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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七国院士”考古学家夏鼐  

2017-03-09 14:17:48|  分类: 科教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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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院士”考古学家夏鼐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夏鼐(nài)(1910.2.7—1985.6.19),原名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夏鼐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
    夏鼐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且治学严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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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1910年,夏鼐出生于浙江温州市区仓桥街,曾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
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1935年春,在河南省安阳参加殷墟发掘。1935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
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
1941—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
1943一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44~1945年,在甘肃省敦煌、宁定、民勤、武威、临洮、兰州各地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代至唐代的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发掘。
      1945年,通过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於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原来关於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判断。根据发掘的层位关系修订了传统得学说,标志出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
1949年秋-1950年9月,任浙江大学教授。
1950~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1951年秋,在湖南省长沙领导战国和汉代墓葬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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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5~1956年,领导黄河水库考古队在河南省陕县等地进行综合性调查发掘。
1956~1958年,在北京市昌平主持明代定陵的发掘。
1979年起,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3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1959年起,被选为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夏鼐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
1982年,夏鼐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1985年,夏鼐被任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的委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委会主任。
1959年起,夏鼐还是第二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74~1985年,先后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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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历程
        夏鼐参加和主持的田野调查发掘有:殷墟,英梅登堡山城遗址,埃及的艾尔曼特,巴勒斯坦的杜布尔,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甘肃敦煌、武威、民勤等地一些古遗址、古墓葬,河南辉县、郑州、成皋、巩义、洛阳、渑池等地新石器、商代、汉唐遗址,以及湖南长沙战国墓和汉墓。
1950年在辉县发掘,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迹。
1951年在郑州调查,确认二里冈遗址为又一处早于殷墟的重要商代遗迹。
湖南长沙的发掘,明确了当地战国楚墓的演变过程。
1956~1958年,主持北京市明定陵的发掘。
发表一系列关于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古代丝织品的研究文章,对中西交通史研究有贡献;发表一系列关于星图、蚕桑丝绸及晋周处墓黄金带饰的论文,为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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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荣誉
夏鼐曾并先后被中国、英国、德国、瑞典、美国、意大利等多国国家科学院授予荣誉。 
英国不列颠学院(British Academy;亦译作“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
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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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对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研究,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和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的卓越成就,并对当时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由于在考古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贡献,曾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外籍院士、意大利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等荣誉称号。
新石器时代
      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
       1977年,利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定的大量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数据,写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对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出相当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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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
     通过1950年在河南省辉县的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比安阳殷墟为早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 对商文化的认识。1951年春,通过在河南省郑州的调查,首次确认二里冈遗址为早于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通过1951年秋在湖南省长沙的发掘,究明了当地战国时代墓葬的演变过程,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西文化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了《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论文。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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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1935年夏鼐在蒋廷黼先生指导下撰写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修改后发表于《清华学报》  ,该文是对道光至同治时期国家财政与社会问题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仍然具有影响力。
中国科技史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先后发表了《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等一系列论文,利用考古学资料,运用考古学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为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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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贡献
