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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雕塑艺术大师 刘开渠  

2017-03-27 14:33:38|  分类: 艺术名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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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开渠(1904年~1993年),男,江苏徐州府萧县人(今安徽)。雕塑家,早年毕业于北平美术学校,毕业后任杭州艺术院图书馆馆长。后赴法国,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归国后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其艺术风格融中西雕塑手法于一炉,手法写实,造型简练、准确、生动。
        创作了《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等一批反映抗战题材的艺术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领导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工作,并创作其中的《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及《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等浮雕。
先后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杭州市副市长、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还担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著有《刘开渠美术论文集》,出版有《刘开渠雕塑集》、《刘开渠雕塑选集》等。
     以其名字命名的刘开渠奖、刘开渠根艺奖,分别代表着中国雕塑界和中国根艺美术界的最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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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启蒙
1904年10月1日,出生于江苏徐州府萧县刘窑村 ,原名刘大田。
1918年,考入萧县高等小学时,老师为他改名为刘开渠。
1920年,考入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后转入该校大学部学习油画。
1923年,组织“心琴画会”,以反对守旧、提倡写生为宗旨,每半年举行一次画展。
1924年,升入专门部西洋画系时,见到云岗佛像的照片。对雕塑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国立西湖艺术院征聘他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年8月,他在蔡元培的帮助下,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导师是当时法国著名雕塑家让·朴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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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国外
      1928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学习。在法学习期间,刘开渠曾与吕斯百、常书鸿等人发起组织中国留法艺术研究会,以撰文、译文和发表作品,向国内介绍欧洲的绘画和雕塑。
1931年,他因学业优秀选入朴舍工作室当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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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春,刘开渠由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毕业归国前游览意大利,留影于佛罗伦萨.
离法救国
1933年夏,回国,9月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
1934年,受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创作了反映抗日战争的巨型雕塑《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迁往湖南沅陵,后又辗转于贵州、四川,于1938年到达成都。
1939年,在成都与文学家赵其文、陈翔鹤、周文、萧军和李劼人等组织中华文艺抗战协会成都分会,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46年,在上海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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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先河
1949年5月29日,刘开渠与杨可扬、张乐平、(郑)野夫 、庞薰琹、朱宣咸、温肇桐、陈烟桥、邵克萍、赵延年等国统区美术先驱代表上海美术界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统区美术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9年9月,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1949年10月,刘开渠任上海市美协主席、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兼任杭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
1951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浙江美术学院)院长。
1953年,借调到北京,参加并领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工作,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雕塑组组长。
1959年,调中央美术学院任副院长,主持第二期雕塑研究班。
1963年至1993年,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还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一、二、三、四届副主席、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曾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晚年时期
1982年,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
1984年,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1993年6月25日,病逝于北京。
1993年10月28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人民艺术家刘开渠遗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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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格
       特点
      刘开渠作品写实,手法细腻含蓄,造型严谨、朴实,结构解剖准确。
      精于西方写实雕塑技法,又注重继承中国古代雕塑的优秀传统。人物神完气足,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刘开渠的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和意象性,语言精练。当许多中国人奔赴西方学习雕塑时,西方雕塑家也来中国借鉴中国古代雕塑。刘开渠却自己开始个人风格的雕塑创作,刘开渠的雕塑在西洋写实雕塑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雕塑简练、单纯及线画的表现方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作品融中西雕塑手法于一炉,手法写实,造型简练、准确、生动。
主张
