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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艾芜——中国的高尔基  

2017-03-29 15:45:45|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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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芜(1904~1992年) ,中国现、当代作家,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艾芜是道耕的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
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并两次差点病得差点死去。
因为同情缅甸的农民暴动,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
     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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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履历
      祖父设馆教书,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家庭贫苦,他小学未毕业。1921年考入免费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受《新青年》和创造社一些刊物的影响,对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思想奉为圭臬,为逃避包办婚姻,于1925年夏天离家南行。以后六年间,他徒步到昆明,做过杂役;他流浪缅甸克钦山中,当过马店伙计;他漂泊东南亚异国山野,与下层劳动者(赶马人、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后来,他到缅甸仰光,病倒街头,为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收留。以后,他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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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冬天,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
1931年春,被押送回国,途径香港、厦门,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师同窗好友杨朝熙(即沙汀,他与艾芜被誉为中国文坛上双星同曜的双子星座)。当年11月29日,与沙汀联名,由艾芜执笔,写信与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这次通信,对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成长起着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1932年底,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发表小说。
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
1944年由桂林逃难到重庆,写完著名长篇小说《故乡》,编辑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附在重庆《大公报》上)计60期。
1946年到陶行知担任校长的社会大学任教。
1947年夏,国民党在重庆大捕民主人士,逃到上海。这个时期作品有长篇小说《山野》。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反映了国统区劳动群众的苦难、抗争和追求。艺术表现上严谨沉郁的现实主义格调,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艺术特色。
1949年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大庆、小凉山等地体验生活。
1957年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到云南旧地重游,完成了《南行记续篇》。解放后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
1981年以后,艾芜以耄耋之年,壮心不已,仍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发表《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直至1992年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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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在浙江,前排从左至右:葛琴、陈学昭、邵荃麟、艾芜,后排从左至右:张天翼、曹湘渠
作品风格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艾芜除陆续创作短篇小说外,还写了多部中篇和长篇小说,作品主要以普通农民、城市苦力、小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悲惨遭遇、反抗和追求。
       抗战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秋收》和《纺车复活的时候》,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民关系和农村面貌的变化,在当时颇有影响。1942年前后,艾芜创作上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1946)、《故乡》(1947)、《山野》(1948),中篇《乡愁》(1948)、《一个女人的悲剧》(1949),以及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等作品,仍大都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较之30年代和抗战前期的小说,这时期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反映生活的面更广,艺术表现手法也有提高。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尤其是长篇小说《山野》,围绕着一个小山村的生活和人物关系,展现了抗战中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农村的阶级关系有比较深刻的描绘。《石青嫂子》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作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朴素洗练,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农村的罪恶统治,反映了黎明前的浓重黑暗。
    艾芜解放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社会下层的生活。这构成了他创作的一个特色。这样的创作思想,和他早年的流浪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曾经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剥削,遭侮辱,因此对于他们,他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抒发自己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对抬滑竿的、赶马的、偷马贼、私烟贩子、城市苦力、穷苦农民、普通兵士和小知识分子等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愤慨。他不仅写出了生活重压所带给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活恶习,还发掘出了他们心灵深处的美好品德:善良、纯朴、正义感、同情心和自发的反抗;从而使人们从丑恶的黑暗现实中,看见了光明和希望。
        艾芜是最早把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地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个特色。艾芜有较强的艺术概括能力与处理题材的魄力,善于把一个平淡的故事写得娓娓动听,以景物和环境,烘托出人物内心的活动,使形象逼真感人。抗战爆发以后的创作,谨严沉郁的现实主义手法,逐渐取代原先的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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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86年下半年艾芜与文学青年的合影.
