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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人民艺术家老舍  

2017-03-14 13:23:30|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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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老舍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 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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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历
    1899年老舍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中。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生活。
1908年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毕业,被派任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两年之后,晋升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但是由于很难和教育界及地方上的旧势力共事,很快便主动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职务,重新回到学校教书。
1921年,在《海外新声》上发表《她的失败》的白话小小说,署名舍予,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老舍的最早的一篇作品,仅有700字。
1922年,受礼加入基督教,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并在北京教育会、北京地方服务团工作。在此期间,他热衷于社会服务事业,同时还在英文夜校和燕京大学补习英文。
1923年,在《南开季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讲师。在英国期间,老舍曾使用Colin C. Shu这个英文名字(应为其基督教教名)。
1926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第1期署名“舒庆春”,第2期起改“老舍”。此后三年继续创作,在英国共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三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英国的教书生涯使老舍成为一名合格的作家。
1929年夏,离英回国,在新加坡直流半年,任中学教员。
1930年,回国任齐鲁大学教授,边写作边教学。
1931年,与胡絜青女士结婚,同年发表长篇《小坡的生日》。
1932年,创作《猫城记》,并在《现代》杂志连载。此后几年,老舍陆续创作了《离婚》和《月牙儿》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1934年,任山东大学文学系教授。
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一职专心从事写作。9月,《骆驼祥子》在《宇宙风》连载,1939年该书由人间书屋正式发行。 
1937年,8月返齐鲁大学任教。11月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并全面负责总会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随文协西迁重庆。
1939年,老舍翻译完成的英文版《金瓶梅》在伦敦出版,译名为The Golden Lotus,此版是为西方比较权威的《金瓶梅》译本,先后发行四次。
1944年,创作并由良友复兴印刷公司出版《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
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同年出版《四世同堂》第二卷《偷生》。
1949年,接文艺界三十余位友人信后决定回国,10月离美,12月抵达天津。
1950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任副理事长。
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1953年,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
1957年,《茶馆》发表于《收获》第一期。
1966年,文革中不忍屈辱,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且获投票第一,由于老舍已不在人世,此次诺奖遗憾颁予川端康成。
1978年,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墓碑上刻写着老舍的一句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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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1930年,胡絜青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母亲怕她因为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是胡絜青兄弟的朋友,有一回,他到胡家去玩,胡母托他帮忙物色。此时老舍正好从伦敦回国,且著有作品,于是罗常培便向胡母介绍了老舍,获知老舍的才华及人品后,胡母异常高兴,私下便定下了这位乘龙快婿,于是与罗一同商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使老舍与胡絜青见面。
      1930年冬天,老舍回到北平。在罗的安排之下,老舍到处被朋友们拉去吃饭,而饭桌上总有胡絜青。在频繁的相见之后,胡与舒产生了情愫。直到1931年夏天,胡絜青毕业,两人举行了婚礼。
       婚后半个月,老舍携带妻子来到济南,继续在大学任教,胡絜青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两人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济南,是个女孩,取名舒济。1935年第二个孩子,儿子舒乙出生,1937年,在重庆产下第三个孩子,次女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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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任中文教师时期的老舍
人物趣事
       催稿趣事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改稿奴才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献丑作诗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句。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即谢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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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作品
     小说合集
     老张的哲学 赵子曰 火葬 二马 我这一辈子  猫城记 离婚 文博士 小坡的生日 骆驼祥子 正红旗下 牛天赐传  无名高地有了名 鼓书艺人 四世同堂(包含《惶惑》、《偷生》、《饥荒》三部长篇)
文艺合集
仅收录老舍在世时发行单行本的集子
樱海集 蛤藻集 文学概论讲义 月牙集  贫血集 东巴山集 杂感集 汉语教材 赶集 火车集 老牛破车 灵格风汉语教材  文学语言论集 通俗文艺集 小花朵集  出口成章 三四一
诗歌作品
旧体诗约300首,12万字左右。
新诗三首,皆为长诗,信息如下:
1934年 鬼曲  1939年 成渝路上  1939年 剑北篇
曲艺作品
       通过搜集整理共有47部,细分有话剧27部、京剧7部、歌剧5部、地方戏剧2部、英译中话剧1部、电影剧本1部、鼓词15篇、相声31段、快板12段、太平鼓词4段、山东快书1段、合作撰写的单弦牌子曲1篇、唱词7篇。 
话剧作品
茶馆 龙须沟 残雾 谁先到了重庆  张自忠 面子问题 大地龙蛇 桃李春风(与人合著)
忠烈图 方珍珠 生日 春风秋实  西望长安 荷珠配 神拳 归去来兮秦氏三兄弟 全家福 秦霞丹雪 青蛙骑手  宝船(童话剧) 红大院
未成合集,散落发表的作品收集如下:
       《厚古薄今》《活-武松》《假博士》《教授》《她记得》《抗战民歌二首》《空城计》《控诉搂包的》-大鼓书词《礼物》《恋歌》《流离》《乱形容》《说明白话》《覃本秀自述》《痰迷新格》《童谣二则》《微笑》《为和平而战》《为小朋友们作歌》《维生素》《小相声一则》《新春之歌》《新青年》《新诗》《雪中行军》《音乐的生活》《英雄赞《元旦铭》《慈母》《打刀曲》《读书》《二期抗战》《附录-致友人函》《歌唱伟大的党》《歌声》《鬼曲》《国葬》《过新年》《海外新声》《和平解放西藏》《红售货员》《红叶》《鸿兴饭馆红旗飘》《八九十枝花》《保民杀寇》《保我河山》《壁报诗》《别迷信》《长期抵抗》《陈各庄上养猪多》《成渝路上》《蒙古青年进行曲》《女儿经》《陪都赞》《青年》《青年突击队员》《清明》《日本撤兵了》《扫荡五气》《山高挡不住太阳》《神仙辞职》《生产就业》《柿子丰收》《蜀江船歌》《双反》《札兰屯的夏天》《战》《丈夫去当兵》《致富神咒》《中秋月饼》《祝贺北京解放十年》《祝贺儿童节1》《祝贺儿童节2》《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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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
        现今流传的老舍书法作品不多,可以于北京老舍纪念馆参看鉴赏。
作品风格
       创作题材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老舍的作品中往往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1960年是义和团起义的六十周年,于是写出了话剧《神拳》,再现了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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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风格
       老舍的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老舍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因此,作品中人物语言是加提炼过的北京白话。其作品语言的“俗”是建立在精细的思考与研究的基础上。他的“白”,让读者易于理解却又颇有深度。用通俗、平白的文字来反应时代和生活,这才是老舍作为语言大师的境界,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然而另一方面,老舍又使用语脱去自然形态的粗糙与随意,炼成金子,使现代的北京口语显出朴素精致如同一具精雕细刻的瓷器。
        同样老舍的作品也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幽默风趣,是老舍作品语言的总体风格特色。他认为:“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荇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因此,老舍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也都充满了幽默风趣色彩。他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闪现着他的幽默才华: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从《老张的哲学》问世起,老舍就开始被人称为“幽默小说家”。 
