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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辛亥元老张难先  

2017-03-04 17:56:54|  分类: 民主人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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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元老张难先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张难先(1873—1968),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谱名辉澧,号义痴,字难先。张难先生于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4年),卒于1968年。他历经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年;他反清、反袁、反蒋而拥共,走过漫漫94年人生路。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张难先作为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重与重用。2009年被选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荆楚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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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赴武昌,参加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从事反清活动。为运动新兵起义,投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曾密谋趁慈禧太后七十生日与湘省同时起义,事泄后归家,办理沔阳仙桃镇集成学校。后参加日知会。1907年再赴武昌谋划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清政府破坏,他遂急返沔阳。数日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解送武昌监狱。出狱后,复入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武昌、汉川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与友人在沔阳创办“勤业蚕桑公司”,任经理。后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南北议和后,为反对将政权让予袁世凯而辞去黎元洪秘书之职,到崇阳主办“人学会”。后回乡以授徒度日。1920年,杜威、罗素来北京讲学,他赴京求学,旋因生活无着,被介绍至参谋部任录事。1923年回籍办理堤工。9月,应李济深函约赴粤,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后历任梧州善后处参议、琼崖行政委员、监察院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1928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在任期间,曾确定税则,还参与筹建湖北省银行和武汉大学。后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军监察委员会主任。“九·一八”事变后,电请蒋介石通电罪己,实行全国总动员,抗击日寇。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国民参政员。从1943年起,开始访求辛亥首义史料,撰写首义人物传记,两年后写成《湖北革命知之录》。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逐渐转向支持民主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与李书城等以湖北耆宿身份发起“和平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与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联系,为配合武汉解放,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做了有益工作。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还著有《义痴六十自述》、《六十以后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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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耆宿
     某夏正午,晴空万里,烈日高照,一男子提灯游街通衢。路人怪问:“汝白昼何以提灯耶?”答:“暗无天日也!”
        此公,人称荆楚“三怪”之一——张难先先生也。另二怪:严立三、石瑛先生。
携白卷出考场
      张难先,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后以字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3月30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州东乡接阳村(今属仙桃市张沟镇)一农户。3岁尚食乳便从姻长冯大林师读;少时读《纲鉴》总论,文思益进,17岁读《左传》,上午三小时50页成诵。尊孔孟之道,尤其服膺孟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以为八股非正学,颇厌恶。
     1892年,奉兄命参加州试,步入考场,见诸考生争座位,狰狞可怖,甚憎恶,遂蹀躞至启门,携白卷退出。事后,书一联:
欲乘长风破万里浪
懒与俗士论八股文
      此联反映张难先不屑与追名逐利之徒为伍,而要万里长风、澄清天下的心志。
       次年,再读《左传》得“思小惠而忘大耻”句,心灵大震。甲午战争失败,使他萌发反满意识。1898年戊戌变法,乃为所感,“始究心当时之务”。他在家乡设馆授徒,白天训蒙学生,晚间习技击之术,在庭院内耍枪弄棒,求体魄健壮,日后报效国家。
      “中原何日净胡尘”。八国联军的进犯,《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张难先更加感到国步维艰。他在室内曾大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舒愤懑。此后,他阅读昌言革命的《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苏报》等新书报,受民主思潮之影响,由崇拜康有为转而追随孙中山——拥护革命,反对改良;拥护共和,
反对保皇。他以为推翻清廷方可拯救中国。
       1904年初春,张难先辞去教职,告别夫人陈襄勤(1893年正月,张难先与陈襄勤结为伉俪),孑身来到武昌,广结志士以谋救国。他与朱松坪、雷月轩等人加入在湖北新军中最有影响力的第八镇工程营充当士兵,在营内散发《黄帝魂》、《孙逸仙》、《猛回头》等书,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们还秘密组织了反清团体“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刘静庵、毛善如、欧阳瑞骅、田桐、雷天壮、宋教仁等相继入社。
       同年10月,湘鄂两省策定于清西太后60生辰(11月28日)之际,由黄克强在湘率先起义,补习所响应。不料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在长沙搜捕革命党人,并电告鄂督张之洞。张难先闻讯立即奔告各同志,与刘静庵销毁本所文献,安排欧阳瑞骅、宋教仁、胡瑛等人亡命日本。夜半,军警围查补习所时,已空无一人,一无所得。
悲愤之余,张难先应聘回沔阳筹办仙桃镇集成学校。刘静庵则利用武昌四衙巷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日知会”作掩护,重整旗鼓,聚集同志图谋再举。
      1905年夏,张难先重返武汉参加集会。1906年冬,萍醴矿工暴动,孙中山派朱松坪等回鄂策应。因叛徒郭尧阶告密,刘静庵、胡瑛等被捕。张难先急忙返回仙桃镇。张之洞的缇骑追踪而至,逮捕了他,并连夜押回武昌。
几次审讯,张难先供词数千言,均自承矢志革命,陈述革命大义,但决不殃及他人。巡警道冯启钧在公堂指问供词中“延颈以待”四字是什么意思?张笑答:“我等待诸公砍下我的头颅呀!”
      狱中四个月,常有人藉探监机会拿纸来求张难先的字画,卧榻上竟积至盈尺。有一天,某监吏也来求他缮联。他笑而拒绝说:“我是政治囚犯,写了对你不利。”隔日,那吏带着纸笔再次求字。张感其诚,便戏撰一联。上联是“我佛一生居地狱”,这“地狱”二字虽不祥,以语典而切事实,吏尚可接受。继而下联“中原何日净胡尘”,那吏读后,因寓有反清之意,怕遭株连,吓得抱头鼠窜,字也不敢要了。
张难先在狱中病重,后经王慎庵、刘熙卿等宿儒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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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疯子”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夏,张难先再次来到省城奔走党务,此时共进会、文学社俱虎虎有生气。武昌起义爆发时,张难先在汉川与梁钟汉等人正计议革命事,闻武汉已反正,拥戴黎元洪为都督,即来武昌。后在安襄荆招讨使季雨霖麾下任顾问官。1912年南北议和以后,张即辞职。因目睹某些革命党人浅陋浮躁,专事争权夺利,深感失望,于是退还了任黎元洪秘书及招讨顾问的聘书,购书数笈,决心回乡读书,闭门反思,十年之后再考虑出山涉事。
       面壁读书三年,耐不住寂寞。1915年夏,张难先来到北京觇视政象,得知袁世凯授意刘师培等人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而主事者竟是胡瑛、孙毓筠二人。他气愤已极,昔日同志多已分道扬镳,即循海道返回家乡,再度在接阳村“且耕且读”,以灌园卖菜为生。
       张难先整地、培土、种菜、浇水、施肥,无论冬夏,从不间歇。接阳离街市约三里,为占得一摊位,他常在冬夜立雪街头,等待黎明售菜,见者恻然,他却自若。菜摊少了的时候,他仍定价不二,好心人劝他随市提点价,他却生气了,说:“我张某说一不二,岂能菜少就随意提价呢?你想叫我做言行不一的人吗?”
