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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书画名家高剑父  

2017-04-13 16:14:03|  分类: 艺术名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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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剑父(1879—1951), 中国近现代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汉族广府人,名仑,字剑父,后以字行,。1879 年10月12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现广州市番禺南村员岗乡),1951 年6月22日卒于澳门。与陈树人、高奇峰一起致力于中国画改革,后人称岭南画派。
       高剑父字剑父,以字行,高剑父的祖父高瑞彩,父亲高保样均擅医学、武术,亦能书画。高剑父共有兄弟六人,他行四,五弟高奇峰,亦善画,与他同为岭南画派的先驱。高父是近现代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少年丧父,家境萧条。在族叔的影响下对绘画产生了极大兴趣。他早年曾肄业广东水陆师学堂及岭南学堂,后从师居廉,后因病辍学,又回居廉门下研习绘画,继而东渡日本留学,通过与日本画家山本梅崖等人接触,高剑父大开眼界,在接受外国艺术精髓的同时,他暗下决心要改革传统中国画。二度日本东京美术学院研究艺术,  在东京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结识,同住一处,曾研究过日本及欧洲绘画。后加入白马会 、太平洋画会及水彩画会。1905年,高剑父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奉命回国,组织广东支会,任会长。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及光复广州战役,辛亥革命以后,高剑父携两弟(高奇峰、高剑僧)再渡赴日,研究绘画。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致力于声讨袁世凯和护法运动。民国初年他在孙中山资助下,与弟弟高奇峰在上海创立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宣传革命思想。孙中山去世后,他不满军阀官僚统治。国民党政府及伪政府汪精卫曾多次邀请他进入政府,均遭到拒绝,他公开表示永不做官,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和创造,抗战以前,高剑父在广州设立“春睡画院”,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后历任中山大学国画教授,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广州解放时,高剑父在澳门养病。1950年冬,准备回国,不幸旧病复发,于1951年6月在澳门去逝,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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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生活
      高剑父自幼失去双亲,家境贫寒。少年时曾在族叔的药店中做学徒。其族叔能医善画,使高剑父从小对绘画产生了兴趣。14岁时经人介绍,随居廉学画。因聪颖敏悟,进步较快,深受居廉器重。一年后又入黄埔水师学堂学习,不久因病辍学,仍回居廉门下研习绘画。17岁时,转入澳门格致书院(今岭南大学前身),从法国传教士麦拉学习素描。不久,返回广州,在述善小学堂任图画教师,又从当时在两广优级师范任教的日本画家山本梅崖处接触到日本绘画。通过与麦拉、山本的交往,使高剑父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接受了外国艺术的滋养,从而初步奠定了他改革传统中国画的志向和决心。以后,他又东渡日本,以求深造。初与廖仲恺、何香凝同住一处,以卖画为生,并先后加入白马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画会等日本绘画组织,研究东、西方绘画。