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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当代散文作家、小说家魏巍  

2017-04-12 15:58:29|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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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巍(1920年3月6日-2008年8月24日),原名魏鸿杰,笔名红杨树 ,河南郑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代诗人、散文作家、小说家。
        1942年创作的长诗《黎明的风景》因成功地表现了抗日斗争的生活而获晋察冀边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鲁迅文艺奖金”。 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1952年与白艾共同创作出版了中篇小说《长空怒风》后,1956年又与钱小惠合作写出了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1978年,创作完成了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东方》,于1981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2008年8月24日,魏巍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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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3月6日魏巍出生于河南郑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魏巍少年入平民小学,后就读于乡村简易师范,15岁时父母双亡,靠誊写为生。
         1937年12月,17岁的魏巍从郑州只身赴山西赵城县八路军一一五师军政干部学校参加八路军。该校后来并入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
      1938年, 随营学校并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魏巍为第三期学员。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魏巍从抗大毕业后, 被分配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魏巍始终在战斗部队任职, 在战火中成长,在战斗中进步。他在与一线官兵的朝夕相处中结下了浓浓的战友情,这为他后来写成《谁是最可爱的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1946年3月19日魏巍与刘秋华举办了热烈而简朴的战地婚礼。 
      1949年4月,魏巍被任命为晋察冀野战军骑兵第六师第十六骑兵团政委。这个团是傅作义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成分非常复杂,有些官兵起义并不十分情愿, 魏巍在这个团工作十分危险。上任前,他作了最坏的打算, 把那个时期他写的诗稿交给了在晋察冀军区工作的好友孙犁代为保管。魏巍曾经说过,他不死,诗不死, 此去如不归, 诗也不会死掉。后来,孙犁把魏巍的这些诗选编好并于1951年出版了《两年》。
      1950年5月, 魏巍调到总政治部,任学校教育科副科长、创作室副主任。从此,魏巍离开了作战部队,始终在总部和战区工作, 走上了专业作家和文艺战线的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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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魏巍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时恰逢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作为总政《谁是最可爱的人》封面派往前线的部队文化工作者赶赴朝鲜前线。1950年至1958年间,魏巍3次赴朝鲜。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隆重推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主席随即批示“印发全军”。
1953年,魏巍开始为长篇小说《东方》创作做准备。他认为要表现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只有通讯报道是不行的,要用长篇小说的体裁才能将这场伟大战争的历史纵深感和朝鲜战场、国内建设,工厂、农村的空间跨度充分反映出来。
1957年魏巍参加编写《华北解放战争史》。
1978年,魏巍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文化部长,后来担任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聂荣臻元帅传记组组长。这一时期,是他文学创作作品盛出的时期。
1978年,创作完成了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东方》, 于1983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2008年8月24日,魏巍因病于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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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巍是当代中国少有的战士兼作家。两个身份融为一体,铸成不变的风骨和柔情。他写志愿军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几代人中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以至于“最可爱的人”成为志愿军战士后又延申为人民子弟兵的雅称。
