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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戏剧家吴祖光  

2017-03-22 16:06:36|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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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祖光(吴召石、吴韶)(1917—2003),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江苏常州人,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 主要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舞台艺术》,并有《吴祖光选集》六卷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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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祖光的祖籍是江苏省武进县。一九一七年四月出生于北京。父亲吴瀛是做官的,但以诗、文、书、画闻名,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一定的熏陶和影响。在中学读书时,他不仅初试文学习作,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而且被京剧艺术的特殊魅力所吸引,跑戏园,捧“戏子”,沉醉其中,不自觉地接受了戏剧艺术的启蒙教育。这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仅一年即应戏剧家余上沅之邀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校长室秘书,后任国文及中国戏剧史等课的教师。从此与在该校任教的剧作家曹禺结识。到南京半年后,“七七”事变起,学校内迁,历驻湖南长沙、四川重庆、江安等地。就在抗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吴祖光完成了他的话剧处女作《凤凰城》。此剧在前后方以至香港广为演出,颇受赞誊。这鼓舞作者选择了剧本写作为终身职业。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的十年间,吴祖光共创作了十一部话剧,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贡献取得了他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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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现实的发展和作者不断加深的生活体验,推动着他的艺术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变化。吴祖光的话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抗战初期,他激于高昂的爱国热情,写出了《凤凰城》、《孩子军》和《正气歌》,这是第一个阶段。此时,他不论取材于现实,还是取村于历史,着眼点都是表现当前这场抵抗外敌、保卫祖国的民族斗争。四幕剧《凤凰城》是根据东北抗日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事迹写成的。剧中歌颂了苗可秀领导“中国少年铁血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的艰苦顽强的斗争,有些场面写得引人入胜、生动感人。但初试戏剧之笔,在剧情结构、人物描写以至语言的提炼上都还不够熟练,有些地方还生硬地套用着他从戏园里学来的旧剧手法。而此时国难当头的观众首先要求的是鲜明的抗日主题和爱国激情,因此,剧作引起了强烈反响。独幕儿童剧《孩子军》(一九三九年)继续着《凤凰城》的主题,描写的是沦陷区小学生当抗日孩子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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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
        1934年发表的小说《宫娥怨》,是其处女作。七七事变后,随剧校到湖南、四川担任语文和中国戏剧史的教
学。1936年于中法大学文科肄业。1937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同年创作抗日话剧《凤凰城》,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随后几年间,他创作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和《少年游》等剧作声震剧坛,以上作品均收入《吴祖光戏剧选》。1945年,他主编的《新民晚报》副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1946年,他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和《清明》杂志,还创作《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声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亡香港。1947年,他在香港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光陆续创作出反映纺纱女工的电影《红旗歌》和儿童剧《除四害》等作品。1954年后,吴祖光导演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为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艺术大师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1963年,他与妻子新凤霞合作改编了评剧《花为媒》,成为了评剧舞台上的成功佳作。此外他还创作了《武则天》、《三打陶三春》、《闯江湖》、《新凤霞传奇》和《三关宴》等大量作品。
       1937年─1948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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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
        1949年后吴祖光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动。