        某年冬季,张难先家场院堆了一大摞的秸杆。他暗地里指使村内缺柴禾的穷人家孩子去偷拿;家人发现责怪他时,他却放声吟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自此,“张疯子”的绰号,轰传遐迩。
      晚间,张难先在村里课徒授业,并不拘泥于经典,常讲历史更迭,朝代兴亡,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纵横捭阖,囊括华夏五千年。他讲课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引来周围村民听讲,甚至远在十几里外的乡民也赶来旁听。后来,他应邀到市镇上演讲,仍用历史这面镜子去观照北洋军阀统治的暴虐无道。张难先的讲演,皮里阳秋,幽婉诙谐,不时博得听众的掌声。此事逐渐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沔阳县令对僚属说:“此人绝非疯子,而是一个熟读古书、心怀异志、对现状不满的人物,意在人群中树立他的威信,一旦时机到来,即可登高一呼,实不宜在本县久留……”僚属奉令,命张难先离家出走。张难先后来对友人坦言,他蛰居接阳村几年间,确有“揭竿而起”的念头。
“张青天”
       蛰居家乡期间,张难先偶读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仿佛见到新世纪之曙光。他渴望了解新学说、新思想,自觉不能再住乡间面壁而立了,于是再度遣散生徒,于1920年夏孑身赴京游学。张难先为生计而应聘教授西山林场场长严寄诚之女苹英;因缺钱乘车,年近五旬的张难先由西直门步行至西山,往返百里,其坚韧耐劳之品质,可见一斑。
翌年,张难先归里变卖部分家产,接家眷北上。五口人挤住在西直门崇寿寺东房三间小屋。张难先虽潜心研究儒学,却不自我封闭,自觉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之新风,虚心求学求友。他曾撰联自嘲:“亦狂亦狷学者,极新极旧人家。”他每夜到北京大学去听哲学家杜威、罗素讲学;星期日还出席在西什库冯竹贤寓所的会讲。此间他结识了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一起谈学论道。
为了养家糊口,张难先不得已进北洋政府参谋部任录事。月薪仅20余元,常数月不发薪,因而生计颇感窘乏。2月初解下身上棉马褂典当三钱,次日又解下棉被质银一钱五分。时在酷冷的燕市,其窘迫状可知。有一回,梁漱溟见张家人口多,四壁萧条,拟每月资助他三四十元,他谢绝了,说:“但求在学问上帮助我,足矣!”
此时,李济深也在参谋部任职,张难先和他意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为政府之腐败无能而痛心疾首,深感落魄京师,请缨无路。一种无奈的心绪,常使他们无言相对。
     1922年秋,黎元洪复大总统职,张难先因有过谏止黎复职的言论(即致电黎元洪:“时我公想为政客围绕,失其主张。我十年未开口,今请一鸣。公须以大总统让中山,自居副总统职。知此,则南北可统一,公名位日隆矣。”),预感到祸机又伏,便借奔三弟竺轩丧为由,回沔阳避居,临行前劝李济深也早作回南之计。
      1923年,李济深任梧州西江善后督办;张难先于秋天应邀,赴粤任该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此间结识了邓演达。冬天,张难先得知国民党将改组,即草数千言书寄汪精卫,痛陈历来症痂,望能以大无畏精神洗涤之。汪精卫复函嘉纳。翌年,国民党改组,张难先在高要县党部登记。他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联共”以厚革命力量的方针。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任张难先为广西榷运局局长,他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走马上任。就职之日,他裁汰拿干薪者数十人,开员役大会,决议革除陋规30余项,增加员役薪水以养廉。
      1926年元月,国民政府任命张难先为琼崖(今海南省)各属行政委员。琼崖共13个县,军阀邓本殷盘踞八年,横征暴敛,搜刮民膏。张难先不负众望,下车伊始,即青衣小帽,微服私访,杂处于市井贩夫走卒之间,倾听各方呼声,张贴安民告示,查明情况后,便果敢惩处虐民之官吏,拿办垄断乡曲之豪霸,并建立民团,请驻军协助维持治安,于是“张青天”的名声遍于琼岛。
      张难先在琼崖近一年,政绩卓著,在国民党内赢得较高声誉。1927年元月离琼回省,被委任为监察院委员。任职期间,张难先力儆贪污,不稍宽假。在职四个月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尽管有诸权势者说情,他均置之不理,后该厂长畏罪逃往香港藏匿。二是某代外交部长干股贪污案,连传数次才到庭,经一次审讯就服罪,于是押解法庭审判。三是平反台山县县长刘裁甫冤狱案。张难先办案,铁面无私,曲直分明,深得人心,给黑暗的社会现实闪现了光明的一角。
      1927年冬,张难先得知武汉清党一塌糊涂,因不想见熟人,便头戴北方长统风帽,蒙面回到阔别五年的接阳村,想悉心读书,思考一些自己还不甚了然的问题。不久,忽受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颇感惊骇。因为他自知少理财之道,具文恳辞。此时,省主席张知本亲临接阳村催促上任,他仍推却,待张知本走后,他即附轮赴沪杭躲避。
     在西湖避居数月,石瑛、刘树杞二友追到杭州,恳切劝驾,张难先无奈,便随石、刘二友于1928年3月联袂回鄂就职。此前已聘严重(立三)为民政厅厅长,石瑛为建设厅厅长。湖北“三怪”(三老)携手共事,一时在湖北传为佳话。
     1928年3月,张难先就职。因旧日厘金局弊病极大,遂从整理征收着手,慎选廉吏,严惩贪暴。他首先废除了设立于清季已施行88年的厘金局卡税收制度,重订税则。他不信邪,不怕鬼。有一回,得知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勋(白崇禧之胞兄),长期恃势装病休养,他便下令撤销其局长职。还有李宗仁的嫡表亲武穴征收局某局长,常不上班,也被他免职。张难先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湖北人民因之也称他为“张青天”。
       为金融流动以促进经济发展,这年秋天,张难先特意拨150万元基金首创湖北省银行,任命唐有壬为行长。
值得一书的是,同年冬,张难先拨款25万元筹建武汉大学。他意识到教育乃立国之本,高等学校乃培养人才之摇篮,于是选定武汉市最优美、最幽静的环境——东湖珞珈山为建校地址,并成立建筑委员会,推李四光为主任委员,还聘请一位美国建筑工程师主持设计。隆冬时节,年过五旬的张难先,陪美国工程师爬遍珞珈山各山头,主事规划,使武汉大学具有嵯峨宏伟之规模。如今该校师生都以崇敬之心情,缅怀这位目光远大的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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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风度
      1930年元月,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拔擢张难先为铨叙部首任部长,主管政府及五院文职人员之审核。在任近一年,张难先除了主持编制铨叙制度、法规与条例外,对于不合格者径于免职,触犯刑律者径送法院,毫不宽贷。卫生部一职员因犯法被押送法院,部长刘瑞恒气冲冲找张难先争论,张坦然地回答道:“这是政府交给我的职责,违法者不照章办理,就是我违法了。你说呢?”刘无言以对。
       同年12月初,蒋介石召张难先至国府,告知政府将任命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难光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立辞,却五次未获准,于年末赴浙江走马上任。
      由南京至杭州,张难先仍是青衣小褂,携一仆从杂坐在三等车厢内。火车抵杭时,欢迎的人群涌到了头等车厢,他却已悄然下车,随旅客出站。
     抵杭州当天,张难先被迎入濒临西湖的省主席官邸“澄庐”。他见邸宅金碧生辉,宛若内苑,便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次日,遂赁居于省府附近之城头巷某一中式楼房。他一家住楼下,楼上分别租给省府的两位职员。这就是张难先的平民化的风格。
      张难先奉命主浙,负有执行紧缩经济政策清理四千余万元省债的重任。因此,他到任以后,即停办一切不急之务,合并骈枝机构,裁减冗员,但对杭江铁路、自来水厂、电气厂等项重要工程,仍督率建设厅厅长继续进行,不敢延误。
      张难先大刀阔斧改革机构、裁减冗员的举措,引起了一些失业者的不满,他们向上控告张难先,“以省府作私邸”,“纳妾贪赃”……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悄然抵杭,直趋省府,见张难先便说:“我要见嫂夫人。”张答:“她在城头巷。”“不在这里吗?”“不在。”蒋掉头就走。待张备车追赶时,他们已先到,径直进楼房,见室内陈设简陋,陈襄勤夫人也荆钗布裙,朴素无华。夫人把蒋氏夫妇延入客厅奉茶。蒋此时才明白,所谓“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纯系诬陷。当晚柬请张氏夫妇及女儿赴宴,流言随之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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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事迹
