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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才子诗人萧三  

2017-03-13 14:10:08|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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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诗人萧三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萧三(1896年10月10日—1983年2月4日),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1896年10月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的萧家冲。原名萧子暲(一作子嶂,或云原名萧克森,字子暲),其祖父给他赐名萧莼三,读书时起名萧植蕃,笔名有天光、埃弥·萧﹑爱梅等,萧子升之弟。他曾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同学。他和哥哥萧子升以及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早在20世纪初叶就投身革命运动。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持我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
     萧三原名萧子暲,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一师毕业后,曾任教于一师附小,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新民学会。1918年赴京,入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后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5月赴法,入蒙达日公学,组织“公学世界社”并研讨马列主义。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赴俄,在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1927年国共分裂,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参加过上海工人的三次起义。后因病赴苏疗养,并先后任教于远东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学院。1930年秋曾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表,出席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并被选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书记处书记,主编《世界革命文学》的中文版。1933年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4年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会议,并连任两届苏联作协党委委员。在苏期间,他除用俄语写作并出版了诗歌、拥护苏维埃中国宣传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宣传鲁和中国左翼文学,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1939年回国后,在延安鲁艺、文协、文化俱乐部工作,编《大众文艺》、《新诗歌》,和外国同志一起边对外刊物,发起并组织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诗朗诵运动,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等文章。抗战胜利后,赴张家口,先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文协常委版了民歌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的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流传极广。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作协书记处书记、对外文委主任、对外文协常务理事、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及其书记处书记、《译文》编委等职,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与和平使者奔走世界名地,为中央文化交流与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他以友谊为主题。他主编《革命烈士诗抄》及续编,又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萧三自幼就勤奋好学,酷爱文学,少年时就显露了他的诗歌创作才能。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中,曾写过一些反帝反封建的诗歌、杂文和通讯报道,以及革命的诗传单和诗标语等。但他把青年时代的精力,主要投进了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他的真正的诗歌生涯,是从30年代初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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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萧三因跌倒脑受震荡,在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到莫斯科疗养。曾和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何叔衡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萧三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从此开始了文学活动。
