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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千年国粹、一代儒宗”--马一浮  

2017-03-06 16:40:42|  分类: 科教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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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诗人和书法家。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学校歌》的词作者,浙江大学原教授。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曾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少年时代
   清光绪九年(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马廷培当时任四川仁寿县知县。母亲何定珠,出身于名门望族,颇有文采。马一浮有姐三人,均识字读书。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从何虚舟先生学读唐诗。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随父母返浙江绍兴原籍,居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今上虞县)。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父聘举人郑墨田教子,郑氏为马一浮取学名“福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县试名列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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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涯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浙江社会贤达汤寿潜(民国时曾任浙江都督)见其文章,大加赞赏,以爱女汤孝愍妻之。同年赴上海习英、法、拉丁文。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妻子病逝,立志终身不娶。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曾预纂《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次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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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养成
民国元年(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短暂出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不久后便辞官归去。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丰子恺撰《护生画集序》。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攻陷上海,逼近杭城,国难迫使马一浮携家人南渡避寇。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师名义作“特约讲座”,讲稿后辑为《泰和会语》。为浙大作校歌。同年随浙大至桂林,又转至宜山,继续在浙江大学讲学,讲稿后辑成《宜山会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编刻自撰历年诗词之作,有《蠲戏斋诗前集》《蠲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媵》等。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抗战胜利,回杭州,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从事刻书。
人物归宿
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
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1959年,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赶出蒋庄。
1967年,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逝世后,被安葬在南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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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成就
    哲学体系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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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思想
     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
      “穷理为致知之要”是这四句中的重点。在谈到“理”的问题时,马一浮总是联系“气”和“事”来说,强调“理气”、“理事”的“一源”和“无间”。他继承程朱的思想说,“有气必有理”,“离气则无以见理”,“无此理则气亦不存”,“理气同时而具,本无先后,因言说乃有先后”等等。同时,他也进一步发挥道:“太极未形以前,冲漠无朕,可说气在理中;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然,可说理在气中。”他还结合“易”的三种含义来阐发理气的关系,说:“气是变易,理是不易,全气是理,全理是气,即是简易。”这是一种新的解释,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某楷定之义,先儒释三义未曾如此说。”以后,他又把“易”之三义与佛教所说的“体、相、用”三大贯通起来,认为“不易是体大,变易是相大,简易是用大”。从而使理气的体用关系,得到了更为生动细致的说明。关于“理事”关系,他则一再强调“事外无理”和“理事双融”。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理”与“心”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马一浮竭力调和程朱和陆王的差别,而坚持的则是“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说:“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他还说:“格物即是穷理,异名同实”。他还引用佛教的理论来作佐证,说:“佛氏亦言,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万行不离一心,一心不违万行。”他的这些论证,最终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可以说,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又回归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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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
