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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美术界宗师叶浅予 和 他 的 四 位 妻 子  

2017-03-28 15:13:46|  分类: 艺术名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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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浅予(1907.3.31-1995.5.8)浙江桐庐人,从事国画教育,以舞蹈、戏剧人物为主的国画创作,中国漫画和生活速写的奠基人。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美院教授。擅人物、花鸟、插图、速写等。曾为茅盾小说《子夜》、老舍剧本《茶馆》等书插图,出版个人画集多种。 创作长篇漫画《王先生》、《小陈留京外史》、组画《天堂记》等,著有《画馀记画》和《十年恶梦录》 。
        叶浅予,原名叶纶绮,笔名初萌、性天等。浙江桐庐人。从事绘画教学和以舞蹈、戏剧人物为主的国画创作。擅人物、花鸟、插图、速写等。笔墨顿挫自如,豪放爽朗,形象生动传神,风格独具,成就显著。中学时自修绘画。1926年起在上海当过柜台伙计,画过广告、教科书插图,并从事时装设计、舞台美术布景。1928年任上海漫画社编辑,开始漫画创作。1929年开始创作漫画,后集成《王先生别传》和《小陈留京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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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概况
叶浅予中学时自修绘画。
1926年起在上海当过柜台伙计,画过广告、教科书插图,并事时装设计、舞台美术布景。
1929年开始创作漫画,後集成《王先生别传》和《小陈留京外史》。
1936年出版《旅行速写》、《浅予速写集》,并联合全国漫画家举办第一次全国漫画展,次年成立中华全国漫画界救亡会,为该会负责人之一。
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组织漫画宣传队,任领队并参加郭沫若负责的政治部第三厅,投身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赴香港经办《今日中国》,次年回重庆,作《战时重庆》组画及叙事温画《逃出香港》。1942年於贵州苗区写生,开始转向中国人物画创作。1943年访问印度,归来後举办旅印画展。
抗战胜利后曾赴美国举办画展。1947年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1954年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
1980年将补发的“文革”中被扣三万元工资捐赠中央美院中国画系作奖学金。
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
1982年於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
中国画《维吾尔人》获第六届全国美展荣誉奖。其他作品有中国画《婆罗多舞》、《长安怀古》组画以及小说《子夜》插图等。出版有《叶浅予作品选集》、《叶浅予画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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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特点
        幽默细胞
     漫画是夸张的艺术,生活中的笑料经过夸张,便容易引人发笑。像王先生雇填鸭师备料填肥自己的趣事,只有漫画家才想得出。天生开心的浅予,身上有许多幽默细胞,他常说:“漫画使我习惯于用夸张的眼睛去看周围的形象,包括自己在内,常常想把周围的形象漫画化,获得有趣的效果。我画了一阵国画之后,有时总想作一两张有趣的漫画,说这是条件反射也好,是玩世不恭也好。”漫画家好幽默,予人玩世不恭的印象,则是误解。浅予说:漫画家笔底针对丑,心目中有个美的理想在指导。丑极则美,由丑到美,漫画家是这样处理他的形象素材的。
浅予生性活泼,开朗豁达,而又随心欲不逾矩。漫画家的幽默,使他生活中充满兴致,即使7年秦城囹圄的孤寂,也没有击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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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宗旨
      叶浅予的艺术宗旨是自强不息。他一生勤奋,作画千千万,出版画集文集几十种,晚年“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还写成了一生的回忆录,连童年的事也补成,准备修订时补入。诗志言,他还不计平仄写起旧体诗来。诗如其人,类皆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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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大类
      第一类是漫画。以长篇连续漫画《王先生》开其端,《小陈留京外史》发于中,《天堂记》殿其后。
这是浅予艺术的发皇期。上海杂志公司在三十年代后期出齐了他的王先生、小陈漫画集,留下了一份上海生活的形象资料,描绘了市井的众生相,推出了一套现代官场现形图。
        第二类是速写,叶浅予的速写,在画界无出其右。他从30年代起就速写本子不离身。那是从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处学来的。速写本成为画家的形象库。浅予速写,自然以舞台人物最有名。年轻一代人认识浅予艺术是从他五六十年代发表在报刊上的舞台速写开始的。他的速写,大部分是用铅笔线,从《天鹅湖》开始用水墨改画,线条减至无可再减,堪称减笔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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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类是舞蹈人物画。40年代,叶浅予离开漫画,走向国画。第一批作品便是他访问印度归来所作的印度舞画。他用敦煌壁画和佛画的手法画天竺舞,用色厚重,线条工整流畅,有点壁画风。对这批画,徐悲鸿的评语是:“浅予之国画,如其速写人物,笔法轻快,动中肯綮。”宗白华的评语是:“浅予的印度舞面,是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到了60年代,他的笔墨解放,出现了画舞的高潮。代表作如婆罗多舞和献花舞,和阗装和夏河装,画上人物洒脱、妩媚、奔放,画界咸谓浅予舞画,60年代是高峰。可惜一阵政治狂飚,打落了他的画笔,掐断了他的艺术黄金时期。70年代后期,他重握画笔,把全部感情倾注到家乡的山水人物。他以两年之期,三易其稿,画成《富春山居新图》长卷,以后又再画《富春人物画谱》百本,老笔纷披,重见他30年代画漫画时的姿肆笔墨。这时期,他不以画舞为满足,尝试国画与漫画的融合,《长安怀古》四题便是。半坡纹、马嵬坡两题,都是有点漫画味。黄苗子说有点马蒂斯味,这当然是画家寻求绘画形式色彩中的一种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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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成就
       叶浅予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绘画上的造诣首先体现在速写上。可以说速写既是他成为漫画艺术和中国人物画大师的基础,又完全成为独立的、优秀的绘画艺术作品。面对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现实中的生动形象,他通过敏锐的追踪、捕捉、提炼、精选,以他心、手、眼协调一致的独到功力,刻画了众多神形兼备的 艺术形象,显示了超凡的艺术造诣。由于他在速写上的长期积累,形成了塑造人物形象的独特风格,当他转向中国画时,便得心应手,卓成一家面貌。诚如徐悲鸿先生在《叶浅予之国画》一文中所称:“浅予之国画一如其速写人物,同样熟练;故彼于曲直两形体均无困难,择善择要,捕捉撷取,毫不避忌,此在国画上如此高手,五百年来,仅有仇十洲、吴友如两人而已,故浅予在艺术上之成就,诚非同小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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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浅予转向中国画的时期,正值张大千、常书鸿等人西赴敦煌、使敦煌艺术的风采重新展现之际。浅予先生历来重视中国绘画传统,他也从敦煌绘画宝库中汲取了艺术修养,并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中国画人物画上。他采用敦煌绘画的重彩方式表现舞蹈人物,形成了他浓郁热情的舞蹈人物画风格。从四十年代开始,他长期专攻舞蹈人物画这一课题,画稿无数,精品纷呈。他研究舞蹈人物的动态规律,塑造了富有生命活力和优美动感的人物形象,他将传统绘画的以线造型发挥到极致,形成了炉火纯青、传神写意的笔墨语言,许多作品堪称“以形写神、形象兼备”的当代典范。在舞蹈人物画这一题材上,他寄注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审美理想和达观的人生情怀,使作品实现了新内容与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高度统一,丰富了中国画人物画的内涵和意境。
        从1947年徐悲鸿先生亲自聘请他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开始,叶浅予在美术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渡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之后,他投以全力筹建中国画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职务。在他任职期间,团结了中国画系各位名家,抱定“学为人师,甘为人师”的宗旨,立足培养艺术人才、建设教师队伍和弘扬民族绘画传统,经过多年的摸索实践,终于建立起以白描写生为主、写生与临摹并重、练形于练笔结合的中国画基础教学系统,创立了“传统、生活、创造”三位一体“临摹、写生、创作”三结合的现代中国画教学体系。1978年后,浅予先生主持研究生班期间,又总结出“吞吐古今,涉猎中外,自学为主,启导为辅,尊重个性,鼓励独创”的二十四字教学指导方针,并将自己的艺术论点著述成立,结集出版了《画余论画》、《画余论艺》二书。几十年来,他培养了一大批业务能力强并且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生,其中许多人今天成为美术工作的骨干,结下了累累桃李硕果。先后为我国培养出出范曾、刘大为、李延声、马泉、胡勃、贾又福等诸多成名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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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及荣誉