      萧三抱着“文艺上的革命功利主义”精神踏入文坛,他“决定用文艺、用诗歌当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到底!”在苏联的十几年里,他用中文和俄文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土地革命,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当时中国革命被重重封锁下的年代里,在国内外敌人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大肆诬蔑、丑化,进行歪曲宣传的情况下,除了美国记者兼作家史沫特莱和斯诺,冲破各种阻力,用通讯的形式向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外,最早用诗歌及其他文艺形式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真相的,就是萧三了。
      萧三在苏联期间,同鲁迅先生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他是最早在苏联向全世界宣传伟大鲁迅和介绍中国左翼文字的,他曾代替鲁迅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写了许多介绍鲁迅生平事迹和纪念鲁迅的文章,翻译了鲁迅的作品,还主持编辑出版了鲁迅著作,他对鲁迅的崇敬终生不渝。
       萧三还是我国新文字运动的先行者之一,早在20年代,他就和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以及苏联著名的汉学家郭质生、龙果夫等人一起制订了《中国新文字方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对我国的文字改革做了许多工作。
     萧三长期担任文艺界各种领导职务,为我国的文字和新诗歌运动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和和平使者,“爱弥·萧”早在20年代就在国际上闻名。他和国际和平和进步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结识了法共的理论家沙里·拉波波、越南的革命家胡志明、保加利亚的革命家季米特洛夫、土耳其的革命诗人希克梅特,以及苏联等国的许多社会名流。
      1930年,他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主编《国际文学》中文版。1934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代表鲁迅和中国左联在大会上发言。经中共党组织批准,由法捷耶夫介绍,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历任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这个期间,他结识了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美国的史沫特莱、哥尔德;法国的罗曼·罗兰、阿拉贡、巴比塞等许多国家的著名作家、诗人。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和声援,做了大量的工作。
        萧三学识渊博,文化修养很高。他精通俄语、法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是语言大师和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萧三肩负起国际文化交流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使命,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过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他还主持我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他同约里奥·居里、爱伦堡、苏尔科夫、聂鲁达、杨·德尔达、安德尔逊·聂克修、亚马多、万徒勒里、伊文思等几十个国家数以百计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学者,都有密切的友好交往。
萧三为人刚正,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助人为乐。1962年,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编辑费全部上缴。1981年他又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
      “文革”后,萧三出席过四届文代会,曾任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当选为作协理事,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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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成就
     萧三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51)和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及续编﹐都广泛流传。他主张:“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新诗“要向民歌学习﹐向古典诗歌学习”(《萧三诗选·自序》)。他的诗感情强烈﹐语言流畅﹑通俗﹐在创作风格上力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他的主要诗集有《和平之路》(1952)﹑《友谊之路》(1959)﹑《萧三诗选》(1960)和《伏枥集》(1963)等。他在苏联用俄文写作出版的诗集有《湘笛集》﹑《我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埃弥·萧诗集》和《萧三诗选》等。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萧三是《国际歌》歌词的主要中文译者之一。他还翻译了《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以及一些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