       1950年底,魏巍奉命赴朝鲜调查美军战俘营的情况。调查结束后,他要求留下来进行3个月的战地采访。魏巍来到志愿军前线部队,和志愿军一起生活,耳闻目睹了许多撼人心魄的英雄故事。正是这次深入的采访,使他了解到志愿军战士的崇高与伟大,回国后发表了一批战地通讯,其中包括在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为作者赢得巨大声誉的《谁是最可爱的人》。1952年,魏巍二次入朝。这次入朝令他萌发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宏伟打算。用通讯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是一种快捷的形式,但其容量有限,很难全面表现这场宏大的战争和战争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有了计划,采访便有了明确的目的。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访问了志愿军总部、两个军的各兵种、阵地、医院,住在连队、营部和团部,尽可能多地观察、了解和收集指挥员和战士们的生活。除此,他还访问了朝鲜人民军的部队官兵,来到战时的平壤市,采访和积累了大量的素材。1953年回国后开始构思,先后又到长辛店二七工厂、冀中农村等地深入了解后方的生活。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凯旋回国。他第三次来到朝鲜,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感人场面。1959年开始动笔,到“文革”前,陆续写出了40多万字。‘文革’期间,他受到粗暴批判,创作被迫中断了8年之久。直到1974年,才重新拿起笔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写作后半部分,终于在1975年10月完成初稿。经过反复修改,这部80余万字的巨著,终于在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多种荣誉,除了首届茅盾文学奖,还获得了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另外,还被改编为连环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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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巍,原名魏鸿杰,1920年3月出生在郑州东大街魏家胡同,儿时,在听着火车的汽笛声中长大。父亲是铁路小职员,收入微薄,难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基本生活。魏巍在7岁时就开始帮父母做事。他挎上竹篮,在进站的列车下叫卖香烟之类的日用小商品。车过了,就就从兜里掏出父亲给他写在方块纸上的单字,一一辨认。后来,他上了一个专门办给贫苦子弟的不收学费也不用做制服的“平民小学”。在这里,年轻的女老师蔡芸芝给了他最初的诗教。日子越来越困难了。他在上郑州师范学校时,家里无钱为他购买课本。他只好跟同学合看一本书。下课后,再借同学的笔记本抄录。15岁时,父母相继在贫困中去世,魏巍成为孤儿。好在好心的大娘担当起慈母的责任,继续供他读书。魏巍是个早熟者,他的文学启蒙很早,志向高远,12岁便开始写诗投稿。14岁发表诗歌处女作。他的早期作品主要发表在郑州的报纸副刊上。很可惜,他早年的诗作,绝大部分都散失了。现在能够找到的两首,是15岁写的《炉子》和16岁写的《无娘的孩子》,分别发表在郑州《大华晨报》副刊《沙漠诗风》的5期(1935.2.10)和23期(1936.6. 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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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首诗作,让我们见证了少年魏巍不凡的诗才和质朴的诗风。《炉子》是以冬天的火炉为对象,抒写贫富两重天的冷酷社会现实:“命里生来就注定了矛盾,/从不曾踏进冻馁人的家门。/屋顶,在羡慕的视线里吐着骄傲,/从烟囱里探出了头,含笑相迎。/癖性生来就爱着虚荣,/从不曾看望过齿颤声里的一群。/在笑语中常爱舐老爷的锦衣,/轻嗅着小姐袖口的温馨。/自从冬神介绍与他们订成了密交,/永远和穷人断绝了缘法,/互相友好,把漆对在胶里了,/北风传不来人们的咒骂。”选取一个典型的视角,表观了对不公平社会的鲜明立场,对广大穷人的深切同情。从中,可以看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他产生的直接影响。
          17岁时,他在图书馆结识了进步人士黄正甫。黄正甫是一位无名作家,曾是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因为大娘家生活也很艰难,魏巍不忍心再拖累大娘,他想去延安上“抗大”。黄正甫说他可以牵线帮助,并写了两封介绍信。魏巍带着介绍信乘火车到达西安。他拿着黄正甫的信找到了江教授。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江教授也无能为力帮他。既然来了,没有退路,只有自己向前闯了。他找到了位于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正置国共合作时期,办事处是公开挂牌的机关。可是,对面便是胡宗南的官邸。办事处周围布满国民党的便衣特务,盯住进出的人。不少人从里面出来后就莫明其妙地“失踪”了。
         魏巍无所畏惧,径直闯了进去。很遗憾,“抗大”已经招考过了。幸而看到墙上贴着山西前线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招生的信息,他如获至宝,立即折返潼关,渡过黄河,直接奔赴山西前线。经过豁县,到达赵城马牧村,找到115师,从此参加了八路军。当时,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政委。1938年,师军政干部学校并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魏巍成为该校第三期、第四期学员,并于同年5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他常常参加“文化工作者协会”的活动,也常听柯仲平抑扬顿挫豪情满怀的诗朗诵。柯仲平说:“本人和‘大黑暗’是‘冤家世仇’,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我就想闹出个你死我活!我们的诗,不能脱离人民的斗争,不能离开时代,伟大的艺术,必须抓住时代的中心,艺术是被压迫者的战曲!”柯仲平成了魏巍的偶像。他参加了柯仲平领导的“战歌社”。他和当时的伙伴胡征、朱子奇、周洁夫等成了亲密的诗友,在学校成立“战歌分社”。每当有新作,就把抄好的新诗贴在报纸上面,挂在校园的墙头上展示。延安是革命的摇篮,也是诗人的摇篮。当年的延安城大街,高悬着“街头诗运动日”的横标,四处张贴着多姿多采的诗,写诗和读诗成为风尚。回忆起延安,魏巍充满无限的留恋,他说:“延安的生活,决定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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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他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战地通讯记者团担任记者,派赴敌后河北平山李家岸晋察冀军区。但到达后,被留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编辑科的干事,参加《抗敌副刊》编辑工作。这是军区的一张石印报纸,每期两版。因为边区已有《抗敌报》,这个报就称为《副刊》,不久改名《抗敌三日刊》,以后又改为《子弟兵》。9年初,他被调到战斗部队工作,写了《雁宿崖战斗小景》和《黄土岭战斗日记》等作品,记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战斗。1940年,他被调到一分区政治部编辑《工作通讯》报(后改为《连队生活》)。在“百团大战”中,尤其是1943年反‘扫荡”中进行采访,在敌人烧杀极其严重的狼牙山周围地区,他看到烈火熊熊的村庄,血迹斑斑的田野和被烧焦的无辜农民的尸体,更激起了对日寇的无比仇恨,也更加深了对英勇战斗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他先后写出了《黄槐花飘落的时候》、《深夜,我渡过溪水去敲门》、《蝈蝈,你喊起他们吧》、《好夫妻歌》等充满激情的诗歌和《王本勤的上坡路与下坡路》等多篇战地通讯。
