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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国学大师、大学者、一代文豪陈寅恪  

2017-03-02 16:43:10|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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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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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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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风华正茂的陈寅恪在德国留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宣统二年(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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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年(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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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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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1957年,眼疾开始治疗。
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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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历史研究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9] 
魏晋南北朝
       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
       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中世纪的极盛时代,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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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新考据学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
       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他有些考据过于繁复冗长,这又是他的不足。 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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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
蒙史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敦煌学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倾力于敦煌学,但是却在敦煌学资料的抢救、整理、敦煌学的确立及发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敦煌学终于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1930年,陈寅恪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 著文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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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
        陈寅恪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积极促进当时国内对于藏文书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存有陈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录》,除此之外,还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时期撰写《蒙古源流注》,该书稿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另又花费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经的梵、藏、汉译本之异同得失而撰写《校记》。可惜资料及文稿均毁佚于战火。
        陈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学者有多人,如李方桂于解放前赴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有《马重英考》等多篇论文。而受陈寅恪的影响,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张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学生,如吴其昌、姚薇元、刘盼遂、刘铭恕兄弟、林亮等人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学研究。
突厥学
     在突厥学方面,陈寅恪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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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语言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宗教学
       陈寅恪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陈门家学有浓厚的佛学气氛,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就学于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祗洹精舍,潜心修佛。长兄陈衡恪自幼经受佛学薰习,且擅佛画。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叙: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浩如烟海”的古籍佛典。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他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
语言学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更有盛传其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考察其游学经历,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参考陈封怀回忆,陈寅恪应当掌握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考察其所记录笔记,陈寅恪应当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
      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寅恪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陈寅恪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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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成就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教育贡献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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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作品
      文集 《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书信集》、《诗集》、《寒柳堂集》
     专著 《柳如是别传》(1965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年)、《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
手稿 《讲义及杂稿》、《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唐代政治史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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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天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陈寅恪传》):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而不是有系统的史述。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学家卞僧慧: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宝成: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不仅是江西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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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成员
祖父:陈宝箴,晚清维新派政治家,曾官拜湖南巡抚。
父: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
母:俞明诗,山阴俞明震(恪士)之妹,俞大维之姑母。能诗而擅鼓琴,有《神雪馆诗集》(未刊)。 
兄弟:陈衡恪、陈隆恪、陈方恪、陈登恪。
妹:陈正午(俞大维之妻)。
夫人:唐筼,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子女: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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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四不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来听他的课。
考试怪题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文典约请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国文考试代拟试题。当时陈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就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
     这次考试,结果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人。答“祖冲之”者,也视为符合要求,因“祖”“孙”尚可成对。还有一考生对以“王引之”,对得也不错。考卷中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陈寅恪对于用“对对子”形式为考题,提出四条理由: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陈寅恪的解释文章一经发表,这场“风波”即告平息,可见陈公名望颇能服众。
夫妻情深
        陈寅恪摔断股骨之后,长年卧床,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陈寅恪所有的“声明”、“抗议书”,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的手笔,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忧愤,应该说唐筼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尽管如此,她却总是努力用女性的全部柔情为丈夫带去心灵的慰藉。1955年,在两人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题诗曰:“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同年为陈寅恪祝寿,唐筼赋诗道:“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尾联满怀深情地回首27年前二人在京华初识的情形,也表明自己虽然历尽磨难,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繁体竖排
     陈寅恪对文字改革的鲜明态度,向为学界所知,他曾明示自己的著作一定要繁体竖排,否则宁可不出。从1956年1月1日起,中国报刊实行了横排横写。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陈寅恪有诗《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陈寅恪历来持有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观念,此诗恰是借咏花之事,发出他对触动中国文化根基的文字改革的反感。 
      此后,关于陈寅恪所著文集出版物无不遵其遗愿,繁体竖排。如吴学昭所著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本书是通行的横排简体字,然而至陈寅恪的诗句或文章全部是用繁体字印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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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导师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迥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1925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名字读音
       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陈寅恪“恪”应读作“克”(拼音:Kè)。但有资料表明,由于陈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话中有“quó”的,因普通话(时称“国语”)中无此音,于是到中国北方后,便被当然地称为“yínquè”了。因袭相承,并成为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应读作ChénYínquè。
不过,在使用汉语的人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显然为少数,包括陈寅恪本人也并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话时,仍不妨将陈寅恪的“恪”读作“克”(Kè)。况且,陈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的英文亲笔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
人物纪念
        陈寅恪墓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镌刻陈寅恪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24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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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陈列馆
    2007年,中山大学开始着手陈寅恪故居的修缮工作。
    2008年9月,历史系主任刘志伟起草《中山大学建立“陈寅恪故居陈列馆”项目计划》,确定在旧居基础上建设“陈寅恪故居陈列馆”。校方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力求将其恢复至建筑之初的样貌。10月7日,刘銮雄慈善基金向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港币200万元,用于陈寅恪故居的修缮和陈列馆的建立费用。
        2009年10月7日,陈寅恪教授逝世40周年纪念日,陈列馆完成修缮,大厅内陈列着陈寅恪手拄拐杖傲视前方的半身塑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题写了“陈寅恪故居”的门匾。而在楼外左侧墙上,依旧是那块见证风雨的门牌:“东南区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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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为什么反感华罗庚?
       [摘要]这段文字来自《竺可桢日记》。因为涉及对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人做事的评价,不免有点敏感,故在1980年代所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五卷本中已被删去。
         1949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直逼南京,国民党政权无奈败退孤岛。江山变色、风声鹤唳之际,大陆一些学者依据自身与国共两党的亲疏利害作出了各自的选择:如傅斯年、李济追随去台,胡适、陈源飞赴欧美,钱穆、唐君毅栖居香港……天崩地坼,一阵阵硝烟散尽之后,才能看清各人的站位及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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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留下来
       1950年夏,竺可桢才得悉老友陈寅恪的确切行踪——他留在了岭南大学任教,“目已几全失明”。因此,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曾规定:“陈寅恪可以不参加除上课外的任何活动。”得此照顾,陈寅恪自可“躲进小楼成一统”,保持一方研究学术的宁静天地。
        陈寅恪有着超群轶伦的记忆力。1959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拜访过陈寅恪之后,亦赞叹陈寅恪“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陈寅恪中年失明,但晚年花费10载光阴撰写《柳如是别传》这部80万字的巨著,“旁征博引各种典籍,举凡汉唐明清、儒法道释、人事花果、经史子集,据粗略统计,多达六百种以上……引书总数如此,则连参看过而没有引用的在内,恐将近千种”。虽有助手为之查找资料及记录文章,但主要还是仰仗他本人天赋异禀的超凡记忆力。
       1957年2月,竺可桢赴南方考察及参加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他终于有时间可以去探望分别10多年的老友陈寅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竺、陈两人的首次晤面:
      至中山大学宿舍晤陈寅恪及其夫人,系复旦同学,十余年未见,眼半盲,但尚能认人。相询年龄,知我们两人和立夫均1890年生,我二月生,长他们五个月。并知立夫初病胃,有动脉阻塞现象,住医院五楼。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出,晤中大校长(副)冯乃超,知中大现有学生二千三百人,已成立研究组,有化学方面,招了研究生。
       这段文字来自《竺可桢日记》。因为涉及对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人做事的评价,不免有点敏感,故在1980年代所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五卷本中已被删去。
何故如此?
