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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  

2017-03-24 08:57:12|  分类: 世界历史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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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山完造(1885年—1959年),日本冈山人,1916至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主要经营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自起汉名邬其山。晚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内山完造,内山书店老板,鲁迅先生的挚友,中国人民老朋友。自起汉名邬其山。
内山完造自12岁起就先后在大阪和京都的商店当学徒。1913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人员,20多岁的内山完造来到中国,在上海居住达三十五年。起初在上海推销药品,兼售基督教福音书。1916内山完造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后,携夫人内山美喜子一起赴上海。
       1917年内山完造以美喜子的名义开设内山书店,最初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的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开始销售基督教的福音书,进而销售一般性的日文书籍,再后扩展经营中文书籍。
     二十年代后期,书店大量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发行当时被禁售的鲁迅著作,并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毁灭》等六种进步文学读物。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其它进步书籍。三十年代的上海,中国书店买不到的书,内山书店有卖;中国书店不敢经售的书,内山书店也能卖。书店的顾客除了日本人外,还有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尤其是进步青年。
         在内山书店中,书籍都敞开陈列,读者可以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长椅和桌子,读者可以坐在那里看书。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一个茶缸,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内山书店不管金额大小,无论国籍(包括中国人),读者都可以实行赊账。在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蔑视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内山完造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平等、和善,一点都没有当时日本人的自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内山完造在经售书籍的同时,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信任和尊敬。内山完造特意书店创办了教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日本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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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至1947年,内山完造始终居住在虹口。千爱里2弄3号为其第四寓所,1931年迁入。由于二、三十年代的虹口四川北路一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内山就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作了很多事。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出售当局禁止出售的左翼进步书籍;他三次帮助鲁迅举办木刻展及一次木刻讲习班;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1927年10月,鲁迅入住虹口,住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的大陆新村,此后与内山完造相识。从此,两人友谊甚深,过从甚密,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从1927年10月他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他去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
         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以及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了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任治丧委员会委员。还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被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他写作《活中国的姿态》、《上海谩话》、《上海夜话》等系列。1942年迁居东横浜路松里。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又搬回千爱里居住。
        除了四川北路外,内山书店在南京路还曾有一家分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原英、美等国的企事业被日军接管,内山完造奉命接管南京路160号的中美图书公司,于是该店就成了内山书店的分店。抗战结束后,南京路的内山书店分店仍由中美图书公司收还(现在是体育用品商店)。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以敌国侨民为由,强令内山完造归国。内山完造回国,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改作他用。至此,内山书店停业。
       回到东京,内山完造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50年参加创建日中友好协会。1952年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相互承认。1954年参加接待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1959年,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华访问,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1980年,内山书店旧址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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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日本恩人:曾掩护鲁迅避难也曾营救许广平