        1936年出版《旅行速写》《浅予速写集》,并联合全国漫画家举办第一次全国漫画展,次年成立中华全国漫画界救亡会,为该会负责人之一。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组织漫画宣传队,任领队并参加郭沫若负责的政治部第三厅,投身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赴香港经办《今日中国》,次年回重庆,作《战时重庆》组画及叙事漫画《逃出香港》。1942年于贵州苗区写生,开始转向中国人物画创作。1943年访问印度,归来后举办旅印画展。抗战胜利后曾赴美国举办画展。1947年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4年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1980年将补发的“文革”中被扣三万元工资捐赠中央美院中国画系作奖学金。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历届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并受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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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老舍(左)和画家叶浅予(中)向国画大师齐白石祝寿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叶老就由漫画转向中国画。根据速写加工,进行中国人物画创作,逐渐形成笔墨爽利、造型夸张富于装饰感的画风。
       速写在叶老的艺术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叶老不是科班出身,早年自学绘画。速写不仅成为连结创作与生活的桥梁,为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常年不懈、大量的速写实践,还练就了过硬的造型能力。综观叶老一生,在中国画人物画创作上致力最勤,为衰落的人物画贴近现实生活反映时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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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十年代,是叶老艺术创作的鼎盛期。这时叶先生才四、五十岁,精力充沛,欣逢盛世,全国性的建设热潮,丰富的生活积累,激发了创作热情。许多代表作都产生在这一阶段。如:中国画《中华民族大团结》《夏天》《头等羊毛》《北平解放》、小说《子夜》的插图,还有一大批舞蹈人物画,都是难得的经典之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可惜这种旺盛的创作势头,不久即因文革开始而中断。叶老身陷囹圄,面壁、封笔十年之久。这无法弥补的损失也是美术事业的不幸。待到冤案昭雪、焕发第二次创作热情,先生已是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人。
       叶老本性耿直,虽历尽磨难,仍遇事直言不讳,一身正气。晚年撰写数十万字的回忆录,秉笔直书,心胸坦荡,疾恶如仇。在老先生中能这样处世的诚属少见。
       1990年起,先生不顾80多岁高龄,三次发起组织叶浅予师生艺术行路团,南揽富春,北走齐鲁,西赴湘鄂,带领学生深入生活,观察社会,谈艺创作,言传身教,了无倦意。
       没有遗言传达,但有作品传世;身体已然仙逝,精神长留人间。中国美术界一代宗师——叶浅予先生1995年5月8日下午5时因病长逝于北京,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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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千与叶浅予的知交往事
        说叶浅予是个“拥张派”,叶浅予并不否认,在艺术创作和艺术道路上,叶浅予确实是一个“拥张派”,他曾多次撰文写过。诸如,1980年写的《关于张大千》(见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画余论画》)。又如,1983年写的《张大千艺术道路》(见三联书店的《张大千的艺术》)。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国美术界,第一个站出来写文章肯定张大千的艺术创作、艺术主张、艺术道路的人是叶浅予,第一个在香港向记者发表谈话,为张大千迟迟未能回归大陆进行辩解的人是谢稚柳。南谢北叶,在张大千生前,遥遥地与大千进行了心灵上的最后一次交流。为此,台湾《时报》记者谢家孝,在张大千生前出版的一部自述体传记《张大千的世界》中把叶浅予、谢稚柳称为大陆的“拥张派”。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大千携眷去国离乡,侨居海外。张大千与祖国大陆之间,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横隔着万水千山,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也存在着较大的鸿沟。那么沟通两者之间关系的这项工作由谁来做呢?换一句话来说,谁来鸿雁传书、穿针引线呢?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叶浅予,实际上担任了这个角色。
          据叶浅予先生说,50年代初,他与徐悲鸿先生曾经联名给旅居印度大吉岭的张大千去过一封信,邀请他一起重游敦煌。大千托印度的一个学生捎信回来说,有些债务需要料理,暂时还不能回来。时隔不久,张大千决定迁居南美洲的阿根廷,为置办一笔搬家费,他忍痛从行箧中取出三件盖有“别时容易见时难”、“大风堂珍玩”、“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收藏章的名迹:一件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一件是五代董源的《潇湘图》;还有一件是宋人册页。他将这三件名迹交给香港的一名叫徐伯郊的经纪人,并告诉徐伯郊说,优先让给大陆。消息传到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耳中,郑振铎当即拍板,派人去香港接洽,以四万人民币的价格使三件从故宫散出的珍品又回到了故宫博物院。此事使郑振铎很受感动,有一次他见到叶浅予悄悄地说:“张大千不错嘛,他还是爱国的!”接着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叶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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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建设刻不容缓,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也接连不断。“批判武训传”首当其冲,接着是“反胡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至于中国画界,虽然尚未触及,但是毋庸讳言,对张大千已有种种议论,作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叶浅予,当然也听到过这些议论,可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1956年10月,北京画院在京成立。成立期间,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闇、刘力上一起到“恩成居”吃饭。四人中,除刘力上是张大千30年代初期的门人外,其余都是大千的老朋友。谈及大千,大有“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的滋味。饭罢,叶浅予建议于非闇以老朋友的身份,写一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过了两个月,于非闇写的《怀张大千》果然刊登在香港《文汇报》上,文中写到了他们四人的这次聚会,并希望大千回来参观。于非闇当时已被任命为北京画院副院长。
        提起叶浅予与张大千的艺术交往,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我问过叶浅予先生:“您是哪一年与张大千相识的?”他回答道:“具体年月记不清了,只记得是30年代初,也许是1932年,我与朋友上黄山去玩,回到上海结识了张善孖,又过了一段时间才结识大千的。”
        30年代初期,叶浅予正在《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一面任编辑,一面创作《王先生》长篇连环漫画。据张大千早期的学生刘力上回忆,当年的张大千虽然与叶浅予并未见过面,但是对叶浅予的《王先生》赞不绝口,只要连载《王先生》的报纸一出版,张大千就让他去买来一读为快。可见,当时同住上海的一位漫画家、一位国画家,在相识之前就已神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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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予先生回忆道,他与大千先生的交往中,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事发生在1936年的南京。叶浅予应《朝报》之约,到国民党的首府南京创作《小陈留京外史》,而张大千则应罗家伦和徐悲鸿之邀到中央大学艺术科任教授,并在南京举办画展。画展期间,叶浅予曾到张目寒家中找过大千,走进书斋一看,只见张大千与谢稚柳正凑在一起作陈老莲的假画。画案上放着一本册页,谢稚柳仿陈老莲的字,张大千仿陈老莲的画。当时张大千与叶浅予已经相熟了,所以也不避讳他。叶浅予久闻张大千是作假画的高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以印象深刻。
       另一件事也与假画有关,发生在第二年的春天,当时张大千正住在北平的颐和园。叶浅予到北平找朋友,自然要到颐和园拜访大千。在颐和园,大千留浅予吃了一顿美味佳肴。席间,大千告诉浅予一个消息,明天城里有场好戏,请他一同前往观看。浅予忙问是什么好戏,大千手摸长髯,笑而不答。只让他耐心等待,明天上午一同前往就是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张大千与叶浅予一起坐着小汽车,从颐和园来到城里,在一座深宅大院门前停住,浅予问大千这是谁家的大院,大千悄悄地对他说:“这是北平市府主席王克敏的家。他今天要请北平的书画收藏家开开眼,观赏他近日收到的一幅石溪名迹。”说完,两人迈进三进大院,来到客厅。只见客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有陈半丁、徐燕荪、寿石公、于非闇等人。于非闇见大千陪着浅予走进客厅,就在座上抬身拱手,点头示意,大千也向非和在座的一一拱手示意,然后与浅予在茶几旁坐下。浅予抬头一看,这真是一座北平典型的旧式大厅,厅内雕梁红柱,厅堂又高大又宽敞,正面墙上挂着好几幅古代字画条幅,显示了主人的收藏之富。主人王克敏操着浙江口音的官话,对在座的书画界名流说:“今天请大家来,一是聚谈聚谈,二是请各位观摩品赏一下敝人近日收到的一幅石溪山水。”说完,他用手指了指北墙居中的一幅中堂。
