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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哲学泰斗冯友兰  

2017-03-09 16:19:32|  分类: 艺术名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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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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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涯
      1895.12.04,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
      1902年,冯友兰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1910年,遵其母嘱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
1911年春,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今河南大学)中学班。暑期回唐河,与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
1912年夏,转入武昌中华学校。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  ,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秋,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9年,赴美留学  。
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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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生活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烙印。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11年先是取唐河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1913 年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夫人吴淑贞已病故。“ 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同学介绍他与同乡河南新蔡人任载坤相识。并于1915 年,与任载坤女士订婚。任载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载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载坤订婚时,正是任载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载坤毕业后方能结婚。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载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载坤24岁。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载坤身上。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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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刊物
       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赴美考察
      1919年12月,冯友兰赴美考察。1920年1月,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1923年,创作《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回国任教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1925年又到广东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1926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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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
      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冯先生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1935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新理学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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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说
   1921年,在《新潮》杂志发表《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等文  。
1923年,发表《评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国际伦理学杂志》32卷3号)、《论“比较中西”(为读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学艺》3卷10期)、《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哲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杂志》19期)等文章  。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  。
1924年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  。
      1931年、1934年分别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
      1937年,发表《哲学与逻辑》、《论民族哲学》等文章  。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
       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1946年,“贞元六书”出版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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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中国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大学返回北平,1946年冯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一年,集结其间讲稿出版《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当选院士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文革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冯亦受到影响。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冯才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与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梁效”写作班子顾问,“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 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12]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均得《光明日报》全文转载。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在该书前言里说,“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确实觉得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1976年写作《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等文。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冯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1979年获准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发表文章。
心之归处
      1980年-1989年,完成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获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国际朱熹学术会议。冯友兰几乎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人世沧桑,于1990年11月26日,这位中国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变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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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与毛泽东的书信交往
