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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国民党元老古应芬  

2017-03-04 15:33:36|  分类: 民国政界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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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应芬(1873年--1931年11月18日)清末民初历史人物,是中国国民党早期一位很有能力的组织家、活动家,国民党元老。字勷勤,亦作湘芹,生于广州府番禺县(现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寺右村 ),祖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早年留学日本,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参与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辛亥广东光复之役。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曾参加「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东征」、「北伐」等重大事件,为 国父最重要的助手之一。1925年之後,历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文官长等职;1931年在广州国民政府的组建中,为中枢性的人物,在民国史上居於重要的地位。  1931年11月18日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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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应芬自小在私塾读书,1902年考中秀才,1904年与朱执信、汪精卫、杜之林、胡毅生同时考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升入专门部。1907年毕业归国后,历任广东法政学堂编纂、广东咨议局秘书等职。民国元年(1912年),广东都督府成立,古应芬任省核计院院长,时琼崖民军叛变,出任琼崖绥靖处总办,平之。次年,“二次革命”起,古应芬与胡汉民、朱执信等起兵响应。中华革命军兴,往来于马来半岛和港澳间,任筹饷联络。1917年后任都督府秘书,随孙中山参加讨袁护法运动。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古应芬速归见孙中山于黄埔永丰舰,佐治军书。数月后,去香港筹饷,接济各地讨陈军,是驻港讨陈办事处成员,开展筹款和联络工作,与邓泽如等联合策动滇、桂、粤等联合驱逐陈炯明出广州。1923年2月,受孙中山命,任大本营江门办事处全权主任,组织力量讨伐沈鸿英;3月,任大本营法制局长,继后任元帅府大本营秘书长;8月,随大元帅孙中山东征陈炯明,撰有《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一卷。1924年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兼军需总监。民国十四年(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古应芬当选为国府委员,仍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8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1926年1月,任中央监委委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任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财政部部长,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1931年胡汉民反蒋,被软禁于南京汤山温泉疗养所,古应芬借医背疾为名,联络广州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一起反蒋,4月30日,古应芬、林森等人,以中央4个监察委员的名义, 提出《弹劾蒋中正案》,历数蒋的罪状,要求撤职查办,同时策动粤桂军反蒋,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广州非常会议组织委员会委员。曾出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财政部长的古应芬,以其名字命名的高等学府——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即今天的华南师范大学和广东商学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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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应芬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元老,曾经叱咤风云,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但如今已经在人们的视界和耳边淡出。在偌大的广州城里依然残存的一些他当年的踪迹。
辛亥革命元勋
      1873年古应芬出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寺贝村  )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古介南希望儿子走上经商之路,继承家业。但古应芬自幼勤奋好学,喜研治经史词章。成年之后,经历时局的动荡,目睹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古应芬渐渐萌生了排满兴汉的志向。
       1900年,古应芬以“经古”第一名的成绩在番禺考取秀才。1904年,他考取广东留日官费生,入读东京法政大学。当年与他同行赴日留学的,还有日后名震民国政坛的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李文范、陈融等人。在日本,他们朝夕相处,切磋学问道德,探讨国家民族出路。
       1905年,孙中山到达东京,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古应芬作为广东省的代表,参加了7月30日的筹备大会。同年8月20日,古应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同年10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遭到了留日学生强烈抵制。但大家对于是否采取退学归国的抗议行动,意见不一,古应芬与胡汉民、朱执信等人认为,这件事是事理之争而非感情之争,因此反对退学归国,并组织维持学界同志会,游说留日学界支持。此事后经日本政客从中调停,取缔风波渐渐平息。
