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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天才考古学家”梁思永  

2017-03-06 10:17:32|  分类: 科教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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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永(1904.11.13~1954.04.02), 广东新会人,1904年生于上海(另一说法是澳门),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 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 训练的学者。
       著作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他通过一生的田野 实践和辛勤劳动,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壮大及考古人才 的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他还为新 中国考古事业的建立和考古学学科规划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梁思永的许多学术活动, 赢得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大力赞誉。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 古学,突出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史上的地位,使我国的 考古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此时尚未成立学部,尚未产生学部委员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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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1904年出生。
1913年随家人回国。
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班。
1923年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
1928年9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
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
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1948年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北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思永结束八年养病生活,继续为考古事业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此时尚未成立学部,尚未产生学部委员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先后负责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
     1950年9月,梁思永病重,经四个月休养病情减轻但仍头痛失眠,心悸气短。1954年2月23日再次入院检查,但他的左肺完全失去生理功能,并有严重的心脏病,经医治无效,于4月2日逝世,年仅50岁。
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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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成就
       30年代初是梁思永学术事业的巅峰时期。现代考古学注重田野发掘,有的人称“锄头考古学”。1930年,梁思永回国后即受聘于史语所考古组,随即投入于繁忙的田野考古工作。
发掘昂昂溪遗址
       梁思永首次田野考古是调查发掘黑龙江的昂昂溪史前遗址。1930年8月他得知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在昂昂溪附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于9月19日从北平出发,与助手王文林一起前往调查发掘昂昂溪遗址。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地区。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们挖掘的沙冈离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这里水草丰富,土层潮湿,未曾开垦耕种。他们一共挖掘了4个沙冈,在黑沙层发掘到陶片约200块,在第三沙冈挖掘到一座墓葬,获骨器10多件,从地面采集石器100多件,陶器一个,加上路卡徐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1930年10月初,梁思永一行由于天气渐冷踏上归途。后经细致研究,撰写了5万字的论文《昂昂溪史前遗址》。
     回来途中,梁思永发掘热情不减,到热河进行调查,在热河境内行程500公里,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此行目的是试图在广泛调查之后,在热河境内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9.18”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这个地区的考古工作只好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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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殷墟
     1931年,梁思永与史语所同仁李济、董作宾、吴金鼎、刘耀等进行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这是史语组的第四次殷墟发掘。梁思永在殷墟发现了一片甲骨,这是首次在小屯以外发现甲骨。更为重要的是,梁思永从后冈的发掘中找到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具体的层位关系,进而确认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黄河中下游这三种文化的时代顺序。写下《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
     这年11月7日至12月19日,梁思永参加了李济主持的第五次殷墟发掘。他们在小屯村中及村北地掘得有字甲骨381片,发现殷人居住的圆穴洞和储藏食物的地窖,甲骨文字散见其中。证明“甲骨原在地显系堆积而非漂移”,从而纠正了第一至第三次发掘所假定的“殷墟为洪水湮没说”。
       经历了李济主持的两次殷墟发掘之后,梁思永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此前安阳殷墟发掘主要在小屯村及后冈,1934年第九次发掘时得知安阳候家庄亦有甲骨,挖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候家庄。1934年初至12月底第十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36座。1934年3月15日至6月15日,第十一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400多座,获得不少殉葬品。1935年9月5日至12月16日,第十二次发掘掘墓百余座。1936年9月至12月,第十四次发掘在小屯村得字甲2片和一些铜器、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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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龙山遗址
      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是由吴金鼎发现的,而凸显龙山文化重要性的则是梁思永。第一次发掘持续了一个月,城子崖遗址的丰富内涵远未被揭示。1931年,梁思永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其目的明确:“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做试验;第二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文化。”(《城子崖序》)
       梁思永不仅参加了遗址的发掘过程,还负责整理编写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黑陶文化遗址》一书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梁思永除亲自撰写其中几章外,还负责全部稿件的审阅和修改。
       为进一步了解龙山文化,1936年夏,梁思永主持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附近的瓦屋村、大孤堆遗址。1937年4月,参观了浙江杭县良渚遗址的发掘。他在实践基础上推出了关于龙山文化的精辟见解,撰写《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简明扼要叙述龙山文化的面貌,分析其特征,预见到龙山文化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并探讨了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联系。这是迄今为止介绍龙山文化最精辟的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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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方法
      作为第一位走出国门,接受西方考古学正规训练的学者,梁思永引进传播了现代考古学的 方法,又使之切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考古学方法基石之一的类型学就是由他阐释和实践的。他在精细分类的基础上,将西阴村的遗物与国内外其他史前文化比较,从而认识西阴村陶片蕴含的文化特征,认识到新石器时代后半期,远东存在两大基本陶器型式,即中国北方的无彩陶与西阴、仰韶的彩陶。