      老舍先生更是潜台词运用的大师,其代表就是《茶馆》。《茶馆》凭借深刻含蓄的潜台词,有力地丰富了语言的内涵。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第一幕庞太监与秦仲义的“舌战”。这两个人一个是西太后的宠奴,一个是讲维新的资产者,二人不期而遇表面上客客气气,骨子里却是兵刃森森。《茶馆》中像这样的台词比比皆是。它引而不发,以弦外之音调动人们的兴味与深思,耐人咀嚼。
      老舍作品成功地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语词汇,使作品语言透露着独特的京韵,作品生活气息醇厚,地方风物、民情风俗真实感人。同时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北京人,本土本色,活泼有趣、质朴自然,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具有独特的魅力,透出了北京话的神韵,显示北京话活泼的生命力和老舍驾驭北京口语的能力。 
文学思想
    老舍的文学思想成分复杂,现代文学史中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里,他的派别色彩不明显,虽然他对左派的革命领导文学的艺术指导方式及其他艺术和思想上的主张颇有微词。同时老舍也未曾加入苏汶和梁实秋等人的第三派——不认为文学至死都是自由的。他的文学思想的基调是强调文学的自由表达,同时认为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不期然而然的和远期的。
      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老舍也曾一度向文学的实用性靠近,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艺术家的他又感到不适,于是又重新呼唤并实践文学的自由表达和艺术性,在此期间其文学思想也出现了反复和震荡。因此而言老舍没有坚定单纯的文学立场,他的文艺思想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他倾向于从感情角度看文学,认为“使人欣喜是艺术的目的”,“文学是认识生命的,解释生命的”。同时老舍认为“文以气为主”强调表达自我为主,不使文学变成传道的教科书。
         在作家不受外力干涉下进行自由表达的基础上,老舍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文学思考深度-----形式的美好。老舍多次提出“文学是以美好的文字为心灵的表现。”同时受到英国文学的启发,追求简洁朴素的语言风格“脱去花艳的衣裳,而露出文字的躶体的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英国文学相通的,同时也是老舍受狄更斯等作家影响后在创作上的重要投影,是老舍文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表达自由和形式美好是老舍最基本的追求,在这基础上老舍也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但并不否认文学的社会性和社会作用,如老舍早、中期的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中心旨意都是探索振兴国运、强盛民族之路的。老舍是以平民生活为描述对象,以传统伦理道德的哲学观为思想基础,以人道主义的善恶观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以是否有利于振兴国运、强盛民族为尺度,而进行文学描述的,而后期老舍在抗战时期则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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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胡风:“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他底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面正闪耀着他底对于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舍予是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的人,但同时也是富于艺术家气质,能够孤独的人”。
       “舍予是尽了他的责任的,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特别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委屈自己的那一种努力,就我目接过的若干事实说,只有暗暗叹服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他底舍己的胸怀。”
       老舍之子舒乙:“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得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生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
     朱光潜:“据我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
     樊骏评价幽默之于老舍:“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幽默,就没有了老舍,更谈不上他在文学史上取得那样的成就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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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
      老舍致力于文学的普及和曲艺的改造,是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
       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老舍是唯一一个能够身体力行地将文学与曲艺进行结合,长时间地关注曲艺发展,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亲自参与了曲艺,尤其是主要曲种(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家。解放初期,老舍作为知名的作家,积极投身于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罗常培、吕叔湘、吴晓铃等学者会同孙玉奎、刘德智、侯宝林等相声演员一起组成相声改进小组,通过撰写大量作品和理论文章,不仅指导相声摆脱了解放初期由于其旧有形式和内容所造成的生存危机,而且使相声乃至曲艺这门艺术形式完成了在新社会、新形势下的自身定位,奠定了其艺术地位,为之后新相声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并且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相声的发展。
       老舍的《茶馆》、《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特的风格,创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龙须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建立的奠基之作,剧本为演出建立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形象鲜明的,强调从生活中塑造一个鲜明形象的基础。这对我国的话剧事业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起到了一个最基础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风格,被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所继承并沿用至今。
       在创作题材的角度看老舍的文艺影响,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从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
        因此,可以说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老舍的小说有序和完整的构建了一个艺术上的“北平世界”,同时小说中的小吃、建筑和语言都是现如今挖掘和开拓北京文化的重要源泉。
        同时在批判国民性的道路上,老舍也有自己的开拓,比起鲁迅对国民心理机制的发掘,老舍对中国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及描写不免失至肤浅,但也有鲁迅所不及之处显示出老舍自己的特点---既有原有的纯中国环境中中国人的缺点,也有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的心理和行为的病态和适当,后者是老舍独有的开拓,这种方式在以后批判中也是鲜见的,这种批判因此也构成和补充了一部完整的现代国民性批判史,对后来的批判具有借鉴意义。
政治影响
      老舍和郭沫若等人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领导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老舍在担任总务部主任期间团结了全国的抗战文人,使这一时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
文学奖项
      为纪念老舍先生以及鼓励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了老舍文学奖,该奖项主要奖励北京籍作者的创作和在京出版和发表的优秀作品,每两至三年评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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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故居
       老舍故居共有4处,分别位于北京、重庆、山东和伦敦。
北京故居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该故居是老舍解放后居住的地方,是老舍先生1950年由美国归国后,自己花钱购买的一个普通的四合小院。老舍在此创作了《茶馆》等20余部剧作。
       该故居1984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老舍夫人回国捐献了部分老舍的字画、古董,同年有偿捐献了老舍故居予国家,第二年在国务院的批准下在故居的原址正式建成老舍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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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故居
      位于重庆天生新村63号,1943年刚动完盲肠手术的老舍与一家人开始在此定居,老舍在此完成了《火葬》、《惶惑》和《饥荒》等长篇小说。八年抗战老舍几乎全是在重庆的这所房子里。2012年,该故居正式更名为“四世同堂纪念馆”,面向社会开放。
山东故居
     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黄县路12号,2010年改建为“骆驼祥子博物馆”,1936-1937年间,老舍在此居住,并在此完成了他“写作生涯的第一炮”——《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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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故居
     位于英国伦敦市圣詹姆斯花园31号,老舍在英国担任讲师的1925—1928三年间在此居住,老舍在这里完成了长篇《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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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有哪些特点呢?