         1960年回到北京,先后在中央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和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写有《武则天》、《凤求凰》和《三打陶三春》等剧目。1979年调文化部艺术局从事专业创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写了京剧《红娘子》和话剧《闯江湖》,都颇受欢迎。他是第五届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建国后吴祖光出版了戏剧集《风雪集》、散文集《艺术的花朵》,同时还执导了多部艺术影片,其中的《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等为后世留下了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的珍贵资料。1960年回北京实验京剧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编剧,创作了《三打陶三春》、《三关宴》等京剧剧本,所改写的评剧《花为媒》的电影剧本堪称传统戏翻新的典范之作。“文革”后,吴祖光创作了取材于妻子新凤霞生活经历的话剧《闯江湖》。2003年4月9日,因冠心病发作,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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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世沧桑,百年一瞬。由于种种原因历史的真实常常会风消云散,需要后人补写。世人有所不知,90年前,毛泽东与这个吴氏家族曾有过一段很深的缘。
       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12月18日,26岁的青年毛泽东作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的学生代表,肩负湖南人民重托进京。张敬尧毕竟是执掌湖南的一方大吏。即使来到北京,想要撼动他的统治,又谈何容易。往何处?见何人?怎样开展工作实现驱张目标?对于毛泽东这个年轻人而言,都是巨大难题。倘若万一驱张不成,固然无颜见家乡父老,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受到威胁。毛泽东深知所谓革命,正是把项上之头托在掌心的事业,此番也是他第一次的重大革命行动,已经抱定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决心。
但毛泽东毕竟是一代伟人,以一介普通学生之身首战功成,居然完成了驱张大任,为他日后改变中国历史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在北京接待毛泽东,并鼎力支持他完成此大任的,正是吴祖光的父亲、故宫博物院创办人吴瀛和他的姻亲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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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殿英创建湖北新军促成辛亥革命
        吴瀛出生在江苏常州著名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直系祖上出过18位文武进士,著名的有吴宗达——官至大学士即宰相,吴中行则执掌过翰林院,吴殿英清末曾在浙江任钱塘知府加盐运使,是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部下。后因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吴随张来到湖北创建湖北新军,具体执行军队改革。
正是这支湖北新军,后来打响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敲响了清王朝丧钟。而吴殿英却因支持“戊戌变法”和革命党,被满族人打击排挤撤职,在辛亥革命前抱憾而逝。
        成了革命遗孤的青年吴瀛,1914年随母亲庄还女士从湖北到北京投奔黎元洪和舅父都肃政史庄蕴宽,被任命为京都市政督办公署坐办(相当于今北京市政府秘书长),时年仅24岁,具体主管着大量北京市政方面的工作,包括监管住在紫禁城尚未搬走的逊帝溥仪,与北洋政府高层关系密切,人脉丰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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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殿英(1842—1907),名佑孙,号殿英,又字申,江苏常州人。之监生。军功保举六品衔,赏蓝翎,历任浙江西安临海县丞平湖县知县,历署西安钱塘县知县,后补同知府钦加监运使,衔赏换花翎,授中议大夫,覃恩封,晋封通奉大夫,终寿65。
       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与张之洞首席幕僚、常州同乡赵凤昌是姻亲关系,1896年由赵凤昌推荐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赏识吴殿英的良好官声和办学经验,并获得“练兵求强”的共识,命其担任军事教育的幕僚,参与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培养新军的中高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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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殿英吸收德国、日本的军校经验,并聘任留日军事人才为教官。由于吴殿英有较高学术素养,且早有办学资历,湖北新军的编制及组训方法,武备学堂的办学规则、课程设量、授课之法,都有别于旧式军队,使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平分秋色,同为清末精锐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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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殿英思想开明,在清末最早支持革命党人,使湖北新军在清末十年间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辛亥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中直接参加革命组织和受影响的官兵占三分之一。纪念辛亥革命及武昌首义不能不论及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的编练历史及其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吴殿英作为张之洞在军事教育方面的得力助手,是具有进步思想的清末老臣,成功参与组建了湖北新军,在促成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中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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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瀛与毛泽东缘自“李氏芋园”
