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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散文家、红学家俞平伯  

2017-03-21 08:32:39|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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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散文家、红学家,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俞平伯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参加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文学团体,提倡“诗的平民化”。
      俞平伯主要著述有《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冬夜》《古槐书屋问》《古槐梦遇》《读词偶得》《清词释》《西还》《忆》《雪朝》《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唐宋词选释》《俞平伯全集》。
       清光绪廿六年(1900年)1月8日,俞平伯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3岁时,曾祖父俞樾即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培植阶前玉,重探天上花。俞平伯4岁时,摄影术刚发明不久。那时代迷信太多,都认为摄影要摄去魂魄,而俞曲园很开通,带了俞平伯在苏州曲园照了张相,并题诗一首:“衰翁八十雪盈头,多事还将幻相留。杜老布衣原本色,谪仙宫锦亦风流。孙曾随侍成家庆,朝野传观到海陬。欲为影堂存一纸,写真更与画工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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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四年(1915年),他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半年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
民国六年(1917年),俞先生与杭州闺秀许宝驯结成秦晋之好。许家都是昆曲爱好者,俞先生的岳父许引之是名副其实的业余昆曲家,妻子的姐弟也喜爱昆曲。尤其是许夫人,嗓音又好,唱起来字正腔圆,并且能填词谱曲。
民国七年(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
民国八年(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民国十年(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他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以来最早的诗刊《诗》月刊。同时他也研究古典文学,上自《诗经》、《楚辞》,下至清人的诗词都广为涉猎,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清词、戏曲、小说及中国诗歌名著选等课目,诗词、散文著作宏富,成就卓著。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冬,俞先生认识了昆曲艺术家陈延甫。陈是嘉兴人,精通昆曲三百多折,还能吹笛。俞先生就聘请他到老君堂拍曲,每周两次,这样就有了更多学习昆曲的机会。
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
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俞平伯搬家到了清华园南院七号,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秋荔亭”,“秋荔亭”成了清华昆曲爱好者的活动场所。1933年上半年,他又邀请笛师何金海到“秋荔亭”吹笛,相约校内外昆曲同好来度曲清唱。许宝驯能唱整出的戏,俞平伯虽歌喉不亮,但拍曲的功夫日益老练。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满腔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奋笔书写《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困难与娱乐》等文章,又号召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
      民国廿三年(1934年)初,俞平伯邀请陈延甫二次北上,俞平伯牵头,陈延甫拍曲,清华园汇聚了不少昆曲爱好者,“秋荔亭”内雅音不绝。那年的一个仲夏夜,在水木清华的工字厅水轩,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曲集。第二年正月,他们在那里再次集会,俞平伯演唱了《紫钗记》、《单刀会》和《玉簪记》中的曲子各一折。这一次,虽然还没有正式结社,但他们已经确定“谷音社”的名称,希望昆曲“空谷传声,其音不绝”。
      民国廿四年(1935年)3月17日,谷音社在清华园俞平伯的寓所正式召开成立会,俞先生被推为社长,他亲自撰写了《谷音社社约》和《同期细则》。在社约引言里,俞平伯历述了歌诗曲乐在陶冶人们性情和操守方面的功绩,以及昆曲的发展史,明确了谷音社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涵咏风情,陶写性情”,“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也是要承担起拯救昆曲的责任。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他参与发表“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北平宪警夜人民宅肆行搜捕事件。
     1949年1月,俞平伯与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大、北师大等院校30名教授发表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一致拥护共产党。
1952年,将《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
1954年起陆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读〈红楼梦〉随笔》。
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1956年,晋级为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
     1956年8月,在当时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的帮助下,俞平伯第二次发起昆曲结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成立大会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开,他又亲自拟订《章程》和《同期公约》。曲社最有影响的是对《牡丹亭》的改编与排演。俞平伯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使这部名著摆脱了冗长的结构,以全剧的形式恢复了她的舞台生命。