突出贡献
       1918年参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建新民学会。到北京入留法预备班学法文,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经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旅欧学生爱国活动,参与编辑出版《少年》刊物。1923年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曾与陈乔年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与任弼时等代表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参加列宁的葬礼及护灵活动。
      同年夏回国到长沙,任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参与领导开展湖南青年运动。1925年春调任共青团北方区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北京及北方各地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学生和民众爱国斗争。同年秋成立中共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任书记,积极领导开展对冯玉祥部国民军的统战工作,发展当地党团组织。1926年秋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代理书记,参与领导全国团组织的发展扩大,推进学生和青年运动,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2月兼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特别委员会委员,参与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4至5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参与主持共青团四大,任主席团成员,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1928年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并从事文学活动。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担任左联常驻苏联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负责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
     1934年代表中国左联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言。经过中共党组织批准加入苏联共产党,并担任过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同鲁迅保持密切通讯联系。在苏联期间,他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被译成俄、英、法、德、日、捷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1939年3月回国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常务委员、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等。1945年4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文委常务委员、华北文学艺术联合会主任。他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文学翻译家和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中国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顾问、兼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等。1983年2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萧三诗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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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生涯
1918年参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建新民学会。
1919年到北京入留法预备班学法文,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经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1月与任弼时等代表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参加列宁的葬礼及护灵活动。
1925年春调任共青团北方区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北京及北方各地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学生和民众爱国斗争。