        吴瀛之所以接待毛泽东,有双重原因,一则“驱张运动请愿团”总代表、毛泽东的班主任、湖南长沙师范教员易培基是他早年在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的同班同学;二则更重要的是,学生代表毛泽东带来了一份重要托请——长沙“李氏芋园”女主人吴琴清和丈夫李青崖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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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琴清是吴瀛大姐,其夫李青崖是长沙一位器重毛泽东的法文老师。  据《毛泽东与他的二十四位老师》所载,“清明时节阳光明媚……。毛泽东匆匆往李氏芋园赶路,走进南门口,通过大古道巷,到了天心阁脚下,再往北走,就到了浏阳门正街。来到一个黑漆的院门前,门顶上有‘李氏芋园’四个字,毛泽东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几栋楼台馆舍,颇为精巧,园内亭阁花榭,池塘假山,显得十分玲珑雅致。前些年这里建了一个‘衡萃’女校。如今学校迁出去了,这里就做了第一师范和别的几个学校教师的公寓。毛泽东知道,住在这里有这样几位先生,修身教师杨昌济,历史教师黎锦熙,国文教师袁仲谦,数学教师王立庵,以及校长张干,学监主任方维夏和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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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瀛,字景洲,江苏常州人,曾任京都市政都办公署坐办,解放后被陈毅元帅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古物鉴别委员,他所撰写的《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真实地记述了最初的艰难创业历史,洋溢着他爱国主义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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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景洲先生早年受孙中山革命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景洲先生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曾担任1925年至1927年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和“维持会”副会长。由于这一层关系及其后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邀请,景洲先生被聘到故宫博物院兼职,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财产的清点和博物院的创建工作。1926年,曾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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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瀛和吴祖光合影.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先生因病不克北上,电嘱马衡、景洲先生等为代办,与奉系军阀操纵下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办理交接。1929年,易培基被正式批准为院长,景洲先生担任“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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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已占我东北,华北危急,为保护文物安全,故宫博物院遂决定精选部分文物南迁,景洲先生参与其事,为首批南迁文物监运员。直至1933年,易院长为人中伤,以“故宫盗宝案”被迫辞职,他才不得已而离开了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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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博物院的最初十年,是风风雨雨狂飚迭起的十年。为了保护这个幼弱的民主革命新生儿不致在摇篮里就遭到扼杀,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专家教授及当时故宫同仁,冒着被绑架、坐牢、暗箭中伤等危险,四处奔走呼号,与各种恶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场民主与封建、进步与倒退、正义与罪恶的斗争中,景洲先生始终是“以保存数千年文化渊薮为职志”,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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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凤霞
诞辰:1927年1月26日,农历丙寅年十二月廿三日
逝世:1998年4月12日,农历戊寅年三月十六日
      评剧青衣、花旦。原名杨淑敏。天津人。中共党员。6岁学京剧,12岁学评剧,14岁任主演。1949年后历任北京实验评剧团团长,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评剧团副团长,中国评剧院演员。作家。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6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
        童年时期随“姐姐”杨金香学习京剧,十三岁拜王仙舫、邓砚臣、张福堂等学习评剧,十五岁即开始担任主演。这一时期新凤霞主演了《乌龙院》、《女侠红蝴蝶》、《可怜的秋香》、《双婚配》、《三笑点秋香》等剧目,在天津、上海、济南、秦皇岛等地获评剧观众的好评。