         八年抗战期间,魏巍随部队转战保定、易县、完县、满城、徐水、涞水、沬源、张家口、集宁等许多地方。他以诗歌、战地报道为特殊的武器,进行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诗人,他参加了田间、邵子南带领的晋察冀诗歌运动,逐渐成长为令人瞩目的诗坛新秀。生活虽然艰苦,由充满革命激情和战斗精神写出的的抗战诗歌,成为鼓舞人民,激励战士的巨大力量。作为战士,他是战争的亲历者。他参加过一次次残酷激烈的战斗。他为胜利欢呼,也有过为一场胜利来得太快而打得不够过瘾的遗憾。他曾在反“扫荡”中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血与火中,他写了一组秋季反“扫荡”的诗。其中一首名为《诗没有死》:“当我突出了重围,/重又拿起了诗笔,/诗,我的诗呀,/我像遇见千里外的亲人了,/我们分别了几多岁!//我喜爱的,我的诗呀,/我的奔放的马,/你永远和工农一起/欢腾跳跃的马,/今天呵,我挽着你的绳缰,/想去踏遍那山峦上的云霞。”他望着山坡上屹立的白杨树,联想到自已的使命,取笔名为红杨树。他的许多诗歌写在战地,主题都与战士和战斗有关。写于1942年盛夏的两千行长诗《黎明风景》,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所属的“战地社”主办的《诗建设》发表后,引起轰动。当时活跃在解放区的作家孙犁、邵子南等,相继撰写评论充分肯定这部长诗的价值。当年,《黎明风景》荣获了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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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魏巍随部队撤离张家口,经过一段征战,又回到了张家口。这个时期,他写了名作《塞北晚歌》,发表在1945年年底的《晋察冀日报》上。这是在党报上很难见到的战火声中的情诗。发表后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引发许多战士传看。这是一首自传体的作品。抗战末期,魏巍从山区来到了冀中平原。他在安平县羽林村结识了担任村妇女自卫队指导员的刘秋华。不久,部队转移至安平县报子营村,魏巍被派驻在刘秋华的家里。交往日久,便产生难以割舍的亲近感。虽未道破,但双方都已心知肚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永难忘怀的日子。对于魏巍,这一天似乎更加值得纪念。这一天,他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七分区政论部宣传科科长。同一天,魏巍在军区《前线报》社与刘秋华不期而遇。这时,魏巍才知道她和弟弟都参军了。《前线报》社领导听说了他俩的关系,特别邀请魏巍到报社吃了一顿饺子,并安排刘秋华回家探望。夜色中的平原,魏巍与刘秋华沿着潴笼河大堤相伴而行。久别重逢,这对在战火中结下的情侣,有着说不完的话。这一晚,成为魏巍一生中最富诗情的夜晚。这些美好的记忆,最终沉淀转化为一首激荡着战士情怀的情歌《塞北晚歌》:“……月亮照着战壕,/忍不住/将你思念;/谁叫我在织布机旁将你碰见/谁叫那琐碎的日子,/在我们身边流连!……”“说不清为什么/今夜我特别想你;/想你呀,/和我的老解放区。/想起你们,/妇女抬担架的吃力样子,/头一次登台讲话的可笑样子,/在村剧团唱歌的疯傻样子……请你告诉我吧,/我今晚是这样的系念;/今晚呀,/就是解放区的一块石头,/也是我心爱的!”爱情成熟了,等待着有情人去采摘。1946年3月,魏巍与刘秋华在河北涞源下花园举办了简朴的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
          解放战争初期,依然是敌强我弱。在强敌迫近前,解放军撤离了张家口。时光流转,转战各地,两年以后,晋察冀野战军经过浴血奋战,张家口收复了。为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魏巍写了长诗《两年》。《两年》写我军从张家口撤退后经过两年转战,重返这座城市的咏叹。有评论说,“这首《两年》,可以说是诗人诗创作的一个高峰。”诗的末尾附有作者简短跋语:1949年2月2日解放北平于西郊海淀脱稿。这首诗写于戎马倥偬中。完成诗作时,魏巍参加的平津战役已经取得胜利。两天前,北平宣告解放,解放军挥师入城了。北平解放后,为改造傅作义的部队,魏巍被任命为晋察冀野战军骑兵第六师第十六骑兵团政委,不久即进军陕西、宁夏,参加到解放大西北和剿匪的斗争中。
       解放战争中,魏巍主编过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前线报》,并随部队转战各地,写了《娘子关前》、《在突破口》等许多通讯。
       1939年至1949年,魏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和战地通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诗人和战地记者的双重身份,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闻史的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后,魏巍的文学之路伴随他的人生经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散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但他的诗人本色未变。他一直坚持有感而发,间或写一些旧体诗。他的小说、散文,无不充盈着丰沛的诗情和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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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魏巍在朝鲜战场和朝鲜儿童在一起。
      1950年5月,魏巍从宁夏奉调回京,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学校教育科副科长。同年6月1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2月,魏巍奉命赴朝。1951年3月回国,调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兼任中国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编委。他连续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充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激动人心的战地通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热情。后结集为《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书,于1951年出版。同年,还出版了魏巍第一部诗集《两年》,与白艾合著的中篇小说《长空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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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新中国的文学与新闻史册,很难找出象《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产生过巨大而持久影响的作品。文章发表后,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连声称赞。毛主席读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许多人流着激动的泪水读完这篇荡气回肠的佳作。