后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06年他参加了同盟会,任广东同盟会会长,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并与陈树人、高奇峰等人先后在广州、上海创办《时事画报》、《真相画报》及审美书馆,宣传革命主张,倡导美育,推行中国画的革新运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高剑父在广州首次推出了一个带有“折衷”倾向的“新国画”展。其后,他把一些被认为不能入画的新事物——汽车、飞机、坦克纳入表现主题。这种有悖于传统规范的倾向,理所当然地激恼了捍卫传统画纯洁性的传统派画家,他们把高剑父及其追随者称为“不中不西”的“混血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旧的对立,终于在20年代中后期发展为以高剑父为首的岭南“新派”(也称“折衷派”),与以广州国画研究会为代表的传统派画家之间的公开论战。这次论战,考验了高剑父的革新精神,并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新的试验工作中追求艺术的新和谐的信念。 于是以高剑父为首的岭南画派,开始以崭新的面目活跃于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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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事迹
        广州同盟会
     1909年的广州河南,鳌洲外街担竿巷,一家新的裱画店开张了,店名为“守真阁”,还有一副春联,其中有字:“糊涂世界”。
同年不久,又是广州河南,保安社附近,一所名为“美术瓷窑”的瓷窑开张了,就在附近,还挂着“博物商会”的招牌,商会对外宣称是日本人办的。
      这一切都与革命有关,与高剑父有关。
     “守真阁”并不“糊涂”,而是同盟会广州分会的总机关,而负责人就是高剑父,“糊涂世界”就是高剑父手写的,不是说裱画店糊涂,而是暗讽清廷糊涂。1905年,高剑父第二次东渡日本进修美术,在遇到异国艺术的同时,也遇上了革命思想,1906年,高剑父加入同盟会,1908年来广州,翌年,任同盟会广州分会主盟人。高剑父奔走广东、香港、澳门之间,抨击帝制,宣传共和,发展会员。大名鼎鼎的陈炯明就是高剑父介绍入会的。
      “美术瓷窑”比“守真阁”更神秘。这里真有一个窑,不过不是用来装瓷器的,而是用来装炸弹和武器的。谁来负责这个秘密的机构?还是高剑父。清朝的军警不是吃素的,有所风闻的他们,也来搜查过一次。然而,由于这些炸弹和武器隐藏得太巧妙了,军警无所获而返。
     不仅炸弹和武器是安全的,人也是安全的。高剑父所辖的革命机构,无一被破坏,会员无一被捕。故而同盟会的人都称高剑父为小诸葛。
英勇志士第一击
     清末的革命志士,有一种先秦刺客专诸、荆轲的风格,他们认为通过刺杀清朝的亲王、官吏、将军,可以重创清廷,推动革命。高剑父也受此风气影响,他对曾经刺杀广东水师提督不成的同盟会员刘思复说:“我们必须成立一个暗杀团,集中力量扫除革命的绊脚石”。于是,1910年,“支那暗杀团”成立。团长刘思复,副团长高剑父。原址设在香港罗便臣道一间寓所内,因地址泄露,又改租摩士咭23号寓所。入团宣誓时,高剑父立于会场中央,举右手宣誓:“诸位同志,我们成立支那暗杀团,就是为一个目标,铲除清朝鞑虏,推动民主革命……”
        1911年4月27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爆发。高剑父亲身参与了这次起义。起义前,参加的同志都以抓生死阄的方式分配任务,高剑父抽到的是“生阄”,担任外围接济和军械运输的工作。抓的虽然是“生阄”,高剑父却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起义打响时,高剑父等在广州南门,接应的同志未到,高剑父便强行进城,被清军开枪阻击,高剑父却不畏惧,攀上屋顶,扔下一枚炸弹。炸弹炸响后,引起清军举枪四射,高剑父伤右脚,攀瓦离开现场,乔装成小贩脱身。
      这是高剑父为革命扔出的第一枚炸弹。在以后的革命岁月里,他还要亲手制造炸弹,为末路清廷再送一程。
英勇第二、三击
      黄花岗起义失败,高剑父萌发要刺杀两广总督张鸣岐、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为烈士报仇的想法。他与梁倚神、李应生潜入广州,以东郊龙眼洞婆髻岭作炸弹实验场。他们住进当地的昌大公司,以写生打猎为名,在密林里制造炸弹。炸弹研制成功,由同盟会会员林冠慈担当主要执行员,陈敬岳辅助。1911年8月13日上午,广州双门底,林冠慈将装在藤茶箩里的炸弹扔向路过的广东水师李准的坐轿,击中目标。不幸的是,林冠慈当场牺牲。陈敬岳被捕,不屈而死。遗憾的是,李准逃过一劫,未死。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两广总督张鸣岐惶惶如惊弓之鸟,特请铁腕人物凤山将军南下镇压。暗杀团将目标瞄准了凤山。高剑父收拾起丧失战友的悲愤,又投入到制造炸药的工作。吸取前一回刺杀李准失败的教训,此番制造的炸药配备了能凝固血液的毒药。为万无一失,高剑父、梁倚神、李熙斌等人在郊外拿小牛犊和两只狗做实验,均成功。除此,还有万无一失的行刺路线。高剑父、李熙斌、朱述唐三人选定三处作为埋伏场地:仓前街,在此处开设“成记洋货店”,安放炸药;又在双门底、惠爱中设置第二关、第三关。