      “义理名相
     论”则是马一浮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称之为新义理学说。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学术旨归,是通过分析名相而识得六艺的义理内涵和中国学术的本原。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做到了会通儒佛,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义理名相论”命题的提出与探究,既是马一浮实现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义理之学的结晶,也是要给来学指示一条达至最终派遣名相的观念与途径。泰和、宜山两《会语》中的《理气》《知能》《说视听言动》《居敬与知言》《涵养致知与止观》《说止》《去矜上》《去矜下》八篇著论,是马一浮研究的如何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从而彰显六艺义理真谛的示范,可谓深文奥义,理事双融,不二法门。[6]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
教育成就
      抗战时,国难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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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成就
      马一浮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在《戏题鬻书启诗》中自谓:“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由此诗可知,他自己的书法所成,自视不低,且独钟于王羲之。
       纵观其学书之路,早年以唐碑入手,尤喜爱欧阳父子,二十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植根于钟王诸帖。他的篆书直接取法李阳冰,隶书则以《石门颂》为宗。
     最为世人认可的还是其行草书体,集各种书体于一身,自成风格。亦善治印,为西泠印社成员,其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生前曾言,他平生最喜王羲之的《兰亭序》与《圣教序》。故对其用力也最勤,尤其学《圣教序》的成分更多。无论点画、笔法,间架、结构,甚至是行距、章法,深受《圣教序》影响。
      当然,马一浮在书法上的成就和赞誉,主要得自他博大精深的才学。曾受过马一浮亲炙的丰子恺更是服膺他的学问人品和书艺,称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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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法
       对读书的穷理之道,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他认为,读书之道,约而言之,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四种读书法,实则解决了博与专、义理与细节、简与繁、中心与边缘等问题,其总结可谓精辟之至。马一浮对此稍加解释,“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辩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也”。
       关于读书之目的,马一浮以为,读书当求明理,更贵在养德。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来,始终将“学之为己”为第一要务,“学之为己”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而非“学之为人”,即以“博学”炫耀于人以换取某种好处为目的。马一浮以为,学问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读书再多,亦不过一书橱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强调读书的终极目的,在于修身、在于提高修为,并提出“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的践行主张。指归自己实则意味着,学人在明理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到身体力行:“但说取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忠信笃敬’要体而行之,不是说其义旨便了”。此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意,只有真正将义理落到实处,方可算的上“真学”。反过来,通过读书所培植的道德(即“畜德”),又能促进人们人更好的明理。譬如,当学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具备了开放、谦虚、包容的品质时,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东西,进而更利于扩大其视野,开阔其心胸,进而帮助其更好地通晓天下之理。于是,“读书—明理—修德—读书—明理”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此循环实则是儒家圣贤人格培养的一个缩影。总之,马一浮的读书之目的,在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终归还是养德。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故而,马一浮“读书法”,实则映射出马一浮修身践性之法。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直至十年浩劫,他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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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资本论》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第十二届世博会,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世博会。清政府派溥伦亲王为正监督(团长),并要选派懂外文的人员去负责筹建中国展馆。时年20岁的马一浮由于懂外文,被录用去做中国展馆的筹建工作。