作品影响
      《南行记》是艾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流浪汉小说。
      郭沫若、茅盾、周扬、胡风、周立波等名家以及各种现代文学史和论著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最先在《南行记》中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画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见《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去挖掘他们身上的真、善、美的品质、“他们性情中的纯金”(艾芜语)。他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飞、鬼冬哥及野猫子等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的形象。他的小说被译成英、俄、日本、朝鲜、德、法等多种文字,深受国外读者喜爱。艾芜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艾芜生平、创作的传记、专著、论文已有十余种、百余篇问世。根据《南行记》改编的电视剧《边寨人家的历史》(艾芜出现在荧屏上,令人倍增亲切与敬慕),荣获“’93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深受国内外观众的赞赏。
        在艾芜的故乡的新都区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者,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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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印象
        艾芜身材高瘦,脸膛黑褐而清癯,似乎还保留着早年漂泊南亚次大陆灼热阳光的印记。他待人温和之极,话语不多偶尔也不失风趣幽默。一天,我按约定去到他家,不巧他的家门紧闭。我试探着敲了敲门,一会儿有脚步声传来,是艾芜微笑着打开了门。我上前握手,他却避了一下,笑着说:“手是湿的,你先进屋。”这时我才明白他在闭门洗衣。一大盆脏衣服正放在屋子中间。我说:“这些小事,请人帮帮忙吧。”他笑了笑说:“老年人活动活动好,洗衣服、洗菜用不了多少时间,但活动了手,手活动了也练了脑子。”
       一次我刚进门就看见艾芜的一个手指头缠满了纱布,不明究里,王蕾嘉老师告诉说,那是艾芜切菜误伤的。她还说,由于他们的儿女多不在身边,自己身体又有病,艾芜就把家里的杂活几乎全揽了。王蕾嘉老师早年是女诗人,他俩都是从辛劳中走过来的。
       据说1960年前后的灾荒年月里,艾芜家里搭配的粗粮,也是由他一人包干,三顿吃葫豆、高粱籽和棒子面,把细粮让给夫人和孩子们,才度过了缺吃少穿的饥馑岁月。他说:“还算幸运,我常吃粗粮没生过大病,可吃细粮的王老师反倒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艾芜出差,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对吃住从不提过分要求。他说:“我是四川新繁人,那里出产泡菜,所以每顿饭,别人安排了泡菜,我就比吃九斗碗大鱼大肉还高兴。”
      艾芜写字台一边的墙壁上,留着屋顶漏雨后留下的一大片痕迹。当时这种公房,只要你不提出来,单位就不会派人来维修。有一次我注视那墙,艾芜很风趣地说:“是幅很美的壁画,对吧?自然大师的大手笔。国画技法上有‘雨淋墙头皴’么?张大千的《峨眉金顶》,说是‘拖泥带水皴’,应该与‘雨淋墙头皴’也有些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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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评价
      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艾芜的那些作品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是一位真正作家的思想深层萃取物。我读过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胡风、周立波等名家对艾芜作品的评介,多数是忘不掉的。
     1939年春,巴金在上海为迁住桂林的艾芜编辑了小说集《逃荒》,并且在为该书撰写的《后记》中说,“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僧。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
     郭沫若评介艾芜的作品:“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
艾芜的作品是有读者缘的。尤其是好些青年读者喜欢他的作品。艾芜呢,也很自然地把同情和助力倾注于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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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关注普罗大众”思想的影响,四川作家艾芜的很多小说,都取材于社会下层的生活。而在他的代表作《南行记》中,总是出现许多俏皮可爱又带有乡土气息的巴蜀方言。这说明,当时的新文化思潮对这位四川著名作家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关注下层人的生活状态,这构成了艾芜创作中最重要的特色。这样的创作思想,和他早年的流浪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曾经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剥削,遭侮辱,对于他们,他尽量抒发自己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他对抬滑竿的、赶马的、偷马贼、私烟贩子、城市苦力、穷苦农民、普通士兵和小知识分子等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示了充分的同情。