  导读: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做了很多事。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
  因为中国语文课本中阿累写作的怀念鲁迅的《一面》一文,上海的内山书店成了许多人熟知的鲁迅的第二“会客厅”。文中的鲁迅“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他将《毁灭》和《铁流》半卖半送给经济窘迫却爱书的进步青年。同时,热情的“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他的名字也因为鲁迅和内山书店的关系,为不少中国人所熟悉。
  1月11日,是内山完造先生诞辰130周年。他的人生有近一半时间在上海度过。从1916年来到上海虹口,到1947年归国,历时31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数度应邀访华。1959年9月19日,他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看到来接他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开心得手舞足蹈,还说中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将来要葬在中国。不料一语成谶,次日,他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4岁。如今,他长眠在上海万国公墓。
  作为离鲁迅最近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不仅是鲁迅一家的挚友,给鲁迅提供了各种书籍、期刊,还在于他的书店本身也起到了鲁迅先生“会客厅”的作用。在位于现在四川北路2048号的内山书店(旧址),鲁迅曾通过这个空间与外界进行交流,成就了其犀利的思想。内山一家和内山书店,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是一代中国进步文人的安全岛和心灵家园。
  在与鲁迅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内山完造也拿起了笔写文章,共出版了六本随笔集和一本自传。他写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鲁迅,他笔下的鲁迅,不仅是一位可敬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可爱、有着人间烟火气的读书人。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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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山完造在上海的日子
  内山完造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是始终和鲁迅先生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位于虹口四川路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曾经无数次出现在鲁迅先生的笔下。那里有一把鲁迅专用的藤椅,鲁迅在那里翻书、会客、聊天,俨然把那里当做了第二个客厅。
  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丰子恺、陶行知、方志敏、叶灵凤、夏衍、郁达夫、萧红……不可胜数的中国文人曾与这个小小的书店产生了终身不解的情缘。
  内山完造是日本冈山县一个村长家的长子,小时候虽然口才很好,三年级就当上了故事解说员,但实在太调皮捣蛋。家里拿他没办法,12岁那年就让他停学去大阪学生意。4年学徒后成了店员,手里有点钱,便开始贪吃贪喝,被老板辞退,回家乡受到父亲的训斥,不得已偷了家里50元钱又逃了出来,到处碰壁。最后在京都一家经营绸布的赤野商店当店员,他勤勤恳恳干了10年。由于经济萧条和老板不善经营,完造不得不辞职去卖报。1912年完造27岁时,有一天,他和朋友一起去京都基督会听传教,在教会里他结识了牧野虎次牧师和伊藤胜义牧师,走出教会大门时,完造把自己喜爱的高级烟斗扔进了水沟。这一天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13年3月,经牧野牧师推荐,内山完造乘船到达上海。他的工作是为日本的“大学眼药”的参天堂作广告,就是带上几个中国雇员到街上贴广告,钉广告牌,以及执旗游行,散发传单等等。在上海实习了几天后,就出发沿长江两岸做广告去了。当时由于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强大的排日运动。但出乎完造意料的是,作为商人的他们并没有受到冲击。在长沙,有一次去一家大药房收取五年前委托代售大学眼药的款项,店主拿出一包东西说,药店已更换了主人,这是他们留下的账目,完造打开一看,里面有流水账和钱,分文不差。吃惊之余,完造对中国人也开始心生好感,还为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邬其山。
  1916年,内山完造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婚后携夫人再赴上海。次年,内山书店在他家楼下一个铺着12块日本席大小的木板房诞生了。“出门旅行了半年,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与其说寂寞,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考虑到未来,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开间书屋,……书店开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没有书架,只是普通的民居而已。两层的柜子里摆了不足一百本书,价值八十余元。”书店最初是通过牧师从日本购进一些圣经读物出售,第一个月营业额是84元2角,第二个月是120元。女主人美喜子美丽又好客,人们亲切地叫她老板娘。顾客来了她总是端上一杯热茶,书看累了就请顾客坐在店里设置的椅子上;书是开架的,可以自由抽取随意阅览。完造又把做大学眼药广告的一套办法搬来,出了一份油印的新书目录,叫“诱惑状”,分别寄给顾客,很受欢迎。更为独一无二的是实行老少无欺的“赊账买书”,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可月末结付,如果月末不来付,也绝不去催收。
  1924年后,内山完造买下了魏盛里临街的一所房子作为独立的书店经营场所。1928年又将与其相邻的房子买下合并。“我在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把小天井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便于采光,不过里边还是有点暗,白天也要亮着灯。我在电灯下放了一张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摆了几张长椅和椅子,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哪个客人没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喝杯茶,优哉优哉地看看书,聊聊天。”1929年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现四川北路2048号)营业,这个地址现在也是内山书店旧址所在地。至此,内山书店已成为日本书籍在华的最大销售点。1930年,完造本人也终于从参天堂退出,全力投身书店业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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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鲁迅在辞去广东中山大学职务后定居上海,第一次到内山书店是1927年10月5日,《鲁迅日记》上记述,这天买书四种四本10元2角。据《鲁迅日记》披露,从1928年到1935年,累计去过内山书店500多次,买书1000多册。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回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鲁迅家离内山书店很近,内山夫妇也常去鲁迅家作客,而且经常送些松梅竹堇等去。