       1907年古应芬学成归国,返粤任教于广东法政学堂,同时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广东都督府成立,古应芬任省核计院院长。不久,琼崖民军叛变,古应芬受命出任琼崖绥靖处总办,坐镇海南平叛。
      辛亥革命之后,古应芬先后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军政府成立于广州,孙中山任大元帅,古应芬则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23年,陈炯明叛乱后,古应芬追随孙中山,撰有《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一卷。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古应芬当选为国府委员,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8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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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逝于宁粤分流之际
       古应芬作为粤系元老,在帮助蒋介石稳定广东政局上起过重要作用。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爆发冲突,蒋介石盛怒之下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郊外汤山总司令俱乐部。古应芬无法忍受这种野蛮行径,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于4月30日联合邓泽如、萧佛成等四人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
     1931年5月5日,反蒋的国民党政治势力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准备另起炉灶,再成立“国民政府”。双方剑拔弩张,战火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宁粤对立”有松动趋势,双方决定回到谈判桌上。本来古应芬是谈判的当然代表,但他因患牙疾而不能北上。
       1931年10月29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议时,汪精卫突然称接广东来电,古应芬已经病逝。得此噩耗,全体与会者起立默哀三分钟,汪精卫甚至当场放声大哭。
        古应芬因牙痛出现过敏,陷入昏迷状态,经过多方抢救在广州病逝,临终前曾口述两份遗嘱,第一份遗嘱表达了对蒋介石专权的不满,以及对国民党各派系互相倾轧的忧虑;第二封遗嘱中,他称自己虽然位居国民政府高层多年,但两袖清风,不能为家人带来财富和荣耀。
      古应芬突然病逝,使粤系反蒋势力失去了核心,粤系势力处于分崩离析局面,蒋介石得以控制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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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其他信息
      重要遗迹
      古应芬故居,在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街,为中西合璧式民国建筑,传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后,孙中山曾从白鹅潭军舰上搬到此处住过。据介绍,故居的外墙是经过翻新的。
      古应芬的墓,在广州沙河东坑,修于1931年,墓园规模恢弘,占地2700多平方米。1951年,墓园大部分被劳动教养所侵占,此后墓穴甚至被盗。1987年,在古应芬之子古滂力争下,广州市政府重修了古应芬墓,并将其作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当然,坐落于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18号的大元帅府,也与古应芬关系密切,他在这儿曾是孙中山的秘书和助手。
       如今的华南师范大学,与古应芬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古应芬去世后,广东省政府于1934年,将广东工业专门学校、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合并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以示纪念(古应芬字勷勤,又字湘芹)。工业专门学校改为工学院,市立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学院,另增设商学院。1937年工学院并入中山大学工学院,1940年师范学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5年商学院更名为广东省立法商学院。1951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改为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
人物墓地
       古应芬墓位于同和街同沙路(广州市华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围墙边)。该墓建于1931年,1986年由市政府拨款重修。墓地规模恢宏,总面积2760平方米。墓园由南而北分别是一对青石狮,一座蓝底琉璃瓦歇山顶门楼,一座花岗石砌的半球形墓包,墓前石碑上刻有“古应芬先生之墓、1987年吉日立”等字样。墓后面耸立1块高3.6米、宽1.83米的连州青石碑,碑顶有海浪、祥云、朝阳等装饰。碑额篆刻“国民政府委员古公之墓”,下款为“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国民政府令建”。墓志碑文为胡汉民撰写。
      该墓于2002年7月8日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此墓(现人称绿瓦亭)有所在地同和街道白山社区(原同和镇白山村)村民的传说
古应芬先生的原墓地范围占地面积绝对所以描述的范围大数倍或十几倍以上。据一位罗姓的前村长所描述:以前该墓除门前有对石狮、以及上面描述绿瓦亭外,还有好多建筑物,白山村乃风水宝地,以前是八面环山,外人不经指点,不知山坳中有此村。抗日之时国民党军曾经在此建有机场和驻有炮兵,日占时期日军在此也筑有工事,现沙太路华南三期收费站附近几个山头仍有地下工事遗迹,可互通。
        也许正是这种地形,所以古家选此地土葬。据闻原本想将先生葬于山下(现同和东坑劳教所地),奈何是流沙地质,不敢下葬,又恐影响乡民,于是伐直径半米之数丈之高的杉木,打桩入地,加以糯米浆注入,不知打了多少个桩,注了多少糯米浆,方止住流沙。从此流沙地被古家买下,成为一个大祭场般用途的地方。再建两条石阶分岔上南边两座土丘,两土丘上均建造一个大凉亭,东南方的凉亭里用八条大铁链悬挂一副棺木,棺为空棺,为何如此做法,现已无人知晓。东南亭悬棺正对的地下方为地宫,古先生之正身棺木葬于此,上用糯米浆与生蚝壳粉混合的粉浆覆盖,以防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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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古应芬、刘纪文
 