        此外,他还认为要了解古人如何制作器物,最好能从现在的民间手工艺技术入手。为此,他在北京曾调查过工匠制作玉器的技术,并收集工具标本。在昆明期间,他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作了调查,从对陶器制造的研究到对农业灌溉系统和青铜器工业的考察,而这种观察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安阳发掘中收集的考古资料的理解。梁思永的这些做法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考古学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如引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实验分析的方法等,可以说是新考古学一派的先驱。
主要作品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收入梁思永七篇论述:《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以及尹达的《悼念梁思永先生》,夏鼐的《梁思永先生传略》和三篇编者后记。对梁思永的业绩、魄力和其经历的那种时代里学术思考所受到的影响和局限,以及在具体问题上所表现的某些观点或论断也做了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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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父亲: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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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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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王桂荃(1886年-1968年),四川广元人,梁启超的第二夫人。
      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同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1年,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诞生,苦盼六年的梁启超后继有人,自然非常高兴,但望着孩子单薄的身体,他和李蕙仙都有些担心,于是为了香火旺盛,梁启超在李蕙仙的准许下,娶王桂荃为妾,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王桂荃后来一连给梁启超生下了子女6人,即梁思永(子)、梁思忠(子)、梁思懿(女)、梁思达(子)、梁思宁(女)、梁思礼(子)。在李蕙仙生前,梁启超很少公开提到王桂荃,因为这姻缘违背了
      自己定下的“一夫一妻制”,他要求孩子们叫王桂荃为“王姑娘”或者是“王姨”,但是几 乎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王桂荃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之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孩子们称呼李蕙仙为“妈”,称呼王桂荃为“娘”。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李两家族人纷纷逃亡国外,王桂荃到日本后,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她是李蕙仙得力的助手,也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由于她说得一口好日语,所以凡属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大部分都是由她来办,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大约在她17岁时与梁启超产生了爱情,有了思永,由于李夫人脾气乖戾,梁启超为保护王桂荃,把她送回澳门待产,同时请李夫人的兄弟从中周旋,到李夫人首允之后,才把王桂荃母子接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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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梁思顺(1893—1966),字令娴,诗词研究专家, 梁启超长女。外交官周希哲夫人,中央文史馆馆员。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有《艺蘅馆词选》五卷。
        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
       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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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礼(1924.8.24-2016.4.14),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之子。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
    194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学士学位;  1947年获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 1949年获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任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技术员;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曾领导和参加多种导弹、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试验。他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重要贡献。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等。其代表作品有《梁思礼文集》、《向太空长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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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梁思懿(1914-1988) ,女,广东新会人,1914年出生于北京,为梁启超的第三女,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
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 后在芝加哥、纽约社会学院任教 。
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师、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1955年2月调往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足迹遍及五大洲。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梁思懿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关心年轻干部成长,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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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梁思庄(1908年-1986年5月20日),出生于日本神户,祖籍广东新会,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精通英、法、德、俄等多门语言。
      梁思庄是梁启超的次女。1925年,梁思庄随大姐梁思顺与即将在加拿大任总领事的姐夫周希哲一起前往加拿大读书。后分别获麦吉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33年,与丈夫吴鲁强结婚。1936年,到北京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80年,梁思庄当选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后又任名誉理事。
        梁思庄出生于日本神户,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吉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她获得了麦吉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5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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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