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同志回忆说,“看了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心里有一件甚么东西升腾起来,催促着你,推动着你,要你立刻为如此深挚,如此热爱你的人民做些甚么……就在这天,我们赶着编印了一期前线快报。《谁是最可爱的人》印在头版头条。报印好,我们一人背了一大卷去追赶部队了。我们觉得浑身是力量,即使横在我们面前的是美国鬼子的二十里宽的火墙,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一冲而过的。”《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感叹地说,在朝鲜我们有那么多记者,却没有一个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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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岁的魏巍很快成为名人。到处请他作报告,要求签名的人排成长队。北京中山公园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请他讲朝鲜战地见闻。讲最可爱的人的故事。1953年,周总理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讲话时说“……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类典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将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讲到这时,周总理还特意向台下问道:“魏巍同志来了没有?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几十年不变的教材,几代人磨不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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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巍没有为一时的成功而陶醉。他始终是一个清醒者。他细心地开始为长篇小说创作做准备。由于《谁是最可爱的人》在青年中的影响巨大,他连续为青年读者写了一批思想性的散文,后结集为《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1956)、《春天漫笔》(1959)。除此,还出版了诗集《黎明风景》(1955)《魏巍诗选》(1955),选编了文献性诗选集《晋察冀诗抄》(1959),与钱小惠合著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1956),诗集《不断集》(1963)等书。
         1963年,魏巍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编写工作。1965年夏,美国侵略者轰炸越南北方期间,周恩来总理决定组建中国作家访越代表团,由巴金任团长,魏巍任副团长,团员有杜宣,菡子等人,访问战斗的兄弟友邦。魏巍要求到前线去。在此后的110天中,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下,魏巍行至南十七度线,行程四干余公里。回国后,他写下《人民战争花最红》等7篇访越通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魏巍最早受到了批判。各种荒唐的罪名接踵而来。有人翻出他在1957年整风学习小组的发言来批判,称他为“漏网右派”。他前后被批判23次,已写出40多万字的《东方》手稿也被没收。1967年,处境有所缓和,他要求到京西门头沟煤矿去劳动锻炼。文革后期,魏巍的处境有了好转后,他将《东方》手稿要回,继续后半部分的创作。在当时的环境中,他没有奢望能够发表或出版,只想把它写完,了却自已一桩心愿。
1976年1月6日,周恩来总理逝世,魏巍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写下悼念总理的诗词。这一年清明时节,天安门广场汇聚了悼念总理的人们,各个单位和机关早已下令不准参加天安门的悼念活动,魏巍却没有理会这些。他和女儿一起置身于悼念的洪流中,把自己悼念总理的诗词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诗文之中:“惊闻华夏失栋梁,举国老幼尽哀伤。松柏枝头花如雪,白玉栏杆泪万行。感君创建功勋重,鞠躬尽瘁五十冬。每念祖国春光好,热泪落地静无声。”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文艺的春天到来了。魏巍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进入他创作的高峰期。《东方》在紧张的修改,过去的旧著又重新再版。1978年,魏巍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文化部长,后来担任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1978年,《东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老作家丁玲评论说:“《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1980年,出版散文集《壮行集》。1981年,出版与钱小惠合著《邓中夏传》。1982年,出版《魏巍散文选》。1984年,将出版《我爱老师》和《魏巍文论集》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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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问起魏巍的创作近况。他说,正在组织聂荣臻元帅传记的编写。几年前,中央书记处决定出版元帅传记。北京军区受领任务组成聂荣臻传记组,魏巍被任命为聂荣臻传记组组长。聂荣臻元帅是晋察冀的老首长,魏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长期工作在晋察冀,他心中对聂帅充满崇敬,十分高兴地受领这一任务。他先是根据聂帅的口述回忆组织撰写了《聂荣臻回忆录》,现正在组织撰写《聂荣臻传记》。1983年,他应邀去了湖北江陵江汉石油学院。全国石油部门院校政治工作会议在此召开,会议安排他在会上讲话。这个学院的前身是北京石油勘探学校。第一届学生毕业时,他曾去欢送,作了“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的讲话。他的讲话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的学子现在都成了石油战线的骨干,很多人成为工程师、厂长。新一届学生又要毕业了,同学们纷纷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到边疆去工作。当年的学子亲切邀请魏巍,让他再去给即将走向生活的学子讲话。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他去了四川,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走了一段,为一部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收集素材。很不幸,他在途中受伤,因骨折无法前行,无奈在雪山脚下住了一些日子。