  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做了很多事。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以及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了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在内山完造的记忆里,“没过多久,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麻烦你把这书送到宝乐安路景云里××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此以后,每当先生写东西累了,或者看书倦了都会来我店里坐上一会儿。不久后,经先生介绍,我们又认识了许夫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先生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我们心里已经不把他当客人了。碰上有的客人错把先生当成店里的老板时,先生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时候先生总会用日语告诉我道:“老板(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这么称呼我了),刚刚这人把我当成你了哟。”我每次都是笑笑,感觉很有趣。不过有时候要是碰上一些认得先生长相的学生来店里,发现先生在的话,就会躲在角落里小声地边说着“鲁迅、鲁迅”,边时不时地看向先生在的位置。这时候先生就会无奈地叹一声:“哎,又有人开始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说着抓起手边的帽子戴上,出门走了。
  许夫人因为不会说日语,所以每次说的话不多,不过和我们之间仍然心意相通。
  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先生身边的危险发生过几次,他倒是显得颇为坦然。
  即使国民政府发布逮捕令那会儿,先生也是一副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和往常一样平静地往来于家里和我的书店。我们都很担心他,劝他道:“先生,外面危险呐!您还是去哪里避一下风头吧?”他只是淡淡地说:“不用,没关系的。要真想抓我的话,还出什么逮捕令啊?直接暗地里把我抓了岂不更好,出个逮捕令还碍事。”即便如此,我和夫人也还是担心,我俩有时候会拉着先生暂时在店里藏一会儿。”
  蔡元培、宋庆龄女士、杨杏佛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据说是维护民主权利的。然而随着同盟不断壮大,渐渐地成了国民政府的眼中钉。有一天突然传来杨杏佛先生在位于法租界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门前被暗杀的消息,先生听到后马上叫了车赶到同盟总部。之后许夫人忧心忡忡地来我店里,等着先生回来。
  1936年10月18日,病危的鲁迅支撑着勉强写了一封信给完造:“……老板,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给须藤医生打电话后,完造急匆匆赶往鲁迅家。当时鲁迅正坐在他那张藤椅上艰难地喘息着。内山完造后来回忆说,“看到他手里的烟,我劝他别抽了,他又吸了几口终于把烟扔掉了。就在我和许夫人两个人用手轻拍先生背部帮他顺气的时候,须藤医生来了。他站在门口处朝先生望了下便赶紧进来了。‘怎么了?’我从须藤医生的脸上清楚地看到了担心的神情,不得不在心中默默祈祷不要有事。”那天完造一直在鲁迅家帮忙,直到深夜看着鲁迅迷迷糊糊地睡着才离去。不料第二天晨5时25分鲁迅先生逝世了,在鲁迅葬礼上,内山上台讲话:“鲁迅先生是全世界的伟大人物,他给我的印象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讲,他是一个预言家。我感到他的一言一语都像是向着原野发出的豪言壮语。先生的话在我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每当我想起先生的这句话,就仿佛看到他独自沉着地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步一步地留下了鲜明的脚印。希望大家莫让杂草掩盖了他的足迹,愿大家能为使他的足迹变成宽阔的大道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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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鲁迅先生
  初识先生
  我记性不好,如今有许多小事都不记得了。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先生了。在我桌子旁边摆放着“先生的专座”——空藤椅,是先生的遗物,我每每看到总是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这人大概生来就没什么情调,从早到晚只知道埋在高高的书堆里。我拼了三五张桌子,平常就坐在桌子前,左手边一个电话,右手握着一支笔,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样子。我经常能听到先生笑话我说:“老板!行了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你也稍微休息会儿嘛,不然会生病的啊!哈哈哈……”
  每当这时候,我也总是回他道:“好的,好的。那要不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会儿吧?”
  于是我放下手中的活儿,把椅子掉了个个儿,再沏上一壶茶,就开始和先生聊开了。
  我问道:“先生昨天是不是到哪儿去了?”
  “啊——老板。我昨天去太马路上的卡瑟酒店见了个英国人,他住在七楼的房间里,所以我进了电梯。可是开电梯的伙计好像在等什么人,一直不上去。因为一直没人来,我就催他赶紧送我去七楼,于是这伙计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说:‘你给我出去。’我最后居然被赶出来了。”
  我说道:“啊?居然有这样的事?那个人真奇怪啊。那您后来怎么办的啊?”
  “没办法,我只好爬到七楼去见了我要见的人,我们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走的时候那个英国人送我去坐电梯,正好赶上我之前要坐的那部电梯,英国人对我照顾有加,非常有礼貌。这回我可没被赶出去了,电梯里那伙计一脸惊异的表情。哈哈哈……”
  我听后仔细地看了看先生,只见他一头竖直的板寸,脸上留着并不精致的胡须,一身简朴的蓝布长衫,脚上更是随意踏了一双棉布鞋,再加上亮亮的眼睛,这个形象钻进上海最奢侈的卡瑟酒店电梯里,被伙计以貌取人也不算稀奇了。虽说被赶了出来但是把错直接归在那个伙计身上,好像也有点不妥吧。我倒是觉得那个电梯里的伙计更可怜,忍不住同情起他来。