       1949年北京解放后,新凤霞来到北京组织了北京凤鸣剧社担任主演。1950年,在共产党的戏改方针的指引下,成立了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新凤霞任主演兼团长。1951年,新凤霞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解放评剧团任主演兼副团长。1953年,新凤霞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评剧团一队任演员。1955 年,中国评剧院成立,新凤霞在中国评剧院一团任演员、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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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凤霞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并被剥夺了做演员的权力,这对她的身心是巨大的摧残。1975年,她因脑血栓发病导致偏瘫而不得不告别为之奋斗的评剧舞台。1979年,新凤霞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春风又一次吹进了新凤霞的心田,她以惊人的毅力,挺起她那受过伤害的身体,迈着蹒跚的步伐,又一次向新的艺术领域开拓进取。她讲学授艺,著书立说,教学不止,笔耕不辍。新凤霞拖着沉重的身体,坐在轮椅上给她的弟子、学生说戏,示范演唱,克服行动的不便多次到剧场观看学生的演出,以鼓励和提携后人。在她无私的教诲下,谷文月、刘秀荣、王曼玲、赵三凤、戴月琴、高闯等一大批弟子、学生成为光大新派艺术的优秀传人,成为今天评剧事业的骨干与中坚。新凤霞桃李满天下,是我国戏曲界拥有众多子弟传人的功绩卓越的戏曲教育家。
        新凤霞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亲传弟子,因残疾告别舞台后,新凤霞仍满怀着对生活的酷爱泼墨作画。她的国画作品同她的演唱艺术一样朴实无华清新淡雅。1994年总政文化部专门为新凤霞在军博举办了个人画展。
新凤霞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早在建国初期,新凤霞就庄严地向党提出了申请。但坎坷的经历使她的愿望一直未能如愿。打倒“四人帮”后,新凤霞再次向党提出了申请。1982年新凤霞被批准入党,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以更高的姿态和对评剧艺术的高度责任感,投入到她后半生的艺术生涯中。
        新凤霞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评剧艺术的代表,她长年奔走呼吁,为振兴戏曲,繁荣评剧不遗余力。新凤霞获得了中国首届金唱片奖。获得了美国纽约美华艺术学会1997年颁发的华人艺术家终身成就奖。曾赴香港、新加坡等地讲学,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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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吴欢
        吴欢的名字为白石老人所赐,取道家的“无欢无不欢”之意。他四岁起便蒙受“父荫”尝尽人间冷暖,经历很是独特。在他的身上既有父辈延续下来的异禀天赋,又有着历经几次“运动”磨难而生成的不羁和豁达。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的历次政治变故,不但没有妨碍他的成长,反而成就了他狂狷不羁的气质和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如今的吴欢不但文章、绘画、书法样样精通,而且每样都是信手拈来,收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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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之际,吴欢在香港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由查良镛先生亲题展辞的“奇侠吴欢书画展”。展览期间父亲吴祖光亲赴香港为他助阵,整个画展名流荟萃,在香港引起轰动。此次吴欢原本约定与母亲新凤霞一起搞画展的,想不到母亲在当年4月突然病故,这也是他首次画展唯一的遗憾之处。
         作为全国政协香港地区委员中唯一的画家代表,吴欢用了“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来描述他在京港两地穿梭的切身感受。不过他补充了一点——当然香港回归以来在文化艺术方面还是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是香港在与大陆之间联系密切后,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脚步在逐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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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名门之后,吴欢非常珍视自己家族的文化传承——祖父吴瀛是著名的书画家和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父亲吴祖光是著名学者、戏剧家和书法家,母亲新凤霞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作家、画家。书香一脉传承下来,祖辈给了他无尽的 “财富”,这种财富并非仅指物质上所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传承。在他北京的寓所里,处处体现着他对于家族长辈的敬重和理解。客厅中,祖父吴赢和祖母周琴绮与父亲吴祖光和母亲新凤霞的大幅合影照片,都分列有序地挂于墙上,抬眼可见。爷爷的一块手书牌匾让吴欢最爱不释手,挂在客厅中,吴欢说,坐在沙发上,抬眼望见这块匾,能够时刻鞭策他做人要有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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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吴霜
        吴霜,新凤霞之女。我国当代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剧作家、画家和作家。早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留美6年学习西乐。代表作品《光明三部曲》《别为你的相貌发愁》《女人漂亮》《父女惊魂》。著有《别问我的父母是谁》《吴霜看人》等作品以及电视剧《新凤霞传奇》等。现北京蓝汽球文化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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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二流堂奇冤