     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试演了一场《牡丹亭》,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演出。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1959年10月,作为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献礼,《牡丹亭》在长安戏院演出了两场。作为当年惟一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业余社团,也是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件盛事。
十年动乱期间,尽管他也受到抄家、下乡改造等不公正待遇,但值得庆幸的是,俞平伯和夫人许宝驯相依为命,在逆境中顽强地生活着。
1969年11月,两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干校劳动,与当地质朴善良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71年1月,作为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们的生活恢复了相对平静,俞家又可以听到优雅的昆曲唱腔了。
1975年,俞平伯新创作了《鹧鸪天·八十自嘲》词,曲友们在俞家雅集清唱。
1979年12月,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俞平伯出席了首次演出招待会,由于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社务工作,但时常关心曲社情况。
1981年4月,他为京昆名家俞振飞著的《振飞曲谱》作序,精辟定义了“水磨调”及其源流。
1986年元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对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6年,应香港三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邀请,俞平伯赴港举办“《红楼梦》研究”学术讲座。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终年91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主要著作
       红学著作:《红楼梦辩》(1923年初版,1952年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诗集:《冬夜》(1922年)、《古槐书屋间》、《西还》、《忆》;
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
  《唐宋词选释》 、《俞平伯全集》(孙玉蓉主编 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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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特色
       散文特色
      俞平伯的散文得益于晚明名士派小品,但不是着意的摹仿或沿袭,更多的是一种异代同声的交融共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活动,任何共同的趣味或倾向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造就,不能不留下时代的印记。
      俞平伯的散文属周作人的“美文”一派。他20世纪的散文集有《燕知草》和《杂拌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六月十八夜》都是散文中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描写情景交融,景色朦胧,是他散文的代表作。《陶然亭的雪》中,冬日黄昏的迟暮,为静穆凄清之情浸染,在记叙、抒情中又生发一些悠闲的意想,情、景、理、趣水乳交融、笔浓而意淡。《西湖六月十八夜》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倦意朦胧的西湖的变幻的美,造成一种空灵的意境。俞平伯的散文很少触及重大现实问题,而以独抒性灵见长。用笔细腻、意境朦胧而灵动、闲适而伤感,语言运用透出古代文学的深厚传统的影响,被周作人誉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但有时描写繁缛、用力太过,少了天然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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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特色
      朦胧的意境
       俞平伯认为:“朦胧的诗句多半是极空灵自然的,虽然平常喜欢堆砌雕琢的诗人,也会有与平素作风相反的作物露出来”,并进一步指出“朦胧是成诗的一条捷径,意识好比一条沟,目不及瞬,它已一跳而过,诞登彼岸了。”意境的朦胧感正是俞平伯新诗创作上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
哲理之思
        除了朦胧的意境,以哲理入诗是他新诗的另一艺术特色,诗人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理解,提炼升华为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从而成为诗篇所表达的主题。
音律美
       在新诗的语言方面,由于俞平伯自幼受古典文化熏陶,旧学功底十分扎实,他的语言凝练自然、清新雅致,感情真挚从而形成了写景抒情,清新婉曲的艺术特色。
       注重语言的锤炼,试图用最恰当的词句和最简练的篇章来传达思想情感,这体现了俞平伯对艺术苦心造诣的追求。好诗具有醒目的意向、巧妙的言辞、适当的节奏,能动人之情、启人之思想,并没有新与旧、现代与古典之分。中国古代格律诗的许多艺术优长并没有被他抛弃,因而他的诗作元“沓冗和参差”的词句,反多了“铿锵人耳的音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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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红学之缘
        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他认为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的,出版了新红学的代表作——《红楼梦辨》。这是他对《红楼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1952年又将《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1954年起陆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读红楼梦>随笔》。1986年,应香港三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邀请,俞平伯赴港举办“《红楼梦》研究”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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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之情