      中国史前考古学方面
       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创造性研究,不断地拓宽道路,引导大家走向新的境地。主要是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多元说。他还是现阶段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名学者。
       他于1977年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该文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看法,尤其可贵的是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其实夏先生早就考虑这个问题,在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便曾提到:“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在上述1977年的文章中,他重提并发挥这一论断,指出所谓文化类型的不同是“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他在此文中又说:“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一切都归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要之,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由传统的黄河流域一元说改变为并非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是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最近20多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多元说进一步确立,成为我国多数考古学家的共识。
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
      夏鼐先生在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所出铁刃铜钺可能是用天然陨铁制成的。
     1972年台西遗址出土铁刃铜钺,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表明我国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认识了铁,因而迅速得到夏先生的高度重视。开始进行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他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有时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又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为古代冶炼的熟铁,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考古》1973年第5期)。 后经先生约请钢铁专家柯俊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证明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从而避免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场混乱。众所周知,夏先生还纠正了我国早在3世纪的西晋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1953年宜兴周处墓发现17件金属带饰,发掘者将一块碎片请人鉴定,分析结果为铝。由于炼铝是19世纪发明电解法后才被人们掌握的一种新技术,这项发现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但是,后来有人分析的一块碎片,却是银制的。为了澄清事实的真象,先生请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对现存的全部带饰重新鉴定,检验结果都是银而非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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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方法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
       夏鼐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突出地表现在及时将碳十四断代法引进我国。早在1955年,美国科学家开始发表有关著作之后不久,他便对其重要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呼吁早日建立中国自己的实验室以应考古工作的需要。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多方筹划,考古研究所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于1965年建成我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并且在之后的全国同类实验室中长期居领先地位,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研究,发挥了非常显著的推进作用。
多方面结合
        夏鼐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且治学严谨的特点。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而且对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从而善于把多方面学问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还具备优越的外国语文的条件,在与国外著名学者保持广泛联系的同时,经常涉猎大量新出版的外国书刊,因而通晓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各种动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研究工作便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善于从世界范围和多学科角度考虑中国考古学问题,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掘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
坚持马列思想
       夏鼐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坚持认为,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作研究不应局限于鉴别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及制作方法,而是应该将研究的最终目标指向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这便要以科学的调查发掘为基础,通过对大量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多学科研究,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从理论上探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坚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甚至歪曲事实真相,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重蹈为考古而考古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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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奖
      1985年,夏鼐捐赠3万元稿费,设立了国内考古学的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成果奖”。
      该奖一般每4年评选一次,颁发给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籍学者,以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和考古学事业的发展。
       该奖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管理,聘请所内外专家组成评奖委员会,负责评奖和颁奖。
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8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组建的研究所之一,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本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应用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方法,并结合古代文献,揭示史前及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律。同时,开展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历任所长为郑振铎(1950年)、尹达(1959年)、夏鼐(1962年)、王仲殊(1982年)、徐苹芳(1988年)、任式楠(1992年)、刘庆柱(1998年)、王巍(2006年)。
个人作品
     专著:《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等。