    向鲁迅先生请教小说
    艾芜,原名汤道耕,新繁县清流乡(今新都区清流镇)人。艾芜家庭贫苦,他小学未毕业。1921年考入免费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受《新青年》和创造社一些刊物的影响,对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思想奉为圭臬。
    1925年夏天,艾芜为逃避包办婚姻离家南行。这次漂泊,决定了这位“流浪文豪”此后的文学生涯。以后六年间,他徒步到昆明,做过杂役;他流浪缅甸克钦山中当过马店伙计;他漂泊东南亚异国山野,与下层劳动者(赶马人、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后来,他到缅甸仰光,病倒街头,为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收留。以后,他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
    1930年冬天,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1931年春,被押送回国,途经香港、厦门,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师同窗好友杨朝熙(即沙汀)。当年11月29日,他与沙汀联名,由艾芜执笔,写信与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
    这次通信,对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成长起着导航引路的作用。1932年底,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发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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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
    艾芜素有“中国的高尔基”的美称。他的早期流浪生涯和早期浪漫色彩的小说跟高尔基确有相似之处,甚至两人的脸相(丰额、大鼻)也不无相似之处。
    艾芜的小说《南行记》是他的代表作。可以说,艾芜是最早把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个特色。
    艾芜在创作上是非常严谨、认真刻苦的人,但他早年写的滇、缅边境流浪生活的小说却富有浪漫气息;中年以后仍不能忘情于他的第二故乡,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他早年在边境邂逅的那些心地纯洁、情意绵绵、不同于流俗的女郎以及形形色色的边地流浪汉。于是,他有第二次、第三次南行,写出了自己新的“南行记”,仍是那样含情脉脉,诗情画意。
 
    作品具有浓浓地方味
    语言的口语化、方言话使艾芜的作品具有了浓浓的地方味。《我的旅伴》中,老何去买花生时,跟老板娘说“称旺点”又如“你说你的哈,你不要把丑事情也连在我身上。”“启!你才老气喃!”“那何消你说”(不用你说)“你这家伙三,真是爱惹是生非!到处都听见跟人家斗嘴!”“你这家伙三,总是爱嚼牙巴”(乱说话)“你在搞些啥子明堂”“扒耳朵”“鬼火冒”等等。这些都是云南方言中使用最频繁的词。云南方言对于云南的读者来说增强了亲和力,带来亲切感,可是却会给不懂云南方言的人带来阅读的障碍。
    艾芜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桂林工作过,他认为桂林民众口头语很丰富,很生动,很有鲜明的特色。比如,他认为桂林地区的词头丰富。如说到很香、很臭、很黄、很红、很白、很硬、很苦、很甜、很毒、很老、很嫩时,一般都不用“很”字,因“很”字兼职太多,反而缺乏独特的力量,而换成更有特色的词头:如喷香、滂臭、焦黄、绯红、雪白、梆硬、丁苦、浸甜、寡毒、梆老、水嫩等。又如桂林人买猪肉时,明知秤已够了,还想要卖主再添一点,但他不明说“再加一点”而是讲“再戴个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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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芜与蕾嘉的一世情缘
    艾芜不愿当乡村教师,外出远行磨砺,在作家圈子里认识了蕾嘉,相伴一生。
    坚持投稿加入左联
    1904年6月,艾芜出生在四川新繁县清流场乡一个湖北移民家庭,祖父给他起名汤道耕。
    1925年夏天,在成都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汤道耕不想重复父辈当乡村教师的命运,舍弃学业,步行南下到南洋勤工俭学。他在昆明红十字会做过杂工,在中缅边界野人山茅草地当过马店伙计。在缅甸,他结识了万慧法师,万慧法师介绍他到《仰光日报》做排字工作。劳动之余他努力写作,开始以“爱吾”的笔名发表文章,成为《仰光日报》副刊的主要撰稿人,初步展露了文学才华。
    在缅甸,艾芜结识了不少文化人,还参加了缅甸共产党。他参与编辑缅共机关报《新芽》,并被派往新加坡参加马共代表会议。后因编发了揭露华人和缅甸人发生械斗内幕的社论,艾芜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关押,被驱逐出境。1931年4月,他搭船辗转抵达上海。