     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盛典,并聆听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正错误,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毛主席虽然开国前后日理万机,但很快给冯友兰写了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收到毛泽东回信的冯友兰有两点很意外的感受:其一是,“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其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实态度?这个问题使冯友兰困惑了多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冯友兰终于慢慢地认识到信中的涵义:1949年给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么短暂的时间完成是不现实的。”
与梁漱溟
      梁漱溟和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1916年9月,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遂于1918年将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聘为讲师,后又聘为教授,主讲《印度哲学》。当时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梁漱溟虽仅仅比他年长两岁,却是他的印度哲学老师。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冯友兰正在美国读书,他设法买到一本,读后给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很爽直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老师商榷。梁漱溟很重视这位学生的批评,将这封信保存了60多年。冯友兰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经过孜孜矻矻的努力,广纳博取,兼收并蓄,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并借鉴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成果,建构了独特的哲学思想新儒学体系,成为与他的老师声名并立的国学大师。然而,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却鲜少联系,梁漱溟对冯友兰有不能释怀的情结。
        这种情结并非源于学术观点的异同,而是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两人的态度和不同的境遇。梁漱溟生性耿直,冯友兰性格相对随和,冯友兰批林批孔,且已经成为“梁效”班子顾问。根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的描述:“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写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有农民,有工人;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梁漱溟则只批林不批孔并由此受到批判。在1974年9月23日结束对他的批判时请梁先生谈体会时,他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作答。岁月流逝,“批林批孔”运动现已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但是这件事留给冯先生和梁先生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遗产。
1985年12月 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90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梁漱溟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具函称“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 冯友兰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冯友兰在1985年12月24日,亲自拜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谈佛学,谈昔日北大的生活,以及晚年境遇,终于相逢一笑昨日仿佛过眼烟云,临别梁题赠著作《人心与人生》一册。
        1988年梁漱溟病逝时,冯友兰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充分肯定了梁漱溟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和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这种评价很贴切地体现在他为梁漱溟拟写的挽联中: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人物影响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对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诸多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伟大学者。
       他的《中国哲学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1990年7月,冯友兰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全部完成。冯友兰说这部书“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这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基础,在中国哲学由近代走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是一座里程碑。他高度提炼总结了两个观点,一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二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冯有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冯有兰是一位爱国者,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享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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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系
父亲:冯台异,曾做过晚清知县。
母亲:吴清芝。
妻子: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二月廿二日(1894年3月28日),时年21 岁,正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弟弟:冯景兰是一位地质学家。
妹妹:冯沅君是一代才女,现代作家、学者。冯沅君没有子女。
堂妹:冯让兰是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的夫人。
外孙女:冯钰,现TOM在线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
长女冯钟琏: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是北京31中优秀的语文教师,1975年去世了。
长子冯钟辽:辽西南联大肄业,后去美国留学,在美国成家立业,是锅炉专家。
次女冯钟璞(宗璞):中国知名作家。
次子冯钟越:中国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飞机强度专家,惜天不假年,赍志以终时才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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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纪念
      清华大学纪念冯友兰座谈会
       2005年12月6日,为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冯友兰与清华大学文学院——纪念冯友兰先生
 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新斋104会议室召开。冯友兰先生女儿、著名作家冯钟璞女士,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女士,冯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朱伯昆教授,中科院院士唐稚松教授,副校长谢维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前任院长胡显章教授等近30位清华文学院老校友与会,深情缅怀冯友兰先生。回顾冯友兰先生在清华担任了18年文学院院长。他延聘学者,奖掖人才,以“释古“观点、以生命做事的精神,带出了一股学术新风,为清华文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追思他的最高贵的爱国精神。继承发扬他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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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文章
      张岱年:《哲人其萎遗范永存——沉痛悼念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深切悼念冯友兰先生》、《怀念冯友兰先生——为纪念冯友兰诞辰100周年而作》、《怀念冯友兰先生》。 