      时机终于来了。1911年10月25日清晨,距武昌起义已有半个月的光景,凤山威风凛凛地来了。在天字码头上岸,一路上五步一岗,300旗兵全程护送。如此严密的保护,革命党有机会吗?清兵们注意到四周,却没注意到头顶,就在仓前街,一家小商店的楼上有块木板。从街上看,只是一块木板。从楼上看,却是一块装着炸药的木板,木板上还系着一根绳子,连接后屋。
        凤山的队伍走到小楼下,木板忽然松开,一声巨响,凤山灰飞烟灭,二十几个卫兵灰飞烟灭。不久,清王朝也灰飞烟灭。割开木板绳子,放下炸弹的,是同盟会17岁的少年英雄李沛基,事后他通过商店后门安然脱险。高剑父的第三击终于成功。
      革命继续发展,共和取代君主。高剑父曾参加中华革命党,参加倒袁运动。此后,他便离开政治运动,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高剑父先生,做革命,便是纯粹的革命家,做艺术,便是纯粹的艺术家。
       辛亥革命后,与胞弟高奇峰赴沪创办审美书馆和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真相画报》,并在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的时候,赴日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在此之后曾多次尝试筹办美术瓷厂和中华瓷业公司,亲手绘制彩瓷工艺品,显示了艺术救国的抱负。孙中山逝世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新国画运动的倡导工作。
      所谓“新国画”,按照高剑父的解释,是一种“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真美合一”的“现代绘画”。“它不是个人的、狭义的、封建思想的,是要普遍的、大众化的……是从古代递嬗演进而来”,“取古人之长,舍古人之短的,所谓取长舍短,弃其不合时代的、不合理的,是以历史的遗存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吸取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的营养。”由于时代的局限,高剑父对西方艺术的了解毕竟只停留于表面的阶段,他所从事的融合中西艺术的工作,主要得近代日本画——特别是京都画派的启发;他所接触的西方艺术,主要是被近代日本画家所过滤的东方语汇。民国19年(1930),曾拟定了环游世界考察艺术的计划,但由于健康和经济的关系,最终只涉足于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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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成就
      1930年,高剑父到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及南洋群岛等地考察,并举办个人画展、宣讲中国美术。尔后又赴欧美考察美术。其画多次参加国际展览,引起欧美画坛的重视,先后获得意大利万国博览会金奖、巴拿马及比利时万国博览会最优奖,部分作品还被一些国家的博物馆收藏。
      孙中山逝世后,他对当时的军阀、官僚统治极为不满,遂放弃从政,办春睡画院,收徒授艺,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
        高剑父一生不遗余力地提倡革新中国画,反对将传统绘画定于一尊;主张折衷,即一方面折衷于传统文人画与院体画之间,又折衷于中国传统绘画与东西方绘画之间;强调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存菁去芜。在创作上,他对人物、山水、花鸟均有很高造诣,其画笔墨苍劲奔放、充满激情。另外,他还长于书法,喜用鸡毫笔,风格雄厚奇拙。《东战场的烈焰》是画家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画家以西洋绘画中的光影处理和素描关系,融进中国的墨笔来表现祖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后的情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是画家的亲眼所见,也是画家的写生之作,画家是以无比悲愤的心情来创作这幅作品的,以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抗争精神。正如右下角印章所刻:“乱画哀乱世也。”明显地表现出画家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