       马一浮到达美国后,开始他抱着欣喜、激动、期盼的心情,一心想学好外语,学好西方哲学、文学,他认为学习是他的第一乐趣。不到10天,他找到一处学英语的地方,每天只要花一个美元从师学习英语2小时,学习文法。不久,他翻译了《日耳曼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政治罪恶论》等书刊。他的第二个乐趣是购读了不少社会学著作和图书,特别使他高兴的是购买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译本马格士(马克思)《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这时马一浮正在患感冒,还发着高烧。他说我回国时一定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著带回中国去。
       马一浮在美国考察了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后,心情逐渐由原来的欣喜、激动、期盼变成了苦闷、悲愤、失望。他原以为美国是文明、民主的,实际上却是野蛮而专权的。特别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对华人的歧视,他在日记中说:“美人定华商赴会,须人纳500金圆,呈保书证明实系赴会,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他说:“这哪里是参展,简直是进牢笼。”他还说:“闻圣路易斯大学等,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令诸生演说。在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亦被描绘成让人笑骂的无赖等等,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人民尚未觉醒,而受美国歧视。”马一浮认为要在中国传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振兴。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5月6日,马一浮在美国学习工作结束,先后历时302天。他离开美国回到祖国,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回中国,他是在国外自费购买将马克思《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回国后,他开始与国内同仁共同研读这部人类社会哲学巨著。不久,他又东渡日本学习日文和西班牙文,进一步研究西方哲学。在日期间,结识了鲁迅、秋瑾、章太炎等人,赞同辛亥革命。回国后,他定居杭州,研究各种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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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要目
       理论文章
⒈《泰和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⒉《宜山会语》(《释学问》《释义理名相》)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⒊《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学规》《读书法》《通治群经书目举要》)复性书院木刻本,1939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⒋《复性书院讲录卷二》(《群经大义总说》《论语大义》)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⒌《复性书院讲录卷三》(孝经大义)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⒍《复性书院讲录卷四》(《诗教绪论》《礼教绪论》)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⒎《复性书院讲录卷五》(《洪范约义》)复性书院木刻本,1941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⒏《复性书院讲录卷六》(《观象卮言》)复性书院木刻本,1942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⒐《尔雅台答问》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⒑《尔雅台答问续编》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⒒《濠上杂著》(《太极图说赘言》《尔雅台答问补编》)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⒓《蠲戏斋文选》(《诸子会归总目序例》《与蒋再唐论儒佛义》《与贺君昌群论玄义诸书举略》)整理稿。
⒔《蠲戏斋文选》(《与熊十力论学》《与曹赤霞论学》《与叶左文论治史》)整理稿。
⒕《蠲戏斋诗词选》(《避寇集》《芳杜词剩集》)复性书院木刻本,1943年;台湾自由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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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岁时(1899年,杭州)
人物轶事
         与郑垓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马一浮9岁,其父聘请会稽举人郑垓为他作启蒙塾师。郑垓(1867—1925年),字墨田,上虞长塘人。他博览史书,善文能诗,擅长书画,且精通《易经》与医学。马一浮聪颖非凡,读书过目不忘,3年以后,郑墨田这位饱学之士已深感不能胜任,即知难而退辞去教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师生同赴县考,学生名列榜首,而教师郑墨田却是第23名。但马一浮对这位启蒙老师仍敬爱有加,抗战前几年,已经享有盛名的马一浮从杭州回绍兴探望恩师,身着黑褂长袍,头戴红顶缎帽,来到郑垓的书房门口,恭恭敬敬地以四跪四拜大礼叩见老师。先师去世时,他又专门题写了墓碑,并赠给其子郑光立一部木刻的《道德经》。
与汤寿潜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1856—1917年),山阴人氏,曾为民国时期浙江第一任都督,又曾任交通总长等职。他为人正直清廉,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时不取薪金,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马一浮16岁时成了他的东床快婿,也深受其人格的影响。汤寿潜造沪杭铁路时,原打算将杭州车站设在艮山门,再铺一条支线到拱宸桥。马一浮认为此举对在拱宸桥设有租界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利,说中国人造铁路应该为中国人着想,力主将终点设在杭州商业区,再铺一条支线到钱塘江边,使水陆运输衔接。岳婿两人达成共识,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城站与南星桥货运站。