      俞平伯是昆曲爱好者,致力于昆曲的传承与保护。1935年3月17日,在其清华园寓所召开谷音社成立大会,被推为社长。他撰写了《谷音社社约》和《同期细则》,指出谷音社旨在“发豪睛于宫微,飞逸兴于管弦”。1956年8月,俞平伯又发起成立北京昆瞳研习社,担任主任委员,亲自拟订《章程》、《同期公约》,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牡丹亭》。01958年l0月,为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试演《牡丹亭》,周恩来、陈叔通、叶圣陶等观看演出。1959年l0月,《牡丹亭》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轰动一时。北京昆曲研习社除了发掘传统剧目外,还改编、创作不少新戏,以反映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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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与俞平伯
       张贤亮因为母亲出身名门,又与俞平伯的长女俞成是世交好友,因此,张贤亮自小就认识俞平伯,称其外公,称俞成大姨。他说:“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时候,我也常去。那时我小,顽劣不堪,见了平伯公悚然抖擞,不敢与语。” 
      1955年7月,因为已故父亲的历史问题,张贤亮携老母弱妹从北京迁到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两年后,因在《延河》杂志发表《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在他被押去劳改期间,母亲又被遣送回北京。无家可归的张妈妈,只好投奔俞成,与其一起住在俞平伯家中。张贤亮回忆说:“平伯公视我母如女,多承照拂,前后达十余年之久。”
      1990年10月,俞平伯以91岁高龄仙逝后,张贤亮发表悼念文章《我有一个红学家的“外公”》,文章写得很平和,对命途多舛的俞平伯的理解真切而深刻,评价也客观公允。因为经历过苦难与屈辱,他更懂得人生的意义。
俞平伯与胡适
      俞平伯与胡适是一对很有意思的朋友。一方面,他们都有相当的爱国心,当国家遭逢异族侵略,一个来到大后方,费尽心血为多苦多难的祖国作育人才;一个不惜放下学问,违背不做官的原则从事外交。两人的关系也极好,彼此的日记中都有对对方的大量记述。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深受大他九岁的胡适的影响,中年时他甚至因为胡适受过政治上的委屈。然而,另一个方面,俞平伯与胡适在为人处事上大不相同,说是泾渭分明绝对没有夸张。
红学之路
      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红楼梦》后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阅读后向上汇报说:“其校勘工作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还有些错误。”俞平伯执意要为《红楼梦》写一序言,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并主动请何其芳给予更多的帮助。文学所领导由于认定俞的思想觉悟所限,内部评价觉得此时他写序言“希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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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
妻子:许宝驯
儿子:俞润民
女儿:俞成、俞欣
外孙:韦奈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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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伯故居
       在北竹杆胡同38号,旧时的门牌是老君堂79号,在胡同东段南侧,是一座坐南朝北有东跨院的二进四合院,由四个自然院落组成,占地面积为844平方米;有房屋53间半,建筑面积为361平方米。院门为“如意门”①,门楣与戗檐上的精美砖雕至今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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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纪念馆
    2015年6月10日,德清县余英溪畔的俞平伯纪念馆开馆,展示了俞平伯生前大量的手稿、文集、照片,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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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伯被批判始末
        在中国,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一样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兴趣,没有一部小说的研究,像《红楼梦》一样曾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暴,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中国人都记得,1954年有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运动,引发这场风暴的是两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他们挥斥方遒,指点红楼,激扬文字,因一篇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文章而跃上风口浪尖。而另一位“小人物”——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先为俞平伯辩护,后对俞平伯反戈一击。她在时代的大潮中沉浮,最终被政治运动淹没……
       站在这场大风暴中心的,是俞平伯。
红学,1954,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梦魇”……
      俞平伯的学生写了一篇《新版〈红楼梦〉校评》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弟子顾颉刚、俞平伯加入,由此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
      1946年,俞平伯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一直在中国文学系执教至1953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成立。该所成立后,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俞平伯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调至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