    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生活十分艰难,但艾芜坚持写稿、投稿。1931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上,艾芜意外遇见了成都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沙汀。艾芜搬进了沙汀的住所,二人互相激励,一起从事文学创作。
    有段时间,他们在小说创作中遇到困惑,便写信给鲁迅请教。鲁迅就“写什么”和“怎么写”两大问题,详细回答了他们的提问。鲁迅后来收入《二心集》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便是给艾芜与沙汀的复信。鲁迅的鼓励增添了艾芜走文学之路的信心。不久,他给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投寄了短篇小说《伙伴》。
    1931年底,艾芜应邀参加了《北斗》编缉部举行的读者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认识了郑伯奇、丁玲、冯雪峰及叶以群等一批知名作家。第二年春天,艾芜成为左联的新盟员。同一年,一位叫王蕾嘉的女诗人也加入了左联。但此后近2年,他们并未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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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人介绍认识了爱人
    1934年暮春,艾芜认识了王蕾嘉。王蕾嘉原名王显葵,湖南宁远人,是当地有名的才女。1927年春天,她从衡阳女三师毕业,受家乡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进入中共湖南区委党校学习。1929年,她考取了上海的劳动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劳动大学被取缔后,蕾嘉转学到上海商学院,毕业后获商学学士学位。1932年,喜欢写诗的蕾嘉经彭冰山介绍,加入了左联领导的进步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之后,蕾嘉常在诗歌会机关刊物《新诗歌》上发表诗作。
    在好友任白戈和杜谈的安排下,艾芜和蕾嘉在任白戈家见了面。初次见面,气质高雅、谈吐不俗的王蕾嘉就给艾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喜欢上了这位外向活泼的女诗人。但艾芜内向腼腆,不知如何向蕾嘉表达感情。聪明的杜谈想了个办法,以介绍人的身份给蕾嘉写了张纸条,大意是:“蕾嘉同志,我们的小说家艾芜喜欢你,愿意同你做朋友,你同意吗?”
    艾芜的内敛、沉静给蕾嘉也留下了良好印象。此时的艾芜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蕾嘉十分倾慕他的才华,因此欣然接受与艾芜开始交往。刚开始,蕾嘉还有些顾虑,怕两人在一起没话讲,但不久就发现,他俩在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等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交往中,艾芜善解人意,特别体贴关心,这让只身一人在异乡的蕾嘉感到温暖和幸福。他俩在拉菲德路静谧的法国梧桐林荫道,公园的绿色草坪,华灯初放的上海外滩,谈文学,谈人生,蕾嘉逐渐意识到,艾芜就是她可以信赖和托付终身的人。
    1934年8月,他俩结婚时,一只新买的皮箱是唯一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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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泊的心安定下来
    与蕾嘉的结合,让艾芜漂泊多年的心安定下来。然而,温馨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当时,国民党特务不断迫害进步的文化人,知道艾芜夫妇住址的一位诗人被捕了,之后那个诗人在《申报》上发表了“转向”声明。为防不测,艾芜与蕾嘉紧急撤离,隐蔽到了市郊。
    1934年底,艾芜夫妇离开上海到了济南,在同学肖萸的寓所住了2个多月。在一个雪后初霁的冬日午后,艾芜夫妇去了洛口,看了黄河。壮阔的北国风光,让艾芜灵感涌动。他写了多篇游记,发表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1935年6月,他俩的第一个女儿在济南降生。同年10月,艾芜与蕾嘉重返上海。两个月后,艾芜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出版,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社会动荡考验爱情
    重返上海后的1年多,他们生活得相对安定和幸福,但卢沟桥事变打破了宁静的生活。随着“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他俩不得不再次离开上海。这一次,他俩未能结伴同行。蕾嘉带着2岁的女儿回到湖南老家宁远县避难,艾芜则到了战后文化人集中的武汉。
    武汉之行并不顺利,拟办抗战刊物的计划受挫,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各界人士云集,艾芜难以融入。最终,他南下宁远与蕾嘉母女团聚。此时的艾芜,身无分文,好在蕾嘉在县城中学教书,每月有固定收入。艾芜感叹:“没有蕾嘉,我会重演南行中艰难困窘的场面了。”
