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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著名艺术家黄宗江  

2017-03-08 15:42:28|  分类: 著名影视艺术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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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艺术家黄宗江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黄宗江(1921年10月——2010年10月18日),浙江瑞安人,生于北京。著名编剧。十岁时即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积极参加南开剧社的活动,毕业后入燕京大学外文系,与孙道临等一起组织燕京剧社,演出曹禺《雷雨》等名作。2010年10月18日下午1点47分,著名艺术家黄宗江因结肠癌引起肺感染医治无效,在解放军301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9周岁。
个人经历
      1940年退学至上海成为职业话剧及电影演员,参加了话剧《愁城记》、《蜕变》、《正气歌》、《楚霸王》、《春》、《秋》及电影《乱世风光》等的演出。1949年黄宗江加入人民解放军,成为文艺战士,1958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先后创作了《海魂》、《柳堡的故事》、《农奴》等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其中《海魂》和《农奴》分别在卡洛维发利(捷克)和菲律宾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黄宗江在中国同时代的文化人当中,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位杂家。他读过大学,痴迷演剧,当过水兵,写过剧本、文章,还做过文化使者。他10岁写剧本81岁还演戏。现许多人一提到黄宗江,都会将他和与之参与主创的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黄宗江的一生也总和浪漫的爱情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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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
      “以失恋为主”
       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通常燕京大学每年只招收200多名新生,但是在1938年招收了700多人。在燕京那片相对安静的校园里,黄宗江度过了两年的读书生活,书读得不错,还得过奖学金。但是并不是以读书为
主,是以演剧为主,说演剧为主也不确切,实在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当时黄宗江身边的同学,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抗日锄奸团分子。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像黄宗江这样的恋爱分子却不多。1937年,南开中学被日本飞机炸毁,那里曾经是黄宗江戏剧之路的摇篮。在那一年,黄宗江跟随他的同学转到英租界的耀华中学,并且面临着毕业。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
“海外关系”谢迪克
        1938年秋季,黄宗江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谢迪克是系主任。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那时选了谢迪克的课“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回首前尘,坐在课堂里听这样的教授讲解笛福或彭斯,真是一种福。
        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黄宗江被勒令交代海外关系,但是黄宗江想来想去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海外关系,只好交待了教过自己的所有外籍教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谢迪克。
“非走不可”的休学
        命 运再一次把黄宗江和燕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黄宗江在许多罪名之外,还有一条是“司徒雷登的黑宠儿”。1940年12月,黄宗江决定离开燕京。这一走,就是六年。1946年夏天,黄宗江又回到燕京大学上的第九年大学未名湖畔学生宿舍六号楼一层的一间屋子的门口贴上了“黄寓”二字:住在里面的是黄家的三兄弟,老大黄宗江、老二黄宗淮、老三黄宗洛。
        虽然因为母校吃了苦头,但是对于燕京的感情却日益见深。每年的4月23日,燕京的老校友都会在燕园重新聚首,在那个时候,黄宗江的节目是必不可少的。
感情生活
      黄宗江曾娓娓道出了自己生命中的五段感情,这是他传奇人生的另一抹亮色。
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读书。但是当时的他,陷入了一段“少年维特”式的烦恼,梦中的情人曾经与他一起就读南开中学(当时男女分校),并且一起考到了燕京大学,一起排演了话剧《雷雨》,他演周冲,她演四凤,“四凤”喜欢上了“周萍”,于是现实中17岁的“周冲”便赌气服药,但自杀未遂。
        1940年的冬天,19岁的黄宗江再次为情所困,他爱上了一个在他眼中模样酷似主演《插曲》的英格丽·褒曼的女同学,那女孩子却因为失恋要为别人自杀,有着自杀“经验”的黄宗江原本要陪她自杀的,但最终选择了出走,中断了在燕京大学的学业。
     后来黄宗江赴美参加海军,在迈阿密的一个海军训练中心受训,在“基本英语”的高年级班里,他认识了一位穿军装的女教员,叫温妮。后来,他们开始了短暂的恋爱,直到温妮原先的男友回心转意与她和好,黄宗江临行前与温妮长吻作别。
       1946年秋天,黄宗江又一次走入燕京大学校园,过起了一边写剧本,一边读书谈恋爱的生活。在此期间,他与在《大团圆》中扮演小妹的朱嘉琛结婚,可是2003年他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并不幸福的婚姻”,他们最终离婚。
        1956年,多情的黄宗江狂热地爱上同龄军人阮若珊。阮若珊认识黄宗江之前已离了婚,带着两个女儿。第二年,同是36岁的黄宗江和阮若珊喜结良缘。与阮若珊的结合,黄宗江总算找到自己情感的安心之所,两人一起经历了平静的幸福生活,也携手走过文革的劫难。在2001年阮若珊去世后,黄宗江一下子衰老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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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
        艺痴:为戏发狂到如今
      黄宗江为讲了他为艺术的三次出走。第一次出走是在1940年,他当时是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在学校经常出演包括《雷雨》在内的多部戏剧。这年冬天,为国事情事所困的黄宗江只身到了上海,从此走入了真正的戏剧圈。在上海,黄宗江凭借为一个电影明星走台的机会,很快就成为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性格演员。
        黄宗江第二次出走是从上海到重庆,出走的原因一是躲避当时统治上海电影界的日本人川喜多的宴请,二是不愿意陷入与石挥之间暗存的“影帝”之争。到了重庆,黄宗江开始也是跑龙套,在夏衍、于伶、宋之的等人合作的话剧《戏剧春秋》里饰演了三个龙套,是为黄宗江著名的“一赶三”,让他名声大振,成为当时的“四大名丑”之一。
        黄宗江第三次出走是去当水兵。1944年秋,23岁的黄宗江再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混在交大众多航海、轮机等系的学生中报名参加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当了一名水兵。在美国受训阶段,黄宗江在迈阿密与关塔那摩学习了基本海事,又游弋了古巴、墨西哥、巴拿马等地,这段特殊的经历为他日后创作电影《海魂》提供了最直接的生活素材。
为伊消得人憔悴
      当水兵在美国受训时,黄宗江认识了一位叫Wini的美国姑娘,开始了一段异国恋情。这段恋情最后因个人原因握手而别。 在燕京,黄宗江与后来在《大团圆》中扮演小妹的朱嘉琛结婚了。黄宗江说:“这是一个并不幸福的婚姻,她比我好胜得多,她是要出人头地的。她跟我说,婚姻是英雄崇拜的,你过去是我的英雄,现在不是了。我们最终还是离婚了。” 黄宗江曾经在书中写道:“人生在世重三情:亲情、爱情、友情。或缺其一,都是很难好好活下去的。” 他讲述了黄氏兄妹四人之间的交往和情感故事。
嬉笑调侃皆找乐
     如果说,亲情和爱情是人生幸福的甘露,那么,友情就是人生快乐的源泉。说到友情,女儿阮丹娣在文章中说爸爸是:“以食会友、以艺会友、以文会友,更以心会友。”