  一、语言幽默。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二、京味十足。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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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题旨鲜明。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四、语言通俗。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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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与佛教
      老舍小时候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直到九岁才入学,而促成和帮助他入学的是当过北京鹫峰寺住持的宗月大师。
老舍与住持大师具深厚渊源
       宗月俗名刘寿绵,系清皇室内务府人,生于富贵之家,一生乐善好施。一天,他来到老舍家,一进门就问老舍的母亲:“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等老舍的母亲回答完后,马上表示:“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第二天清晨,老舍就跟着这位刘大叔(即后来出家的宗月大师)上学去了。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设在一座道士庙的大殿里,大殿供桌上摆着孔子的牌位。刘大叔与一位姓李的老师说了几句,就教老舍拜孔子牌位和李老师,老师当即把一本《三字经》和一本《地球韵言》交给他。从此,老舍就成了学生。
      自从当了学生后,老舍经常到刘大叔家里去。那时刘家很阔气,若把他的房子整整齐齐排起来可占半条大街。老舍每次去刘家,刘总是亲切地招呼他吃饭或给他一些穷孩子没见过的点心,从不冷淡这位穷学生。老舍后来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刘大叔又来帮助他,这时刘的财产已大半施舍完了;老舍中学毕业时,刘什么财产也没有了,仅存一处后花园和一些地产,但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场等慈善事业。这段时间老舍与刘过往最密,曾在刘办的贫儿学校当义务教师,帮助刘调查和发放施舍贫民的米粮。不久刘一贫如洗,落发为僧,法名宗月。他的师父就是当时广济寺的住持现明和尚。
       老舍九岁上私塾,三十五年后成了中外闻名的大作家。这时,宗月大师已经与世长辞了。老舍在回顾自己由上私塾到成名作家的经历时,特别怀念那位在贫困时真诚帮助过他上学的宗月大师。1940年1月23日,他在《华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纪念宗月大师的文章,介绍了大师的为人和帮他上学的情况。
老舍满怀深情地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也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老舍与佛教界朋友
       老舍曾有过研究佛学的打算。1924年,他应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去英国教中文,当时著名作家许地山先生(即落华生)也在英国,他是研究宗教比较学的,他在牛津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一篇研讨《法华经》的文章。
      老舍在教学之余,很想知道一些佛学的道理,便对许地山说:我很想研究一点佛学,但没有做佛学家的野心,请你替我开一张佛学入门的必读经书目录,华英文都可以。许地山为老舍开了一张目录单,介绍了八十多部佛书,说这是最简要不过的,再也不能减少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老舍未能按此计画研究佛学,但这张目录单子一直保存著。他曾感慨地对人说:我可知道研究佛经的不易,倘若给我十年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
       抗战时期,老舍住在重庆,当时汉藏教理院设在重庆北碚缙云山,一些著名文化人士常到那里去,老舍也曾去那里造访佛教大德,与太虚法师、法舫法师等都有过交往。1941年4月,他集当时艺术家笔名成一小诗,写成条幅,赠与太虚法师,诗曰:
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
诗后附有说明:“三十年四月,集当代艺术家笔名成小诗。大雨诗人孙大雨;冼君音乐家;长虹、冰莹、成舍我、碧野,均写家;万籁天剧导家;林风眠画家。写奉太虚法师教正。”这首诗自然成趣,有幽默感,体现了老舍的文风和他同佛教界朋友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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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谈《神曲》
      当年老舍曾应邀在太虚法师住持的汉藏教理院作过一次讲演,题为《灵的文学与佛教》。他以意大利名作家但丁的《神曲》为例,讲了什么是灵的文学,并且从东西方文化交流角度,探讨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可能受过佛教的影响。
      他认为《神曲》讲到了地狱的情况,与中国传说的地狱很相像。可是但丁是个天主教徒,天主教所奉的圣经里并未具体说到地狱的情况怎样。信奉该教的但丁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地狱的景况,这也许是他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老舍还讲到,在中古时候,罗马教皇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的势力比谁都大,谁也不敢触犯他,甚至连皇帝也要双手捧教皇的脚上马;可是但丁这位先生却大胆地把教皇活生生地下了地狱,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当时中西交通已不闭塞,有许多东方的文化输入西方,其中也许有些佛学的东西传播到那边去。
老舍观点:佛教对文化的影响
      老舍曾经在讲演中,提到佛教对雕刻、绘画、建筑等艺术部门的影响。
他颇带感情地说,“佛教与人世界,可说简直是打成一片的了。比方有名山的地方,一定也就有所宝刹,这种天然之美与人工之美的混合物,在建筑上雕刻上绘画上的艺术观点说来,处处都给予人们的醒目,处处都值得吾人的称颂。讲到建筑,一定先从寺院说起,因为佛徒们已将人间的一切美都贡献于佛了。巍巍庄严的佛像,堂堂皇皇的殿宇,使人看了不期而然地肃然起敬;佛像可以代表中国一部分的绘画。看吧!没有一个名画家不会画观世音菩萨的;谈到我国的雕刻,可说全部都是佛教的。若不是古希腊的雕刻传到印度,由印度传到中国,西洋的近代雕刻画也许不会输入中国的。故从这三方说来,中国的雕刻、绘画、建筑都离不开佛教的。”(《灵的文学与佛教》,载《海潮音》第22卷第2号,1943年2月重庆)
      老舍的这番话虽然不长,但可以看出,他的知识是那样的渊博,他对佛教同艺术的关系曾作过思考和探索,他是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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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的悲哀
        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学》发表了著名作家老舍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文章里这样描写北京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
   15年以后,也就是1966年8月23日,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斗争大会在北京文庙举行。不同的是,这次的恶霸不是别人,正是老舍自己。上次喊打时还有警士阻拦,而这次他的前面是熊熊的烈火,后面是数不清的狠命暴打他的红卫兵小将们。毒打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年迈的老舍遍体鳞伤,没有人允许他说话,更没有人为他说话。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半夜才获准回家。
      8月24日,老舍没有按规定去机关继续接受“批斗”,而是在北京西城太平湖边坐了一整天。当晚投水自杀。死前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为什么他不把这段残酷的历史写下来留给后人呢?难道他不感到冤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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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之死:1966年的太平湖之谜
老舍为何选择太平湖
     50年代末的北京,城墙还在,但已经被扒开了许多豁口。城墙根基连同墙外的护城河也还在,内城北城墙一带墙高水绿,野趣横生,是孩子们郊游、探险的乐园。就在新街口外豁口,人们经过那座护城河上的木桥,就能看见路西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荡,这片水域源自元朝,当时被称为“泓亭”,是什刹海在城墙外的一部分。附近的居民抱怨这里夏天蚊蝇肆虐,暴雨来临又会变成孤岛,他们一直盼望政府能像改造“龙须沟”一样将这一片苇坑进行改造。
从臭苇坑到人工园林
     满恒先在新街口豁口住了整整53年,1958年春天,他是南太平庄小学三年级学生,和附近驻军及机关单位的人们一起扛着锹镐,开始了对苇坑的改造。工地长三里,南北宽一里,热火朝天的改造很快完成了。
       “大约在夏初,芦苇和杂草被彻底清除了,方圆千亩、两米多深的湖底袒露出来,紧挨湖边的护城河水被引进来,岸边栽了柳、松和各种灌木,修了环湖的路。昔日的臭苇坑变成了公园,它才被正式命名为‘太平湖’。”
        满恒先说,当时整治改造的有几条河流,人定湖、青年湖都是被改造后命名的,“人定”,取人定胜天之意。青年湖是因为参加义务劳动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只有“太平湖”区域处于北太平庄往南,当年是南太平庄所在地,因此取名“太平”。
     改造好的太平湖成了人工园林,呈∞字形,东西湖区间是一座30米长的木拱桥。湖东建有苗圃、花坛、游人长椅和码头。湖西侧有荷塘、稻田和灌木林,特别是湖心保留了一座孤岛,种着柳树。满恒先记得,当年附近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常来此选外景,《水上春秋》华教练带队回家乡,《柳堡的故事》的二妹在这里上船,《无名岛》海战,螺旋桨在湖面上空演示出海浪翻滚的场景。电影学院的学生也会来这里练声。当时太平湖属于附近的东升公社,他们夏天来挖藕,八月十五左右公社还来捕鱼,冬天太平湖可以储冰。
1966年的太平湖
      1966年初夏,满恒先发现“太平湖里突然出现许多大红、墨黑的金鱼”,后来知道当时人们为了隔离开和“四旧”沾边的任何生活喜好,就在太平湖放生养的金鱼。再后来,“经常还能从湖里捞起字画、瓷器,甚至三枪牌自行车,再后来就会漂上来一些死人,我们小孩连林子也不敢进了,怕里面有吊死鬼”。8月的一天,满恒先听弟弟说,“又有人投湖了,是个写书的人,穿得干干净净,死得很体面。”后来,满恒先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写过《茶馆》、《龙须沟》的老舍。
   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前后的具体活动,至今依然是个谜。有事实证据的是一张诊断报告。“支气管扩张大量咯血,5天后7月31日入院,8月16日出院。”老舍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身体一直欠佳。舒乙回忆,“8月中旬,老舍先生和我还有妹妹说过一些话,第一个意思是说‘谁给了他们权力?’又说,‘又要死人了,而且是清白而刚烈的人’。还说,‘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文物的大破坏告终的。”舒乙称当时并没明白老舍先生说这话的含义,事后才恍然大悟。
     “老舍先生当时似乎预感生命将要到尽头,他当时说了三个人的名字,都是他的朋友,1966年之前,在回家的路上就跳进了什刹海。”事隔多年,当年老舍的好友马松亭夫妇,向舒乙透露了一个细节,“1966年8月中旬,我在什刹海旁边乘凉时,看到老舍远远走来,双方都默默无语,老舍在小马扎上坐了一小会,就起身走了。并说,‘马大哥,咱俩再也看不见’。”“老舍先生在当时是一个难得的清醒的人,他的死是一种反抗”,舒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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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的不同叙事文本