       他的这番开场白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纷纷离座走近这幅中堂。这幅中堂高三尺、宽一尺,画面上层岭叠峰,云深林稠,郁郁苍苍,果然是石溪的画风,画上题有“癸卯秋九月过幽间精舍写此”的款项,名款“天壤石溪残道者”,后盖有“石溪”白文印一方,左上方盖有“白秃”朱文印,左下角还有“雪庵铭心之品”的朱文印。正当浅予也凑近前去细听大家赞叹这幅山水笔墨如何精妙、构图如何独到、的确是石溪的精品佳作时,张大千却悄悄地拉了一下浅予的衣袖,示意离开。路上,大千用手捋了捋大胡子问浅予:“浅予老兄,你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浅予莫名其妙地答:“这不是石溪的画吗?”大千笑着说:“是石溪,但不是石溪画的,而是我画的石溪。”叶浅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大千昨晚说的有场好戏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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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张大千又拉叶浅予到东单一家古玩铺去看画。一路走一路对浅予说:“这家铺子有一幅广东小名家苏仁山的《文翰图》,很像漫画,你是画漫画的,不妨去看看。”就这样他俩来到了这家古玩铺,古玩铺掌柜与张大千很熟。见了面总是八爷长八爷短地叫个不停。今天见张大千带着一位朋友上门,脸上马上堆出笑容,迎上前来说:“八爷,您来了,请里面坐。”将他俩引进客堂间坐下,吩咐伙计献茶、敬烟。张大千端起玲珑盖碗喝了一口茗茶,然后对掌柜的说道:“韩老板,前几天我在你店里看的那幅苏仁山的画还在不在?”韩掌柜点头说:“在,还在!”“那请取来,让我这位朋友看一看。”韩掌柜亲自上店堂里将画取来,挂起来请叶浅予看。叶浅予站起身来,抬头一看,只见画面上画着题有人名的历代文翰,奇怪的是不同朝代、不同身份、不同性别的历史人物竟然合绘为一图。其中有西汉的才女班昭(婕妤)、东汉的才女蔡琰(文姬),还有《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唐朝以直谏而闻名的大臣魏征,这些人物围着一个中心人物唐太宗李世民,似乎在议论什么大事,神态各异,造型夸张。叶浅予看后,连声赞叹。张大千对韩掌柜说:“你知道我这位朋友是谁吗?”韩掌柜摇摇头,笑了一笑:“他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漫画家叶浅予啰,他画的《王先生》你总看过呢,今天我请他来看这幅画,就是要买下来送给他,这叫宝剑赠英雄。”张大千说完,捋须哈哈一笑,然后从桌上取过一支毛笔,请伙计将画取下来,铺在桌上,然后在画的左上方空白处题道:“苏仁山,粤人,其画流传甚少。写山水湿笔淋漓,于马夏外,别具一种风度。间用浓墨枯笔,则又似版画。此写文翰像,表现各人情态极富漫画意味。予于国画罗雨峰《鬼趣图》及曾衍东所写社会畸形状态,以为皆漫画也。今又发现仁山此画于故都,浅予道兄北游,因拉其往观,一见惊叹。仁山画向不为人注意,百年企得一知己,可谓死无憾矣,购而赠之,并记颠末于上。丁丑夏四月,大千张爰。”这幅画叶浅予一直珍藏着。
       叶浅予与张大千交往时间较长、获益较多的时期也就是被叶浅予称作向张大千学中国画的时期,是在八年后——1945年的成都。
       1945年初夏,叶浅予偕同戴爱莲访问印度归来,住在重庆,正在致力于生活速写,开始试着用中国画的笔墨来画速写。访印前,他在重庆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从中受到启发,深感要学中国画的笔墨技法,首先要从中国画的传统中吸收艺术营养。访印归来,他与戴爱莲又商定要去康定(打箭炉)藏区采风,收集藏族舞蹈素材,于是双双从重庆来到成都,来到张大千家中住下,一来向张大千学习中国画笔墨技法,二来在成都等待摄影家庄学本,并约张大千同往康定采风,张大千欣然应允。叶浅予6月初来到成都,一直到9月初去康定,整整住了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中,叶浅予几乎天天看张大千作画。张大千作画有个习惯,旁边要有人陪他说话,叶浅予就在旁边一边看他作画,一边听他谈画,从而使自己在中国画的造型要旨和笔墨技法上获益甚多。张大千当时还画了好几幅画送给叶浅予,可惜这些画在十年内乱中被“四人帮”一伙抄走,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有趣的是,在叶浅予与张大千朝夕共处的三个月中,作为一名中国画的艺术后学向一位比他年长、又是名扬四海的张大千学习中国画,叶浅予谈得很多,也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但是有关张大千也曾学过、临仿过他的印度舞蹈人物,叶浅予却谈得很少,甚至故意闭口不谈。其实当年张大千对叶浅予画的印度舞蹈人物确实十分感兴趣,也曾将叶浅予的两幅印度妇女的舞姿作为蓝本,用自己笔法仿制了两幅,其中有一幅是《献花舞》,张大千称之为《天魔舞》,并在画上题道:“印度国际大学纪念泰戈尔,诸女生为献花之舞,姿态婉约,艳而不佻,迨所谓天魔舞也耶?其手足心皆敷殷红,则缘如来八十种随好,手足皆赤铜色也。观莫高窟北魏人画佛,犹时有此赤像者。偶见吾友叶浅予作此,漫效之,并记。”叶浅予认为:“张大千仿制动机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觉得印度舞姿很美,可以为他的仕女画作借鉴;二是看到我在学习他的笔墨,就我的造型特点,给我示范。”(见《关于张大千》)明明是张大千向他学习、漫效印度人物舞姿,他却说成是借鉴、示范。这个谜底,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得以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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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夏天,张大千的挚友沈苇窗从香港来北京,代大千向浅予问候,并捎来一幅彩墨荷花,画上题了一首常题的旧诗作,诗后题款道:“浅予老长兄,视弟眼昏手掣,老态可怜否……”叶浅予收下老友张大千的这幅馈赠。为了感谢沈苇窗从万里之外捎来的这份珍贵礼物,叶浅予为沈苇窗画了一幅当年张大千仿制过的印度舞蹈人物。沈苇窗大喜,又将叶浅予的这幅印度人物带到台北,请张大千题跋,大千将老友的新作打开一看,如见故友,随即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了一长段跋语:“日寇入侵我国,浅予携眷避地天竺颇久。我受降之次,浅予归国,馆余成都寓居近半年。每写天竺寂乡舞女(寂乡者,泰戈尔大学所在之村名也)奇姿逸态,如将飞去,余年慕无似,数数临摹。偶有一二似处,浅予不为诃责,转为延誉,余感愧无似。顷者,苇窗携其近作见示。惊异而谓苇窗曰:‘浅予捐弃妍丽,入于神化。以余衰眊,未由步趋,使浅予知之,必也咨嗟失望。奈何!奈何!’七十一年(壬戍)九月二十四日摩耶精舍,大千居士爰观并题,时年八十有四。”
         这段题跋,写出了当年张大千向叶浅予学印度舞蹈人物的心态和动机。原来这位国画大师当时是被这位漫画家笔下“如将飞去”的“奇姿逸态”的舞女所折服,以至“数数临摹”,唯恐不似。他不因浅予是国画后学而不学其所长,学了之后又能毫不讳言,甚至在垂暮之年,看到浅予的新作,犹以“未能步趋”为憾。这种谦虚好学、坦诚相见的精神实在可贵。这段跋语,当时就由沈苇窗将复印件给了叶浅予,可是叶浅予从未向外人透露过,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由沈苇窗在《大成》杂志的封底将叶浅予的新作连同张大千的跋语一起发表。这段艺坛佳话才在海峡两岸为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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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艺术之魂叶浅予:最专一的多情人
         美好的事物总是能够让人们赏心悦目,而人们也总是希望那些美好的事物可以永恒不变。于是,有些人将回忆用笔墨记在纸上,想要用文字的组成代替美好的画面,可难免苍白无力。而叶浅予,选择了绘画。巧妙的一双手将五颜六色的颜料编制了一个又一个的唯美梦境。
  他为画而生,终生不曾舍弃艺术的灵绪。
  他为情而生,执着一份真挚的感情。
  童年的时光,叶浅予是有艺术伴随的,或许那艺术不够专业,不够精细,但却是叶浅予的一切。
  没有柔软的纸张,没有匹配的画笔颜料,叶浅予只能用厨灶烧剩的炭块勾勒自己喜欢的图案。从厨房到厅堂,都是叶浅予的杰作。
有些东西,天生就能够充分展现,这是后天无论怎样努力也学不来的,就像是叶浅予的艺术情感。
  童年时光倏忽即逝,父亲将叶浅予安排到了杭州进盐务中学。原本父亲是想让叶浅予日后依靠盐业谋个生计。但却没有想到,“盐中”的教导主任是一位画家。许是天意安排,让从小就有艺术天分的叶浅予走上了绘画的道路。那时候的叶浅予经常背起画架,追随着美妙的景象,走遍西湖大小角落。
  西湖的水,养育了灵性的人。风景宜人的江南水乡,孕育着叶浅予的那颗灵秀之心。那里碧波荡漾飘香,垂柳传情,湖水逶迤,绿草青青。彼时的秀美景色,如同艺术之心,美好而纯真,可爱而轻灵。执笔轻描,顿挫自如,那画卷上的每一笔都流露着男子对于今天的感怀,对于明日的憧憬。
  从国画到速写,再到漫画,都有叶浅予的足迹。
  他是活泼幽默的,认识叶浅予的人都这么评价。幽默的细胞,无处不在激发着漫画的创作灵感。
  乐天派的叶浅予说过:“漫画使我习惯于用夸张的眼睛去看周围的形象,包括自己在内,常常想把周围的形象漫画化,获得有趣的效果。我画了一阵国画之后,有时总想作一两张有趣的漫画,说这是条件反射也好,是玩世不恭也好。”那不是玩世不恭,而是随性自在。
         从两手空空,只有一颗坚定的心,到后来的一路开垦,硕果累累,叶浅予的艺术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传奇的开始,从来不顾及年代岁月。可那些传奇的人,却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经历着世间的温情冷暖,爱恨离别。
走在婚姻中的人,大抵都尝过那爱情的味道,它可以是一见钟情的闪婚,也可以是日久生情的磨合。可如果婚姻里少了那让人煎熬的爱情,就算是温馨的话语,浪漫的结局,就算是皆大欢喜,却也因为少了些起承转合,跌宕起伏而容易让人遗忘,因为这样的婚姻就像是一个枷锁,一个囚牢。就算是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两颗心还是不曾亲近半分。
  没有爱情的婚姻,如果表面上有着甜蜜和温馨,似乎还能走下去。如若是连这些都没有,婚姻也就变成了坟墓。
  1930年冬天,二十三岁的叶浅予回到老家,按照父母的意思,与出身桐城望的罗彩云完婚。结婚后,叶浅予打算去上海,可罗彩云不依不饶地也要跟去。不得已,叶浅予只好带着罗彩云一同去了上海。
  陌生的人们,陌生的土地,一切都被冠上了陌生的标签。他乡异地,初来乍到的罗彩云有些生疏,原本淳朴踏实的性格让这个新娘子还能本本分分地过日子。虽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可言,但至少生活上安稳无恙。如果这样的日子细水长流,叶浅予和罗彩云会日久生情,也就不会有了后来的爱情悲剧。
  想象总是比现实好。现实中的罗彩云在生完小女儿之后,也从朴实艰苦的少妇变成了上海滩的少奶奶。她的生活不再是做家务,照顾丈夫孩子,而是打牌和逛街。她最常说的也不是体贴安慰的话语,而是“钱用完了,拿钱来!”
        细节打败爱情,虽然他们没有爱情。可现实中的琐碎总是会将人的本性发掘。叶浅予要的是上进,是发展,而罗彩云要的是吃喝玩乐,穿戴打扮。
  时代的弊端假借父母之手造成了叶浅予婚姻的悲剧。这样悲剧,究竟应该怪谁?