        黄宗江说起他的这些朋友,得意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翟俊杰是他最得意的大弟子,如今也是大导演了。翟俊杰说自己与黄宗江之间是亦师亦友,可算忘年交,不是年纪,而是那个激情的年代。翟俊杰还讲了一件有趣的事:黄宗江去美国讲学前,曾给他写过一张纸条,说:我要是掉到太平洋里喂鱼了,就委托你负责整理出版我的遗作。他还委派翟俊杰写悼词,说要写成单口相声,要让所有去的人还没听五分钟就哄堂大笑。翟俊杰说一般老人都忌讳说这个,可宗江老师却当成笑话说,这反映出他的幽默、乐观和豁达,他越这么说越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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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荣誉
他创作的《海魂》获1959年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届劳动人民电影节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二等奖。
1963年的《农奴》是他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电影剧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1957年的《柳堡的故事》获文化部全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三等奖。
其中《海魂》和《农奴》分别在卡洛维发利(捷克)和菲律宾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个人著作
矿灯 (1959) .... 王福厚   追 (1947)
戏剧戏曲选《舞台集》(含《大团圆》、《南方啊南方》、《风雨千秋》《贺龙刀》等)。
翻译改编选《嫁接集》(含《麦克贝斯》、《安娣》、《落花时节》、《寻梦》等)。
电影剧本选《单枪并马集》(含《柳堡的故事》、《海魂》、《农奴》、《柯棣华》、《秋瑾》等)。
散文集《卖艺人家》、《花神与剧人》、《你,可爱的艺术》、《人生知己》、《小题小作》、《悲欣集》、《戏痴说戏》、《老伴集》等。
剧影散文选《长歌集》、《剧人集》。
影视作品
柯棣华大夫(1982) .... 编剧
秋瑾(1983) .... 编剧
农奴 (1963) .... 编剧
大团圆(1948) .... 编剧
海魂(1957) .... 编剧
柳堡的故事(1957) ....导演
柳堡的故事(1957) .... 编剧
海上风暴(1951) .... 编剧
激战无名川(1975) .... 编剧 县委书记(1958) .... 编剧
江山多娇(1959) .... 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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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遗嘱
      黄宗江生性开朗,在生活上很幽默,还很好吃。阮丹娣说,9月份家人突然发现他不爱吃东西了,就赶紧陪他去医院检查,查出了结肠癌。“正当我们考虑是否要把实情告诉父亲时,他却说不就是癌症吗,看得很开。”阮丹娣说,结肠癌要开刀,301医院的手术很成功,但术后肺部感染引起的并发症使老爷子没挺过来。“很多朋友听说他开刀都哭了,但他自己很乐观,开刀的过程中还在构思两个剧本。”
       黄老好吃的习惯也一直没改,直到开刀手术时,他对家人说,手术完后要安排一桌饭菜。“他特爱吃,什么都能吃,从豆汁儿到燕窝都能吃,不要求饭菜有多美味,只看饭菜地道不地道。”阮丹娣回忆,女儿们每周都找理由请父亲去外面的餐馆吃饭,“一年他过生日太多次数了,但其实就是找个理由出去吃。”
       去世之时,黄宗江没留下遗嘱,但女儿们说,平时他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遗嘱,比如死后把骨灰倒进马桶冲掉拉倒。“我们不能接受这种遗嘱,家里已经在万安公墓买下一块墓地,父母会合葬一起。” 阮丹娣说,墓地跟曹禺墓相邻,因为妈妈阮若珊去世时曾在遗嘱中要求跟曹禺墓毗邻。
个人评价
        黄宗江虽然已经88岁了,却仍然是一个思维敏捷、性格鲜明、谈吐幽默、关注时事的人。翟俊杰认为,黄宗江一辈子追求的就是三个字,真善美。 黄宗江把幸福的人生概括为:艺术出自人生,人生尽如艺术。就是说,人生的境界应该达到艺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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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报道
        在一位艺术家眼里,幸福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面对这个问题,著名剧作家、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影剧评论家黄宗江曾给出这样的答案:“艺术出自人生,人生尽如艺术。”
        10月18日13点47分,黄宗江因病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89岁。这位总是以明朗的笑容面对世界的老人,用丰富的艺术经历,为自己的幸福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不能灰色地活着”
      18日下午,资深文艺记者、《娱乐没有圈》作者鞠健夫率先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透露黄宗江去世的消息,还介绍了黄宗江的“演艺家族”。鞠健夫说,黄宗江是表演艺术家黄宗洛、作家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洛是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曾出演《茶馆》里的松二爷;黄宗英则和著名演员赵丹合作出演了《幸福狂想曲》。“3年前,我有幸采访过一次宗江老人,当时他已是八一厂的离休老干部。深切怀念。”鞠健夫说。
      有评论称,黄宗江是一个才华横溢、至真至性的人,从演员到编剧、从戏台到银幕,在每一个人生舞台上,他都演绎得光彩照人。他出身书香门第,却带领一众弟妹跨入戏剧行当,成为“卖艺人家”。他不到10岁就发表独幕剧,之后创作了包括《海魂》、《柳堡的故事》、《农奴》等影响了几代人的电影剧本。他一生坚持以人为本、唯人主义的创作理念和生活哲学,虽饱经磨难,却从未动摇。
       许多接触过黄宗江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乐观、从容的老人。他在生前曾说:“我不能灰色地活着、不能黑色地活着,我得亮色地活着。只要还活着你就得考虑生,怎么生活得快乐一些,给别人带来一些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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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燕京的戏剧天才
       1921年生于北京的黄宗江,从小就经常跟随父母去看戏,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少年时就彰显出在戏剧创作上的天赋。10岁时,他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寓言剧《人的心》。1935年,黄宗江考入有着悠久演剧传统的南开中学读高中,开始在校内登台演出,展示出了才华。当时,许多角色需要男扮女装,黄宗江就经常扮演女角。3年后,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读书,当时的他已经把演戏放在了首要位置。
        1940年,19岁的黄宗江中断了在燕京大学的学业,只身前往上海投奔向往已久的“抗日孤岛”——上海的进步剧团。经有过一面之缘的黄佐临介绍,黄宗江考进上海剧艺社,走入了真正的戏剧团,并很快站稳了脚跟。不久后,他又加盟了黄佐临组建的上海职业剧团。这段时间,他参加了话剧《愁城记》、《蜕变》、《正气歌》、《楚霸王》、《春》、《秋》及电影《乱世风光》等的演出。
       之后,黄宗江过起了闯荡戏剧江湖的生活,也在上海有了不小的名气。1942年主演话剧《秋海棠》而大红大紫,便有电影公司找黄宗江出演电影版的《秋海棠》。不久后黄宗江又告别了上海的艺友,辗转湘桂,到了重庆,并参加了夏衍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在这个集中了夏衍、于伶、郑君里、金山、蓝马、张瑞芳等名家的剧团里,黄宗江很快就显现出了自己的实力,特别是他在《戏剧春秋》这出话剧中,“一赶三”的精彩演出,把一场戏中三个角色个个演得可圈可点,让人刮目相看。他得到了观众与同行的认可,拥有了“三大小角色之一”的雅号,并与蓝马、谢添、沈扬,一起被称为“四大名丑”。
       1943年冬天,22岁的黄宗江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报名参加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当了一名水兵。直到抗战结束,黄宗江才走入燕京大学校园,过起了一边写剧本、一边读书的生活。两年后,黄宗江的第一部戏剧大作《大团圆》获得成功,这是黄宗江第一个搬上舞台和银幕的作品,也正是这部作品改写了黄宗江的后半生,使他从演戏转为职业写作。
87岁出演《生死桥》