      主编并参加编写了《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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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
年代:建于19世纪下半叶。
方位:温州市鹿城区仓桥街130号
特色:坐北朝南,五间两进建筑,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前进为五间门厅式平房,后进为五间楼房。后进南面两侧各有三间厢楼,北面两侧各有单间厢楼。门厅前为石板道坦,东西各有砖砌门台。夏鼐出生于此,读书与结婚时住在后进楼下东正间。
      现状:夏鼐故居内曾有36户住户居住。2008年,温州市政府决定将对故居内住户全部外迁安置,将故居永久性地保留下来,并将在故居内陈列夏鼐的生平事迹介绍和遗物等,以供市民参观、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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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为纪念夏鼐诞辰101周年,2011年上海书展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夏鼐日记》(十卷)  。
夏鼐的日记始记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突发脑溢血当天,历时五十余载。为了向学术界提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这份难得的史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长期在夏鼐身边工作的王世民先生,与夏素琴等四位夏鼐子女一道,在国内外十多位专家学者的协助下,花费整整十年时间整理成书,定名《夏鼐日记》 。
记载阅读书籍的写作
      《夏鼐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位学术大师早年刻苦钻研、勤奋成长的经历。就读清华大学时期,他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等名师,与吴晗、钱钟书等被誉为清华园的几大才子,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史学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留学英国期间,他得到埃及考古学泰斗皮得里等名师的器重,奋力学习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提出独到的见解;系统进行古埃及串珠的断代研究,作出在该课题的研究中至今无人超越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第一位卓有贡献的埃及考古学家。日记对当年的学习情况,乃至每天阅读的书刊(读什么书,多少页,几天读完、共计多少页)考试和作业的题目,论文的写作过程,都记载得相当详细。他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数量多,古今中外,方方面面,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学识渊博绝非偶然。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严谨的特点,对于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国历史考古学,以及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作出许多开拓性的卓越贡献。日记对于历年来撰写一系列的名篇的过程,都有所记载。
考古方面的重视
      夏鼐曾以娴熟的发掘技巧,在数九严寒的中原大地,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古代木车痕迹;忍着病痛潜入阴暗的北京定陵地宫多日,亲手清理万历帝后棺内的糟朽文物;具体指导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广州汉代南越王墓等一系列发掘。直到去世前几天,仍然不顾年迈,远道前往骄阳似火的洛阳附近,视察偃师商城遗址发掘工地。夏鼐十分重视与相关科研领域之间的协作,积极引进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放眼世界文明发展领域;并且为保护祖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各种破坏文物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还详细地审阅上世纪50—70年代几乎全部重要考古报告和专著的书稿,以及考古学刊物的清样,注意从学术上进一步严格把关。凡此在日记中都有记载,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坚持优良学风的典范。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的实录,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生前交游广泛
        其中《日记》实名记录近3000人 ,与国内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近距离接触过许多老一辈的学术大师。日记中不时记录这方面的情况,其中有早年聆听鲁迅、章太炎、斯坦因、伯希和、罗素讲演的情景,历史文献学方面受到陈寅恪的称赞,考古学方面得到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及皮特里、惠勒、柴尔德等的指导,与高本汉讨论青铜器真伪、古代汉语语音,与李约瑟数十年的密切交往,以及与郭沫若交谈文字起源问题,与胡适促膝夜话,等等。夏鼐审阅各方面学者的文稿,阅读国内外新出版的书刊,日记往往留有所作评论,例如某一篇文章“写得较好”,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书“错误很多”,是怎样的错误。这都很有价值。 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及各地风土人情 夏鼐毕生经历国内外许多重要的学术会议,日记对各个会议的参会人员、活动日程、讨论情况、参观项目,多有较详细的记载,例如1947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确定首届院士候选人的会议,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委员会的会议,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1978年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二十六次会议,1980年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中国史学会成立和重建的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和历次年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以及在美国举行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中国青铜器、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等等。因而他的日记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夏鼐的足迹遍及国内大部分省区,出访过十多个国家。日记既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又记载了各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他常如实地记录国内外学术考察中所见古代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况,详细抄录其中的牌匾和碑刻文字。日记对不同时期国内外的社会新闻(例如:亲历“九一八”后清华同学爱国活动,“一二八”后凭吊淞沪战场,英皇乔治五世丧葬与爱德华八世退位,日寇侵入温州时的抢掠,嘉陵江上遭遇匪劫等),乃至市场物价,都有所记载。甚至参加周恩来总理接待美国尼克松总统等国宴,还将宴会上的菜单抄录下来。《日记》记录的这类人和事,不仅内容十分丰富,文笔也很生动,并且不时录入本人和友好的一些诗作。
       整理者还在《夏鼐日记》卷前冠以他生前审阅过的《夏鼐先生传略》一文,加载根据他自订年谱未完稿摘录的“家世与少年时代(1910—1930)“,这就实际成为一部既详细又完整的夏鼐生平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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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手讲述考古大家夏鼐的点滴往事
 
  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信请教,夏鼐每信必复,而且回复得很快    
  原子能所一对有才能的夫妻被错划“右派”,即将下放劳改,夏鼐点名调到考古所重用
  顶住莫大的压力,夏鼐坚定地请钢铁专家重新鉴定出土铁具,避免了一场学术混乱
  ◎受访者:王世民
  ◆采访人:宋希於
      夏鼐(1910-1985)浙江温州人。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3年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今年6月,《古代埃及的串珠》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出版,这是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所撰写的埃及学博士论文著作。此书写成到现在出版,七十余年过去,人们仍然发现书稿的学术价值非常重要。
  为了更好了解夏鼐先生严谨治学的风范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历程,我们特地访问了曾长期在夏鼐先生身边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请他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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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田野考古骨干 无不亲受夏先生的教诲
  问:听说您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夏鼐先生的?
