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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路遥:“平凡的人生”  

2017-03-27 09:59:36|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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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原名王卫国,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路遥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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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
1968年,路遥以群众代表身份被结合进延川县革命委员会, 并且担任了副主任职务。
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 在路遥回乡务农期间,路遥和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的习近平总书记同住一个窑洞,两人成为朋友,曾彻夜长谈过。
1970年,路遥在延川县文化馆编辑的油印小报《延川文化》上发表了《车过南京桥》的诗作。 
1972 年秋天,路遥被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同年, 在诗人曹谷溪努力下,延川县成立了“文艺创作组”,创办了铅印的文学刊物《山花》,由几个在不同单位的文学青年共同编辑,路遥是其中之一。这期间路遥写了很多诗。
      1973 年, 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在延安大学期间,路遥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同年7 月,《延河》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10 月, 路遥到西安,参加了《延河》编辑部召集的创作座谈会。从这个时候开始,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作家的机会, 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接着, 路遥相继发表了《姐姐》、《雪中红梅》、《月夜》等一批短篇小说。
      1976年8月,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工作。 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经历,引起很大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轰动全国。《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同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人生》发表之后, 路遥又接连写作了发表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小说。
1984年,开始筹备创作《平凡的世界》,1985 年秋天, 路遥来到铜川的陈家山煤矿为创作寻找素材。
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因此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该书未完成时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1990年到1992年,路遥处在创作休整期。一方面要恢复一下严重透支的体力;另一方面,也好对创作进行一番思考。为了回答人们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诸多提问,路遥决定就《平凡的世界》创作问题写一篇随笔,这就是后来面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1992年8 月1 日,路遥离开西安返回延安,9月5日,路遥返回西安,亲友为他送行。  同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11月21日,在西安三兆公墓举行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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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路遥与好友白光明合影。
创作特点
       作品思想
         发展空间的限制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平凡的世界》安排孙家兄弟俩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其兄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办砖厂起家致富;其弟孙少平求学、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通过他们两条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
         路遥通过进城故事寄托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遥的小说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其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核心的,在这一基础的核心对立之下,衍生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因子,文明——愚昧、先进——落后、浪漫——淳朴、复杂——纯洁、高贵——卑微、自信——自卑,等等。这些因子被作者有意识地排列起来,并通过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事件清晰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了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两极。这显然是一种被作家精心结构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征,后者是乡村的隐喻。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客观的笔触去书写乡村、描写都市,在路遥笔下,城市与乡村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且是文化空间的对立,城市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而乡村也在城市的阴影中展开。实际上,路遥进城故事书写是早期乡土文学的审乡情结的再现;以城里人的眼光,围观乡村的“恶”,以此来反思和反省乡村。城市是进城乡下人的欲望对象,毫无疑问的是,乡村空间指向的是历史和记忆,城市空间肯定指向的是未来。
      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记录了改革初期农村青年的人生奋斗历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口号以来,中国社会自此步入了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换的关键时期里,随着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动。作为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动和冲击的力量,他们开始对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产生不满与怀疑,而对具有现代文明诱惑的都市产生强烈的向往。一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路遥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的进城历程和人生奋斗足迹,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惮于违背传统道德伦理而力争到大城市发展自己的前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彰显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努力与尝试。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他们无不是八十年代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人物。因此,可以说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通过高加林、孙少平等进城乡下人形象的塑造,较早地传达出社会变迁的时代信息,使得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甚至使得今天的读者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
      路遥创作在思想方面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哲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不是外加的,相反已经和作品对生活本质的揭示融合一起,成为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必然结果。特别是路遥中篇的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哲理性结构。生活在这些中篇里成为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生活的过程构成了一个个人生的大轮回。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思考,就从这大轮回中衍化出来。高加林怀着一颗勃勃雄心,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上,威武雄壮地表演了一番,最后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愿呆的农村。但是这种轮回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经过了生活的历练与艰辛之后的一种重新出发。
爱情观念
       作家几乎为他每一个创作的爱情故事都安排了一个不甚光明的尾巴;《在困难的日子》中马建强对吴亚玲的情感披自卑放逐,最终无奈地看着吴亚玲和郑大卫门当户对地在一起,《人生》中的黄亚萍最终却没有勇气跟随高加林回树当农民,她将永远无法走出精神失恋的痛苦阴影,刘巧珍为被县里清退的高加林求信说明他心底里爱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秀莲的婚姻中始终不能抹去田润叶的影子,婚后的田润叶以与丈夫分居的方式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贞,独自饮下了一杯自己亲手酿造的婚姻苦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路遥所讲述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剧:固然,“有情人难成眷属”不失为一种悲剧,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爱人的“物质婚姻”更是足以撼动人心的悲剧。由此可见,基于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基础上的恋爱才是路遥心目中理想的婚姻。