冯友兰文库
       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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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冯友兰纪念馆
      2011年11月13日,在冯友兰诞辰116周年纪念日之际,唐河县友兰湿地公园暨冯友兰纪念馆落成揭幕。来自国内外的100余名“冯学”专家、学者进行座谈,怀念世纪哲人。该馆复原了唐河祁仪镇冯友兰故居的原始风貌,展现了冯友兰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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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之殇:哲学泰斗冯友兰的“文革”遭遇
  
  冯友兰在“文革”时的文化选择,其实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选择:由于心灵无所庇护,在治世,儒家知识分子尚可以辅佐天下为使命,但逢乱世,儒家知识分子就只能接受悲惨的下场。冯友兰尤其无法想到的,是他遭遇到了一个根本不需要知识、并且强烈诋毁知识的时代。
冯友兰是新理学的创始人和新儒家的开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贞元六书》又由六部哲学著作组成。这三部著作俱为鸿篇巨制,蔚为大观。民国时期,冯友兰就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是近代中国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灿若群星的西南联大竟然被认为只有“三个教授”,冯友兰、陈寅恪各居其一,唐兰和刘文典合二为一。在西方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必经之路。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在学术界地位几乎无人匹敌,其高度至今难以超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不朽业绩。但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却遭人诟病,主要原因是他参与了“四人帮”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写下若干尊法反儒的文章和不少诗文,后来与受到“四人帮”重用的周一良、魏建功、林庚并称“四皓”(即四个须眉皆白的老头)。
  冯友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作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1948年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追随蒋介石政权离开清华,维持学校教学工作由冯友兰承担。军管会接管学校后,冯友兰依然按旧时规则行事,一方面他对政治并不热心,要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另一方面是他的自负使然:即便是新政权,自己也该能用得上。
  随着新旧交替冲突,冯友兰这位清华大管家深感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他逐一请辞一系列行政职务。新政府很快批准他的请辞,有人表示冯的思想“跟党不合”,要求他“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冯友兰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写哲学史。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虽然欢迎冯友兰的表态,但也说:“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此,冯友兰陷入被反复批判的境地,随着此起彼伏的运动,他从开始批判自己到渐渐批判别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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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运动员”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第一个贴出重磅大字报的正是北京大学造反派,著名造反派头头聂元梓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8月26日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此时冯友兰已年逾七旬,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此后,经多方努力,3月份才做完第二次手术。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接着又将冯友兰与刘少奇联系到了一起批判,说他因为“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得到了刘少奇的赏识”。就这样,冯友兰不断地被批判、交代、写材料。
  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5月,是全面武斗、夺权的混乱阶段,5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原本是为制止这种混乱所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动乱制造者实际是“文革”发动者,罪责却推给了“混进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清队”意味着从胡揪蛮斗变成了有系统的政治迫害,出现大量冤假错案。
  此时冯友兰已是73岁老人,他于8月底9月初被工宣队诓骗出去,对他实施隔离审查,开始了劳动改造。这说明对冯友兰的批判升级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大教授们在“牛棚”里济济一堂,批判冯友兰时,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外,还一定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洪谦开始也跟着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但造反派却认为资格不够,只能是“反动学术权威”。冯定自报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又不够格,他只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各种不同级别的“罪行”中,冯友兰是最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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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两个月后的11月18日,他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这次优待得自领袖的“关照”,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番讲话对冯友兰来说,无疑形同救命。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之谦逊、之沉痛、之卑微和民国时代的冯友兰判若两人。信和诗作皆通过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向冯友兰表示问候。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最令人侧目的是在毛泽东78岁寿辰之时,他写下《韶山颂》三十三首,其中最后一首写到:“曾以宏词作《天问》,又以革命作《天对》。旷世风流问对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其语言之直白、格调之低,令人叹息,写《西南联合大学碑文》时冯友兰的神采荡然无存。毛泽东收到《韶山颂》后,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表示感谢,冯激动不已,再作《七绝·感事》:“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绿荫。”冯友兰的这类诗词,连同《咏史二十五》合计写了百首左右。
  与侥幸存活的冯友兰相比,翦伯赞无此幸运,因“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自“文革”开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学仅自杀的老师就有:历史系教授汪籛;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语系教授俞大絪;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夫妇,北大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北大原党委书记崔雄崑;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以及陈永和。
厕身“四皓”
  实际上,1960年以后冯友兰的各类作品已不断出现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到“文革”中晚期则达登峰造极。连续不断的批判,对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革”之前的历次运动是对思想的清理、头脑的清洗,“文革”则意味着要对生命作出抉择。何去何从,冯友兰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冯友兰是以批判对象出现在新政权中的,一直持续到1968年劳教释放,达20年之久,谁能经受住长达十几年的批判?后来那些挖苦冯友兰的人,是否想过自己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渴望过“解放”、渴望过“为国家”工作?这和冯友兰的区别并不很大。