  “老板,《泰山》上映了呢,好像非常有趣的样子,你不去看看吗?我俩应该都不会去非洲山里吧?要不一起趁机看看吧……老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广东的水果,叫‘黄皮’,大概有拇指大小,是蜜柑的一种,不过味道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气。”先生总是会告诉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老板,我觉得要是有人欺骗自己的同胞确实可恶,然而要是对外国的强行压迫撒谎就另当别论了,这可绝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我经常被先生这种爱憎分明、言简意赅的话语弄得有些紧张。
  有一次我写杂谈的时候,先生说道:“老板,你的杂谈可不能光写中国好的一面,那样做的话不仅会助长国人自满的情绪,也不利于革命事业的推进。你这样做,不行,我反对。”我被先生狠狠地“教育”了一顿,只不过我也是个顽固脾气,后来还是没改过来。
  正如父母对孩子一般,先生对于国人也有着深切的关爱之情。与滚滚热泪一同落下的还有那猛烈的鞭子,披露现实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在对整个中华民族敲响警钟。
  我不仅读过先生笔下如鞭子一般犀利的文章,也看到了他满眼热泪的样子。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只不过我虽然心里理解支持他,但也担心这鞭子的力量实在有限。对此,我也只好沉默不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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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弟弟”
  先生与许广平女士是在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结婚的,海婴也大约是那时候出生的。当时许女士住的应该是北四川路的福民医院。我听说分娩好像有些困难,她阵痛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医生用钳子将海婴取出来的。听说生的是个男孩,先生非常高兴,想来也是如此。他每天去产房探望完夫人后,回家路上都会来我店里坐坐,一边喝茶一边告诉我海婴一天天长大的模样。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他高兴快活的样子,是之前从未见过的。
  不久,夫人母子出院。此后,先生一家每年都会去照一张三人的全家福。可惜我回国的时候,一本相册也没能够带回来,所以现在一张照片都没有。那时先生总是说起海婴的成长,他必定是每天都用他那双慧眼,仔细看着海婴长大的。
  然而海婴的身体却弱如蒲柳,婴儿时就常常感冒发烧,需要住院。我看许女士抱孩子的方式与日本母亲稍有不同,她的抱法真像是抱着一块宝。我这么对先生一说,他必定会走回许女士身边陪她。那时他的身影看上去十分温柔,跟独自一人走路时的感觉截然不同。我常跟内人说:“先生还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不过,有时他也会皱起眉头,说道:“哎,孩子可真麻烦。”这大约是因为海婴的体质实在是太弱了吧。然而,随着海婴一天天长大,我时不时就会看见先生手上拿着颜色漂亮的赛璐珞玩具回家,而且手上的玩具还不停地变化着。我跟内人说,从先生手上的玩具便可以直接看出海婴的发育状况,我们就这样满怀兴趣地看着小海婴长大。
  根据以上事实,我和内人时不时就笑着猜测说,先生夫妇定是十分宠爱孩子的,他们家里一定是海婴最大。
  海婴会走路的时候,先生一来我店里,海婴就会一颠一颠地追过来。那时,他妈妈也一定会跟在他身边。我常常看见,海婴东倒西歪地跑动的时候,“妈妈”便会弯着腰,嘴里一边唱着“弟弟慢慢慢慢”,一边小跑跟着他。每次海婴来到店里,都会一边喊着“爸爸、爸爸”,一边去爬最喜欢的梯子。虽然梯子很矮,但是海婴不爬到最上头决不罢休。“妈妈”总说“危险危险”,海婴就回道“没有、没有”或是“不、不”,怎么也要爬到最上面。然后他会向后仰着头,喊着“爸爸、爸爸”,十分兴奋。那时,先生必定会说“真是难办”,一副幸福的烦恼样。玩了一会儿后,海婴便会说“妈妈回去,爸爸一同去”,说罢一只手牵着妈妈,另一只手紧紧地牵着弯下腰去的先生,先生虽是说着“真是难办啊,难办”,却让海婴走在两人中间,三个人一起向家里走去。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先生那些话
  在这里,我想回忆一下鲁迅先生说过的一些话。
  “老板,在日本,小孩子出生后立刻就喂乳汁给他喝吗?”我回答:“不是的,也许每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据我所知,小孩子出生后,先是给他们喂‘五香’,然后才是喂奶喝。”
  “啊!原来是这样。我虽不知道什么是‘五香’,不过听起来这种风俗和我老家那儿倒是很像。在绍兴,小孩子出生后,在给他喂奶之前,大人们会先拿五种东西放到他嘴边给他舔一下。第一种是醋,第二种是盐,第三种是黄连,第四种是钩藤,第五种是砂糖。按照上面说的顺序依次给他尝醋的酸味、盐的咸味、黄连的苦味、钩藤代表了人生的荆棘(野蔷薇)——苦痛,最后才给他尝到人生的甜味。
  “从这个你就能看出来中国人教育孩子的顺序了。把人生的甜味放到最后让孩子品尝,这大概和日本人的做法不一样吧?”
 我记得大概是先生病后三个月,正值天气非常凉爽的时候,有一天先生从门外进来,很大声地喊了句“老板”。因为太突然了,我都吓了一跳。这是先生生病后第一次来我书店。
  “老板,我感觉今天身体还不错,就出来走走。几天前从南京来了个客人,是我的学生,特意跑来见我,非常担心我的病情。今天我又收到他从南京寄来的信。”说着把信读给我听,上面这样写道:
  距离当初先生的逮捕状出来后,已经有十年了。如今先生病了,我想命令已经撤销了吧。我过去就一直仰慕先生高洁的品性,怕做了肯定会受到先生责罚。首先请先生予以谅解。于是我问他:“先生,你怎么回信的呢?”
  “我觉得很悲哀,简短地回了一行字。是这样写的: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命不久矣,所谓的逮捕状留着也无妨。”
  说完这番话,我清楚地看到先生脸上神采奕奕。
  理所当然的事
  有人给鲁迅先生寄来了一百块稿费。正好赶上先生来我店里,我就把稿费的事情对他说了。先生听后对我说道:“那今天就把那一百块给我吧,正好我有点儿用。”我听后马上把钱给他了。
  我俩刚闲聊了一会儿,有个女人过来找先生。先生转过去听了会那个女人说话,就把我刚给他的一百块钱给了那个女人。那女人只说了一声谢谢,拿着一百块钱就匆匆回家去了。
  要知道,在鲁迅先生的生活里,一百块钱绝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忍不住问先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先生说道:“那个女人的丈夫,因为一个朋友的谗言,前段时间被关进苏州监狱了。这个女人正好从事解放运动。几天前从监狱方面传来消息,说是只要带三百块钱过去就把人给放了。她自己和朋友只拿得出两百块,另外一百块怎么也拿不出来,所以让我借一百块钱给她,于是我就把钱给她了。”
  那个女人可能被骗了,我想要不要提醒先生一下呢?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先生那人到底和他是什么关系。先生对我说道:“那个女人和她丈夫都是我在北平时候的学生。我也知道她是被人骗了,中国监狱的那些狱警很多都不是好东西,编编谎话欺骗这些可怜人的不在少数。这个女人应该也是被这些流氓给骗了,但是这会儿我不能告诉她这些。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算啦。”
  我一时还真的体会不到先生说的这些,不过要是换了我站在先生的立场上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拿钱出来的。而且我会明明白白告诉那个女人她被骗了,劝她别去。听了我的想法,先生说道:“老板,你可以把立场再换一换呢。如果你是那个女人,而我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劝你不要去,你肯定会迫于无奈答应下来,但是心里边一定很绝望吧?”