        解放后,黄宗江成为了一名军旅剧作家。经过7年多的艰辛创作,黄宗江与胡实言编剧的《柳堡的故事》由八一电影厂摄制完成,与观众见面。那个年代,描写红色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是银幕上的宠儿,而《柳堡的故事》大胆地在战争题材影片中进行了描写爱情的尝试,使影片备受欢迎,片中插曲《九九艳阳天》至今仍广为传唱。这部电影还曾获得文化部全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三等奖。
        1958年,黄宗江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了编剧,进入了一个创作的高峰期,《海魂》和《农奴》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其中,《海魂》曾获得1959年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届劳动人民电影节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二等奖”,《农奴》也曾在菲律宾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上世纪70年代末,黄宗江重新拾起了笔,又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柯棣华大夫》、《秋瑾》等作品纷纷问世。期间,他还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到国外讲学。认识黄宗江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个充满活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人。
        前几年,当知晓田沁鑫将执导李碧华《生死桥》请他出山时,黄老欣然应允,且言明不收取任何报酬,不顾身体疾病,最后以87岁高龄出演民国大戏《生死桥》,成为剧中最年长的演员,当时全剧组都管他叫“爷爷”。剧中,黄宗江饰演前清太监王公公,深居雍和宫,好周易八卦,精通玄学,始终给人以浓重的神秘色彩。卧床闭目,寥寥数语便点破命运玄机,令人震撼。一处暗房,方寸之地的定力表演,黄宗江就把这个耄耋老人的神秘和出世表现得入木三分,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表演功力。如今,《生死桥》竟成为了黄宗江艺术生涯中最后的荧屏绝唱。据悉,黄宗江遗作《生死桥》刚刚在北京举行了央视开播新闻发布会,将于10月22日登陆央视八套与观众见面。
他是著作颇丰的“杂家”
        身为剧作家、演员、影剧评论家的黄宗江,自谓“杂家”。他在文化圈内也是颇受认可的写作者,曾出版数十部作品,包括:
●戏剧戏曲选:
《舞台集》(含《大团圆》、《南方啊南方》、《风雨千秋》《贺龙刀》等)。
●翻译改编选:
《嫁接集》(含《麦克贝斯》、《安娣》、《落花时节》、《寻梦》等)。
●电影剧本选:
《单枪并马集》(含《柳堡的故事》、《海魂》、《农奴》、《柯棣华》、《秋瑾》等)。
●散文集:
《卖艺人家》、《花神与剧人》、《你,可爱的艺术》、《人生知己》、《小题小作》、《悲欣集》、《戏痴说戏》、《老伴集》等。
●剧影散文选:
《长歌集》、《剧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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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称自己是“学生”,贾平凹称自己“农民”,而黄宗江自称“艺人”。“艺人”黄宗江有着天赋的潇洒气质和天赋的飞扬文采。“艺人”爱看戏,爱演戏,爱写戏,还不时品评戏,记述着与戏有关的人和事。
       2005年,中国电影100年;2006,中国话剧100年,作为老一辈的电影家和戏剧家,85岁的黄宗江见证并亲历了期间大半风雨沧桑,如今,他风采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幽默旷达,笑声朗朗。
“曲低则和寡”
      黄宗江9岁时曾以“春秋童子”为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人之心》,保留着“中国文坛年龄最小剧作者”的记录。
      他26岁创作4幕话剧《大团圆》,并被改编为电影,作为剧作家名满天下。
      早知道宗江先生惯写“剧中有诗,诗中有剧”的“剧诗”,遂问他哪篇可以算是代表作,他一笑粲然:“你喜欢的就好。”我不敢矫情说全都喜欢。那就说说他在1998年,老伴阮若珊77岁生日那天完成的电影剧本《艺人》吧。
     《艺人》这剧,情节不复杂,但时空跨度大;人物简单,但个性鲜明生动。他的剧以人物为主线,情节的安排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剧中人被诗意化,实在而又空灵,在眼前在天边,有人情有仙气。这诗意之美无处不在:剧中人物的名字暗含着诗意之美;景物描写和情景交融处荡漾着诗意之美;情节发展与人物的言谈举止于不经意间流露出诗意之美;唱词更是富于诗意之美。他善于营造故事的背景,更善于用诗意的语言把这种背景描述得情韵悠然。不浓不淡,酣畅淋漓。几段文字,几番情景,变换而不凌乱,清新而不失凝重,使人如坠仙境梦中。
     宗江先生说“曲低则和寡”,真正高雅的艺术就应该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即使白话口语也要写出唐诗宋词的韵味,要把剧本写的诗意盎然,反复读,越咀嚼越出滋味。他的“剧诗”仿佛不是用笔在写,而像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到了火候,跃然跳出的不是火眼金睛的齐天大圣,而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他不是处在局外,而是置身其中,眼前的是人间天上飘忽的生旦净末丑。写戏的时候,他升天入地,身着青衣装、宫装、舞装、仙装,迈着台步,打着节拍哼着调门,有时高遏行云,有时娓娓道来。不入戏怎么写戏?眼前人恍然戏中人;入了戏又能出来,否则怎记取这笔底波澜?
     文字落定,戏却没有谢幕。宗江先生是把一粒种子投到读者的心怀里,生根发芽,隐隐约约时与不时,眼前总是“艺人”的影子,“艺人”的风骨,“艺人”那梁间萦绕的唱腔。“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戏本无今古,谁非局内人?这“艺人”便正是现实与历史与理想跨越的浮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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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一个情字了得
       “九九那个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告诉那小英莲。……”甜美的歌声至今回旋耳畔。作为电影《柳堡的故事》的编剧和这首主题歌的原创,宗江先生坦言:“我是性情中人,是情本主义者,是爱情至上的。”
      或许与艺术结缘的奇才往往是天生的情种,才情兼具,方能在艺术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宗江说起他的初恋,其实那是一段单相思的暗恋,梦中的情人曾经与他一起就读南开中学(当时男女分校),并且一起考到了燕京大学,一起排演了话剧《雷雨》,他演周冲,她演四凤,“四凤”喜欢上了“周萍”,现实中17岁的“周冲”便赌气服药,自杀而未遂。
      接下来的一段“插曲”,是他爱上了一个在他眼中模样酷似主演《插曲》的英格丽·褒曼的女同学,那女孩子却因为失恋要为别人自杀,有着自杀“经验”的黄宗江原本要陪她自杀的,但最终是选择了出走。
     黄宗江在某一次爱情修成正果之后,步入了第一次的婚姻,然而那婚姻却葬送了曾经的爱情,或者说婚后才清楚地认识到彼此是多么的不适合,于是就毅然决定走出来,在经过了5年没有硝烟的“战争”之后,他又成了一个无妻无后了无牵挂的人。
     1956年的夏天,作为一个部队连级干部又是非党员的他写了一封求婚“万言书”,亲自交到作为准师级“老八路”的阮若珊的手中,他向她表白,认定要找一个比自己大几个月,离过婚,有两个女儿,“饱受生活教训而仍热爱生活的人”。从1957年的元旦结婚到2001年11月18日阮若珊因心梗弃家弃世而去,45年的相濡以沫,一生一世的永恒。
    宗江先生有句口头禅:“文章是人家的好,老伴是自己的好”。
     他不仅不能缺少爱情,也同样不能缺少友情。他以食会友、以艺会友、以戏会友、以文会友、更以心会友。无论是拔刀于危难还是相忘于江湖,一个个有缘相交的人生知己都是他毕生珍视的财富。
      他常常陷于怀旧的氛围,也常自回忆中找寻情感的慰藉,他曾用几十年的时间费尽心力找寻学生时代的“奶师”(启蒙老师)。这其中包括已故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那是黄宗江就读南开时的国文老师,曾对他作文自由选题予以大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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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艺黄家”
       黄宗江出身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电机工程师,清末留学日本,回来赶上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往上数,他的爷爷、太爷爷都是翰林。宗江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是我败坏了书香门第!”