      刘开渠一贯主张雕塑艺术在“创造—种新境界”的同时,应该起到“明劝戒,着升沉”的作用。其对雕塑创作与教学也作过理论研究,他的思想对中国雕塑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930年,刘开渠呼吁建设富有生命力的纪念性雕塑,以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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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刘开渠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当选为第1、2、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第7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先后当选为上海美协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担任过杭州美院院长,杭州市副市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馆长等职,受到美术界普遍的尊敬和爱戴,是当代杰出的人民艺术家、雕塑大师。他还主持指定了《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并由国家批准担任全国城雕规划组组长,城市雕塑建设委员会主任。刘开渠为中国现代雕塑大师,杰出的艺术教育家。是我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奠基人,刘开渠是中国雕塑事业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中国的城市雕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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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各时期作品
    1934年,为纪念1932年“1·28”抗战所创作的《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讴歌了爱国志士英雄杀敌的英雄气概,是我国第一座表现抗日题材的纪念碑。
1944年,作《川军抗日英雄纪念像》、《孙中山先生坐像》等作品。
1945年,他创作的大型浮雕《农工之家》、《李家钰骑马铜像》,是我国现代雕期史上第一次表现农工题材的优秀作品。
      1952年至1956年,他领导并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以及大型浮雕的创作,并创作其中的《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等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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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6年至1959年,他还受中共中央编译局委托,为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选集作封面浮雕像设计。先后完成了《毛泽东主席像》、《工农红军像》,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书封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浮雕像等。
     1976年以后,创作了《周恩来总理像》、《萧友梅纪念像》等。在他所创作的众多作品中,有《抗日阵亡将士王铭章纪念碑》、《抗日阵亡将士无名英雄纪念碑》、《孙中山纪念碑》、《蔡元培纪念碑》等纪念性雕塑,还有表现任弼时等革命领袖和杜甫、刘禹锡、鲁迅、梅兰芳等文化名人的肖像。
文集
     先后编撰出版有《中国古代雕塑集》、《刘开渠雕塑选集》、《刘开渠美术论文集》、《刘开渠雕塑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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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铭章塑像
成都雕塑
1939年,为王铭章塑像,立于少城公园。
1939年,为川军将领饶国华塑像,立于中山公园(解放后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1939年,为蒋介石塑立像,立于北校场内当时成都军校。塑像高8米,基座5米。解放后被销毁,1969年,在原塑像旧址立毛泽东水泥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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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为尹仲熙、兰文斌、邓锡侯塑肖像,立于少城公园。
1944年,为无名英雄塑像,立于东门城门洞内。
1945年,为川军阵亡将领李家珏塑骑马塑像,立于少城公园。
1948年,为孙中山塑像,立于春熙路。这是为孙中山第二次塑像,第一次,1928年立的中山装立像,这一次,由刘开渠设计为长袍马褂手持开国文件的坐像。
解放后,为杜甫塑像,立于杜甫草堂。
晚年为成都塑的最后一尊塑像:李劼人塑半身胸像,立于李劼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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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他的雕刻,完全是他这个人格的再现;力量是充足的,线条是遒劲的,表情是苦闷的……尤其在他的Designs(设计图)里,可以看得出来,疏疏落落的几笔之中,真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
    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吕章申:刘开渠以毕生的精力将西方的雕塑观念和技巧与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审美形式相融汇,创造了许多代表20世纪中国雕塑最高成就的作品。他以自己的实践颠覆了明清以来中国雕塑塑造泥菩萨的传统,将中国雕塑引入到国家层面的公共空间,并成为20世纪公众喜爱的公共艺术形式。他以富有独特气质的雕塑语言讴歌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创立了中国雕塑的现代风范,形成了朴素、洗练、沉稳和重于内在生命表现的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雕塑开渠、奠基。
中国雕塑学会名誉会长曹春生:中国的雕塑事业发展很不容易,如果没有刘开渠,可能进程会晚很多年。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一代雕塑宗师,刘开渠坚忍不拔、勤奋好学、颖悟的天性和名师益友辈出的时代机遇造就了他。他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时代,先给人民和他热爱的雕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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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纪念
      刘开渠纪念馆,坐落在安徽省淮北市国家4A级风景区相山风景区内。刘开渠纪念馆坐北朝南,建筑在南低北高的山的怀抱中既有现代建筑的新颖特色。纪念馆占地4977平方米,是由三部分组成的长方形庭院。前面左右对称的两栋两层小楼构成了纪念馆懂得石门,中间四栋两层楼房首尾相接是展览厅,后院为大师的陵园。青松翠柏环抱着开渠大师的墓石。古朴的半圆形墓碑石上,镌刻着全国政府副主席赵朴初题就的“人民艺术家雕塑宗师刘开渠之墓”的金字。蹊跷的是在竣工数年之后,在开渠两字之间坚硬的石面出现一道类似小渠的清晰裂纹——与“开渠”两字契合。
      刘开渠纪念馆收藏陈列着大师大量的珍贵作品和信件以及一些宝贵的影像、书报资料。纪念馆自1995年4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幕名而来参观的海内外人士络绎不绝。1995年5月,安徽省委、省政府确定刘开渠纪念馆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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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开渠:我的雕塑人生
       1928年8月,我,一个24岁的青年从上海登上了法国邮船“Andn  Lepont”号。船不太大,乘客中中国人很多。我坐的是三等舱,二人一小间,双层床,有一个直径约三十厘米不能开的圆玻璃窗。船抵香港,停泊了两日,下了很多中国人。到西贡后,因要卸货上货,停了一星期,白天乘客可以上岸游览。到新加坡停了两日。这里是东南亚最大的海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地居民中中国人居多,但贫富悬殊,许多华人是很穷困的。船到这里,中国乘客又大量下船。这时船上只剩下四个中国人,其余各国人都有。