  “解除劳教”之后,冯友兰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罪行深如海”的冯友兰派上大用场。
  林彪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尊法批孔。冯友兰作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运动员”,他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他说:“我当时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嘛。”正是此种心态的支配,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读到这两篇文章后表示了支持,《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形象冉冉升起。冯友兰的文章完全违背自己的学术取向,一代大儒,却带头口诛笔伐,动摇自己学术的根基,这种文化景观,亘古未有,“文革”中却屡见不鲜。
  北大和清华于1973年10月成立研究小组,后改为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还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此外还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杨荣国等。冯友兰被安排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这对其他人来说自然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了。其实冯友兰又何尝摸得清中国政治的真实方向?
  此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文章,并在上述两篇文章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不仅亲阅该著,还对冯友兰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
  由于冯友兰不断受到领袖关注,又成为“梁效”的顾问,一些相关活动亦经常通知他参加。1974年6月12日,他参加了一次有许多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由江青主持,主要内容是要求加强尊法反孔,冯友兰高度近视,他只知道大概有哪些人参加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江青进行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谢静宜通知他外出开会。
  开始,会议弄得很神秘,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是参观天津小靳庄,并规定与会者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到天津第二天上午,江青、王曼恬还和冯友兰等人聊天,谁知下午,冯友兰丹毒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他知道小靳庄的农民也用写诗的方法批儒,于是信口做了几首,护士记录下来,后来越做越多,《光明日报》集中于9月14日刊发,这就是《咏史二十五首》的来历。其中第十一首写到:“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由于诗的内容歌颂了武则天,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强烈谴责。冯友兰辩解到:“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想来,冯友兰未必知道江青到底有何盘算,但就这首诗而言,也很难说没有刻意奉承的成分,其中第一句“破碎山河复一统”也不尽合史实。他最后一首中“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谢耆年带路人”两句也被指责为是吹捧江青的。他对此亦进行了辩解。
  不论江青是不是做过女皇梦,也不论冯友兰是否知道这些,这段时期的冯友兰和江青、“梁效”之间关系比较密切,风骨尽失,大约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1976年唐山地震后,8月4日晚10点多,江青在周培源、迟群等陪同下,亲往地震棚看望冯友兰,江青前脚离开,北大党委会即安排冯写一个感想,冯友兰于第二天写了两首诗。临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又托北大党委徐雅民通知冯友兰去看露天电影,这时冯友兰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他怕夜里受风寒,没有去。结果第二天江青又安排人把他接到清华,并且告诉他,说看电影是为了防震。这些场面被拍成照片,成为冯友兰与“四人帮”亲近的证据。
  随着“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遭到多方指责,他再度被打入另册,成为别人笔下的“四皓”之首:“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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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氏心路探微
  冯友兰的哲学贡献主要在学理上,他将中国传统学术予以了现代化梳理,纳入了现代哲学体系的架构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版本中国哲学史,不论采用哪种观念,结构上基本是冯友兰的。
  也正因为冯友兰哲学的学理化,导致他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俱为士子,是要出将入相的,犹能表明心志的是张载的“西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人对张载的评价则为:“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达到了修齐治平的最高境界。他们要把皇权纳入道统之内,其核心在于一个“立”字。随着中国文化的学理化,传统的士大夫变身为职业化知识分子,驾驭权力的能力自然式微。这不只是冯友兰的变化,也是世事之变的必然结果。
  冯友兰自撰一副著名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一个“辅”字,道尽冯氏心志,儒家入世精神毕露,这与张载在精神上如出一辙,气象和格局却不免小了许多。在此精神指导下,中国短短几十年里政权两次重大更叠,冯友兰都积极厕身其间,当他积极维护国民政府的时候遭到激进主义的攻讦;热情听命“文革”调遣的时候又遭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诟病。但我以为,这与冯友兰的品质无关,而与他的文化气度有关,冯友兰的文化选择,恰恰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选择,由于心灵无所庇护,在治世,儒家知识分子尚可以辅佐天下为使命,但逢乱世,儒家知识分子的下场十分悲惨。冯友兰尤其无法想到的是,他遭遇到一个根本不需要知识、并且强烈诋毁知识的时代。
  不是因为他是冯友兰或者是周一良才会去做梁效、罗思鼎,而是不论当权者将这个机会赐予谁,绝大多数都不敢辱使命。冯、周都处于文化的高端,因而显得显眼,那些一会儿被打倒、一会儿又被“解放”的,仅仅因为身处低端,且基数庞大、不引人注目罢了,但性质上与冯友兰毫无区别。芸芸大众,不论相互之间如何不服气,其实没有几个是叛逆者,只不过是有没有机会听命和听命程度大小而已,真正的叛逆者往往不存在于这批知识分子中间,而是诸如林昭、张志新、顾准这样的人。
  更有意味的是,这批精神上的“反叛者”多数来自体制内和接受体制教育的年轻人,而不在体制外。当他们发现现实政治与最初理想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冲杀出来——虽然这也是极少数人。对于更多的非党知识分子却非如此,王朝更替在中国、在这些通古达今的知识分子眼中,实在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归化心态,以为自己在新政权下还会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甚至更好。
  从冯友兰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强烈的使命感和入世意识,这既取决于自己的性格和志向,又必须有相适应的学术能力作为保障,最终也吻合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上,冯友兰的学问是儒家的,气质也是儒家的,他的演进线路,自然就是“修齐治平”的路数。
  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引申出现代意义,只能在世界文化中反求诸己,首先以文化的多元化保全中国文化传统,并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在多元的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才会散发其独特的魅力。回顾历史,我们幸有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熊十力、陈寅恪诸位先贤的开辟,为我们保留下丰富而多情的中国文化血脉,若认真加以继承、弘扬,中国文化之勃兴可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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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的反省
  “文革”后的冯友兰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可算诚恳。回顾冯友兰的言行不难发现,他的批判、迎合,多来自思想方面,且始终以自我批判为主,“文革”初期也奉命写了一些别人的材料,总体上没超出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所作所为,曲折中,还是小心翼翼维护着做人的底线。但《三松堂全集》对这些批判文稿无一收录,倘若能看到这些材料,即可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想来也是相当有趣的。想起他在1949年对周恩来说的话: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最终,他不仅介入,如此介入方式,介入如此之深,果真是心甘情愿?