         叫板蒋介石
       1931年落花时节。南京机场上,“美龄号”客机离开跑道,徐徐升空,机舱里坐着戎装笔挺的蒋介石和他的几个随从,此行他是去老家浙江。 已当了三年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日子不怎么好过,他并没有感到在天子老家当官的威风,反而受尽了各种气。财政紧缺,入不敷出,人浮于事,冗员过多,积习难改,早就想冲蒋介石发泄一番。这次他亲来杭州,不正是极好的机会么。蒋介石到达杭州时,张难先率省府官员和驻军将领一大群,在机场列队欢迎,接着又马上安排蒋介石向官员训话。
会场气氛热烈,一阵掌声过后,蒋介石微露笑容,大有荣归故里的感觉,心情格外舒畅,立起身子向台下频频招手。张难先宣布蒋委员长训话。
      蒋介石正讲得起劲,坐在他身旁的张难先忽地站起来,打断他的讲话,故意提高声音说:“委员长,有您这讲话,卑职可以放心了。”说着,拉开公文包,从里面抓起一个包包放在蒋介石面前,“这是尊夫人偕同老夫人半个月前来杭州玩了几天的费用,共计13780元,您看该怎样处理。本省财政捉襟见肘,实在无能为力。”众目睽睽之下,蒋介石非常尴尬,他铁青着脸,色厉内荏地说:“谁开支,谁负责。”说完,神态十分严峻。侍卫官是个善解人意的机灵鬼,连忙走近主席台,把条据拿走,解了蒋介石的围。
         张难先的当面将军,令浙江省的大小官员大惊失色,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张难先见蒋介石这般态度,便“啪啪啪”带头鼓掌,众官员这才醒悟过来,立即跟着鼓起掌来。张难先非常激动,声调高昂:“蒋委员长废私立公,廉洁自律,是党国的楷模,令张某佩服。”他猛地转过身来,向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弯下腰,“我代浙江省一千多万人感谢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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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灵位让宋美龄红颜垂泪
      宋美龄不甘心,又令孔家小姐在省府内部暗中查访,她自己则与各路官员频频接触,秘密谈话。哪知,省府里的职员与裁员所反映的情况大不相同,颠来倒去,就是没人说出张难先半个不字。孔令伟什么“材料”也没捞着,不得不实事求是地告诉宋美龄,密告张难先的罪状纯系子虚乌有,他不仅没有造别墅,就连该住的公房也没有住一间,向来轻财仗义,节省下来的薪水大都救济了穷人,根本不存贪污。省府只有减员,又没进人,谁会去向他行贿呢?宋美龄感到,暗查之事如果有人传扬出去,张难先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那倔脾气较起劲来,是不好对付的。想来想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她对孔令伟说:“走,我们去张老头子家里看看。”
宋美龄没带随从,也没打过招呼,一头闯进破房子里,见一位老太太坐在窗户边纳着鞋底。老太太见来了客人,慌忙丢下活计,站起身将客人请到屋中间坐下。宋美龄凤眼一扫,就把这个老太太的形象完全“摄”了下来。她,五十出头的年纪,脸颊已爬上了深深的皱纹,穿着一套粗布衣服,粗糙的双手证明她是劳动惯了的人,总之,与农村的老妪没有多大区别。宋美龄不太相信了,眼前这个老太太竟是省主席的尊贵夫人。
宋美龄闻听此言,忽然想到,莫非张难先是个老奸巨猾的人,表面装穷,金玉其中,用假象掩盖实质,定是问题相当严重,求她法外开恩。于是微微笑道:“张主席请放心,你是党国元老,劳苦功高,资深德重,委员长也不会轻易责怪的。”张难先知道宋美龄错把茄子当辣椒,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起身扯开中堂旁挂的山水画,神龛中露出一个奇怪的灵牌,上写“张难先之灵位”。他指指灵牌说:“我早已为自己立下了生死灵位,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死,不贪钱不贪色,不赌博不纳妾,洁身自好,松坚霞灿。有劳夫人转告蒋委员长,我在职一天,灵位伴我一天,若有半点差错,决不犹豫,立即自裁,以谢天下!”
      “张主席,你这不是太自责了吗?”“男儿为节而生,为节而死,视节为命也!”宋美龄虽是红颜,但贵为第一夫人,是很少流泪的。这次,看了张难先的生死牌位,听了他的铮铮之言,她感动了,不觉侧过脸,偷弹了两颗滚烫的泪珠。孔令伟见此情形,忙找了个台阶,扯着小姨的手,匆匆离开了张家。
三载省主席两袖清风归
     宋美龄一走,张难先不由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当省主席了。你老蒋怀疑我,我还做什么官。”于是,他忙吩咐夫人,马上收拾行李,他要辞官回乡。张难先回到省府,写了辞呈,将一切事务交待给他人,又用白纸写了一张告示,贴在省府的大门旁:“余主政浙江省主席三年来,处理公私事务不计其数。现已辞职回乡,若有对不起民众之事,请尽管唾骂……”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
        这是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者,仅此一人。宋美龄查贪回到南京后,对张难先由一度嫉恨而转为佩服,多次向蒋介石建议,一定要启用张难先,并保举他在湖北省担任财政厅长,一直干到1948年。
       全国解放后,张难先任中央监察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于1949年10月1日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的身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历史性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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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毛泽东挽任张难先
        张难先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斯时张难先一直协助驻汉人民解放军,抓“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的特殊工作。月底,此项工作刚告一段落,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聘任张为军管会参议;紧接着,张接中共中央统战部通知,被邀请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张难先捧读通知,兴奋之情难抑,他从没有看到,哪一个政府有如今的政府廉洁、勤奋,一切为人民着想;只觉新政风、新气象,如春风扑面,他当即挥笔,致函全国政协:“……惟仆未来之前,有一言急欲奉达者;现在经济紧拮,中央号召节约,自应从政协做起,仆观武汉军管会所属各机关职员均能刻苦自励……仆以为此次开会,宜以蒋政权时代之浪费为殷鉴,招待代表,用人宜少,供应宜俭,一洗从前官僚恶习……”新政协邀请的无党派民主人上中有几名特邀代表,张难先居一,还有他的老朋友李书城、乍范一二先生。于是3人结伴而行,9月4日到京,被安排至大前门六国饭店住下。新政协第一次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举行。张难先目睹了共产党领袖的风采,留下了极深印象。
      分组讨论、酝酿的中央人民政府组成名单中,“张难先”三字赫然载其中,这今张难先惊诧不已。适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南方组听会。张以十分诚恳的态度向副主席呈述:“人民政府非历次政府能比,工作任务异常艰巨,非年富力强者莫任。难先年届七五(岁),垂垂老矣,耳聋眼花,何堪此任,请大会另商他人。”
      董老笑答;“周总理提名,其实是大家给先生提名,万勿推辞。先生到中南,必能有所作为,家乡人翘首以待啊。”张难先再无话说。接着受邀请到颐年堂参加聚餐,被请者,均为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向大家宣布,他将出访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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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城楼上的湖北人
      “这是60年前,我爷爷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前和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们的合影。”昨日,寓居沈阳的张铭玉先生,向记者披露了一张珍贵的家藏照片。
      1962年夏,张难先(前排中)在北京颐和园与家人合影。前排左为长女张端君,右为儿子张泽生。后排左起:孙女张铭淑、孙子张铭玉及警卫员。
      年届七旬的张铭玉为湖北耆宿张难先之孙,曾任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这张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闻?