      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出发,要六天的时间才能越过印度洋到吉布提。8月正是风浪最大的时节,风浪把船颠簸得吱吱响,多数乘客昏得直呕吐,起不了床。浪静时站在甲板上,能看见远处的鲸鱼在喷水。在吉布提停两日,经红海,穿苏伊士运河到达塞得港。红海的水像是浅赭色的油一样在慢慢地浮动,阳光刺眼,天空朦胧混沌,气温极高。这种情景使人有恐怖的感觉。似乎不知将会发生什么可怕的情况。许多乘客都躲进底层餐厅吃冷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时,河窄水清,两船不能并行。河东岸立了一座双高壁塔,塔上塑有两个带翅膀向前飞翔的女神,给人的印象,像是地中海正展翼飞向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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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左起:张松鹤、祖文宣、刘开渠、陈淑光、滑田友、萧传玖、王临乙.
      船离开塞得港进入地中海。印度洋每年5月到11月风多浪高,但在这个季节,地中海却和印度洋相反,风不多,浪不高。船出塞得港,乘客群集在甲板上观赏碧海,随波荡漾的雪白浪沫,澄蓝的天空,让人赏心悦目。
      在马赛下船,坐火车到巴黎。已在那里住了多年的李风百先生到车站迎接我们,并分别给每人安顿了住处。我就在去住处的车上,要求他第二天带我去参观罗浮宫。他说从上海到法国,坐了一个多月的船,休息几日再去游览。我急不可待地到第二天就请他带我去看看。在北京时,自己是个穷学生,从未能到祖国各地石窟去看过,对西洋的雕塑也只是在国内当时很少的复制石膏像上见过。现在一下子面对这些伟大的真品,心中的惊喜,远远超过了“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惊奇。对那些美妙的艺术,就像米开朗基罗对基拜尔蒂那两扇铜门说的一样,觉得只有装在天堂才相称。但我不懂法文,不知那些说明讲的是什么。我必须先学好法文,才能进入西方雕塑之门。
     风白替我找好一个补学法文的,但因生活费用昂贵,学了几个月,我便去里昂,一个人租住在一位法国老人家里,这样法文可以学得快一些、好一些,费用也省一些,为正式入美术学校创造条件。
     1929年暑假前,我回到巴黎,准备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专攻雕塑。
      这个学校是教授负责制,只要有教授同意,便可以入学。该校雕塑系共有四个工作室,一个为女生,三个为男生,男女学生分开。每室有一位教授主持。想跟哪位教授学**,就进哪个工作室。他们都是法国社会上有名的雕塑家,在近代美术馆中都有他们的作品,在巴黎的公园或广场,也有他们做的纪念碑。我在进校前,一边学法文,一边时常到美术馆和广场上去看他们的作品。朴舍(Jean  Boucher)的作品特别吸引我,我尤其喜爱他做的雨果全身像。我在国内曾经画过一幅《流民图》,出国时就带在身边。我把《流民》和我画的素描给朴舍教授审阅,请他批准我去他的工作室学**。他看了我的画,认为不错,同意接收我,在入校单上签了名,我到学校办公室办了手续,从此开始走上了我一直向往的雕塑艺术道路。
      朴舍教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时声望很高。他博古通今,可以将许多世界著名诗人的代表作,即兴背诵,文艺学的知识也很广博。在雕塑艺术上,他反对学院派,主张自由创造,重视独创和天才的发挥。他在艺术手法上近似罗丹,但他不赞成在造像上缺手缺腿的裁减造型,不像罗丹那样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而更接近于现实主义。他的作品,以雨果像等为代表作。在巴黎凯旋门上的军事博物馆中,也有他的雕塑。他每逢星期三、六上午9时至12时来校。来了之后,先看学生的**作,再看每人做的构图稿,即席授课。而后,他为下次的构图出题目,叫学生在下个星期六带来做好的稿子给他看。除了在课堂上,平时是见不到教授的。班内由班长管理,班长由教授指定,负责反映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到巴黎的头两年,80元可兑换1000法郎,我每月有800法郎也就可以了,所以,生活并不困难。后来,中国货币贬值,只能换到500-600法郎,只够我十几天的生活费,我便感到窘迫,除了上午按时到校学**外,下午便到校外给一个装修公司画水彩画,挣点钱弥补生活之不足。此外,同船到法国的林铁同志有时也给我一点帮助。
        由于在国内已学过七八年的画,使我能比较快地掌握雕塑的立体塑造技术。我的教室**作和每次的构图稿,颇得朴舍教授的称许和勉励。一天,教授忽然问我:“你愿意到我的工作室帮助工作吗?”我真是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愿意,非常愿意!”因为,一则他会给我一定的报酬,二则也可以借此机会看看这位负有盛名的雕塑家究竟是怎样工作的,以便学到更多的知识。但我又想,自己也应当做作品,于是又说:“去半天可以吗?”教授同意了,约定一天下午2点到他的工作室去。他的工作室在达盖尔街,他的住家在另一条街。我想他回家吃饭,再休息一会,一定不会准时在2点回来,所以那天2点过后我才到达。
        到了之后,便在门口恭候他。等了好一阵子,仍不见来。我想一定是他有事不来工作室了,我准备走,等明天再来。但我还是敲了敲门,以便次日见到时说明我来过。哪知我轻轻地一敲,他就出来开门了。我不仅感到十分惭愧。我请他原谅,说我错误地认为他2点一定不回来,所以过了2点才来他的门口候他。朴舍先生说:“不要紧,进来吧”。朴舍教授除了上课外,每天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在工作室,长年坚持不懈。他的勤奋是惊人的。他争分夺妙的苦干精神,使我深为感动。我平时是比较用功的,看到比我年纪大得多的朴舍是那样不荒废一点时间,对我的教育非常大。以后我又跟随他工作两年多。一直到现在,虽然事过50年了,一想起那时的情景,仍如昨日事。至今我依然怀念朴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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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星期六下午5时才在工作室外间会客。我们以前偶而去拜会先生时,只见他的雕塑品均已用湿布包起来,感到很神秘,不知道他的工作过程。我进入他的工作室之后,这种神秘感便渐渐消失了,而随着神秘感的消失,学到的东西也更加多起来。他常常先用泥做一个头像或人的全身像的小稿,让我照着小样加以放大,而后再由他审查和修饰细部。
       朴舍每天下午6点走出工作室之后,就到咖啡店,会见一些文艺界的朋友,漫无边际地谈论一切。约7点半再到另一家饭馆进晚餐。晚饭后,再到另一咖啡店饮啤酒并与不期而遇的朋友漫谈艺术和巴黎美术界、艺术界的情况。天长日久,我也就在这种场合,学到了很多东西,使艺术视野日渐开阔起来,也认识了许多法国知名的雕塑家、文艺家。
    我开始学雕塑时,一些学其他学科的中国朋友曾经问我:“你是学雕的还是学塑的?”我说两种都学。
     诚然,在中国古代,一般地说,雕像的人不学塑像,做塑像的人同时会画,不学雕;古代石窟中的塑像及壁画,多是由一个人或由一群塑像家一手完成的。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的雕塑系,是两种都学。每月前三周做模特儿,后一周临摹古代作品,进行学**塑造;另外还有石刻教学,学生可以去学石刻,有一位教授负责专门指导。
      中国传统雕塑的学**,是师傅带徒弟或者一家世代相传技术。师傅做什么,弟子跟着做什么,由简单到复杂地照样学着做。跟着师傅一套一套地学,学的套数越多,雕刻的越精,就算学得好;能离开传统旧稿,自出新样的人,就算是更好。这和学中国传统戏曲的方法差不多。西方学**雕塑的方法,先从绘画学起,锻炼写生的本领。在有一定的写生能力后,再学**塑造。这样由平面画到做立体的塑像,就容易些。雕塑是立体的,不仅要每个侧面做好,而且要把立体的各个侧面都做好,彼此连接成一个整体,结构严谨结实,无论从哪个侧面看,都能感到立体像的完整性。
       塑像是照着对象实际体积的高低大小面积做成的。雕塑和绘画在视觉形式上虽是相通的,但它的做成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着实物练**雕塑技术,能使作者获得表现自己所见的物体的本领。以自己的作品或古代作品作模型,用量深浅、长短、厚薄的点线机帮助测量对象,根据点线机的测量,照样在石头上雕刻,就能刻成与模型一样的石像。学刻硬质材料,是很重要的,但最根本的还是学**直接写生的基本功。在学**技术的同时,由教授出题或自己选题,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去表现主题。这样学**二三年,就可以自己独立进行艺术创作了。
       我在国内学过七年画,所以学起雕塑来,比较快,又加上自己是千里迢迢地专门来学**雕塑,所以不仅在教室里比较认真钻研,也非常注意老同学是怎样做的。这个学校不是年级制,学了十年八年的老同学和新来的同学,都在一起学**。这对后学的人,很有好处,许多东西不要老师教,跟老同学就学会了。教学方法是启发式的指导,让每个学生根据自己从对象上所感受到的去做。教授给学生讲历代美术风格变化,但决不教学生模仿前代风格,所以学生都发挥自己的所长。学校内有陈列馆,许多墙面上,也都挂有古代各时期的名作复制品。当然学校以外的大小美术馆和无数个展览会,更有许多古今雕塑品,供学生参观。学生尊重老师的教学,但同时也到那些古今作品中去体会前人的艺术。学生的艺术思路比较宽,形成自己的艺术观点也比较快。
       我给朴舍做助手,从他在作品上起稿,放大制作,加衣纹道具,直到完成作品的全过程中,确实得到了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这时的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的确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在巴黎美术界有不少的画家、雕刻家,由于他们成名后的艺术风格变化,不赞成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的教学。但他们年轻时,大多数都在该校学过,所以还都认为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是不可缺少的。