  所幸,冯友兰最终还是还原了书生本色,在生命最后十年、85岁高龄、近乎失明的情况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七卷。尤有意思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卷,却不再出版第七卷,而收入《三松堂全集》的第七卷亦删掉了第七十七章的后三节:在这三节里,冯友兰指出极“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发动“文革”的行为则是“荒谬”。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以95岁高龄谢世,给我们留下煌煌十四卷并不齐全的《三松堂全集》和浮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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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回绝冯友兰宴请:只因后者“曾诌媚江青”
          本文节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9辑文章:“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位学者(之三)——冯友兰以及晚年梁漱溟和冯友兰的一次争持。
  1985年11月,时逢冯友兰的九十岁大寿,梁漱溟也接到了寿席请单,但他拒绝出席。在一封没有上款的回信中,梁漱溟不客气地说,他的拒绝,“实以足下曾诌媚江青”。
  冯友兰回复说:“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疾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真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
  冯的复信,可谓心情复杂。
  不久,这两位世纪老人相晤,交谈中,宗璞向梁漱溟说明:所谓“曾诌媚江青”,并非事实,因此,梁的回信,乃是“不问事实的主观妄断”,而且“这种态度很要不得”。
  这里所提到的冯友兰“曾诌媚江青”一事,是指1973年谢静宜代表江青访问冯友兰,此后有人建议他上书铭感,“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再后,江青“导演”“批孔”的闹剧,可怜一代“大儒”的冯友兰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所谓开会发言、外出参观,等等,当时冯友兰还在天津小靳庄见农民赛诗,诗兴大发,又在医院吟诗有《咏诗》25首,其中赫然有称道“女皇”武则天的诗句,如“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这在当时便被人非议为“诌媚江青”了。(何兆武先生的新作《上学记》提及冯诗有“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等,他以为:“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他还提及当年西南联大的同学邹承鲁曾说:在西南联大的教师之中,“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所以“最不欣赏”冯友兰,在当年倒不是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而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即许多同学反感于冯“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如当年他那本《新世训》最后的《应帝王》,“是为蒋捧场的”,因而有失学者的身份。可见,人们对冯友兰的认识,也是其来有自。)
  1976年华北地震,江青又到北大的地震棚来看望冯友兰,事后冯友兰又“奉旨”献诗,所谓“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云云。不久,江青又赴清华讲话,再次招见了冯友兰。把这一系列的事情联系起来,就与所谓“曾诌媚江青”差几相似矣。
  对此,事后冯友兰曾为自己解脱,他说自己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以为武则天“反儒”最为彻底,却并不知道“江青有作女皇的企图”,尽管当时有许多人私下议论“女皇”的种种传闻,冯友兰说自己“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于是,局促于书斋中的冯友兰教授果然“毕竟是书生”,他大概不曾料到,“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说这话的宗璞还谴责道:“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之后,经过了冯友兰父女的解释和辩白,梁漱溟得知了“批孔”运动中冯友兰的真实情况,此后,他们恢复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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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宗璞又在对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订正中,详细叙述了冯、梁之间的误会,并认为所以会有这些“误会”,即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悲剧”,是完全出于“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不过,这又让人想到了梁漱溟。
  当年“批孔”之初,梁漱溟没有表态,后来他回忆说:“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都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努力改造思想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和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摆手,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
  梁漱溟无权“沉默”,遂于1974年2月22日至25日,用了两个半天,发表了著名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其中有一句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那么,同是“新儒家”的冯友兰呢?
  因此,后来的梁漱溟对冯友兰就不可能再如从前了,他对冯有了另样的眼光。如其回忆:“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我想某教授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作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
  晚年的梁漱溟与美国学者艾恺交谈,其中还提到了冯友兰。他说:“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通信。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个人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有点那个叫什么,‘什么世不恭’啊,有那么一个四个字,‘玩世不恭’,他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的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后来不是那个江青很赏识他,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他还把诗词送给江青,后来江青失败了,所以他的名气也就不好了。”(《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
  由此看来,晚年的梁漱溟对冯友兰还是依然保持了他的基本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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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的“人生四个境界”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过,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1.自然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