         针对当代青年中出现的一些崇洋和享乐之风,我们请魏巍谈谈他的看法。他说,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青年,因为环境不同,出现了不同的追求。八十年代的青年,本身没有什么过错,问题出在如何引导上。当年的青年争着上前线,如果不让他上前线,他会坐在鸭绿江边哭。志愿军回国,众人把他抬起来,认为是无尚的光荣。现在的青年,如果引导得好,同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靠什么引导?一定要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引导,用个人主义思想引导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有的文艺作品,把青年引导到只关心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政治思想工作不同的地方,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石油部门,愿意到边疆的青年大有人在。四个现代化大业的实现,需要大多数人的参与,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提倡艰苦奋斗。人们总是不满足现状,结果出现了犯罪。其实很简单,必须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引导。但也要切合实际,光靠行政手段是行不通的。
我们恳请魏巍给家乡的青年杂志题词,同时也大胆提出向他求一幅墨宝。想不到他当即答应,并且还说现在就写,免得以后忘记。如此亲切朴实,就象一个慈祥的长辈。他给《河南青年》杂志的题词是“以集体主义精神鼓舞青年。”。给我写了一首陈毅元帅的《红诲》诗:“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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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东方》之后,1988年,魏巍描写红军万里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出版。多么富于诗意的书名!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他专门撰写出版了全面论述毛泽东历史功绩的《话说毛泽东》一书。同年,出版诗集《红叶集》。1997年,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火凤凰》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经历。我对之感受最深,收获也最大。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我的大学’。它使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什么是同志?它尤其清楚地告诉我,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本性是什么?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至少在书本上学不到这样牢靠,这样深入到生命之中。为此我必须作为幸存者将这一页惊天动地的历史记述下来,将党和人民伟大的功绩记述下来。”至此,在他77高龄这一年,完成了“革命战争”三部曲。他以小诗作结:“三部壮曲喜完工,俱是英烈血染成。艺境无限我有限,织就云锦惟丹诚。”1999年,汇集了他60年主要创作成就的10卷本《魏巍文集》出版。
        历史进入21世纪。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直到生命的晚年,他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牵挂着“最可爱的人”的生活,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写了许多具有独立见解针砭时弊的杂文和评论。这些文章颇显另类。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在一切都向钱看的时代,还有几人在谈共产主义?甚至早已从词典中消失的修正主义?他是诗人、作家,更是一位思想者,不妥协的斗士,始终不渝地坚守、践行、捍卫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底线。2008年1月,《新语丝》和《四行日记》出版。《新语丝》收录了魏巍晚年创作的杂文和评论。《四行日记》是魏巍1952年赴朝鲜采访、1965年赴越南采访及两次重走长征路而写下的日记。
        2008年8月24日,魏巍的心脏停止跳动。8月30日上午,细雨连绵。来自全国各地的悼念人群,涌向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深情向魏巍的遗体告别。告别室前摆满了层层叠叠的花圈、挽联,有一个巨大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最可爱的人,虽死犹生;最可耻的人,虽生犹死”。斯人已逝,精神之树依然挺立。
魏巍,这位终生书写最可爱的人的军旅作家,一位真正的战士,最终也被读者尊为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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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魏巍的几大“罪状”
         当时的形式主义习惯,没什么文化的人最爱用的都是几大什么的。同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思维定式,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还用逻辑干什么?从内容上看,也是相当混乱,鸡毛蒜皮,无限上纲,真话实话生拉硬拽,可见那文化部的革命群众文化水平也是捉襟见肘,怪可怜的。 

  拿到材料,我先草草把几大“罪状”的题目看了一遍,以满足好奇心。它们如下(因是直接抄录,以下免去引号): 
  一、抵制、歪曲、污蔑毛泽东思想 
  二、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三、与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的关系密切
  四、修正主义文艺思想 
  五、作品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六、目空一切,大摆资产阶级老爷威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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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和许多人一样,看到各种批判文字时,最希望看到具体的内容,由自己来判断究竟那帽子是对,还是错。 
  比如第一个罪名,在“抵制、歪曲、污蔑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下,举的两个例子就很逗: 
  一是说从1960年军委号召全军大学毛主席著作的三年后,1964年,魏巍在填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调查表时,居然填的“准备通读”。在创作会议上讨论天天读时,他说:“搞创作的不能写着写着放下笔就去学毛著。” 