与蔡元培
      绍兴先贤蔡元培(1868—1940年)比马一浮大15岁,对马一浮也十分器重。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备的得力助手为教育部的秘书长,就想到了马一浮。马对蔡的学问与人品也很敬重,接到邀请书后,立即北上赴任。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对官场一套应酬不适应,两周以后即辞去职务回到浙江。1916年冬,蔡元培从法国回国,次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考虑文科学长人选时,他再一次想到了马一浮,委托苏曼殊到杭州拜访在西湖隐居的马一浮,马又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辞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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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叙伦
      马叙伦(1885—1970年)是马一浮的好友,祖籍也在绍兴。他比马一浮小两岁,早年两人均追随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出过力。解放初,中共在北京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拟邀请马一浮出席会议,即请马叙伦拍电报转告。但这份由马叙伦署名的电文过于简单,马一浮收到后,以为是朋友的私人邀请,没有赴会。周恩来以为马一浮为人清高,不肯来赴会,打算亲自到杭州来邀请,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于是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先来拜访马一浮,于是就有了1952年陈毅的蒋庄之行。1957年4月,周恩来陪同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对这位乡贤仍念念不忘,乃陪同伏老来到蒋庄登门拜访,两人终于相见了。此后,周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杭,设宴于杭州饭店,也请马老作陪。从此,政府即从各方面关心马老的生活。当时杭州只有花港饭店、华侨饭店和杭州饭店有暖气设备,一到冬天,马老就被安排到其中一处居住。马一浮十分感激,特地将自己收藏的357件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
与竺可桢
      马一浮与竺可桢先生(1890—1974年,上虞东关人)也有一段交往。1936年5月24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刚刚一个月的竺可桢即到马老寓所拜访,请他为浙大学生授课。马老未答允。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内迁,马老也往西逃难,竺可桢又一次电邀马老担任国学讲座教授。时国难当头,急需培养人才,马老一口答应,随浙大师生来到江西泰和,以后又转至广西宜山。
与孙传芳
     被人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道德高尚,为人谦逊。但他对骄横的权贵,却是风骨傲岸,横眉冷对。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占领浙江,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夏超任浙江省长。孙到浙后,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如勒令停刊有市民声音的《杭州报》 ,干涉市民抵制日商百货的行动等。旅沪浙江公会发电呼吁,要孙传芳离开浙江;旅江津浙人发表公告,要夏超辞去省长。一次,孙传芳专程到马一浮家拜访,马一浮知道来访者是孙传芳,立即表示不接见。家人考虑到孙传芳的当时权势,便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果断地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听后,只好没趣地悻悻而返。
与蒋介石
    1938年8月,马一浮避日寇西迁,在四川乌云山复兴书院任主讲和总编纂。国民党政府想借马一浮的声望,收买人心,装点门面,用尊孔读经来对抗马列主义的传播,开始同意给复兴书院拨款,后迟迟没行动。马一浮为解决经费,来到重庆。蒋介石知道后,为取得礼贤下士的名声,特邀召见。马一浮再三推辞,后不得已才由陈布雷陪同,去见了一面。
      马一浮到蒋介石处后,蒋略事寒暄,假惺惺地做出虚怀若谷的样子,向马一浮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正色道:“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这是治国的根本之法。”直言指责蒋欺骗人民,虚伪专制。又说:“务请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宿怨前嫌,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抵御外侮。”其言刺耳,说得蒋介石默默无语。马一浮讲完后起身告辞。此后国民党政府仍不给书院经费,马一浮靠刻书卖字维持生计和捐款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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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
     1956年,全国政协召开知识分子大会,毛泽东等共和国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与会的各位特邀委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这是马一浮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57年,马一浮又应邀赴北京开会。会后举行宴会,毛泽东特意与马一浮坐在一起。他们互相交谈,颇为融洽。马一浮后来特意书写了“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的一副诗联,赠给毛泽东,以示答谢。
     1964年,马一浮应邀赴北京开会,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两人谈论了中国古代诗歌等,当时在座的还有马一浮的同道和友人熊十力等。此次会见,马一浮还为毛泽东写了一副古人的名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也是在1964年,有一次毛泽东接见和宴请全国政协委员中花甲以上的老人,马一浮也在其中。当时他应邀赴宴,先与在门口迎接的毛泽东握手寒暄,随后被安排坐在毛泽东身旁,同桌的还有周恩来、陈毅、粟裕、陈叔通等。毛泽东还特地请马一浮坐在自己和周恩来之间,以示敬重。宴席开始之前,面对马一浮、陈叔通等耆硕,毛泽东不要服务员来摆放碗筷,而是特地让年纪较轻的粟裕来摆放餐具,以示对马一浮等耆硕的尊重。