    1966年8月24日前一天的“八二三”事件联系着老舍之死。学者傅光明研究“老舍之死”数年,写了四本书,多年前采访了数位事件亲历者,发现“同一件事每个人的叙述都不尽相同,甚至出入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到底什么是置老舍于绝境的一步,没有答案,亲历者有称,老舍当时和红卫兵发生了争执,还有人认为老舍是因为家庭关系冷漠而陷入绝望等,舒乙说,“我和我的家庭已经麻木了,我们不用去申辩什么,选择沉默。”
     另外,张林琪和白瑜以“八二三”事件亲历者的视角写过文章:“人群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萧军后来曾写小文称,8月23日在国子监同被批斗,老舍和自己有目光的交流,老舍眼中发出奇异的光,那光让他不寒而栗。傅光明还采访了在国子监参与揪斗老舍的当年女八中的近百位红卫兵,“只有一个人隐瞒姓名接受了采访,不断地哭,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希望转告自己对老舍家人的歉意。”傅光明对此都表示理解,甚至关于8月25日太平湖打捞老舍尸体,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有三个人说是自己打捞了老舍的尸体。傅光明说,“历史在发生时就碎裂了,事后不过是拼凑那些碎片。并不是求得事情的真相,而只是在做一个历史文本叙事。”
老舍为何选择太平湖
       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人生终点,舒乙说这也是个谜,因为当时家里在灯市口附近,距离太平湖很远。后来他考察认为,太平湖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而观音庵胡同曾是老舍母亲晚年的住地。而且老舍先生青年时期曾任北郊劝学员,对这一片区域非常熟悉。8月25日清晨,舒乙去太平湖认领父亲的尸体。他认为“老舍先生应该是24日一天在太平湖边徘徊了整天,作为一个作家,他最后应该留下了文字性的东西,但是我没有看到。”
      老舍先生的最后一天,常见的文本叙事细节是:老舍拉着3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冰心后来跟舒乙说,“你发现没有,你父亲作品里的好人大多姓李,姓李的人大多自杀,自杀的方式大多选择投水。”最经常被提及的《四世同堂》中的祈天佑最后也难逃被羞辱而死。老舍写道,“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烦,水发出一点点的声音仿佛向他低声地呼唤呢。很快的,他想起了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满恒先如今还住在新街口豁口,但旧时的太平湖已不存在。1968年,据说为了修建林彪的战备工程,太平湖成了渣土填埋场。一车车土石滚进湖里,水泥构件指向天空。如今太平湖的原址,南侧是地铁车辆段,北侧是刚刚修复的转河,远处可以看到地铁车辆从黑暗的地下驶出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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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为什么投太平湖自杀?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不准留下他的骨灰。
  老舍是个作家。但是他的自杀却难以和历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杀类比。
  老舍遭到中学生红卫兵“斗争”和毒打以后,还面临将要来到的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这种境况下投湖自杀;身为作家,他死前却未留一字遗书;他的尸体被火化后,当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个案。 同一时期,北京有数千人被“斗争”而死--实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斗争”、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这种暴力性“斗争”是怎么运作的?怎么会在1966年夏天如此普遍地进行?这种有领导的通过“群众”之手来进行的暴力迫害和杀戮的方式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这28人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在《肖军纪念集》中,列出了其他被斗者的名字,他们是: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8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其中还缺两个名字,有待补正。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这29个人被红卫兵“斗争”,首先是因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斗争。在北京作家协会,会长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军代表,还有作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文革批判打击了一大批作家,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受到同等惩罚。奖谁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1980年,笔者曾经与象老舍一样遭到毒打的老作家肖军先生两次谈话,听他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肖军就曾经在大会被喝令站起来。与8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后来他们遭遇的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肖军,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8月23日下午三点,在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套上一块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从他们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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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肖军年轻的时候进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最后会被打死,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别人。他压下去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多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他们来制止暴行。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或者警察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肖军被禁闭在传达室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儿子和女儿不见他回家,到机关来找他,也遭到殴打。肖军在机关里被关了一个多月,9月底才获准许回家。他的儿子肖鸣被毒打后失去知觉。厂里的人以为他死了,把他装上车送火葬场。他在途中苏醒过来,才没有被烧掉。
       肖军曾经讲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说他家中当时上有老,下有小,有11口人需要他负担。他从1940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资是每月110元钱。家里难得包一顿饺子,只能买五毛钱猪肉加在白菜馅儿里。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么活下去?无论如何,他得忍辱负重活下去。他认为老舍和他不太一样,一直比较“顺”,前几次“政治运动”都没有遭害,保持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对承受这样残酷的对待较少准备。另外,老舍不但年纪已老,而且腿有残疾,走路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体力强壮与否,也与能否继续承受红卫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关系。
  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杨沫日记》下册,第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因为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后,1978年6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报道文章里说,他的骨灰盒里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文章没有直接说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没有他的骨灰。那时候的这类文章虽然给文革的受难者平反,但是说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时,尽量模糊委婉。1994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和老舍的儿子舒乙见面,向他询问为什么老舍的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钢笔和眼镜。舒乙说,老舍的骨灰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火葬场不让留骨灰。老舍去世的时候,舒乙31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笔者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笔者询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上面的规定”,是哪个权力机关发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记得是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说的。在舒乙发表的关于老舍的多篇文章里,没有提及有这样一个“规定”,也没有说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如此规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文革档案,笔者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写成书面文字的“规定”,还是一个来自文革高层领导的口头命令。但是确实,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9月8日被打死的北京第25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但是没能得到死者的骨灰。事情作得如此一致,这里面一定是有某个“上面的规定”在起控制作用,才可能如此。希望有读者会提供关于这样一个“规定”的寻找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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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投湖是活该?他只是一个顾不上爱惜羽毛的老百姓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何可人
        “热爱猪,不辞劳,/ 喂食、饮水、冷热饥饱,时刻仔细瞧。/ 粪便干,或是不爱动,/立即去找防疫员来治病。/……/有成绩,戒自满,/一定要站的高来看得远。/看得远,站得高,时刻不忘学赶帮超。”
       如果不署名,谁也不会想到,上面这段话会出自大作家老舍的笔下。