       路遥还通过爱情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在路遥笔下,爱情只是作为其笔下青年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插曲而存在的,路遥则仅仅是为了表达人生奋斗的主题而写爱情。在路遥笔下的爱情故事中,对于男性主人公而言,爱情只不过是他们在由乡而城道路上的踏脚石。正如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踩着一个个女人最终走进了豪门贵族小姐的闺房,路遥笔下幻想进城的农村男青年也几乎是试图踏着一个个女人以实现自己的进城理想,他们或无情地斩断与成为进城道路上绊脚石的农村女性的爱情关系,或将城市女性作为进城的敲门砖。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风雪腊梅》中的康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路遥总是以道德伦理作为判断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甚至那本该不能掺入一丝杂质的爱情生活,也同样无法摆脱道德的审视。路遥浓重的道德情结,使得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特别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对爱情选择的重大意义。这种在爱情故事中所显露出来的道德审视在路遥的早期小说《人生》中已经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接受了现代情爱观念影响的作家能够对高加林和黄亚萍基于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结合做出自觉的肯定;另一方面,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作家对被高加林抛弃的刘巧珍怀有深深的同情,甚至为了表达对传统女性刘巧珍的同情而突出“插足者”黄亚萍的自私、任性、轻浮,从而加重了对现代女性黄亚萍谴责的砝码。由此可见,作家路遥习惯于从道德角度审视爱情生活,致使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无法摆脱道德理性的拘围,这也是其爱情故事书写的局限所在。
艺术风格
       总体风格
      路遥不是一个四平八稳、刻意苦吟的诗人,他在秉承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客观冷静描写的同时,同样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他认为作家作品中观照的现实必然有作家的主体判断,融入了作家的个人情感。路遥十分注重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和作品中的激情倾注,将现实主义的直面人生和浪漫主义的奔放热烈一同融入到作品中,读他的作品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蕴含在作品中或缓或急的激情涌动。在路遥为我们建构的小说世界中,你能体会到和路遥一样炽烈、温情、友好、质朴的浓烈的激情,你会随着路遥的笔感受一次次心灵的震颤和悸动,一起悲或一起喜,一起怒亦或一起怨,让你体会到和作家一样的柔情似水,一样的血气方刚。
       尽管与民间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路遥毕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其创作又显示出一定的超越性特征,典型表现就是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使故事不断向前推进。民间文学讲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叙述受到影响,路遥力求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须要突破这种单线连续发展的叙述模式,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交化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特别是当故事呈复线发展的时候,对民间说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追求时间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为明显,典型例证就是多线结构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将双水村与县城两个平行发展的故事通过孙少平、田润叶等在城乡之间的位置变换有机结合为一个完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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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
       路遥作品中所创造人物的理想追求、人生价值、道德价值等一系列观念太过难美、太过理想化,太过单一,路遥常常在作品中为刻意追求这种唯美而放弃对现实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路遥作品成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意义的经典。比如,孙少平与田晓霞最初萌发爱情就是因为他们对读书和思考的共同爱好,这就奠定了志同道合的爱情基调。晓霞爱少平的是他的顽强意志和奋斗精神,少平爱晓霞的是她的博学善恩和勤奋敬业,这基本上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且他们的爱情本身也基本上是由互勉和思念构成的精神恋爱。其实,爱情是有多重风景的。志同道合是一种美,两情相悦是一种美,温柔思念是一种美,灵肉结合是一种美。而《平凡的世界》只为我们展示了志同道合这一重美景,崇高固然崇高,但却失之于单一,没有展示出“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人们的平凡爱情中多个侧面、多个层次、多种形态的丰富多姿的美。
       而对于配角,路遥所塑造的形象也是有特色的。例如,“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动乱岁月,又是一个考验人性品格的大舞台,作者以此为背景,塑造出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一是忧国优民、大公无私的忠诚干部,一是趋炎附势、惟利是图的跳梁小丑。
      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展现了1967年造反武斗的历史画面。就在广大人民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头头们挑动起来,即将进行一场严重武斗的危急时刻,县委书记马延维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正义凛然地跋涉到剑拔弯张的造反大厅,挺立于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作者刻画了县委书记马延维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而宁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挞了如县委副书记李维光见风使舵、毫无党性人民性的败类以及如金国龙等一群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投机野蛮之徒的无耻嘴脸。
      在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中,故事主角一般设置为农村青年,其中有男青年也有女青年。女青年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刘丽英,《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红梅、孙兰香、金秀等,这些乡村女青年拥有进城的天然资本,那就是她们的长相优势,通过相貌换取进城资格,她们可以通过婚嫁进城。然而,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最关注的其实是男青年进城,尤其关注这些男青年身份的设置。与这些具有相貌优势的女育年相比,男青年通常具有知识优势,这些男青年拥有进城的精神资本却没有进城的物质条件。
       其次,路遥在其进城故事的讲述中塑造了新人特质的农民形象。在路遥的小说中,从高加林到孙少平,组成了一个进城乡下人的人物序列,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混合型的精神特质使得他们成为鲁迅笔下和柳青笔下的农民形象之后呈现多重组合性格的农民形象。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中国农民形象的内涵得以丰富和深刻,是路遥对中国农民形象画的重要贡献。
获奖记录
文学类
? 1991    第三届    茅盾文学奖    《平凡的世界》    (获奖)    
? 1984    陕西省文艺创作“开拓奖”一等奖    《人生》    (获奖)    
? 1983    第二届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人生》    (获奖)    
? 1982    第一届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    (获奖)    
? 1982    《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    《在困难的日子里》    (获奖)    
? 1981    《鸭绿江》作品奖    《风雪腊梅》    (获奖)    
? 1981    《当代》文学荣誉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    (获奖)    
? 1981    《文艺报》中篇小说奖”二等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    (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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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纪念
     纪念馆
      路遥纪念馆由清涧县委、县政府投资建设,于2009年8月动工,历时两年建成。纪念馆名由著名文学家冯骥才题写。场馆总占地面积5332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006平方米。主体馆布展的内容分为“困难的日子、山花时代、大学生活、辉煌人生、平凡的世界、永远的怀念”六部分,共展出和收藏路遥生前生活用品、手稿、信函、照片、音频视频等珍贵实物及资料600余件(张),真实地再现了路遥的一生,“生活就是无休止的奋斗”,集中地展现了作家具有史诗般品格的文学世界和“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创作精神是一处追寻路遥足迹、缅怀作家当年、弘扬人文精神的文化场所。除此之外,馆内还展出了铁凝、刘文西、贾平凹、何西来、雷抒雁等众多名家赠予路遥纪念馆的题词。
纪录片
    《路遥》是以电影全纪实的手法实景再现作家路遥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历程的大型人物纪录片。纪录片共八集,每集的片名分别为《惊蛰》《谷雨》《芒种》《夏至》《大暑》《霜降》《大寒》《立春》,讲述了路遥出身寒苦、命运多舛的的一生。该片由路遥文学联谊会组织发起,08年启动,10年5月全部完成制作,2010年11月首播于香港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CCTV9频道于2011年3月28日至30日每晚22:10分为上、中、下播出。2011年3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等在西安为纪录片《路遥》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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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的世界背后:回望路遥
       核心提示:2015年初《平凡的世界》再上银幕,把作家路遥拉回大众阅读的视野中。路遥的作品历经数十年依然能够感动中国人,但43岁英年早逝,他本人的人生和世界却始终呈现出“谜”的状态。我们尽力在解谜的路径中,理解路遥。
强人”生长
    在曹谷溪心里,路遥永远是1970年盛夏的样子。“我29岁,他21岁,一起骑一辆再少一个零件就没法走的破车,去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采风。”两个人站在黄河边上笑得咧开大嘴,戴白帽子的路遥扶着刚跳过来的曹谷溪的肩膀,三脚架上的相机帮他们自动合影一张。在路遥生命最后的71天,他要曹谷溪把这张照片放大,带去了西京医院相伴。今年75岁的曹谷溪要喜欢路遥的人去延川县那个2排18号窑洞看一看,并说“我给你报销路费”。他有事没事就去延安大学在文汇山给路遥建的墓地,点两根红塔山烟,对故人说“你一根,我一根”。
      拍摄路遥长篇纪录片的导演田波也是陕北人,他对我说:路遥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他始终留着回家种庄稼的念想。路遥身世被渲染得过于苦难凄凉,往往忽略了他童话般瑰丽描写背后,实际上拥有童年快乐和家庭温情。他的生母马芝兰一生务农,2011年去世,不少人看望老人时都会留下一点慰问金。他的养母也就是大伯母叫李桂英,2004年2月去世,此前不到一年,延川县决定给李桂英每月补助150余元。这些细节往往令人感慨于路遥的文学成就没有太大地改善他的家庭境遇。80年代曹谷溪对路遥的“不孝”颇有指责之意。“我只对你说一次,以后再也不会说。我爱我的母亲,从内心到外在不比你少。”路遥写于1980年的长信里讲述了母亲的苦恼,也流露了真情。