  一道伤痕印刻在两个人的婚姻中,沉重而又痛苦,再难愈合。
五个春秋的婚姻,还没能走过七年之痒,就已经遍体鳞伤。
  在叶浅予最失落、最孤寂的时候,同为画家的梁白波闯进了他的生活。
  梁白波所在的女子公寓离叶浅予的家很近,自离开菲律宾回到中国之后,梁白波就依靠拿稿费生活。
  1935年的春天,叶浅予和梁白波一同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是叶浅予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两个人情感升温的日子。互有好感的两个人白天游览名胜古迹,晚上观看京剧名角儿的演出。长久的相处,再加上事业上的相通,让叶浅予和梁白波有着聊不完的话题。有了心爱女人的作陪,叶浅予也是画兴大发,精力充沛,十几天的时间就画出了许多速写作品,后来则被编成了《旅行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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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就来的爱情,就好比那春天盎然的气息,在你还没有察觉的时候,便悄悄来袭,也许细心之余,你会在某个一个瞬间感觉到它的存在,才恍然大悟:原来,它已经来过了。于是,便有这样一句“千年修得共枕眠”的痴情话语。
  正在享受幸福爱情的叶浅予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自己会被世俗“人言可畏”的唾液所淹没。凛冽的目光与言论,宛如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捆绑住人们的手脚,成为失眠的理由和痛苦的根源。
  一则《“王先生”失踪》的消息彻底打破了叶浅予安宁的生活。而消息的出处,则是罗彩云。消息上说“王先生”的作者,因为感情问题而离家出走,不知所踪。原本是个人的感情问题,如今却被扩大成为了社会焦点。而罗彩云的做法也激怒了叶浅予,索性带着梁白波在南京安了家。
  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存在的矛盾必须要解决。可是叶浅予却没有同罗彩云顺利离婚。身处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总要接受一些不成习惯的习惯,例如离婚后要付一笔终身性质的赡养费。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以叶浅予的能力是不足以支付的。而传统的封建思想也让人们不会轻易选择离婚,更何况罗彩云还为叶家传宗接代。既然已有儿女,有家庭,离婚不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叶浅予采取了妥协的办法,暂时分居生活。没能当机立断也让两个人都承受着难熬的困苦,每个月叶浅予都会付给罗彩云一笔赡养费。义务,责任,这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没有爱情。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的神经中枢,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聚集到了这里。叶浅予和梁白波在这里组成了漫画宣传队,他们白天为抗日努力工作,到了晚上或者闲暇时则交流感情。那时候的武汉,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梁白波也就在这个时候和一位空军英雄有了频繁的接触。
春去夏来,叶浅予准备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他舍不得留下梁白波一个人在武汉,便提出了同行。可让叶浅予没想到的是,梁白波一口回绝了。
  相爱的人总是希望能与爱人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一起,然而梁白波却不是。叶浅予意识到,那份最初的爱情或许已经变质了。这对于叶浅予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他一时还不能接受爱人的变心。可他没有被冲昏头脑,冷静下来,叶浅予倒也觉得释然,原本让梁白波承受世俗的议论,不能给她一个名分,心中是有愧疚的,如今她自己改变了心意,那么自己也就不欠他什么了。
  一段感情走向分离,梁白波离开了漫画这个集体,同普通女人一样,追求了自己安稳家庭的幸福。而叶浅予也开始了自己重新的生活,没有梁白波的生活。
1940年的春季,一位从英国来的华侨舞蹈家在香港举办表演会,因为需要大力宣传,所以叶浅予给予了支援。
  印象里的舞蹈家都是身材曼妙,高挑纤细,可这一位却不然。身材矮小,但舞技却十分的精湛娴熟,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与这样的舞蹈家沟通,叶浅予只能打手势或者画图。
  半个月的交流相处,让两个人的关系从社会人变成了生物人,两个人交流的话题也不再是舞蹈宣传,而是痴缠浓情。
  后来,这位舞蹈家成为了叶浅予的妻子,她就是戴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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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那一年,叶浅予三十三岁,戴爱莲二十四岁。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那一年的盛夏七月,举办了全国首届文代会。此时的叶浅予和戴爱莲已经回到了北平。几个月之后的深秋,叶浅予受命去参加民族访问团,在北平短暂的停留之后,叶浅予又不得不去往新疆。
  再一次回到北平之后,叶浅予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如此意外,如此之快,让他意想不到。戴爱莲告诉他,自己已经爱上了别人,要与叶浅予离婚。
  爱情是无私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为他赴汤蹈火。可爱情也是残忍的,如果不爱了,即便是再深切痴情的挽留,也会无动于衷,因为曾经心尖上的人,早已经不是自己。
  亲密的爱人,那颗心却时远时近,忽明忽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模糊了双眼,朦胧了内心,他心里所想的,怕是她也不曾细心斟酌过。距离远了,心也就远了,情也就淡了。
  从1940到1950年,整整十年,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夫妻,如今却要各奔东西。叶浅予的心里该是怎样的酸楚?那张时常挂着笑容的脸上,露出的该是怎样的表情?无言代替了一切,即使心中有怎样的委屈,怎样的不满,也不会轻易的说出口。
       那个艺术的灵魂没有了坚实的依靠,那执着的情没有了专一的寄托。生活上的孤单和寂寞让叶浅予做了一个决定,与王人美结婚。
  慢慢变老的心,也不在如年轻时激情满怀,叶浅予要的不再是炽热的爱情,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所以尽管与王人美没有交往,也没有见过几次面,叶浅予还是与王人美组成了家庭。
  王人美是个大明星,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同叶浅予一样,王人美也已经独居多年,相似的两个人,让周围的朋友都极力撮合他们在一起。或是叶浅予也觉得自己的生活中需要有一个伴,才与她结了婚。有朋友开玩笑说,叶浅予发了妻财,因为了解叶浅予人都知道,他是不攒钱的。显然,结婚置办的家具都是王人美的。
  年岁过半,各自有各自的定规,突然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磕磕碰碰。可生活不就是如此,相互的磨合,相互的理解。叶浅予和王人美的这段婚姻,磕碰了三十年,却也不曾分手。或许上天还是公平的,叶浅予经历了一段段失败的爱情,失败的婚姻,在生命的晚年,还只找到了一个知疼知热、懂得关心照顾他的一个女人。
  “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这是王人美对丈夫叶浅予的评价,看似是埋怨和斥责,但这也是浓浓的亲情,是甜蜜的象征。
民国的烟雨,氤氲着半个世纪,潮湿着的朦胧,环绕着那个绮丽芬芳的梦境。迷蒙的梦境中,是叶浅予笔墨爽利、造型夸张富于装饰感的画风。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叶浅予由漫画转向了中国画。在五、六十年代,叶浅予迎来了自己艺术生涯的高峰时期。彼时的叶浅予不过人到中年,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生活阅历,叶浅予都通过自己的画笔展现在了纸上。从中国画《中华民族大团结》、《夏天》,到《头等羊毛》,再到《北平解放》、小说《子夜》的插图,都成为了叶浅予艺术创作中的经典佳作。
  正在叶浅予走向自己事业鼎盛时期的时候,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他的创作生涯生生给打断。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叶浅予关进了牛棚。两年之后,被捕入狱。
  1975年,叶浅予从秦城监狱出狱,王人美带着他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一对夫妻庄严正经,仿佛是一对部队老干部的结婚照。两个人之间,流露的是不离不弃的相守,是相濡以沫的陪伴。只可惜这样的陪伴没能坚持到生命的尽头,王人美意外病逝,只撇下了叶浅予一个人,在世间孤独终老。
艺术的生命不会轻易的枯萎,它就像是沙漠里的仙人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叶浅予是属于艺术的人,封笔十年之后,他再度拿起了自己的画笔,依旧一身正气,苍劲有力。他要坚持自己的理想,直到自己走向死亡。
  耄耋之年的叶浅予,似乎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衰萎,他想要做些什么。于是,在1988年,叶浅予将自己全部的作品都赠给了家乡,一并把七十件藏画和八百册藏书也都送去了。
  人老心不老,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可叶浅予的心还不曾老去。从1990年起,叶浅予三次发起组织叶浅予师生艺术行路团。祖国的各个角落,都有属于他们的足迹。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绘画更是如此。只有深入生活,观察社会,才会创作出更好的艺术画作。叶浅予深知这个道理,生命的末尾,他只能发挥自己的余热,言传身教。
  没有遗言,没有佳作,叶浅予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坚持一生的绘画创作。身体已然仙逝,但精神长留人间。他是美术界的宗师,专一如他,在爱情里,他也是简单明了。
专一的男人,就算是情路坎坷也要披上专一的外衣;多情的男人,即便是多情也会有炽热的时刻。就像是叶浅予的水墨丹青一样的淡雅,他的归去也是安静而平和。宛如一束幽谧的薰衣草,散尽了自己最后的一缕芳香,也仿佛是一片老去的树叶,经历了枯萎衰败而盘旋纷落于土地,润物于无声。
  共推出作品500余部
  打造新锐作者六十余人
  畅销书作家十余人
  合作的出版社三十余家
        截至2015年销售额突破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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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叶浅予和我的三个妈妈
        在中国美术界一代宗师叶浅予的人生中,有两个重要的标签:成功的事业与不成功的婚姻。用他最后一任妻子王人美的话说:“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叶明明,叶浅予与第一任妻子罗彩云之女。叶明明自幼随继母戴爱莲习舞,从事舞蹈教学工作至今。她见证了父亲的几段婚恋,并替父亲为三位母亲养老送终。
  她说,其实对于绘画,父亲不曾给我过太多的指点,我无法对他的艺术成就作出相当专业的评价。作为女儿,我认识的是生活中的爸爸,他的事业是成功的,婚姻却是不幸的。父亲在《婚姻辩证法》里曾写道:“在向孩子们叙述这段历史中,也提到另外几个插曲,表明自己在男女关系上是凭理智行事的。”可我觉得,他在家庭生活方面并不是很上心,以至于伤过别人的心,也被别人伤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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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彩云——伤心的时候,就带我去外婆家
  罗彩云是我的生母。自我记事起,爸爸和妈妈就没有过恩爱的样子。他们的结合是上一辈做的主。
  其实在认识妈妈之前,爸爸自己谈过一个叫王文英的女朋友。那时厦门大学闹学潮,一部分师生脱离厦大,集中去上海办了个大厦大学,厦大则在上海大报登广告,招收江浙籍学生。爸爸打算带着王文英结伴去厦门。这事被爷爷知道了,亲自把他押回了老家。奶奶苦口婆心劝他:“还是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吧。”于是,爸爸放弃了一切幻想,开始谋生。他在上海谋了个柜台伙计的活,后来好不容易进了画报社开始画漫画。
  看爸爸工作稳定下来,爷爷就急着给他操办婚事。23岁那年,爷爷在桐庐老家给爸爸定了一门亲。已经尝过自由恋爱滋味的爸爸,如何愿意?但他又犟不过爷爷,只好不情不愿地娶了妈妈。婚后,爸爸想让妈妈留在老家侍奉公婆。妈妈是一个千金小姐,不愿意受这般委屈,非要跟爸爸去上海,甚至为了这事寻死觅活。拗不过妈妈,爸爸便带她来到了大上海。
  在上海,哥哥和我相继出生,却没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欢乐的气氛。妈妈和爸爸没有共同语言,两人总是话不投机。妈妈认为婚姻就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所以到上海后,妈妈成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除了逛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我经常听到爸爸妈妈这样的对话:
  “钱用完了,拿钱来!”