       引用这样的文字,并不是我们想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去给这位去世整整五十年的善良老人增加污点。相反,我们觉得痛惜,这是出自语言功夫用北京话那叫“盖了帽儿”的老舍,创作出《骆驼祥子》,一出《茶馆》的老舍。他笔下的文字,竟会被权力话语扭曲到如此地步。老舍说过,“文艺绝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文艺的生气被扼杀至此,老舍无路可走。
      在决定做纪念老舍去世五十周年之后,我们开始整理阅读有关老舍的各种史料评价,越发感觉到他的复杂。这种复杂不仅仅体现在老舍水平参次的作品之中,也深刻体现于他的生平、他的思维方式、立身方式。这其中,也许有永远湮没不彰,有些,是我们力有不逮去捕捉的,有些,我们希望能尽力能表述。
         2016年的8月23号,凤凰文化完成了一次这样的尝试。
        另外,舒乙告诉笔者,那个火葬场的梳小辫儿的姑娘还告诉他,象老舍这么高地位的干部,被这么处理--指丢弃骨灰,还是第一个。老舍当时除了在文联和作家协会身任高职,还在“政协”任高职。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文章(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中也提到这一点。老舍在被“斗争”以前有小汽车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显然也说明他的地位和级别都很高。所以,老舍的情况和上面说到的工人陈彦荣以及中学教员陈沅芷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级别高的干部受到丢弃骨灰的对待,应该是由高层决定和指示的,如果没有一个写成文的规定的话。
  有一种解释说,不准保留骨灰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死者,也是因为技术上不许可。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8月18日后,死人数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达125人。以后仍然逐日增加。此外,还有一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这样,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数。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的逻辑中,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在普通人这一边,对他们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再关心他们的尸体处置。但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场。文革对个人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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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投湖,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暴力性的所谓“斗争”;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打,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他面临的将是漫长的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虐待和侮辱;甚至在老舍死后,当局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准留骨灰的待遇。老舍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惭形秽,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这显然不可能。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书写文字,表达想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笔的。他在8月24日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更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是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那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变成比较于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文革结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当局的高度礼遇。他的朋友和家人,发表了一批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但是他们都没有写到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被毒打之后和自杀之前,他对他身受的暴行作了任何评说,也没有写到他对自己在8月23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应,也没有写到他对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杀的相识者与同行的死的评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老舍没有说过适合于发表的话,或者写纪念文章的人没有认为应该写出他生前的真实看法。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说,1966年7月10日, 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这个时候,北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吴晗等人已经在报纸上遭到猛烈攻击,吴晗已经被涌入他家中的学生侮辱和殴打。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已经一个多月不上课,在校园里开会“斗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当时人民大会堂是不准许普通人参观的,所以能进入大会堂就是一种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表现。巴金写道:“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停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该文收于巴金《探索集》中,见《巴金全集》,第16卷,1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以后,深夜回到家中,告诉他的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 (该文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1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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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巴金和舒乙的描述来推理,在1966年7月和8月,眼看着文革对一大批人的严重的迫害,眼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支持红卫兵(老舍被打发生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五天之后),眼看着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残(在老舍被打和自杀之前,已经有一大批人被打甚至被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就仅仅是“我没有问题”,以及希冀着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理解”吗?他的全部焦虑就限于此?有没有别的?当作家的身体遭到残暴对待的时候,他的精神的关注也已经被文革的巨轮碾压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和最高权力者对他的态度?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文革的这一整套做法和想法,只能在文革的框架里面为自己撇清?他有没有别的关怀和思考?
  老舍得到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录的都是作家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老舍写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原来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见该书247-249页):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在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师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
  读上面老舍的这篇文章,不能不感到震惊。
首先,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活脱脱就是15以后老舍自己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只是煽起仇恨,然后,到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对被斗者使用暴力。
  老舍写的这个斗争会,不但和他所自己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老舍写出的唯一的被斗者的具体罪行就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节,不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之后就实施暴力攻击,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无不安。在老舍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该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行花销的。老舍曾经发表过他在美国写的关于他的旅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也完全可以说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在杨沫所描写的围成一圈展开的“斗争”过程中,就足以使他再遭红卫兵的皮带毒打。而且,在1966年,因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老舍是作家,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15年后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套方式相当有效,显然也是文革中的“批斗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1951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满怀,不加思考。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革时代,更加深入和广泛。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读了老舍的这篇文章之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只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否,而还有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15年前写的一篇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短文感到的自责。15年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类“斗争会”,从“斗争”他不认识的人,到“斗争”他的同事和熟人,最后,“斗争”到他自己身上,而且,这一次的“斗争”比从前的更为残暴,逼他选择了死而不是继续被“斗争”下去。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斗争会”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也感到了惭愧,毕竟他不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只会在“斗争会”上跟着主持人喊“该打该打”的人,他不该完全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