       人人都知道路遥在8岁时被过继给了大伯家。路遥自己的文字描述得细密而痛苦。“母亲给我穿上新布鞋,整整走了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8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我一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溜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关于这段过继往事,他的小学同学海波讲得更客观,陕北民谚有说“男娃不吃十年闲饭”。路遥作为长子在家庭中能够承担割草、放羊等劳动,被过继给大伯,无论感情还是理性,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路遥的亲生父母是清涧农民,家里孩子多,路遥后面活下来的有四个弟弟。生活贫困使亲生父亲一再要终止路遥上学,但路遥成年后却不忘父亲的能干,说是远远一看山坡,就知道哪片庄稼是父亲的杰作。但当时,“自己下地干活,看见同龄人上学就难过得想哭”。大伯一家没有生育,与奶奶住在延川县,虽然也是农民,让过继来的路遥上学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在朋友印象里,少年时的王卫国(路遥)虽然是“黄土坡上穿着个翻了毛的破棉袄一高一低走路”的样子,但他的强烈个性却是公认的。“他是孩子王。”海波说,而且他想当孩子王。路遥成名后曾带着贾平凹站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他把一块石头使劲向沟里扔去,沟畔里一群鸟便轰然而起。”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路遥的过继实现了他从农村到县城来上学的第一个人生转折。延川对于他出生的清涧,俨然已是一个县城。口音和外来移民的身份首先被嘲笑。从一开始路遥被欺负,大伯和大伯母还要拿着洋芋、萝卜去人家家里道歉,到路遥把村里的孩子全都收服了,只用了很短时间。路遥就此脱离了家庭的保护,开始用自己的能力生存。
       路遥自己对于食物的贪婪描写有真实的自传性质。食堂如何分为甲乙丙三种饭,他为了吃一口白馍,曾在同学的欺辱中学狗叫。海波说,路遥属于延川小学的“半灶生”,住在学校,每周两次可以回家拿粮,喝熬锅水。带糠的食物进入热饭菜的大蒸笼后,要在饭铃打响时首先冲出去,才能确保自己拿得到食物,要不然“团粒结构”太松散,会污染其他人的细粮,再碰两下,拿都拿不住了。上世纪60年代的饥饿并不只是路遥一个人的经验。他曾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一九六一年纪事》里,描写马建强在县高中读书时饥饿贫困的生活,遭受的屈辱和自尊、自强的性格。日本研究者安本实认为这个人物能够折射路遥的生活经历和心态。“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这样写。
       那不是一个物质匮乏击垮人的时代。贾平凹觉得路遥童年的贫困被过度解读,他说“那个时代人人都穷,也都不当一回事”。路遥去世时还留了1万块的外债,但这也不妨碍他到西安当时最好的凯悦酒店给女儿买60块钱的三明治。“他是一个强人。”少年时代的路遥已经有自己的取胜方式,他常到县城中心的新华书店和阅览室去翻阅最新的报纸杂志,海波经常跟着路遥一起去。精神的匮乏导致延川中心小学里最有话语权的,都是常看电影的干部子女。一张一毛钱的电影票,普通干部的月薪大约30元,而一个农民一天的工作收入才一毛钱。在人人羡慕电影的音乐、服饰和台词时,路遥在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也看到了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后来有了他创作的主人公的“高加林”。这些新词汇、新理想让他很快就战胜了那个小学里的普遍价值观,不仅受到老师刮目相看,很多大人甚至鼓励孩子和路遥交朋友,所以路遥后来每次快要失学,总有同学的家长拿出学费来资助他。他小学毕业时,大伯当时已经40多岁,作为最传统的农民,只想给14岁的路遥赶紧定亲,拒绝让他继续升中学。大伯觉得路遥“说起来精着哩,其实憨得什么也不懂”。路遥深信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到处寻求帮助,依靠村里书记刘俊宽给的两升黑豆,升入了延川县唯一的中学延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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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奋斗
    安本实认为,路遥一生创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农村的知识青年,如何转换为非农身份,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里奋斗。
      1966年路遥初中毕业,考上西安石油化工学校,这原本是他终于以读书方式脱离农村的正路。当时人才紧缺,这个中专学校不仅会让他得到城镇户口,每个月还有补助,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然而,暑假“文革”开始,所有的初中生都回到原学校去参加,路遥回到延川中学。他从外地串联回来以后写大字报,其中有“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因为很欣赏这两句话,他一度将“冲天笑”作为自己的化名。他的三、四、五弟分别被他改名为王天云、王天乐、王天笑。在那个时代里,路遥的文采、出身和性格都促成他很快走上了政治舞台,也很快就下台了。“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渺茫无知……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文革”中他还叫王卫国,作为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他出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所谓的“19岁就成了县团级”。另外“文革”中牵连他的武斗案,在32个证人的证实下,1969年查清与他无关。“‘文化大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本和他分属两派,又化敌为友的曹谷溪,传说“文革”中得到了路遥的保护。“太夸张了。”曹谷溪对我说,“反正他没保护过我,有没有保护班主任、老师,我不知道。”曹谷溪和路遥相识在1969年。“1969年我刚从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当通讯干事。那一天他正好在我的房间里,军代表当着我的面宣布了路遥被免职的决定。”曹谷溪说。路遥回马泉营小学教了几个月语文,又被曹谷溪叫回延川县委。尽管受武斗案牵连,他从组织上还是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去“铜川二号信箱”,也就是保密工厂工作。路遥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初恋林红。
      林红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关庄公社的前卢沟村插队。据回忆者介绍,她能歌善舞,小巧玲珑。林红第一次见到路遥,是路遥坐在主席台上发言,她在台角喊口号,并没有后来人臆断的白富美和穷小子的地位差距。路遥喜欢下雪天沿河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喜欢大红衣服,都和林红有关。去了工厂的林红很快通过一个在内蒙古的朋友给路遥寄信,转达了分手之意。曹谷溪一辈子只见过路遥两次痛哭,一次就是这一天。海波说:“我11岁认识路遥,他是个多么骄傲、有个性的人。”海波和曹谷溪都对我说,很多年里,连林红这个名字都没有从路遥嘴里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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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母李桂英曾说:“路遥上大学以后,完全是林达供着的。”1973年被延川县委书记申易推荐,路遥上了延安大学,1974年申易推荐上大学的人是习近平。林达是“很有才气的北京知青”,父亲曾担任廖承志的秘书,插队期间林达回厦门父母身边,报告了与路遥的恋爱情况。后来她在西安、北京工作,无论路遥生前身后,都尽量避开“路遥夫人”、“路遥遗孀”之类的名号。路遥去世后她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始终未曾辩白一句。这使真正亲近他们的朋友都对她非常尊重,多年前她已回到北京工作,和女儿路远(路茗茗)稳定生活。除了曾经与出版社打官司,希望纠正路遥生前签下的不合理合约,把稿费收入改为版税收入,这对母女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
       林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曹谷溪手下做延川县委宣传部干事。“林达是参加知青招干考来的,路遥是农民身份,那几年我给他安排了在宣传部写文章的临时工作,可以拿误工补贴,一个月18.5元,但给林达开的工资和我自己一样高,都是38.85元。”曹谷溪本希望让路遥与林红重归于好,所以才把林红的同学、一样来自清华附中的林达调到了县革委会,让林达去做林红的工作,告诉她路遥多么好。结果曹谷溪却成就了这一对恋人,延川县委2号18排宿办合一的宿舍,见证了这段甜蜜的岁月。林达一件衣服几个季节都穿,却给路遥尽量穿得体面。俩人于1978年1月25日在延川县招待所结婚。“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18号这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他自己家。初一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曹谷溪说。
       1975年路遥在延安大学读书期间,被抽调到了《陕西文艺》编辑部。叶永梅在陕北插队后当兵,接的就是路遥的实习岗。同一时期的同事还有白描。1976年路遥正式调入西安任职编辑,但是他一生从未写过任何一篇以城市为背景的文章。他以一个农民视角,见证了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的整个社会进程。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不仅没有走入1978到1980年的“伤痕”潮流,甚至不是以批判为主的。得了奖的路遥据说是“悄悄回到西安”,他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叙事风格,并没有获得中国文学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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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之后
    1981年夏天的甘泉县招待所唯一的一间两个窑洞组成的套房,成了路遥用21天创作《人生》的地方。原来的题目叫《你得到了什么?》,而《人生》这个题目,是他和约稿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共同商量确定的。他著名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生活方式,几乎脱胎于此时。他喜欢投入沉重的劳动,觉得那21天是最美好的时光。每天18个小时的写作,小屋子烟雾弥漫,房门后簸箕里盛满烟头,桌上扔着硬馒头、几根麻花、几块酥饼,他头发蓬乱,眼角黏红。白描去看他时,他牙关紧咬地说自己是憋着劲来写的,“好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拼命”。路遥自述感觉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很多当时见过他的人,都留下了他刷牙刷得“满嘴冒着血糊子”的印象,结果这个印象也成了他写的《人生》里刘巧珍为了让心上人喜欢,特意站在崖畔刷牙的情景,也同样是“满嘴血糊子”。
       陈忠实曾经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出版前看到了《人生》,他说:“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
        《人生》以最快速度改编为电影剧本,路遥成了最红火的文学明星。“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贾平凹回忆,1985年路遥担任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月薪120元,已经不低。他的弟弟王天乐曾说,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当一个“白白胖胖”的文学编辑。他自述在家乡人眼中,官熬大了,地毯从家一直铺到机关门口,甚至用上了刻名字的金碗。“即使土地给了高加林痛苦,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他爱的人。”路遥让高加林回到土地,却并没有说要继续当一辈子农民。“即使想远走高飞不成,为什么一定要诅咒土地?”