  是的。我进北大读书是1952年,那一年正赶上高校院系调整,所以开学比较晚。
  那年的新生是12月9日开始上课的。夏鼐先生因为回温州接家眷,他的“考古学通论”课拖延到1953年的1月5日才开始讲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夏先生。我们历史系一年级全班共50多人(分专业后考古班不到20人),但“考古学通论”课是全系的必修课,几个年级100多名同学齐集文史楼108教室听课。
  问:那时候夏鼐先生是怎样讲课的?
  那时候,夏鼐先生每周一次、两段时间,上午两个钟头讲“考古学通论”课,内容包括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以及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下午是“田野考古方法”课,主要讲述简单的发掘、测量、绘图和文物修复方法,他对这些全可以亲自操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夏先生能够讲“考古学通论”课,这门课大概持续到1956年。其间,文化部、科学院和北大合办的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各省文物机构在职干部,在室内学习各门基础知识一个多月,田野考古实习一个多月,训练班的“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课也都由夏先生讲授。所以,上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的新中国田野考古骨干,无不亲受夏先生的教诲,都是夏先生的弟子。
  当年上午的“考古学通论”课上,我跟夏先生没有个别接触。下午的“田野考古方法”课,他曾领着我们年级考古班的十几名同学在未名湖北岸实习简单的测量,坐在湖边的草地上解答问题,还曾手把手地教我们用火漆粘连陶片。这让我们感觉到他是很平易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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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期间的接触,还有四年级时与夏先生的一次通信。那是1955年秋季,我们班在西安半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当时考古界有个提法,说“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考古学是为历史科学服务的”,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对这个提法存在疑问,感到考古学既然要“为历史科学服务”,岂不成为辅助性的学科?有一天我和指导发掘实习的石兴邦先生说起这事,石先生说:夏所长正坐镇洛阳主持黄河三门峡水库区的考古调查,这一阵子他比较清闲,你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于是我就贸然给夏先生写了封信,想不到过了没有几天,他就给我这个在校大学生写来了回信。他告诉我,广义的历史科学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又包括考古学,“为历史科学服务”并无贬低考古学作用的意思。后来跟他长期接触,深知道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给他写信,他都是每信必复,而且回复得很快的。
  60年代初期,有个在江西念书的知识青年想请夏鼐先生帮忙调到考古单位工作,夏先生回信告诉他:各单位正在精简机构,目前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年轻人不大识相,仍三番两次地来信,甚至冒冒失失地直接跑到夏先生家里去了,弄得家里人都感到厌烦。即使这样,夏先生依然耐心接待,给予鼓励。这种事情从夏先生的日记和所收集到的他的信件里可以看到很多。70年代有个年轻人写信托他购买标点本的《史记》,他请图书馆的同志帮忙买了寄去,那个年轻人又来信索要发票……而夏先生却不厌其烦。从这些地方,就能看出他个人性格的平易近人。这就不像某些架子大的先生,对素不相识年轻人的来信往往置之不理,或委托他人回复。
  夏先生从来不摆架子,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简直是随时可以闯进去求教的,没有秘书挡驾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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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陵发掘工作结束后 夏先生住院疗养五个多月
  问:上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在考古所里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夏先生在50年代主要有两项最重要的贡献。一项是定陵的发掘,这是吴晗主张的事情,吴晗是明史专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所以他倡议发掘明陵,让北京多一个旅游景点,也希望能够发掘出什么对明史研究有价值的东西来,于是他联络了郭沫若、范文澜等几位高级人物给国务院打报告。本来夏先生和文物局局长兼考古所所长郑振铎都不赞成发掘明陵,但国务院批准了发掘,就得承担下来,努力做好。开始是准备要发掘规模最大的长陵,夏先生他们主张为慎重起见,先找一座小一点的陵墓试掘,以便取得经验,这才选择了定陵。