  二是说他剽窃毛主席的名句,据为己有。魏巍在《江水不尽流》中写道:“我在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强大的。”紧接着的括弧中是这样写的“系剽窃《论联合政府》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现在的人们暂且不要怀疑那时的人们的智商,那是他们存在的时代赋予他们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罪名,说他攻击党,举的罪状中有一条是,魏巍在《春天漫笔》中写了一个党小组长,在反“扫荡”的残酷日子里还积极地抓紧开小组会,结果几天以后,当了日本鬼子的俘虏,听说不久就当了日本人的模范干部,抗战后随日本人逃跑,又被抓住,到了这边以后又成了模范,魏巍写道:“现在这位老兄,大概还是‘模范干部’吧!”批评一个曾经是党小组长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攻击党吧。 
  后来在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下面,举的是他在《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中写的一段话:“我们现在的生活,仅仅是幸福的开始,有许许多多方面,还使人很不满足,比方说,我们的农民得到了自由,成了土地的主人……也仍然不免要以野菜充饥……” 
  又如,在《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一文中他写道:“文化生活……如果和物质生活相比,只能占第二位,只有吃饱肚子,坐在那里看戏才是愉快的。”“一个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物质保证,这当然不是幸福。”强调了物质生活,就等于攻击社会主义,这就是那时的逻辑。 
  第三个罪名,说他和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的关系密切。有的是随着周扬的观点发表言论,其他多是作品被审查通不过的时候,魏巍便直接找党内主管文艺的周扬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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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罪名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比如,魏巍在《我的写作信条》中强调“生活的真实”,强调“有感而发”,被批判为“反对领导上出题目,给任务,统筹安排的指示”。魏巍还写道:“一个作者……如果脑子里装了三十个、二十个活的连长形象……如果还是写不出活生生的连长形象,那就是怪事了。”这些话,被批判为“脱离开政治专谈创作技巧和写作方法”,“是十足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是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反党黑货。” 
  再就是在《散文特写选》的序言中,魏巍说:“因鲁迅而有名的杂文,……这支锐利的武器,现在看来已经有些生锈了。在我们的文学杂志上,杂文的阵地现在是被一种不疼不痒的文章充斥着。”这被批判为“提倡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 
  到了第五部分,罪名是作品中的修正主义观点,罗列的都是从魏巍作品中摘录的片段,共有十八段,内容太多,不一一例举了。只看被总结出的主要问题是: 
  1、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2、宣扬资产阶级幸福观; 
  3、以修正主义和平主义的观点观察战争,描写战争; 
  4、歪曲工人阶级形象。  
  第六个罪名,目空一切,大摆资产阶级权威老爷威风。这里又有特逗的例子了。 
  1、目无组织:他的大小作品,从写作到发表出版,从不交组织审查。 
  2、目无领导:他散布军区对作家不照顾,到处要房子,他向总政、向作家协会、向团中央都要过房子,影响很坏。 
  3、出国访问越南期间,曾衣服不整,吊儿郎当,去参加越南首长的接见,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 
  …… 
  6、文革开始后,……对斗他积极的人,心怀不满,问人家的阶级成分,说“我看王力X不像扛长活出身的”…… 
  21页的材料里面充斥了这种小里小气的细节,充满个人恩怨。 
  结论是什么呢? 
  一是,尽管在文革中的确有某些非常快乐的人们,比如有饭吃却没大人管的小孩们,以王朔、姜文为代表;比如掌握着一定权力的人们;比如突然登上领导岗位的政治暴发户们,……但是,那个时代对于魏巍先生来说,显然不是幸福的。 
  二是,我不相信魏巍先生是维护那个时代的代言人。 
  三是,我再也不想回到那种时代去了。一言获罪,甚至一念获罪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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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共产党、八路军
          刘秋华是河北省安平县报子营村人,1925年生于一贫民农家。“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华北,踏进了冀中大地,刘秋华目睹了日寇的凶狠残暴,对侵略者无比仇恨。
        刘秋华回忆说:那时家里生活困难,我有三个弟妹得病死了,为了脱离苦难的生活,我们家就信了天主教。有一天神父来我们村传教,神父是法国人,会说中国话,我们去见他。他说,日本人不杀在教的。村东头一个小伙子也信教,刚结婚不久,他为了护着他媳妇没有跑,敌人把他抓出来问:“八路军在哪?村干部在哪?武器在哪?”他带敌人糊弄着转了两圈,最后敌人把他杀了。敌人扫荡时,我父亲也被敌人杀死在村外。后来那个神父来了说:“日本人杀人是有罪的,我们是无罪的,天主用一把大扫帚把没有罪的人都扫上天去了。”过了2、3天,神父走了,天主教堂也散了,我从那以后就不信教了。坚信了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家是八路军的堡垒户,我母亲对八路军特别好。
        刘秋华是家中的长女。17岁那年,父亲在鬼子“扫荡”中惨遭杀害,弟妹尚幼,母亲体弱,她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做饭、挑水、洗衣、织布、下田收种,什么都干,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家中离不开她。党的宣传抗日教育使刘秋华更加清楚:只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安生的日子过。没有国就没有家,她也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出生入死地打日本鬼子,和劳苦大众同甘共苦共患难,一个心眼为人民谋幸福,真是老百姓的大救星。虽然家中离不开刘秋华,虽然母亲非常痛爱幼小的弟弟,但在国难当头,刘秋华说服母亲带着弟弟一起参了军。
         刘秋华回忆说:我弟弟刘玉振当兵走得比我早,1944年他参军走时还不到15周岁,个子还没有长起来。他和我母亲说:“我当兵去,在八路军学点材料(本事)。”我母亲送我弟弟到村西,回来时候泪流满面,回家后什么也没说。我弟弟当兵去的铁路西,冀中兵工厂第三厂。当年还捎来过信,第二年就没有消息了。《安平县志》记载,刘玉振烈士1945年在战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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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军拥属,照顾伤员