宴会后,马一浮感动之余,回到杭州写了两副对联,分赠毛泽东和周恩来。前者曰:“旋乾转坤,与民更始;开物成务,示我周行”。落款则为:“集《易》《诗》《汉书》《宋史》句,赠毛泽东。马蠲叟赠言”。后者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落款为:“集《周礼》《孟子》《礼记》句,周总理鉴正。马蠲叟赠言”。马一浮书写这两副对联时,两眼已近失明,所以书写叫作“瞑书”。书毕,他感到不是太满意,后来又写了两副,直到满意,才交人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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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毅
     1952年春天,陈毅由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陪同,直至西湖蒋庄看望马一浮。为了表示自己对马一浮的尊重,陈毅还特地穿了长衫。
     到了蒋庄,马一浮尚在休息,陈毅嘱咐不要去惊动他,于是先在附近的花港公园观赏风景。陈毅一行再折回来时,马一浮仍未醒,此时春雨霏霏,马一浮的家人请客人进屋稍待,陈毅却道,“未得主诺,不便遽入”,仍在屋檐下等候。这就是后来被传诵一时的“马门立雨”。马一浮醒来,方知有贵客在等候,而且竟然淋了雨,连声致歉。经介绍,更知来客不凡,乃一代儒将陈毅。未几,两人便愉快地交谈起来,话题也愈来愈宽广,涉及玄学、禅学、宋明理学和诗词等。
      言谈中,陈毅没有忘记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敦请马一浮出山。他知道马一浮曾十分“固执”——早年曾是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秘书长,后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又聘他为文科学长,他却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拒绝出山(于是陈独秀才被聘为文科学长)。此后,马一浮更是以治学为务,拒绝一切俗务。他安贫乐道,虽然名声在外,但其性格和志向都不似常人。可以想见:如果再让他出山,想必他也会推却的。
      此时,陈毅却为此坦言:“过去国民党掌权,您老不出山;现在我们当家了,您老还不出来吗?”陈毅如此一问,让马一浮感慨不已。他动情于陈毅的率性和热诚,欣然同意出任华东(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翌年又出任浙江省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再一年又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与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生耿介的马一浮晚年向红卫兵低头;被抄家时,他恳求道:“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听说杭州七中的‘红卫兵’正在马一浮‘破四旧’、烧书,立即蹬着三轮车赶到蒋庄,从尚未抛入火中的箱囊中,挑选出了一批书画、抄本及朋友赠送他的字画和少量的刻本书。经清点造册,抢救出来的马一浮手稿和抄本有百余册,字画79轴,其中还有黄宾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马一浮自书的条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余套。后来又从杭七中接收到红卫兵抄家的马一浮藏书3000余册。这批藏书除手稿、抄本外,还有一批刻本,刻本中多为清刻,明刻约有十余部,如《世说新语》《吕氏春秋》《诗纪》等。书上钤有‘智林图书馆’或‘复性书院图书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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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纪念
马一浮的祖茔位于杭州半山镇马铃山。马一浮在其先茔墓下的左侧,为自己筑起了一处生圹。在“文革”中,马一浮的生坟被挖掉了,马一浮逝世后,骨灰被送往余杭县五常公社黄泥岭安葬。[17]  1988年迁葬杭州杭州南山陵园,马一浮墓由花岗岩栏杆围护,长方形水泥墓冢,石制墓碑,碑面刻:马一浮墓。上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下款:后学沙孟海敬题。
1990年,在浙江省杭州西湖蒋氏山庄建有“马一浮纪念馆”。[18] 
2008年,是马一浮诞辰125周年,浙江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上虞市人民政府和杭州师范大学等单位在杭州、上虞两地联合主办了“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125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巴西、新加坡等国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递交学术论文51篇。[19] 
2013年4月23日,在马一浮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学研讨会上,“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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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众所周知,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马一浮弥甥女丁敬涵女士,讲述了大师不为人知的几个人生片断……
  父母早丧 大姐照顾他一生
  马一浮先生的童年比较悲情,11岁丧母,19岁丧父,但他对于父母的教诲终身未忘。马一浮母亲何定珠,出生世族,精通诗书,擅长文学,同时治家严谨。马一浮老年幼时,一次拿着铜钱玩耍,其母见状立即制止他,说“儿幼,宜勿弄此,他日成人,须严立风骨,勿龌蹉事此。”马一浮父亲马延培精于义理之学,去世前一直与马一浮姐弟相依为命生活。父母的教诲,对幼年的马一浮,影响非常深远。
  马一浮没有兄弟,只有三个姐姐,其中三姐在他6岁的时候夭折,1900年二姐去世。其实从母亲去世后,一直是年长10岁的大姐明璧,照料着马一浮的生活起居。大姐在临终时,还惦记着弟弟孤身一人,需要照顾,又嘱咐自己的儿媳妇务必照顾好弟弟。之后的十余年,甥媳妇不负所托,像女儿一样细致地照顾马老,然而,老天爷似乎总爱跟马老开一些残酷的玩笑,在他65岁时,甥媳妇病故。
  发妻早亡 誓言终身不再娶
  马一浮的妻子叫汤仪,是汤寿潜的女儿。他与汤仪的爱情故事,堪称伟大,就算放在今天,也同样令人折服。马汤二人,在一起生活不到三年,而汤仪有一年时间是日夜侍奉自己的公爹,很少回自己房间;有九个月是马一浮外出游学,所以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时间虽然短,两人的感情却很深。汤仪去世时,马一浮才20岁,到84岁去世,终身不再娶。这在当时那个可以三妻四妾的年代,马一浮的“从一而终”,绝对算是一个特例。