  先生的话让我脸红起来。紧接着他又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是不应该拒绝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手上有,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要借给她。这是一种习惯。”
  我问先生这种只要有就不会拒绝,是不是为了“面子”?先生笑道:“不不,不是为了面子什么的。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条件,对于有的人来说,只要一无所有、生活困难的人有需求,能帮忙的话帮一把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哈哈哈。”我听后,再一次感觉惭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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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的内山完造和鲁迅
               《 一 面》(六年级上册) 作者: 阿累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像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嘴里“Ha,ha,”着,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 ConductorX 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面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谁?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事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恣情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恣情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这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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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日本间谍风波始末
        [导读]1934年,内山完造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便遇到诘难。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便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
内山完造解密与鲁迅的交往
       关于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的事情,上世纪三十代的上海小报,曾多次造谣过。最近,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我的朋友鲁迅》,专门谈到了这件事情。一段令人猜疑的历史“疑案”经当事人的叙述,详尽地向世人公布———
        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由于与鲁迅先生的友谊而广被中国人所熟知。最近,中国两家出版社陆续推出《我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以及《上海下海》(内山完造著,陕西人民出版社),集中解密了那些被遗忘的往事。《我的朋友鲁迅》一书系编者集内山完造历年文章而成,首次在中国出版。《上海下海》一书,民国时期曾出版过,此次为再版。
     《忆友人》这篇文字里,内山完造这样写道:“上海有种叫做‘小报’的小型报纸,上面把先生批得很厉害,说我是日本外务省的最高间谍,月薪五十万日元了,每年情报费有五百万日元,必要的时候多少钱都出得起。还说我养了很多信鸽,其中最大的一只信鸽就是先生,每月都从我这里收到十万日元的好处费等。当时先生叫我不必在意,谣言之类的要编多少有多少,但真相只有一个。”

是“间谍”还是爱国者
       1932年1月30日,因“一·二八”沪淞战争,鲁迅所租住的房子玻璃竟然被子弹破了一个洞,于是全家立即离寓,还是经由内山完造的安排,鲁迅先生一家又一次住进了内山书店。这期间,周建人一家被日本军方拘禁,内山完造多方活动,救出了周建人一家。
       然而,内山完造可以从军方救周建人的消息,不小心还是走漏了。在当时,一个日本商人,和军方来往密切,这不能不被人猜测。果然,1934年,内山完造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便遇到诘难。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便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在这篇短文里,这位“思”兄颇为恶毒,在文章里意淫鲁迅先生的一本叫作《南腔北调集》在日本出版日译本,说鲁迅骂政府的那些文章在国内挣不到几个闲钱,然而,经过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便可以得到大笔的钱。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过了不久,这份《社会新闻》又于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这篇署名为“天一”的文章写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这篇文章更是在结尾写道:“这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对于这篇狂热造谣加腻想却又极容易蛊惑民众的文字,鲁迅先生实在控不住“制”了,他决定要反驳一下,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写道:“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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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的书店经营
     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相识的十年,恰好是他在上海居住的最后十年。
      1927年9月,自广州返上海的鲁迅,在抵上海的第三天,便找到了位于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叫作魏盛里的小胡同的这家“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安乐安路景云里XX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鲁迅先生爱逛书店,又加上当时的政治空气不好,鲁迅先生每每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不留自己住址,在上海的十年,大多数约会见面,鲁迅均喜欢约在内山书店。
     不仅仅在书店里会客,有时候还会和内山书店一起做出版做沙龙。
      内山完造在《上海下海》一书中对书店的经营由开始的单一品种到不断壮大,有详尽的描述。比如在说到给书店做广告的时候,他写道:“书店初期,我们只敢从东京堂一本一本进新书,慢慢开始两本三本进货,也就意味着书店已经稳步发展了,有客人提出:‘要是能告知一下新书书目就太好了。’于是我们立即着手分发油印版的‘诱惑状’。将日本白纸对半裁开,上面写作者,下面写书名,新书旧书加在一起大概数十种,装入信封写上收件人,远处的邮寄,近处就让孩子送过去。起初觉得‘诱惑状’这个名字应该有人觉得不雅吧,却没想到有人称赞其标新立异,还有人说总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众口难调嘛!老本行做药品广告的我非常开心,很好,让客户们互相争辩才能达到广告效应,于是对众多评价置之不理,从裁纸到书写都亲历亲为。寄出‘诱惑状’的当天下午店里必定顾客爆满,开始仅仅发出一百张,不久就增加到三百、五百,每周必发一次。”