       高剑父晚年主要从事美术教育,除春睡画院外,还先后创办过南中美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并担任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黄独峰等都出于他的门下。他的融会中西的艺术思想影响了好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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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称号
       高剑父的两个弟弟高奇峰和高剑僧均是著名画家,高剑僧早逝,高奇峰成就则十分突出。
高奇峰堂号天风楼。生于1889年,出生广东番禺,卒于1933年。 1906年与兄去日本留学。擅画花鸟、山水、走兽等,画风自然、生动。笔下的雄狮、猛虎、松鹰被孙中山认为是革命精神的代表。与兄高剑父及陈树人被称为“岭南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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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高剑父生平著作尚有《中国现代的绘画》、《印度艺术》、《国画新路向》、《蛙声集》、《佛国记》、《剑父碎金》、《喜马拉雅山的研究》、《佛教革命论》、《听秋阁画跋》、《春睡艺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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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行情
      高剑父很早就在国际上有较高声誉,他的《江关萧瑟》和《绝代名姝》在比利时万国博览会上曾获最优等奖状。其《松风水月图》在中德美术展览会上,为德国国家博物馆购藏。其作品在巴拿马和意大利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展出时,每次都获得国际艺术界的高度评价。高剑父作品最近几年行情较高,岭南画派从地理上接近港台,更能为该地的投资者所喜欢。 1986年高剑父的一幅《彩虹》轴以5.2万港元售出,价格与齐白石,傅抱石作品差不多,但以后价格虽有上涨,但不如他们的上涨幅度大。
      1989年9月高剑父一幅小幅立轴《月月平安图》卖了5.5万港元,同时一幅大立轴《埃及风光图》卖到11万港元。比起以前的价格。上升幅度将近一倍。1990年香港市场共见到6幅作品出售,低的3万,高的15万。高剑父作品行情基本上稳定在10万港元左右,一般作品不及10万,个别精品10 多万,但还不很高。比较起来,高剑父之弟高奇峰作品更受买家看重,1986年刚出场的两幅价格就惊人地高,立轴《和鸣》卖到19万港元,大立轴《双鹭》达到29万。以后价格更高,《鹰击长空图》26万,《跃狮图》(长方形镜片)达到38万港元,跃居现代画家价格最高的层次。1988年1月香港由佳士得拍卖的《秋树苍鹰》是他中晚期作品,绘画苍鹰凌厉有神,水、墨之中尤见功夫,是代表高奇峰典型画风的不可多得的精作。以48万拍出。1990年3月拍卖的一幅《松鹤延年》一举推进百万大关,高达104万港元。已达珍品之列。1992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又推出《横塘春晓画集》12开册,成交价高达165万。高奇峰作品市场价格一再看好,大有势不可挡之势。高剑父另一位弟弟高剑僧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也有出售,价格比高剑父要高。 1990年3月出售的一幅《青竹翠鸟》卖到12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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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点