  “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
  再后来,最俗套的剧情上演了——爸爸迷上了女画家梁白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梁白波给《时代漫画》编者鲁少飞的一幅漫画作品就是讽刺上海少奶奶的,名为《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妈妈知情后不甘示弱,劲头十足一心追踪打“小三”。那时我才满周岁,这一情景是长大后在父亲的自传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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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梁白波刚从菲律宾回国,靠给画报社投稿为生,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在一次津浦铁路局组织的宣传活动中,她结识了我爸爸。他们在北京玩了三天,铁路局的其他人都南返了,他俩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白天游故宫、天坛、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儿演出。爸爸甚至认为“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他兴致勃勃,十几天就画出了一本《旅行漫画》。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上就刊出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说什么漫画人物“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这是因为有人从我妈妈这里打探出了消息后,当作绯闻捅到了报上。
  爸爸那时刚尝到两情相悦的快乐,正在热恋期,听闻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梁白波到南京去安了个“小公馆”。妈妈哪肯罢休,从老家搬来外公做救兵,直奔南京把爸爸“押”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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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白波
  爸爸提出离婚。可离婚以他当时的处境来说是不现实的,一来妈妈虽然是个和爸爸缺乏共同语言的家庭妇女,但她对爸爸还是有感情的;二来毕竟两人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在赡养和情感上都是爸爸过不去的坎。离婚不成,只好分居。虽然爸爸每月都会给妈妈赡养费,但妈妈的心从此便如死了一样。
  可是,爸爸与梁白波好景不长。这个感性、浪漫的才女,因为无法接受“小三”的地位,不久就和“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与爸爸在武昌昙花林话别后,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社,去追求她的家庭幸福了。
  梁白波是爸爸的初恋情人,即便她离他而去,他还是对她存有美好的印象,非但原谅她的变心,还感叹“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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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梁白波后来的结局也不美满——20世纪40年代她随丈夫去了台湾,20年后因精神分裂症在海滩自杀身亡。现在想来,也许艺术上有天分的人性格真的是太偏激。爸爸虽然不至于精神分裂,但我觉得他在情感上是一个冲动不理智的失败者。
  梁白波走后,爸爸妈妈的感情还是如同死灰。抗日战争爆发后,爸爸借机先把哥哥送回了爷爷奶奶家,随后又把我和妈妈也送去同他们一起生活。爷爷家还有二叔二婶在,所以事实上我们就是寄人篱下的孤儿寡母。印象中,妈妈此后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像一个弃妇的样子。每次她觉得很伤心的时候,就带我去外婆家。外婆家的确很大很好,有花园,有假山。我有时想,如果妈妈不是跟着爸爸去上海,而是在这里寻一门稳妥的亲事,也许她这辈子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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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的梁白波.
  哥哥和妈妈的感情还不错,他成家后就把老人家接了过去。而我,则跟着父亲和戴爱莲过了。经哥哥劝导,妈妈最后还是松口和爸爸办了离婚手续。“文革”期间,爸爸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监狱。妈妈这个前妻也因此受到了牵连。没有得到过爸爸的爱,却因为他遭了那么多罪,妈妈她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大小姐能不委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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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爱莲
戴爱莲——我和她是最能说上话的
  在爸爸的三任妻子中,我和戴爱莲是最能说上话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抚养我长大,并给予我艺术的熏陶,所以我心底里其实更愿意喊她妈妈。
  爸爸和戴爱莲的结识是在1940年。当时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邀请了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演出,希望爸爸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爸爸在他的自传回忆中说:“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英语程度的人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
  戴爱莲原本在英国留学时有过一段初恋。对方是大学雕塑系的老师,可那人已经有了女朋友,所以她实际上是带着逃避感情的因素和参加抗日的目的来到香港的。
  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两人便开始谈情说爱了。再次陷入热恋的爸爸忍不住又幻想起“幸福家庭”来,生怕错失了她,便决定闪婚。他们在一个印度人家租到一间房,宋庆龄当主婚人。那一年,爸爸33岁,大了戴爱莲整整10岁。
  婚后,爸爸把戴爱莲带回了老家。此时妈妈已经同意离婚。因为爸爸喜欢我,就要我跟他过,所以戴爱莲就成了我的继母。
  戴爱莲是一个华侨,在国内没有亲人,所以她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那时我10岁光景,是个瘦弱的女孩,一直生病。她就带我去医院看病,买营养品给我吃,还有巧克力、黄油之类的高档食品。
  可我一开始并不领情,对爸爸领回来的这个女人,我曾充满了敌意,加之语言不通,我们又无法交流。戴爱莲对此却并不懊恼,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夏天特别怕热,每天临睡前她都给我扇扇子,直到我睡着。那时我也不跟她讲话,但她给我扇扇子,我也不反对。我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当初戴爱莲给我买的一块花布,那个时候花布真是很稀罕的东西,她不是我生母,却因为我喜欢花布就给我买了。
  知道她不能生育的事情后,我的态度才有了改变。戴爱莲和爸爸婚后不久查出有卵巢炎症,于是去香港做了个小小的妇科手术。孰料手术中出现意外,在来不及征求病人意见的情况下,医生把她的卵巢切除了。这场手术导致了戴爱莲永久不能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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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爱莲对我的关爱及上海的都市生活,让我渐渐地淡忘了家乡的亲人,慢慢接受了她。戴爱莲除了在生活上关心我之外,还培养我对舞蹈的兴趣,送我去舞蹈学校。这点爸爸就做不到。爸爸只喜欢和他的朋友们谈论画画的事情,从来不关心我的生活,更别说教我画画了。其实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很坐得住,应该还是适合学画画的。记得一直到我很大了,自己学着临摹了一些山水、花卉小品和人物给他看(爸爸擅长的人物实在太难画了),他才赐教说:“你比较适合画工笔。”
  再回头说戴爱莲。和她相熟后,我也就把她当自己的亲生母亲了。每次爸爸和戴爱莲有什么活动,总会带上我一起去,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样子。那时爸爸是美术协会副主席,戴爱莲则是北京舞蹈学校校长。记得有一次,他们有活动没法带我去,我又哭又闹。虽然最后还是没去成,但有女儿撒娇的家总算是充满生气的。
  从性格上讲,戴爱莲和我爸爸极为相似,两人都是事业型的人,却又充满浪漫细胞。爸爸曾回忆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班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的确,这样的个性,使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同时也导致了婚姻的失败。
  1950年秋末,爸爸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一去半年多。冬天回京,冷不防戴爱莲提出离婚。戴爱莲当面就对爸爸说:“浅予,我已经不爱你了。”
  爸爸在自传中写道:“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他是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屈指算来,从1940年到1950年,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我们却是这样分手。”
  我当时十四五岁,平时住在舞蹈学校里,戴爱莲住在舞蹈团里,家里就剩爸爸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闷闷不乐的。
  印象中爸爸是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而戴爱莲是一个生活非常不规律的人。爸爸每天早起锻炼,按时吃饭,而她是困了才睡,饿了才吃。他们离婚后,我仍然经常去照顾戴爱莲,我不希望他们分开,因为只有爸爸最了解她,能和她进行精神上的沟通。
  令人嗟叹的是戴爱莲的晚年。“文革”中,那个让她移情别恋的青年舞蹈家拿了她所有的钱款逃走了。她没有后代,以后就一直独居。2006年2月9日,戴爱莲因骨结核并发症与世长辞,享年90岁。记得那天下午5点多戴爱莲的生命体征消失的时候,我在外面刚给她买了全新的内衣裤,听到消息就急忙往医院赶,但当时是下班高峰,我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一个劲儿催促出租司机快点。等我进了病房,戴爱莲的脸上已经被蒙上了白布。我揭开白布,扑到她身上痛哭。爸爸早就在1995年过世了,所以那一年只有我为戴爱莲妈妈戴孝、守灵。她的葬礼上没有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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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人美
王人美——他们磕磕碰碰过了三十年
  我爸爸的最后一任妻子是王人美。他和王人美的婚姻持续的时间最长,他们结婚那时我已经20多岁了,可以说是看着他们磕磕碰碰过了30年。在王人美的回忆录里,给爸爸下了这样的结论:“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我觉得,她会这样想和她自己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王人美是演员,没什么文化底子。她就像她扮演的农村女孩一样,是一个天真、简单的人。她之前和金焰的一段婚姻也是失败的。离婚后的王人美精神遭受了创伤,是北京的一个姐姐把她接了去,让她接受心理治疗,后来进了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工作。
  她和爸爸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两个过来人的目的都是组成家庭,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经过几个月交往,爸爸便直率地提出结婚要求。王人美开始有点犹豫,后来还是接受了。那时王人美41岁,比爸爸小7岁,她离开前夫已经10年,而我爸爸也已独居5载。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他们草草结了婚。
  这样没多大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结婚才一个月,两人就为一点儿小事顶撞起来,也不知是否因为曾经受过刺激,王人美一吵架就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爸爸离婚。事实上两人都心高气傲,不愿面对彼此心有所属的事实——王人美情系金焰,而爸爸还深爱着戴爱莲。
  其实王人美也挺可怜。她的事业一落千丈,尽演些不重要的角色。她不懂画画,对爸爸的事业也漠不关心,不喜欢爸爸成天想着去哪里画画,不能陪她。有一次,爸爸和朋友在客厅聊天,让王人美去厨房煮面,她不乐意,一怒之下摔了锅子。我记得那面条唰地一下就飞上了天花板。客人脸色很尴尬,爸爸赶紧把客人请回客厅。
  尽管如此,王人美毕竟还是我的又一个妈妈。爸爸可以躲着她(他们于1986年秋季分居两处),我却有责任照顾她。1987年,她病倒了,成了植物人。爸爸那时在全国政协开会,由于会开得紧张,又为王人美的病情忧心,忽然觉得心脏隐痛,被送进了空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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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人美住院后,我请了两个阿姨照顾她,后来发现她们竟然偷东西。我一生气,把两人辞退了,又换了一个年纪大的保姆,给她双倍的工资。王人美妈妈走的那天,在她身边的只有我和那个保姆。
  她是凌晨3点停止呼吸的。第二天早晨,我给爸爸打通了电话。我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有思想准备吗?”爸爸知晓了,一时无语。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道:“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1987年4月23日,人美遗体在八宝山火化。火化前,生前好友向她遗体告别,而作为她三十多年的家庭伴侣,我却只能从空军总医院窗口向空中遥祭。”
  王人美的单位派人处理了后事,我替这最后一个妈妈穿的寿衣。
  王人美去世后,我猜爸爸其实很想和戴爱莲重结连理,我也有心撮合他们。有好几次我去戴妈妈家探望时跟她说:“你看,你和爸爸一个住花园村,一个住东单,我要照顾你们还得两头跑。为了我省事,干脆你们搬到一块儿住算了。”她听了总是笑笑,也不言语。
  我以为她大概是同意了,就买了几个柜子放在她家里,准备他们复合之用。可没过多久,她从国外回来找我谈话,很郑重地说:“我不能和你父亲复婚,因为我心里始终忘不了我初恋的爱人。”
  原来,戴爱莲那次去英国和她的初恋情人威利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威利的夫人已病故,而威利也因此受到打击一病不起。在其子女的要求下,戴爱莲陪着最初的爱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世上的事也许就是如此,我想爸爸心里也是很无奈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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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失败婚姻把他变成一个哲学家
  从1989年夏季开始,已经82岁高龄的爸爸用了两个月时间,为他生命中的四个女人立传。在这两个月的写作期间,他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才发现以前的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是不理智不成功的。