      1948年年底,天玄地黄之时,胡适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也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则成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 “第一人”。
        俞平伯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表现积极,从其公开发表的诗歌可见一斑,如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以及赞颂抗美援朝的诗,诗云:“千里青山变了黄,终教胜利归吾党。”
      1952年,俞平伯应文怀沙之约,在上海的棠棣书店出版了《红楼梦研究》。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共谈,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此时,俞平伯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但在惯性的作用下,他治学走的仍是考据的路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陈述。
       1953年秋天时,文学研究所安排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佩璋担任俞平伯的助手,协助俞平伯从事《红楼梦》研究工作。王佩璋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俞平伯在此任教,俞平伯是她的业师,他对这位文静的学生有着良好的印象。为何选择王佩璋做俞平伯的助手?这是因为她在《红楼梦》与中国古典诗词这两个方面很有造诣。在个人服从组织安排的年代,王佩璋做俞平伯的助手,和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同期学生相比,这应是一个上佳的选择。想来王佩璋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走出大学校门半年后独立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得到了国家级出版社的重视和赏识。从她随后代俞平伯所写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可以看出,这一对师徒合作得还不错。
     如果没有1954年那场批判俞平伯的运动,王佩璋会安心地跟随俞平伯做学问,并会成为脱颖而出的“红学”研究专家。可是,她所处的时代没有给她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她的人生道路被外力左右,拐向前途叵测的荆棘之途。
      正是王佩璋的代笔文章,激发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挑战的豪情,从而引发了那场举国震惊的批判运动。
        1953年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汪静之整理的新版《红楼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排印本。汪静之是20世纪20年代的“湖畔诗人”之一,对《红楼梦》的研究并不内行,因此,这个本子存在不少问题。正协助俞平伯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王佩璋,发现问题后,写成了《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认为新版《红楼梦》“首先是关于本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与他的旗籍都有错误”,接着指出,“‘新本’虽然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
      王佩璋将此文投寄《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编辑部。《文学遗产》采取了谨慎的处理方式,他们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佩璋的文章一并寄去,让他们核实。作家出版社收到转来的文章后,重新审查了《红楼梦》新版本,证明王佩璋的批评是合于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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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人物”发表了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

       两个“小人物”是李希凡和蓝翎,二人都毕业于山东大学,是同学。王佩璋的文章与作家出版社的信于1954年3月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李希凡与蓝翎的注意。时值春假,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同学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最近《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 二人又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也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挑战。几经周折,文章发表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九期上。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样一篇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文章一旦到了高层手里,就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小人物”无意中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不可预料的反应,这超出了两个“小人物”的预料。用李希凡自己的话来说,这时他已是“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
       李希凡因为这篇文章,开始了一段风光无限的航程。1954年当年即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他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而蓝翎的航程充满了莫测的风浪。1954年,蓝翎从北师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调到《人民日报》。1957年,蓝翎在《人民日报》被深挖出来,打成“右派”。蓝翎后来这样记述自己的喟然长叹:
      偶因一念之差,沦为“牛鬼蛇神”,“咎由自取”,怨得着谁?谁让你探求什么“独立思考”来着!我只不过是这场大悲剧中一个无足重轻的青年作者而已。反“左”防“左”被“左”毁,“生逢其时”,三生有幸也。
      两个“小人物”在大时代的潮流中沉浮,身不由己,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命运的起落荣辱,社会潮流、时代风云辉映其间。