       自1943年年底,竺可桢与陈寅恪在重庆观音岩一别,“十余年未见”。这10多年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天翻地覆。此次故人重逢,不由分外亲切。由于竺可桢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
     当年陈寅恪赞赏青年华罗庚,“认其有创造力”,但1957年之际,陈寅恪却“不以华罗庚为然”,原因是“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陈氏看法有了大幅度转变?仔细阅读卷帙浩繁的《竺可桢日记》,可以发现种种原先不为外界所知的蛛丝马迹,拼凑出一些线索,或可为陈寅恪对华罗庚由赞赏转变成反感的原因提供一些参考。
       其中一条线索是华罗庚抢先争当中科院数学所所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因其学术成就和崇高威望,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当时科学院领导是一正四副:郭沫若任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任副院长,各人且有具体分管范围——据《竺可桢日记》1950年10月30日记载,“三点至院开临时工作会议。郭沫若报告行将出国,对于院中组织略有更换,每副院长将领导若干所,如仲揆领导地质、古生物二所,孟和领导社会、历史、考古与语言,余则领导地理、地球物理、水生、实验、植物分类、心理、生理生化。再新聘吴正之领导数学、近代物理、应用物理、有机、物化、工程、天文七个单位,以正之兼任办公厅主任。五点散。”
      院级领导的座位既已排定,各路学术精英就纷纷开始竞选院属研究所所长一职。据竺可桢所记:
     与恽子强谈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最初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上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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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恽子强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编译局副局长,他告诉竺可桢:华罗庚急于要筹建数学研究所,并毛遂自荐要当该所所长。苏步青原为数学所筹建中的筹备主任,按理来说既为筹备主任,自然是该所所长的首选人物,然而苏步青也有自己的弱项,不知什么原因,他在竞选所长的仕途中遭到了物理学家张宗遂、数学家陈建功的共同反对,说明并非是众望所归。
      对于华罗庚急于要自揽数学所所长一职,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一开始“极不赞同”,然而华罗庚“功夫在诗外”,在竞选所长的过程当中频出奇招,“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天道酬勤,经过综合考察后,中科院领导层的天平开始倾斜到华罗庚一边,院党组书记恽子强与竺可桢商谈,请竺劝苏步青自动退避三舍,成全华罗庚出任数学所所长之愿望。孰料苏步青对于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一职并不十分热衷,甚至视为鸡肋,原因在于在中科院任职的薪水当时折合成实物不高,而回浙大当教授可以得到省政府的特殊津贴,故不必费心竺可桢劝退,苏步青权衡利弊之下自动打退堂鼓矣。
        陈寅恪这一辈身居时代学术高峰的顶尖学者皆以学问为性命,视官职为赘疣。而华罗庚无视苏步青在筹建数学所过程中已担任“筹备主任”之现状,竟抢先卡位,毛遂自荐当所长,且“到处演讲”“报上作诗”,大造声势,广博名声——此种行事风格自当为陈寅恪之不取。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暂不赘述。
      不过,华罗庚为人处世虽不免有种种特异之处,但盖棺论定:其人仍不失为现代中国数学界负有国际声誉的一代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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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的神话
        近年来流传着一则有关史学家陈寅恪的轶事:斯大林曾盛赞陈寅恪的学问,因为他的《中国革命问题》多次引用陈氏的著述。
  这则轶事,很多文人与学者深信不疑。但这则大成问题的“故事”,让如此多的人津津乐道,是耐人寻味的。
  陈氏著述是否被引用
  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最先发表在1927年4月21日的《真理报》上,后收入《斯大林全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1954年版)第九卷中可以找到该文。该文讨论当时中国革命的前景,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官僚、半殖民地诸问题,并未提及陈寅恪。
  发表《中国革命问题》前半年,斯大林还有过一篇演讲《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载《斯大林全集》第八卷),斯大林在开篇强调“我认为必须声明,关于中国问题,我手头缺乏展示中国革命全貌所必需的详尽材料……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菲斯的意见书”。他明确提及所参考中国人的资料来自谭平山,而非陈寅恪。
  斯大林所说的“两个报告”,可在《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里查到:一份是《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1926年),另一份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1926年)。两份报告都谈论的是中国革命的阶级、国民党、农民等时政问题。
  还要说明的是,斯大林于1927年4月21日发表《中国革命问题》,时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到两周,其政治意图是很清楚的。于中国,它指向“四·一二”政变;于苏联,意在抨击政治对手托洛茨基,认为对方应为中国革命受挫负责。很难想象,斯大林有什么必要为了紧张的政治斗争去参阅陈寅恪的古史研究。
  1927年4月21日前,也就是斯大林发表《中国革命问题》前,陈寅恪有什么可让斯大林读的论文?陈氏1925年归国,因吴宓之助,入清华国学院,之前未发表过一篇论文。现存陈氏文稿,最早的为《与妹书》,并非论文,此后直到1927年9月才开始发表论文,为《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和《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均为佛教经典的考释。从目前史料看,陈寅恪显然没有可让斯大林阅读的中国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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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的抗战论
  神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何它能成为神话。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大家潜意识里乐于证明:陈寅恪不仅是书斋里的一介学者,而且眼光异常敏锐,甚至为斯大林也钦佩不已的人物。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判断力有多强?