       他们兄妹5人(还有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姐):宗江、宗淮、宗洛、宗汉、宗英,均与艺术结缘,戏称“卖艺黄家”,并且于2005年6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卖艺人家――黄氏兄妹私家相册》一书。
       2004年,黄氏四兄妹――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黄宗汉,联袂出演电视剧《大栅栏》。宗江先生说:“这第一次荧屏相聚,或许也是最后的一次,就为给大家留个纪念。”他演李莲英,妹妹宗英演一位老格格。
       宗江先生非以演戏名世,却是资深的“老演员”。上个世纪30年代,他活跃于学校舞台,女伴男装,美如“希腊女神的塑像”,被称为与周恩来、曹禺齐名的“南开中学三大女演员”。40年代初期,黄宗江作为职业话剧演员名扬上海、重庆,中英文均能“脱口秀”。他曾和艺术家英若诚用英语演出昆剧《十五贯》,扮演娄阿鼠,以带有吴语特色的英语道白,漂亮地从板凳上翻“倒跟头”;他曾在话剧《戏剧春秋》中成功地兼饰三个性格不同的角色;他曾和蓝马、谢添与沈扬同被誉为重庆“四大名丑”。
     黄宗英是在大哥的导引下走上演戏道路的,1947年,她和著名演员赵丹合作出演了《幸福狂想曲》,从此两个人相互扶持走过了30多年。她的美丽、演技和文采无不令世人瞩目。
     被认为是“最丑的”并且从小就笨嘴笨舌的黄宗洛,居然在宗江和宗英都改行以写作为主之后越演越欢,一直坚守在舞台屏幕上。
      在《大栅栏》剧中,不是专业演员的黄宗汉表演起来最松弛,演得最好。宗江先生说:“一家人中黄宗汉最应该当演员,从小就聪明会演,结果入了仕途,解放时是地下党员,十几岁就当上宣武区宣传部副部长,又致力于文化产业,还获得了史学博士学位,比我们出息。”
       “偷得浮生半日闲”,宗江先生在“大忙大闲”之中“偷闲偷忙”,隐于闹市,不失赤子之心,淡泊而精彩。据说他擅于“翻新”古人诗句,请他示例,宗江先生一板一眼地带着唱腔念白两段:
         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群欣然而泪飞。
         拙笑难倩兮,弯目难盼兮,却真善美兮,余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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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经历了7年多的周折,胡石言、黄宗江编剧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与观众见面。与此同时,多情的黄宗江也终于收获了爱情的硕果。那个年代,描写红色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是银幕上的宠儿。《柳堡的故事》大胆地开始在新中国战争题材影片中进行了描写爱情的尝试,影片倍受欢迎。片中插曲《九九艳阳天》至今仍广为传唱,黄宗江的名字也随着这歌声不胫而走。就在《柳堡的故事》成功之际,黄宗江也收获了爱情的果实。1956年,多情的黄宗江又狂热地爱上阮若珊。阮若珊是一位早在12.9时代就投身红色革命的老干部,认识黄宗江之前已离了婚,带着两个女儿,在黄宗江万言情书的重火力进攻下,她接受了黄宗江的爱。1957年,黄宗江和阮若珊喜结良缘。
       黄宗江说:“我跟她其实我们俩性格是非常相近的。我当时是离婚之后,我成为自由人了。人们觉得我还会找一个或电影明星或戏曲名角之类的,可是我看上了阮若珊这个人。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把她吓一跳。因为她对我都不熟悉,可是我对她做了研究。当时她已经是前线话剧团团长,师级干部,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我是个连级干部。假定那个时候倒过来,男方是个师长,是个老党员,娶了一个女的,不要说是正连级、正排长,再低也可以,是非党员,是非常正常的。倒过来,我敢说是我党我军史无前例的。”
       与阮若珊的结合,使黄宗江找的了一个安心之所。1958年,总政创作室解散,黄宗江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了编剧,阮若珊也转业到中共戏剧学院任教。他们在北京有了一个家。黄宗江进入了一个创作的高峰期,《海魂》和《农奴》就是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品。他还作为文化使者和英若诚一起用英语共演昆剧《十五贯》。黄宗江成了新中国著名的剧作家。在将知识分子归属资产阶级名下,把人的出身和历史层层审查的政治氛围下,黄宗江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然而黄宗江终于未能躲过文革的劫难。1964年,他前往炮火连天的越南南方,出生入死,创作了一部自以为是立下了战功的话剧剧本。不料,这个剧本成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里记载的批判靶子。
       黄宗江成了左派大军祭旗的牺牲品,帽子一顶顶地扣到他头上。他终于被打成反革命,并且一度被发配到甘肃天水。
     当文革恶梦结束,黄宗江和阮若珊都已年近花甲,人生一段壮年时光被浪费掉了。黄宗江重新拾起了笔,又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柯棣华大夫》、《秋瑾》等作品纷纷问世。他还作为文化使者到国外讲学。认识黄宗江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个充满活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然而,就在他和阮若珊即将迎来金婚之际,老伴却先他辞世。黄宗江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但他仍孜孜不倦的活跃在中国的文坛、影坛、剧坛、视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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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黄宗江给阮若珊的万言情书(节选)
       阮若珊同志:写这封信的今天,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您女儿们的节日。你再也想不到远在太湖会有一个你只见过他一面,他见过你两面的人——也许这一面您都毫无记忆——他遥想北京城,给你写下这样一封“情书”性质的信!……我们都是三十好几,踏过半生的人,半路杀出这么一位中年突击手,面对面实在有些窘迫。我既难卖老,也难充小,我对“年轻人到底是怎样谈恋爱的”实在有些惶恐生疏之感了(这是一种实在的感觉,但不完全是实话),那么我首先希望没有吓着你,或者已经叫你生气;至少希望起码的好奇心能使你静静地读完我这封信,看看这个家伙到底能说出什么道理。真情给予我勇气!
我第一次听到“阮若珊”,是在1953年冬,嗣后的岁月里,我又偶或道听途闻,掇拾了一些人物片段……何以就记住了“阮若珊”请允许我用个唯心的,却的确是可喜的字眼“缘分”吧。
        1956年春寒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你,在你们办公室里,我怕你们要开会就匆匆辞去,我们只寒暄了一半句,(你不记得了吧?)那天你蓝布衫罩着棉袄,穿着家常棉窝,剪短的头发……一切并不惊人,我也并未“惊艳”,但是难忘,十分难忘。我觉得你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样儿;但我想像中的你是什么样儿呢?为什么我有个想像中的你呢?——我也说不上来。这种“难忘”,当时也不希望自己去意识到,因为没有理由。又隔两三个月,我自海上返京,小住一周,去看《柳鲍芙》,坐在人民剧场楼上,阮若珊坐在我后一排,隔十余个座位,在休息时,我也可以找机会过去和你搭讪两句,但我好像不愿再和你泛泛地招呼,我模糊地觉得那不如不招呼,便避开了你,但我心里不知为什么很清楚地记下了一笔“我见过她两次,她只见过我一次”。之后,我就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可以道听途闻到“阮若珊”三字。没有任何人会怀疑到我是“有意”的,甚至我自己也不愿认为自己是“有意”的。这样的掇拾当然不可能深广,但是在我的生活字典里“阮若珊”一项下所积累的素材,也还会令你令己小小吃惊的……我探知你比我小两岁,后据另一种材料与算法,你大概是和我同年,(我又刹那一闪,也许还是同月同日生呢!)……在南京时,我很想看清楚你那个大女儿,就是像“惜春绘画”的那个,但是她一扭脸和别的孩子一起匆匆跑走了……那时候你把小女儿带到北京去了,你们那个大门总是关着的,我从对楼望着,空空的庭院,空空的檐下,我还能寻出什么更多的生活痕迹呢?……我又到海上去了,让这些涟漪自生自灭吧。
        五年来,我过去的妻子几乎在用精神分析法和我做感情的“谈判”,我的感情处于一种破碎、麻痹、混乱、绝望的状态。虽然有名无实,我总是个有妇之夫,道德的羁绊也不容我对刚才所说的那些微妙的感情波纹多作幻想。前不久,她终于寄来离婚报告,我签署寄回,组织上批准了这实质上已几乎五年的离婚。我又成为一个无妻无后了无牵挂的人。留得半壁青春,对生活比过去戒心重重,对周围的姑娘们不由得不产生一种犬儒式的不能信赖的心情……我倒的确还不是一个热锅蚂蚁似的急于求偶者,我需要面壁休整。但是,不知何来“远山”仙风吹拂荒原,萌芽状态的生命的召唤在不知什么时候茁长起来,茁长得那样意外地强烈,迅速,而又隐密;隐密得只有爱情才要求那样的隐密。隐密得不想告诉第三个人。(除非这第三个人是千古侠肠的红娘!)
