聪,只能靠书写来完成对话。但他的写作却一直延续到了生命尽头。耳聋阻挡了尘世的喧嚣,令心灵变得更加恬淡而阔大。他的短文语词温润,闪烁着洞察世事的智慧。1991年秋天我去愚园路拜访他时,他仍然住在普通民居里,连厨房和卫生间似乎都与邻人共用。老人坐在正午的阳光里,玉面皓首,周身散发出幽默和睿智的光泽,俨然一代大家的风范。他戏言跟我几十年前就是密友,当然,他指的是另一位叫做“朱大可”的故人。在以后的话题里,他开始嘲笑那些“当代文学史”的炮制者,笑指他们不是在“修史”,而是在“践实”,也就是践踏当下的文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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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终身不言政治,甚至很少公开谈论道德。但在《纪念傅雷》一文中,他却意外地吐露出抗争的心迹。他盛赞扬傅雷反抗暴政的刚直性格,声言自杀就是对其刚直品德的自我塑造。施蛰存在结尾写道:“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这不仅是对傅雷的评价,也是追思者自身的信念。施蛰存的外柔内刚的卓越品格,在对故人的追思中不慎泄露,犹如一道犀利的闪电,照亮了光线昏暗的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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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福寿园陵园施蛰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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