  (来源:共识网  作者: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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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第一站,是老舍故居丰富胡同。丹柿小院里,影壁上“福”字颜色很新。故居原想请老舍的女儿来做纪念性讲座——因故取消。暑假过去,院子里的游客没有因为特殊的日子增加太多。我们的嘉宾蒋方舟、止庵和陈徒手,在老舍生平成列馆里,一张张解说其中各种照片,手稿和奖章。我们还走了一遍老舍当年去给《茶馆》讲戏的路线,穿过安静的胡同,来到人艺剧院。在人艺门前,止庵说:“49年以后,除了《茶馆》几乎都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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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第二站,是游客熙攘的孔庙。80岁的葛献挺老人对许子东和蒋方舟说,那些柏树下,老舍当年就趴在那里。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火烧戏服批斗段小楼程蝶衣的剧情,就是借鉴的8月23日的场景。嘉宾沉浸在50年前可怖的故事里,他们的身边是导游领着一群群喧闹的游客快速穿过,扩音器里现代化的讲解声穿过古柏、石碑与宫殿。没有第二种声音,会提到老舍。
在第二站直播的结束几分钟,天终于下起了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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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站,我们站在了老舍自沉出的太平湖原址。太平湖早已消失,每天上面呼啸试过的是环形北京二环的地铁回库车。就像曾经殴打过老舍萧军们的女红卫兵就读的学校“女八中”也改名成“鲁迅中学”——为纪念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历史的变形计让嘉宾们恍惚:“要不是我们做这个直播节目,我不知道原来这个小区就是老舍的诀别之地。”我们对小区花园里的老人做了随机采访,问他们是否知道老舍,和老舍之死。老人们忙着三三两两的乘凉和下棋,没有给我们太多回应。
    这给我们的直播留了一个尴尬的结尾。这尴尬,我们难以克服。
    我们把823直播中嘉宾的一些话整理出来。这些话和观点,不能涵盖老舍和老舍之死的全貌。它只是代表了我们不想平面的看待老舍的悲剧的一次尝试。我们把它推送成今天824的微信。就是这样的午夜,五十年前,老舍终于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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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其人
              善良,但不深刻的人
      止庵:老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但他不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我们不能以鲁迅的要求去要求他。我们也不能这样去要求每个作家都是思想家。
选择不自由的时髦作家
      止庵:老舍曾经是个自由主义者,二三十年代老舍的自由度时很大的,他想写什么写什么。抗战后,他的自由度就不一样了。但老舍的自由不自由,很大程度是自己选择的。他后来一直想做个时髦的作家,事实上他不是非得这么紧跟时代的。60年代后,老舍逐渐被文坛边缘化,他努力跟上时代去写作,但已经得不到承认,人民日报不发他的文章了,他是有感觉的。包括823那一天,他可以不去文联开会的,但是他一大早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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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至上者
       止庵:老舍有出戏叫《国家至上》,他就是一个国家至上者,他确实非常热爱这个国家。热爱到什么程度呢?热爱到他可以做一切,他可以为此写的不熟的东西也能写,而且他可以不断的写。
一个顾不上爱惜羽毛的作家
       止庵:咱们有个说法,叫一个作家爱惜羽毛。老舍是一个不太顾这些事情的人。
晚婚先锋
     止庵:老舍先生三十四岁结婚,算是晚婚先锋了……
“耿直哥”
       许子东:老舍按照现在网上的一个词就是“耿直哥”,真正的耿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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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其文
      49年以后,除了《茶馆》几乎都是失败的
     止庵:老舍的创作不是以建国作为分界,而是以抗战作为分界:从他写第一本书《老张的哲学》,到抗战前夕的《骆驼祥子》是一个时期;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文革开始,这是第二个老舍。这两个“老舍”差别相当大。
      止庵:老舍建国后的创作,绝大多数都是失败的作品。
      只有两部是真正说传世之作。一部是《正红旗下》,一部是《茶馆》。
       1949年以后,每一场政治运动老舍都会写一篇作品。《无名高地有了名》,算是他最失败的作品。
除了《茶馆》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包括《龙须沟》《方珍珠》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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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写了那么多歌功颂德的作品,最后都变成他的罪状
     止庵:老舍写了那么多个歌功颂德的作品,最后都变成他的罪状了。“我承受不了这个事。”我觉得这种打击可能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止庵:老舍1949年后选择话剧作为他主要创作,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深思。他写小说的能力非常高,但他把这种很强的能力主动放弃了,选择了一个他始终没有成熟的掌握的一个形式——话剧。他用这个形式,努力地去写不适合题材,花了一生的后半时间。老舍先生本来是个语言大家,想当年的《断魂枪》简直是神来之笔。但后来的话剧作品,连台词都很生硬。
很努力,但不能被全部认同
       陈徒手:老舍获得“人民艺术家”有个小故事。当年《龙须沟》演出时,周恩来特别喜欢,他觉得我们党扎根城市,需要文艺作品帮忙,老舍的《龙须沟》就帮了大忙了。周恩来建议周扬应该表扬老舍,所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提出老舍是人民艺术家,并建议说,从中宣部给颁奖,结果有些作家、理论家不服气,不干了,说老舍没参加革命斗争,怎么能给?后来市委书记彭真出面表态,说那就让北京市委颁吧——可见虽然当年老舍很努力,但不能被全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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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写义和团,却只写了不成功的《神拳》
     陈徒手:老舍一直想写义和团,一直不敢写,后来写了《神拳》这个话剧,却并不好,简直就是一个义和团团民的写法,你都很难想象台词怎么写。
绝笔之作是《陈各庄上养猪多》
     止庵:老舍这样一个大作家,绝笔之作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真是……而且他为了写这篇文章,自己掏钱到顺义陈各庄里住了一个月体验生活。这个篇幅很长的快板书里,讲到了养猪的各种技术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农业文章,不是一个文学作品。这样一篇文字,老舍却花如此精力去写作,可见他为跟上这个时代做出的努力。
“他差点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是个谣言
     止庵:老舍差点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是个谣言。因为老舍在1966年去世的时候,国际上已经知道。日本作家水上勉1967年就写下文章《蟋蟀葫芦》悼念老舍。所以不存在传说中“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才得知老舍已经去世的”的情况。
这个作家还活着
      止庵:老舍最好的作品现在依然有生命力,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当年很多的作家,已经现在没有人读了。老舍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还拥有广大读者的一位作家。他同时代很多作家已经没有什么读者了。老舍还是拥有很大的读者群,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作家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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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
     第一个揭发老舍的是女作家草明
       葛献挺:第一个揭发老舍的是女作家草明。她在文联大院“揭发”老舍的版权卖给美国,拿美国的稿费。老舍不服气,说你是文联的副主席,也是当权派,有什么资格来揭发我。就激怒了这些人。
       许子东:当时很多人去批判老舍,但最伤他的还是草明。
       葛献挺:如果没有老舍压着,草明就是第一流的了,有老舍在就显不着她了。许子东:老舍是从白区过来的作家,是最收欢迎的。草明是从延安来的,觉得我们延安派的还不如你老舍出名,他拿“人民艺术家”,他们就不同意。
拿美国的稿费就是美帝走狗
     许子东:这种拿美国的稿费就是美帝走狗,这套荒谬的逻辑还存在,跟说美分的心态是一样的。你说川普可以说他拿了俄罗斯的钱,政治上可以这样,但是文化上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常识吗?
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把他推向了死亡
        许子东: 8·23孔庙纵火事件的起因,是有个叫余华的人(非作家余华),提出要烧毁旧社会的一些物件。并且要让“反动”人物在场见证。50年前的今天,这是这一场事件中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把老舍推向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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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别姬》程蝶衣跪下看烧行头的场面,是老舍被批斗现场再现
      许子东:《霸王别姬》里叫程蝶衣他们跪下、烧行头的那个最著名的场面,其实就是老舍被批斗现场的再现。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姑姑陈怀平都在批斗老舍的现场。
当年那些女学生就是现在跳广场舞的大妈
       许子东:当年打老舍的那些女八中的学生,就是今天的跳广场舞的大妈,当年十五六岁,在几个月前还在天安门广场前翩翩起舞的少女,几个月以后,就拿着铜皮扣皮带,piapia往人脸上抽,你能想象吗?
       许子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共上千万,我开始不明白这个上千万红卫兵是什么意义,我后来才看了一个数字,66年,全国宣布停课的时候,中国的大学生是五十几万,中学生是一千多万,中国的小学生是一亿多,今天的数字比较一下,今天中国的小学生还是一亿多,但是中学生也有一亿多,大学生有四五千万。那时候在北京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前后有一千万,你明白这什么意思,那就是全国的中学生大部分都轮流到北京受训了。
老舍不服气,举起牌子说“我不是牛鬼蛇神!”