江青读了两个“小人物”发表的文章
       江青读了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大为赞赏,就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邓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商量的情况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蓝翎,让他们将文章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岂料,文章排出小样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转载一事搁下了,似乎不了了之。
      历史充满了偶然,又有超出想象的必然。短暂的停歇,好像表面平静的深水,正在积聚着惊涛骇浪的能量。刚开始谁也没有参悟到转载此文背后的玄机。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这次参加谈话的有周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人民日报社正副总编邓拓和林淡秋等人。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九期,说毛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林默涵、何其芳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周扬说:“很粗糙,态度也不好。”“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艺报》转载。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李希凡、蓝翎谈话时说:“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于是,《文艺报》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还加上了由主编冯雪峰撰写的编者按:
        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冯雪峰撰写的按语,连同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所加的按语,均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本来他听了江青关于文章转载过程的反馈,就有些生气;等看了这些按语,更认为“问题严重”,“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10月16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了中国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封信的阅读对象竟有二十八人之多。毛泽东在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风暴中心的俞平伯以及两个“小人物”,直到1967年5月27日,报纸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这封信,才得以了解内幕。不知俞平伯看到此信是否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而两个“小人物”当时也只是听说,直到十余年后才读到这封事关两人一生命运的信的原文。袁鹰自1953年供职《人民日报》文艺部,曾在领导的授意下撰写批判俞平伯的“檄文”,晚年他的回忆录记录下初次读到此信的感受:“这封信写得如此严厉,如此明确,使人有点不寒而栗。”袁鹰还指出“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立刻就严重而且变了质”。

批判俞平伯的座谈会
      1954年10月24日在俞平伯的生命刻度中,是难以忘记的一天。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当时被称为“两个小人物”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第三篇文章;这一天,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批评俞平伯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文学界的领导、作家、专家学者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陈翔鹤、林淡秋、袁水拍、田钟洛等人。参加会议的蓝翎回忆,会议的气氛并不紧张,不少人说起《红楼梦》,谈笑风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稳坐沙发,显得有些不自然。袁鹰的回忆说:“座谈会气氛虽然比较温和,发言者都还称‘平伯先生’如何如何,但是语调都很严厉。”座谈会从上午9点30分一直开到下午6点30分,扣去午餐休息两个小时,共持续七个小时。
     主持会议的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说:“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平伯先生也不要紧张。我年轻时就佩服过俞先生的文章。”“几年来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不彻底的,因此经常出毛病。”他使用“我们”,而不是说“俞平伯”,并一再强调“彻底地批判自己”,然后才说批判“人家的过去工作”。
      继郑振铎之后,首先发言的是俞平伯。其实正是俞平伯抢着发言,打乱了会议发言的顺序。俞平伯说:明知道有问题的文章还拿出去发表,是我自己的错,“胡乔木给我提过修改意见,我没修改”。接着他又自我检讨说:让王佩璋替我写文章,这种封建的师徒关系是很不好的,今后要多多检查自己。
      俞平伯的发言,简述了研究《红楼梦》文章的发表情形之后,木讷而诚恳地表示道:“我觉得自己思想是往前走的,这有历来讲演可证……我是从兴趣出发,不免就注意文章的鸡零狗碎。”会后,陈翔鹤给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对这段话评价道:其自处之道是颇为聪明的,因这样便可避免被别人揭发。
     俞平伯发言后,王佩璋也非常勇敢地说了哪些文章是俞先生写的,哪些文章是她写了以后俞先生修改的,这些文章如果有问题由她自己来承担,大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概。
       之后,批判俞平伯的戏才算正式开场。
      座谈会中几位学者的发言值得注意,启功的发言重在自我批评,说自己的工作“比起考证来更下一层”。杨晦与浦江清的发言,虽然也在批评俞平伯,但替他开脱的意思却非常明显。杨晦说:“在解放初,俞先生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经自认是二元论者。他说:‘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既显示了俞平伯倔犟耿直的一面,也说出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杨晦还提出了一个令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文学研究是从考据、资料来着手呢,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着手呢,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浦江清表示:“他(俞平伯的考证)的劳绩我们是应该尊重的。”