        但我怎么办呢?——办法不是一点没有,因为我到底“见过你两面”,可是你到底只见过我“难算一面的一面”,我若过于唐突,你虽不一定以为我有神经病,但你总会觉得这个人太“荒诞,轻浮,不可靠……”那样我就一败涂地了。红娘也还可能大有人在的,我不是个没人缘儿的,(我也要很小心,不要冷不防跳出个“老夫人”之流来)。但是我现在于公于私,找不出理由回北京一趟;起码还要一两个月后我才能“偶然地”、“自然地”遇见你,这两个月中间,世事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我实在着急,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如若盲动,结果一定更糟……于是我陷入了一种要失去你的痛苦。你听了也许觉得好气好笑,但仔细想想还是可以理解的:未恋爱便已感到失恋的痛苦,也几乎是千古相思患者的规律……您在我心里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我也不是先有了“主题”再去寻找您的。大概是这样:您与我近年来所憧憬的一种形象暗合———就是我景慕一种人,一种饱受生活教训而仍热爱生活的人。我亲爱的同年的姊妹,我相信你完全理解我这句没说清楚的话的。
         凭给我的直感,您是那样一个善良而又坚强的小女子!但只有真正原则性强的人,才能在家庭生活中达到真正的善良。我是从较狭的感情角度,从家庭的角度来提问题的,因为我到底是在寻找伴侣而不是在寻找政委,也许可以说是在寻找一种特殊的家庭政委吧。我崇敬那些真正把原则摆在前面的人,把“工作”、“党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把“主题”摆在前面的人;但是使主题丰满,使主题具体化的一切细节———一草一木,一泪一笑都是必要的,可贵的,(有些人又笼统地轻渺这些为“情调”。)我想您作为一个导演会一切围绕主题,同时又不忘记女主人公鬓上应该戴的什么花朵吧……以上是昨夜写的,被人搅断,后来我就拿了那朵想像的花昏沉甜蜜地睡去,今晨醒来高兴得很,也倦极了。我感到很难把我以上半通不通的话说得既原则又具体。总之,重复地说,你所显露给我的侧影,你近二十年在革命工作与个人生活上所做的斗争显示出你是一个有原则的,“政治当先”的女性,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生活中真正的善良而又坚强。我爱这样的人。
你会谦逊地说,你有不少缺点,我不知道。那当然可能,我也预备对您做“个人崇拜”。我对您的理解也难免概念化,但我相信这概念的正确。我说您是一个懂得生活的女人。
       我说你一定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现在很多女性不愿接受这种“软弱”的赞辞,她们甚至以为这是一种贬辞,但这是马克思说的———温柔是女人最崇高的品质。
         我说你一定是一个工作上,戏剧事业上很好的战友,我看见过你在剧场里那种带着困惑目光的孩子气的微笑,那样的人,才是深爱剧场的人。我寻找那样的人。近二十年剧场内外生涯使我养成一种养马人似的习惯,不论对场上奔驰的,或是静静伏枥的马,我总要打量一下鬃毛、牙口……在这方面我常常是神往的,但又是极苛刻的,决不随便同意乱发三等奖。在“爱才”方面我还残余着一定的唯心观点,但是看得准的时候也还居多。你作为一个演员或导演,在台下给我的印象并不“光彩夺目”……但我们看过不少过眼云烟,光彩的凋落,我相信你是能老老实实地灌溉一株“冬青”的人。总之,朋友,我愿在剧场里陪你坐到深夜,我们能找到共同的潜台词的。
      你当然是个好母亲。你是不是有时候也过分娇宠了失去父亲的孩子?一天,我的妹妹宗英和妹夫要帮我规划“未来”,我笑着说我要娶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和我血肉相连的小妹,一听就懂大哥不是无所指。她自己是两个孩子的后母,她说:“做后父也不比做后母容易啊!”她瞟了一下妹夫说:“不过你那时要没有一双儿女,我还不嫁给你!”冷场片刻,又望着我说,“这大概所以你是我的哥哥……”关于这一点,不做更多的理性分析。
         若珊同志,你是一个应该有美满家庭而没有的人,我多希望你和女儿们能幸福啊!假使我想把我的幸福和你们的联在一起,这不会是一种自私的愿望吧……若珊同志,你愿意和我合写一本小说吗?请原谅我没征求你的同意,就开始写小说的序言了……我再一次要求你理解我:我是幻想,但我并未脱离现实;我是在猛冲,但我并非盲动;我出发得异常地慎重,因为这一切关系着我后半生的生活道路……您的,陌生的黄宗江六月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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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若珊,祖籍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镇。幼年在家乡小学读书。1933年随父母迁居北平,1934年在北平师大第二附小毕业,由学校保送至北平师大女附中读书。1935年冬参加了北平“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936年2月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为队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1937年初中毕业时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为躲避敌伪统治下的学校,便于开展“民先”地下工作,她转入教会学校贝满女中高中部学习。1938年夏秋之际,因北平地下“民先”组织遭破坏,组织决定她离校去天津,后由天津地下党组织护送至晋南抗日根据地行政主任公署并同时加入八路军129师。1939年春到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同年秋毕业分配至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任演员,同年10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冬抗大一分校文工团随抗大一分校校部从太行山东迁至沂蒙山区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此后7年一直在沂蒙山区,在山东分局及115 师师部领导下从事抗战文艺宣传工作。此间她作为文工团的主要演员之一,除参加多幕话剧《李秀成之死》、《阿Q 正传》等演出外,特别是在小调剧《亲家母顶嘴》、《抗属真光荣》、《双喜临门》及抗战胜利前夕动员参军的独幕话剧《过关》等剧,她扮演的农村大嫂、妇救会长等角色获得观众的喜爱。在此期间她曾创作小话剧《一双鞋》、《彭大娘》等小型文艺作品。1940年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在蒙山望海楼山下费县白石屋村,她和文工团的另一位成员李林同志共同创作的《沂蒙山小调》成为著名的革命历史歌曲。
        1945年抗战胜利后,阮若珊离开沂蒙山区,苏 115师肖华主任及大众日报的同志渡海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此时任辽东军区文工团教导员兼作演员,参加了大型话剧《李闯王》(演红娘子)及《气壮山河》(演女特务)等剧及节目的演出,在部队慰问演出中获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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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全国解放后,她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至武汉,任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后为中南军区文艺工作团“战士话剧团”团长。在此间除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外,还参加了《战斗里成长》、《曙光照耀莫斯科》等剧中角色的塑造工作,并创作了舞剧《母亲在召唤》;1954年调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任团长。组织演出了《杨根思》等剧目,培养了李传弟、陶玉玲等大批优秀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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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从部队转业至中央戏剧学院,历任导演教师、系负责人、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培养了一批从事表导演的学生;历任导演系教师、副教授、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一生辗转半个中 国,为部队和地方的文化事业和培养后继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获国家二级独立自由勋 章和解放勋章。著有《我的少女时代》、《折蒙探亲记》文章。  11986年离休后,参加了《欧阳予倩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编辑工作,分别为编委之一,并撰写了《在战斗中成长》等回忆文章和散文。
       她一生为部队文化建设、培养戏剧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2001年11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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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品