       对于自己的际遇,吴祖光在生前也有过检视和回忆。“二流堂”是他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
1913年出生的画家黄苗子,80年代末旅居澳州近十年,担任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客座教授,他是二流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北京的寓所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说:二流堂是一个荒诞的滑稽剧。
       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19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有一个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这个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唐瑜的哥哥给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着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换来的钱盖房子。
         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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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祖光在他的回忆二流堂的文字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
         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沙龙或者俱乐部。那段时间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
     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房客。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是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来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了一个陕北词“二流子”,郭老就说给他们起个名字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的名字就叫起来了。
       但吴祖光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他写作一直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聚众聊闲天。
抗战胜利之后,大家各奔前程。1947年,吴祖光去了香港,到香港后,他改行做起了电影导演,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新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
       吴祖光回到北京是在1949年9月。在他面前是一个新的国家,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一份美满姻缘。
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还是当年碧庐旧人。于是马上就传播开,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吴祖光租住了进门六间一排的平房。他和新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新凤霞从小被卖到天津,生长在一个天津的贫民窟里。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母亲大字不识,一家人靠她唱戏养活。她6岁学戏,14岁就当了主演。1949年,新凤霞22岁的时候开始到北京闯天下。在北京她认识了吴祖光。在北京,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名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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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祖光在“二流堂”是个活跃人物,经常有艺术青年到他那里去。杜高、钱庄、陶冶常聚在他的周围。这批人就被当成“二流堂”的“小家族”。
      1954年,深受“二流堂”人际之累的吴祖光新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18个房间的四合院,他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
      “二流堂”在“肃反”运动中出了事。当时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为什么很多艺术家都在那里出出进进。老的齐白石、梅兰芳,年轻的杜高、田庄这些人,艺术界的音乐界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很多人就开始怀疑。随后,“二流堂”的“小家族”的成员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来往于“二流堂”的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受到审查。
       1957年“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其实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个事情也让专案组记录在案,说“二流堂”要办机关刊物。