  终其一生,陈寅恪只是史学家,但的确跟政治有一定因缘。首先,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为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整个家族跟晚清政坛联系密切。其次,他的研究侧重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许多内容属于政治史。再次,他曾随兄东渡日本,懂日文,了解日本的情况,抗战后期,他指导学生石泉写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该文对晚清政坛内部的分析很细,部分观点显然源于陈寅恪,他对中日政局的了解,远较一般人为深。
  事实上,陈寅恪也好谈政治。从《吴宓日记》,我们可见一斑。“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7月14日,好友吴宓在日记里录了他的一段谈话: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7月21日,《吴宓日记》又记:“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吴宓为陈寅恪密友,两段日记当可信。事实上,他的观点也清清楚楚地写在诗里,比如,“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把中国抗战比为南宋或者南明,认为抗战命运不是偏安就是亡国;批评蒋介石决定抗战是“孤注方看博死休”“万里乾坤孤注尽”。他对抗战前途始终持悲观态度,不容讳言。
  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天下皆知。陈寅恪认为“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不只他一人这么看,胡适、金岳霖等知识分子都持这种观点。但也有许多人跟陈寅恪看法不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用说,蒋介石则在抗战前认为“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做长期不断的抵抗……”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著《国防论》,对抗战的判断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比陈寅恪准确。
  历史的走向,难以预测,无论是毛泽东,或是蒋介石、蒋百里,还是陈寅恪、吴宓,他们都是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与所得信息来下判断的。
  陈寅恪通晓多种文字,从小游历世界,十岁就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他的世界眼光是当时国人罕有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从他跟吴宓的谈话来看,还是从他指导的石泉的论文来看,他对中日战争的探讨,几乎很少考虑国际因素,基本聚焦于中日两国本身。
  作为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特别强调“得道多助”,蒋介石也再三申明要“苦撑待变”,都认为抵抗日本,中国不仅要自力更生,还要争取国际支援。政治家的务实与史学家的清谈,这里就体现出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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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误判的原因
  陈寅恪之所以如此判断,是有他自己的理路的。
  从《吴宓日记》可以看出,陈寅恪如此判断,基于两点:“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判断充满士大夫对民众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有他的“历史根据”。
  30年前,慈禧太后计划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陈寅恪的祖父与父亲,跟光绪皇帝一样,都反对这一策略,认为如果没有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只靠民心是打不过列强的。事实也是如此,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现代枪炮下溃散。
  而且,义和团战争也间接导致陈宝箴被处死(慈禧太后担心身为维新派的陈宝箴被洋人启用,西逃途中下令将其处决),父亲陈三立一生痛心疾首。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的惨痛教训,陈寅恪刻骨铭心,所以30年后,他认为中国对日本开战必然亡国,的确有他的“历史经验”。
  但是,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太注意历史的“相似”,太强调“读史早知今日事”,却忽略了历史的“变化”,忘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20世纪是变化迅速、形势比人强的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技术与局势变化发展迅速,一日千里,许多泥古者均判断失误。陈寅恪的误判,也有这方面因素。
  从“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来看,陈寅恪的思想还停留在洋务派的“军舰大炮”观念上,没有意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事实上,20世纪不但是军事科技的“硬件竞争”时代,也是“社会组织”的“软件更新”时代。陈寅恪太沉湎于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却没意识到:在这三四十年里,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组织能力也达到了新阶段,全民抗战的动员能力跟甲午战争时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长期处于书斋的陈寅恪,对于现实政治的认知,远远落伍于时代。
  再往里深究,所谓“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云云,也不准确,“虚骄怯懦”,跟“国民性”关系没那么大,更多是社会组织问题。甲午战争,日本之所以战胜中国,不仅靠军舰大炮(实际上,清军的军舰大炮不逊于日军,镇远两舰最为日军忌惮),也靠民族国家的动员能力。而陈寅恪完全见不及此。
  社会学起源于德国,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尚为新兴学问,而他师承的德国兰克史学不看重社会学。如是,陈寅恪有此误判,可能还源于他学术上的一个短板。
  清人有言:“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这话也可用于今日神化陈寅恪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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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陈寅恪与妻子唐筼的41载风雨情
机缘巧合,娶得唐筼
      从13岁起,陈寅恪即与兄长陈衡恪东渡日本求学,后又辗转于欧美各国求学20余年,及至回国后在清华任教,一直保持单身。时光飞逝,转眼间陈寅恪已经30多岁了。父亲陈三立见儿子对婚姻大事并不上心,开始时还好言催促,希望儿子快点解决终身大事,后来见儿子还是不为所动,便厉声警告说:“如果你再不主动,那我就要替你选择未婚妻了!”陈寅恪没办法,只好请求父亲再宽限些时日。父亲同意了。
        除了家人对陈寅恪的婚事催促外,同事和朋友们也都为他的个人问题着急。陈寅恪初到清华园时,由于是单身,他将自己的一半住房让给赵元任家用,他则吃住在赵家。赵元任的夫人名叫杨步伟,她烧的饭菜非常好吃,把赵元任和陈寅恪照料得无微不至。杨步伟见陈寅恪无成家之意,就做他的思想工作,她半开玩笑地说:“寅恪呀,你这样下去可不行,怎么能老是单身呢?”赵元任也附和着说:“是啊,不能让我的太太老是管两个家啊!”陈寅恪笑了笑,回答说:“我是愿意有家而不管家,现在这样不也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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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筼
     为什么陈寅恪迟迟不结婚呢?一方面是他想潜心于学业和治学;另一方面是他自以为体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
    陈寅恪对爱情有着自己的见解,并将其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他认为: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比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便是这种爱情。但可惜的是,这样的爱情在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觅得影踪。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忠贞不渝,矢志不变。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以及古代那些为了爱而终生未嫁的贞女等。第三个层次的爱情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而第四个层次的爱情,才是人们最常见的那种,也就是白头偕老而终身无外遇的。陈寅恪认为还有最后一个层次的,即“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因此,相比爱情,陈寅恪似乎更看重学问和品德。他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和事业上,而一心只求得娇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虽然陈寅恪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并不放在心上,可是一旦当爱情来敲门的时候,他也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迅速地坠入了爱河。