      在这些年中,我做了不少的头像。有的是在学校做的,有的是在朴舍工作室里做的,也有的是在自己工作室里做的。这时我的雕塑艺术思想,认为雕塑艺术是歌颂人类,表现人的聪明才智和刻画人的正气的。雕塑品的形式要稳重如山,要简朴深沉、含蓄完美,令观众从作品中得到各种启发,体会到人类为万物之灵。在形态上不必要的夸张,手法上不必要的花样,情节故事上不必要的穿插,就会使作品不能长久耐看,不能穿越各时代而为人们所欣赏。我在一些头像上,就是要追求这个理想,追求创作出这样的艺术风格。我想要做到二十余个头像,开个人展览会。我不做那种单纯地为做像而做像,如模拟张三,就要一模一样地像真人张三。我认为这是传真,是立体照相;这在人的生活里也是需要的,它为人留影做纪念,为历史留资料,但那不是引导人类创造崇高理想的雕塑艺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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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底,我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我第一次走进教室,发现学生的基本练**都接近罗丹的泥塑手法,连如何堆大型,也是有些罗丹的影子。随班观察几天之后,我婉转地对同学们说:基本练**的目的,是要通过实践达到逐步提高观察能力和塑造能力;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提高基本功,使之成为自己的本领,就必须加强自己的观察能力,对自己所感受的东西加深理解,按照自己观察和感觉到的印象,去描写、塑造,逐步达到运用自如的境界。临摹,达不到锻炼眼睛、增强感受力的目的,在技巧上也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不仅如此,“师古人”师久了,不易跳出古人的圈子,而且会把许多新鲜的题材和内容也都**古人的色彩和形式受到桎梏。有人觉得,“今不如古”,“古人才能入画”正是“师古人”的结果。我不反对初学者临一点古人,正如小学生“描红”,临点好的书法是有益的,是必需的,但不可作为最终的目的。我们学**和练**基本功是为了在艺术上有能力创作新作品,培养具有我们时代特点的雕塑家。
      开始,我的观点遭到一些同学的反对。甚至有的同学说,罗丹是伟大的雕塑家,我们照他的手法做,难道不对吗?因此,有一段时间,同学们和我是有隔阂的。但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向学校阐明自己的教学想法。学校同意我的意见。
      我和同学们相处的时间久了,不仅是我教,他们也提出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和不断地互相讨论,认识到要想成为一个雕塑家,首先应当注意锻炼的是自己的眼睛。眼睛的锻炼,不能只停留在看上,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塑造所感受的对象,描写这个对象,而后又从自己塑成的**作像上来对比,衡量自己的观察是否正确,是否是自己感觉的东西。倘若从这个**作上感到的,正是你从对象上感觉到的,塑造技术也就随之提高,这就是能够增长自己本领的好**作。这样反复做练**,不断地增强眼睛的观察能力,不断地加深表现技术能力。能有这样的基本功的雕塑家,就能独立工作。否则,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与人合作,自己就难以前进。
     为了使同学们能够充分注意基本功的练**,我有时还对他们讲我所见所闻的美术界的一些情况。
     我在国内外的美术学校学**,经过了十四五年的学生生活,前后的同学真是不少,受教过的中外老师也很多,在美术界的熟人就更多了。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成了著名美术家,但也有一些人只是人云亦云地在作美术品,更有些人做不下去了。出现后一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如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太差,使他不可能继续做下去。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学到扎实的基本功,只是不知所以然地模仿古人、洋人;因此,离开了别人,离开了原有的题材内容和形式,在新的现实面前,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所以我教学生,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等到他出了这个学校,到社会上以后,只要有条件让他们做作品,他就可以自己做,不至于做不下去。
        为此,我对同学们的基本练**,要求是比较严的。我希望按部就班地进行,扎扎实实地练。这样才能得到好处,不要追求那种表面的虚假成绩。
       这样进行基本练**,同学们在开始时是觉得有些困难。但是正因为困难,就不能不认真观察对象,不能不想法设法进行塑造。为此,他们就必须仔细考察教员的正确意见,正确地、而不是皮毛地借鉴古人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练**,同学们就能逐步地自己进行工作,向深度发展。
      当然,在雕塑创作上,单有基本功是不够的。我劝同学们读中外历史,尤其是读通史,读比较史。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从古人的成功或失败的教训中,比较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应如何走自己的路,做我们自己的雕塑品。其次,我劝青年们,雕塑在形式上近绘画,但在艺术处理上,更近诗的韵律,更近音乐的谐和,更像建筑的大小体积、明暗安排。艺术品的最根本来源是社会生活,是由社会影响而产生的思想感情和人的素质。每一件雕塑品产生的开始,都是由外在的或作者自感启发的,也就是平常说的“灵感”。灵感离开生理,是感不到的;但灵感的内涵是由人所受的教育、社会环境和思想感情等等形成的。因此,一个雕塑家要想做作品,就必须深入社会生活,培养思想感情。这样才能不断地有“灵感”,才能不断地有“自我感受”。
       这种“灵感”、“自我感觉”是否正确,形成雕塑品后会在人群中产生什么效果,每个作家都是在考虑的。当然,每个作家的考虑不会是一样的,也不必一样。按在总的趋向上,我希望同学们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管走了多大的弯路,总是向上的,总是以达到人类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来衡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好的,是否对人类的进步有益。
        我 于开始教学的同时,在杭州西大街武林村弄堂租了一个小单元,在仅有两平方米半的天井上,加了个玻璃顶棚,作为工作室。雕塑工作就在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这地方离西湖不远,我到位于孤山的学校上课,或早晚到湖滨去散步,总爱在断桥上停留,心旷神怡地观赏美丽的风光。白居易诗云“湖上春来似画图”,苏东坡赞曰“淡妆浓抹总相宜”,确是写出了西湖的神韵。我想,若能在这桃红柳绿、苍松翠柏之间,立几座洁白的雕像,不更能显示出河山壮丽,人杰地灵了吗?
于是,做雕塑的欲望更加强烈。
     但当时的社会,没有用雕刻艺术装饰、美化园林风景区的**惯。我也不愿做宗教或宣扬迷信思想的雕像。社会更不把雕塑当做美的艺术来看。
        为了打破旧俗、开辟新路,我和雕塑系的同学一起在城里举行雕塑品展览,宣传雕塑艺术,希望引起社会的注意。想让人们知道:雕塑绝不只是做泥菩萨;它主要的功能和文学、绘画一样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是供欣赏,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思想,陶冶人们的性情的,是美的艺术。
          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努力学**雕塑。回家后,就在小小的工作室里,塑造我周围人的像。我想通过塑像歌颂、赞美中国人民。让看到像的人,不仅能得到美的享受,而且能体会到自己民族的聪明才智,精明强干,从而启发观众在各自的行业上,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进步,大胆地创造,努力前行。
       除了教课之外,我把全不精力都倾注在雕塑工作上。我做了三个青年女像,两个男像,一个女裸体像。这些雕塑品的照片很快就被画报拿去发表了。但作品却留在我家里,因此人们不把它们当做供欣赏的美术品看,只把它们视作某某私人的肖像。这样,他们当然不愿意像中国画幅一样陈列在自己家里。
        雕塑不像书画,有笔墨纸砚,再加上一点颜料就行了。做雕塑品用石膏、木、石、铜等为材料,创作时需要请模特儿做参考。这不但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件作品,也需要用钱备置材料。
      钱从哪里来呢?靠我的工资是不够的。这时我很烦恼。我跑到灵隐寺,望着飞来峰徘徊,想到古人为宗教,把诺大一座山都雕刻了,我今天想为人做雕像,竟陷入这样困难的境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买材料,还做什么像呢?