      很多人追问为什么建立“二流堂”的组织,被问到的人都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但是有人故意落井下石,说“二流堂”有堂印。因为盛家伦找王彦祥的哥哥刻了一个篆刻“二流堂”,当时就说是堂印。吴祖光买了几幅年画,年画画的是几个小孩,题名叫“玩不厌”。吴祖光喜欢那个“玩不厌”,给每个朋友送了一份。他把“玩不厌”挂在墙上,别人都没有挂,那幅“玩不厌”就被人当成“二流堂”的堂徽。当时匈牙利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事件。“二流堂”就被看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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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二流堂”不少人就被划为“右派”。
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吴祖光已经停止了他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他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要吴祖光陪着去民间小剧团“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吴祖光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而吴祖光对文艺界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但是吴祖光在他的家里遇到了阻力。
       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新凤霞听到吴祖光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
        1957年5月31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吴祖光出去,事情毫无转寰的余地,吴祖光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他听见妻子哭了,但是他没有回头,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
       吴祖光回忆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
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吴祖光在那次会议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吴祖光反党的铁证。
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
       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吴祖光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他要和一个有500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吴祖光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儿子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笑着的。那时吴祖光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第二年父亲去世,吴祖光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者们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派们才重又被拎了出来。“二流堂”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而实际上的斗争矛头则指向了周恩来。
        “二流堂”就被政治化了。开始还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文革”时就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二流堂”的人就被关起来了。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黄苗子和郁风被关到监狱,戴浩被劳改。
       1979年6月19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汪明,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而黄苗子、郁风夫妇被关了7年的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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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岁月
      在夫人新凤霞去世后不久,吴祖光由于心情郁闷和年迈,血管硬化引起脑血管栓塞,曾先后三次住院。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
       平 日,他经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脸上流露出笑容……他还经常坐在轮椅上,由保姆陪着下楼去遛弯儿或去理发馆刮脸洗头,这是他认为最惬意的时光。
      吴祖光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年前,他虽然把他和新凤霞的藏书捐给了北京戏曲学校,可后来他收集的书又把家中的书柜装得满满的。
      吴祖光还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几乎场场都看。其女儿吴霜笑着说:“爸爸年纪大了,看电视经常打瞌睡,可是看足球、拳击、京剧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看足球比赛,俨然一位20几岁的青年,嘴里不时地嘟囔着:‘犯规’……他虽然年迈体弱,大脑不像以前那样好使唤,可看起球来表情却很丰富。”
吴祖光偏爱甜食,尤其爱吃汉堡包。为让老人笑口常开,吴霜还特意养了一对小宠物———Baby和PP。吴老最喜欢PP,每当他见到PP满屋跑淘气时,脸上总露出舒心的微笑,这两只可爱的小动物已成为他的“宠儿”。吴祖光时常摸摸它们,逗逗它们,诙谐地说自己家里现有“八口”——自己、女儿、女婿、外孙、两位保姆还有Baby与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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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执言
        吴祖光说:“为消费者仗义执言,无怨无悔。”
门庭冷落有话难言
       “他现在很惨,不能说话了。”吴祖光多年的邻居与好朋友和宝堂先生一见记者,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去看吴祖光先生时,他仍住在朝阳区东大桥的民宅里,和小女儿吴霜住在一起。这是一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北京居民楼房,楼道很窄,很暗。经过狭小的客厅和一间堆满了书的书房,我们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吴祖光先生。头发全变白了,但脸色还很红润,眼睛明亮。吴老已不能说话,但精神还非常好,思维还很清晰,别人与他交谈,他能听懂意思。一名小阿姨正在喂他稀饭,记者向他问好,他用疑问的眼神看着记者。