        许子东:烧旧物,让反动权威跪着看,像林则徐烧鸦片一样。这是非常行为艺术的。
        葛献挺:老舍不服气,举起牌子说,我不是牛鬼蛇神。牌子正好碰到这个女红卫兵的脑袋。红卫兵就说,你有意打红卫兵,是现行反革命。”
女红卫兵:“我打的是萧军,没打老舍”
        对毛的话,你只能反着听,根本就没有文斗的,大学那个校长不就是被打死的?虽然也有人有些反思,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觉得自己没错,那个姓张的女生说我没有打老舍,我打的是萧军,好像你打萧军就可以似的。
很少有人没有被整过,很少有人没有整过别人
     许子东:很少有人没有被整过,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理由。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与此同时,很少有人没有整过别人。
      葛献挺:有的人可能忏悔,有的人无所谓,我不打你,别人打我。打人有的时候也是自保。
一定要把他们活着带回去
     葛献挺:我改变不了什么,因为当时我的出身,我的经历,使我不可能产生像你给我设想的那样,我只能那么做。
     葛献挺:我当时要押解这些人,想着一定要把他们活着带回去。你是来做批判的怎么能把人打死,对子孙后代没法交代。
这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事件,有偶然也有必然
      葛献挺:这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事件,从外面看是一种偶然性,但是从家庭来说又是一种必然。老舍早就有家庭矛盾,他在文联有一张床,可以几天就不回家。当天老舍回家以后也没有得到温暖,当天晚上就跟他划清界限。
       主持人:因为当时看的资料说,当时在重庆的时候,老舍先生跟赵清阁就已经住在一起,而且是半公开的,大家都知道,那这时候他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长途跋涉,一个月两个月来到丈夫身边,结果发现已经和别人在一起,这个对女性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难道我们真的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吗?
       许子东:据老舍夫人胡絜青的回忆,当晚她找了一辆三轮车把老舍拉回去。老舍不停地说“人民是相信我的。”这是我很早就知道的一幕。第二天,胡絜青劝老舍当天不要出门了,老舍问:难道我们真的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吗?
      许子东:老舍根本就没想到,他几十年努力的相信,他自觉的在《骆驼祥子》的结尾就放弃了个人主义,投奔了集体主义。但今天就是集体——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同行来打他,把他打成坏人。“我难道是坏人吗?”这个对他来,他宁可不做人,也不愿意做坏人。
老舍已经上缴了思想,不想再上缴灵魂
        许子东: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也专门写了一篇叫作《老舍先生死的謎》的长文。日本作家开高健以父亲的死为题材写了一篇叫作《玉碎》的小说,荣获了七九年度川端康成奖。他们都真诚地期望在父亲的悲剧里找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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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声明
      许子东:据说文联开了这么一个证明: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声明、
      葛献挺:这个是可靠的,因为他到派出所去,老舍死后,他怎么死的,要有一个说辞。那他到那等于是自杀,自杀就是叛党。
某种意义说,他毁于这个时代
       葛献挺:他没想到他千方百计回到了久违的祖国,最后得到的结局是这么一个结局,他的死是出乎意料,出乎他本人意料,他想不开。
       止庵:某种意义说,他是毁于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所毁,确实是这样的。或者说部分为这个时代所毁,可能有的作家全部都被时代毁了。
       许子东:在周恩来眼里,老舍有巨大的统战价值,他曾经想要入党,在5、6十年代老舍写《骆驼祥子》第二部,周恩来说你留在党外对我们更有利。太平湖老舍自杀后,周总理的第一反应是,老舍出事情,这让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代。
罗生门
      蒋方舟:老舍遗体的打捞,有非常多的说法,而且三个人发现的时间地点,和他们描述的老舍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说穿着衣服,有人说没穿衣服,有人说抱着毛泽东诗词,有人说抱着别的东西,其实也变成一个,某种意义上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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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的地方找不到一块纪念牌或石头
     许子东:国外的很多大作家,他们的故居、家乡、逝世之地都有他们的纪念标记,像俄国的普希金、像布拉格的卡夫卡。但今天要不是我们做这个直播节目,就不知道原来这个小区就是老舍的诀别之地。
      许子东:老舍这样一位中国重要的作家,竟然在去世的地方找不到哪怕一块纪念的牌子或石头,如果今天不来,我都不知道太平湖竟然是这样。
老舍先生对北京的感情,是其他作家代替不了的
     蒋方舟:不知道老舍先生要是看到现在的北京,会作何感想?
     许子东:有一点是不变的,老舍先生对北京的感情,是其他作家代替不了的。你看今天北京胡同里的膀爷,还有一些小商人贩什么的,很多人看不起他们,但老舍先生不一样。没有作家写北京像他那么好。
20世纪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自杀受到这么多关注
       许子东: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自杀受到这么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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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地的北侧和东侧用白汉玉石块筑两扇矮墙,呈九十度角,有1.2米高,厚30厘米。北边的墙上用各自的签名笔体刻着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先生的名字。东边的墙上用胡絜青先生画的大菊花的浅浮雕做底,刻着老舍先生的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老舍先生写过一篇《入会誓词》,里面有这样的话:“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实作到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呀!我没有特长,只希望把这几个手榴弹砸碎些暴敌的头颅。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矮墙内地面上,墨绿色的花岗岩石板舖地,左下角是老舍先生的浮雕铜质侧面头像,以头像为圆心,浅浅地在石头表面刻上一圈圈逐渐扩大的同心圆。
  老舍先生不幸去逝后是没有被允许保留骨灰的。在他的骨灰盒里代替骨灰的是他的一付眼镜、一支钢笔、一支手笔、一筒茉莉茶花,和一小片被保留下来的他的血衣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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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絜青(1905年12月23日——2001年5月21日),满族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夫人。 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自幼酷爱文艺,嗜绘画书法。曾受著名画家汪采白(汪礼祁)、杨仲子、孙诵昭影响,解放后专业从事绘画。画风得齐白石真传,师法自然,刻意求新,曾向于非闇等老画家求教,花卉、翎毛、草虫等写意于工笔时得佳作。逐渐形成个人风格,尤擅长画松、菊、梅。历届全国画展、书展均有作品展出,并多次获奖。曾与陈半丁、于非闇、汪慎生等多次合作。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是第二至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联顾问和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后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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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絜青和老舍都是满族正红旗人。胡絜青自幼好强,向母亲提出要上学,将来凭本事吃饭。就这样,她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分校和北京师范大学读书。
       老舍24岁时去英国东方学校教汉语。后又在新加坡一所中学教了半年书,1930年回国,住在好朋友白涤洲家。1930年,北师大音乐老师带胡絜青到白涤洲家中,请老舍到北师大讲演,老舍欣然应允,这是胡絜青与老舍的第一次见面。尔后,朋友们便极力撮合这门婚事。
      后来,老舍回济南教书。放寒假时,他给胡絜青寄来一封长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信中说:“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少女,你不爱吭声……你我都是满族人,生活习惯一样。你很好学,我对外国名著、外国地理、历史、文学史也很了解,彼此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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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还在信中提出“约法三章”: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
       老舍还说:“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和睦睦的家庭。”
       此后,老舍一天去一封信,连续写了一百多封信。
      胡絜青与老舍第一次拥抱,是在中山公园后面的小沙滩。这是在那个守旧的年代,两人做出的“大举动”,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同风雨、共患难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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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夏天,在灯市口一家三层楼的旅馆里,在罗常培先生主持下,胡絜青和老舍结了婚。