        “路遥这个人本身是复杂的。他的人格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在精神层面,他追求崇高、有理想的生活。但现实却不得不经历苦难的人生、纠结和痛苦,他挣的稿费都不够那些穷亲戚瓜分的。他的整个人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后来担任央广编辑的叶永梅,曾在1983年《人生》广播剧播出时到西安拜访路遥。路遥说自己要应对无数亲戚朋友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比如他的亲生父亲带来一堆乡亲要他解决的各种乡村问题。“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结果“六亲不认,事也不办”就是他得到的评价。此外,他有四个弟弟,除去80年代初迁到延川替自己照顾大伯的三弟外,另外三个都被他帮助安排了工作。二弟招工,四弟做了记者,五弟比他小整整20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路遥还为五弟的工作到处求人。海波愤慨又伤感地对我说:“说路遥不帮人简直是……他连我都帮。”海波自己就是路遥一直帮助着走上了职业作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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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社会开放的过程里,路遥敏感地感到了新时代的到来。很多人评价他用文学来实现政治抱负,实际上指的是《人生》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政策改变的政治背景中。在这一点上,路遥的志向是像柳青那样,写《创业史》的同时还写出来陕北山区农业经济的论文。高加林居住的村庄距离县城只有5公里,由于“鸿沟”的阻碍,他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别一个世界上。和路遥一样,高加林要用自己的能力和抱负跨越封闭的社会结构的壁垒。1976年拥有了城市身份后,路遥的写作目的更明确了。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写作野心。他拉贾平凹去家吃烩面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他的同事张艳茜回忆,1982年路遥开始了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准备工作。列了100多部的书单,用了一整年时间翻阅了近10年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和《榆林报》,笔记做了几十本。曾任《陕西日报》记者的四弟王天乐是《平凡的世界》写作时期路遥最忠实的助手,他的回忆更生动:“第一个晚上,我们绘制了小说的地貌草图。从我的家乡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一直沿线绘制到西安钟楼。把这一线的山川河流,机场公路重要建筑等等全部描绘出来。我们的美术学的不好,画的图只有自己能看懂。路遥说,第一步工作很重要,因为所有的人物都要反复在这一地带走动。如果你不熟悉地形,你的人物一旦走动起来,作家的描写就十分困难。第二天晚上,列出人物表和地名表。为人物起名字,就把俩人难死了。把记忆中的名字讨论了无数遍。孙少平、孙少安、田福军、金光亮、金俊武,双水村、黄原地区、铜城等等人名和地名才写在纸上。剩下的时间就是讨论主人公在事件中怎样先进的问题。每一年、每一次发生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一切工作都在万分激动的情绪中展开。每天只上街买一次吃的、喝的东西,一天就不出房门了。服务员看我们形迹可疑,五六人一起进来查了一回房间,一看没什么‘凶器’,也就放心了。真的,一个人假如真正地投入到你热爱的工作中,那是非常美好的。”后来路遥说自己写作以外的生活机能退化,像孩子一样,几乎完全靠弟弟长年的陪伴。
      《平凡的世界》6年写作,基本都在陕北。他最重要作品都是脱胎于他自己生长的土地,曹谷溪和海波说并不仅仅因为那是崇尚文学的年代。从准备到写作到每一个人物原型,路遥与陕北的联系更像柳青说的:“咱们这个地方,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一天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题材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代的。”路遥开始了连家里出事都不会抽身的日子。“1975到1985年中国大转型时期的变化”是他的背景。“某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床上想到了一个办法,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拉亮灯,只在床头边的纸上写了三个字:老鼠药。利用王满银贩老鼠药的事件解决了这一难题。大约用了7万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的人物和全书近百个人物中的70多个人物都出现在读者面前。”而这件事据王天乐回忆,完全脱胎于他的亲生父亲因为砍树被捕的事件。
         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被“新闻联播”要求播出3分钟的片子,他请记者到了长安县的柳青墓前,当时记者还为了不是黄土高坡而苦恼。“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舔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在感情上,他真心理解农民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指责、嘲笑甚至丑化他们”。1983年,路遥和王天乐到工地上打短工。“我和路遥一起来到延安东关,穿上破旧的衣服,装扮成我当年揽工的样子,很快就被延安沟门的一个工头招去了。因为我当年揽工能吃苦,名声很好,所以工头一下就认出了我。一连在工地上干了三天,路遥因干活不行,一共30元工钱,扣了路遥10元。我俩一共挣了50钱,跑到宾馆洗了个澡,赶快把衣服换过来,因为延安人熟,怕碰上熟人不好向人家解释。50元钱很有纪念意义,路遥说咱俩一起到邮局,把它寄给父亲。这时延川县来电报,说路遥的养父病重,可能不行了。养父就是我的大伯。路遥说,‘你回延川全权代我处理一切后事’。事实上后来养父逝世的前后,路遥一直没有见他。”此后他又去铜川鸭口煤矿、陈家山煤矿体验生活,和矿工同吃同住。一遍一遍地下井,而且要下到很深、很潮湿的地方去体验生活,有时他会堵住几个刚刚升井的矿工,为他们递上烟,点燃火,一起坐在阳光下闲聊,他必须熟悉煤矿井下井上的情况、矿工生活的习惯,以及矿工经常用的一些语言,甚至被熟人带着“惊险”地参观了当时省委书记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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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描和路遥一起带着稿子进京。“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当时路遥已经几年不读当代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成了主流。“洪子诚所著当代文学史里只字未提路遥作品,陈思和写的当代文学史只分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一笔带过。”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说。很多评论家对路遥说,《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贾平凹回忆:“想起他从陕北写作回来,人瘦了一圈儿,我问写作咋样,他说:这回吃了大苦咧,稿子一写完,你要抽好烟哩!《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狗日的,都不懂文学!”路遥对王天乐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回到西安,路遥去了一趟长安县柳青墓。他在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柳青墓碑前,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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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的传播路径彻底颠覆了文学作品发表、获奖、传播这个既定流程。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播”节目编辑的叶永梅是关键人物。1987年春天,路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西德访问前夕,两人在北京的电车上偶遇。叶咏梅一下子认出路遥,并仓促间获得了他刚出版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当时第一部只印了3000册。“书里的一群普通人,把我带回到自己曾经插过两年队、当过六年兵,并深情眷恋着的黄土地。书中的一切对于我来说,熟悉、亲切,我仿佛就生活在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等人当中,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与喜怒哀乐。”叶永梅决定把路遥的新作录制成广播节目。路遥后来自述,说自己是一边听着节目播出,一边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委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同时出版社开始不断加印,带动了纸质图书的销量。
       1988年3月27日开始,130天的连续播放,《平凡的世界》直接受众达3亿之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播放《平凡的世界》而收到的听众来信,也创了数量之最。广播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传媒,小说连播是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的重要通道的情况下,《平凡的世界》的传播效应可想而知。开播前,叶咏梅专程赶到西安采访了路遥。路遥穿上一件新潮派的石磨水洗牛仔服,说请叶喝咖啡,最后还是在办公室喝了茶。“我从小就想,要在我40岁的时候一定要写出一部长篇,要写我的家乡。”路遥对叶咏梅说,自己正是因为喜欢笔下的人物,所以才去写的,“他们中间有我的影子,可以说像我又不像我,我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
         与此同时,路遥的肝病在写作时发作越来越重。他甚至明白“在死亡和完成这部作品之间选择了什么”。开播时第一部是成书,第二部是校样,第三部直接就是手稿。路遥在身体快要崩溃的情况下,于1988年5月25日咬牙最后完成,从榆林写到甘泉,“6年奔跑终于撞线”。他立刻抄近路过黄河前往北京送稿。“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路遥最早显现出肝部的病象,在海波记忆中是1986年。海波1985年搬到了西安,又和路遥成了邻居。在海波眼中,路遥年轻时最爱吃的就是回锅肉。“小时候整点钱,就在延川县国营食堂买一盘,就着‘两面馍’吃。”期待、贪婪、满足和痛快,是海波对路遥吃相的记忆。但海波爱人几次给路遥做陕北特色的揪面片,他一尝有猪油就不再下筷子,闻也不行。路遥非常在意自己的传染病,几乎所有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被他警告过。两人一起去黄陵附近的餐厅吃饭,不断有人来打招呼,但路遥拒绝与别人并桌,自称吃清真,不愿意点任何荤菜,最后打发点馒头咸菜了事。有传言说路遥架子大,其实是由他这样不与人同桌吃饭的习惯生发出来的。实际上他的人缘好到什么程度?王安忆去陕北,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就行。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
       《平凡的世界》创作将告尾声时,路遥写道:“心脏在骤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晕过去的感觉。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立刻抓住笔。飞快地往下写。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1988年底路遥得了陕西省劳模称号,《平凡的世界》不仅三部都出版了,还改编成了电视剧。1991年3月,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是路遥亲口向贾平凹吐露的真实想法。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写道:“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你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在这样一种机关……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这些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1992年元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面临换届。远村在《路遥二三事》中写道:“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他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
       尽管雄心勃勃,此时的路遥已经陷入了多重困境。家族肝病在路遥去世后,肝病又夺去了父亲和两个弟弟王卫军和王天乐的生命。后来陕西省作协在贾平凹、陈忠实倡议下曾经为他的家人募款,最小的弟弟王天笑也患上肝硬化并出现轻度腹水,父母姐妹全都是一样的病。女儿路远长大后曾经在打官司时表示,父亲的文学成就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收入。这个情况到2003年以后才有所改观,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路远重新签订了版税合同。他过世后留下万元的外债,曹谷溪记得,路遥曾经向朋友张晓光求助:“我实在穷得可怕,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经理厂长,我给人家写篇报告文学,给我挣几个钱。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我不怕你笑话,给女儿买钢琴,我还是借的钱。”张晓光问他写一篇报告文学要多少钱,路遥伸出五个手指:“5000吧!这是我第一次卖自己的名字给别人……”
        1992年7月,女儿路远小学毕业去北京外婆家过暑假,路遥总被看到一个人在破藤椅上打瞌睡。当时作协给他分了新房子,他一边装修一边借住在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身体糟糕透了。8月6日,他带了几件衣服、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作协会员证坐火车到了延安。路遥病倒在延安宾馆,曹谷溪说,这是路遥第二次对他痛哭:“我这是传染病,如果送到西安传染病医院,那里离三兆火葬场最近,我一死,人家就把我拉去火化了……如果死在延安,你和高其国一定会钉一口棺材,把我埋在黄土山上(高其国是路遥在延安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路遥身后,曹谷溪四处奔走,直到最近还在参加青岛举办的纪念路遥的活动。“后来我做的很多事,都和这番话有关。”8月12日,路遥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延安宣传部认为必须要向作协通告病情,但路遥坚持保密。很快他被转回西安西京医院。他无比思念女儿,看到五弟在旁边,突然对海波说如果自己的人生听老人的话,早结婚生子,孩子也该大了。“更想念老人,父亲、母亲、奶奶和大爹、大妈。这些人虽然没文化,但在人生的总体把握上比我们强啊。”路遥越来越觉得自己写稿,和父亲种地没什么区别。他引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同样身体不好的贾平凹去医院最后一次看他,路遥说:“等出院了,你和我到陕北去,寻个山圪崂住下,咱一边放羊一边养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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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七兄妹:一个弟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
         22年前,病魔夺走著名作家路遥42岁的生命。他的文学成就构铸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作品至今热销,在大学生中阅读率高居榜首。而今,《平凡的世界》第二次改编为电视剧,不但又掀起收视狂潮,还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认可和点赞。
        很少有人关注路遥的身后事:妻子离异,和女儿远赴北京生活,他的母亲和七个弟弟妹妹也无一例外地罹患肝硬化腹水,老二、老四等人相继辞世。一众亲人们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中,如何抱团取暖?