    在《上海下海》开篇的这篇介绍内山书店简史的文章中,开篇便介绍了开书店的原因:出门旅行了半年,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与其说是寂寞,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考虑到未来,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开间书屋。
      除了一开始的写“诱惑状”来促销,内山完造还大胆地进行图书赊卖活动,不但对日本人赊账销售,同时还对中国人和朝鲜人赊账销售图书。这一下很有新闻效应。甚至内山完造也帮助当时的中国进行了公民教育和诚信教育。这种对别人的信任有效地对“诚信”精神进行了建设。
     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里,内山完造专门写到了《北平笺谱》一书,这是鲁迅和郑振铎合作,费尽心思做的一本版画集。这本书用珂罗版制作,成本极高,定价自然也很高。然而当初只有两个人订购。因为只制作了一百套,内山完造就订了三十套帮助鲁迅销售,然而,意外的是,这书在内山书店竟然畅销得很,三十套转眼就卖完了,还有不少人追着内山完造要买,鲁迅最后同意又加印了一百套。后来,鲁迅又制作了版画集《引玉集》,依然是精装的,这次内山完造有了经验,一个月便销售了三百套。

1959年,长眠于中国
      内山完造的书店在日本战败后自然被收回,建国以后,内山完造一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要举行庆典,邀请内山完造来北京观礼。内山完造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机场见到许广平,兴奋得像个孩子,又蹦又跳的。对着身边的老婆说,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到上海。然而,真真是巧合,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内山完造突发脑溢血逝世。10月26日,根据内山生前遗愿,内山完造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至此,两位好友,又一次做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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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甲录》与内山完造的中国观
      是什么使完造从一名卖眼药的游商,在变身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书店内山书店老板的同时,长成一名自由派反战知识分子?
       在中国,内山完造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且有很高的知名度。当然,多数人知道他,是因了鲁迅:从战前到战时,上海的内山书店,是中日关系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鲁迅人生最后十年的常“泡”之所——十年间,去过五百次以上,购书逾千册,遑论第一次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时,鲁迅一家(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近两个月的避难生活。
       因此,谈论内山完造,必谈内山书店和鲁迅——这,自然没问题:作为与晚年鲁迅过从甚密,在鲁迅去世前一天还曾收到其日文便笺的人,内山无疑是当世最有资格称“知鲁”者之一。
       问题是,内山与鲁迅的交往,满打满算,不到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结识鲁迅前,已有十余年在中国社会的“潜水”,其中国观已然成形;鲁迅去世后,复有十年的历练,中国观仍未改其宗。事实上,鲁迅构成了内山中国观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提供了某种支撑。
     作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来大陆闯荡的日本人,内山的中国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富国强兵”的国是驱动下,以所谓“通商国家”的坚船利炮为后盾,大批底层民众从偏远的山村涌到大陆,谋生图存,寻找发展机会,同时也制造了一批大陆浪人。
    应该说,当初内山完造渡海来中国,也是基于同样的背景。但与多数来闯荡大陆的日人不同的一点:完造是信主的人,而且是虔敬的基督徒。其信仰的引导者,同时也是去中国的介绍人,是日本著名宗教家、后成为京都同志社大学校长的牧野虎次牧师。对出身底层且无学历,在国内商海中打拼多年,已深感倦怠的完造来说,中国既是一个新鲜而神秘的国度,也不失为一个现实的选项。所以,当牧野牧师向他征询去中国想法的时候,一拍即合。后完造在《花甲录》中写道:
        我一听,激动得禁不住浑身直哆嗦。何至于如此呢?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如果说世人是五寸的话,自己不到四寸五。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会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国。
        就是说,相对于“五寸”的日本,中国是“四寸人的社会”。而这对在“五寸”社会中,只有“四寸五”的“屌丝”来说,其“比较优势”自不待言,意味着大把的机会与成功,无疑是不小的诱惑。如此中国观与日本明治维新以降,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从“二等国”一跃进入欧美列强的“一等国”行列,而朝鲜、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沦为“三等国”的文明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国民的最大公约数。而毋庸讳言,这也构成了完造其人中国观的原点。
     1913年(大正二年)3月24日,二十八岁的内山完造乘春日丸抵达上海,先是被惊到了:
     清晨,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先吃了一惊;接着,放眼望去,对极目千里、无边无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不禁令人对这怪兽一般的庞然大物的宏伟再吃一惊。
       这一连三惊不要紧,“我对此前把中国人想象成‘四寸’虽然开始抱有疑问,但听说这风景不过是西洋人的街区,我便仍带着对中国人的‘四寸’视线上陆了”。
       自此,直到战后被遣送出境,完造的所谓“四寸”中国观不断被试错、修正、重构。而其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均是中国现场的刺激:一是中国人——从商人、知识分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的勤勉、乐天、隐忍的品性,默默地感染着完造。
      同时,在大陆的日人的无礼、霸道,军人的横暴,则令他时时感到痛苦和羞耻。如第一次上海事变时,看到(中国)“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歇斯底里状相比,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完造的内心其实很难平静。特别是眼瞅着“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而“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内心的天平明显发生了倾斜:“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的轻率与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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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的中日方店员曾组织过一个内部储蓄会,每人每月缴纳一元,并把钱存进中南银行。可后来,那家银行因公债暴跌而蒙受巨额亏损,其所发行的纸币被外国银行拒收了。于是,内山向书店的中国人主管王宝良先生建议:“中南银行比较危险,还是把储蓄会的存款取出来,转存正金银行比较保险。”可王先生却说:“没关系,先搁在那儿吧。”内山不解,“万一银行破产怎么办?”王先生答道:“人家亏损时去提款,银行便会破产。还是在人家赚钱时去取钱比较好。”内山听罢,顿感羞惭:
       我不禁面红耳赤,连这个十三岁起就进店当小伙计的王先生,都能把经济理论付诸实行,这种普通中国人身上的伟大实在令我感佩不已。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决定性的因素是实行与否。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在外部视野中有多么不堪,连同为中国人的鲁迅都在痛殴国人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一个日本人,却能从底层中国人身上,有所发现,且发自内心地感佩于这种发现,这确实很能说明内山的品格,令我想到了“民艺运动”的倡导者柳宗悦。
        早在战前,柳宗悦便从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艺术,特别是陶器艺术中发现了一种“悲哀之美”。基于这种发现,他提出了“在伟大的支那面前,在优雅的朝鲜面前,何以呈现独特的日本”的问题,并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中的日用杂器(即民艺),试图从中发现独特的“日本美”,从而构成了“民艺运动”的出发点。
       与柳宗悦一样,内山完造也是在殖民时代,虽身处殖民主义的磁力场中,却拥有超越殖民主义思维的分子之一。有道是“知易行难”,但其实“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国的年代,仅上海一地,日侨的人数便从万人增至日本战败前夕逾十万人。从日本内地往来大陆者中,不乏达官显爵、文豪精英,但几乎清一色是为帝国的大陆政策辩护的国家主义立场,作家文人多沦为“笔部队”,以貌似“客观”的笔触,宣泄着对“支那”的傲慢与偏见。放眼帝国时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维者,其实寥寥无几。
       而这正是完造的生活经历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使完造从一名卖眼药的游商,在变身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书店内山书店老板的同时,长成一名自由派反战知识分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的,多是“屌丝”成功后的跋扈,所谓“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鲁迅题赠内山完造诗),鲁迅则干脆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内山从社会的底端起步,在中国社会不懈打拼、上升的过程,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他刚到中国不久,便带领几名中国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后历时两年,足迹遍及华东、华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命为“日本人苦力”。每日行脚于陌生的城乡,为“大学眼药”打广告、做宣传、宴请客户,时而也接受各地乡绅、商贾的招待,风餐露宿,雨夜睡在乌篷船上,身体喂饱了南京虫(日文,即臭虫)的大军……异国广袤的土地、雄浑的自然和异文化的新鲜刺激,不断刷新、改写着完造在日本国内被洗脑的中国观,他开始自觉并惭愧于此前那种“无知的傲慢”: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人,虽然全无常识,却端着一种日本式的自信,动辄以“文明国人”自居,将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阁,想必相当滑稽。日后想起来,连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一边感受着日帝对中国的渗透和倾轧,一边体验着中国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和日益绷紧、不无对撞危险的中日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苦心孤诣地在大陆行商,同时积累着对中国的观察及对中日文化差异的思考,为日后作为知识分子的重新出发,做着准备。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商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即使在作为商人的时候,他的感官也是开放的,也会从商业的习惯和潜规中,发现不同的商业道德,从而修正此前的“问题中国观”中的既成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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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1931年书赠内山完造(邬其山为完造日文名的谐音)诗
       如他在《花甲录》中记述的一个故事。1914年,完造去长沙行商,顺道访问城里的英华大药房。五六年前,完造奉职的参天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大药房曾委托这家店寄售大学眼药。他想了解一下后续情况并回收货款,可他并不知道该店已经易主:
        刚好店主在,说其实这家店四年前已经易主,彼时在自己交接的内容中,还有大学眼药的余款。说声“请稍候”,店主便进里面拿出了一个纸包递给我:“这个即是。明细都写在上面了,请您过目。”我当场打开一看,里面分别包着写有明细的纸条和余剩的残品及货款,分毫不差。我在感叹那种诚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什么是中国人的商业道德。可是,纸包里所包的钞票是大清银行的钞票,而由于大清银行已经在革命中破产,这些钞票恐怕连三文钱都不值。但毫无疑问此系四年前所包,纸包外面严实密封的封蜡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此等事体并不仅限于湖南人。
       尽管店已易主,银行已倒闭,货款却一文不少,完璧归赵——湘商重然诺的诚信,令关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内心受到很大震动,而且他相信,“此等事体并不限于湖南人”。可以说,正是这种作为行商的四处游历和与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构成了内山其人中国观的底色。
       可完造骨子里并不是商人。生于乱世,又置身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一个纯粹的商人角色,使他有种安身立命的惶恐感,这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也与其基督信仰有关。就出身与学历而言,完造接近于当时侨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基本相当于“土着派”。但通过基督教的路径,特别是后来的书店经营者背景,完造得以接近上海——这个战前独特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中间层,从而实现了人生转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为界,完造从一名行商,转身为书店经营者。从此,“内山”之名,开始与某种“志业”合体——即内山书店。
         其实,内山书店的前身,是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业,首任店长应该也是内山夫人。彼时,完造四处行商,夫妇聚少离多。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当时位于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楼的亭子间开设了一爿小书店。因夫妇二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书店开业之初,只经营《圣经》和圣经研究杂志,及日本社会派基督教理论家内村鉴三等人的著作。顾客多为上海日侨中的基督徒和日本YMCA(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方面的人士。不久,完造因公司内部的人事斗争,对行商之路断念,遂从公司离职,厕身书店经营。