       周扬是以一个上级领导的身份来总结发言的,调子完全跟毛泽东的批评信是一样的,说我们批评俞平伯是批评他的学术观点,不是批判这个人。
      批判俞平伯的座谈会开过之后,谁都以为可以缓一口气了,然而,情况急转而下。
     1954年10月28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尖锐地批评该刊“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矛头直接指向冯雪峰。事态扩大了。
       而俞平伯的学生王佩璋,一反之前的态度,于1954年11月2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谈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态度》,对俞平伯进行了批判。在人们眼里,王佩璋成了苦大仇深的“被剥削者”。
       批判与被批判,常随着风向转。“小人物”在时局中,往往是一枚冲上前的棋子,然而,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只好交给时代的大潮,如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了。今朝是“新生力量”,一夜之间,就落后了,成为反面,被时代抛弃。
       王佩璋对俞平伯的反戈一击,并没有赢得人生坦途,却是一路坎坷一路悲歌。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中,拿惯了笔杆子的王佩璋,和许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一起,被下放到了北京某国棉厂劳动锻炼。年底传来消息,说她往机器里放铁砂,破坏“革命生产”,单位小范围内对她进行了批判。大约在1960年年初,王佩璋被开除公职。爱惜人才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何其芳推荐王佩璋到中华书局去当编辑,但不知什么原因,王佩璋不愿意去。从这个女子的拒绝来看,柔弱的她内心很倔犟。不然,她也不会在风暴来临时,选择玉碎。
      王佩璋度过了几年沉静的时光,最后躲不过厄运来袭。“文革”中,王佩璋成了“革命对象”,这个颇有研究能力的年轻学者悲愤地选择了自杀,离开了人间。
      一个没犯下什么大错却说错几句话的女人,一个选择自我毁灭的才女,一个被时代大潮吞没的标志性小人物。 她的悲剧经历正是运动中“小人物”命运的一个缩影。
      俞平伯说:“余年齿哀暮,无缘温寻前书。同校者久归黄土,不能再勘切磋,殊可惜也。” 缕缕伤感怀念王佩璋。不知俞平伯会将王佩璋比做《红楼梦》中的哪一位女子。她没有留下专著问世,留下的几篇文章中也让人想象不到她的模样,她也许没有相爱的对象,至死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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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12月31日,送俞平伯赴美国是在杭州合影。右起: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许若昂
俞平伯的红学梦魇
      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内部大会上明确阐述了大批判的动机: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以展开了。
      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作者王若水回忆说:“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实际上我只是奉命,当时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原来,是邓拓找到负责理论的王若水,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报纸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啊,怎么转到胡适头上了?邓拓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于是,王若水查找资料,连夜突击,这篇文章便很快见报了。
       风向变了。批判胡适与胡风之风骤起,意味着批判俞平伯由高潮转向尾声了。
       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称收到了三百七十三封读者来信,都是向俞平伯提出控诉,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害了他们。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平伯北大的同班同学,比俞大十岁。他派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承佩、副秘书长李毅来俞家劝说。当时的九三学社中央干部牟小东至今还记得许的苦心:“ 许德珩一直把俞平伯看做小弟弟,觉得俞在平静生活中没遇到过暴风骤雨,怕他思想不通,怕他的对立情绪招来更激烈的围攻。九三学社沙滩支社基层成员大多是文化系统的人,开会帮助时也希望俞先生不要顶撞,要逆来顺受。”
       有史料记载,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六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八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一百一十多次,发表批判文章五百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哪里。
        这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批判,让俞平伯尝尽了人世间的苍凉,这个全国性的大批判,就像一个时代的梦魇,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从此,老君堂前门可罗雀,只有老友王伯祥、顾颉刚可慰他心。
       当批判胡适的文章铺天盖地、绵延不绝而来,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态。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
      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他随即又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苦罪”。
       多年以后,一切都尘埃落定,云淡风轻,俞平伯已经了悟,批判自己只是批判胡适的一个跳板,他对批判胡适运动如是说:“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筋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

俞平伯倦说红楼