     有一天,陈寅恪和几位清华同事闲谈,其中一位同事提及,他曾在一位名叫唐筼的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着的一幅诗幅,是这样写的:
苍昊沈沈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
补天万禾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盈箱缣素偶然开,任手涂鸦负麝煤。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这位同事说,当时让自己感到费解的是,诗幅的落款,是一个名叫“南注生”的人。他不知道“南注生”是什么人,所以就借闲谈之机想请教一下博学多才的陈寅恪。陈寅恪略一思索,说道:“‘南注生’是广西灌阳的唐景崧的别号;如此看来,这位唐筼一定是唐景崧的孙女。”
     原来,这位唐景崧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巡抚,与陈寅恪的祖父一样。1882年,法国与越南发生冲突,河内、南定等地相继失陷。唐景崧目睹时艰,便以吏部候补主事的身份,抱着忧国忧民的心绪,主动请缨赴越参战。他招引刘永福的黑旗军,进兵河内,击杀法军将领安邺。后来,唐景崧撰写了一本《请缨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赴越经过及中法战事。陈寅恪恰好也读过这本书,很为唐景崧为国为民的气概折服。当他听说这件事后,就想登门拜访一下唐景崧的这位后人,顺便去观赏那幅由唐景崧手书的条幅。就这样,陈寅恪认识了唐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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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陈寅恪与家人在香港九龙
       在赵元任夫妇等友人的好心促成下,陈寅恪与唐筼在接触和交谈之中,不断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他们情投意合,最终于1928年7月10日宣布订婚;7月15日,又借赵元任的家,邀请了一些好友、同事,举行了简单朴素的订婚仪式。此年8月,陈寅恪和唐筼在上海正式举办了婚礼。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
     同年9月底,由于清华大学开学在即,新婚燕尔的陈寅恪乘船离开上海,返校上课;而唐筼则因母亲去世需要安葬,便没有和丈夫同行。正逢中秋佳节,夫妻却不能团聚,在海船上的陈寅恪遥望天上的明月,心中别有一番伤离别的滋味,便提笔写下一首思念妻子的诗:
戊辰中秋渤海舟中望月有怀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山河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澈沧波海不流。
赢得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唐筼是一位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不仅是陈寅恪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自结婚以后,唐筼便在家中默默地操持家务,让丈夫专心治学,对陈寅恪照顾得无微不至。
      翌年,陈家有了喜讯,他们夫妇的大女儿就要降生了。可就是这次生产,让他们夫妇的浪漫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唐筼原先就有心膜炎,结果在分娩时,心膜炎诱发了心脏病,险些让她撒手人寰。从此,唐筼的后半生就一直为心脏病所威胁。
国难当头,颠沛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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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战争阴影笼罩在华北大地上。迫于时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开始向南迁往湖南长沙。与许多其他大学教授一样,陈寅恪夫妇也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路。当时,他们的大女儿陈流求才9岁,二女儿陈小彭7岁,三女儿陈美延还不到半岁,而陈寅恪夫妇又双双患病在身。对于他们来说,这条从北平到长沙的逃亡之路,可谓十分凶险。
      此年11月3日早晨,陈寅恪夫妇携3个女儿以及仆人王妈、忠良等人,乘坐火车从北平前往天津,又从天津大沽口乘船去济南。但他们一到济南才发现,这里的形势更为紧张,到处哄传着“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的流言,逃难的人们纷纷涌向火车站。可火车站也是人山人海,陈寅恪这一大家子根本挤不上火车。幸亏同行的张申府、刘清扬一家已经先上了车,他们帮着陈寅恪全家从列车车窗爬进车内,还让给了他们3个座位。就这样,他们一路乘车将近24个小时才到达徐州。晚上10点钟,陈寅恪全家又登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再从郑州辗转到汉口,最后于11月20日到达长沙。陈寅恪自幼常出远门,游历欧美,可像如此紧张、艰难的旅行,还是平生第一遭。
      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在长沙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在这里继续任教。可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时局再度发生变化。是年底,上海、南京先后陷落,武汉凶多吉少,长沙的形势亦岌岌可危。教育部通知长沙临时大学准备西迁云南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得携家人继续登程。
     他们全家人先是辗转来到香港,然后再去往云南。然而到达香港后,由于旅途劳顿,急火攻心,唐筼的心脏病再度发作,更要命的是小女儿陈美延这时也生了病,眼看已经无法继续前行,幸而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夫妇帮忙租了一套住所,让陈寅恪全家暂时留在香港,他们才得以稍事休息。当时,香港的生活费用非常昂贵,陈寅恪一家的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之中。
      全家在香港度过了一个窘迫的春节后,由于陈寅恪要赶到学校继续上课,所以他只好让妻子和孩子暂居香港,自己只身一人前往云南的西南联大报到。翌年4月8日,陈寅恪终于抵达云南蒙自。但刚到云南,陈寅恪就染上了疟疾,卧床不起。远在香港的唐筼听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可是远隔千山万水,她只能将无尽的思念和牵挂深深地埋在心里。唐筼在心中暗暗发誓:今后无论多么艰辛,一定要替丈夫照顾好这个家,让丈夫在巨大的压力中不再为家中的事情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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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远在西南边陲的陈寅恪,又何尝不思念妻子呢?他一想到妻子要支撑虚弱的病体,独自一人在香港苦苦支撑一大家子的生活时,心中便非常不是滋味。悒郁之中,他提笔写了《残春》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百里苦愁花一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除了思念妻子,陈寅恪还非常惦记那几个可爱的孩子。在云南时,有一次陈寅恪去集市买东西,他偶然见到一位苗族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孩子,那孩子白白胖胖的,眼睛大大的,陈寅恪越看越像他的小女儿陈美延,就不觉多看了几眼。结果那位妇女误以为陈寅恪对小孩有什么歹心,就急忙背着孩子离去了。堂堂的大学教授竟被误认为是歹人,这令陈寅恪感到尴尬之余,也倍加思念在港避难的家人。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聘请他去做汉学教授。陈寅恪考虑到自己和妻子一个在云南,一个在香港,两人天各一方,而且妻子又患有心脏病,无法前来昆明团聚,便决定接受邀请,全家迁往英国。是年夏,陈寅恪来到香港和妻女会合,准备迁往英国。但不巧的是正逢二战全面爆发,他也只能滞留在香港“孤岛”上,为此他向西南联大请了1年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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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战争原因,香港物价飞涨,陈寅恪夫妇贫病交加,几乎陷入绝境。幸而得到当时中英文化协会领导人杭立武的帮助,陈寅恪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这才能勉强糊口度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被日军所占领。这段时间,香港社会秩序混乱,物资匮乏,加之陈寅恪此时已离开香港大学,失去经济来源,家庭日常开销顿时陷入困顿。唐筼不顾自己身体不好,仍费尽心机为全家人寻找口粮。
      由于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当日军占领香港后,就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让其照顾好陈家。当时物质极为匮乏,香港司令就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是绝不会吃日军面粉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唐筼就往外拖……陈寅恪夫妇的民族气节,实在令人感动!