         当时,在北京艺专的老师郁达夫先生也住在杭州。我时常去找他,向他谈了我在雕塑艺术上的理想,也谈了我的困难和苦闷。
        大约是在1934年春,他说他的熟人要为已死的母亲做个浮雕像,我答应做了。这是我回到祖国后,第一次有人找我做雕像。像的背面是郁先生写的铭文。铸成铜质后,就被那家埋在坟里了,我连个照片也未能留下。
      1934年底或1935年春,艺专一位色彩学教员周天初找我为“一·二八”淞沪抗日牺牲的八十八师将士做纪念碑。“一·二八”淞沪抗日抗争爆发时,我正在法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遭到中国军民英勇抵抗的消息,曾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坚定了我要回国的意愿。现在介绍我为抗日牺牲的将士塑像,使我有了建造大型纪念碑的机会,可以实现我在雕塑艺术上的理想了,我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个像在构图的时候,我决定塑两个人,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军官。头部是表现人物精神面貌的十分重要的部分,在塑头像时,我着意表现中国人民不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尤其是在战士的头像上,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希望能在艺术上有所创造。
       记得这两个头像塑完后,我把它们拍了照,寄给我的老师朴舍看,老师回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说这两个像塑得很好,他把照片给巴黎美院的同学们看,给美术界的朋友们看,还说要送到一个刊物上去发表。
       正当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时,订主派人来催,说我做得太慢,他们不能等了。四块浮雕还只是堆了大样,他们就叫几个兵抬走了。我非常生气,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对待艺术,这样不尊重作者的意见?我和他们吵了一架,但没有用,浮雕就这样草草了事。
       纪念像立在西湖第六公园的岸边,场地不宽,离马路和湖滨又很近,左右都有树木,不适宜远看。所以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的像座不高。可是后来他们没有告诉我,就叫一个搞建筑的人,一下子把像座加到了五米高,这样两个铜像就显得很小,很不相称,尤为奇怪的是在像座上四角,倒装四颗炸弹,不知是为了炸自己,还是炸敌人。我去质问他们,他们却把我拒之门外,不理我了。
        这就是雕塑艺术在那个时代的遭遇!我更感觉苦闷。不久,郁达夫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雕塑家刘开渠》登在报上,对雕塑艺术给予热情支持,表示同情我对雕塑艺术的努力。
      这以后,我又做了几个死人和活人的像,都要照着订主的意思做,否则他们处处刁难。这哪里是做雕塑,是受气、受罪。
      大约到了1936年,我认识了程丽娜,她学绘画,爱戏剧,很有艺术修养。我为不能够做我想塑造的作品而苦恼,她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和安慰。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占领了北平和上海,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封锁消息,一般老百姓多不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杭州人望见日本飞机西湖上空盘旋,就惊慌逃避,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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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丽娜一家人在10月中旬躲到绍兴,我第二天早上去绍兴看望她们。这天下午就从远方传来了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她们一家和我当晚就从车窗跳进了已挤满了逃难人的火车,去了南昌,后又至汉口。我和程丽娜在这流亡途中结了婚。她的亲属在汉口住下后,我们俩就跟随已迁到江西省贵溪的杭州艺专,再到长沙。1938年初我们到了湘西沅陵。仓促离开杭州,我所做的头像和书籍等全部丢下了。在这三个多月中,今天不知明天逃亡何方,我无法再想雕塑的事。
      在沅陵,学校租了民房做教室,预备长住,又开始上课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逃难的混乱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我有时坐在屋前,想到西湖,想到丢弃在家中的作品和书籍图册,想到不能进行雕塑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愤恨已极。
      沅陵城建在沅水、酉水相交的山坡上,郁郁葱葱的树木镶着江边,明亮的流水围绕在邻里相毗的轻巧的房屋下边,好似湘西姑娘衣裙上闪亮的飘带,景色十分秀丽。我想,如果能在这锦绣般的土地上添几座雕塑品,该有多好!
      白日有所思,晚间有所梦。夜里梦见自己和逃难的百姓整天跑,到处都是死伤的群众和炸坏了的自己的雕塑品。一会儿,敌机又来轰炸了,就急得大喊起来,一喊就醒了。第二天我去城里找沈从文兄弟和他的大哥沈云麓先生。他们是凤凰县人,沈大哥定居在沅陵城。学校能够在这里很快地安顿下来,也多靠他们的帮助。沈大哥说,你们这些美术家能到湘西来,很不容易,应该给沅陵留点作品,这是抗日纪念,也是你们在这里居住过的留念。我对沈大哥说:“我昨晚还做了梦,幻想在你们城里雕几座像……”
      过了几天,沈大哥真的带着城里管事人来看我,说欢迎我在他们城里建立雕塑品,约我一起去看哪些地点适宜建立雕塑品。记得我们从长沙要来湘西时,长沙曾有些人劝我们不要去,说那里很乱。到了沅陵才知道,当地的头头是个草莽英雄,与蒋的嫡系亲信不和。我见到了他,不料传说是绿林好汉出身的“湘西王”,却很文雅,不仅同意我为他的城里做艺术品,并且很快地为我造了两间木板墙并装有天窗的工作室。我准备动工做雕塑了。
       正在此时,由长沙向沅陵、向贵阳逃的人日渐多起来。纷纷传说武汉失守,长沙危急,学校又决定迁往四川。程丽娜这时已怀孕,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是随学校走,还是留在沅陵?我觉得工作室已造成,雕塑的准备工作已齐备,就不想走,让丽娜先走。
        沈大哥一片好心,比我想的更细致,他说去贵阳的长途汽车非常拥挤,你们应该早走。向西南逃亡的人越来越多,再拖延怕丽娜就走不了啦!