    在宁远生活1年后,无法在国难时安于宁静生活的艾芜和蕾嘉,又带着女儿前往当时被称为“敌后文化城”的桂林。通过夏衍的关系,艾芜担任了《救亡日报》副刊编辑。在那个特殊时期,写稿没有报酬,编辑收入微薄,而蕾嘉也没固定工作。两个孩子相继出世,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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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0月,艾芜、蕾嘉带着3个孩子辗转抵达重庆。艾芜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见到了臧克家、叶以群、何其芳、沙汀、邵荃麟等一批故交挚友,心情快慰。之后,艾芜在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副部长何其芳的直接领导下,主编《大公报》副刊《半月文艺》。1947年夏,随着当局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镇压,艾芜也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在党组织安排下,艾芜不得不再次离开蕾嘉和孩子们,只身潜往上海。这次分离极其艰难,此时蕾嘉已怀上了第5个孩子,家里还有4个未成年的孩子要照顾,艾芜此去又吉凶未卜。艾芜走后,蕾嘉独自挑起生活重担。
    其时,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已遭封闭,而《大公报》副刊《半月文艺》并未停刊。艾芜秘密离开重庆时,《大公报》的编辑们并不知情,仍将读者寄给《半月文艺》的稿件转送至艾芜家。身怀六甲的蕾嘉知道这是党的工作,便承担起刊物的编务工作,保证每期发稿,直到她分娩为止。1948年初,艾芜回到重庆时,蕾嘉刚分娩17天。见到蕾嘉的那刻,艾芜心中充满了感激、愧疚和爱怜之情,与妻子相拥而泣。
    新中国成立初期,艾芜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和文化局局长等职。
    1992年初夏,艾芜的健康恶化,终没能度过冬天。艾芜去世后,蕾嘉的精神也垮了。两年后,她追随艾芜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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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芜1904年出生于新繁县清流乡(现新都区清流镇)的一个耕读之家,本名汤道耕,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影响,开始写作时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艾芜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沙汀同班(安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四川分会主席)。为逃避包办婚姻,他于1925年夏天离家南行至东南亚异国山野漂泊,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1931年他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后,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等作品,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他也因此被称为“流浪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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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艾芜逝世,安息在家乡—新都区桂湖公园的饮马河畔。“清静与寂寞”的艾芜故居
  艾芜故居坐落于林盘院落边,正面就是稻田,侧面一条百余米长的明渠,涓涓流水,流向碧野深处。故居不如想象中的壮观精致,而且并不收费,甚至并无衍生经营。看来当地政府投资翻修,并非着眼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发自内心纪念这位本地文化泰斗。
  跨进故居的门槛,虽然烈日炎炎,却丝毫感觉不到炎热。修旧如旧的故居为传统川西民居,四合院落、木质结构,占地459.16平方米,建筑面积238.15平方米—昔日的旧居,变成一座纪念馆,但依然朴素亲切,院落的三棵“水冬瓜”树依旧保留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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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居内展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足迹”,以时间为主线,分“童年故事”、“南行记”、“锻炼”和“百炼成钢”四个部分。另一展厅是学堂和寄语。学堂展出艾芜著作和相关作品,寄语展示全国寄赠和艾芜一生的成就,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艾芜的成长经历以及与巴金等作家的交往。而正房为艾芜生活场景纪念展区,重现了艾芜幼年家中陈设。堂屋门前展示了一座汉白玉艾芜头像雕塑,听说是艾芜女婿、著名雕塑家彦冰先生的作品。
  艾芜的故居,就如同他本人及作品一样,不喜繁华,“习惯了清静与寂寞,也习惯了自我的边缘化,他的洁身自好与边缘化一脉相承。”(王蒙语)。
  其实,艾芜年轻时离开家乡后,就没回老家居住过。他的人生,确如他自己所说“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他不仅仅属于家乡,更属于广袤的天空和田野。
  今天的我们,无论是“南行”还是“北往”,都已经没有了艾芜当年的困苦艰难,但人生,却不免如“南行”之路一样充满荆棘和磨难,激发我们永远保持生活的勇气,“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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