  既然决定发掘,那么夏鼐还是投入了全力:不仅从所里派比较得力的技术人员去参加工作,关键时刻还亲临现场实地操作。当时夏先生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在定陵工作两三天就呕吐不止,回来恢复一下又去工作。夏鼐的日记就明确记载,那段时间他先后呕吐了多少次。发掘那会儿,通风等条件都很差,他就趴在棺材上清理,许多重要的东西都是他亲手清理的。比如皇后的凤冠,经过他的清理、绘图,才可以复原。现在看上去这么漂亮,如果不整理的话,都散了,只知道珠子是皇后帽子上的,皇后帽子是什么样子却不知道,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于这一点来讲,考古人员对于盗墓者是恨之入骨!因为盗墓行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最重要的信息往往都被破坏掉了。整个定陵发掘工作结束后,夏先生就住进了北京医院和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了五个多月。这是他有生以来住院休养最长的一次。
  再一项贡献,是引进了国外新发明的用碳—14来测定年代的技术。夏先生1955年5月看到新出版的美国科学家利比著《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法》一书,敏感地认识到这对于史前考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立即写文章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并呼吁尽早在国内建立这样的实验室,以应考古研究的急需。那个时候要搞碳—14实验室谈何容易!这是核物理方面的事情,而考古所要搞,在资金和人员上都有极大的困难。于是夏鼐先生就去找了中科院原子能所的所长钱三强,他打听到原子能所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仇士华、蔡莲珍,是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业务上非常优秀,但被错划成“右派”,要被调出该所,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就点名把这两个人要到我们考古所,在考古所的组织上、工作安排和经费上又采取一些倾斜的政策。这样,在1965年就自力更生地建立了全国的第一个碳—14实验室,在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见他抓这些技术问题抓得很关键、很及时。
  问:这个时期夏鼐先生他个人又在研究什么?
  从他个人50年代、60年代的研究来讲,主要是做了几个方面。一个是对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考古研究,因为当时中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外国钱币,说明了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当时,对于涉及到世界性问题的研究来讲,考古界从业人员普遍外语水平还比较低,对国外的知识也比较缺乏。他们进行考古发掘还可以,但做涉及这方面的研究就比较困难,只好向夏鼐先生请教。而且当时所里的图书条件也是比较好的。
  另外对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夏先生也具备着深厚的知识和造诣。他对于古墓中的天象图、发掘出土的古代丝织品以及金属制品都做过研究,也知道应该找哪方面的专家来进行协助。在科技史的一些方面,国外研究者比国内研究者先进,比如中国的丝织品就是外国人先开始研究的。夏鼐先生在一些领域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7年在洛阳的一座西汉壁画墓中发现了一幅天象图。开始曾有学者发表研究文章,但是所提出的解释却很值得商榷,夏鼐先生后来写了文章予以批评和订正。他指出中国的天文学系统和西方的天文学系统是不同的,先得弄清楚两个系统间有什么不同,才可以进行研究下结论。研究中国天文学系统,不能拿现代的星图去比勘古代的天象图,得结合相同或相近时期的历史文献来考证,不然就会犯错误。
  还有丝织品的研究。他最早是研究新疆的丝织品,文章中纹样的组织图都是他自己先画出草图来,再请专门的绘图工作者清绘。其实夏鼐先生家里从祖父起,就是搞丝织的,从小见识过这些,了解其中原理。夏鼐先生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当年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晚上在台灯下就拿着不同的线自己摆弄,然后画出图来。马王堆汉墓发掘后,出土了很多丝织品,约请上海纺织科学院和上海丝绸工业公司合作去做研究。据当年做这项研究的工作人员亲口跟我说,他们接受这个研究的任务后,第一步就是找来夏鼐先生的文章仔细阅读作为启蒙。纺织工业部一位副部长主持写纺织技术史时,也请夏鼐先生去给他们做过辅导报告。可见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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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生打着测量标杆做成的“黑旗”游街
  问:从《夏鼐日记》看,“文化大革命”初期夏鼐先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文革”初期,夏鼐先生是1966年6月中旬被所里的“战斗小组”责令自我检查的,让他写一些交代材料,但尚未限制行动自由。8月初开始被监督劳动,主要是所里盖房子的辅助劳动,递砖、送泥灰等。参加劳动的人数大概也就是十个人左右。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和晚上在“牛棚”集中学习,晚上还要打扫厕所。这时就被限制行动了,有时传达文件和会议不准参加,去北大等处看大字报也不让去。
  问:我记得日记里记闹得最凶的时候,考古所里有一次游街?