      我仍觉得扔下才建起的工作室走了,对不起热心的沈大哥。可他却说“你们只管走,另外的事不用关心,我来处理。”
     就这样,沈大哥把我们送上了去贵阳的长途汽车,离开了我们很深留恋的沅陵和新造的雕塑工作室。
历尽艰辛,我们辗转经贵阳、重庆等地,直至1938年底才到了成都。
       这时方知道,在长沙大火时,艺专仓促离开沅陵,经贵阳转迁昆明去了。日本侵略军已到湖南。传说纷纭,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打听川、贵、滇长途汽车,都说来去困难。丽娜这时已近临产,再也经受不了汽车的颠簸,我们只好留在成都了。
       在成都《华西日报》上,看到我已有十多年未通音信的老朋友赵其文的名字,我就去找他。从他那里得知陈翔鹤、周文、萧军、李劼人等均在成都。他们还每隔一段时间就聚会一次,后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后来在整个抗战期间,成都的进步文艺界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它组织的。我告诉其文,成都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是我在北平艺专的老师,曾写信给我,问愿不愿意到成都为在滕县抗日阵亡的王铭章师长做像。当时我在湖南,觉得四川路途遥远,没有答应,现在被日本侵略军迫到成都,王铭章又是死守阵地为抗日而牺牲的,如果他们还想为他立像,我想承担此项工作。这样做,一是宣扬抗日精神,二是我能继续搞雕塑艺术。
      其文很同意我的想法,说应当做,便同我一起去找熊佛西先生。经熊先生说合,就与王铭章所在的四川部队单位商订了造像合同。
     他们要求做一个骑马像,连像带座都由我一个人设计,承包费先付一半。
     我过去做的都是头像、立像。现在正处在抗日战争炮火纷飞,敌机不断临空轰炸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石刻,能为抗日阵亡的王铭章做骑马像,我很高兴。我想,王铭章是个抗日志士,要在这个像上体现追究人民不畏**,英勇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激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誓保疆土,把敌人赶出祖国之外。
        这个像有三米多高,王铭章骑在马上,挥动着右手,召唤军队向敌人冲去。在像座下面,左右两边各有一块浮雕,浮雕反映王铭章等人和敌寇英勇战斗的情景。
       在成都从没有做过这么大的铜像,一切工作条件都要我自己从头准备起。丽娜拖着沉重的身体,去找一位在川康铜业管理局的熟人,帮助订购的三吨铜,租到一家停办的补**学校教室当工作室。我跑到郊外天地里,找到了可以做泥塑的观音土,一车一车地运到工作室;找铁匠铺和木器作坊,请他们做马的骨架和铸像下的铁轨转盘。因为雕像是立体的,必须把像建立在转盘上,做做转转,才能照顾到立体的互相连接关系,使像成为浑然一致的完整立体。但这样的铁轨转盘,铁匠铜铸不了。于是又向一家铁厂求助,才按我的设计铸了出来。我们白天四处奔波,精疲力尽。晚上丽娜泡上浓茶给我喝,提提精神,进行骑马像、浮雕的构思,捏草型、设计像座和画建筑图。一连忙了两个多月,准备工作总算就绪了。我们虽然觉得这样不分昼夜地忙,很辛苦,但艺术工作又开始了,心情是很愉快的。
    做大型的雕塑品,不仅是用脑力的创作,还像建房子一样,是细致的工程施工过程。单靠雕塑家艺人,是既分散艺术精力,又拖长时间的。恰巧,这时有艺专雕塑系的同学到成都来,我就留他们帮忙,一道工作。
      因为工作室比较大,文艺界的朋友有时便到这里来聚会,开诗歌朗诵晚会。我记得有一次还朗诵了艾青的《火把》。
      由于订主不懂艺术,屡次要求按照他们的意思修改,延迟了泥塑时间。我们只顾埋头紧张地工作,却没注意到社会上的物价在飞涨。到1940年春,泥塑做完时,房主要加房租,所需要的石膏粉也涨了很高的价。我存在银行里的承包费也贬了值,买不到原来预计能买到的材料。我们赶快搬到另外一个空着的职业学校。这时成兜的石膏是由卖石灰的商人带着卖的,量很少。我同商人谈,由他提供足够用的石膏粉。他要的价钱很高,我只好照付。第一次卖给我的质量还不错,但没有想到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在第二次送来的石膏粉中,却埋藏着受了潮的坏石膏粉。在灌马身大块阴模时,大部分石膏粉都不凝结,我只好把不凝结的石膏粉洗掉,重新翻制。为此浪费了材料,也浪费了人力、时间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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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初,一天晚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我说我想到延安去,他说:“欢迎你去。如果一时不能去。留在成都多和文艺、美术界的人士一起,为抗日做些工作野火。有一封信,托你代为转交。”我表示一定要亲手交给收信人。由于我的第二个女儿刚出生一个多月,也由于想结束未完成的雕塑工作,我就继续留在成都。
       成都一般的铸造厂怕翻铸不成,都不敢承担翻铜像,我只好自己翻铸了。我请了两位翻过砂的老师傅来帮忙,可是他们没翻过铜,我们就先翻浮雕做试验。翻铸应该用铁砂箱,铁砂箱可以竖起来灌浇,使铜水能顺利地上升灌满阴砂模。可是我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先铸铁砂箱,只好用木制的砂箱代替。怕木砂箱承受不了铜水的热膨胀力而破裂,只好将砂箱平放着浇铸。这样,铜水平铺灌进阴模,总不能流满而剩有几处空隙。后来想了种种办法,才把浮雕翻成功。
       轮到翻骑像时,由于缺钱,不能添设备,困难就更大了。但我总要把它铸成铜像,不能半途而废。
我想出一个办法:在院子里挖一个比骑马像稍大一点的长方形的坑,代替砂箱,然后用厚木板做两个大盖子,一个上砂盖,一个垫底,以便用大铁条连接起来,夹着中间的砂模。马的沙漠、灌铜水的浇铸口、散热的出气口等都预先烘干,安装好。坑的两边各砌一大化铜炉,由16个人轮流拉风箱,吹风扇火。我以紫铜、铜、锡、铝为主,使像成后呈现青铜之色。
       老工人要求以公鸡之血祭炉,这是迷信,但为了助长他们胜利完成工作的信心,我同意了。他们将一只大公鸡提在手中,斩鸡头,将血洒在化铜炉和风箱旁。
       这段时间,日寇飞机经常白天来轰炸。有一次在成都投弹,一下子就死伤几百人,我们院子里有三人遭难。可是化铜必须是一气呵成,不能因为警报中断,我们只能等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开火,到午夜时,炉火正旺,至黎明三四点多钟时灌铜。到时候了,两个炉中火红的铜水同时向砂模中灌进,周围的人都鸦雀无声地注视着,我的心情更紧张。铜水灌到接近马背时,由于压力增大,也由于一处砂模内未加铁丝网,铜水由该处冲破砂模,从初期口猛**来。焰火冲向空中,将旁边的一颗大树的树叶烧糊了一大半。铜水像雨点一样从空中向四面落下来,我和在场的工人身上的衣服都烧穿了许多**洞。这次事故使马身只铸成了一半,我们只好在另一半上,重新做砂模,接着翻制。经过多少昼夜的奋战,骑马像终于在1941年暑期翻成功了。
         从王铭章骑马像订合同到铜像完成,物价涨了好几倍,原估计够用的承包费,不够用了。要订主根据物价的增长情况,略微增一点费用,他们不肯。我只好省吃俭用,把丽娜教学的薪金也全部填补上,到最后还不够,只好卖衣物救急,继续进行工作。有些朋友看见我狼狈困难的情况,对我说:“你若早用这笔费用跑生意,一定发财了。”朋友是出于好心,但我做梦也未想过做生意,更觉得这对我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这时,我没有任何别的工作,单靠丽娜微薄的工资,生活十分困难。
         在这不知怎样才能生活下去的时候,由昆明又搬到重庆青木关松林岗的艺专新校长,约我再去担任雕塑教学。于是我们全家就在1941年1月到重庆,回到艺专。