     梁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梁思成第一任妻子是林徽因,1919年相识,1928年成婚,育有一女(梁再冰)一子(梁从诫);第二任妻子是林洙,1948年相识,1962年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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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梁思成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建筑于1973年建成,1984年,荣获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198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证书,表彰梁思成教授和他所领导的集体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9年,原建设部设立“梁思成建筑奖”,以近代著名建筑家和教育家梁思成先生命名,是授予中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奖,以表彰奖励在建筑设计创作中做出重大贡献和成绩的杰出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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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梁思忠(1907年—1932年),梁启超三子,1907年出生于日本,早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在梁启超所有留学子女中,梁思忠的政治热情最高,1927年初梁思忠一度想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但被父亲劝阻。20世纪30年代初梁思忠毕业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梁思忠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身处前线的梁思忠却在战斗中不慎喝了路边的脏水,结果患上腹膜炎并贻误治疗时机而不幸去世,年仅25岁。
          梁思忠,出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和梁思永都是王夫人所出,却也为李夫人所喜爱。梁思忠小时候很活泼,又善解人意,李夫人很喜欢他,常和他下棋、聊天。梁启超也曾写道,思顺、思庄赴加拿大以后,他觉得寂寞时,便带着思忠去听歌剧;无聊的时候,也拉思忠一起打牌。梁思忠那时十八九岁,很懂事,哥哥姐姐都在国外,他在家里就主动多承担一点"孝道"。1925年,李夫人的墓修好之后,正式安葬的时候,就是梁思忠、梁思达二人扶柩送李夫人上山的。1926年春夏,梁启超病情加重,住进协和医院做割肾手术,也是梁思忠一直在身边伺候,直到父亲身体好转出院。同年八月,思忠赴美留学,仍不放心父亲的身体,时时写信提醒。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
       在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中,梁思忠的政治热情是最高的。到美国后,他首先选择了学习政治。梁启超得知后在信中表示:"忠忠来信叙述入学后情形,我和你娘娘都极为高兴。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既尊重子女的选择,又不放弃引导、教育的责任,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说心里话,这时的梁启超是很为思忠感到担忧和不安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思忠在海外也热血沸腾,竟提出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这使得梁启超在"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他说,"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毕竟,这是关系到儿子终身的一件大事情。对于儿子的精神,他首先给予充分肯定,然后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
       也许是基于这个理由,梁启超最初是同意儿子回国的,需要商量的只是回国以后去哪里。梁启超倾向于去白崇禧那里或李济深那里,而且已经派人去联系。但仅仅过去三个礼拜,梁启超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他坦诚地说明了发生这种变化的理由:"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搀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梁启超对于儿子的冲动始终没有责备和埋怨,他说:"这也难怪。北京的智识阶级,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者,几个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极狼狈,极失望而归了。"所以,他倒有些庆幸儿子最终没有赶上这个机会。但他对于儿子所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的话,却不能接受,明确讲"这是没出息的话"!他谆谆告诫这个儿子:"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爹爹是怠惰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的做。现在所该做的工作,将来绝不怕没有地方没有机会去磨练,你放心罢。"
       但他却仍然放心不下,几天后又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谈起梁思忠:"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可以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选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原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孟浪了。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为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所以我对于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梁思忠还算是很听话的,他在威斯康星读完政治学,又转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三十年代初,他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很快升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梁思忠所在的炮兵部队也参加了战斗,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战斗中,梁思忠不慎喝了路边的脏水,结果患上腹膜炎,没能及时救治,年仅二十五岁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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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达(1912年—2001年),著名的经济学家,梁启超四子。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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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永一家(妻李福曼、女梁柏)在李庄羊街8号院内
育子有方梁启超
     梁家子女成器,背后少不了梁启超的影响。
    对于治学,相对于成功与否,梁启超更看重的是治学的态度。在给梁思成、梁思永的信中,他写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
      梁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梁思成曾表示,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梁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认为,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其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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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三郎梁思永
    相对于梁思成,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显得不那么为公众所熟悉。但他却是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并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还曾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此外,他还留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这样的经典传世。
     梁思永选择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受梁启超影响。很多外国人当年来中国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梁启超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
     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但梁思永却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
     在他的女儿梁柏有眼中,父亲就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就算是在患病后,也依然那么拼命。
    梁思永经常挽着裤腿下水工作,脑力和体力消耗都非常大。他在野外工作时时常连续泡在水中长达几小时,随便啃点馒头喝几口凉水就当正餐。
      1932年春天,梁思永在野外工作时患病,当时没有及时治疗,仍坚持工作,直到后来发起高烧,住进了协和医院,才知道已转成烈性肋膜炎。医生从他的胸部抽出四瓶水,颜色像啤酒一样。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基本上只能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把每天要做的事写在小条上,逐条解决处理。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工作却丝毫不耽搁,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
    在梁柏有看来,梁思永年仅49岁就去世,其实就是积劳成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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