  那是1966年8月23日,那天考古所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北大学来的给人戴高帽子游街。“造反派”找来测量用的标杆,弄一块黑布挂在上面,让夏先生打着这面“黑旗”在前面领队,又有行政副所长牛兆勋戴着个小“乌纱帽”,弯着个腰敲个小锣“鸣锣开道”,后面跟着头戴各式纸帽的“牛鬼蛇神”,极尽丑化之能事。当时的情形和被游斗的那些人,在夏鼐日记里面都记下了详尽的人员名单,以及被污称的头衔,共计29人。当时考古所全所不到200人,所占比例相当高了。
  再有就是9月上旬在所里开过一次“斗争三反分子夏鼐大会”,还曾邀约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参加,以壮声势。那是一次比较正式又搞得很凶的斗争会,地点就在夏先生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摆了几个长凳子和桌子。那时尚未兴起“喷气式”,但有几个人低头站在旁边陪斗。
  后来,包括考古所在内的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打起派仗,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考古所的夏鼐等人仍在牛棚之中。前后两年的时间,仍然在所里劳动,主要是扫院子,再为冬季取暖搓煤球。这个活很脏,把手都弄裂了,但也不能停。听他夫人说,晚上回家给他烫手,贴橡皮膏,第二天还得继续搓煤球。到1970年5月,考古所全体人员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夏鼐那时参加烧砖建房中的轻微体力劳动。
  1970年10月夏鼐先生因夫人生病请假回家,正好赶上考古所接受一项外事任务,帮助阿尔巴尼亚修复古代羊皮书。所里留守的负责人王仲殊(原为所学术秘书,后继任为所长),让夏先生留下参与这项工作。再后来又协助郭老接待日本等国外宾,奉派出国访问,以“有关方面负责人”的身份一再见报,这样实际上就较早地宣告“解放”了。军宣队正式宣布“解放”夏先生的时间,要迟至1972年末。
  问:您这一时期所参加的几个重点项目,比如《辞海》考古学条目的编写,比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编写,都是在夏鼐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作为领导,对具体工作具体问题的指导方式是怎样的?