2.功利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
3.道德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
4.天地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
      中国现代新儒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分为四个境界:第一境是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此境界之人以本我为中心,以本能的生物形式存在,他的存在对他人和社会没有实际意义;第二境是讲求实际的“功利境界”,此境界之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取舍,他的存在和作为,对自身有着实际意义,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也是相对于自我意义而言;第三境是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此境界之人的一切存在和作为,皆以他人和社会为中心,对社会伦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第四境是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此境界之人的一切存在和作为,以大自然和宇宙为中心,对宇宙万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他所描述的四种境界之人分别为:生物的人,现实的人,道德的人,宇宙的人,他们由低级向高级渐次而成,前一个境界是后一个境界之基础。生物的人追求的是吃饱穿暖喝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用,满足的是最基本的物质需要;现实的人则在生物的人基础上,追求自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急功近利,唯我独尊,惟利是图,以自我的实用和提升为中心,表现为自私自利自立;道德的人,自我要服从社会的需要道德的需要和伦理的需要,自我以行义为目的,行侠仗义,惩恶扬善,我的所作所为应是道德的组成部分,此时的自我与道德的关系,就好象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地球的自转是紧紧围绕太阳的公转的,如果没有公转,那么自转也就失去了意义;宇宙的人,以事天为宗旨,人不仅是社会的人,还是宇宙的人,人是宇宙的一分子,人与天地寿,人与天地参,表现为自在自为自适,以天地为旨归,天人合一,“物物而不物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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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蜚声国内外。新当选的韩国女总统朴槿惠在首次访华时曾说:“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由此可见冯友兰及其著作的影响力。而冯友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如此有影响的人物,却与她生命中的三位女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冯友兰在《三松堂全集》中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位女子:一位是母亲吴清芝,一位是妻子任载坤,一位是女儿宗璞(当代著名作家)。1982年,冯友兰访美时在机场作的一首打油诗这样写道:“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进一步阐明了三位女子对他一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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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有慈母
      冯友兰的母亲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在冯友兰亲自撰写的《祭母文》中称颂母亲为“惟吾之懿质,集诸德之大成”,可见冯友兰对母亲的崇敬、仰慕和爱戴之情。
      冯友兰母亲吴清芝知书达理,重视教育。在早年丧夫的情况下,她仍然把三个孩子都送去读书,结果个个都成了闻名全国的人物。冯友兰自不必说,弟弟冯景兰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之一,妹妹冯沅君(原名冯淑兰)与凌叔华、庐隐、冰心被称为“五四”时期的四位女作家之一,当时有“名满京华”之誉,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
      吴清芝重视教育,且抓得很紧。冯友兰父亲到湖北崇阳任职后,吴清芝携家人往湖北崇阳县搬迁,先住在县茶厘局,行李刚卸下,不等行李搬进屋,吴清芝就让冯友兰兄妹读书,平日功课之紧可以想见。吴清芝曾说过:“吾教书无他长,但耐烦有恒耳。”冯友兰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中有这样一段:“平生喜人读书,尤喜子女读书……先妣治家之余,亲自教子女读……一二年间,友兰读毕周易左传礼记,景兰读毕诗经书经,妹淑兰读毕四书。”冯友兰兄妹外出求学,吴清芝大力支持,关怀备至。《行状》中写道:“及后来友兰等游学开封、上海、北平,以及美洲、欧洲,凡有需用,先妣必按时供给,不令缺乏。常曰,‘若使学生在外日忧不给,有何心读书耶?’又常戒友兰等曰,‘汝等在外,吾不多予钱,恐汝等困乏;多予又怕汝等浪费’。”为盼望子女成才,吴清芝为子女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吴清芝的高尚品格对冯友兰影响更大。在那个时代,吴清芝不但积极培养教育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时代更为难得。据说,冯友兰结婚后要带着新媳妇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友兰说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吴清芝也的确给冯友兰及其兄妹分担了家务,冯友兰出国时就把女儿交给吴清芝看管。吴清芝还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友兰在《行状》中曾说:“居武昌崇阳时,有亲族来者,必厚馈之。先考尝责以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则笑曰,‘吾生性如是,不如是心不安也’。”“当友兰等在外时,家事皆不令知,每奉家书,但云一切平安而已。”冯友兰十四岁丧父,吴清芝的豁达自强、处事有方,也对冯友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行状》中说,“先妣尝曰……‘会办事之人能走近路,故事半功倍;不会办事之人走冤枉路,故事倍功半’。其治家条理井然……故虽好施与而家道日兴”。这些不但使冯友兰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他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对待人的生死,吴清芝曾说,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冯友兰对待生死的超脱无疑是与其母相关的。这样把生死看得开的人反而容易长寿,吴清芝逝世时83岁,冯友兰几经辗转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而冯友兰晚年花费15年时间在94岁高龄时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巨著,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果然,书成后四个月,他便安然辞世。这是不是其母亲说的“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这句话的验证呢?