        “前几年他还能说话的时候,每天他的家里访客有数十人,电话铃声不断,而现在不能说话了,就没有人来找他了,就连过年过节看看他的人都很少。”和先生对这一状况颇有微词。“就因为他不能说话了,不能利用他了,就冷落这样一位可敬的老人?”和先生与吴老先生已是多年的朋友与邻居。对吴祖光当年与国贸中心的官司、前因后果,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按吴祖光的原话来说,这纯粹是一场滑稽戏”,官司的起因是吴祖光针对我国首例消费者名誉侵权案写的一篇随感文章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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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1年12月23日,两位年轻女顾客倪培璐、王颖在北京国贸中心所属惠康超级市场购物,遭到两名男服务员无端怀疑,并受到解衣、开包检查,查实无辜始放行。1992年5月,两位姑娘以惠康超级市场侵犯人格、损害名誉,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1月18日,经法院调解,被告国贸中心向两位原告道歉,并补偿精神抚慰金二千元。原告撤诉此案告一段落。
        当时,首都多家传媒对此案作了报道,吴祖光是在读了《红颜一怒为自尊》这一报道后,写了一篇题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的随感,发表在1991年6月27日《中华工商时报》。文章刊出后,国贸中心常年法律顾问韩小京曾致函吴祖光,称吴文“内容失实,判断错误,并且采用了辱骂性语言……是对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关工作人员的侮辱,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声誉”。1992年12月,国贸中心以吴祖光侵害其名誉权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立案受理。
       “当时知道消息后,吴祖光感到非常惊奇,国贸中心对他的起诉竟发生在对两位少女侵权事实被确认之后,而且告状不去找发布消息的报纸,而找一个发表杂感的个人,实在令人费解。而韩小京的解释是他们有选择被告的权利”,和先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对于成为被告,吴祖光先生虽气愤,但绝无沮丧。他说‘社会需要人来伸张正义,当然也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牺牲,为此,我愿意竭尽全力。’”
       “吴老的夫人新凤霞平时挺怕事的,但这次却坚决站在吴祖光一边,她说这件事教育了她,做人就是要有正义感,并写了一篇《官商告百姓》声援祖光。”
       消息传出后,吴祖光家里电话不断,询问的,压惊的,鼓气的都有。1992年12月16日,吴祖光收到了朝阳区法院的传票。很快,不少律师上门请求为吴祖光免费打官司,甚至我国香港及加拿大也有人打电话来,并称已组织了律师团,希望能免费为吴祖光打官司。吴祖光一一谢绝,只请最早找上门的竞天律师事务所的彭学军、许橙做代理人,王耀庭做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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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诉讼八方声援
       1992年12月26日,吴祖光在昆仑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原先通知的记者只有十几位,结果来采访者达到七十余人之多。吴祖光认为“向我起诉竟发生于国贸中心已在朝阳区法院当堂知错任罚之后,其‘捞点便宜,挽回点面子’的用心更加显然。”并认为这件案子“造成了我的名誉及其他方面的重大损失,我保留向原告提出向我赔礼道歉消除恶劣影响并赔偿损失的权利。”在吴祖光后来的《“国贸”案结束感言》文章中,吴祖光写道:“在1993年12月29日一审结束时,我提出了这一反诉要求,法院接受了,同时收了反诉费用,而1995年又驳回,我出于主观的原因,主动永远结束了这场官司。”
       法律顾问王耀庭也认为,国贸中心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侵害名誉权有四个构成要素:主观过错、客观行为、侵害后果、因果关系。吴先生的文章是篇评论随感,其中对国贸中心的某些做法和言行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从主观上没有损害他人名誉的问题。从客观上,吴先生所涉及的事件内容来自报道,作为读者没有义务查证报道事实,因此不存在捏造。至于侮辱性语言,吴先生是对国贸中心有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和话进行评论,因此也不构成诽谤。这样,侵害后果和因果关系也不存在。
       而惠康事件的原告之一倪培璐知道国贸诉吴祖光后,写了一篇《我也写个始末》,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文章不仅证实国贸中心的工作人员确实将她们推进仓库,而且使用了极不负责和侮辱性的语言。她说:“没有想到为了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竟把吴先生牵扯在内,心中十分过意不去。如果吴老需要我们出庭作证,我们责无旁贷,不惜再上法庭,对簿公堂。”吴祖光闻讯后“欣慰”,他认为,从这个角度说,他“得到了最有价值的东西——社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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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影响无怨无悔
      这场官司从1992年底持续到1995年5月才完结。吴祖光女儿吴霜告诉记者,“由于这件案子牵涉的双方都比较引人注目,法院判哪一边都觉得不妥,因此一拖再拖。”中央也很重视这件事,不少中央领导都到吴祖光家慰问。“在三年的案子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没有后悔过,他曾经说过,为消费者仗义执言,无怨无悔。”吴霜告诉记者。
    在案子处理期间,吴祖光曾五次筹划举行画展,但前四次都由于种种原因流产,最后才在军事博物馆举办成功。画展规模很大,占了几个大厅,展会很成功,不少人闻讯专程从各地赶过来。