      王天笑也患肝硬化腹水,送走了一个个亲人,却坦然面对全家重担和生命绝境,执著地维系融融亲情,也让自己活成了一个医学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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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的痛。陪伴大哥路遥的最后时刻
   1992年8月17日。24岁的王天笑在地里干活儿,姐姐王萍跑来:“快去延安,大哥突然病倒了!”
   大哥,是著名作家路遥,原名王卫国。四男三女七个姊妹,王天笑是老幺。不久前,大姐荷儿挖野菜从悬崖摔下来,没能挽留大姐的生命。荷儿之死,是全家人的第一桩伤心往事。
      王天笑印象中,大哥是个大作家。谁知,呕心沥血的创作透支了路遥的生命,导致肝病爆发。此时路遥的妻子林达正式提出离婚。林达刚刚带女儿去了北京,路遥就住进了医院。
     王天笑自告奋勇照顾大哥。其实兄弟两相差近20岁,更像他的父辈。路遥病重,转往西安,王天笑24小时陪护。
    王天笑几次看到大哥艰难地挪到窗前,使劲将手伸出窗外,去抓那些飘落的树叶,小心地叠进书里。他猜想大哥是想念女儿了!他猜对了!9月,当他领着路茗茗到病房时,路遥热泪盈眶。
    1992年11月17日凌晨,王天笑被剧烈的咳嗽声弄醒,见路遥痛苦地抽搐、缩成一团,不停叫渴。值班医生闻讯赶来,路遥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倒在弟弟的怀里,下意识地呻吟:“爸爸妈妈,可亲了…”8时20分,路遥走了。
一次次接受死亡洗礼,平凡家族亲情不败
     路遥的遗嘱里,请弟弟妹妹们关心女儿路茗茗、高龄的父母和养母。因此,家人们同意将所有财产归母女两,全部债务则由弟弟妹妹们还。当时路遥的所有财产,包括一张1万元的存折,200多万字作品的版权。不久,林达以千字30元的价格卖出了所有版权。这笔巨大的精神遗产,只换到了一点贫瘠收入。
     1992年底,王天笑结婚了。不久,就到榆林电厂当工人。路遥去世4年后,老二也因肝硬化腹水撒手尘寰。紧接着,大妈李桂兰辞世。
     2002年初,王天笑在面馆吃饭。一位小伙计拿起小说来看。王天笑发现那是《平凡的世界》,王天笑问道:“这是谁的书呀?”“路遥的。”“看得懂吗?”“都写在心坎上了。”王天笑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王天笑。
     2002年底,他开办路遥公益网站,要将路遥的全部作品搬上网站。
他与刘瑞平等人,开拍纪录片《路遥的足迹》。遗憾的是,林达对出版很不了解,导致状况频出,拿到的收入很有限。2003年元旦,林达与路茗茗签订《遗产继承协议》,由路茗茗继承路遥作品,稿费也改变为版税,将大大超过稿费收入。
      2006年国庆前,正当中央台准备首播纪录片《路遥》时,王天笑病倒了,也是肝硬化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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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症幺弟,在平凡的世界里活成奇迹
    那段时间他身体状况奇差,实在挺不住,他就买点消炎药。他的朋友刘仲平知悉,打算向社会募捐。王天笑拼死反对!
     他担心募捐会损害路遥的形象。再三保证,他才答应小范围义捐。著名画家邵江成拍卖作品筹得3万多元,捐给了他看病。可是一拿到钱,王天笑就和妻子商量,想把钱给父亲看病。
     这时,老四也被确诊为肝硬化腹水,生命垂危。雪上加霜的是,王天笑的病情也迅速加剧…
     2007年4月初,王天笑强撑病体去西安看望老四。却只见到了老四的棺木。王天笑痛哭失声。他的病情也急转直下,自身难保。39岁的他,腹部成了球形,全身浮肿不堪。妻子提出卖掉房子治病。绝望中,他甚至想结束生命。
     2007年4月,陕北诗人惠建宁起草《救助路遥弟弟王天笑倡议书》,披露了路遥家人接连遭受肝病袭击的事实,并且公布了联系方式和捐款账号。倡议书一上网就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质疑:路遥的作品卖了这么多年,他的弟弟怎么会缺钱看病?还好好心人更多,一位叫刘彪的企业家,捐款5万,说是被王天笑感动。
    2007年7月,父亲病逝。他拖着病体,回去主持葬礼。此时,因为《华商报》等媒体联合倡议,王天笑多年以来低调无私的奉献、路遥作品获利有限、家人未取分文的情况公诸报端。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也致信有关领导,吁请照顾路遥的家人,许多读者和网友纷纷捐款或呼吁。一位美国药业公司华裔董事长专门致电,愿意免费提供治疗肝硬化药品。有关部门为他申请了医疗保险…终于,王天笑的病情好转,腹水和浮肿也基本消退。
      从2005年开始拍摄《路遥》纪录片,其间中断3次,2012年终于完成,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王天笑很高兴。2011年12月,53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开始选景,他又拖着病躯,马不停蹄,和剧组人员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表现原著的风采…“对于宣传大哥的文学成就,我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只要我还没死,就不会停止……”病魔,依然还在折磨他。身为“资深病人”,他每天上午先口服西药,又冲服中药,到了晚上10点,重复一遍。统计数据表明,肝硬化腹水的5年生存率为50%,之后的风险越来越大。为他治疗的多名医生多次赞叹他已经创造了医学奇迹。2014年12月,纪念路遥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在住院的王天笑坚持从延安赶到北京。路茗茗很担心他的健康,他却乐观地说:“从2006年开始,医生就说我快了。但我一直活着。说不定,我还能活到80多岁。人的精气神,可以创造医学奇迹。”路茗茗被他说得含泪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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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他妈的文学
  1983年3月,路遥的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他给弟弟王天乐打电话报喜,说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领奖的路费凑不够,急需弟弟帮忙想办法,天乐借了500元,赶到西安火车站当场买票,将路遥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8年过后,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将消息告诉在延安富县采访的弟弟时,电话两端的兄弟,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心情都很复杂。接着路遥说他钱不得够,需要弟弟为他想法筹借一笔钱去北京用以领奖买书等事用,无奈之下天乐敲开了时任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办公室的门,听了天乐的话惊呆了这位副书记,他出门去找到五千块钱。离开西安去北京领奖那天,天乐从延安赶到西安火车站将怀揣的5000元钱直接送到路遥手中,对路遥说:你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人民币怎么都好说,如果你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去那里是要外汇的,我可搞不到!