  爸爸认识到她们陪伴在他身边的时候,其实都体现出“妇女固有的美德”,处处照顾他的生活,抚慰他的心灵,尤其是梁白波甚至不惜屈居于情妇的地位,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而他自己呢,虽然也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也有委屈情绪,但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总不自觉地暴露出某种优越感,忽视了对方的委屈,因而在共同生活中,常常指责对方的缺点大大多于指责自己。比如,当王人美指出爸爸的大男子主义时,他不但不加以自省,反而反唇相讥,说什么有大女子主义的人才会看到对方有大男子主义,逼得她让步。
  爸爸一开始给这篇传记起的名字叫《爱怨四人传》。写完后重新审读时,发现自己的某些观点不太好,觉得有重新改写的必要,同时也觉得《爱怨四人传》这个篇名太露骨,就把它改为《晴雨半边天》,这样似乎含蓄些。但他还是觉得“半边天”的说法是在为自己洗脱罪名,企图把责任推到“半边天”去。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以《婚姻辩证法》为篇名,分五个专题,以哲学的眼光来看他的婚姻观和家庭生活。于是,就把内容重新整合了一下,先后次序也重排了一下。用他的话说,就是“打破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先例,向读者全面、彻底、老实地暴露我个人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
  记得苏格拉底曾经讲过一个十分有名的笑话,他对一个即将结婚的学生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如果你娶到贤惠的太太,你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娶到不好的太太,你会和我一样,成为哲学家。”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太太是“不好的太太”,那我爸爸就是“不好的先生”。“不好的先生”通过反思,变成了哲学家,于他已经是十分不容易了。
  摘自《名人传记》2013年第2期 作者:叶明明(口述) 密斯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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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与三位名女人的婚姻
      人之婚姻,是有始有终、白首偕老幸福,还是体验多重情感、数段婚姻更精彩?相信每个人的答案各不同。 
一个男人有多次情感经历甚至多段婚姻都算平常事,但是像叶浅予这样,四段婚姻,三任妻子都是才艺双佳的名女人,却少有。 
        叶浅予1907年出生在浙江,自小爱画画,家里没有给他请过绘画老师,全是自己无师自通自修的。19岁时他跑到上海当过柜台伙计,画过广告、教科书插图,做过时装设计、舞台美术布景。1929年,他开始创作漫画,后集成《王先生别传》和《小陈留京外史》,23岁时担任《时代漫画》编辑。 
      几年前,叶浅予的父母在桐庐老家给他定了一门亲,对方是罗家小姐,叫彩云,不识字。叶浅予对这门亲事非常不满意,但是又无力与家里抗争,1930年冬季,他被叫回老家与罗彩云完婚。 
  婚后,叶浅予原准备把新娘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罗彩云坚决不干,非跟他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后来还是叶母发了话,命叶浅予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叶浅予不敢违母命,只好照办。 
  他们到上海的第二年春天,罗彩云生了个儿子,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来到上海的罗彩云渐渐习得上海少奶奶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交给娘姨,对叶浅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叶浅予很无奈:“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夫妻俩的关系越来越差。 
  就在叶浅予对罗彩云的做派极度不满意甚至到了忍无可忍时,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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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初, 叶浅予在编辑部接待一位前来投稿的女性。她的漫画题目是《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漫画画得非常传神,且意趣盎然。叶浅予有些意外,在他以前的观念里,搞漫画的都是男性,从未见过女人画漫画。眼前这位女子虽然相貌普通,却有种艺术家的风度与魅力。叶浅予不由得对她另眼相看。 
此女子就是后来成为民国时期唯一的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女漫画家梁白波。 
当时梁白波住在离叶浅予家不远的一个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彼时刚从菲律宾回国。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她就给画报社投稿,希望用稿费解决生存问题。 
       一个是在婚姻生活中得不到慰藉的苦闷男人,一个是刚刚回国找不到门路和生活圈子的年轻女子,叶浅予和梁白波一见如故,他们不仅对绘画有诸多的交流,在情感方面也渐渐有了些许共鸣。对叶浅予来说,梁白波带给他全新的情感体验,他在自传里回忆:“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她的一切生活方式、艺术思维、人生观念,对我来说都是新生的、诱人的,我无法抗拒。” 
  叶浅予每天下班都要到梁白波的住处去看望她。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促使他们的恋情像灵感爆发一样,无从阻挡。这一年春天,两人应津浦铁路局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令叶浅予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他们在北平玩了三天,铁路局的人南返了,叶浅予和梁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白天游故宫、天坛、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儿演出。梁白波给她的好友林海音写信:“我现在像一块又湿又烂的抹布,随随便便地摔在那儿,对女人来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呀,我是在北平游山玩水那阵失了足的……” 看得出,她内心很矛盾,她无法忽略叶浅予已婚的身份,可是她深陷情感漩涡又无力自拔。 
 他们的情事很快传到了罗彩云的耳中。 
 叶浅予曾与人和开过一家新时代电影公司,专拍由他创作的“王先生”片集。他和梁白波在一起不久,《上海时报》突然刊出了题为《“王先生”失踪》的文章,说“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原来,罗彩云发现了叶浅予和白波的私情,一怒之下将此事捅给了报纸,一时间,叶浅予搞婚外情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此番动静非但没有挽回叶浅予的心,反而彻底阻断了他回家的路,无所顾忌的他索性带着梁白波到了南京正式同居,同时向罗彩云提出离婚。 
  罗彩云对叶浅予说,自己是明媒正娶的原配,没犯族规、家法,为叶家生儿育女,叶浅予要休自己需支付一笔终身赡养费。这件事最后由一位律师朋友出面,达成了分居协议,叶浅予保证按月向罗彩云提供赡养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浅予将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叶浅予的家人一起生活。罗彩云多年后在儿子的劝说下与叶浅予离婚。“文化大革命” 时叶浅予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监狱,罗彩云受到牵连,后吞服过量安眠药去世。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的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叶浅予和梁白波联合张乐平等组成了漫画宣传队,日夜都在一起。表面上似乎很和谐,但是梁白波的内心却有阴影,叶浅予没能离婚,她的身份只是情人,这让她尴尬,也让她不快乐。 
       就 在这时,梁白波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此人本是叶浅予的亲戚,来拜访他们,与梁白波一见钟情。这一年的夏季,叶浅予要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很想让梁白波同行,想不到她一口拒绝,不仅不会陪他去香港,而且要同他分手。叶浅予懵了。但冷静下来,他倒有了些聊以自慰的心情,觉着从此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他没有挽回这段感情,俩人在武汉就此话别。不久,梁白波脱离漫画群体,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40年代梁白波随后来的丈夫去了台湾,后因患精神分裂症于60年代至70年代之交在海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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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春季的一天,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找到叶浅予,说孙夫人想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于是请从英国到香港的华侨舞蹈家举办一次表演会,希望包括叶浅予在内的画家在宣传上能给予帮助。叶浅予欣然应允。 
 这位舞蹈家叫戴爱莲,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是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华侨,操一口英语,不会说中国话。叶浅予只是再中学时学过一些英语,两个人的交流只能通过打手势、画图和翻英汉词典来完成。   戴爱莲在英国留学时有过一段初恋,对方是大学雕塑系的老师,叫威利。但是对方已经有女朋友,她是带着逃避感情和参加抗日的目的来到香港的。叶浅予刚刚被梁白波抛弃,急需要一段新感情来慰藉自己受伤的心。一个是相貌英俊的青年画家,一个是楚楚动人的舞蹈家,两人在相识一周后双双坠入情网,热恋起来。只能说,人生的缘分有时真是妙不可言。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叶浅予她想去延安。叶浅予为出版问题正要去重庆,他说他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关系,先结婚,再上路。 
 一次募捐义演活动后,戴爱莲和叶浅予在宋庆龄办公室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宋庆龄高兴地做了他们的主婚人。 
       这一年,叶浅予33岁,戴爱莲24岁。 
 他们的婚姻在最初的几年非常和谐幸福。戴爱莲开表演会,叶浅予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叶浅予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戴爱莲替叶浅予做。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 
 1949年北平解放,叶浅予和戴爱莲此时已回到北平,戴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是舞蹈组的领导;叶浅予是美协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聘请戴爱莲当了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他们共同走过了一段极其艰难而留有深远影响的路程,事业上互相扶持。叶浅予深爱着戴爱莲。但是双方生活背景、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也让他们之间有很多无法调和的矛盾。戴爱莲是个自我、独立而又坦荡寻求知己的女性,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完全的,又是完美的。她希望叶浅予了解她的一切,包括她在英国曾与雕塑家威利那段刻骨铭心的初恋,而叶浅予是个大丈夫,他认为那是她个人的私事他不要知道,一直回避不与戴爱莲交流,这让她很失望。 
     1950年秋末,叶浅予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爱莲忽然向叶浅予提出离婚。这真是睛天霹雳,叶浅予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戴爱莲非常直接地说:“我不爱你了,我爱上别人了。”叶浅予问那人是谁,戴爱莲说是她指导的舞剧中的男主角。这个人叶浅予也认识。 
 叶浅予非常痛苦,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再挽留她。1951年,叶浅予与戴爱莲办了离婚手续。从1940年到1950年,叶浅予和戴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10年。在所有的女人中,她对他影响最深,也最令他伤感,一生都难以释怀。 
  戴爱莲与叶浅予离婚后与那个男主角结了婚,本以为找到了她的幸福,后来她却为这段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男人拿了她的所有钱款逃走了。 
     戴爱莲与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关系非常好,一直母女相称。上世纪80年代,叶浅予的第四任妻子王人美去世后,明明看到父亲和戴爱莲都孤身一人,就极力撮合他们重新在一起。她去戴爱莲家探望时对她说:“你看,你和爸爸一个住花园村,一个住东单,我要照顾你们还得两头跑。为了我省事,干脆你们搬到一块儿住算了。”戴爱莲听了总是笑笑,不说话。明明以为她大概是同意了,就买好几个柜子放在她的家里,准备他们复合之用。不久后,戴爱莲从国外回来找到明明,很郑重地说:“我不能和你父亲复婚,因为我心里始终忘不了我初恋的爱人。”原来,戴爱莲去英国和她的初恋情人威利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威利的夫人已病故,威利也因此受到打击一病不起。在其子女的要求下,戴爱莲陪着最初的爱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她对这段浪漫的晚景生活无法忘怀,所以不能再接受任何感情,哪怕是和叶浅予再续前缘。 
  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外人评价,叶浅予都是一个好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男人。但是他深爱的两个女人梁白波和戴爱莲都先后离开了他,尤其是与戴爱莲的离异深深打击了他。他独自一人过了几年,有一次他发病昏倒在地上躺了一夜,朋友们知道后深感他这样的生活太辛苦,开始张罗着给他重新组织一个家庭。于是叶浅予生命中的第四个女人出现了,她是电影明星王人美。 
  王人美的前夫是有着著名老牌影帝之称的金焰。两人结婚时,王人美刚满20岁。他们的婚姻维持了11年。金焰是王人美的初恋,虽然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她内心始终有金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离婚多年都没有说过金焰一句不好,在她晚年的回忆录里,有十多张他们甜蜜生活的照片。也因此,她在与金焰离婚10年后都没有再婚的念头。 
        1954年初春,叶浅予和王人美经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介绍见面。早在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叶浅予曾在画家丁聪家里和她见过一面,彼此是认识的。不过那时王人美待字闺中,叶浅予和他的爱人梁白波在一起。如今年纪大了,两人都想有个稳定的家。1954年5月,他们在西单的一个餐厅里订了三桌谭家菜,请了各自的亲朋好友参加,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后,两个人由北京迁居上海。 