       《沂蒙山小调》诞生于抗战时期的1940年。当时抗大一分校由蒙阴县的垛庄一带迁驻费北,该校的文工团就住在下白石屋村。为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打击当地的反动地方武装组织“黄沙会”,他们创作了民歌《反对黄沙会》。由阮若珊(曾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作词,团员李林(现为上海歌剧院顾问)谱曲,后来经过不断地修改加工,便成了今天传唱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沂蒙山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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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费县委、县政府在《沂蒙山小调》诞生地建立了纪念碑、纪念亭,记载了《沂蒙山小调》诞生的过程,以及现今流传的《沂蒙山小调》词曲及作者,以启后人,永志不忘。并请原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团长、国家农业机械部副部长袁成隆同志题写了“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纪念碑名,词作者阮若珊同志题写了“深深怀念沂蒙好地方”,分别镌刻在白石屋村旁的巨形花岗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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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江、阮若珊伉俪是中国文艺领域中一对杰出的人物,他们为中国戏剧和电影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心血,他们相依“伴老”,历尽生活艰辛,也享受了无穷的家庭欢乐。二老合著的《老伴集》,各自用或平实亲切细腻、或幽默睿智豁达的文字描绘了那一段历经酸甜苦辣的人间真情。这里摘录的是书中阮若珊所叙述的和黄宗江的一份情缘,而且,黄老性格的各个侧面都得到了翔实、生动的反映。当然,阮团长对事业与爱情的坚韧、执着也在文字中时时不经意地表露出来。作为晚辈的我们在重读二位老人写在十多年前的这些文字时,不能不留下长久的感动与思索。祝愿二老在另一个世界里永恒地厮守在一起,如他们生前一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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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春,住在南京鼓楼四条巷一所别致的、带小花园的小洋房楼下,据说这里过去是西班牙(或葡萄牙)使馆的房子。正是7月炽热的夏天。忽然有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其实这时我们都已三十五六岁了)推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他说:"请你看看",我还没看清他是什么样子,他就关上门走了。我接过这封厚厚的信件,不知是稿件还是什么,放在书桌上就忙团里别的事情去了。
      午后,孩子们和阿姨都午睡了,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封洋洋万言写给我的信,但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啊?最后署名是"您的,陌生的黄宗江"。黄宗江?好像听团里人提到过此人,也许在团部办公室匆匆见过一面?不太记得,反正从来没有和这个名字有过任何联系或联想。我把信看下去,他谈到对我的印象。他从l953年就在丁洪同志口中知道了我的名字,我的身世和不幸的婚姻;1955年吴白桦在越南牺牲他又联想到我;l956年话剧汇演,他说他远远地,也是近近地看到我,信中对我只获三等奖有所不平。这一切他都有意,我却完全不知。后来我们相识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正在太湖畔创作《海魂》和《柳堡的故事》两部电影,思想很活跃,他给我送信那天饭都没吃,只吃了两块冰砖。他充满了年轻人一样的激情给我送来这封信,一封热情、真挚、坦荡的情书。这里有他的自我介绍,也有苛刻的自我批判,有对不幸婚姻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他"蓦然回首"寻到了我,深感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信中说到他的留日电机工程师父亲,"无冲突"的和睦相爱的家庭。从小受到《寄小读者》、《爱的教育》、《小妇人》、《黑奴恨》的熏陶,形成了温情的、"斗争性不强"的性格……他和我是多么相像啊!我也有一个留日在庆应大学法学系毕业的父亲,也有一个和睦相爱的家庭,也读过同样的书籍……他有七个兄弟姐妹,我也有七个姐妹兄弟,他小时候住在北平西单大木仓,我住在西四南大院胡同内三道栅栏,我们离的不远,可惜无缘见面。他离婚后,不少人为他提过年轻、漂亮的才女,但宗江不为所动,他告诉他妹妹宗英,他要找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离过婚的女人。可他怎么会找到我呢?而且是那么坚定。
    经过青年时代不幸的婚姻,又经过一段痛苦的,经常自责而又不能摆脱的无望的爱情。现在吴白桦牺牲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已将感情的闸门紧紧关闭,决心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再也不愿在感情的围困中折磨自己了。我毕竟过了35岁,并且对戏剧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总向往着参加建设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创作实体,我热爱我的工作,这些就已经包融了我全部的情感。但宗江的信激起我内心的波澜,打破了我的平静,对这样一位真诚的、坦荡的、谨慎严肃而又热情的人,我不可随意对待。从他的信中我感到他很有才气,品格不俗,很有些相见恨晚之感。但我又很顾虑,毕竟我们很陌生,距离较远,而我才貌乎平,不像他幻想的那么好,这位才子怎么会对我有好感呢?我一下子不敢接受,说容我考.虑,但我隐瞒不了对他已有的好感,难负他一片痴情……这时,宗江的好友王啸平、胡石言也常来看我,并向我介绍宗江是个好人……宗江急于得到我的答复,在南京的一个暑假,他几乎每个清晨都来看我,彼此的感情逐渐升温。他很喜欢我的两个女儿,这也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很快的互相了解,感情迅速增长。我们像两个大孩子一般去游玄武湖,乘着木船,船娘摇着橹,在暮色苍茫中度过那美好的夜晚。两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过了一段谈情说爱的日子,在美丽的玄武湖定下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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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还须多磨
    宗江说我们都老大不小的了,用不着花前月下培养感情,也不需长期考验,我们彼此已经很了解,很相投,而且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相聚时间难得,何必拖呢?天赐良机,暑假后我带着孩子回北京上学,宗江去了总政创作室,我们又可以经常见面了。于是我们在1957年元旦,就在我家故居隔壁"三道栅栏40号"一间小平房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买了些水果、糖、茶之类。来的客人都是我同班同学,他们来自祖国各地,都是新朋友。而我的老战友,老同事,有些人却没有来,这也是他们的态度。我知道在我的老战友中,对我和宗江的结合是有异议的,他们不能认同宗江。我的老上级、知心老战友王地子也只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么!"我的另一位同事,还和我到中山公园诚恳地劝我"慎重从事",意思是此人不可靠……对这些议论我心毫不动摇,我喜欢像宗江这样温文的文人学者,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是个真而又真的人,不会骗我。当时我家庭的态度,也是很犹豫的。虽说没有杀出个老夫人,但老爷子来信说:"我家无白丁"。我们全家,父母、兄弟姐妹无一不是共产党员,现在怎能接收一个"白丁"呢?老父母觉得遗憾,但他们并未阻止我,我也相信宗江一定会成为"红丁"的。我的弟妹们给予了我同情、理解和支持,特别是我的四妹若瑛,忙里忙外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帮我张罗婚事。就这样,宗江这位前半生有家无实的流浪公子,带着仅有的半条军毯、半柳条包揉成一团团的旧衣服,和我一起建立了一个清贫但温馨的家。
      开始大女儿想不通,不能接受这个"黄叔叔",她心里只存在一个"白叔叔"。二女儿却很开心,管他叫"黄爸爸"。我们带着两个女儿出去玩,宗江肩上扛着贝贝(丹娣),宝宝(丹妮)噘着嘴生着气跟在后面,她比贝贝大两岁,情绪有些混乱……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两个女儿都很自然的改叫爸爸了。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表妹婿,是某省一首长,见面时对我家大官热络,对宗江却很冷淡,让他很生气,还是四妹劝慰了他。总之,我们家不是党员,就是官员,宗江承受着压力,但他毫不自卑。按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我们是不般配的,一个是老党员,准师级干部,一个是非党员,排连级干部,一个来自红区,一个来自白区,好像很难协调。但我们俩人却从未想过这些,也毫不在乎这些。我坚信爱情不能受地位、等级、物质等条件的限制,爱情是由高尚的情操和真诚的情感结成的。我虽受过不幸的婚姻和痛苦感情的折磨,但我仍持之不变。人家批评我感情至上,我也认了,对客观的责难不予理会。当时也有不少人是赞成我们的结合的,如我们的老首长陈沂部长、江岚部长、陈亚丁部长等等。婚后我们到呼和浩特省亲,两位老人家见了宗江很满意。妈妈说他斯斯文文,很有礼貌,是有学问的人,对这位自找上门来的大女婿也认可了。l958年春节,我们全家都在南京。这时我已怀孕,我们游了梅花山,宗江肩上扛着丹娣,手里牵着丹妮,连同我肚子里的丹青,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5月3日,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在布谷鸟声声催唱中,我无痛分娩生下女儿丹青。宗江无比高兴地第一次作了父亲。同年夏,我调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从此我们全家定居北京,开始全新的生活。