       随着老人的回忆和讲述,一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穿越时光,带我们走进了60年前,那激越人心永载史册的一幕。
      1949年9月1日,三镇酷暑渐消。
      这一天,76岁的张难先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与之同行的还有一同受邀为新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李范一两位先生。
      出生于沔阳(今仙桃)的张难先,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民政厅长及浙江省政府主席。他早年投身反清革命活动,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革命。“九一八”事变后,他电请蒋介石北上抗日,参与发动武汉和平解放运动。
       这位曾多年担任国民党地方要职的民主人士,也许不会想到,一个月后,他会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爷爷随毛泽东
      一 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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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图片右一为张难先爷爷,右二是董必武(同为爷爷同乡、革命领路人、挚友)
开国大典
     有两位湖北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张难先之孙回忆:
      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发来请柬宴请张难先等几位年长者。张细看设宴地址竟是“南礼士胡同”,这位辛亥元老感慨:共产党领袖绝不看外我们,一生如此足矣!
     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开幕,张难先成为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及委员。
     “委员名单中,竟然有我爷爷的名字,这令他惊诧不已。”张铭玉回忆,祖父生前多次谈到:当时他十分诚恳地向周恩来以“垂垂老矣”提出辞意。周恩来笑着说:张先生勿辞!散会时,他又向毛泽东提出辞意,毛泽东说:“张老先生不要谈这件事。”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带领全体成员宣誓就职。“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与会的委员们在勤政殿的留影。照完这张合影后,委员们开始前往天安门。”张铭玉说。
天安门城楼与紫禁城门之间有一块空地。空地上长着几棵历经沧桑的古柏。这儿就是当时委员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前的“集结地”。下午2时55分,委员们乘车从中南海东门开出,来到这块空地上。
     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30万名群众,已等候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张难先和其他委员们紧随其后。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由此开始……
     “当时一同来北京照顾爷爷的姑姑端君,和许多领导的亲属一起被安排在老北京饭店楼顶观看开国大典的盛况。前一天,爷爷开会到晚上12时半,当天的活动又十分繁重,回来后他感到很累,却兴奋得难以入眠,在下榻的六国饭店与姑姑谈至深夜。”
      4个月后,张难先回到武汉,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对后辈们说:“这几十年我见过多少庆典活动,这天的庆祝真是空前的!”
      张难先1968年病逝于北京,这张见证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合影照片(右图)由其家人珍藏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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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因指挥战役未能晋京
      其实,1949年随毛泽东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参加开国大典的湖北人不止张难先一人。
按当时规定,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才能在开国大典上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在9月30日的选举中,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另选出了陈毅等56名委员。也就是说,开国大典时有“资格”登天安门城楼的新中国领导人共有63位。
    湖北省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室主任、研究员周少华长期关注湖北党史人物的研究。他介绍说,在这批领导人中,还有两位湖北人:林彪和董必武。
      林彪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其时正在湖南指挥衡宝战役,没能参加开国大典。在党内具较高声望的董必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而且与毛泽东站得很近,其左侧是白须飘然的沈钧儒。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这张开国大典经典老照片(题图),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场景。
        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共有13位代表,其中有5位来自湖北,分别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汉俊和刘仁静。在残酷的斗争中,这5位代表有的牺牲,有的中途离开革命。作为湖北武汉共产党组织创始人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坚定地战斗到最后胜利。
       据《董必武传记》作者、省委研究室研究员胡传章推测,很可能就是那天登上天安门城楼后,56岁的毛泽东触景生情,笑着对63岁的董必武说出了坊间盛传的“两湖一毛一董”的原话,意即当年参加“一大”的,如今剩你我两人站在这里了!“两湖”是指湖南、湖北。
       当年有“资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另两名来自湖北的委员,还有当时在武汉中南局任职的邓子恢(福建龙岩人)和罗荣桓(湖南衡山人)。罗荣桓代表“四野”参加了开国大典,邓子恢则因公务未能晋京。
除林彪和邓子恢外,另外还有包括叶剑英在内的10位委员也因故未能参加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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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性格
       张难先生于1874年,从他初通人事起,满目都是清廷的腐败、列强的霸道,特别是目睹甲午、庚子两次事变后,他认定惟有革命才能救国。1904年他与宋教仁一起设立科学补习所,在新军中联络会党,建立革命组织,积蓄革命力量。1906年同盟会组织长沙起义,派朱子龙到武汉联系革命党策应。朱子龙一到武昌就找张难先。不料起义计划败露,并且出了叛徒。当时,张难先正在仙桃镇办集成学校。当他赶到武昌时,因汉奸郭尧阶贪图赏金,刘静庵、朱子龙、胡经武、梁钟汉已经被逮捕入狱。萍浏醴起义也因起事仓促,缺乏统一领导,而失败。张难先的好友石昌麟拿出两百金,让他赶快到日本去,避开清廷的抓捕。他拒绝了,他要与革命同志共生死。
     民国时代张难先与石瑛(蘅青)、严重(立三)被鄂人称为“三怪”。张难先自己认为,其实他们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个社会里,这种不合时宜的作风常常见恶于世,得不到好结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视为太愚又太迂,可笑复可怜,当然为世所怪。
       此后,张难先虽以湖北耆宿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已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上,先后完成了《丙午湖北党狱汇记》、《湖北革命知之录》等书。他编印这些书籍时,立下了四项原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李春萱先生考虑到张难先经济拮据,拟从昆明汇赠国币五千元以助印刷费,被张婉言谢绝了。
         他反清、反袁、反蒋而拥共,走过漫漫94年人生路.辛亥首义告成,湖北省军政府成立,正当论功行赏排座次荣任官职时,张难先却回到了家乡.以灌园、教书糊口,及至袁世凯复辞,张难先响应孙中山号召,毅然去广州南方国民政府,投入革命,屡任要职:琼崖各属委员(行署专员)、广东省监察室主任、广东省土地厅厅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还下任过沔阳县县政府秘书……在国民党竞选总统时,蒋介石聘他任上将国策顾问,但遭到他坚决拒绝。1949年春。张难先极力反对华中“剿总”白崇禧,积极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粉碎了白逃跑前破坏武汉的阴谋,使“九省通衢”免遭破坏,武汉得以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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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怪杰张难先
       著名的“湖北三怪”之一张难先当选新中国成立60年之“功勋湖北100人”,激发了很多读者对这位辛亥老人的浓厚兴趣。