      高剑父活动于辛亥革命的风雷之中,同样在绘画方面贯穿着他的革新思想。他既有深厚的传统基础,又从事东、西洋绘画的研究,开扩了眼界,在艺术上得到不少新的启示。 高剑父既擅长写意,也能画工笔。于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以至草虫禽兽,无所不能。他大胆融合了传统绘画多种技法,又借鉴了日本画、西洋画,重视透视和立体感、设色大胆等表现技法,并注重写生,从而创立了自己的新风格。
      高剑父的山水、气势磅礴,笔法有近似马远、夏圭一体的,横砍竖劈,干笔飞白,于秀逸中见刚劲。所作朝阳夕照,风雨晦冥,烟霞云雾之景,生动地再现了南国山川的秀丽多姿。作品多用水墨渲染,用笔泼辣,时作没骨法,除树石局部略用线条外,天色、水光和云雾都以水墨渲染,墨卷波涛,笔缩云烟,深浅远近,诗意盎然。作画很少用中国画线条,而是用色彩和水墨的渲染来表现形象和质感。
      他的工笔人物、花鸟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所作水墨花鸟,放纵似徐渭。又以石恪、梁楷一体“减笔”画人物,着墨敷彩不多,寥寥数笔,生动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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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剑父 1945年作 猫头鹰
      1914年,高氏兄弟在广州创办《真相画报》,阐述艺术理论,介绍革新派作品,提倡新国画,并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画展。此时,高剑父“折衷中西”的艺术思想可谓生成。
      1920年后,高剑父淡出政坛,潜心绘画。孙中山病逝以后,公开表示永不做官。“他认为,他应该全力推动另一场革命了,那就是艺术革命。”张立雄说。
      张立雄介绍,高剑父退出政坛,和弟弟高奇峰在高第街租得一楼,名“怀楼”,后迁文明路安定里。黄兴据诸葛亮诗“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给高剑父居处起名“春睡草堂”,并写横额相赠。“春睡画院”遂得名。
        1923年高剑父购得朱紫街87号,春睡画院便固定于此。张立雄介绍,这间房产原属环翠寺,后为义庄(俗称“棺材庄”),1930年高剑父以低廉的价格购得,“高剑父是一个有气概的人,不怕神,不怕鬼,他认为这套房子恰好在城墙外,比较清静,适合做画院,后来更是将全家都搬到此处”。
      在春睡草堂里,高剑父践行了自己的艺术主张:“绘画要代表时代,应随时代而发展。”他还试图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因此赴南亚等地采风、办展。在印度,高剑父获得了泰戈尔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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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纪念
       高剑父纪念馆位于一栋居民楼的一楼。此地原是一间依山而筑的大屋,当时为广州市越秀区象岗山南麓朱紫街87号,正是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聚徒讲学之所——春睡画院。如今的春睡画院故址挂的是“高剑父纪念馆”的牌子。按原状复原的“春睡画院”,被“搬到”了该栋居民楼的15楼天台。搭乘电梯,上得天台,一幢清式建筑赫然在目。这便是复原了的“春睡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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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剑父日本留学疑云
        高剑父自称有两次留学日本的经历。到底他第一次日本之行始于何时?
  解开了山本梅崖在广州之谜(见2014年12月30日本版),特别是他离开广州的具体时间是在1905年8月30日,于是我们便可以根据简、黎、麦各氏忆及的“山本既去”,高剑父继任,“翌年,即辞职东渡”之说,可以推断:“翌年”者,应为1906年。若按高剑父自述的抵达东京时正值“大年夜”所言真的话,高剑父启程赴日的时间最早应为乙未年暮冬即1906年1月中旬。