     次年5月5日,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帮助下,陈寅恪一家携带着简单的行李,从香港码头登上驶往广东湛江的海船,逃离香港。他先后辗转任教于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最后执教于成都的燕京大学临时学校。
夫妻恩爱,父女情深
     在成都生活期间,陈寅恪全家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安定、幸福时光。
      妻子唐筼非常珍惜这段宁静的团聚时光,她尽心尽力地相夫教女,操持家务。为了给丈夫补养身体,她特意买来一只怀了胎的黑色母山羊,待母羊生了两只小羊以后,唐筼便学着挤羊奶。她每天早晨先把母羊拴在柱子上,再用清水洗净母羊的乳头,然后开始挤奶。唐筼出身于官宦世家,她以前哪曾挤过羊奶?因此,初学时自然是一番手忙脚乱,经常是费尽力气才能挤出一小碗羊奶。每回她都舍不得自己喝一口,全端给丈夫,看着丈夫一口口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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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的小女儿陈美延已经到入学年龄;但由于身体不好,就没有去上学,而是在家里负责放羊。小美延一边放羊,还一边沿路收集点儿枯树叶、干树枝,带回家中用来烧炉子。到了傍晚,陈寅恪带着小美延散步,饶有兴趣地问小女儿:“羊喜欢吃什么草?”小美延告诉爸爸说:“羊最爱吃带刺的酸枣叶,就是我们家围篱笆墙的酸枣树的叶子。”
      当陈寅恪带着小美延走到茶馆旁时,常常会停下来,听一阵茶馆里的说书人讲的《三国》,然后他会用欣赏的口吻说:“说书人讲得比小说要生动。”有时候,陈寅恪带着小女儿上街时,还会给她买一小包炒花生米或者是一个广柑,然后笑眯眯地看着女儿吃。
    虽然这期间陈寅恪全家的生活一直是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有一次,大女儿陈流求在班级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还得到了奖品,她高兴地跑回家,心想一定会得到父母的奖励。哪知陈寅恪看了她的成绩单后,问道:“你是不是比班上不少同学年龄大一点儿?自然应该考得好些,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从那以后,孩子们即使考试得了高分,也不会在意了。
       空闲的时候,陈寅恪还会教3个女儿背诵一些唐诗,最初是些简单的,比如“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等。再到后来,他就开始教女儿们背诵《长恨歌》、《琵琶行》这些长篇经典作品了。
相濡以沫,生死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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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少年时代用眼过度,加之后来长期的艰苦生活,营养跟不上,到中年时,陈寅恪便患了严重的眼疾,其中一只眼睛渐渐失去视力,没过多久,另一只眼睛也完全失明了。虽然陈寅恪曾在国内做过手术,后来又前往英国伦敦接受治疗,可是均告失败。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了双目失明的残酷现实。
       1949年,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邀请,继续留在祖国大陆,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来在院系调整时期,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陈寅恪则移教于中山大学。
      1962年7月,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在洗漱时不慎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了右腿股骨,自此长卧于床榻。唐筼只得请一位护士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寅恪受到批判,身心备受摧残,连护士也不能继续留在这里照顾他了。唐筼只好拖着病体,竭尽全力亲自照料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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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连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稿也被洗劫一空,他们只好迁至中山大学校园西南角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里居住。此时的他贫病交加,已经衰弱得不能吃饭,只靠一些流食维持生命。在凄凉无助中,夫妻二人只能相对而泣。身处绝望中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而唐筼的心脏病也日趋严重。
      面对着爱妻,陈寅恪认为她可能将先于自己而去,故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是年10月7日,国学大师陈寅恪因患多种疾病,离开了人世,夫妻俩一同度过了41载风雨人生。唐筼平静地料理完丈夫的后事,接着又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45天后,唐筼也静静走了。她要去追寻天堂里的丈夫,天上人间永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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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地说,没有“陈寅恪墓”这一说法。一般地,人们把位于江西九江庐山植物园的“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的地方称为“陈寅恪墓”。
        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庐山植物园。此处由数块形态各异的岩石组成。其中一块呈竖长状的岩石正面写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反面写着“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庐山植物园敬立”等数字。另一块略呈椭圆状的岩石上面写着黄永玉的手书“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等数字。
        众所周知,陈寅恪、唐筼夫妇在1969年相继离我们而去。几经周折,才最终长眠于庐山。但是,为什么是2003年?为什么是庐山植物园?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细细考究了。
        不管怎样,这是值得九江人民高兴的事。我相信也是令先生的后人们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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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归葬
        先生逝世于1969年10月17日,生前遗愿,必葬于乃父陈三立墓侧(三立先生卢沟桥事变后忧愤于日军入侵,绝食拒药,殉国于北平,迁葬在杭州西湖)。时当“文革”,先生之女万难奉灵柩葬于西湖,乃供厝在家。
80年代初,先生之女陈流求觉落实先生遗愿有望,奔杭州。云南李一平先生因策划龙云反正有功,解放后颇受礼遇,他也曾从高层入手,帮助陈家将陈三立老人在杭州的墓地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迎葬陈寅恪之事则力不从心。最近几年,西南联大校友会等组织都曾出面呼吁,但也毫无结果。有关部门出以一纸文件:风景区不能建墓。告以其父乃文化名人,答以文化名人亦不例外。一纸如海,十余年西湖断桥难渡!