     张难先,1873年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身为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电请蒋介石通电罪己、实行全国总动员、抗击日寇。抗战末期,他逐渐转向支持民主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与李书城等以湖北耆宿身份发起“和平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并与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联系,为配合武汉解放、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做了有益工作。10月14日,记者在华科大喻园找到了张难先的嫡孙女张铭歌。张难先1968年以95岁高寿仙逝时,张铭歌已经从华中工学院毕业,因此对“爹爹”记忆深刻。说起爹爹的逸闻趣事,年过六旬的华科大副教授就像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青少年时代。
    
      “爹爹”慈祥,一点都不怪
    
     张难先一共生有两子三女,长子张少勤,早年毕业于黄埔一期,1941年在恩施担任一家伤兵医院院长时去世,张难先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亡子亲题一挽联:“我因有过才丧子,天若假年再抚孙。”事后,他就把大儿子年幼的一儿一女都留在身边,不仅把他们抚养成人,而且把他们教育成才——孙子张铭玉1962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后来成长为国家级专家,孙女张铭淑1966年从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成为一名画家。
     张铭歌的父亲张澈生是张难先的次子,早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银行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难先以耄耋之年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副主席数职,后来又迁居北京,张澈生为帮助父亲处理文件,照顾父亲起居,便辞掉待遇优厚的银行工作,成为父亲的专职秘书。张铭歌等几个年幼的孩子则随外祖母和母亲留在武汉生活。
     张铭歌小学毕业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入重点中学。当年暑假,她一个人坐火车上北京向爹爹张难先汇报,爹爹喜见子(孙)“各求自立”、“努力向上”,破例让司机到车站接她。1965年,张铭歌大学毕业后再次到北京探望爹爹,说起从来没有和爹爹一起照过相,爹爹连忙找出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上,兴致勃勃地带着当时在京的所有子(孙),一起到中国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
     在张铭歌的印象中,爹爹和天下所有祖父一样,慈祥和蔼,一点都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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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在以“守常”见恶于旧世
    
     那么,世人为何将张难先与严立三、石瑛一起并称“湖北三怪”呢?张铭歌说,爹爹早在1944年就对“三怪”之称作过阐释:“……三人者,皆以守常见恶于世……”
     关于爹爹“守常”的“怪行”,张铭歌举出很多,譬如,张难先本系辛亥元勋,袁世凯窃国,他拍下一张僧装照,以示“消极”,后来又退还黎元洪送来的秘书聘书,归田求学,10年不问政治。家里一贫如洗,他就“以种菜为活”(自己上街卖菜)。
     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筹备北伐,友人李济深邀张难先出山,次年元月,50岁的张难先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正式步入政坛。1931年,张难先任浙江省主席期间,蒋介石曾电谕委任某两人为浙江省保安处长和杭州市长,张难先“力拒之”,并“面陈两人劣迹昭彰”……在主政浙江期间,他不住西湖边豪侈的主席官邸(原为盛宣怀私宅“澄庐”),而是在杭州市内寻一普通民宅居住;他到上海公干,为逃避官场烦琐应酬,便挤住在儿子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不仅不觉愁苦,反倒觉得如出笼小鸟,随处翻飞,“人间无此乐也”;在浙江一年多,他因勤于政务,连天目山、莫干山都不曾踏足,卸职后才自费游览邻省的苏州等地;1932年,他刚卸任浙江省主席一职,为了治理水灾后的家乡沔阳,他居然“屈就”沔阳县政府秘书一职一月有余……这些行止,在世俗的人看来当然是怪异,但在他自己看来,不过是“极端守常”(本来就该这样做)而已。
     张铭歌在书房里最醒目的位置挂着张难先70岁手书的自寿联:少与恶社会斗,长与恶政府斗,拔剑揭竿,祸闯百千侥幸过;贫病足以死吾,忧患足以死吾,连灾屡劫,我生七十实真难。张铭歌说,这是爹爹1944年的自画像,也是对爹爹在晚清和民国所度过的70多年人生做的总概括。
     抗战末期,因不满于时人时政而视官场为畏途的张难先,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影响下,转向支持民主运动。1949年9月,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这位被恶社会、恶政府磨砺出怪异性格的老人终于躬逢盛世,终于能舒心顺气地工作,为国家、为社会、为新生政权献计献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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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难先的故事
        张难先(1873-1968)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又名绍良。晚年自号“六其居士” ,“六其”出自《孟子告子下》,仙桃新里仁口接阳村人。地主兼商人家庭,学生出身。清未民初在仙桃集诚书院教书,参加了武昌首义革命,为辛亥元老。
      张难先在民国时期,曾任海南专员,湖北省财政厅长,浙江省主席,中央监察院长,后不满国民党的腐败,隐居珞珈山,搭棚为舍,垦植为生。
       1949年,共产党军队逼进武汉,张难先为武汉避免战争,减少损失,而出来联系在鄂的其他知名人士,做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为武汉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难先是一个深明大义的民主人士。张难先关心国家大事,为人光朋磊落,为官清正廉明,民间有口皆碑。他反腐败、反独裁、反专制,他疾恶如仇。现张家后人建祠褂像,以纪念之。
       张难先为民国时期湖北省的“三怪”之一。他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故民间笑称他为“怪人”。下面是老先生的四件怪事。
放鸡子
        种田人都知道农村只有放鸭子的,几十几百只鸭子在湖里、沟里、滩田里,一群鸭子由一人或两人撑一鸭划子放养。时而赶到湖里、沟里吃螺丝、蚌古、水草、小鱼、小虾;时而赶到收割后的田地里吃掉下的谷子麦粒、谷粒,晚上赶回鸭圈,夜里鸭子生蛋,第二天一早,放鸭人捡蛋卖蛋,以此为生。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十年内战开始了。各地军阀、流氓、地痞、土匪各据一方,你争我夺,全国一盘散纱。张难先,愤然辞职官返乡农耕,过隐居生活。
        他喂养了百十只小鸡,用一根竹杆将这群小鸡赶出家门到外边河滩荒地放养,小鸡由母鸡带着寻食,张难先只要管好母鸡,小鸡就会跟着母鸡不离群。张难先把母鸡赶到哪里,小鸡就跟到哪里,集体精神颇强,老先生甚为高兴。因为张难先一家境好,二是书念的好有学问,三是当了大官的人,所以他的一言一行是很让人关注。
农村人只知道放鸭子还从没有看到人放鸡子,老先生的此举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议论:“张先生官场失意,积郁在心,可能是谜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方园十里八乡都知道了。儿时同窗好友,对他佩服敬重,对人们的议论并不介意。认为张兄放鸡子必有名堂。但人口是风,越传越悬,越传越远,有人公然称他为“疯子”。
儿时学友相约去见他,把外面的传言告诉他。张难先拈须放声大笑说:“安雀焉知鸿鹄之志!”接着他告诉友人说:“鸭子生性老实,跑不快、飞不高、便于放养;鸡子生性乖张,跑得快、飞得高、确实不便放养,我之所以从小鸡开始就训练它们,让它们一起行动,一起觅食,养成有团体精神,克服它们一旦长大各自为政、四分五裂、互相争地夺食之劣根性,发扬它们跑得快、飞得高的优势,可向更宽更广的地方发展”。停了一会,他语重心长地说:“鸡子是低等动物,倘若试验成功,那么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现在正你打我,我打你一片混乱,这些国家民族的罪人岂不连鸡都不如!”
       此话一出友人顿悟,十里八乡奔走相告:“张难先先生的良苦用心真是令人感动,那些争权夺利者真乃卑劣小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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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天里打灯笼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上了井岗山,南昌起义后朱德也上了井岗山,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工农红军,并在井岗山地区成立了“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建都瑞金。蒋介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就亲临江西,坐镇南昌,组织剿共。国民党称毛泽东为“匪”,共产党称蒋介石为“贼”。蒋介石发动一次次围剿,一次比一次的规模大,战争残酷,到第五次工农红军不得不转移,进行了万里长征,历尽艰险,终到陕北。国民党全力剿共时,各地军阀、土匪流氓地痞等,互相残杀,鱼肉百姓,大肆收刮民脂民膏。又加上水、旱、虫等天灾,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真是鸟天黑地,血雨腥风。
     张难先对国民失去了信心,隐居武昌珞珈山过着“布衣暖而菜根香”的恬淡生活。可是,他没有忘记人民,时刻关注国家形势,民众命运。他看到眼前状况深为气愤。这些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只知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哪管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和广大劳苦民众!