  王人美直爽,热情,办事认真,对叶浅予的衣食住行都非常关心,要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叶浅予不受约束,几次三番就产生了矛盾。结婚才一个月,两人就为一点小事顶撞起来。王人美气呼呼地称他“倔老头”。两人的个性都强,于是经常磕磕绊绊,使彼此不愉快。王人美曾评价叶浅予:“他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叶浅予在他的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中说:和王人美磕磕碰碰三十年。但是即便吵架非常厉害,两人也分居、冷战过,却始终没有彻底分开。一方面,两人都已晚年,没有精力再折腾。还有一点,叶浅予虽然对女性不够体贴,但本质上是一个很善良的人。1950年时,王人美被诬蔑曾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来往,她受到极大刺激,被送进了疯人院,后来经过家人的陪伴才得以康复。1957年她又发病,被送到北大医院。晚年王人美因一次意外摔了一跤引发脑溢血,从此失去知觉,只有呼吸。她经历这一切苦难时,他始终不离不弃在她身边。 
1987年4月12日晨,在叶明明的陪伴下,王人美病逝。1996年4月在一次老友聚会中,叶浅予站在他家十层楼的窗口望向远方,突然对身边的朋友说:“我没有去八宝山,向人美最后一次告别,我在‘政协’开会,我病了,住进了医院,医生不让我去。那天是阴沉沉的天气,我就站在窗前,一直遥望着八宝山的方向……”他说,等他死后,要葬在桐庐老家,并把王人美的骨灰迁回合葬。同一时期,叶浅予想与戴爱莲复婚,一起度过余生,被戴爱莲拒绝。 
 叶浅予一生中经历的这四个女人,究竟哪个女人在他心里的份量最重?怕是除了他自己,没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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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浅 予 和 他 的 四 位 妻 子
                   ——《爱怨四人记 我的婚姻家庭生活》
                                                              作者叶浅予
       我在1987年80岁生 日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样公开 写自己的私生活,岂不影响你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倒反而能破除社会上对我的猜疑。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为这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 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打破了写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惯例,如实向读者介绍我的婚姻与家庭。
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2年我15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读中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的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出来,已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女朋友,她愿意帮这个忙。我只从小说上读到过所谓男女之间的“爱”,倒也想探索一番。
       在我将近17岁的时候, 经堂姐介绍,与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见了面。会客室位于校门过厅的一侧,人来人往。我俩老老实实地坐着,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说,又加众目睽睽, 大有如坐针毡之感。不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倒是她开口问我:“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看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 荒而逃,心里却是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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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我们开始互写“情书”。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处去借现代文学作品,东抄西抄地对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写“情书”用。
       一来一回的情书,每星期 可以写两次。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起来,特别是几次游湖之后,似乎我俩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既然你那 么对我有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是“私订终身”了吗!可实际上我并没当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写情书照例要达到的“高峰”,犹如小孩玩“过 家家”,用积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顶,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并未表示接受还是不接受,竟然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渐渐被学 监发现,彩色的洋信封时常被截留。这学期末,我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学习成绩也降到“丙等”。这我倒不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南货店的生意人,对我 的学业并不关心。但我总觉得在老师、同学面前太丢面子。正在这时,一位姓金的同学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正在招收江浙籍学生,他认识一位助教,可以介绍我们跳 级报考。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么邪,也许是要实行那“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 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到厦门。等到达厦门大学时,考期已过,幸亏那位助教说情,校方同意我们补考。补考结果,只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 取,我们四人都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父亲打听到我和女友结伴去了厦门,急忙汇了100元路费来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没脸去见父亲, 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干着急。父亲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亲自到杭州来押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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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家门,父亲破口大 骂。我一赌气,独自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母亲生怕发生意外,横拉竖扯地把我拉回了家,哭着对我诉说:“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 厦门赎你回来的那100块大洋,还是拿两亩田抵押去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是正经……”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惊醒。什么交女朋友、读大学,都抛在了脑后。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赶快找个谋生之道,填饱肚皮要紧!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亲去旅馆押我时,已看出情况不妙,赶快“撤退”。我俩从此断了联系。这“纸上谈兵”的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此时我已23岁,父母一心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订了一门亲,来信逼我回去成亲。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用费,便喜气洋洋地回乡完婚。
       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她坚决不干,非跟我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甚至寻死觅活。后来还是我母亲发了话,命我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办。
       那时,我在《上海漫画》编辑部工作,兼作云裳公司服装设计员,收入不算太低。我们租了一个前楼居住,厨房在楼下,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务事便托房东太太照顾。
       我有了家,以为日子会这样和和美美地过下去,哪知道生活并不都这么如意。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个儿子。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期间,罗彩云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什么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
       我呢,当时以画“王先 生”为起点,漫画创作正在旺盛时期。我深知自己年少时没有好好读书,底子比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脚,特别是要想在漫画出版界混出点名堂来,非狠下苦工夫不 可。因此我任劳任怨,全力以赴。白天办《上海漫画》周刊,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兼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信赖;晚上拼命读书,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忙 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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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和罗彩云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觉得精神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一点生气都没有。
       就在我最苦恼的时候,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我的生活。
       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 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 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份”。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 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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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罗彩云为什么不离婚 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说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规家法,否则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当时上海习惯,离婚要付一笔终身赡养费,按我的经济状况,确是力所 不能及。另外,我脑子里也有封建意识,觉得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不能太对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协态度,形成了一种我们两人都很难熬的 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 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曾回老家探望过他们。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前,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 次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明明就一直在戴爱莲的照顾下生活,后来进了舞蹈学校,继承了后母的事业。儿子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任 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住。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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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钟情第三课
       我和梁白波结识,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着自己画的一幅漫画来我们编辑部找另一位编辑投稿。当时,漫画的投稿者中,女性几乎没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我便以编辑身份和这位女画家打起交道来。
       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最近才从那儿回国。目前她正失业,朋友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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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触中,我发现白波对我似乎颇有好感,主动约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经过若干次晚间的约会,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北平之游,使我和白波之间增进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艺术上的切磋,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这一切便不得不马上中止,为我毕竟是一个有妇之夫!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上居 然登出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从罗彩云处访来的,说什么“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想不到我个人的家庭纠纷竞 捅向了社会,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安了个“窝”。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幕,我被罗家父女“押”回上海。离婚不成,后来由一位律师 朋友出面,同罗彩云达成了分居协议。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几年,对我艺术上帮助很大。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擅长于通过心理描写,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抽象的图像。她曾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画,其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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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以为,通过战地锻炼,我和白波的共同生活会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哪知道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晚上则互相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