          先生女儿忆及父母曾有另一遗言,身后能葬于庐山松门别墅(“月照松林”侧的“松门别墅”是陈三立生活了四年的故居,江西省已将其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无憾矣。乃转赴江西庐山求告,仍是那份文件,一纸如山。2000年9月,虽有全国政协委员黄永玉先生奔走,2001年7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过问。2002年4月17日,毛致用、黄永玉抵达南昌,第二天就陈寅恪夫妇骨灰迁葬一事与江西省委书记、省长交换了意见,指定专人具体负责此事。当天下午,江西省民政厅安排小车开赴庐山,实地考察松门别墅周边情形。庐山管理局没有明说反对入葬松门别墅附近,但反复强调了几点困难:庐山属于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原有景观不容破坏;国家风景名胜区内,不能出现新的墓葬,即使是在门前巨石上凿挖孔穴安置骨灰盒,也还存有违反规定的成分,不便操作;巨石坚硬无比,施工难度极大。
        转眼又入新年。正当所有人都不复奢望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003年2月,时任江西省科技厅厅长李国强至庐山植物园检查工作,与时任植物园主任郑翔感叹此事。郑翔立刻答道,我们植物园是中科院直属单位,不属风景名胜区管,可葬先生!
         庐山植物园与陈氏姐妹接触,了解到此事后,始终觉得能够迎葬陈寅恪夫妇骨灰是植物园的光荣,上上下下均高度重视此事,连退休的老主任们都出来出谋划策,选择基址,安排施工,迎来送往,事无巨细均做得十分体面周到。从植物园来看,陈寅恪1955年曾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与中科院早有关联;其次,北京植物园此前已经迎葬梁启超家族的几位重要人物,可谓有例可循;再次,义宁陈氏于中国植物园事业贡献良多,陈封怀是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辞世后,遵从其遗愿,将其骨灰与另一位创始人秦仁昌的骨灰一同埋葬在胡先骕墓茔两侧,即今日植物园内的“三老墓”,坐落于松柏区水杉林内,离松门别墅不远。有此三大因缘,庐山植物园觉得责无旁贷。从陈氏姐妹来看,山穷水尽之时,谁能料到柳暗花明?此为第一重惊喜;父母身后既有亲人陪伴,永眠之地又邻近祖居,此为第二重安慰;“三老墓”已成景点,游人穿梭,常年不乏管理,此为第三重放心。有此三大欣慰,自然是乐观其成。
       2003年4月30日,植物园在事先征得陈氏姐妹同意后,选择吉时良辰将骨灰入土。入葬当日,天空难得地放了晴,而且出现了日晕,一片吉祥。在此前后,安置骨灰的小山冈已被正式命名为“景寅山”,连接“三老墓”与“景寅山”的小路也已开通,地面建筑也在陆续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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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
         1969年10月、11月,陈寅恪、唐筼夫妇经历4年折磨,终于俱不能支,相继逝世。此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文革”结束后,两个女儿作了分工:长女流求负责动用一切关系,解决父母骨灰“入土为安”的大事,完成父亲归葬杭州祖墓的遗愿;幼女美延负责追讨浩劫时散失的文稿,整理亡父遗集。承董秀玉等人破除重重束缚,三联版《陈寅恪集》已于2002年问世;“入土为安”之事历经20年奔波,却始终无法圆梦。
      义宁陈氏杭州祖墓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925年。这一年12月,陈寅恪之母俞麟诗卜葬杭州牌坊山,于穴左预留陈三立生圹,并附衡恪茔次。1948年夏,陈三立的遗柩在暂厝北平长椿寺11年后,由次女陈新午等人护送至杭入葬。从此以后,归葬杭州,“埙篪鼎足侍,万劫依恃怙”(陈小从诗句)便成了“恪”字辈兄弟的心愿。
       解放后不久,驻浙某国防单位拟在牌坊山建疗养院,限令将陈三立墓迁移,否则将被炸毁。此为杭州祖墓第一次劫难,亦即陈寅恪1951年《有感》诗句“岂意青山葬未安”的由来。陈隆恪接此消息后,焦急万分,遂函恳挚友李一平设法挽救。李一平乃在京联络民主人士致函最高层,请求出面制止此非礼举动,后经高层领导批示:陈墓周围若干距离内,不得再建屋舍。嗣后又于1956年定为浙江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复审时被撤销)。
       1957年秋,陈隆恪夫妇归葬于杭州杨梅岭。隆恪之女小从原拟遵从父亲遗愿,葬于祖父母茔旁,但格于风景区不得再建新坟之令,只得退而求其次。陈隆恪夫妇被迫改葬之举,似乎早已预示了陈寅恪入土之难。
      “文革”期间,杭州祖墓再次遭劫,墓园内外的大小建筑物一扫而空,万幸深埋地下的三副灵榇丝毫未损。1986年夏,经李一平奔走呼吁达7年之久,始获重修墓茔之批复,由公家拨款8千元作为经费。因墓地早已辟为茶园,重建需将茶树斫去若干株,当地茶农颇吝惜之。寸土寸金,只得量体裁衣,紧挨着两座坟头,围以砖墙,勉强为“白墓浇常湿”保留最基本的环境。
       不数年后,报载西湖风景区开始清理墓葬,凡未重新登记者均以无主坟论处。远在成都的陈流求闻讯后,于1991年底专程赴杭,幸亏已由程融钜嘱其学生代办了登记手续。事毕,散居各地的亲友尚未周知,本已不在清理范围之内的祖墓却仍然受到波及,散原墓碑惨遭腰斩。陈流求只得再度赴杭,因旧碑仅存“之墓”二字(原作“诗人陈散原先生暨夫人俞氏之墓”),苦于无法重书,遂将旧碑照片放大,摹写勒石,重新竖立在祖父墓前。
      数十年间,杭州墓园三历沧桑之劫。有鉴于此,陈氏姐妹决定退而求其次,努力谋求改葬江西庐山松门别墅。松门别墅原本是民国时代的江西省因拖欠陈寅恪留学款项而赔偿陈家的,陈寅恪本人在诗中也曾将此处视为故宅,因此陈氏姐妹认为归葬庐山并未违背亡父的意愿。此外,庐山既为风景区,游人不断,且海内外知名,众目睽睽之下,远比杭州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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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陈氏姐妹为了归葬之事四处奔波时,江西的文化人也意识到了迎葬陈寅恪的重大价值。1989年初,江西诗词学会率先上书省政府,建议将松门别墅改建为陈三立故居。第二年年末,此建议又送进了省委统战部。据说,陈寅恪归葬庐山以及松门别墅改建纪念馆等事,并没有明显的反对迹象,似乎只是时运不佳:第一次是因为九江市某工农领导不愿出资18万元合建纪念馆;第二次是九江方面想通了,答应合资经营,偏偏赶上中央下文不准兴建楼堂馆所。