1926年秋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代理书记,参与领导全国团组织的发展扩大,推进学生和青年运动,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2月兼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特别委员会委员,参与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1928年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并从事文学活动。
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担任左联常驻苏联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
1934年代表中国左联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言。
1939年3月回国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常务委员、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5年4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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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
        名门闺秀家乡女
         萧三出身于书香门第,曾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母亲是名医的女儿,家财万贯。他的父亲从事教育工作,为人开明,鼓励儿女学有专长,他常说:“人生在世,要有抱负,有志气,有所作为……”萧三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萧三18岁那年,正与毛泽东同在湖南读书时,被父母召回家乡相亲。父母为萧三找的媳妇门当户对,是名门闺秀。萧三一见就满意,因为这位叫谭雪君的姑娘美丽端庄。于是家人便为他俩办了婚事。
婚后,萧三曾把认不了多少字的妻子带到长沙,送她进蔡和森母亲创办的女子职业学校学习。后来萧三去法国勤工俭学,想带妻子一起去,无奈妻子此时已有身孕,行动不便,只好放弃了。之后,萧三一直在外奔波革命,极少顾家了。1921年,妻子为他生了女儿,但一年后,女儿便患病夭折了。望君君不归,女儿又死了,不久,谭雪君也抑郁而逝。萧三得到消息,痛哭一场。
率真性急俄姑娘
       此时,萧三被中共北方区任命为共青团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专门从事鼓动青年人,宣传革命。他因此经常出入北平的各大专院校、工厂,在这时,他认识了苏联姑娘瓦萨。她是1925年由海参崴到中国的,在北平的大学教俄语,萧三受命到达北平开展工作与她一见钟情。瓦萨是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当时萧三31岁,瓦萨25岁,正是青春似火的年龄。瓦萨有着俄罗斯姑娘特有的美丽。萧三与瓦萨热恋不久就同居了。后来萧三由北方区调往上海,同周恩来、赵世炎共同筹划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了,萧三因身体不好,组织决定送他到苏联边治病边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萧三同意了,并与瓦萨正式结婚,同赴苏联。在苏联平稳的家庭生活,使萧三感到甜蜜,也感到有点沉闷。他渐渐地思乡心切,希望尽快回国投入革命斗争。而瓦萨已做母亲,她希望与丈夫儿子过平稳的生活。因而,只要萧三流露出回国的言语,个性急躁瓦萨便会与他大吵一通。后来,实在过不到一起了,他们平静地分手了。
浪漫纯朴的德国姑娘
       萧三的夫人是德国人,中国名字叫叶华,本名叫耶娃。她不仅是萧三的夫人,还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她因爱萧三,而爱上了中国。耶娃,1911年出生在德国。父亲是位医术精湛的医生,耶娃的摄影基础来自母亲的传授,母亲温柔善良,是位名摄影师。在母亲的熏陶下,17岁的耶娃考入慕尼黑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23岁那年,耶娃到苏联旅行,这次旅行,竟使她得到了爱情。耶娃的白马王子就是在中国、在苏联都赫赫有名的革命者兼诗人萧三。与瓦萨分手后,萧三并没有回国,还是遵照党的指示留在苏联工作,一呆就是10年。1938年,萧三到黑海疗养,耶娃恰也在黑海,两人有缘千里来相会,23岁的耶娃靓丽动人。萧三当时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容貌清秀,形如二十郎君,洒脱奔放,耶娃极为仰慕这位中国男子。耶娃嫁给萧三后,最大的人生决定就是加入苏联国籍,因为只有加入苏联国籍,才能在苏联长期呆下去,与萧三在一起。爱情高于一切。耶娃放弃了德国国籍,加入了苏联国籍。在萧三的帮助指导下,耶娃学会了俄语和中文,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萧三一起看了来访的中国京剧,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门艺术,拍了许多精彩的京剧剧照。耶娃说,我开始有了一颗“中国心”。 结婚后,有了孩子,萧三却还想着要回国继续投入革命运动,在萧三的再三请求下,中共同意萧三回国了。萧三只身回国一年后,耶娃来到了萧三身边,来到中国延安,革命加爱情,意气风发,耶娃的到来,萧三高兴,延安的中共领导人也高兴。
能歌会戏“花木兰”
        萧三到延安后,按照毛主席指示,负责文化领导工作。这时,萧三妹妹的同学甘露,因崇拜萧三,从浙江来到了延安。甘露找到萧三,带来了他妹妹的介绍信,萧三当然很高兴,把甘露当自己的妹妹看待,并把她安排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甘露在浙江时学过京剧、延安经常举行晚会。一次甘露演唱了全本的《花木兰》,成功的表演,使甘露在延安成了“名人”,人们友好地称甘露为“花木兰”。“花木兰”也使诗人心情激荡,心旌摇动。萧三对甘露有了思念,如果有哪天没见到甘露,在萧三就如隔三秋。而甘露也是如此。就这样,21岁的甘露和45岁的萧三在延河边堕入爱河。耶娃发现他俩关系不正常后,非常不满。而萧三也怀疑耶娃与在延安的外国人来往关系不正常。由此,两人常吵闹。耶娃一气之下,也不顾穿过国统区的危险,只身带了两个孩子,回到苏联。走之前,周恩来为萧三和耶娃办了离婚手续。耶娃走后,甘露与萧三就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出席婚礼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重拾旧好伴终身