     这天中午,本是艳阳高照。张难先吃过午饭,穿上补丁长衫,戴一无沿斗笠,左手提一灯笼,右手拿一竹杆,灯笼里点上腊烛,从珞珈山上下来,右手的竹杆一边敲敲打打像瞎子探路,左手高擎灯笼口中念念有词,径自走进了武昌城。大白天的,光线又强,一个人点着灯笼,并用竹杆探路,这真是千古奇闻!一时间,满街的行人和满城的市民倾城出动来看稀奇。顿时,人山人海,道路拥挤,交通堵塞。警察以为出了乱子,慌忙挤进来维持秩序,并准备捉拿这个“疯子”。
      谁知警察挤到跟前,立刻惊呆了。马上双脚一并,立了一个正,行了一个军礼说:“原来是您老人家!”张难先是辛亥元老,又在民国任过高官,政界军界有不少部下。“老人家,您白天打灯笼这是为何?”张难先仰天长叹说:“为政者贪污腐败,为军者连年混战,加上水、旱、虫灾,无人治理,你们看这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人民的路在哪里?这真是鸟天黑地,暗无天曰!” 武汉报纸当天报导了此事。于是民间又多了一个歇后语:“张难先白天打灯笼一一暗无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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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膀苕
       “苕膀苕”是沔阳一句土话。四五年抗战结束,国、共二党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接受日本投降。国民党令共产党应就地待令,如独自接收,是抢地盘,闹分裂,是无政府主义,是破坏政令军令的统一。共产党称抗战是人民的胜利,共产党代表人民有权力接受曰伪投降。因此,为接收日本投降这事,两党军队在交叉地经常发生磨擦。
      日本投降了,内战危机出现了。重庆“国共”谈判期间,很多人士(包抬两党进步人士和一些民主人士)都希望中国由多党组成联合政府。实行多党制,实行民主选举制,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人。重庆谈判结束并签订了“双十协定”,幼稚善良的人们以为和平统一有望,举杯庆贺,而头脑清醒者清楚这只是演戏,都是想一党专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登报公开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以为毛泽东不敢去,那么蒋介石就抓住了口实。共产党清楚蒋的企图,一方面由毛泽东出面参加谈判打政治仗,一方面作了军事准备,并由刘少奇全面负责。用张难先的话说,这都是掐看鼻子敷眼睛,打着和平统一的牌子,各自想着一党专制的心事。张难先预言内战绝不可避免。
果然不久小磨擦变成了大战争。胡宗南抢占延安,刘、邓挺进大别山。中国的内战正式爆发了。
张难先早辞去了湖北省财政厅长职务,但蒋为笼络湖北民心,依然请张为参议员,张难先早就不问政事,但内战爆发后,他一反常态,同意参加一次参政会议,与会者听说张老先生这次出席会议很是惊讶,想听听革命元老对内战的高见。
      这天老先生依然穿的是粗布长衫,黑布鞋,胡须留有尺余长。主持会议的人、请他老人家上主席台就坐,他也并不推辞,安然坐定。议长及众议员长篇大论,多言目前形势皆由共产党所造成。国民党是执政党,共产党理应服从国民党领导,在指定的地方接收,不应乘机抢地盘,内战的责任在共产党等等……
        这时,张难先慢慢站了起来,缓缓走到讲桌前,全场肃然。他先点了点头并向全场扫了一眼,然后撩起粗布长衫,从左右短祆荷包内摸索了一阵,全场议员睁大眼睛, 闭着呼吸,只见老先生左右手同时摸出一个苕来(苕即红薯)举起来对全场人员大声说:“各位智士仁人,我想大家一定认识这是什么?”没等回答他自言自语道:“我们沔阳人叫这东西为‘苕’,刚才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大谈内战系共产党发动的,我看并不尽然。我无精力去追究责任,我只想告诉诸位“内战”是什么!”话突然停下来。他左右手同的挥动将两个苕膀来膀去(膀pang即撞,沔阳土语,如膀锣),一直把两个苕膀得粉碎后拂袖而去。整个会场顿时一片哗然。
当晚晚报号外登出了《参议会上辛亥元老张难先又有怪事一一中国内战是苕膀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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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穿棉袄、下打条嘎
       国民党蒋介右对军政人员都是“委任制”,类同“任令制”。官员的升降进退,全靠上级一句话。所以官员的眼睛只看上不管下。逢年过节,生病、做寿、生曰、送葬、妻妾子女亲友办计么事情或下去巡视等……都是下级官员奉承上司的好机会。请吃、请住、请玩、那是理所当然。金银珠宝,名人字画、国宝古董、硬币外钞、山珍海味、美女别墅、名车名机、争相敬献。这些官员的钱财从何而来?这是世人皆知的“取之于民”。这样大刮民脂民膏,哪管老百姓卖儿卖女、饥寒交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南京召开的一次参议员会议上,众议员衣冠楚楚、气宇非凡,准备长篇大论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唯独张难先与众不同。他上身穿一棉袄,下身穿一裤叉(误传打条嘎)。这在数百议员中格外刺眼!这大冬天的,张难先这身穿戴,使全场愕然议论纷纷。蒋介石原备出席并致辞的,一听张难先这身打扮,暗骂了一声“娘西皮”!心想“张疯子”又在给我找麻烦,但又不敢发作,只得叫文书陈布雷代表自巳致辞,他气鼓鼓地在总统府闷坐了一天。后来主特人问陈布雷:“总裁为什么不出席?”陈布雷淡淡一笑说:“你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张先生倚老卖老,上穿棉祆,下穿裤叉,这是暗示我们国民党政府顾上不顾下。总裁好意思出席这次会议吗?”
从此,民间又多了一个歇后语:“张难先上穿棉祆、下打条嘎一一顾上不顾下。”
      张难先在浙江任省主席期间,不要警卫,不要勤务员,自己老伴烧火做饭、浆衣洗裳、粗茶淡饭。张难先为儿媳读书卖掉家产,可见他重视后人的教育。一个官至省部级高官还需卖家产办事,可见他为官何等清正廉明。为官者有几人能有如此品德。这也正是人民永远怀念他的原因。
     张难先在辛亥首义失败时曾在里仁口严家“春和家”二楼躲过一个星期,躲避期间什么人都不知道,因严家墙厚屋长,虽不能算深宅大院,但也谓屋紧门深。待民国成立后严家才讲出来。所以里仁口镇的人知道他的很多故事,口口相传,颇有趣味。
解放后,张难先曾任过中央水利部长,中央政协委员,老年定居在北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老先生更加思念家乡,虽年事己高,行动不便,但执意要回乡看看,共产党十分尊重老先生,派一排士兵保卫。到接阳稍作休息后,由两人抬着躺椅,绕接阳一周。老先生目光四处寻觅;似乎在寻找儿的伙伴,似乎在寻找旧时的景物,似乎在追寻如烟的往事……虽无言语,但已老泪盈眶。老先生英雄一生在故乡的怀抱,却是多么的儿女情长!