        学校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时局是这样险恶动荡,哪里要用得上雕塑。雕塑这时有什么用呢!学雕塑的同学不多,但都是很认真地学生,我也认真地教。我们都相信一定会把日本侵略者打败,祖国一定会重新建设的。重建家园时,一定是需要雕塑艺术的。古代有很多的雕塑,现在仍是我们的骄傲,仍能鼓舞百姓的爱国心。目前,在山沟里教和学,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想到为了能继承、发展我国的雕塑事业,学些本领,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学校在北山岗的南坡上,不少的教职工和学生住在南岗的北坡上的农民家里。我们住在一家生活比较苦的农民的猪圈和储牲畜草料的小房上边,开始时不**惯猪圈的气味,久了也就无所谓了。我每天穿过梯田小径,越过小溪到北山坡去上课。在那里住了一年,看见农民秋季收割,打场收粮;冬季整理旧农具,修补破房屋;春季开始以后,又忙着耕田、准备耕种。老人、小孩放羊、割草、拾粪。我有时也帮忙他们干点活,和老人坐在田埂闲谈。他们说,要不是社会混乱,军阀巧取豪夺,官僚横行霸道,再加上日本鬼子侵略,他们也不会这样苦,生活会好些的。在四季中,眼所见,耳所闻,启发我想做以农民家庭为题材的雕塑品。
        到1942年,艺专又换了校长,而且为了将就他,学校再次搬迁到重庆郊区沙坪坝嘉陵江北岸黑院墙农村。我们一家租住在沙坪坝刘家坟祠堂里,和丰子恺先生邻居。在“**”中死去的小女儿,就生在这里,所以起名叫刘沙平。从住处到黑院墙,过江后还要走七八里,遇到天雨路泞,走起来十分困难,有时还要滑倒在泥浆中。我本有头痛病,有一次刚到学校就晕倒了。我何丽娜虽说都工作,但因为物价不断上涨,而工资不动,所以生活很困难。尤其是丽娜,除了上课外,每天还要牵一个孩子,背一个孩子,洗衣做饭。但她还是让我腾出时间做雕塑。在这一家人挤在一小间屋的情况下,我做了一个少女像。一个模特儿的女孩子,长得健康又富有中国少女的典型美,我很满意这个塑像。但当时连拍张照片的条件都不具备,后来这个像又失落不见了,使我每一想及,就悔之不已。后来很少再见到像她那样美的少女了。
        到1943年夏,郭有守先生从成都来信,说那里的市政府为纪念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要做无名英雄铜像,请我去担任这个雕塑工作。但说该市没有多少钱,希望我能半尽义务。我受到信后,很生气,一个市政府说没有钱,倒要我喝着西北风为他们卖力。我多少年来做雕塑工作,不少的时候,由于订主不懂雕塑是艺术、是创造性的工作,只是把雕塑当成是他们眼光所见事物的翻版;在创作过程中乱出主意,甚至以出了钱的老板态度,表示不按照他们的意思改,就不要了。真是做一次订主的订货,生一次气。甚至想再不做雕塑工作了,认为雕塑艺术在这个社会中是不能存在的。气头过后,还是爱这一行,还是想做,而且觉得只教别人学,自己不常做,我不是变成了个“雕塑”的人,而不是做雕塑的人了吗?我只有做好,才能教好,也只有创作出雕塑品,才有雕塑艺术。想到这里,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成都。那是个“无名英雄”像,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我可以按我的意思做,也许能做个比较好的作品。这样,我约两个同学一起,又去了成都。
       我原先借用的学校已为别的单位用了,托了好多人,才借到成都市参议会两间房当工作室,和两位同学一起准备塑像泥和木头骨架等。把像的大形堆好,同学回重庆学校学**,我就一个人进行工作。“无名英雄像”是表现一个战士身背着斗笠,穿着短裤,打着裹腿,足蹬草鞋,端着枪,两眼怒视前方,冲向日本侵略者。
       我没有模特儿,也花不起钱去请模特儿,我就自己持枪跑步前冲,体会抗日英雄向敌人冲杀的勇敢形象,参照着自己仇恨敌人的情感,来塑造英雄的脸形。他嘴唇紧闭,眼睛里充满怒火,直视前方。为了塑造好形象,不知反复了多少次。也是在反复塑造中,形象才有了逐步的提高。我在像的周围,在那间小屋里,白日站在木架上工作,夜里开灯去看艺术效果。每有一点满意的形象出现,就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我深深体会到,刻苦努力探索,坚持不懈地工作,是使艺术逐步提高的必经之路。
       像快塑完的时候,一天有人敲我工作室的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徐悲鸿先生。他说他到成都后,听人谈起我在塑像,便马上来看我。我连忙请徐先生看塑像,请提意见。
        这天天气晴朗,顶棚的光照也比较强地射到像上,使像的造型神情能看得清楚。徐先生一边看一边说:“很成功,很好,向你祝贺!”
       我告诉徐先生说,如果能让我做得时间长些,也许还会有所改进。他说:“我去告诉他们,应该允许美术家有足够的创作时间。”
        无名英雄像塑完后,铸成铜质,建立在成都东门外的广场上。铜像是完成了,可又有谁知道我是另外又接了一些私人头像,把得到的报酬,补足费用后才完成的呢?
         丽娜为了在工作上帮助我,在1943年冬,带着三个女儿也来到成都。因为雕塑完成了,参议会不让我再住下去。后来还是得到郭有守先生的帮助,让我们住进督院街教育所的空房子,将原来的厨房当做工作室用。我在1944年做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就是作这四面墙被烟熏得漆黑的小屋中做的。那时,在成都春熙路,有一个很矮小、也不像孙中山先生的石质立像。大约由于“无名英雄”像受到好评,市政府在1944年,又建议由我来重新塑造一座孙中山像,以换掉那个石像。立像的场地不大,我设计了一座坐像。孙先生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放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放在腿上,一只脚略微向前伸,另一只脚稍微向后。我准备把像座改建低些,以便和坐像协调。这个像到1945年初才做完。雕塑工作的进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简直是望尘莫及。这时石膏粉又涨了好几倍,我只好自己买生石膏,自己加工了。
        生石膏和石头一样,是一块一块的,要用铁榔头把它打碎。丽娜和请来的工人拣大块的打,我的大女儿那时还不到七岁,也跟着用小铁锤,将以达成小碎块的再锤成碎末。碎末不够细,还要上石磨,把它磨成粉状。生石膏粉是有水分的,必须把它上锅炒干后才能用,否则它不凝结,不能做成硬模。因为我们无钱买炒石膏的设备,只好用我们的铁锅来炒。生石膏放进锅里,随着火力的增加,生石膏粉像水一样在锅里滑动,随后便积成堆。一边翻转,一边炒,等到水分全干时,石膏粉满屋飞。这个最关键、最难做的工作,都是由丽娜承担的。
        有一次,陈翔鹤兄看到她满身满头白粉从屋里出来,就开玩笑对她说:“怎么,你们开面粉厂,丽娜做老板娘啦!”这个塑像,用自己加工的石膏粉翻出来,很顺利。只是在拆泥塑下垫的砖时,石膏阴模倒在丽娜的左手腕上,差一点把腕骨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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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渠大师的家事
  刘开渠(1904年—1993年),著名雕塑家,美术教育家。主要作品有: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无名英雄纪念像,孙中山坐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之“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等。出版有《刘开渠雕塑集》、《刘开渠美术论文集》、《中国古代雕塑集》等著作。
  最近几年,大师夫人程丽娜经常感到莫名的疲倦,往事如在眼前,近事却有些渺茫。