      1985年,冯友兰为家乡捐献巨资建造教学大楼,当时有人建议用冯友兰的名字命名,冯友兰坚决不同意,并说:“用我的名字命名确实不妥,我们兄妹三人之所以成材,除家乡的山水养育之外,还多亏于母亲的教养。如果真要命名的话,不妨用我母亲的名字吧!”冯友兰亲自题字命名教学楼为“清芝楼”。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档案馆,至今珍藏着冯友兰当年捐助教学楼的汇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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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有贤妻
      1915年,经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介绍,冯友兰认识了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先生的三姑娘任载坤。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友兰一岁。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后转入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1918年俩人在开封结婚。从此任载坤一直陪伴在冯友兰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而且任载坤为了冯友兰的学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西南联大的时候,由于战争,许多教授的家眷都还没到云南,贤惠的任载坤经常轮流请老师们到家里吃饭,尽管只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朱自清先生曾笑夸任载坤做的炸酱面非常好吃。当时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任载坤丝毫不计较教授夫人的面子,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文革”时期,任载坤承受着多重压力。经济上,被抄家封存,并且扣发工资,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后来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也被拿走了,并封锁住房,规定冯友兰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论寒暑,任载坤都是在小院里露天做饭。
      生活上,任载坤被规定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任载坤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而且身体不好。她既要自己完成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对此冯友兰曾在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坚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政治上,当时,无论开什么样的批斗会,任载坤必须陪着冯友兰去接受教育,常常到深夜。在批判过程中,任载坤总是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和蔼地问:“你们批完了吗?”使得批判的那些人也不好嚣张起来。任载坤最担心的就是怕冯友兰发生什么意外。当时冯友兰和其他“牛鬼蛇神”们必须接受隔离审查、打扫卫生、学马列主义、背主席语录、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吃饭也必须排队。在《三松堂全集》自序中冯友兰回忆道:“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任载坤生活上的细心照顾,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友兰巨大的精神动力,使他顺利度过了人生的最低谷。不幸的是,1977年10月任载坤病逝,冯友兰作的挽联是:“忆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挽联中,上联写夫妻情深谊厚,相敬如宾,至老不渝,令人敬羡;下联写作者老来失伴而不灰心,却雄心倍增,更令人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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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有孝女
      冯友兰与任载坤育有二子二女:长女冯钟琏、长子冯钟辽、次女冯钟(宗)璞、幼子冯钟越,他们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可惜冯钟琏、冯钟越都是英年早逝,冯钟辽常年远在美国,实际照顾冯友兰夫妇的只有二女儿冯钟璞(宗璞)。
      宗璞是中国当代很有影响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小说《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冯友兰的四个子女中,只有宗璞夫妇常年陪伴在他们二老身边。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宗璞每天傍晚都陪父亲到颐和园坐游船,欣赏落日余晖。有人说他们的船在彩霞中像神仙,宗璞觉得父亲身上的仙气就是万事看得开。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宗璞便开始照顾和陪伴卧病在床的二老双亲,这成为她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据她自己回忆:“记得有一次从城里开会回来,疲惫得恨不得能立刻倒下,再也不起来。可是母亲发高烧,正等着我送医院。有时是父亲重病,需要马上治疗。每次都要跑来跑去找救护车,找抬担架的人,求不尽的人情,说不完的好话。”
      一旦二老身体好点时,宗璞春天就陪二老游颐和园赏花,秋天去爬香山看红叶,几乎每年都是如此。因为这样既可以让二老散散心,又可以锻炼身体,还能怡情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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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住院更为频繁,宗璞充当了父亲的秘书、管家、医生和护士等重要角色。从冯友兰年谱中可以看出,他的最后几年里,几乎都是宗璞夫妇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冯友兰的病情,除了丹毒外,1983年还发现了恶性浆细胞骨髓瘤,所以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却完成了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除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外,这与宗璞夫妇的悉心照顾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1989年11月,冯友兰突发心绞痛,被急忙送往医院。宗璞回忆说:“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宗璞女士的乳名),你太累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
      冯友兰去世前,病情恶化,宗璞在病榻前伺候,冯友兰艰难地问:“是璞么?是璞么?”宗璞则边回答边帮父亲抚摩:“我在这儿。是璞在这儿。”冯友兰听了才觉得很安心。由此可见,父女感情之深,更显得宗璞对冯友兰的重要。
      对女儿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冯友兰是非常清楚的。每逢宗璞生日,冯友兰总要写一幅寿联送给她,1990年,冯友兰给女儿的最后一幅寿联是:“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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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生子女四人。长女冯钟链早殇,次女冯钟璞(宗璞)为著名作家,长子冯钟辽现居美国,次子冯钟越为航空、航天专家,于1982年10月病逝。
  顺着北大燕南园东南角走到尽头,有一处别具一格的中式传统院落,57号院。这便是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生前居住的“三松堂”,他毕生的著作,几乎都写于此,晚年整理为《三松堂全集》。“三松”、“三松堂”几乎成了冯先生的代名词,而这里如今由他的女儿、作家宗璞守护。时过境迁,三株松柏现在只剩下两株,但它们依然苍劲、挺拔。
  宗璞先生数十年来写了大量散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她的读者说:“只要读过她的文字,你就不能不牵挂她。”她长时间病魔缠身,虽然努力笔耕,但力不从心,写写停停,在各种不幸和灾祸中,继续生活。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作为书房。即便每日主要的事情就是吃药、吸氧,几乎很少能到院子外走动,但宗璞先生还是竭尽全力,继续书写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北归记》。她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33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年逾八旬,宗璞先生写下《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以澄清历史,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冯友兰。著作面世,敲击着无数人的心,从中能看到父女两代人的执着、追求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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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教育家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1918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写了《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的调查报告。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齐划一。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此后的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18年,在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以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