    结婚并没有使我们安乐、懈怠,而是更加努力工作,努力学习,逐渐赢得众人的理解。有人曾认为我结婚后就会不断生孩子,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事实上我和宗江婚后很小心地只生了一个小女儿丹青,我们的精力全放在工作和事业上。正如宗江给我的信中所说"我们也许是两支文艺大军合流后两个小卒携手向前的范例吧。"我的二姨很喜欢宗江,他们又是燕京大学的老少同学,二姨年轻时在北平幼稚师范演出过话剧《卓文君》,她很欣赏卓文君的作为。二姨是我们婚姻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可能与此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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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江的爱与痴
    我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宗江由于他父亲早逝,很小即走上社会,以后婚姻生活不顺利,几乎长年没有个真正的"家"。单身汉的生活习惯是有的,他没有积蓄,有钱就请朋友吃饭。其实他是很爱"家"的,我们成家后他努力想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很顾家,不乱花钱,尊重妻子,疼爱女儿,包括她们长大成婚后的夫婿、孙儿。他很笨,家务活儿一窍不通。"文革"中劳动改造,朋友们笑谈他的"手笨的和脚一样",实在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即使让他干某个家务活,也总出反效果,还得别人收拾残局。但他心是好的,抢着倒垃圾,有空时负责采购,家里的饼干、糖果以及那些盒子,都是由他负责装配。他对我的两个女儿视同己出,后来我们生了4个女儿,三个女儿就是亲姐妹,因为爸爸待她们一视同仁,无任何差别。小女儿长很大才知道两个姐姐是同母异父姐妹,但她们早已没有这个界限了。我们婚后几十年,宗江从未对我说过一句严厉的话,从不和我生气,而且总是顺着我。我当然也很尊重他,他以满足我的一切为最大快乐。他如此挚诚,我倒很不愿意提出什么要求,怕给他增加麻烦。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外出"深入生,活",从西藏的拉萨,新疆的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他一个人进行着边疆的苦旅之行。1964年秋,他随一当时秘密的新闻代表团,赴越南南方丛林一年有半。接到他封封来信,有时是诗,信中饱含着对我们母女的一片痴情。在越南南方游击区艰苦环境中,他写了不少诗体日记,还有在吊床上打摆子写的、他最珍爱的话剧《南方啊南方》。我以他的刻苦、勇敢、奋进而自豪。
    宗江极爱朋友,对朋友的热诚是无可比拟的,特别是对那些遭难的朋友,宗江从不嫌弃他们,总是给他们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一点我实在不如宗江。对一些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和一些所谓"右派"朋友,我是有些怕联系。一方面我有"左"的情绪,对这些同志有不正确的看法,另外也怕惹出事来。现在看来宗江是对的,他对真正的朋友是信任的,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记得大约是"四人帮"被粉碎前夕,他的好朋友白桦、徐光耀赶巧一伺来到北京,那时他们的问题尚未解决,宗江热诚的留他们在家吃饭,晚上并把他们留宿在我们那间小破屋里,相谈极为愉快。我在宗江的影响下,对朋友的看法,特别是对他的老朋友有了信任和崇敬的感情。其实一个人品质的优劣,不在于他参加革命时间的早晚,也不在于他地位的高低,而在于人品、人性、人情、人格。以后宗江的朋友,我的朋友,都成为我俩共同的朋友。
    宗江待人和善,人缘好,只要政治观点一致(这一点他很重视),都能成为朋友。他对长辈尊敬,称为恩师。对同辈朋友,对有才华的朋友十分钦佩。对年轻的,力求进取的人,他很乐意给予帮助。有一位自学写作的青年金岛,本来素昧平生。他曾看到作家梁晓声同志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他刚调来北京时的遭遇。是黄宗英给他写了个条子,让他有困难去找黄宗江。见面后宗江热情地接待了他,可他又因为腼腆,而未提任何要求……金岛这次从甘肃来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住在火车站,受梁晓声同志文章的启发,也来找宗江。宗江热情地招待他吃过饭,只是没地方招待他住,只好塞给他几十块钱,还有宗江那块作为"陪嫁"的半条毯子,鼓励他好好准备……后考试未中,但他保留了那半条毯子,和宗江成为忘年交。不幸他于前两年路见不平失手打死了人,犯罪入狱,屡次来信说他在狱中还不断磨练写作。我们希望他经过这次炼狱,能造就成一个有用的人。
    说到宗江对文化艺术,特别是对戏剧艺术的迷恋,可说是痴迷了。他从小因父母亲喜欢听京戏,受到熏陶,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校园戏剧的积极分子。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他应邀在重庆南开中学对同学们讲演,校长就曾用这话介绍说:"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在燕京大学时,他更是热衷于剧社的活动,编、导、演样样都尝试了,以至未读完大学即弃学到上海孤岛,参加了佐临师领导的职业剧团,与石挥、韩非等齐名。后因逃避日伪演艺界对他的邀请,弃高薪往战时重庆投奔夏衍、于伶等前辈。在重庆因演《戏剧春秋》一赶三颇具名气,但不久又出人意料地参加了赴美参战海军,飘洋过海近两年。宗江为什么不安于现状,总是变换环境孜孜以求?除了一些感情生活的失意,主要的他有一种追求,他要当一名作家,心目中曹禺大师是他向往的目标之一。受过西洋文学熏陶之后,美国剧作家奥尼尔又成为他年轻时的偶像,他于是投笔做一名海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体验海上生活。巧的是,他不但像奥尼尔一样当了一名海员,后来也像奥尼尔似的得了肺病,躺在床上写剧本。这样几番折腾,他前后上了9年大学而未毕业。然而这位无文凭学历的人,1986---1987年被美国国务院的富尔布莱特基金会聘请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了客座教授。
    宗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受到我国传统教育的抚育,又受到欧美文化的熏陶,崇尚人道、人性、人情的高尚道德观念。他最终找到最高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世界大同,或说解放全人类,或说英特纳雄奈尔都是一致的,他甚至说和释迦牟尼的极乐世界、耶稣基督的天国都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应是最高的人道主义。说起来好像他的思想有些繁杂,实际他很单纯,他一生的信条就是要做个好人。
    由于宗江接受中西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他对艺术的追求主张也多样性。他自己不但欣赏各种艺术本身的多样性,他也喜爱各种各样的艺术,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民间艺术等等,尤爱戏剧。各种剧种,昆曲、越剧、豫剧、沪剧、黄梅戏、曲艺、评弹……他都欣赏。对京剧最熟悉,特别喜爱优秀的演员。至今他的床头必备一收录机,每晚听着戏曲录音带,听着谭鑫培、余叔岩……方能入睡,真是痴迷之极。他已经听坏了好几个收录机,我在他枕边也慢慢适应了这种西皮二簧的催毛。
    他的多样性也表现在生活中。他自称美食家,不但喜吃淮扬体系的南菜、上海小吃,也喜欢北京的北菜、小吃,时不时的要吃窝窝头,水疙瘩咸菜。西餐、中餐都喜欢,不论南北。讲究质量,要够味儿。他喝少量各色的酒,品各种茶,绝不拘泥于一种。他又十分怀旧,最有趣的是他有一种儿童一理,往往吃到一种东西,觉得很对味儿,就非常高兴地说:"和我小时候吃的一样",为了做得"和小时候的一样",我可费了老劲了。
    宗江是在建国前夕参加的部队文工团,在他面前是一个他不熟悉的全新的革命文艺工作,这使他总觉得自己甚差。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虔诚的,并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他投身于抗美援朝前线到西藏深入生活,写出《农奴》,到新疆,到中印边境,到越南南方密林中,到硬骨头六连……,他相信"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他相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必须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所以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到各地深入生活,很少在家。小女儿是怎么长大的,他很少有记忆。好像经常念念不忘的,是有一次在东安市场给小女儿买了一份她最爱吃的奶油栗子粉,女儿失手掉在地上,脸一下子紧张了,他怕她伤心,马上又送上一份……仅此而已,虽然他对三个女儿是那么疼爱。