        革命胜利后,萧三与甘露已有了两个男孩。家也搬进了北京。萧三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一次他出访苏联,竟把耶娃带回国来了。原来,萧三在苏联时,苏联方面还认为耶娃是萧三妻子,安排他们会面了。萧三见到耶娃旧情复燃,并住到了一起。后来由于难以割舍,就把耶娃及儿子带了回来。甘露见萧三带回了耶娃和两个混血儿,惊呆了。萧三说,耶娃母子在苏联生活不稳定,现在革命胜利了,自己也是中共的高官,有责任担负抚养母子的责任,我们还是夫妻,他们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甘露是开朗的人,想到自己的过去,耶娃受的苦,也就同意了。但甘露很快发现了萧三和耶娃的越轨行为,颇为气愤。周恩来得知后大吃一惊,问耶娃,你不是和萧三离婚了吗?耶娃笑说,那是为了便于通过国民党的地盘,并不是真离婚。结果,在征求了萧三的意见,考虑他的现实取向,也考虑了中苏关系,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安子文等亲自出面,要求甘露顾全大局,放弃与萧三的婚姻,让萧三与耶娃复婚。而对萧三感情多变太过浪漫的行为,也给予口头警告处分。自此,耶娃与萧三两人又开始了共同的人生旅程。直到1983年萧三去世。耶娃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了新中国的进程再现了她生命中的中国之恋。今年将近90高龄的耶娃说,“明年,要回祖国德国办三个影展,分别是《北京》 、《京剧》、《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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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三的身世
  萧三于1896年10月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他的父亲是教师,萧三后来也想当教师。13岁那年,他在东山学堂遇见16岁的同乡毛泽东,成了同学。他们俩穿着土气的粗布衣服,因此常遭穿着讲究入时的同学的讪笑。他们俩意气相投,成了好朋友。他们对那种硬着头皮死背子曰诗云的教学方式都感到难以忍受,于是就偷偷地读古典小说,还读了《世界英烈传》,互相把书中的内容讲给对方听。毛泽东说:“中国也需要这些书里描写的那种人物。”毛泽东在这所学堂里没有待很长时间。几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前不久,萧三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又碰见了毛泽东。在两个人分手的几年里,毛泽东涉猎了中外哲学和文学、世界历史和地理等许多方面的知识。他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向他们介绍自己渊博的知识。傍晚,在城外小山上一起散步的路上,他就向同伴们讲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他大谈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及其革命团体同盟会。后来,他又向同学们每天报道有关“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毛泽东思维敏锐,具有对事物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受到萧三和其他同学的钦佩。他们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萧三和毛泽东最喜欢的老师是杨怀中教授。他们向他学习如何锻炼自己,劳其筋骨,具有坚强的体魄。他们在早饭前,不管什么情况都坚持洗冷水浴从事体育活动,锻炼身体。
  这几年中,毛泽东已经以救国为己任。在毛泽东坚强的革命意志影响下,萧三也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三等人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萧三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游行。这些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演变成一场反对孔家店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人民运动。1920年,萧三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在法国,他先加入法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那时萧三正在莫斯科上大学。他眼含热泪地告诉我,他那时在列宁灵枢前宣誓要永远忠于革命事业。现在我可以说,他终生没有违背过这一誓言。萧三还向我讲,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时,他正在苏联,再也无法回国。他说,他现在的任务就是通过报告、文章和诗歌宣传中国革命。
  萧三所讲的一切,我都觉得新鲜;还有那些我前所未闻的名字和术语,不论他怎么解释我都不能马上明白。但我就是这么一个凭感觉行事的人。我爱萧三。我凭自己的这颗心什么都能领会,而且还不止是他讲给我听的那些。我思绪万千,茫无头绪,但心情激动,壮怀激烈。生活,只有同萧三在一起才有意义。我要永远在他身旁。他也希望我永远同他在一起。可是,要把这愿望变成现实,我还有许多思想意识上的障碍和实际生活中的困难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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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爱