  1941年李健儿在为高剑父修传时言:“剑父自识麦拉山本,始知他国有画法,乃蓄意先游日本。”可见山本梅崖对高剑父画学道路影响之巨大。按黎葛民、麦汉永所说,山本离粤前,“留下日本地址及介绍函多封,嘱剑父到日本时拜访彼邦汉画大师”。但按简又文言:“抵东之日,值天气严寒,残雪满地;先生以款绌,行囊未多备,上岸仅布衣一袭,奇冷难受,几至冻僵,乃援其幼稚的日本话雇人力车往留日同乡会,孰知此会适已解散,先生顿觉绝望,深夜彷徨于大风雪中,不知何所去从,仍饬车夫沿路访问华人住宅或店铺,又不料是夕适为除夕,人家皆闭户守岁。至是先生举目无旧,饥寒交迫,而囊款又几告罄,真是困苦万状。卒乃得到一中国旅馆,暂为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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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剑父 1913年作 丹山白凤
  若山本梅崖离开广州前“留下日本地址及介绍函多封,嘱剑父到日本时拜访彼邦汉画大师”,高剑父何至落得“顿觉绝望”这般田地?黎、麦的回忆与简氏的忆述发生了矛盾。谁更可信?笔者以为,黎、麦的回忆比简氏所言更可信。其理由是:
  一、以双方的身份来看,黎、麦在《广东折衷派两画家陈树人与高剑父》一开始就声明:“笔者黎葛民与树人及剑父相交均在四十年以上,平日对国画的共同研究切磋和私人间的交游过从,踪迹甚密;笔者麦汉永为剑父世侄辈,同时彼此以画人关系,自幼从游,常聆謦欬,逮剑父晚年,接近的机会尤多,于其人其事,颇知大概……”可见黎、麦与高氏关系、往来的密切。而被高剑父称之为“忠实信徒”的简又文1905年在述善学堂时只是高剑父的学生,1917年赴美国留学,1921年回国,资料显示,简又文在三十年代担任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后在上海才与高剑父开始较为密切的往还,并对高氏的事业给以经济及舆论上的支持。
  二、综观黎、麦二氏和简氏之文,前者以朴实的文笔,把陈树人及高剑父两人之主要经历尽自己所知所见如实道来,行文中虽也带感情,有辨析,有力护,但绝无虚饰之词;反之,简氏之作,却把其“口述或笔述”和来自门人亲友等的道听途说以小说家之笔,评论家之势,用非凡的想象力尽情地加以渲染,从简单的东西里扯出复杂的东西来,以个人的感情对高氏的感悟和理解,写出一部有特定时代背景的故事。
  三、山本梅崖既对高剑父“刮目相看”或“拍案叫绝”,“留下日本地址及介绍函多封,劝剑父有机会时到日本以求深造,修书嘱其到日本时拜访彼邦汉画大师”,乃是异国友朋间之常情,再正常不过之事。但是,这一细节,却被简氏忽略了。当然也有一个可能,他在写《高剑父画师苦学成名记》时,先定了题目,然后行文运笔,都围绕着一个“苦”的主题去想象和发挥。因此,笔者以为黎、麦二氏之说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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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留学”:间歇性半年
  高剑父自己强调的是在第一次东渡就参加了太平洋画会,到“东京美术院”学习的话,那么他第一留学时间并不会很长。1906年秋天,他已进入东京美术院,并留下“丙午秋九”写生于该院的《东洋植物》图。这意味着1906年的10月之前,高氏已结束了第一次的留学生涯。至于第一次留学何月结束、第二次留学何时开始?按黎、麦之说:“剑父在此后三年当中,共来往中国和日本多次”。因此要在时间上进行具体的考证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肯定,第二次东京美术院的留学生涯也是断断续续的。
  丙午农历年底,高剑父应该已回到广州,1907年3月13日出版的《时事画报》第二期刊登了一幅时事画《提倡实业》,说明如下:“广武学会罗乐之、尹笛云诸君,组织一博览会,正月十六七日,连日开会研究,陈列高芍亭、灌田两昆之制生标本,及古器、矿产甚多,来宾数百人,茶会演说而散。按:中国实业一日不兴,漏卮一日不塞,漏卮不塞,益国日益瘠,民日益贫,恐欲求为今日之中国,亦不可得也。幸天未绝汉,民智日开,渐知趋重于实业,博览会之设,虽未达广兴工艺一级,而胚胎已朕于此矣。”正月十六即阳历2月28-3月1日,4月6日(清明节),高剑父又在广州为吴精魂绘写了《蟹爪水仙》,此后于是年的《时事画报》上密集地出现高剑父的作品,说明他已开始活跃于广州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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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剑父 1919年作 君威