一九六八年老先生逝世于北京,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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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桃张难先纪念馆
       张难先纪念馆位于张沟镇先锋村二组,于2014年3月建成,占地面积300平方米,馆内陈列有张难先生平介绍、遗物遗著、工作生活照片、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及往来书信等。
        2014年10月张难先铜像的落成,铜像总高324厘米,像身高186厘米。铜像以张难先80岁的全身照为原型,身材伟岸,目光炯炯,神情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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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回忆外公张难先
       在北京东皇城根南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旁,有一排年代悠久的老居民楼,这里住着很多当年在民革中央工作的老职工,林上元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年逾八旬的林老,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民革中央顾问。他的外公是著名辛亥革命元老张难先,与严立三、石瑛并称为“湖北三怪”,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湖北财政厅长、浙江省主席等职;父亲林薰南,国民党中将,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林上元作为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学生,毕业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军队排长、连长、参谋等职。1949 年投奔解放区,先后任民革中央联络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兼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从外公、父亲再到自己,林上元感叹:“我们一家三代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是跟着时代一步步走过来的,能够在各种政治风潮中,每次都找到正确的方向,实为不易。”
   10年不问政治
  林上元一生受外公张难先影响颇深,他说:“外公的廉洁奉公是我最为佩服的。”
  张难先1874 年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儒商,很重视子女教育。少年时期,他聪慧伶俐,入私塾读书。从小,他就具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秉性,曾偷出家中的药物、食品救济患病乞丐,也曾挥拳教训欺辱贫寒学生的富家子弟。“外公从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心和对权势的挑战精神。”林上元说。18 岁那年,张难先奉父命参加科举考试,在考场上,他目睹了同场考生争座位、大肆作弊的不良之风,于是拍案而起,留下一副对联“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士论八股文”,携白卷拂袖而去,抛弃了求取功名之路。后来,因父兄去世,家道中落,他饱受饥寒,但仍不改其志,苦读圣贤书,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1904 年,张难先离开家乡奔赴省城武汉。他参与创建了湖北第一个反清民主革命团体“ 科学补习所”,后又参加新军及“日知会”,组织起义事宜。张难先之所以被认为“怪”,主要因他“以守常见恶于世”。林上元举例说:“外公本系辛亥元老,袁世凯窃国,他拍下一张僧装照,以示‘消极’,后来又退还黎元洪送来的秘书聘书,归田求学,10 年不问政治。家里一贫如洗,他就‘以种菜为活’,自己上街卖菜。”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筹备北伐,友人李济深邀张难先出山,第二年元月,50 岁的张难先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正式步入政坛。
  在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个敬业而博学的军师,经历了武昌起义、反袁、反对军阀、反蒋等斗争后,1925 年当上了广西梧州榷运局(民国初官方所设掌管盐专卖专运的机构)局长,从此正式开始了政治生涯,辗转祖国各地,曾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林上元告诉记者:“外公在民国屡任要职,结交权贵,却无官僚习气。他曾被称为‘张青天’”。1928年,张难先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当时桂系统治湖北,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墨系白崇禧胞弟,武穴征收局局长为李宗仁之嫡表,均倚仗权贵,不理局务,坐拿干薪,张难先将他们一一免职。“外公铁骨铮铮,一身正气,常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
  1930 年12 月初,张难先在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当部长时,蒋介石选任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他当然十分重视,久闻外公廉洁,所以委任他担任此要职。”张难先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他先后5 次推辞都未获批准,无奈只得赴浙江上任。
  上任那天,浙江省高级官员和地方绅士都在杭州火车站列队恭候,左等右等却不见张难先。“谁知外公穿着布衣和布鞋,带着简单行李,坐三等座列车已经到了杭州。他下车后自己叫了辆人力车,直奔省政府,向门卫说明身份后就走进了办公室,在车站迎候的人都扑了个空。”新任主席轻车简从来履新,使省府上下的人大吃一惊,不良风气由此开始改变。
  林上元说,外公任省主席期间,一直住普通民宅。当时,省政府办事人员按照前省主席的先例,将张难先的官邸安排在西湖边的澄庐。那是清朝大官僚盛宣怀的别墅, 本来极其豪奢,为了张难先入住,他们又花重金装饰一新。张难先看后心感不安,觉得国步艰难之时,不能如此享受,何况又是出于贪官盛宣怀之手,更不可安居。第二天,他就另找房子,搬到城头巷子里的普通民居中。
  拒收蒋介石“特别费”
    林上元坦言,外公的大胆直言,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蒋介石。
  “在人事制度上,外公选贤任能,不徇私情。”林上元说,1931 年初,蒋介石来电,要他任命蒋伯诚为浙江省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张难先经过调查,认为其中一人可用,而另一人假借蒋介石关系在当地飞扬跋扈,不可用。于是,张难先不管蒋介石几次来电坚持,都严词拒绝。他在浙江任职期间大胆裁员,引发了一些所谓“皇亲国戚”的不满,他们向蒋介石告状说:“张难先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宋美龄悄然抵杭查访。
  “蒋介石去后,没有去外公的办公地,而是直奔他的住所,还提出要见我的外祖母。”林上元说,“他一看外公住着普通民房,而我的外祖母正扎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便明白这是诬告,第二天还专门请外公夫妻俩以及我母亲去家里吃饭。”
  其实,此次突然巡查还有一个缘由,张难先此前也令宋美龄非常难堪。宋美龄曾带老母亲去杭州游玩,蒋介石事先已通知张难先接待,但接到电话后,张难先非但没有去车站迎接,反而跑到富阳县“检查工作”去了。宋美龄无奈,只得自己带着宋老夫人游玩,临走时将所有花费让后勤处长转交张难先报销。张难先压着迟迟不给钱。不久,当蒋介石来浙江巡查,在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大家要节约开支,像今天欢迎我的仪式就太隆重了……”谁知张难先接过此话,立即拿出一大包单据摆在蒋介石面前,提高声音说:“蒋主席有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这是半个月前夫人来浙的花销,共计13780元,您看怎么处理?本省实在无能为力。”在众目睽睽之下,蒋介石只得铁青着脸说:“谁开支,谁负责!”