       转眼到了1994年,江西学术界在得到义宁陈氏某后裔的赞助下,召开了“首届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之一便是赴庐山参观松门别墅。破败早在意料之中,一直有人居住也不算意外。借着会议的东风,又有老先生、小先生们重提旧事。江西方面出于某种考虑,一口答应了迎葬、改建之事。当权者的一番应景之词,自然再次换来了一片颂扬、一片感激。岂知人事难料,随后的若干年内,省长换了,厅长也换了,迎葬、改建的事似乎从未提出过,送上去的申请居然连找都找不着了。惊诧之余,扼腕者有之,痛斥者有之,伤感者有之,绝望者有之,惟独是无形的管理“机器”运转照常,大大小小的阻力依然如故。三番两次的延宕之下,当年一同参预此事的长者,不少人还来不及看到迎葬、改建之事稍有眉目,便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被人追思的行列。
      2000年9月,拙著《陈寅恪的家族史》在广东出版,最后一段文字借题发挥,谈及陈寅恪夫妇骨灰归葬的难题,也是试探着能否再现一线生机。此段文字,恰巧引起了黄永玉的关注。黄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陈寅恪之祖陈宝箴在湘西治河、养民的恩德,景仰陈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愿意帮助陈氏后人了却心愿。起初他认为归葬是经济上有困难,等到辗转找到我,初步知道内情后,这才觉察到:“迁葬不光是钱的问题”,继而感慨道:“我不知迁葬寅恪先生有这么多阻难,真令人伤怀。其实陈寅恪先生生前何曾计较点数过身外细软?为何有人至今尚抓住不放?”此后,黄永玉“随时在找机会,看世上还有没有为这件事出些真力气的人”。(黄永玉致笔者信)
     第二年7月,黄永玉联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请毛致用在陈氏姐妹致黄永玉的信上签署意见,转交给江西省。江西民政厅遂在省长亲自督促下,联合建设厅和庐山管理局,起草了一份意见:
      一、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国学大师、著名大学者、一代文豪,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其骨灰葬于庐山,有利于发挥名山、名人的作用,促进江西旅游的发展。对其后裔要求将陈寅恪夫妇安葬庐山的愿望表示欢迎。
      二、将陈寅恪先生骨灰葬于庐山,可以更好地发挥名人效应。只要充分考虑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不会影响景区的观瞻。因此,我们赞成将原陈三立先生所住庐山松门别墅定为陈三立先生纪念馆,在靠近“月照松林”景点处修建陈寅恪先生纪念园,在园内建石亭一座,在附近自然裸露的巨石中凿洞安放陈寅恪夫妇骨灰,辟陈寅恪先生的诗文石刻组群,并修卵石小道与松门别墅连接,使之成为瞻仰和研究陈三立和陈寅恪先生的场所。
     8月初,上附省长批示的《意见》送达毛致用处。“如陈先生的子女认为可行,即可具体商定实施”的郑重承诺,使得所有人都倍增希望。
     3个月后,黄永玉亲自将《意见》带到广州。陈美延因为摔伤了腿脚,只得在电话中向黄老致谢。永玉老人的答词颇奇妙:“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的!”当时我就想,又没有外宾在场,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是不是老人在境外住得太久,一时改不了口?抑或是秉承了从前的做法,再次以此彰显那句悲愤交加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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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恨的理由就是我爱的理由”?
      对于卧病在床的陈美延来说,2001年11月下旬可能是一生中最为焦灼的日子。躺卧在床上,不断地拨打电话,从省政府到民政厅,到建设厅,再到管理局。感恩戴德之余,不断地寄出《陈寅恪集》聊表谢意,不断地寄出感谢信,不断地陪着小心试探、跟进。惟一庆幸的是,民政厅的当家人在文化厅任过职,中文系毕业,十分熟悉陈家的事情,去过修水陈氏祖居。且爱好书法,正在举办一个包括陈三立在内的江西名家书法展览,拟进京展出。碰到这样一位懂行的文化人,怎能不令人鼓舞?
       岂知一个多月后,变故再起。临近年终的某一天,远在成都的陈流求在与民政厅通话时,对方态度忽然有了转变,称陈氏姐妹提出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落款在前、陈氏姐妹落款在后”的署名方式不具可行性,理由是陈寅恪既不是英雄,也不算烈士,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陈氏姐妹的一点“私心”,无非是鉴于杭州祖墓多次被毁,希望借助于政府的“威名”加强保护而已。)至于下一步如何办,民政厅让陈家直接与庐山管理局联系。
       新年过后,黄永玉自意大利来穗,听闻此事出现波折,老人似乎不算太吃惊,对此事仍颇有信心。他极力反对在墓碑上题署“江西省人民政府立”之类,认为太俗:“陈先生不需借政府来立名,反倒是政府要借陈先生来扬名。”当晚会面时,陈美延仍拄拐杖,因为时时想着不能误了行程,锻炼过度,踝关节反而出了些问题。步出电梯时,女儿许郁葱搀扶着母亲,缓慢迈向会客厅。此情此景,顿时令人联想起1961年9月1日吴宓日记中的片段:“小彭搀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ntigone。”(注:Antigone,即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女,陪同目盲之父从底比斯开始流放,直至父亲在雅典附近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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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见面约定数事:墓碑请黄永玉题写;暂不打搅江西方面,待“两会”后由黄请毛副主席出面,陈氏三姐妹(含武汉的陈小从)同赴江西,毛副主席坐镇,安葬骨灰、建立纪念馆等事一举而成;安葬事毕,黄亲自来穗为陈寅恪塑一铜像,永留庐山。
      2002年4月,黄永玉亲自出马,陪同毛致用下江西。二人在南昌与省委书记、省长交换了意见,由省里指派专人具体负责,安葬工程终于重新启动。