  1940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信是父亲写的,列出不从命的几大理由,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等,后来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
  父亲是爱国的,别人问他1948年为什么从美国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来。政权可以更换,父母之邦是不能变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西南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父亲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亲的墓碑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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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气与儒气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 中国哲学史新编 》,80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在他晚年又身兼几职:秘书、管家、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聪,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非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较少罢了。1926年父亲31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60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只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 三字经 》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条件落后的黄土高原。1982年,钟越为祖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1945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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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事业有贤内助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95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3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1982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他才能致力于精神世界的研究。
  我的母亲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就读。我在清华附小读到三四年级,抗战了,有一年没读书,到了昆明功课跟不上,母亲就辅导我,鸡兔同笼四则题等,都是母亲教的。母亲的手很巧,很会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别人,冯家的炸酱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则会肚胀得难受。家里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养、亲友往来,都是母亲一手操持。小学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写:“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
  我们家其实没过几天好日子。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随清华大学南迁,先到长沙,后转赴昆明。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父亲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倒是家旁边有个小学,母亲就在院里弄个油锅炸麻花。我帮母亲操持家务。
  三年困难时期,邓颖超送给母亲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东西了。当时有“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的说法,比如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有糖豆,什么级别的补贴什么。炒个白菜也是好的。改革开放后我去外面买菜,看到那么多品种,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经过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亲精打细算熬过来的。
  1977年,母亲突然吐血,送到医院,医护人员都爱理不理的,有个女医生还说,“都83了,还治什么治!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有一次,母亲昏迷中突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问她什么挤水,她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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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历史诉说
  这些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不用负责任的,这是“文革”遗风。很多不实之词,加在父亲头上,有些是无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纳,是文字狱。鲁迅曾有诗云:“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我很乐观,擅自改了两字:“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事实终究是事实。
  先说和江青的关系。我们不认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来看望我父亲,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党委陪同的,大家都认为她代表毛主席,数百学生聚集高喊毛主席万岁。可见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北大学生喊“毛主席万岁”,第二天党委就让他表态,当时随便什么事都要表态,不可能不表态的,感谢主席的关怀,来看望大家。这个就变成我父亲的一个罪状,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父亲写过《咏史》二十五首,其中有一首讲武则天,被人附会为吹捧江青,其实毫无关系。我现在还觉得武则天是一奇女子,五千年历史毕竟只有这一个女皇帝。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巴金老人在他的《随想录》中有这样的话:“有一点可以确定: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不肯表态,但是一个会一个会地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甩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真话集》线装本,第103页,华夏出版社)他又说:“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探索集》线装本,第75页)每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都能体会老人的话是何等真实痛切!
  对于没有根据的责备,父亲是坦然的。他逝世后,《三生石》英译者赖艾美写信来吊唁,说她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有文章说冯先生的一生“生活过,斗争过,享有过,没有任何可追悔”。他的心境如光风霁月,如晴空碧海。他“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他晚年不参加任何会议,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欠佳,另一方面正表现了他看破一切、潇洒自如、“愈写愈自由”的心境。他曾说晋人懒得穿戴整齐,他当时很有体会。连穿戴都懒得,更不要说参加什么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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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9年起,他基本结束了30多年的检讨生涯,每天上午在书房两个多小时,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段生活大体上是平静的、愉悦的。他曾引孔子的话:“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在他心目中,活着是为了多明白哲学道理,为了思想。他说自己是“欲罢不能”。他不能不思想。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 的写作。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便安然离去。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需要能用自己头脑思考的人。不可能有很多哲学家,但是应该重视自由的思想。哲学家是爱智者,每个人最好都能爱思想,把人类有思想这一特点发挥得多一些。这样可以使人减少些物欲,减少些浅薄。父亲在不可能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建立了冯学。人去境迁,将来的冯学研究者,会赋予它新的意义。
  父亲临终前有一句掷地作金石声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这也就是半个世纪前他提出的,希望用中国哲学的直觉和体验补充西方哲学。他相信中国哲学一定会在世界哲学中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我为他的信心下泪,我相信他的希望一定会实现。
  多年来,父亲的许多朋友、学生和同行从各方面写了文章纪念他。对此我衷心感谢,感谢大家没有忘记这一位哲学老人,感谢大家用自己的文字使“写的历史”更向真实靠近。
  冯友兰,不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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