  最早考古所编写过一本“十年考古”,正式书名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这本书是夏先生主编的第一本综合性论著。他认真审阅每一篇稿子,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初稿,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人员在现场发掘之后很快突击写出的,拿来找刚刚恢复的文物出版社。当时文物出版社方面热衷于出版豪华的图录,对于科学性强的考古报告则基本外行,于是便和湖南的同志一道携带马王堆报告的文字初稿和插图初稿来考古所向夏鼐先生求援,希望考古所帮忙修改定稿。夏鼐和王仲殊两位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先确定由比我高两届、专搞秦汉考古的黄展岳承担,继而又增派对古代礼制问题感兴趣的我一道参加。为了争取时间,采取了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工作。我们改写好报告中的一个章节,即请夏鼐先生审定一个章节,他审定后即将这个章节送到沙滩红楼的文物出版社,由责任编辑编排版面。
  夏鼐先生的把关一向很严,他对容易疏忽的小处都抠得很细,比如各类文物数量的统计,不允许分类数层累计后与总数不符。再是夏鼐先生要求用字一定要规范。记得我曾将“碰头”的“碰”字石字边错写为足字边,成了“踫”,夏先生就拿了《新华字典》给我看,严肃指出我这里写得不规范。50年代我做秘书工作时写一个材料,照一位老先生的用词法,墓葬旁边有车马坑写作“祔葬”,夏先生立即纠正,拿出字典告诉我,只有夫妻合葬才能称“祔葬”。大墓旁边的车马坑只能称作“附葬”。这充分表明了夏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还有是在涉及科学概念时,夏先生对用词更不允许含糊。有一次我写综述考古新发现的文章,夏先生特别指出一定要弄清楚“生铁”、“熟铁”和“钢”三者含碳量多少的差别。河北藁城出土的铁刃铜钺,经冶金部单位分析已鉴定为熟铁,夏先生因其含镍量甚高,不能断定其为人工制品,顶住莫大的压力,坚定地请钢铁专家重新鉴定,最后弄清楚是陨铁制品,避免了一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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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鼐日记·温州篇》补齐错漏 增补五六万字
  问:1982年,社科院胡乔木院长亲自劝驾,请夏鼐、钱锺书两位学者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这一次的“突然袭击”,以他将夏、钱二位说服而告终。关于这件事,您了解的情况是如何的?
  1982年6月,社科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拟定了,决定之后由马洪继任院长,但名单中的两位副院长都是中年学者,胡乔木感到他们在学术上不大知名,对外有所不便,决定请出夏鼐、钱锺书两位著名的大学者来当副院长,并且要把名字排到前头,具体事务都不必管,只是要借他们两位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望。夏先生当了社科院的副院长后,并不到院部去上班,也很少参加院务会议。偶尔与会,也能坚持正确的原则,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
  问:对于有志于做学问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夏鼐先生的治学风范上,有哪些闪光点是最值得学习的?
  最值得学习的是他的谨严治学精神。他去世时,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国考古学会的悼词,对他学术上总的评价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这八个字,不是知名学者人人都能够用的。
  说他“学识渊博”不是空话,他确实是渊博而又善于积累的。我们所图书馆里的书,有的人能够借出上百种,而夏鼐先生的借条很少,都是随借随还,甚至都不借出书库。冬天很冷的时候,他常披着皮大衣钻进并无取暖设备的书库,长时间检阅资料,把所需的内容用小纸条抄记下来。杂志来了他也翻得很快,一下子就把该抓的重点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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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您退休之后,就一直在忙着编辑和出版《夏鼐文集》、《夏鼐日记》吧!
  是的。我是1995年退休的,退休以后就开始编夏鼐先生的文集。之后中间还参加过一段“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此外绝大多数的精力就都放在夏鼐先生身上了。
  整理夏鼐先生日记的工作是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酝酿的。因为我长时间在夏鼐先生直接领导下从事秘书性工作,参与多种编撰项目,又有七八年时间跟他做过邻居,所以同他的子女也都很熟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考古所几任领导王仲殊、王廷芳、刘庆柱等人的支持下,争取到夏家家属的同意,于是在2000年11月底,约请夏素琴、夏正暄、夏正楷、夏正炎姐弟四人到考古所一道洽商,决定整理《夏鼐日记》。先由他们初步整理,进行誊抄和录入,然后由我统稿和把关,负责最后定稿。当时商定对日记的内容除涉及家事和个人隐私者外,不作删节。家事由夏鼐长女夏素琴掌握,总的方面由我来掌握。日记开头十年到二十年原由家属手抄,因为原文往往字迹潦草,他们对生活琐事曾有所省略,我察觉后尽可能地做了追补。最近出版的《夏鼐日记·温州篇》,将错漏基本补齐了,增补了五六万字。这些内容虽说不一定有学术价值,但对了解风土人情仍有意义。比如温州人怎样过年、婚丧嫁娶和生孩子的习俗,都是可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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