       刘秋华14岁就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工作,他工作积极,不怕苦和累,做军鞋、洗军衣、洗绷带、慰劳伤病员、唱歌、出操,开办妇女识字班等妇救会工作,一直是走在前面。她是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的同族孙女,与李杏阁家一墙之隔,她还帮助李杏阁在家里挖洞,供八路军伤员隐蔽疗养,给八路军伤员烧水、做饭。抗战期间协助李杏阁在自家地洞里掩护和护理轻重伤员达70多名,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秋华回忆说:抗战期间,晋察冀七分区于司令员叫于全申,他爱人张子辉是妇联干部,住在我们家。一次敌人突然来了,张子辉和我们几个人赶紧钻了地道,刚进去张子辉就说,她的材料包还在屋子里放着没拿下来。我说:“你别动,我给你拿去。”我家南边有一条胡同,敌人这时从胡同过来了,听到敌人的声音我们没动,我听外面没动静了,估计敌人过去了,就从洞里钻出来,跑到屋里拿了包给她送进去。后来于司令的警卫员来说,于司令已经过河来了,没事了,我们才出来。
       村里刘瑞花的哥哥是青抗先男青年队长,长的很壮实,后来当兵走了,他走的时候和我说:“你以后多找你嫂子玩。”在部队刘瑞花是机枪班长,当兵不久他就牺牲了。他媳妇哭得可厉害了,后来我多次安慰她,帮她干一些家务。
         我村有个叫双纪的男青年,他头年参军,第二年他带我到晋察冀军区的《前线报社》参军,那是1945年7月。我也要当兵去了,我对母亲说:“我当兵离家近,我会常回家看你。”从此我就在报社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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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抗先女队长
         在非常残酷的冀中抗日战争,刘秋华受到了教育,经受了锻炼。16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村自卫队指导员。和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女队队长,成为冀中安平县优秀的青年妇女抗日干部。
       刘秋华回忆说:后来我参加了自卫队和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1941年我16岁时村干部刘长友介绍我入了党,当了自卫队指导员和青抗先女队队长。工作任务是组织发动妇女破路挖通沟,站岗放哨锄奸防特,传递书信情报、她经常和男游击队员一起袭扰敌人,有时也参加战斗。
        我有一个二爷在安国做买卖,我在安国的二姑经常回村里来。安国有日本的炮楼,所以村里有人怀疑她是探听情报的。刘长友(村干部)给我布置任务,让我注意她的行动。大概在1943年一天,这个姑娘回村了,结果过了2、3天敌人就来村里扫荡,我们一同往河南边跑。我跟着她跑到大河南边,路上她总拿着个小镜子照来照去。咱们县里的公安就跟上来把我们俩抓起来,他们把我们分开了问。问我:“你们在哪儿住?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你们什么关系?”我不能说是给我布置的任务,我就说:“她家在安国,她是我姑姑,我跟着她一起跑。”他们又问:“她拿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我说:“她拿个小镜子。”公安把我们关了起来,到了下午,刘长友把我们领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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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布机旁碰面魏巍
       刘秋华介绍:1938年“五一节”,18岁的魏巍在延安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他从延安抗大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老一区一营任教育干事,后调一分区政治部任通讯干事,抗日战争期间,魏巍曾在冀中区党委,冀中区行署及冀中军区的创建地河北省安平县工作。
      1944年春节,魏巍和两位战友一起去慰问被誉为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妈妈。还未走近李妈妈的家,远远地就听见了织布机的响声。跨进大门,见织布机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正神情专著地织着布。见有客人来,姑娘便放下手中的梭子,笑吟吟地站起身,又是让座,又是倒水,然后又把正在外面发动群众做军鞋的李妈妈给找了回来。同去的战友告诉魏巍,这位姑娘叫刘秋华,是李杏阁的堂孙女。望着刘秋华俏丽淳朴的面庞、麻利干练的身影,魏巍的身影突然升腾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姑娘的一颦一笑始终萦绕心间,
      不久,部队驻地搬家,魏巍恰巧被安排住进了刘秋华家里。年轻的心总是敏感的,渐渐地,两人都从对方眼中读到了牵挂。“我们交往虽多,但那毕竟是子弟兵与老百姓的关系。但每次接触,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魏巍后来深情的回忆道。
     后来,魏巍随着部队开赴新的战场。刘秋华参军被分配到《前线报》做通联工作,和魏巍同在一个军区。之后,魏巍、刘秋华虽然见面不是很多,可在战争硝烟中萌生的爱情之花,却在心中愈开愈艳。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的第二天,魏巍突然接到命令,让他火速到晋察冀七分区所在地正是刘秋华的家乡,恰好刘秋华也要回一次家,于是,两人相约一起上路。皎洁的月光下,他们边走边谈,走了整整一夜,天亮了,魏巍终于走进了刘秋华的心里。“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美好的一夜。直到那个夜晚,我们才彼此捅破了这层纸。”
        1946年3月19日,在平绥线上一个叫下花园的小车站,魏巍与刘秋华举行了热烈而简朴的战地婚礼。几天后,魏巍又随着部队踏上了转战的征程。
      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小两口无处为家。虽然两人都在一个军区,但相聚的机会却少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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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魏巍的后盾
    刘秋华介绍:魏巍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我的创作一半功劳归你。如果没有你,就不会有我现在的一切。”
    1947年春节后,刘秋华生下了大女儿魏欣。而此时的魏巍正随着部队攻打石家庄,别说回家,就连个电话都打不通。直到三个月后,魏巍才从部队休整期间抽空赶回家看了女儿一眼。当了爸爸的魏巍没有陶醉于小家庭的温暖,他的心依然在战场上。一篇篇诗作在战火中飘飞,鼓舞着战士们奋勇拼杀。这下可苦了刘秋华,她不但要行军打仗,还要带孩子,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只有打完一次仗,夫妇二人才能小聚一次。