        在《“国贸”案结束感言》中,吴祖光回忆道,1995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吴祖光带着小女儿吴霜走到朝阳区法院出席最后庭审。原告及原告律师都没来,审判长告诉他说:“可能是由于天在下雨、路远,或者堵车的原因,所以原告不能及时赶到,但是我们不等了。”审判书有五页,只用了二十分钟,审判长就宣读完毕,官司落下帷幕。“最后庭审宣判时特紧张,但知道自己赢了后,吴祖光却一句话都没说。”吴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有关方面当时特烦媒体的参与,因此这次没有事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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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观念
      吴祖光生于一九一七年,彼时军阀混战,国家处于贫弱交加内外交困时期;及至成年,恰又逢上日寇侵华,民族危亡;待到新中国成立,吴祖光正处盛年,是创作的黄金时期,按理,作为少年即得大名,当时中国文坛屈指可数的优秀剧作家之一,本应该是写出更多能够揭示时代面貌的戏剧作品的时候。但很不幸,没过多久,整个国家就被推进到一种只准说梦话严禁说真话的状态,再后就是众所周知的十年浩劫。能够最终劫后遗存,进入晚年,是惟一的那么一点点苍凉的幸运;我平常一直认为,像吴祖光先生这辈人确实是生不逢时的。想来,和吴祖光一样有那些时代经历的人,有这种“生不逢时”的人生慨叹者,当不在少数。吴祖光的好友、书画家黄苗子,曾赠语吴祖光:“生不逢时,才气纵横。”这八个字,一方面自然评的是吴祖光,赞其之才,叹其之遇,另一方面又何尝不可以为黄苗子的自况呢。
       但吴祖光不同意他这位好友的赠语,自下断语曰:“生正逢时,死不介意。”吴祖光时常同友人表达这样一种处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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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家张昌华年初出版的《故人风清》一书中,很大篇幅写到吕恩。吕恩本名俞晨,青年时代热爱演艺事业,毅然只身到重庆报考剧专。为不“辱”俞氏门第,易名为吕恩,从外祖母姓吕,并示戴德感恩之意。吕恩从此与余上沅、曹禺、张骏祥、吴晓邦、黄佐临,金韵芝(丹妮,佐临夫人)、吴祖光、陈白尘、白杨、张瑞芳、秦怡、舒绣文、金山、赵丹等文艺人士一起,活跃在战时重庆的舞台上。晚年吕恩对作家说,她的这些师友们都是剧坛的主角、名编、名导或明星,是红花,自己则是跑龙套的绿叶。以下是我们为读者撷取书中的“暮年回首吴祖光”一篇,文字里性情的丰满、感情的真切更能让人们认知这位演艺前辈精彩的别样人生——
  吴祖光、新凤霞是当代一对令人钦佩的贤伉俪,殊不知吕恩是吴祖光的前妻。
  1938年吕恩就读国立剧专,吴祖光是校长余上沅的秘书,兼教国语。不久吴祖光的《风凰城》上演,文名鹊起。吴祖光好请客,一次叫上了学生吕恩。17岁的吕恩不解,事后问:“吴先生,你怎么也请我?”吴说:“我喜欢你呀!”吴祖光常提醒吕恩:“没事别玩,多看看书,多写写字。”吕恩当时也没认真,直至结伴到成都演出吴祖光的《牛郎织女》后“才慢慢好上的”。有段时日,吴祖光给吕恩和秦怡同时写信,称吕恩是“傻女孩”,称秦怡是“美女孩”,吕恩知道了,也不嫉妒。吴祖光对人说:“要是吕恩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吴祖光还教吕恩记日记,纠正吕恩的发音……日久生情,两人便生活在一起了,但谁都没提正式结婚的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3月,吕恩回老家常熟探亲,故乡的一位已定亲的表兄对吕恩有点“意思”,母亲警告吕恩:不能和表兄好。正在这时,吴祖光到常熟来了,与吕恩母亲作了一晚交谈。母亲对吴很满意,对吕恩说:“这人对你不错,他又有学问,你们就结婚吧。”吕恩觉得突然,后又想,女孩子大了,不如成家,专心搞事业。1944年3月,吴、吕在上海举办婚礼,由冯亦代、丁聪操办。夏衍和叶圣陶是证婚人。他们共同生活了6年。1950年友好分手。晚年的吕恩总结分手的原因是两人性格差异大,生活习惯、爱好也不同。吴祖光偏北方人的习惯,喜欢听京剧、吃面食,好静;吕恩喜上海人的情调,爱吃米饭、爱跳舞,好动。一次吴带吕去欣赏京剧名角麒麟童(周信芳)的戏,吕恩却呼呼大睡。吴祖光说是在对牛弹琴。在上海,吕恩与赵丹、唐纳跳舞,吴祖光做电灯泡当观众。在上海的一段时日,吕恩晚上拍戏回来晚,早上一睁眼,吴祖光已上班去了,有事互留纸条,像街坊邻居。时间一长,在感情上自然就疏远了。吕恩为人爽直,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快刀斩乱麻,有男子气概,她不欣赏吴祖光黏黏乎乎的性格。吕恩个性很清高,她认识吴时,吴还籍籍无名,后来,吴祖光名气如日中天,别人叫她吴太太,她听不惯,她喜欢人家叫她吕恩。她叫吴祖光就是吴祖光,从不叫祖光。1949年在香港拍《虾球传》时,他们决定分道了。吕恩回忆这段往事时,不时夸吴祖光聪明,人缘好,待人诚,朋友多,交情厚。吕恩总感到自己对吴祖光“敬”多于“爱”,说他俩宜做朋友,不适合做夫妻。但是吕恩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她与吴祖光共同生活的6年,是吴祖光创作高峰的6年,在外人看来,这当然也是绿叶衬托红花的6年。他们友好分手,文明又理性,浪漫又温馨。1949年吴祖光由港回大陆时,经济情况窘得很(编剧收入不如演员拿固定月薪),他们把房子抵押掉,得几千元,吕恩全给了吴祖光。吕恩考虑吴祖光当导演,将来拍戏采景要照相机,就买了部莱卡照相机送他作纪念,那部莱卡照相机当时可买辆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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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恩认为吴、新结合很般配,新凤霞崇拜吴祖光,吴祖光也体贴新凤霞。她为他们祝福。吕恩说他们结婚时,她送了礼,只是人不便去。吴祖光结婚后,吕恩与影星胡蝶的堂弟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人员)胡业祥结为连理。育一子胡其鸣,在美国从事影剧公司,颇有成就。胡业祥于1998年去世。新凤霞去世后,吴祖光身体也每况愈下,患老年痴呆症,语言有障碍。二流堂主唐瑜88岁生日时,二流堂幸存者们在北京的“夜上海”聚会为唐祝寿。这是吴祖光最后一次参加老朋友晤聚。吴、吕同席,餐席上,吴祖光埋头吃菜,一言不发。餐毕,唐瑜夫人李德秀与吕恩耳语:“吴祖光要和你照张相”。吕恩先是一愣,后很坦然,“就这样他拉着我的手和我照了张相”。
  吕恩回首与吴祖光的如烟往事,感慨万千:“吴祖光对我是有情的。”“我想是吴祖光把我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我没有认识他,那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会走另一条道路。想来想去,我还是很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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