  此前不久传之纷纷的纪念碑浮雕拍卖一事尘埃未定,大师全家对记者惟恐躲之不及。我不便打搅,只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陪大师夫人和女儿聊一些发生在家里的闲话往事。屋子新装修过,淡色的地瓷砖,刷了立邦漆的墙体挂着几幅水粉画和着色国画小品,当屋靠墙的占着很大一角的是程允贤塑的刘开渠大师的铜铸半身像,一副心宽体胖的样子对着每一位来访的客人给以热情的笑容。还有一个杜甫像,是如今杜甫草堂塑像原稿。新居装修对他们来说已是所费不吝。大师在世的时候,全家曾经住在太仆寺街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当时毛主席的半身塑像在屋里塑好后,太大拿不出去,只好拆了屋里的墙抬出去。小院子拆迁后,按工龄和人口折算,在和平里中街四区分给了他们三套住房,现在住着的这间是建筑面积115平方米的一个三居室:大师夫人、保姆和女儿刘米娜各一间。
  除了三个女性,屋里还有一只猫。来客人的时候,它觉得有必要过来打一个招呼,塌腰、洗脸,懒懒地看你一眼,然后就走了。程丽娜想抓它回来,它温柔地挣脱。大师夫人的手款款放在膝上,微微有些痉挛,并不是因为激动,不,她很平静地叙述往事,望着你,语调清晰,措辞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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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女儿两死一残,给大师生活留下暗淡的阴影
  刘大师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刘微娜在反右时死于肾炎,死时年仅18岁。程丽娜说:“微娜那时都有选举权了,有资格作为成人参加批判会。开渠被批斗,一遍一遍做检查。检查一写就是一厚沓,我记录,让微娜重抄。微娜当时正是高三,每天学习、帮着抄检查到很晚。”刘微娜样样都要在人前,性格又内向,有病也不休息,终于不治而亡。
  小女儿刘沙平死于1967年。刘沙平性格外向,是一个才华初现的美院学生,业务好,人也泼辣。当时她正在上山下乡,父亲被揪了出来,说她们是反革命汉奸子女,刘开渠是国民党的特殊党员,要刘沙平揭发。此前一周刘沙平还在湖南韶山东站建毛主席塑像,事情太突然,一向走在人前的她觉得这太离谱了。1967年7月14日全系召开斗争会,批斗刘开渠。刘开渠在重大压力之下,被迫承认自己的反革命汉奸“罪行”,是国民党的特殊党员等一系列“事实”。刘沙平当时正在批斗会现场。
  回到家中,家人发现她长时间沉默不语,举止沉静,表现未见异常。
  次日,也就是7月15日,刘沙平参加在玉渊潭公园举行的北京市全民健身游泳比赛,获胜者可以荣幸地获得次日举行的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游昆明湖的比赛资格。刘沙平游泳技术一向不错,在选拔之列。当日的玉渊潭公园风大浪急,又是活水,刘沙平游了一圈回来,对同事说:“我再漂一会儿。”之后随波而去,不顾不返。时年24岁。
  二女儿刘米娜自小就是多病多灾,以后因为严重的哮喘长期卧病在家。大师生前很爱这唯一幸存的女儿,经常将女儿捧在掌上。刘米娜是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
  之后,刘米娜结婚,生育两子后与丈夫离异,至今带领两个儿子住在母亲家。由于长期吃药和补充激素,她行动不便,口齿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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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碑铜制头像出现在展销厅
  人民英雄纪念碑有四个面共八块浮雕,正面的渡江、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等作品都出自刘开渠的亲手。此次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就是纪念碑浮雕中出自刘开渠亲手、如今仅存的八个石膏头像中的四个。
  数一数纪念碑上的人头像,少说也有50—60多个,纪念碑实际上是一个无名英雄雕像。纪念碑建好以后,那些石膏像原稿堆得满屋满地,一度成为困扰大师家庭生活的一件大事。存之无地,弃之不忍,给几个单位,人家都不要。家里人也不当回事,只留下了八个头像做纪念,其余都下落不明。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要在国际展览中心举办艺术博览会,公司老总提出请刘米娜提供几件展品以支持他们的工作。考虑到雕塑向来是有价无市,刘米娜答应送两个浮雕头像去展览,可是对方坚持要四个。刘米娜表示同意参展,但坚决不卖,说:“我父亲一辈子为雕塑事业鸣锣开道,我们也应该支持。”但既然是展销就得标价,有人提议,既然不卖,不如把价钱抬得高高的,也为雕塑品开个价。
  没想到,事情很快变得不可控制。一件头像定价300万元,还真有人问津。
  一展就是五天,20块钱一张票,有4万多人参观,人们在纪念碑浮雕巨幅展版前面驻足不前。由于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被围栏保护起来,禁止攀爬触摸,许多人在展台第一次看到和摸到浮雕。
  标了价,就有人问价。形势的发展逼得母女俩不得不表态。刘米娜与母亲商量:
  雕塑品在流通领域向来没有价位,进不了市场,不如让我们开一个先河。既然已经标了价,就干脆举行义卖,将所得交给国家。刘米娜说:“但是,一些人断章取义。”
  这事情弄来弄去变了味了,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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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开渠1984年创作于北京的《女青年像》(又名《向新时代致敬》)
  ■平常人家,但求平安度日
  大师夫人程丽娜自国立杭州艺专美术教育专业毕业,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以后,一直教书为生。1953年随刘开渠到北京后,在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绘画,1975年退休,如今已年过九十。

  老太太平静地说:“苦日子我过过。搞雕塑的没有富人。解放前在成都,我要同时教授两个学校的课程,一天米价几涨,学校的工资也是发一串钱发一袋米,无米断炊情急之时,还得变卖家产。现在生活很能过得去了。我出门不方便,即使就医,也自己打车,没钱打车就不出去了。家里只有一个保姆,既要照顾我的生活又要照顾刘米娜,确实很辛苦,没事我不敢轻举妄动,怕麻烦人,怕惹事。做雕塑的流荡一生,雕像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几个幸存的头像实在不必要那样炒作。”
  刘米娜说:“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名人之后的优越感。但我也确实得到了许多来自组织上和许多领导的关怀。”
  组织上给大师夫人的保姆费是每月80元,加上刘夫人每月退休工资不足1000元,一家人平常度日。幸好,医药费可以全报。程丽娜说:“我与米娜相依为命,只顾了吃穿,根本没有钱买房子,每月的房租,每年的物业管理费,数额巨大。如今的米面皆贵,一个老人,一个病人,对生活已经无所求,过一天算一天吧。”她看着唯一的爱女刘米娜吃下一大把药片和一杯冲剂,然后静静地看着刘开渠大师的半身塑像,不像是抱怨倒像是安慰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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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淮北市相山公园刘开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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