        1949年夏,组织任命魏巍担任随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起义的一个骑兵团的政委。由于刘秋华身体不便,魏巍把她留在陕西咸阳后就立即投入到了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当在咸阳的刘秋华生下二女儿的时候,魏巍连刘秋华的电话都顾不上接,而月子中的刘秋华没人照顾,硬是喝了一个月的稀粥……
       新中国成立后,魏巍夫妇先后进了北京,并在部队驻地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家。刘秋华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心甘情愿地当起了丈夫的贤内助。1950年5月,魏巍奉命调往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总政、新华社组织了一个战地采访组,魏巍惜别妻女,再一次亲历炮火,履行着一位战地记者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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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5月5月,魏巍奉命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几个月后,魏巍被派往朝鲜战场了解美军战俘政治思想情况。到了朝鲜,调查任务完成后,魏巍来到志愿军前线部队。在这里,他耳闻目睹了撼人心魄的英雄故事,决心留下来。
      1951年2月,魏巍回国,调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任副主编。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魏巍一边忘我工作,一边抓紧时间赶写朝鲜见闻录,家务事情总是刘秋华一个人兜着。
      结婚半个多世纪以来,魏巍一门心思扑在工作和创作上,不知道怎么买米,不知道菜市场在哪里,不知道家里的钱放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孩子读几年级。这些家庭生活中的琐事,都由刘秋华一人操劳。刘秋华对孩子们要求严格,离休前,魏巍曾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但3个孩子都没有沾上老子一点光。两个女儿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参军、专业、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儿子高中毕业后,考大学名落孙山,报名参了军,后坚持自学,复原之后才考上大学新闻系。3个子女结婚时都非常简朴。两个女儿结婚那天,买条裤子、买双鞋,然后把新女婿和亲家请到家里吃顿团圆饭,就把喜事办了。儿子结婚时,由于儿媳家在外地,他们干脆连两家的团圆饭也省了,让当新娘的儿媳炒了几个家常菜,然后请魏巍一个来访的老友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就算让儿媳过了门。两位老人劳累了大半辈子,离休后闲下来,魏巍继续写作,还少不了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与过去不同的是,此时有什么地方邀请,魏老总是要问一句我可不可以带上老伴一块参加?他不是想让夫人沾什么光,而是怕她一个人在家太寂寞。刘秋华则非常感动,说老头子一辈子大大咧咧的,老了反而会体贴人了。刘秋华说:“当年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是咱家‘最可爱的人’了。”
         1950年5月,魏巍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学校教育科副科长,但在6月25日,即爆发了朝鲜内战,10月19日千万名志愿军英雄儿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赴朝作战,进入12月,魏巍第一次入朝进行战地采访。
        在志愿军前沿部队,魏巍耳闻目睹了许多撼人心魄的故事,他决心留在战场工作。1951年2月,魏巍回国,调到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任副主编。1951年4月11日,凝聚着魏巍激情与感动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人民日报》破例放在社论位置发表。
        那天,刘秋华正好到车间办公室办事,发现几个人正对着报纸抹眼泪,她拿过报纸把文章一字一句读完后也已是泪流满面。她为志愿军的事迹而感动,同时也深深地为丈夫而骄傲。晚上,刘秋华特意买了一瓶酒,并执意要敬魏巍一杯。魏巍笑了:“要敬也该敬我们那些战士啊!”刘秋华却哭了,她说:“战士们该敬,你也该敬,因为你也是一名战士,也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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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朱总司令连誉“写得好!很好!”毛泽东主席读后指示“印发全军”!随即,魏巍应约到处做报告,北京市政府还几次在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请他讲朝鲜战地见闻。每次做报告,刘秋华为照顾丈夫,都陪魏巍详细调处准备事宜,并对他的衣食起居照顾得一丝不苟。
      “文革”爆发后,魏巍由妇孺皆知的大作家成了在劫难逃的“黑线人物”,他的作品也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大毒草”。但这对忠贞不渝的革命伴侣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强信念,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魏巍又萌生了新的创作冲动。在刘秋华的鼓励下,1978年,魏巍出版了全面反映抗美援朝前后方的长篇小说《东方》,此书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1987年,魏巍又出版了全面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此书被称为“具有宏伟气魄的史诗性作品”。为了创作《地球的红飘带》,魏巍在1983年和1984年两次偕夫人刘秋华一同考察、走完了长征路,其间历经摔伤和疾病等各种磨难。2007年9月,魏巍患病住进了解放军医院,并自此到2008年8月24日走完了自己88年的人生征程,但在近一年的住院期间刘秋华每天去医院看望。为了不让家人难过,她从没在众人面前掉泪。直到魏巍走后,她才放声大哭出来,那一刻,她对躺在病床上的魏巍说:“我们回家吧!”有一天,魏巍与爱人刘秋华商议到照相馆,留下了这张自结婚后的首张福照,从此,魏巍把照片一直放在身边,自此到2008年8月24日魏巍走完自己88年的人生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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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福寿园陵园魏巍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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