  路遥只说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便头也不回的进了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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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前的11月17日,作家路遥病逝。这位陕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终身以他熟悉的农村和“城乡交叉地带”生活为创作题材。《人生》、《平凡的世界》在面世之初就风靡全国,路遥也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无数的读者被他笔下的孙少平、田晓霞等一批人物深深感动。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当年的茅盾文学奖。1992年,42岁的路遥英年早逝。
      时隔十五年,路遥没有被人遗忘,最近一系列关于他的纪念活动在各地举行。他的母校延安大学修建起一座“路遥文学馆”,收录很多关于路遥创作、生活的资料、物品,供后人研究、瞻仰。一本名为《守望路遥》的纪念文集也在近日出版,收录了近60位作家对路遥的追忆文章。同时,新浪网、人民网等各大网站和媒体,也纷纷以专题的形式纪念路遥。路遥苦难的人生和厚重的作品,成为人们深切缅怀、热切赞美的对象。在今天,路遥带给我们的感动是什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路遥以及他的作品?在缅怀的同时,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写作 “三伏天都需要生火炉烤火”
     王天笑是路遥最小的胞弟,比路遥小19岁,在榆林热电厂工作。路遥去世前住院的几个月,王天笑一直陪伴在路遥身边,“每天24小时几乎没有离开过。”王天笑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但因为大哥路遥的影响,对文学有一定的兴趣,对路遥生前的创作状况也很了解。在接到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王天笑一开始并不愿意谈关于路遥创作的事情:“之前说得太多了,路遥自己写的、别人回忆的、报纸上报道的,已经很详细了。”但是聊着聊着,王天笑还是忍不住感慨路遥的写作过程实在太艰辛,“简直是舍生忘死。”
       路遥生前的绝笔文章是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详细记述《平凡的人生》创作的整个过程。可以说王天笑用“舍生忘死”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平凡的人生》,路遥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创作,头三年到各地考察、采访,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构思小说框架、人物、情节。”王天笑回忆道:“后三年才开始动笔写,一年一部,三年写了上中下三部。”用今天的眼光看,路遥用了一种很“笨”的创作方法。虽然作品涉及的陕北城乡、农村,是他几十年来生活过的地方,但他依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做了一遍类似田野调查的考察,包括乡村城填、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D?D?D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路遥在文中这么写道。他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甚至下矿井干活,以此体验生活。
      为了了解《平凡的世界》所涉及的,中国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中十年的社会情况,路遥居然用几个月的时间,看完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另外两份地区性报纸,以至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继续翻阅。”这个细节记录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让很多人至今印象深刻。
       王天笑一直住在榆林,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时候住在榆林宾馆,这使得兄弟俩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在王天笑的印象中,路遥从来没有按时吃饭的念头:“他每天给自己定了一个量,比如要写三千字或者五千字,就无论如何要写完。就算写到晚上十二点,也不会停下来吃饭。”而等到路遥想起吃饭的时候,往往才发现没有饭吃,经常是两个冷馒头就着一根大葱就解决了一顿饭。
        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的女儿路茗茗已经6岁了,一家人居住在西安。但路遥认为,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所以在写书的三年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外地,有时候是偏僻的煤矿,有时候是边远的小县城。他后来回忆道,住在小县城的土窑洞里,阴凉得三伏天都需要生火炉烤火,冬天如何严寒,旁人简直无法想象。
       在女儿路茗茗的印象中,路遥永远是写作的状态:“每年爸爸回家的时间很短,但即使在家里,他也一直在写作。每天唯一的放松时间就是晚饭后看看《新闻联播》。”路茗茗说道:“但实际上爸爸看新闻也是间接地为了写作?D?D?D他觉得作为一个描写真实生活的作家,应该了解社会时事,看新闻就是他最重要的了解渠道。”在王天笑看来,路遥常年在外,全身心地写作,是后来路遥与妻子林达感情不和的主要原因:“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丈夫常年不在家,太太肯定不高兴、有意见,换做谁都会有情绪。所以说路遥为了写作,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不仅如此,路遥的身体健康状况在写作期间每况愈下。“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在文章中记叙道。到了第二部完成的时候,路遥有一天突然吐血,觉得自己“生命的弹簧整个地被扯断了”。医生让他停止创作,休息一年,但他不予理睬。
       “我们都说过他,但是说了没有用。”王天笑的语调很有些伤感:“我大哥这个人,不能用‘倔’来形容,但是他定下要做的东西,谁也拦不了。他认为自己准备了这么久的一个事业,不应该耽搁下来,还拖那么久。”路遥凭借超强的意志力,坚持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所有创作。全部修改完的那一天,他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把笔往窗外一扔,之后嚎啕大哭起来。“后来即使拿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就我所知他也没有哭,但是这次他哭得很厉害。毕竟这是他用六年的心血换来的。”王天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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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穷 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卖血一样
       路遥的四弟王天乐,在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里,把路遥称为“悲剧人物”。王天乐与路遥感情最深、联系也最紧密,但遗憾的是他已经在今年初去世,去世前是《陕西日报》的记者。他得的是肝硬化腹水?D?D?D与路遥一样的病。王天笑也在去年查到患有同样的肝病,正在治疗。他们的二哥王卫军去世于1996年,也因为同样的病。死神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家族。
       王天乐之所以称路遥为“悲剧人物”,除了怜悯他生前的艰辛和病痛,也慨叹他出人意料的贫穷。王天乐在文中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形:“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路遥早在发表《人生》的时候,已经是知名的作家,《平凡的世界》更是让他如日中天。一个如此著名的作家,居然要借钱去北京领奖,而且连自己的作品都买不起。
      在路遥的年代,作家拿的是稿费,而不是今天的版税。“路遥的稿费在当时来说并不低。”作家申晓告诉记者。他是路遥从小认识的朋友,感情深厚,《守望路遥》一书就是他主编的。申晓的说法得到王天笑的证实:“路遥的稿费是千字三十块钱,这在当时应该是全国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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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左右,路遥与女儿在一起。
         王天笑认为,路遥当时之所以在经济上拮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几年时间都离家在外面跑,花销大。申晓则形容路遥“不惜财聚财”。他们都提到路遥的两个特点:爱抽好烟,爱喝咖啡。“路遥对别的很随便,吃饭一个馍一块饼就能打发,换衣十块钱一件也没所谓,但烟一定要是好烟。而且他抽烟只认准一个牌子,一连几年,别的牌子绝对不抽。”王天笑说:“我就记得他连抽过几年的‘恭贺新禧’,一天总要两三包。只要在写作,他总习惯燃着一根烟,有时候整根烟都燃完了,他都忘了抽,于是就再点一根。”路遥也在文章里写道:“我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对高级香烟的执着成为路遥经济的一项主要负担。同时他的另一个爱好?D?D?D喝咖啡,也同样花钱。大罐的雀巢咖啡,路遥常常一买就是好几罐,每天写作中,他经常一杯接一杯地喝。
        路茗茗也谈到了父亲的这些生活细节,她忍不住笑起来:“其实我爸爸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没有追求的人。比如吃饭,是吃馒头大葱,还是吃西餐,对他来说其实没有区别。所以抽烟、喝咖啡这些我们今天觉得‘小资’的事情,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写作提神,算不上享受,只是一种工具。”