  林上元说:“外公还有个特点,他从不拿政府发的‘办公费’,他任铨叙部长和浙江省主席期间,工资800 元,另外国民党还给1000 元的‘办公费’,比工资还高,相当于岗位津贴。外公从来不领。” 后来,张难先回到湖北,准备辞去政府职务,蒋介石为了拉拢他,送上“特别费”3000 元,张难先马上予以退还,说已在汉口总部领了旅费,此处没有什么特别开销。张难先的一位老友见状提醒他:“蒋送的钱是不兴退的,你不接受,我看不大好。”张难先笑问:“不接受他的钱,难道还要砍头吗?”“砍头当然不会的。”张难先大笑说:“既不会砍头,那就请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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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宋美龄垂泪
  自从蒋介石在会场被当众羞辱,回到南京后,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训斥了宋美龄。宋美龄决定治一治张难先。她找了当地很多人调查张难先的资产,但得到的情况都是“此人无别墅,更无钱财,自己的工资也都救济当地穷人了”。
  宋美龄不甘心,又令人在省府内部暗中查访,还是无果。《湖南档案》史料曾记载了一段关于宋美龄与张难先的故事。宋美龄最后索性自己去探个究竟,她没带随从,也没打招呼,闯进张难先的家,在一栋陈旧的破房子中,看见一位老妇正坐在窗边纳鞋底。宋美龄看她50 岁左右的年纪,一套粗布衣服,粗糙的双手看来是经常劳作。张难先看到宋美龄拜访,明白了来意,见宋美龄话中有话,冷嘲热讽,心里更是一肚子火。他索性起身扯开中堂旁挂的山水画,只见神龛中露出一个奇怪的灵牌,上写“张难先之灵位”。“我早已为自己立下了生死灵位,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死,不贪钱不贪色,不赌博不纳妾,洁身自好,松坚霞灿!有劳夫人转告蒋委员长,我在职一天,灵位伴我一天,若有半点差错,决不犹豫,立即自裁,以谢天下!”宋美龄愣住了,她说:“张主席,你这不是太自责了吗?”“男儿为节而生,为节而死,视节为命也!”宋美龄听到他的铮铮之言,看到家中的境况,被感动了,贵为第一夫人的她,不觉落泪。宋美龄查贪回南京后,对张难先由一度嫉恨而转变为佩服。
  宋美龄走后,张难先一拍桌子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当省主席了,你老蒋怀疑我,我还做什么官!”于是,他收拾行李,要辞官回乡。他回到省府写了辞呈,又用白纸写了一张告示,贴在省府的大门旁:“余主政浙江省三年来,处理公私事务不计其数。现已辞职回乡,若有对不起民众之事,请尽管唾骂……”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这是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者,仅此一人”。
  对于这段往事,林上元表示怀疑:“虽然外界的这段传说表现了外公的气节,但我没有听外公谈过,我觉得拿灵位这个举动,不符合外公的性格,他不是那种愿意做姿态的人,不喜欢故意标榜自己,即使清廉也从不会故意对外界表现出来,好像刻意做给别人看似的。”
  武汉解放前夕,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准备对武汉重点工程进行破坏,然后逃离武汉。当时已75 岁高龄的张难先,为了延阻白崇禧的破坏,发起组织武汉市救济委员会维护社会安定。有一次,白崇禧召集大家来开会,在会上对推动武汉和平解放的人进行威吓,张难先见状厉声训斥:“你要炸武汉,就把我这条老命绑在炸药包上,一起炸掉吧!”他指着白崇禧的鼻子怒吼:“党国之所以搞到今天这种地步,就是你们这帮家伙造成的,你们是党国的败类!”说罢,连连举杖挥手,叫白崇禧快走。掌握生杀大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遭到一顿怒斥,虽然满胸怒气,但因张难先在同盟会声望极高,又曾是国民党元老参政员,他只得强压怒火,无可奈何地连声道:“好……好。”最终,白崇禧不敢铤而走险,从而保全了武汉。
  1949 年10 月1 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张难先就是56 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一。同月6日,国民党中常委219 次会议决定永远开除宋庆龄、张难先等人的国民党党籍。翌年2月,张难先婉言谢绝周恩来邀其担任监察部长一职,回到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担任中央政府委员并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驻会常委,系行政三级国家干部。1968 年9月11 日,张难先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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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人情,不讲关系
  林上元告诉记者,外公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他的儿女没有一人到国外留学。“按理说凭借外公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他没有。外公的长子黄埔军校毕业,后来在抗战中病逝;另一儿子复旦大学毕业,外公也没有让他从政;我的二姨妈是共产党员,学医;三姨妈武汉大学毕业。家人都知道,外公不讲人情,不讲关系。记得外公退休后,家里客厅挂着一幅字,内容是:我现在退休了,你们找我说话不可能。”
  林上元的父亲林薰南有过两段婚姻,“其实父亲与母亲最后感情不和,也和外公的廉洁有关。”林薰南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1923 年3 月1 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7 月19 日,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是西江地区的军、政最高长官。当时孙中山还没有培养军事干部的军校,李济深知道办军校的重要性,在肇庆创办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他上任后,深感人手不足。尤其当时各地军阀割据,养成极坏风气,请客吃花酒、大赌大喝、吸毒玩女人……李济深想到了自己的老相识、好友张难先。他聘请张难先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官。后来还是缺人手,张难先想到了品学兼优、同样毕业于军校的女婿林薰南。
  林薰南于是就任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育长。后来国共合作开始,1924 年1 月,黄埔军校成立,他又到黄埔军校任上校教官,1927 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办公厅主任,后任湖北省会公安局长。1928 年底赴日本学习军事。毕业回国后,任南京陆军大学少将兵学高级教官,1935年4 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36 年任陆军大学特别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参谋本部高级参议,最高国防会议办公处作战组中将组长。
  1941 年,林薰南调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广东省防空副司令。1945 年7 月11 日正式任陆军中将。1945 年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中将顾问。“父亲后来定居日本,起初他也想能沾外公的光,外公那时候又是财政厅长,又是省主席,都是‘肥差’,他想让外公随便提拔个官位挣些外快,但这是外公最反感的。可能因为这些事情,父母开始经常吵架。父亲后来又在日本成了家。父亲没有入日本籍,直到去世。”
  让林上元感到惋惜的是,父亲晚年和他几乎没有见面。“父亲一直都希望我过去,1949 年新中国刚成立,他托一个香港朋友找到我,让我去日本。我当时已经进中国政法大学了,思想转变很大,不想过去,后来把信交到了政治部。”林上元也听说父亲在日本比较富有。“父亲到日本以后待遇很高,他是日本中国代表团中将顾问,拿很高的美金薪酬。那时候日本经济大萧条,父亲在东京银座最好的地段和华侨合开了饭店,还在热海等地购置了很多房产,经济条件非常好。父亲其实很爱国,多次想回来,但后来反右整风开始,他就不敢回来了。”
  林上元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在广州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我已经不想跟着国民党干了,觉得没有前途和希望,我一个人突破封锁线回到了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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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续黄埔精神
  林上元受家庭影响,最终也选择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他毕业于黄埔,晚年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对黄埔有种特殊的情感。谈起黄埔的特点,他讲了很多外界不知的黄埔轶事。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苏联帮助成立的,所以它的训练有几个特点,爱国、革命的意志非常强,勇于牺牲,绝对服从。”林上元还记得,学校挂着这样的条幅:“不怕牺牲,不怕吃苦”;“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他说:“当时要建立革命武装,所以对学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求极其严格,刚进黄埔时,首先要培养‘法西斯般的绝对服从’精神。黄埔学生很多都是政界、经济界要人的子女,身上有很多理想主义和骨子里的傲慢,入伍后,要磨练我们的性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在黄埔学习时我一度想休学,但当时考军校家人极力反对,是我坚持要考的,就这么回去了,不甘心。”林上元还记得,杜月笙的儿子当时也和自己同期,还有上海商会会长、上海交通银行行长的儿子,都在黄埔。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当年的“富二代”,家里很有钱,是从上海到香港包专机飞到学校的。“杜月笙的儿子长得非常胖,我们的军服他都穿不上,每次训练,就看操场上我们穿着军服在前面走,只有他一人穿着西服跟在后面,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军校对单杠训练体能要求很严,他那么胖,每天吊着,受了很多苦。”
  在黄埔,可能家境越好,班长会对这种人越严格,实施各种“无理由的惩罚”,去除他们的傲慢劲儿。但杜月笙的儿子却逃过了这一关,“他父亲的青红帮流氓集团很厉害,当时我们根本看不上电影,但只要他往剧院门口一站,我们整个大队都能进去看电影。他最后被磨练得不错,还留校当了班长。可能在现在看来这种训练模式有些残酷,但它却培养了军人的忍耐力。”林上元回忆,可能正是由于经历了这种训练,后来“文化大革命”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黄埔出来的学生几乎都没问题。“我们的身体素质、劳动能力肯定没问题,受的那点冤枉气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能挺过来。”
  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培养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军事人才,“大家都很有志向,都想报效国家,不想当亡国奴。我父亲那一批出来的学员,都升得很快,素质不一般,在国民党时期就非常受重用。”
  1984 年6 月16 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2009 年,林上元当选为会长。他说,黄埔军校有个校训,“亲爱精诚”:对革命队伍要团结“亲爱”,对祖国要“精诚”。“所以我们黄埔同学的感情非同一般,是生死与共的情感,同学之间感情比较密切。黄埔军校同学会希望能够牵线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现在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岛内退役将领,不少是黄埔军校后期的同学,大家都很珍惜昔日的同窗情谊。在大陆,我们最年轻的黄埔军校同学如今也都80 岁了,到了这个年龄,很多人都走了。黄埔军校在台湾还在继续办,已经80 多期了。我们希望这种联系不要断,它既是珍贵的历史,也保留了一种可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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