  他们的爱情虽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但彼此的感情早已在平日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根深蒂固。在1901年10月,马一浮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准备外出游学,家中的一切将全部交给妻子汤仪打理。而汤仪在未嫁时是大小姐,父母双全,从来不操心家务事。而在马家,父母双亡,丈夫外出,一个大小姐却要应付一切事宜。马一浮非常心疼妻子,于是在临别时写下了“庶几别后,永如晤语”的六条赠言,这里面包罗了家居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一条都有具体说明,操作性极强。一个大男人对于妻子的细腻之处,可见一斑。
  未能在妻子临终时见上最后一面,是马一浮一生很大的遗憾。这在他纪念亡妻的多篇文章中都可以看出那种“哀哉,痛哉”的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与妻子未能长相厮守,马一浮与岳父汤寿潜的感情一直很好,两人情同父子。岳父在马一浮的事业上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曾经一度,在汤仪去世十多年后,汤寿潜看到马一浮孤身一人,心存爱怜,曾有意将其第三个女儿再次许配给他。
  知己难寻 不改“子恺仁兄”
  马一浮一生研究国学,在其游学过程中,同样也是播撒友谊的过程。
  他与现代著名学者谢无量在上海与友人一起成立“翻译会社”,出版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而两人的相识,也是因为当时谢无量乃是马一浮岳父汤寿潜的门生。童年相识到谢无量81岁辞世,两人六十余载的交往中,友谊深厚,堪称学术之交的典范。
  马一浮与叶佐文可谓是一对论学诤友。生活中他们相互尊重,相互关心,但在学术问题上,如有不同见解,必定争论务明。
  蔡元培比马一浮年长15岁,是汤寿潜的好友,蔡元培十分器重马一浮,在交往中也不以长辈自居。马一浮很敬重蔡元培,因为蔡元培平易近人,对自己推心置腹,所以自称“浮与蔡先生为雅故”。
  丰子恺比马一浮小16岁,同时马一浮又是其师李叔同的朋友,因此视马一浮为老师。而马一浮也很尊重丰子恺的学识、为人和艺术成就,一直把丰子恺视作朋友,但在学术问题上,又像对待学生那样引导教育他。两人渐渐地形成了亦兄亦弟、亦师亦友的关系。关于是否称“兄”,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马一浮给丰子恺写信,总称丰子恺为“子恺仁兄”或“子恺尊兄”。1939年初,丰子恺在给马一浮的信中,表示,被称“兄”实在不敢当,要求以后不要以“兄”相称。马一浮在回信中,就改称为“子恺吾友”,有趣的是其在下又注明“遵来谕不称兄”,而在后来两人的书信交往中,马一浮对丰子恺照样称“兄”不误。1928年,还为丰子恺撰写了《护生画集序》。
  弥留之际 长呼“慰长喊来”
  1967年6月2日,马一浮与世长辞。在其弥留之际,曾多次让陪护人员发电报叫弥甥慰长(大姐儿子)过来。慰长本名丁名祐,从小聪明好学,深受马老喜爱。然而当时的慰长夫妇早已被打成“右派反党小集团”,受尽折磨,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夫妻二人怀抱着不到周岁的女儿,投太湖自尽了。
  身边人怕年老的马先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统一口径,只说慰长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被送到新疆劳动去了,妻女都一起过去了。开始时马老还经常问及,时间长了,就把思念憋在心里。但在临终时,这样的思念再也憋不住了,“怎么不把慰长喊来”“快打电话把他喊回来”的呼声不曾停过,他还不停以手槌床,恸呼“慰长”。最后在阵阵微弱的呼喊声中,心脏停止了跳动。
  回忆起这段大师至死也不能瞑目的往事,着实让人痛心。
  ●私史记
  1883年 出生。
  1888年 随父母返浙江绍兴原籍,居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今上虞市)。
  1892年 其父聘举人郑墨田教子,郑氏为马一浮取学名“福田”,1898年应县试名列榜首。
  1899年 浙江社会贤达汤寿潜(民国时曾任浙江都督)见其文章,大加赞赏,以爱女汤孝愍妻之。同年赴上海习英、法、拉丁文。
  1901年 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
  1902年 妻子病逝,立志终身不娶。
  1903年 留学北美,习西欧文学,曾预纂《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
  1911年 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
  1938年 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师名义作“特约讲座”,讲稿后辑为《泰和会语》。为浙大作校歌。同年随浙大至桂林,又转至宜山,继续在浙江大学讲学,讲稿后辑成《宜山会语》。1939年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1946年 抗战胜利,回杭州,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从事刻书。
  1953年 任浙江文史馆馆长。
  1964年 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7年 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
  ●新闻链接
  4月23日上午,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学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马一浮全集》与《马一浮书法集》两本著作的首发式在纪念大会中同时举行。马一浮弥甥女丁敬涵女士为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成立揭牌。
  马一浮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思想博大精深,一生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位卓有建树的大学者,以“一代儒宗”为世所重,周恩来总理曾称他是“中国当代理学大师”。
  浙大西溪校区还有马一浮书法作品展,将持续到5月3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浙大西溪校区欣赏绝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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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浮先生墓位于杭州南山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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