        她也不觉得她童年过得特别贫困:“像很多80年代的家庭一样,我们家不算好也不算坏。父亲虽然是作家,但在那个年代,作家和别的职业的收入区别并不大,并不像今天名作家那么收入优厚,只是有时候爸爸的朋友知道他爱抽烟,会送他一些好烟,仅此而已。我们家过的就是普通的生活。小时候我生日的时候,父母会带我到稍为正式的饭馆吃饭,作为庆祝。平时的日子过得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路遥的不少朋友都见过他经济窘迫的样子。作家张晓光记得,路遥曾经请他帮忙介绍企业家,打算写报告文学赚钱,当时路遥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他清楚记得路遥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儿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我不怕你笑话,给女儿买钢琴,我还是借的钱。”这让张晓光很心酸。后来他帮路遥联系了505神功元气袋的发明人来辉武,路遥为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但换来的5000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卖血一样。”这是路遥留给张晓光最深刻的印象。
        作家李天芳则回忆另外一件往事:“为了赚钱,路遥想了很多办法,1992年夏天,西安刮起股票热,路遥也拿了家里仅有的现款去排队买股票,路遥在住院的时候还对朋友说:我现在是有股票的人啦,我买了某某公司的股票……”实际上,他只不过买了总值2500元的股票。
        路遥逝世后,留下了一张一万元的存折。“那是茅盾文学奖的奖金。”王天笑说。除此之外是近万元的债务。王天笑向记者证实,路遥在文学上的成就,确实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财富:“《平凡的世界》一百万字,稿费就是3万元,这3万元其实在路遥作品出版前就已经预支得差不多了。家里的开支和供养养父母、亲父母,加上他又要抽烟,实际上并没有赚到什么钱。”正因为此,很多人一直以来都认为,路遥英年早逝的原因,一是因为累,二是因为穷。贾平凹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这种说法,认为路遥的早亡主要是因为家族遗传病。不过王天笑并不完全认同贾平凹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家族是有这样的病,从小家里穷营养不好,同时也因为路遥太累,长期生活条件差,饮食不规律,休息也不好,各方面原因造成的。否则如果生活条件好,保养得好,活到六七十,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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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 他已拟好了四部长篇的大纲
      尽管《平凡的世界》获得全国级别最高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但路遥对这部自己作品并没有很高的评价。“可以说,他对《平凡的世界》根本不满意,认为这只是第一次探索长篇小说的尝试。”王天笑回忆道:“他说过,在四十岁之前要创作一部大的作品,因为这时候的体力是最好的。《平凡的世界》就是按他计划完成的。他认为之后写的长篇,字数肯定没有这么多,因为体力可能跟不上,最多四十至五十万字,但在艺术成就上肯定能够更成熟,质量也更好。”在1992年秋天住院之前,路遥去了一趟延安,打算在那里体验生活,创作一部新作,但一下火车身体就顶不住,住进了医院,后来又转院回西安治疗,再也没有从医院里出来。“住院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写好了四个长篇的提纲,准备身体好起来就开始创作。”王天笑黯然道:“我最记得,里面有一篇叫《生命树》,主角的原型是我的一位姐姐,也就是路遥的妹妹。她28岁得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名叫‘荷’,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路遥非常怀念她,很想以她为原型写一部长篇。”
        以亲人的形象入书,是路遥喜欢的创作方式。“《人生》里面高加林的爸爸,《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爸爸,都是按照我们的父亲创作的。孙少平身上则有很多王天乐的影子。”王天笑说。路遥对他还未创作的这几部作品寄予了厚望。“有人说,路遥说过想得诺贝尔奖之类的话,这我没有听他说过。但是他很自信能够超越之前的作品。”王天笑很能理解路遥对写作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们家五个兄弟,都是很有抱负的。虽然我们的父母大字不识一个,对我们也从来没有什么期望,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我们几兄弟都非常渴望出人头地,非常努力地想通过努力,摆脱一辈子在黄土地里劳作的命运。”大哥路遥在他看来,是进取心最为强烈的一个:“从社会底层靠自己拼搏出来的穷孩子,一辈子都有不断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
      像路遥这样通过努力摆脱农村走进城市的作家,在达成愿望之后又自觉不自觉地返回了农村,并打算一辈子写农村。“在农村的时候,总有一种本能要摆脱,等到出去了,又觉得离不开这里,又会回来。这是很多从农村走去出的人共同的心情。”王天笑说。
       路遥在医院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最多不过一百天的时间。”王天笑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没事,可以好起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所以他一直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去世前三天,还笑着和我合影。他去得很突然,最后几小时是昏迷的,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路遥过世后,他妻子林达和女儿路茗茗成为法定的版权继承人。母女俩在使用版权的时候,却又生波折。2004年,路茗茗在北京将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和北京某书店告上法庭,索赔经济损失近20万元。人们骇然发现,被告名单里还有林达的名字。这使不少人猜测路茗茗与母亲关系不佳,存在家庭矛盾。这个官司最终以路茗茗的败诉告终。对此,路茗茗向记者作了解释:“父亲过世之后,我年纪很小,母亲不了解出版界的情况,和这两家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都是按千字三十元或者四十元的稿费计算,合同期长达十年,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合理的,因为现在的出版合同都是按版税计算的。我打官司的目的是取消合同的合法性,依据法律程序,不得已需要将母亲也作为被告人。这只是一种法律程序,并不是人们猜测的那样。”尽管官司打输了,不过这些不合理的合同也将在最近自动到期,路茗茗表示,接下来会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他们出版路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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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右一)和母亲及胞弟合照
读者 他是“我们的路遥”
        在路遥逝世之后,《平凡的世界》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国内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平凡的世界》面世至今,国内正式出版的数量已经超过百万册。“据说是历届茅盾文学奖得奖小说里印数最大的一部。”王天笑说:“这说明《平凡的世界》拥有多么大的读者群。”
       的确,路遥在逝世多年后,仍然得到很多读者的热烈拥戴,也受到很多作家同行的肯定,从路遥文学馆的筹建过程就可以略见一斑。梁向阳是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路遥文学馆的筹建人。文学馆筹建速度之快、过程之顺利让他意外:“项目动工是今年的7月份,到9月份就建成了。全部的资料和展品就是我、副手和三个研究生在两个月时间筹备的。从征集、收录再到整理、布展,就两个月时间。过程顺利极了,我的征集文章一发出去,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来帮助,很多的事情都让我感动。”
      梁向阳征集来的东西各式各样,都是关于路遥的珍贵物品:“陕西作家协会有个美编叫郑文华,路遥的许多重要照片全部都是他拍的,他无偿地提供给我们。他是个非常有心的人,收藏了当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候用的桌椅、台灯和电扇,都给了我们。还有一件西服,90年代有路遥有张挺著名的照片,早春时节,在陕西作协大院的腊梅树下照的,穿的正是这件衣服,现在也在我们这里。”这样的细节让梁向阳很感动。
        捐献者中还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叫安本实,是大学教授。“他喜爱路遥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他已经前后9次来到中国的延安,搜集路遥的资料。现在已经是研究路遥的专家了。他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找不到最早发表路遥文章的《延安山花》,他也割爱无偿提供给我们了。还有发表路遥《人生》的1982年的《收获》杂志,这些材料全部都是从日本邮寄过来的。这些国内都找不到了。”这位日本老者上周还特意来到中国,参加在延安举行的全国路遥研究学术研讨会。
      梁向阳注意到,路遥作品的魅力影响到文学圈以外的人群:“可以说路遥在我们这就是‘通行证’。搬运路遥的桌椅什物的时候,搬运工们听说是‘给路遥做事’,说他们‘两眼放光’一点不夸张,都很激动,互相的就叫喊‘路遥啊,这是路遥用的啊’。”梁向阳认为,路遥的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种”:“他的读者里,有下岗职工,有农民。他们把路遥当作自家兄弟那样,有种天生的亲热劲。王安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陕北人民称呼路遥都是‘我们的路遥’,这是很传神的。他的作品传达的是一种温暖的声音,一种自强不息的声音。这种把苦难转化为力量的能量,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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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 是怀旧还是新的造神运动?