       武汉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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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唱夫随第四课
       1940年春季的一天, 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宋的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 举办表演会,希望我在宣传方面给以支援。廖大姐告诉我,她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闲着,戴氏就利用这条件,每天上午到舞厅去编舞练舞。廖大姐 希望我约个时间去和戴氏见见面,并从旁观察一番,画点速写,为她的舞蹈晚会设计一张海报。
       我如约去了。这位舞蹈家 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程度的英语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一个星期以 后,我和戴爱莲成了熟朋友。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我俩之间即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开始谈情说爱。当然,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无法抗 拒。
       我们之间感情发展如此迅 速,一个重要契机是在九龙半岛酒家举行的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我为它尽了最大努力,既当舞台监督,又兼服装管理,还请来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大姐 则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辛勤工作,帮助戴爱莲为祖国抗日的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也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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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 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正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我俩 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再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当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 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
       宋庆龄主动当我们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处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和爱莲结为夫妇。参加宴会的有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莱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琛。这一年,我33岁,爱莲24岁。
      一周后,我和爱莲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征途。在桂林受到欧阳予倩的热情接待,他请我们看了广西地方戏——桂剧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即爱得入迷,当即立下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我们离开桂林赴重庆。
      到了重庆,老朋友们把我 俩团团围住,说要看看叶浅予凭了什么魅力“骗”来这样一位华侨舞蹈家。爱莲见他们唧唧喳喳,她一句也听不懂,就目瞪口呆地问我,朋友们在议论什么?我实话 告诉她,说他们怀疑我是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爱莲急了,忙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们都哈哈大笑。
       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 “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才知道原来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真高兴!”我说:“你看了那么多东西, 走了那么多路,可知道你才走了中国西南部的一个角?”她大惑不解,问我,若去延安,是不是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是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被截住, 送你回重庆哩。爱莲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宋庆龄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会向周恩来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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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周恩来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我和爱莲。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便说服爱莲暂时不去延安。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
       爱莲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 达(当地华人称“千里达”),15岁随母亲去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次年她就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我们在美国时,她31岁,离家已16年, 思家心切,便决定回特立尼达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家里人见见她从祖国带回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举行了全国首届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队伍胜利会师。我和爱莲此时已回到北平,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我当了美协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请爱莲当了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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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戴爱莲
       这一年秋末,我受命参加 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爱莲忽然向我提出离婚。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她说是 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屈指算来,从1940到1950,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 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分手。
磕磕碰碰第五课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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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们有意促成的。在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画家丁悚家里和她见过一面,但没有交往。1955年又经朋友介绍见了面,目的很明确——希望我们组成家庭。
       当时人美41岁,我48 岁;她离开前夫金焰已经10年,我也已独居了5载。应该说,我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习惯都不甚了解,但考虑到两人年纪都大了,找个伴,无非是相互照顾, 解除寂寞,谈不到什么谈情说爱;况且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本来就有一定的透明度。因此,只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我便提出结婚。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她正在 长影拍片,在给我的复信中,她这样写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们的 郊游,的确使人怀念呢。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总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的直接就提出问题。我的答复可 能令你不满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么?当然,这样说 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弃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人美的考虑是有预见性的。
       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婚礼当天就不大愉快。人美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描写:
      我们想老头儿老太太结婚 不要声张,可不知怎么,风声还是漏出去了。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怎么答谢呢?叶浅予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几十个人拥进四川饭店,有郭沫若、于立群、阳翰 笙、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风等等。叶浅予花了近200元钱。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已经破产了,因为他全部财产也只有200元。我又好气又好笑,只 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
       婚后,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思想偏狭,争强好胜,总怕别人小看她,处处摆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动不动就发脾气。结婚才一个月,我俩就为一点点小事顶撞起来,她竟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一个月便离婚,简直荒唐!
       我问:“这到底为什 么?”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我说:“咱们都四十多了,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赌气便散伙吗?”她说:“就是因为四十多了,这日子过下去 将难于收拾,所以还是走开好。”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她哑口 无言了。想了想说:“那么,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那以后,我逐渐摸到了人 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内外的界限很难划分。例如,她对我们的住房不满意,老要找房管 所修这修那,房管所就给她“拖”。拖得她不耐烦了,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外掌柜懒得管,有时顶一下,内掌柜就火了,闹着要搬到北影去住。北影认为叶浅予 家已经住了7间房,不能再给她分房。为此人美屡次和我闹别扭,说不该和我结婚,使她丧失了她应得的权利。
       类似这样的磕磕碰碰,长年不断,大佛寺西街47号几乎没有平静的日子。我和人美之间,越来越感到缺少共同语言,甚至无法交流思想。我只得一心向事业上去寄托感情。人美也很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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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叶浅予

       在人美的回忆录里,给我下了这样的结论:
       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1980年,为了换房的事,人美多次骑车去房管所。5月12日她在下车时突然跌倒,当即说不出话来。急送协和医院,确诊为脑血栓。治疗了一个来月,仍左身偏瘫,上下肢关节僵化。又经三个月,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动,出院回家。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拆迁。按协议规定,我搬至中国画研究院画室内暂住,人美则暂迁至北影厂招待所内。分居两处,我每周去北影探望,人美也到画院来看我,两人像走亲戚似的来往,倒也别有情趣,减少了许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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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12月4日,我突然接到电话,说人美在从医务所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神志不清,现在积水潭医院抢救。我急忙赶去,见人美双目紧闭,全身瘫痪,已不能说话。医生确诊为脑溢血,情况相当危险。
       不久,我正在全国政协开会时,忽然感到心脏隐痛,是心肌梗塞的老毛病又犯了。医生叫我躺在床上,不许动。幸亏有个好女儿明明,忙着往两边医院跑,分头照顾人美和我。
       1987年4月12日晨,明明来电话说,昨晚守了妈妈一夜,到凌晨3时,妈妈呼吸停止。明明劝我不要难过,说已尽了最大努力抢救,非人力所能挽回。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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