  我的旅游签证有效期只有一个月。我之所以获准延长,却是因为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朋友中有个大学生叫斯科格拉,那时在莫斯科留学,也到加格里来了。他突然发病:他原是精神病患者。艾列娜和我把他送往苏呼米的一家精神病院。主任医生要求我留在斯科格拉身边,因为病人突然不会说俄语了,只有我说的话他才懂。起初,我的签证获准延长2个月,后来又延长3个月。萧三却不得不先回莫斯科,我和艾列娜留在加格里,直到她休假期满。当我在加格里收到萧三写的最初几封情书时,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
  1934年12月2日,艾列娜和我把斯科格拉从苏呼米的医院接出来,在一位男护士的陪同下乘火车回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医院已经接到通知,救护车就停在月台上等我们。艾列娜和我随车到医院,因为有些必要的事情要商量。我们要求医生随时把斯科格拉的病情告诉我,我也打算不时地去探望病人。这样萧三到车站去接我们时就扑了个空。他马上乘车径直到艾列娜家,因为艾列娜已经邀我到她家去住。艾列娜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契赫文斯基小街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她已经和丈夫离婚。
  萧三住在政治侨民宿舍,那是奥布赫街旁的一幢三层楼房,这条街原叫沃龙佐伏。我们重返莫斯科的第二天,萧三就到艾列娜家来了,要接我走,带我认一认去政治侨民宿舍的路。路很长,一路上要换几次电车。第二次我就一个人乘车去了。这样去一趟路上有不少耽搁,需要走好几个钟头。
  我们是在12月2日离开加格里的。在车上我们听到,基洛夫在12月1日遇刺身亡。我听人讲,基洛夫是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是除斯大林外最孚众望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爱戴。基洛夫遇害被称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的暗杀事件”(实际上,这一事件的内幕至今仍是一个谜)。我第二次去看萧三,正赶上为基洛夫举行追悼会和国葬。所有通往红场的街道全被封锁。电车中途停驶,所有的乘客只好下车步行。要是步行横穿红场,我很快就可以走到萧三那里,不过人家当然不让我穿行。红军战士对我倒是很和气。他们热泪盈眶对我说:“您得理解我们是多么悲痛。”我第一次见到成千上万个普通老百姓如此真诚地哀悼一位他们所热爱和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印象深刻难忘。我只好绕道走了几个钟头才到萧三那里。他见到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放心了。原来他着急得不行,已经给艾列娜打过电话了。
  这一次我才好好地看了看萧三住的地方。他的房间在三层,又明亮又宽敞,窗外是用篱笆围着的小花园和街道。房间里搁着一张床,床前挂着遮帘,还有一个衣柜、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上面放着电话的小桌子,萧三隔壁和对面的房间里住着德国、匈牙利和西班牙来的政治侨民,还有一位中国妇女。走廊尽头有一间公共厨房,在里面每位房客都有张桌子和一个煤油炉。有楼梯通到底层的公共淋浴室。同我住过的地方相比,这里实在太简陋了。但是我那时正在热恋之中,觉得一切都好极了。有一夜我在萧三那里留下了,这就确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但愿从此永不分离,这一心愿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萧三带我去认识那位中国妇女苏妈妈,她是著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的遗孀,是一位娴静、瘦弱的小个子妇女,一头黑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鬏儿。她的两个孩子,丽华和楚楚①[① 楚楚是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的小名,后来,他成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住在伊万诺沃(或瓦斯基诺)为外国革命者设立的国际儿童之家。和萧三及苏妈妈同住在三层楼的还有萧三的一位年岁较大的朋友拉扎尔·阿隆施塔姆,他是俄国犹太人,在工会工作。以前他曾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工作过,萧三就在那时认识了他。拉扎尔的妻子米拉是新闻记者,当时和小女儿玛娅住在法国。后来拉扎尔和我们作为朋友相交多年,直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为止。不论是拉扎尔还是楼里的其他住户,没有人对我这样突然和萧三住在一起而感到奇怪。那时苏联正兴“自由恋爱”之风。结婚被认作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俗套。于是谁跟谁都可以同居,也可以随便分手。同时人工流产也合法化了。但我认为,当整个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享受这种自由的时候,人们就会滥用这种自由。不几年后,又不把结婚看作资产阶级俗套了,重新确立了婚姻的概念,要离婚也没有那样简单了,人工流产还要受到法律惩处。
  萧三那时是《国际文学》杂志中文版的主编,不仅自己写稿,还为杂志翻译文章,但不用每天到编辑部上班。他是自由作家,写文章和诗歌,其主题都是中国革命。不论写什么,都印出发表了。
  萧三和我常到阿尔楚姆那里去。他就住在我们附近的雅乌斯基门近旁,妻子伊卡、岳母以及还很小的女儿塔尼娅和他住在一起。
  他们一家住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除这间房间外,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坤策沃还有一间小小的乡间别墅,常去那里度周末和节假日。阿尔楚姆请我们到那里去和他们共过除夕之夜。我只有一件深秋时穿的皮夹克,穿着它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过严冬,真把我冻得够呛。这时萧三送给我他的第一份厚礼:他给我买了一件毛色光泽如丝绒,长可遮膝的黑皮大衣。萧三的小儿子阿郎和他的母亲瓦莎正好也在莫斯科,母子就住在瓦莎的姐姐家里。