        换言之,在丙午残腊(1907年1、2月之交)之后,高剑父中断了在东京美术院的学习回国,在广州的时间甚长(当然我们不排除他也曾经往返广州和日本之间)。直到10月21日(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时事画报》第廿四期上,《时事画报》刊登了赖亦陶之《送毅伯同事之奉天序》,中有“……去冬陈子讱生(陈树人),负笈东洋,今春王生燕红,覊务西省,秋初则剑父高氏又望扶桑三岛而去矣”之句。是年立秋为阳历8月9日,按广州的气候,真正的入秋当在9-10月之间。而《时事画报》是为旬刊,消息报道颇为及时,再加此文作者赖亦陶与毅伯均为《时事画报》编辑,按出版时间计算,毅伯奉天之行亦当在赖氏撰文前后,由此可知,高剑父再次赴日回东京美术院学习的时间当在9、10月之交,更有可能是10月的上、中旬之间。高剑父此行是携其弟高奇峰一道前往的。这是高剑父再度往日本东京美术院就读的较为准确的记载,也是高奇峰首次赴日。
  1908年1月2日(农历丁未年十二月廿九日),上海《时报》刊登了一则题为《东洋近信》的消息:“东京美术院毕业生高剑父、高奇公[峰],西历十二月十五日在日本神户广业公所开美术游艺会,将每年所积功课陈列其中。其画法采集中、东、西三国所长合成一派,其中系绘作百余幅飞潜动植,人物山水,形容毕肖,笔墨淋漓,诚空前绝后之隽品也。是日开会,观者如堵,无不惊叹,欲得寸缣以为荣者,争先恐后,尤以日人为最,诚一时之盛会也。闻两君不日旋归祖国,拟于中历年末开美术展览会于粤省,临[届]时想必大有可观。吾国美术界之前途,当可拭目俟之矣。”这则消息报道了高氏兄弟在神户开展览的日期,而且预告了他们在即将来临的“中历年末开美术展览会于粤省”的消息。这意味着,“二高”在“东京美术院”毕业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前。按此推算,高剑父第二次留学时间间歇性连续约半年,高奇峰则不超过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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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美术院”之争
  高剑父第一次赴日留学,没有说毕业于何院何校,第二次则兄弟二人皆毕业于东京美术院。
  对于“东京美术院”,中日美术史论家都经过长期查考,发现当时日本并无“东京美术院”之设。因此李伟铭先生得出了高氏“毕业于东京美术院,则显然是误传”之结论。而陈振濂先生则干脆把“东京美术院”升格至“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校”,不知所依何据。
  笔者曾访问过赵兽先生,他说:“东京美术院不是没有,但那是私人画室,兼收学生习画,其实是为学画的人提供一个写画之所,学生想来就来。到哪里去的人只是镀金性质,挂个名的。”赵兽先生之说应该是不错的。至于“东京美术院”的出现,我们不能不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
  从清末开始,大批中国学子抱着各种不同的目的,纷纷拥到日本留学。这种留学教育有两种特征:一是为教授的内容是普通科而非专门学科;另一种是以“速成”教育为主的。1902年吴汝纶赴日视察教育三个月,广泛听取日本各界人士的意见,日本朝野上下均主张中国必须推行速成教育为主,特别要努力在短期内培养师资。1903年张百熙等在奏定《学务纲要》时指出:“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在此背景下,速成科成为了日本的“教育产业”。就连比较有名的弘文学院也有明文规定,“速成科”的学习“年限均系随时酌定。”1905年和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蜂拥而至,速成科成为了日本的“教育产业”。数日或数月便可毕业。导致了“日本学校甚至出现激烈的竞争倾向,如甲校用一年教授完毕,乙校减为八个月,而丙校更缩成半年。尤有甚者,竟有数月以至数日的速成科。如肥皂制造法等,通过传译的说明,数日便讲授完毕,并且颁发证书,纯粹是商人经商牟利的作风。留学生方面,由于心目中有手持证书愈多愈好的浅薄想法,多集中到这类‘学店’来。”到了1905年,日本的“学商”、“学店”更加变本加厉,甚至引起了日本人的批评:“各校争先大开方便之门,来者皆非有志于正式之课业,故留日学生之数骤然增多,致助长彼等放纵之恶习。其根本之弊,在于开设简便课程,以及漫然出售学术技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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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剑父 南国诗人 1935年 纸本设色 81cm×36cm 香港艺术馆藏