结了婚后的第二天,老舍对胡絜青说:“我有一句话必须说清,平日,如果你看到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千万别理我,我是在构思,绝不是跟你闹别扭,希望你别打扰我。”他又说:“咱们要和睦相处,决不能吵架拌嘴。”这句话成为老舍夫妇恪守的信条,他们共同生活了35年,从没有红过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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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立,老舍的三女儿,家中的老四。舒立的父亲是著名文学家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母亲叫胡絜清,是满族正红旗人。
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大姐: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大哥: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姐:舒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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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有三女一子。大女儿在济南出生,起名舒济。因为济的繁体字不好写,孩子上学时写起来很费劲。于是,二女儿出生后,老舍决定用笔画少些的字,起名舒雨。他为儿子起名舒乙,乙字只有一笔。小女儿起名舒立,立字5笔,好写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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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济,老舍的大女儿。自1978年编辑出版老舍作品多卷集及作者生前未曾出版过的作品,另为出版老舍先生的各种作品写"序"、"前言"及"后记"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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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雨,满族,北京人,教授。是著名作家老舍的女儿。1964年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教研室任教至今。曾任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国际日尔曼学学会会员。获国家级优秀教师,在德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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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乙,1935年生于青岛,北京人,满族,中国著名文学家舒庆春(老舍)之子。1954年9月留学苏联,历任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产化工研究所实习员,北京光华木材厂科研室主任、科长、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全国第九届政协委员,担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民族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是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1992年,散文集《老舍的爱好和关坎》获满族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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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乙在父亲去世后从文,改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而不是为了沾父亲的光,他在文学上永远无法超过父亲,但他没有被父亲的光芒所遮盖,而是以自己的力量立足于文坛,值得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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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历史的真实 舒乙谈老舍之死
     《浩然访谈录》用大量篇幅谈到发生于1966年的老舍之死。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老舍先生的家属认为浩然在这篇访谈录中出现了三个大错,把攻击矛头对准了老舍及其亲人,并要求浩然对此事负责。下面是《天津日报》对老舍长子舒乙的访谈。”
  记者:最近,有《浩然访谈录》见诸报端,其中用大量篇幅谈到发生于1966年的老舍之死。浩然当时是北京文联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据他讲,老舍夫人胡青在得到老舍去世的消息后,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呗”。您那时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人,您是否记得当时的情况?
  舒乙:浩然在说谎。我的父亲老舍先生在“文革”中投太平湖自杀,对我来说刻骨铭心,我怎么会忘记呢?老舍先生投湖的前一天,受到某中学红卫兵的摧残与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并且帮他脱下血迹斑斑的上衣。他投湖之后,我赶到现场,后事也是我和母亲办的。我最了解真相。
  老舍先生去世那天,家里人一直找不到他,急得要命。因为前一天,老舍先生不能忍受红卫兵的摧残与侮辱,与他们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家里人担心事态向更坏的方面发展。没有办法,只好由我出面代表老舍的家属去找周恩来总理。那时已是晚上,国务院接待站一位极负责的军官接待了我,很客气,说我们也很焦急,请放心,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你们。我刚到家,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就到了,说总理已知道此事,他非常着急,说会尽全力去找。而此时,我们还都不知道老舍先生已经去世了。去国务院的时候,我把老舍先生的血衣穿在里面,外面又套上了外套,尽管天气炎热。到了军官面前,我打开外套让他看,衣服上血迹累累。这足以证明,家属对此事的焦急程度,情形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
  当时在太平湖,文联一个造反派头头在,他以前与老舍先生和我们家很熟,见到我竟然问“你叫什么名字”、“出示你的证件”,之后就走了,只说了句“赶快处理后事”。他的司机以前给老舍先生开车,平时也很熟,临走时司机悄悄跟我咬了一句耳朵说:“这个地方有野狗”。他是嘱咐我要守好父亲的遗体啊。我十分感动。那时很惨,天完全黑了,并且下起大雨,我不能离开,也没办法同家里人联系,只好一个人守着父亲的遗体,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下起雨来,我在雨中落泪。那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后来在一篇散文里我写过,“不知是雨在落,还是泪在落”。这才是历史事实。
  记者:《浩然访谈录》中还提到草明。据浩然讲,那天,红卫兵让老舍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要美金。大伙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是草明的“揭发”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更大的迫害。对这件事,您是否了解?
  舒乙:这一点确如浩然所说。草明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红卫兵斗老舍,理由是“他拿美金”。老舍说我在美国是自由作家,“拿美金”是必然的,很正常,为了生活。但那时的红卫兵很幼稚,认为拿美金,就是拿敌人的钱。草明明白这一点,可她故意这样说。许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很含蓄地指出过草明的事。她立即找到作协,她不仅没有自谴,却还要组织出面保护她。那时鲍昌是全国作协的领导,他跟我谈,希望我不要再说,维护草明的面子。我说:“既然你来找我,我以后不再提。”后来又有人访问草明,她很害怕谈此事。现在一谈就推脱自己,虽也说她是有责任的,但轻描淡写。
  记者:许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那时候的当事人呢?
  舒乙:对于老舍之死,草明和浩然都是有责任的。当时的事情是历史的事件,作为有责任的个人,我认为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与反思。而不应该有这样的发言。浩然的访谈在北京有很大的反响,许多作者都表示抗议。当时浩然是革委会主任,他怎么能一点自己的责任都不谈相反说家属反应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实际上应是他心里有鬼,以这篇访谈掩饰他个人的责任。他应当自谴。作为老舍的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
  去年老舍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很大。老舍先生的地位明显上升,除了人们发现了他文学作品中新的内涵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人品好,有非常浓的人情味。还有一个就是他死得太惨,死得有气节。他离家出走准备走上死路,出家门之前突然问我妈妈“家里还有多少钱”。他是从不管钱的,对钱财心中完全无数。又问“够孩子们养家糊口吗”。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动但多余的问题,因为那时除了小妹妹还在北大念技术物理之外,3个大孩子都已经工作多年了,经济上很独立,我们从来不找他要钱。他是一个极关心孩子的父亲,有老式男人的责任感,是一种亲情促动他想到这样的问题。
  总之,浩然这篇访谈录有三个大错:一、用造谣的方式直接攻击了老舍夫人,这和当时造反派为掩人耳目而推脱责任制造各种老舍之死的谎言如出一辙;二、浩然甚至攻击了老舍先生本人,那个时候,老舍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本人的文章有时都发不出来,他只有沉默,甚至搁笔,这是历史悲剧,怎么还可以指责他对年轻人不热情;三、对某些人来说,对“文革”深入批判不够,于是浩然和浩然们至今没有任何自谴和自我批评的能力,他们对“文革”这场民族大劫难往往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地向上一推了事,成了一个极可悲的通病。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并不想针对某个人算历史账,但我们要还历史以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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