       1954年大批判后,俞平伯对昆曲的兴致越来越浓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就专门请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他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在俞平伯受批判两年后,命运发生转机。先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技和文艺界作了一次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俞平伯先生,他在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但是有一些批判文章则写得很差,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在这里解释清楚。”这等于为俞平伯在政治上作了解脱。
      1956年评职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部一致同意给俞平伯定为一级研究员。何其芳向上面提出定级的两条理由,一是俞平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社会影响。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陈伯达对此表示同意,周总理也知道此事。
       值得玩味的是,被“红学”改变了命运的“大人物”及“小人物”们都“倦说红楼”。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述:“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显然这是有意回避。”但俞平伯从未真正放弃《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他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红学”著作。
      再往后,席卷全国的“文革”爆发,人为地中断了他的研究。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批斗并被赶往干校。“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对其晚年的学术生涯曾用“只有旧醅,却无新酿”八个字来概括。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二百余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庆祝会”的举行,标志着1954年对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辞中,称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俞在八十岁后得句云“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并加注:“十二年为一纪。”白发老人回首前尘旧事,真像梦幻泡影,正如《红楼梦》中的偈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都已过去了。可是,那历史的伤疤,时代的风雨,批判的阴影,真的能被时光的流水,全部带走吗?
       韦柰虽载俞平伯晚年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但在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却念兹在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的遗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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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伯与昆曲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脱稿于1956年;就在这一年,俞平伯创办了北京昆曲研习社。8月19日,昆曲研习社在他家老君堂老屋召开了成立大会。
  那时高雅的文人大都认为京剧太白,唱词粗俗,不够精美;在书斋里,在案头上,继续在拍着唱着的,仍然还是昆曲。
       俞平伯家是世代高雅文人,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家也是世代书香。俞许两位都是从小听昆曲看昆戏长大的。尤其俞夫人,嗓音又好,拍起曲子来字正腔圆自不在话下,还能填词度曲,即为曲词配上曲谱———作曲,或用传统成曲填上新词。笔者生之也晚,只赶上了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一个尾巴,大概在1962-1963年间,曾到朝内老君堂俞府,跟着俞先生俞夫人拍过一两回曲子,不久俞平伯嗅到某些“史无前例”的火药味而主动解散了研习社。俞先生的嗓子不如夫人,还爱跑调,甚至五音不全,但他拍起曲子来,那板眼之认真,那神情之严肃,都让人感动。他还喜欢自击檀板,那击板打鼓的样子,至今仍在我脑海里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五十年代末,三十三转等密纹唱片刚在逐步普及,欧阳予倩也年事已高,出于抢救性质,中国唱片公司为他灌制了几张昆剧唱片,唱片上就特地标明“俞平伯司鼓”。两个大名并列放在显赫的位置上,俞平伯作为昆曲司鼓的水平于此可见一斑。
  在1956到1964年这八年时间里,北京昆曲研习社在俞平伯认认真真的领引下,还真对昆曲的研究、传习起了十分良好的作用。不少连专业剧团都不问津几乎濒于绝迹的曲目,在俞平伯手下恢复了青春;就是像《牡丹亭》这样永垂不朽的名著,由于原剧过于冗长,也已难于适应时代的快步,在俞平伯亲自主持与倡议下,经过精心的整理与改编,终于又以全剧的形式,恢复了她的舞台生命。这个改编并压缩的可以适应现代演出的剧本,是俞平伯与华粹深二人合作的结果。经过曲社草创后一年的努力,全体社员通力合作,居然在1957年10月15日举行试排,于1958年1月22日推上舞台试演了。为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四十周年,10月2日在北京王府大街文联大楼(即现在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礼堂演过一场。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纪念会并观看了演出。开幕之前,俞平伯登台作了简短讲话,中间有这样一句:“要纪念汤显祖,最好就是演出他的代表作《牡丹亭》。”那次与会者甚多,礼堂几乎坐满了人。周总理、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张奚若等人也都莅临观看。
  关于昆曲研习社,还有一事不可不提。《红楼梦》的乾隆抄本中有极重要的一种,即《舒元炜本》,上面有他的兄弟舒元炳的题词《沁园春》。俞夫人许宝驯就用这首著名的《红楼梦题词》谱写了昆曲工尺谱,俞平伯为之一再修改润色,并作了详注。1963年7月7日,北京昆曲研习社举行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曲会。最后一个节目即合唱俞平伯夫妇合作的这首《沁园春》,参加合唱者达二十二人。这次活动,堪称是昆曲史与红学史上都该提上一笔的一个交接点,也是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挨批后依然放不下《红楼梦》,仍在关心与研读《红楼梦》的一个明证。
  “自然灾害”困难年,俞平伯虽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基本的物资供应也一样成问题。那年头儿已有流行浮肿病的,在一些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提了提案,指出国人历来不能或缺菽类的提案之后,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些照顾,予以一些“特殊供应”。当时民间或戏称之为“糖豆干部”与“蛋肉干部”等等,在蛋肉干部这一档次的,凭票或凭特供卡、本之类,尚有“高级烟”的供应,俞平伯之烟瘾甚大,按规定所供尚嫌不足,而家父王伯祥烟量较小,尚有富余,每可“接济”于他,至今笔者手边尚保存着不少短信或明信片,是俞平伯写给家父的,内容无多,一般问候之余,主要是来求索香烟的,在兹不妨选录一二,以见当时困难年生活之一斑:伯翁:
      近日起居如何,为念!昨日中夜忽得短篇亦颇自喜,然不足为外人道也,另纸录博一笑。弟连日赴所,亦殊鹿鹿。本月烟卷,尊处如不用,弟拟购一条,可否,祈酌。琐渎并歉!
     弟平顿首俞平伯来信概不写年份,有时竟连月日也不写,此即其一,但有“烟卷”之事,则必在困难年无疑。伯祥吾兄:又多日未晤,天气渐寒起居如何,为念。本月香烟未识尊处有敷馀否?如有盼为留存,当备款往取。《文成公主·远行》一折,工谱已脱稿,日后有机会,当为演奏俟正。匆上,候近安弟平顿首十一,三,夕笔者当年年轻,时为递送烟卷飞跨双轮。今日回思,岂不可谓一段“烟卷笔墨”之小小因缘?
      1954年底,俞平伯下大功夫辑录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从俞平伯所写长篇《引言》最后所书年月,即“一九五三、十、三十”来看,全书之脱稿,是早在出版前一年多,为什么竟拖了这么久才问世呢?这自然与俞平伯的受批判分不开。所以这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加了一则《出版者的说明》,出版者用心良苦:“本书的排印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展开批判以后,我们对于它的内容又作了一番检查,也商诸编者进行了必要的修正。我们只纯粹拿它当作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资料提供读者。”
 笔者手边的这一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是出书后不久,俞平伯送给家父的。一般他赠书总要在扉页上题上款,而此书至今仍空白,这也足见他赠书时的心态。
 俞平伯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全国人民代表,但自从挨批以后,本来络绎不绝的记者、读者及各类来访者,这时都不来了,俞家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了。出于数十年交情,又深知平伯为人的家父,是由衷地为他抱屈的,于是就在大家避之惟恐不及的当口,独自登门宽慰之。为了谈得更畅适,也为活动活动腿脚,到户外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家父还约他同去赏菊,并到什刹海散步。两位老人,一已年逾花甲,一亦早过半百,信步在行将结冰的海子岸上,似乎话亦不多,似乎有很多话也不必一一说出,要的就是无言的慰解,求的只是避开尘嚣的喧闹。漫步之余,就近小酌于“烤肉季”。家父当时正在日日伏案选注《史记选》,也正需要这种劳逸结合。不意此一寻常交往,还真给平伯带来了欣慰与放松。回去后不久,他就欣然命笔,写了两首七绝赠王伯祥:
    交游零落似晨星,过客残晖又凤城。借得临河楼小坐,悠然尊酒慰平生。
 门巷萧萧落叶深,跫然客至快披襟。凡情何似愁云暖,珍重寒天日暮心。俞平伯书赠家父的这一幅原迹,是书写在一张黄色带木刻水印紫红梅花边框的旧笺纸上的,底色套印的是浅绿色的木刻山水,极为别致,当是俞家旧藏的十分考究的笺品。他的下款仅用“平生”二字,这也是对最为知交的少数才用的自称。末尾正式该打图章的地方,打的是许静庵为他刻的“知吾平生”四字白文印。这幅字的上款还特地用了家父最不常用的别号,这里既反映出情谊笃挚之非凡,同时也是怕因这两首诗给王伯祥带来什么牵连吧。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他的本职工作,即文学研究所交给他的科研课题———《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勘———仍在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直至1956年5月才臻于完成,并写定了《序言》。这篇《序言》就发表在当时的《新建设》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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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还家珍兴奋难抑
  1971年1月,承周总理特别关照,俞平伯夫妇与其他十位知名学者,先于一般“五七战士”离干校返京。但朝内老君堂的老宅已再也回不去,便又被安排在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其实也就是后来安排他定居的同一幢楼房。
 1972年5月10日,总算发还了从1968年直至1971年所扣的工资,并把冻结的存款也解了冻。5月12日,居然还发给“查抄物资偿金”两千四百元。5月16日又发还了“查抄”残存的一小部分杂物。
 俞平伯家的藏书,查抄后幸而能归还的,大约不足三分之一。一些基本的工具书,如《辞海》、《辞源》、《康熙字典》、《钦定词谱》、《佩文韵府》之类,干脆说,公家有用,折价换算,就此没收了。他曾祖父俞曲园老人的著作,木刻本《春在堂全书》,本来家存的部数还是不少的,而发还时成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经过仔细拼凑,总算还凑成了一两部,而更多的都成了残帙,甚至片片蝴蝶飞了。更妙的是,归还的书中,有的竟已钤上了“江青藏书”的印章。
 后来陆陆续续又发还给俞平伯一些家藏旧物,其中有一件至为微小却最为珍贵的东西,家父称之为“神物”,洵不虚也。它是一个小玉章,印文刻的是俞曲园所作的一首长诗《福禄寿砖歌》,并题目后记,一共刻了九行一百四十二字,阳文。因为印太小而字太多,所以如按常法,到印泥盒中去蘸印泥的话,那是绝对打不清楚的,必然会只见一片红色而一个字也显不出来。所以这方印传到俞平伯手上之后,只有俞夫人一个人会钤拓。她是用小拇指轻轻地去蘸了印泥,一点一点往印面上去抹,直至薄薄而又匀匀地抹满印面后,才能轻轻打在上好的宣纸上。连她也未必能每次都能钤拓清楚呢。
  那些日子,俞家陆续有些东西发还,俞平伯一高兴,总要拿上些,专门到我家来,给我父亲看看,以示兴奋,亦兼有“奇文共欣赏”之意吧。
 一次,家父提起,早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前,俞平伯曾经给他抄过曲园老人的集外诗九首,题为《病中呓语》,可惜“一·二八”时我家焚于战火,全部藏书片楮无存,这九首诗自然也同毁于火。俞平伯说:因为是集外诗,未收入集,原稿也已丢失了,但他却能背得出,并答应回去后,背录一份赠家父。不几天,俞平伯即再来,带上这《病中呓语》背录本的同时,即拿出新近刚刚发还的那方小玉印给家父看。那天俞平伯特别激动,抖抖擞擞地从衣兜里掏出装这方玉印的用丝绸与棉布双层制作的袋子来时,其心情之喜出望外,让家父看了也深深为之高兴。当然,感慨亦良深。
       又过了不几日,俞平伯再送给家父一张笺纸,上半贴着《福禄寿砖歌》小玉印的俞夫人手拓本,怕家父老眼昏花看不清,还特地在下半贴了一张印拓的放大照片。这自然是送给家父的一份厚礼,家父即在笺左偏下,钤上了叶圣陶早年为他所刻的“鸿庵心赏”朱文印,以示宝爱之非同一般。
        1917年,俞先生与杭州闺秀许宝驯结成秦晋之好。许家都是昆曲爱好者,俞先生的岳父许引之是名副其实的业余昆曲家,妻子的姐弟也喜爱昆曲。尤其是许夫人,嗓音又好,唱起来字正腔圆,并且能填词谱曲。 1919年,在北大上学时,俞先生就向擅长昆曲的吴梅先生问学,跟他学唱曲,学会了《南吕宫》、《绣带儿》两支曲子。俞先生的音色不美,发音很特别,常常引得妻子发笑,但这不影响俞先生对昆曲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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