  12月31日,萧三把阿郎接来,我们三人乘坐郊区火车到坤策沃去,我穿着新的裘皮大衣。那个小别墅坐落在积雪很深的森林里,是间地道的俄罗斯木屋,炉子里烧的也是木头,使我回想起小汉斯和小格蕾特的童话中的那个姜味烘饼小屋子。木屋里温暖舒适,桌子上按照乡村里的习俗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全是些俄式的冷盘和热菜,多得快把桌子腿压弯了。我现在还记得桌子正当中搁着的那只大碗,盛着刚烫好的甜红葡萄酒,就像是昨天的事一样。午夜时刻一到,我们把房间里的灯光弄暗,点燃红葡萄酒,此情此景,宛然如昨。这种俄罗斯式的大年夜,萧三也是生平第一遭感受。此刻我们俩的心中都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新的一年,1935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阿郎很安静,不时好奇地看看我。我们俩那时都没想到后来竟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第二天早晨,我们乘车回到莫斯科。阿尔楚姆后来写了一部关于我们的中篇小说《挪威来的姑娘》。为了把真人掩蔽起来,他把我写成挪威人,萧三在他笔下则成了黑人。
  伊萨克·巴别尔也来看望我们。他同他的年轻妻子安托尼娜·尼可拉耶夫娜,一位建筑工程师,住在尼可洛·沃罗宾斯基大街,实际就住在政治侨民之家斜对面的一条小巷里。巴别尔在那所房子里租了几间房间。他跟萧三很谈得来。巴别尔很聪明,话不多,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朝气蓬勃,但有点腼腆。萧三吹中国的竹笛给他听,他就惊奇而又会意地欣赏着笛声。他后来到我们家来得更勤了,每次都要请萧三吹竹笛。他是真心地喜欢和我们在一起。
  那位瑞典人斯科格拉病情大有好转。他认出了我,同我说话,俄语也又会说了。但在他完全康复之前,医生不肯放他出院,而且即使出院也要送他进疗养所休养。瑞典是中立国家,有合法的共产党。斯科格拉既是瑞典人,又是共产党员。在德国,1933年起就是苏联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法西斯当政。我则是个持德国护照的无党派德国人。至于我是犹太人,在瑞典居住而且要和萧三结婚,在苏联有关部门看来都不是可以批准我延长签证的理由。基洛夫遇害后,一个共产党外的德国人是不可能出于私人原因获准居住在苏联的。巴别尔也爱莫能助。萧三尽管为此奔走不遗余力,而且还请他认识的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出面帮忙,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就这样我只好第一次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斯德哥尔摩去——这一天是193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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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三与他的四个老婆
        萧三(1896~1983)与毛泽东是同学,两人曾一起浪遏飞舟,漫步橘子洲头。他同时也是中共早期坚定的领导人。萧三学识渊博,精通俄、英、法、德数种语言,《国际歌》的中文译者。他还是一位诗人。诗人的浪漫,使他的婚姻充满了传奇,他结了五次婚,有四位妻子。
      18岁那年,正与毛泽东同在湖南读书时,被父母召回家乡相亲。父母为萧三找的媳妇门当户对,是名门闺秀。萧三一见就满意,因为这位叫谭雪君的姑娘美丽端庄。于是家人便为他俩办了婚事。
       婚后,萧三曾把认不了多少字的妻子带到长沙,送她进蔡和森母亲创办的女子职业学校学习。后来萧三去法国勤工俭学,想带妻子一起去,无奈妻子此时已有身孕,行动不便,只好放弃了。之后,萧三一直在外奔波革命,极少顾家了。1921年,妻子为他生了女儿,但一年后,女儿便患病夭折了。不久,谭雪君也抑郁而逝。萧三得到消息,痛哭一场。
       此时,萧三被中共北方区任命为共青团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宣传革命。他因此经常出入北平的各大专院校、工厂,在这时,他认识了苏联姑娘瓦萨。她是1925年由海参崴到中国的,在北平的大学教俄语,萧三受命到达北平开展工作与漂亮的瓦萨一见钟情。后来萧三因身体不好,组织决定送他到苏联边治病边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萧三同意了,并与瓦萨正式结婚,同赴苏联。
       在苏联平稳的家庭生活,使萧三感到甜蜜,也感到有点沉闷。他渐渐地思乡心切,希望尽快回国投入革命斗争。而瓦萨已做了母亲,她希望与丈夫儿子过平稳的生活。因而,只要萧三流露出回国的言语,个性急躁瓦萨便会与他大吵一通。后来,实在过不到一起了,他们平静地分手了。
        萧三的第三任夫人是四位夫人中至今惟一还在世的。她是德国人,中国名字叫叶华,本名叫耶娃。她不仅是萧三的夫人,还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
       耶娃嫁给萧三后,最大的人生决定就是加入苏联国籍,因为只有加入苏联国籍,才能在苏联长期呆下去,与萧三在一起。耶娃放弃了德国国籍,加入了苏联国籍。在萧三的帮助指导下,耶娃学会了俄语和中文,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萧三一起看中国京剧,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门艺术,拍了许多精彩的京剧剧照。
        结婚后,有了孩子,萧三却还想着要回国继续投入革命运动,在萧三的再三请求下,中共同意萧三回国了。萧三只身回国一年后,耶娃来到了萧三身边,来到中国延安,革命加爱情,意气风发,耶娃的到来,萧三高兴,延安的中共领导人也高兴。
         萧三到延安后,按照毛主席指示,负责文化领导工作。这时,萧三妹妹的同学甘露,因崇拜萧三,从浙江来到了延安。甘露找到萧三,带来了他妹妹的介绍信,萧三当然很高兴,把甘露当自己的妹妹看待,并把她安排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
       甘露在浙江时学过京剧、延安经常举行晚会。一次甘露演唱了全本的《花木兰》,成功的表演,使甘露在延安成了“名人”,人们友好地称甘露为“花木兰”。“花木兰”也使诗人心情激荡,心旌摇动。甘露也是如此。就这样,21岁的甘露和45岁的萧三在延河边堕入爱河。