       完造接手后,夫妇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经营,书店几经搬迁,越做越大,最终本店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内的黄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并在英租界开了一家分店,成为战前到战时,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书店。1926年,文豪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曾在随笔中记录了内山书店的繁盛和与店主的交游:
        这个书店,据说在支那,是除“满洲”之外最大的店铺。店主气质很年轻,说话清通,是很有趣的人。店中暖炉的四周,放着几把长椅和桌子,买书的人来了,可小坐,喝茶。显然,这家店成了书客们的爱“泡”之所。我自己是被喊来喝茶的,就势了解了一番支那青年的现状。
        从谷崎作家的记述,亦能看出,内山书店已然超出了纯书店的范畴,颇有种今天书咖啡(Book Café)的味道,在那时就相当文艺范儿了。事实上,内山书店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人文书店之一,而且兼营出版。店中附设的茶座,是“文艺漫谈会”的专用场所,由中日两国的作家文人“轮流坐庄”。名为“漫谈”,其实还定期出版机关志,曰《万华镜》。老板内山也再次顺理成章地转身为“漫谈”作家,生前出版了不下二十种随笔集。书店提供的左翼进步书籍,是中国知识界了解世界的窗口,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重镇。据不完全统计,仅三十年代,由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书籍中,原版书源自内山书店者,逾三百三十种。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谲云诡,战云密布,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自然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的目光,其影响力远远溢出了文化圈。店内高朋满座,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完造自己的话说,“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中的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书店的顾客”,遑论李汉俊、陈望道、欧阳玉倩、田汉、郁达夫、郭沫若、沈雁冰、柔石、萧军、萧红……当然,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鲁迅不仅常“泡”,连家中的房租和水电费都是连同书账,由内山书店代缴的。在鲁迅所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介绍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上。鲁迅去世前一天,最后一封便笺是致内山的。鲁迅生前唯一为人作序的书,是内山完造的处女作《活中国的姿态》。第一次上海事变中,鲁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避难;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是忝列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莱);第二次上海事变(即“八·一三”事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营救……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为严峻时代中日关系最靠谱的桥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完造把书店资产均分给中日两国三十余位店员,同年10月23日,上海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内山完造被限期离境,且禁止携带任何行李,只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上了回国的轮船,大量手记、书信等珍贵尺牍悉数佚失。
      战后,因片纸未能带回国,完造只好以日本出版的历史年表为线索,完全凭记忆,撰写了从出生到从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即《花甲录》。1960年9月,《花甲录》由岩波书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并编入权威的东洋文库。问世逾半个世纪,《花甲录》早已沉淀为日本现代汉学的经典著作。过去十余年来,内山完造的诸种著作陆续被大陆各家出版机构争相出版,可唯独不见这部“硬货”登场。此番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付梓,算是聊补遗珠之憾。
       在种种意义上,《花甲录》都是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涵盖了从19世纪末叶(1885年),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近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学者竹内好评价说:“《花甲录》并非历史书,而是历史本人,是内山完造的人格。对思考日中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无限的未开拓的,或者说半开拓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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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造不是历史家,但胜似历史家。完造其人的特殊背景、传奇经历和从战前到战时上海内山书店绝大的影响力,使这部回忆录史料满载。其中,很多一手资料,大可作为破解历史迷津的重要参考:如上海租界公园中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问题告示的来龙去脉;如第一次上海事变中鲁迅和周建人一家避难的真相;如1927年,郭沫若曾携一位穿军装的安徽女郎在内山家住了十来天,后女郎的母亲追至上海寻女儿。而同时,郭的日籍夫人安娜(佐藤富子)则从广东捷足先登,在内山宅附近赁屋而居,伺机而动的八卦,等等,令人读之不禁莞尔。
        最后,请允许我谈几点关于《花甲录》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问题。大致有如下三点:一是原著无注释,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因本书作为历史文本,涉及的人、事繁复,为方便读者的检索、研究,凡加注释的外国人名(包括日本人),均标注了英文(或日文罗马字)拼写;二是由于完造在写作时以日本战后出版的历史年表为时间线索,故每一年的大事记,均为内山遴选的历史年表记载,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记述。因此,个别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表述,权且照录,重在历史线索;第三,同样的问题,碍于作者的生活年代,行文中有一些战前的表达(诸如“满洲”“支那”,包括“北满”“南满”和“中支”“北支”等),只是基于“时代错误”的习惯使然,并无特定的政治社会意味。作为一部回忆录,为保留历史的原生态计,也全部照录,不做更改。特此声明,请读者诸君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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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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