       4月20日下午,民政厅安排小车开赴庐山,我与陈流求夫妇及民政厅三位代表同行。毛致用、黄永玉在南昌多呆一天,与许郁葱(代表陈美延)会合后再上山。安排停当,由庐山管理局的一位女处长陪同,实地看了看松门别墅的周边情形。管理局没有明说反对入葬松门别墅附近,但反复强调几点困难:庐山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原有景观不容破坏;国家风景名胜区内,不能出现新的墓葬,即使是在门前巨石上凿挖孔穴安置骨灰盒,也还存有违反规定的成分,不便操作;巨石坚硬无比,施工难度极大。返回住处途中,女处长执意绕道参观管理局的长青园,建议改在长青园内购置永久墓地,价格可以最优惠。陈流求虽未明言,但显然与对方无法沟通。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刘仁勇(陈流求之女婿)一道,陪同董、陈二老再上松门别墅。陈流求根据幼时的记忆,特意从不同的路径上山、下山,走走停停,凭空添出不少趣味。下山途中,大家议及民政厅《意见》中的石亭、诗文廊、纪念馆云云,估计不可能一步到位。最为迫切的还是尽快入土为安,归葬骨灰才是头等大事。至于修筑墓碑,都觉得不太可能,充其量树一块碑,简简单单几行字,说明墓主是谁,碑石上还不能出现“之墓”一类的字眼,以免扎眼。我因想到三联版《陈寅恪集》封面嵌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于是建议碑文干脆如此处理:右侧书“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之地”,中间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左侧留给黄永玉题识。陈流求沉吟半晌,想和妹妹商议再定。
        临近中午,各方车辆陆续到齐。陈流求领着代表陈家第三代的刘仁勇、许郁葱,陪同黄永玉登临松门别墅。一行人在门前一块较为平坦的巨石前驻足,详细地商议了凿洞、封顶、刻字等细节。松门别墅环境之清幽,周围巨石之天生雄伟,颇让黄永玉吃惊,连连让人摄影留念。略显荒凉但气势犹存的方寸之地,经由书画大师的鉴赏,越发令人相信这里正是安葬陈寅恪夫妇的牛眠佳壤。
       江西之行虽然短促,但在黄永玉的一手策划下,惊动了高层,应该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进展。省委、省政府同意的事情,省长亲自过问的项目,哪里还用得着担心?这么一想,我便觉得自己应该放下心来,学一学黄永玉老人激流勇退的做法,不再参预此事。回广州后,一晃又是大半年,从偶尔的联系中获悉:陈美延已进京求到了黄永玉的墨宝,仍然采取在庐山时商议的内容。此外的事项则再次陷入僵局,问题仍然卡在九江。黄永玉也已知晓情况,仍然允诺继续管下去。
       转眼又入新年,正当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不复奢望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月中旬前后,经陈美延告知:庐山植物园有意安置陈寅恪骨灰,据说是江西科技厅牵的线。妙就妙在植物园归中科院管理,不受地方辖制,完全可以自主安排。想不到体制上的特别之处居然成全了一桩善举。
       直到5月22日,我才从陈美延那里得知较为详尽的内容:庐山植物园接触此事后,始终觉得能够迎葬陈寅恪夫妇骨灰是植物园的光荣,上上下下均高度重视此事,连退休的老主任们都出来出谋划策。选择基址,安排施工,迎来送往,事无巨细,均做得十分体面周到。从植物园来看,陈寅恪1955年曾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与中科院早有关连;其次,北京植物园前此已经迎葬梁启超家族的几位重要人物,可谓有例可循;再次,义宁陈氏于中国植物园事业贡献良多,陈封怀(即陈衡恪之子)是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辞世后,遵从其遗愿,将其骨灰与另一位创始人秦仁昌的骨灰一同埋葬在胡先墓茔两侧,此即今日植物园内的“三老墓”,坐落于松柏区水杉林内,离松门别墅不远。有此三大因缘,庐山植物园自然觉得责无旁贷。从陈氏姐妹来看,山穷水尽之时,谁能料到柳暗花明?此为第一重惊喜;父母身后既有亲人陪伴,永眠之地又邻近祖居,此为第二重安慰;“三老墓”已成景点,游人穿梭,常年不乏管理,此为第三重放心。有此三大欣慰,自然是乐观其成。
       虽说去年未能上山,陈美延后来却连着两次登山陟冈。一次是应邀面议选址、安葬等具体事宜,第二次则是护送父母骨灰入山。4月30日,植物园在事先征得陈氏姐妹同意后,选择吉时良辰将骨灰入土。入葬当日,天空难得地放了晴,而且出现了日晕,一片吉祥。园方考虑周详,特意录了像,刻制成光盘,分寄成都、广州。至此,实质性的入土为安已是大功告成。在此前后,安置骨灰的小山冈已被正式命名为“景寅山”,连接“三老墓”与“景寅山”的小路也已开通,地面建筑也在陆续添置。
      6月16日(旧历五月十七日)这一天,是陈寅恪113岁冥诞。陈氏姐妹在家人陪同下,出席了庐山植物园举行的墓碑揭幕仪式。至此,陈寅恪夫妇终于入土为安,一代国学大师的身后事终于画上了句号。
     书生论事,千人诺诺而一士谔谔,此为长处;不懂“规则”,时时以常情常理度人,此为短处。十有八九,长处无从施展,短处却每每足以误事。于是,在管理“机器”与书生的对抗中,胜败早有定数,一切的努力与挣扎都仿佛“蚍蜉撼大树”一般令人沮丧。千百年来,这一场机器与人的对抗从未间断过,在训练有素、冷漠无情的庞然巨物面前,一切的理智与情感都变得无济于事。
    更有甚者,每一部机器在侮辱践踏人格的同时,总能将一大批逡巡于门外的高等看客拉扯进门内,收罗在麾下,转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摇旗呐喊、赤膊上阵。威逼利诱当前,读书识字者往往难以自安其道、自守贞节,索性“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注:做广告),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陈寅恪语,存《吴宓日记(1917~1924)》)。
     众所周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成为陈寅恪的金字招牌,其实,这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看似激昂实则艰涩的10个汉字,原本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标志。在我看来,“独立”与“自由”似乎都可以归结为“自由”——不仅仅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做的事情”,还应该扩展为“自由就是做法律没有限制的事情”。可惜的是,“独立”与“自由”从来都似乎只能局限于“精神”或“思想”的层面,而且换取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代价往往又是那么的高昂。在你我仍然都有可能成为“孙志刚第二”的今天,自由的可贵与可怕变得那么令人不敢确信。在此基础上,我宁愿相信:一切引导人们朝着真、善、美的境界迈进的行为,固然可以称为“高尚”;而那些有助于争取和维护自己和他人自由的行动,似乎更加符合“高尚”的现实要求。只有如此高尚其事,陈寅恪曾经活着并将继续活着的意义才不至于被“高等流氓”们阉割。这意义就是:必须有这样一种声音,它不断地提醒着每一个人:“今天你高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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