    建国后的l7年,他虽然努力深入生活,但更多的时问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学习锻炼"。宗江的思想被束缚了,工农兵对他仍是陌生的对象,自身的改造又使他莫衷一是。建国初期与人合作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独立创作了《农奴》等,还算有成绩。大跃进中与现已故去的王云同志努力创作了《江山多娇》,之后写的《县委书记》、《硬骨头六连》就力不从心,不知所从了。l964年在越南南方他以真正的生活体验写出话剧《南方啊南方》,他认为是自己的代表作,而迎接他的是江青操纵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引发了对这株"大毒草"的批判。当时,我正在陕西三原参加"社教四清"运动,看了他的本子,以我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立即预感到这个本子有问题,为他捏了一把汗。这时我对宗江的艺术追求、艺术观点并不完全理解。
    宗江在越南南方一年半的生活是很值得记忆的。在河内,他和新闻代表团受到胡志明主席的亲切接见,亲眼看到胡伯伯穿草鞋,住简陋的平房,十分简朴的生活,很受感动。行军穿越胡志明小路,到了越南南方。天气闷热潮湿,他和好几位同志得了疟疾。更奇特的是有一种蚂蟥,寄生到宗江的鼻子里,后因鼻子出血,才被发现。南方的军医,突然袭击地将它钳了出来,那蚂蟥已经长得像蚕那么大了,若再蹿下去,生命也难保了,这些都是他回国后才告诉我们的。在美国飞机疯狂轰炸中,宗江病卧吊床,坚持写作剧本。他见到了阮文追的妻子,密林中受到越南游击队对中国"同志加朋友"的热烈欢迎……本来应该是载誉归来,但迎接他们的却是"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刀枪,对人身的侵害和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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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难中见真情
    台风席卷,首当其冲的是文艺界。1966年6月,我被斥为"走资派",关到学院牛棚挨批斗。宗江在那个"座谈会"之后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并被逐出北京,送往甘肃天水"劳动改造"。大女儿丹妮去了北大荒修地球,二女儿丹娣去西双版纳割橡胶,空荡荡的家只剩下八九岁的小女儿丹青。照顾她的保姆许阿姨作为"被剥削"对象,也被逼回家了。小女儿一人独立门户,接受厄运的考验,一个温暖、温馨的家,拆成5个地方。宗江和我有两三年音讯全无,我只痴痴地相信他能经受住考验挺过去,默默地为他祝福。直到有一年他们一群挨整对象"造反"回京。那时宗江犯了肺病,住进黑山扈的309医院,我几次请假去看他,我们才又得相见。不久,宗江再次被打成"反革命"送往山西"劳改"。这期间,我们的运动转入抓"五一六",对"走资派"放松一些,我就在部队小卖部买了两斤黑粗毛线,为宗江织毛衣。一个学生说"老阮是在织心呢!"确实,我默祷希望他将来能穿上这件毛衣。
    一场浩劫冲垮一切等级、地位、荣誉、尊卑,以至国统区、解放区的文化人统统被打成30年代、17年文艺黑线人物,几乎无一漏网,除非那些丧尽天良爬上去的"新贵"。宗江说:"江青做了件好事,打碎了文艺界一切新老宗派,通通的'反革命',倒也团结了。"我和宗江之间,一切人为的、客观的差距,都被冲垮了,而我们的思想,达到完美的融合与一致,我们的理想和信仰,经过这一严峻的考验,逐渐从对偶像的崇拜中醒来。
    1969年春,宗江和我都还分别在各自的"牛棚"。我的一位在南开大学的表妹说漏了嘴,造反派就来追查我们攻击江青的言论。我实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宗江可是竹筒倒豆子,把我们的枕边话,不分巨细地给她来了个22条,并涉及其他当时的各位首长、首脑。幸亏造反派怕自己背上"扩散"之罪,没敢交上去,否则我们两条小命早没了。我到现在还说不清我们都说了,骂了什么,宗江发表了一篇《坦白书》可考。我知道他这个人一向求真,但没想到能真到这种程度,生死不顾。他生性温和、调和,可到了节骨眼上,就什么都不论了。
   世事难以预料,1970年林彪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宗江他们得以解放回京。这时我仍在部队接受"审查"、"锻炼",宗江到玉田县4623部队来看我,当时的政委还通情达理,给我们一间房,还请宗江吃饭,把他灌醉。这是5年来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欢愉之情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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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晚年
    "文化革命"的10年如一场噩梦般过去了,"四人帮"被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开始了改革开放。在这一背景下,我于1979年秋平反落实政策,摘掉了l3年来强加于我的"走资派"、"反革命"的帽子,并从北京电影学院又调回中央戏剧学院,协助金山同志担任负责教学业务的副院长。宗江早已恢复了工作和党籍。80年代初,他5次出访美国,并日本、德国、法国……"文革"耗去了我们的壮年,此时我们年已花甲,身体尚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力拼搏。
    1982年,金山同志逝世。我们以金山为首的领导班子,成为一个过渡的班子,牧虹同志暂为代院长。在这一时期,学院盖起了比较现代化的一座剧场,还有教师宿舍,演出了几部经典剧目,培养了若干位较有成就的演员,然而我个人工作并无大创意和进展。1986年初,我65岁正式离休,我的生活进入又一个新的阶段。工作了一辈子,一下子闲下来,我没有感到寂寞、失落,而是欣喜地开始了从童年、少年时代就向往的学习生活。我多么羡慕那些上过大学的同学,于是便开始自学,而且兴趣浓厚,越学越觉得学无止境,不觉老之已至。这一梦想的实现,还应归功于我的好丈夫宗江,在学识上他可说是我的老师,一开始他就为我安排了广播与电视的英语学习,从初级英语讲座、"维克多电视英语"、"走遍美国"电视英语,从陈琳、许国璋到申葆青,现在的蔡文美星期日英语讲座等等,他引导、鼓励、督促我自学。198卜1987年我随宗江赴美讲学,在那里又得到美国英语教师的辅导,回国后我居然翻译了一篇关于莎莉·邓波儿的生活报导,及美国黑人明星考斯比的小传,虽然翻译的磕磕巴巴,总是译出来了,前一篇还在电影报刊上发表了。直到现在,宗江还一直耐心的指导我自学英语,买了好多课本,订了《中国时报》、《英语电视报》,为我录制星期日英语,甚至他在广州拍片时,仍帮助我坚持电视英语学习。我一直坚持着,虽然学习进展很慢,特别是口语,听力差,记忆力也减退,只能阅读简单的书信、报纸,只是学习的意志不减。另外,宗江是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我补读了我青少年时代未能读到的或读而未解的西洋文学名著,如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些书籍有的在少年时代读过,但没有读懂,后来参加革命部队,就再也摸不到这些书了。现在重新阅读这些书籍,使我开阔了视野,对l9世纪文学作品中反映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得到认识、理解,这使我和宗江在哲学思想、世界观及文艺观方面,更得到深深的融合和一致。何况我们童年时,都是受过《寄小读者》、《爱的教育》、《苦儿流浪记》的熏陶,也从戏曲艺术中受到我国古典文学的熏染,如对高则诚、汤显祖、关汉卿等等。因此,当我们双双离休进入晚年,我们不仅在感情上,思想上,生活上融为一体。而且常常不用说就都想到一起了,我们的敏感和认识不用交流,而是默契。在美国圣地亚哥一年,回国后在广州、深圳、杭州,还有他的家乡温州,外出工作或旅游,无处不留下我们金色晚年的足迹及美好的记忆。宗江最不喜欢逛街、购物,可是愿意和我一起外出,在雨中漫步,过斑马线他总是拉着我的手怕撞了车。不论在家或外出,似乎我们每天都在度蜜月、蜜日。我们仍像年轻时的情侣,无比温馨,无比幸福……我们的感情是圣洁的,我不允许有任何玷污。宗江有许多女朋友,有的关系较近,我也有一般女同志的醋意,有时不太愉快。宗江倒是很规矩的,他从不越轨。只有一次遇到少时的旧情人他动了心,但很快我们都谅解了,再不提此事。我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圣洁的。宗江是一个很重情的人,他追求专一,白头偕老。
    说宗江笨手笨脚,其实他对妻子,对女儿、女婿,对孙子无比细心,体贴。他操心太多了,对每个人的生日、假日,他都用心安排,甚至写出提纲。他不会做饭,但他抢着做别人顾不到的杂事。自己的衣物从不让我操心,不论出门还是在家,完全自己整理,可能这是过单身汉生活留下的习惯吧。每次他出门,关于饼干、糖果、茶叶、报纸、书刊、钱,一一交待都放在哪里,因为在家时,这些琐事都由他管,也费去他不少时间。他虽不会做饭,但他吃过,会当顾问。我是半路出家,70岁才掌勺,许多菜我还得请教他,他乐此不疲。对于钱,我俩都很糊涂,常常数不清多少,反正合在一起每个月都够用有余。宗江自己却很节俭,总是穿旧衣服,还拣女婿的衣服穿,不舍得买新衣,他说新的不舒服。尤其到了晚年,更不喜欢花钱,只对我,对两个孙子舍得花。大孙子男男还常笑姥爷"葛朗台",他不舍得扔东西,坐汽车买票,少一站可省5分,还要计算。但该用大钱的时候,他却毫不吝啬。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
    离休之后,宗江确实离而不休,他仍忙于写作,也替年轻人看剧本、看戏、参加座谈会。宗江的文章看来很随意,人家都以为他很不费力,所谓"大笔一挥"就写一篇。其实我知道他写一篇常常酝酿很久,很费思索,必须想透了。无论写剧本,写文章,他总是清晨三四点钟起来,如同作战一般冲刺。是吃早饭时就冲出来了,若冲不出来就等下对谠我掂溏一座剧场艿绞敝情 i掂溏演出了几他们,或是静半路家乡次在》、是默且教学描家乡"天"锻行怼断匚颐衷诠寺钦庑╀缫恍┧鲣缫幻聪噫⒚玫乃囟蓟廾悄颍切挛潘嘉抑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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