  高剑父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到日本留学的。东京美术院大概也是在此历史背景下的产儿,正因如此,高剑父才能够间歇性地多次往返日本与广州之间,并继续他的学业。况且,在二高还未离开日本(或从日本刚抵达上海)时,他们便给上海《时报》发出了东洋来信,直称“东京美术院毕业生高剑父、高奇峰”开展览的消息。因此,高剑父在东京美术院学习之说是不会假的。虽知上海是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心,和广州相比,上海与日本的距离更近。若要作假,何不贴上一个更知名的美术学府的金字招牌?可见东京美术院应是真实的存在,不过它不是正规注册的美术学府而已。
  正因如此,所以黎葛民、麦汉永说了大实话:“剑父在此后三年当中,共来往中国和日本多次,始终未曾正式进入学校研读,有些人说他‘留学三年,技乃大进’,并非事实。剑父在日本只是观摩考察性质,并非如陈树人之进校修业。”而陈树人在《寄杯高剑父一百韵》诗中亦仅用“观摩仅三年”而非“留学”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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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历中“东京美术院”之变
  “二高”于“东京美术院毕业”的履历,首见于上海《时报》的报道,其后,在1921年,“二高”因为在广东甲种工业学校任职,参加了广东教育会,并成为该会会员,在是年出版的《广东教育会杂志季刊》上的会员名单中,高剑父与高奇峰的履历一栏都是填“日本东京美术院毕业”。1922年出版的《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录》中,高奇峰的履历栏也填写“日太东京美术院毕业”。但在1927年的《岭南大学一览》的教职员名录中,高奇峰的学历栏则改为“日京和成画写院毕业”,其后在1933年,也是他去逝的那年,他在岭南大学的教职员名录的履历栏却变成空白了。而高剑父的小传,在笔者所见最早发表于1926年3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署名醉红生的《艺术家高崙小传》中,则为“东渡留学,习西洋画及雕塑于东京白马会,太平洋画会,研究美学于东京美术院”;在1929年11月13日亲自抄送广东省革命纪念会的“辛亥年三月廿九生还义士调查表”中,“职业”栏中填有“东京美术院毕业”,但1934年国立中山大学教职员名录中,履历栏则变成空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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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剑父 罗浮香梦 1935年 纸本设色 73.5cm×34cm 香港艺术馆藏
  由“毕业于”、“研究美学于”东京美术院,到履历的空白,这种变化是令人费解的。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作为正规的高等教育学府,入职时填报履历必须出具有关的学历证明材料。高剑父1934年7月1日被国立中山大学聘为该校文学院教授时,拿不出连助教也须具有的“国内外大学毕业得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因而只好放弃履历栏的填报,而只能以“有教学研究特殊成绩或有高深学问出版著述名闻国内或国外者”为前提条件而聘任。其“月薪”按《资格等级标准》定为“二百元”,比“副教授”级别的“二百八十元”为低。比正教授的“三百六十元”的级差更低了将近一半。不过,他对传媒则仍说自己的“月薪三百六十金”。
  高剑父大概在此时开始意识到胡乱填报学历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在1948年的《七十自述》中,把“毕业于东京美术院”改为“考入日本东京美术院作高级研究者”了。大概是“研究者”的身份比“毕业生”来头更大,地位更高。1951年2月23日,离高剑父去世前仅四个月,澳门《市民日报》发表了最后一个版本的《高剑父先生传略》,对关于涉日的内容仅以“赴日本习西画”、“光绪末年高氏曾设美展会于神户”数字记之,连多次强调加入白马会、太平洋画会及“毕业于东京美术院”也只字不提了。
  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李抚虹所撰之《高剑父八十三诞辰纪念》一文中,对于高剑父赴日留学之事却有了另一种全新的表述:“先生却别有怀抱,到了日本,时与羁留日本的革命分子有所接触,于是由艺术运动而转到政治运动,故不久而加入孙中山先生之同盟会,不久衔命回粤干其暗杀团工作。”对其具体的学习、研究美术一事只字不提了。李抚虹这种修订,所为何因?恐怕更耐人寻味。 黄大德,作家、艺术史家,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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