古应芬墓的破坏与重建
       由于古应芬的特殊身份,无论南京政府和汪伪政府乃至日本占领军均无对墓地进行实质的破坏。1951年,由于镇反需要,广州抓了大量的嫌疑敌特人员,监狱不堪拥挤,于是中共广州市府决意在同和东坑建一大型的劳动教养所,即今日之同和东坑劳教所。劳教所随着用途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范围减少了很多,却仍可见其当年的“盛况”,据白山村罗姓村民所述:当时的劳动教养所可装载2000多人,排队可从同和排到梅花园。而古应芬因为曾经是南京政府的官员,又与胡汉民等反对中共之人士相交甚深,其墓园占地之广,在当时的中共广州市府看来,当是不可容纳,遂拆毁其墓园之墙,毁四面风水山林,占其地(那块流沙地)建劳教所。
时移势易,白山村早已不是当年八面环山的小山村,由于上世纪的国营农场开垦、石矿场开发,沧海桑田,古应芬墓淡出了白山村民的视线。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有所改变,不少民国人士得以平反,不少昔日富商后代得到补偿归还私产。在这个背景下,古应芬的子嗣回国拜祭,当他回到白山故园,却是见到一个劳教所。多得几个白山老村民的指点,古应芬墓才重新有了子孙的拜祭。
       于是古家的子孙把广州市府告上了法庭,拿出了民国的地契、墓园的原貌照片与历史记载等等相关证据,力证古先生非共产党形容的“土豪恶霸反革命”,乃是与孙中山先生并肩作战之革命义士,没有做过鱼肉乡里、出卖民族之事,要求平反其罪,恢复声名,重建墓园。
       据白山村罗村长说,由于听说古滂与当时的中国最高老大很熟,所以无论是广州市、白云区还是同和镇都不敢见他,怕说错话丢官入牢;见了吧,人家有证有据,祖宗造的孽,后人理亏得很,但责大权小爱莫能助。于是把罗村长抛出来当挡箭牌。
      罗村长先是听古滂先生说完,又看完所有的证据。给他摆了历史发展的思想账,摆了政策变化的政治账、摆了村民利益的经济账,代表上级承诺会重见墓园,修旧如旧,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古先生方才撤诉。新墓园是在原坟的基础建起,面积肯定缩水不少。
       可是新墓园修好没几年,同和街道的天健物流园项目上马,要征地建设,古应芬墓要拆除迁移。于是同和街道联系古滂先生来监督移坟的工程。由于以前用的是糯米浆加上生蚝壳粉混合的覆盖材料,所以拆迁用的钩机和挖掘机烂了几部,足见毁坟不易。后白山村民当场烧了几圈鞭炮,再选址开挖,方才挖出了古应芬先生的棺木,竟发现棺木穿了一个大洞,陪葬品悉数被盗,只余部分白骨。原来盗墓贼从原墓的100多米开外挖隧道将此墓盗了。
     于是90年代第二次重建,才有今日的小规模。
      古滂先生仍时有在身体允许情况下来拜祭。据说还有不少在穗汕头籍商人来拜祭,以求得古应芬先生的保佑。传说古滂不是古应芬之亲生儿子,古家家底殷实,颇有资财,名利双收,奈何生的都是千金,没有男丁,于是趁老婆生孩子的时候狸猫换太子,在医院换了一潮汕商人之子为嗣,潮汕商人不忍骨肉分离,告上法院诉古应芬抱子为嗣之罪,古家应诉,奈何潮汕商人家财散尽均诉之无果,绝路之时,古应芬送给他1000大洋,让他东山再起。不过这一传说被古滂本人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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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料
        2010年12月10日,“古应芬先生文献史料展”暨《古应芬未刊函电文稿辑释》新书首发式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隆重举行。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孙中山基金会顾问张汉青;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孙中山基金会副理事长张磊;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巡视员陈玉环;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重孙;古应芬哲嗣——爱国华侨古滂先生等100多位领导、嘉宾、专家出席了开幕式。
《古应芬先生文献史料展》精选了80余件套珍贵文物文献,配以数十幅重要历史图片,全景式地回顾古应芬先生的一生;而由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撰、整理的《古应芬未刊函电文稿辑释》也同期首发,为学界贡献了新的重要研究史料。
后人捐出300多份电函文稿
      前不久,古应芬哲嗣古滂先生将古应芬生前遗留的300余件套函、电、文稿无偿地捐赠给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重新开放的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特地举办了“古应芬先生文献史料展”及《古应芬未刊函电文稿辑释》新书首发式。
      年逾八旬的古滂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了展览。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李穗梅称:“古应芬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研究辛亥革命及民国早期政治、经济及军事史不应忽视的重要人物。”
这批珍贵函、电、文稿史料,记载了大量不为研究者和世人了解的细节,包括: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期间,由于经费极其拮据,曾一度欲辞职离去;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重要助手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有异议。1924年底至1925年初,孙中山经日本转道天津,赴北京共商国是,其间病势比较严重,汪精卫暂为主持随行安排,其间遭到不少诟病。值得关注的是,汪精卫、李仙根等人在此时期写给古应芬的信函,为此事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不同信息。
      古应芬当年身居要职,与孙中山等人关系密切,来往的友朋同僚极多,因此他保存的这批函、电、文稿属重要文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些信函,以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撰写的最多,蒋介石、孙中山等人的手撰虽不多,但足可弥补一段历史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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