        路遥文学馆建成至今两个月,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梁向阳观察到,参观者以中年人居多。“特别是40到45岁之间的中年人,受到影响最大。我们的文学馆就建在路遥墓园的附近,有些人来文学馆看了以后还会去旁边的路遥墓拜祭一下。”毫无疑问路遥的小说给这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描述的是近20年前的中国社会,讲述的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些作品对当年的年轻人,特别是有底层奋斗经历的人来说,倍感亲切,真实而难忘。
       “留意一下你会发现,现在纪念路遥的人里面,大多数是中年人,是同个年龄段的人。”王晓渔说:“对他们来说,怀念路遥是一种怀旧,是重新寻找那一代人对青春的回忆。路遥的人生,和他作品里描述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很具有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路遥的怀念,与回忆一首老歌,是相似的,都代表了一种怀旧的心理。有的作家,人们怀念他是通过看他的作品。但路遥,人们怀念他,更多地从他的人生、经历、精神出发,因为这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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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对于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来说,“路遥”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名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学时候,我看过路遥的小说,但现在连人物名字都想不起来。”王晓渔说:“只记得书里的人物,有的像劳动模范一样任劳任怨,有的则是相当完美。”王晓渔的说法接近于目前三十多岁的读者的看法。这批人出生于70年代中后期,经历过一段路遥书中所描述的社会状况。很多人当初看《平凡的世界》,感动得流泪,但今天回过头来已经记不清书中的情节。而对于更多的80后、90后的读者,路遥的作品则离他们的生活更加遥远,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路遥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今天来看路遥的作品,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烙印。路遥所描绘的是那个相对静止的、苦难的乡土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评论家张柠解释这种状况:“现在来写农村,已经是国际化背景下的一个中国农村了,现在村村通路,家家有电,人跟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路遥笔下是以道德为主体来维系的、相对闭塞的农村,所以才会呈现出来特殊的悲剧性。”
         朱大可认为,路遥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记录性”:“路遥是一个‘知青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各种优点和缺陷。新时期文学的早期形态,是文学解冻的产物,必然带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浓烈色彩。我们一方面看到他触及底层现实的敏感与痛切,一方面也看到了其技巧的粗疏和语言的陈旧。但无论如何,路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献型作家,他提供的文本尽管缺乏文学价值,却具有重要的社会认知价值,为我们刻录了那个时代真切的乡村经验。”
       王天笑发现,在榆林、延安等地区现在也有不少作家,就像当年路遥一样,从农村走来,希望在写作上有所建树。“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人,但他们身上总是没有路遥的那种东西。感觉是社会很浮躁,人们都坐不下来,不可能像路遥当年那样创作。”
        今天的人看待路遥,就像看待一位“神”。他对写作的虔诚和认真,他为写作付出的苦难人生,成为后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部“神话”。路遥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劳动模范”作家。评论家朱大可就认为,对路遥的评价,更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他的伦理意义,被时间的放大器所放大。他似乎有望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化英雄。但遵循写作道德是一个作家的底线,而不是他应当被颂扬的理由。”
         人们对路遥的回忆与赞美,更多地集中在他如何忘我地写作,用生命换作品。就像王天笑所说的,“写完《人生》他已经成名了,完全可以过上比当时一般人舒适的生活,即使后半辈子不认真写东西,也基本够吃了。就像有些作家,拿作协的工资,全国转转,开开会,也可以过日子。路遥可以说是在‘自讨苦吃’。”正是这种“自讨苦吃”的创作态度,使路遥最终成为一个“夸父追日”式的作家。
         “但我们也应该思考,‘劳模’作家是好作家的唯一标准吗?”评论家王晓渔提出了他的看法:“像路遥这样勤奋地写作,是作家创作方式的一种,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朱大可分析道:“尽管为文学献身是作家的理想,死亡却不是文学写作的必然目标。鼓吹‘舍生忘死’的精神,无疑会误导读者,以为只有在写作现场赴死的作家才是好作家。”朱大可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更应该警惕:“在文化祛魅的时代,要警惕新的蓄意的造神运动,这不是为了抬高逝者,而是为了掩饰个别造神者的道德缺陷。”
       黄波是湖北某报纸的编辑,也是年轻的文学评论者。他也发现,目前对路遥的纪念和评价有“过高”的嫌疑:“‘路遥是盏高挂的精神明灯,他是代表中国的杰出知识分子之一。他付出了绝大多数人不舍付出的,做到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对于这一类的高帽,路遥若地下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路遥只是众多写作者中的一种类型,他对写作的虔诚让我们心生敬意,纪念他就像我们常常想起生活中一个认真活过的普通劳动者一样。”黄波认为,对路遥做“过度阐释”,把他当作所有作家乃至知识分子的范式,这样只能让“本来很肃穆的纪念逝者的活动变得滑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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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黄土的儿子
                来源:《路遥十五年祭》 作者:王安忆
       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将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尽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我们也只得亮出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依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只动物,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报完一只动物,再报一只,一直报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们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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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作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四十三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连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连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扎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他的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的睑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幢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
        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西影厂食堂里,莫伸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伸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伸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陡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那位朋友却坚执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戏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辞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痛心着。在后来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遥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老,便走了。
       据说路遥和邹志安在病重时节都流过泪,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这真是叫人痛断肠了。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强夺的意味,一种生剥活扯的意味。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遥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荡了。我想他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据说,邹志安在临终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文学这东西对于我,已经是个怪物了。我想他这话实在说得对极了,也伤心极了,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文学的虚假的真谛。人生是这样沉重压顶,白纸黑字算得上什么?路遥和邹志安相继去世,给文学染上一层哀绝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场阻击战,先是祖一辈的倒下,然后是父一辈倒下,现在兄长一辈的也开始倒下了。我们越来越失去掩护,面对着自然残酷的真相,有人已经呕尽心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游戏?其实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1993年3月27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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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实:告别路遥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
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殒落了!
一颗智慧的头颅中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
这是路遥。
        他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大省里的一员主将,又是我们这个号称陕西作家群的群体中的小兄弟;他的猝然离队将使这个整齐的队列出现一个大位置的空缺,也使这个生机勃勃的群体呈现寂寞。当我们:比他小的小弟和比他年长点的大哥以及更多的关注他成长的文学前辈们看着他突然离队并为他送行,诸多痛楚因素中最难以承受的是物伤其类的本能的悲哀。
        路遥从中国西北的一个自然环境最恶劣也最贫穷的县的山村走出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绚烂的篇章。这不单是路遥个人的凯歌。它至少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我们这个民族所潜存的义无返顾的进取精神和旺盛而又强大的艺术创造力量。路遥已经形成的开阔宏大的视野,深沉睿智的穿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成就大事业者的强大的气魄,朝着创造的目标实现创造理想时必备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卓绝的耐力,充分显示出这个古老而又优秀的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
        路遥热切地关注着生活演进的艰难的进程,热切地关注着整个民族摆脱沉疴复兴复壮的历史性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痛苦和巨大欢乐。路遥并不在意个人的有幸与不幸,得了或失了,甚至包括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时期的饥饿在内的艰辛历程。这是作为一个深刻的作家的路遥与平庸文人的最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才成为具有独立思维和艺术品格的路遥。
       路遥短暂的“人生”历程中,躁动着炽烈的追求光明追求美好追求健全社会的愿望,他没有一味的沉默也不屑于呻吟,而是挤在同代人们中间又高瞻于他们之上,向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揭示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青春男女的心灵的期待,因此而获得了无以数计的青春男女的欢呼和信赖。他走进了他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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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经意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的精神上的执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精华,又剔除了母胎带给他的所有腥秽,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却是与之无法剥离的血肉情感。这样,我们才能破译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路遥在创造那些普通人生存形态的平凡世界里,不仅不能容忍任何对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的解释的随意性,甚至连一句一词的描绘中的矫情和娇气也绝不容忍。他有深切的感知和清醒的理智,以为那些随意的解释和矫情矫气的描绘,不过是作家自身心理不健全的表现,并不属于那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路遥因此获得了这个平凡世界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尊敬和崇拜,他沟通了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和地球人类的情感。这是作为独立思维的作家路遥最难仿效的本领。
         我们无以排解的悲痛发自最深切的惋惜。42岁,一个刚刚走向成熟的作家的死亡意味着什么。本来,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期待,属于路遥的真正辉煌的历程才刚刚开始。我们深沉的惋惜正是出自对一个文学大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事业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切已不能挽回于万一。所有期待即使是自信的有把握的,也都在五天前的那个早晨被彻底粉碎了。然而我们就路遥截止到1992年11月17日早晨8时20分的整个生命历程来估价,完全可以说,他不仅是我们这个群体而在更广泛的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中,也是相当出色相当杰出的一个。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能在如此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辉煌如此有声有色的生命的高质量,路遥是无愧于他的整个人生的,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的。
       以路遥的名义,陕西作协寄望于这个群体的每一个年轻或年长的弟兄,努力创造,为中国文学的全面繁荣而奋争。只是在奋争的同时,千万不可太马虎了自己,这肯定也是路遥的遗训。
        路遥同志,你走完了短暂而又光辉的“人生”之旅,愿你的灵魂在“平凡的世界”里的普通劳动者中间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得到安息!
                       199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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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地
          在墓的正前方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延安大学2006年4月立”的路遥半身汉白玉石雕塑,雕塑中的路遥,平静而坚毅,目光远远地望着前方,望着他的母校,望着陕北这片黄土地。在雕像前有一个基座,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路遥之墓”这四个遒劲洒脱的大字。四周有四组石桌石凳,其中有《路遥文集》的责编陈泽顺先生捐赠的,石桌上镌刻“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还有《平凡的世界》的责编李金玉女士捐赠的,石桌上镌刻“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在路遥墓后有一面高大的石壁,上面镶嵌着一尊孺子牛的浮雕和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名言。墓地四周有枣树、松树,其中有两棵路遥喜欢的白皮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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