         耶娃发现他俩关系不正常后,非常不满。而萧三也怀疑耶娃与在延安的外国人来往关系不正常。由此,两人常吵闹。耶娃一气之下,也不顾穿过国统区的危险,只身带了两个孩子,回到苏联。走之前,周恩来为萧三和耶娃办了离婚手续。耶娃走后,甘露与萧三就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革命胜利后,萧三与甘露已有了两个男孩。家也搬进了北京。萧三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一次他出访苏联,竟把耶娃带回国来了。原来,萧三在苏联时,苏联方面还认为耶娃是萧三妻子,安排他们会面了。萧三见到耶娃旧情复燃,并住到了一起。后来由于难以割舍,就把耶娃及儿子带了回来。
       周恩来得知后大吃一惊,问耶娃,你不是和萧三离婚了吗?耶娃笑说,那是为了便于通过国民党的地盘,并不是真离婚。结果,在征求了萧三的意见,考虑他的现实取向,也考虑了中苏关系,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安子文等亲自出面,要求甘露顾全大局,放弃与萧三的婚姻,让萧三与耶娃复婚。而对萧三感情多变太过浪漫的行为,也给予口头警告处分。
      自此,耶娃与萧三两人又开始了共同的人生旅程。直到1983年萧三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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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才子萧三是湖南湘乡人,他和毛泽东是多年的老同学,早在东山高小时两人就是关系密切的铁哥们儿,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又一起创办了新民学 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靠着这点人脉资源,萧三后来成了为毛泽东作传和向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萧三学识渊博,先后在法国和苏联学习过,懂俄、 英、法、德数种语言,是《国际歌》的中文译者,在才子辈出的中共元老中,他仍然可以占据一席之地。
      除了革命家的身份之外,萧三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是诗人,20世纪30年代他在苏联圈内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革命和写诗都需要浪漫的精神,所以革命者加诗人浪漫起来简直有点浪荡,萧三一生中结了五次婚,有四位妻子,其中他和犹太裔德国女孩叶华的爱情故事最耐人寻味。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萧三远赴苏联,先后任教于远东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后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表长驻苏联。那年头作家可是个很吃香的职 业,尤其是在苏联这样喜欢做梦的国家。1928年冬天,萧三走在海参崴结冰的路面上,仰天摔了一跤,后脑勺与路面来了个强硬对话,从此落下了严重的脑病。 1934年10月,因脑病发作,他从莫斯科来到位于黑海之滨的加格里(Gagri)苏联作家协会疗养院休养。与此同时,犹太裔德国姑娘耶娃乘坐的列车正从 遥远的斯德哥尔摩呼啸而来,他们虽然来自于不同的方向,却奔向了同一个爱情终点站。
       10月的莫斯科已经飘起了雪花,而黑海之滨却依然热情四射,万物欣欣向荣。耶娃后来在自传中说:“第一次到南方,美丽的热带风光使我恍若身处童话和 仙境之中。”耶娃从小就喜欢看童话书,成天沉醉于王子公主相恋的故事中不能自拔。6岁生日时,哥哥跟她开玩笑,冒充“中国王子”给她写了一封“求婚信”。 信中说,王子看了她的照片很喜欢她,想娶她为妻,但考虑到她还小,所以准备等她长大……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加格里苏联作家疗养院的露台,一张张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午餐,露台面对大海,甚至可以闻得到近在咫尺的海风的咸味。耶娃和 她的女伴找了一张4人的桌子坐下来,同桌已经有一位看起来“很年轻又讨人喜欢的中国人”,耶娃和这位中国人四目相对,刹那间,她明白了,这就是自己一直梦 到的那位王子。若干年后,当不断有人问起耶娃为什么要嫁给萧三,她总是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们一见钟情。”如果人们进一步追问:“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吗?”耶娃就会惊讶地盯着对方,反问:“难道还需要别的什么原因吗?”
         萧三那时还只会说一点点德语,而耶娃也只会说一点点俄语,但这并不成为障碍,爱情并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有时一两个眼神就足够了。很快萧三就向对方表 白了,耶娃永远记得这个特别的日子--1934年11月8日,这一天阳光灿烂,宛如夏日,萧三往耶娃的早餐桌上插上一大束深红色的玫瑰花,以此表达爱意。 西方女孩没有中国女孩的矜持与羞涩,面对爱情的突袭,她表现得大方而优雅,他们的爱情如火山迸发,一发而不可收。
        这一年耶娃23岁,11月8日正是她的生日。而萧三已经38岁了,不过他的外表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似乎只有25岁。萧三英俊而稳重,耶娃美丽而活 泼,两人自身的般配指数是非常高的,唯一的障碍是他们的身份,他们一个是资产阶级小姐,一个是红色革命者,但现在是热恋期,政治让步于爱情。
          在疗养院的日子,萧三和耶娃每天一起在海里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到山里远足,到格鲁吉亚人的农庄里品尝葡萄酒,晚上则在银色的月光下听着涛声絮语。两个人形影不离,如胶似漆。12月初,耶娃和萧三一起回到了莫斯科。耶娃住在女伴的家里,常去萧三居住的政治侨民宿舍找他,有一天晚上她在萧三那里留宿了。对于这种事情很多男人一觉醒来都得了健忘症,但萧三和耶娃却向人们证明了他们的爱情并非露水姻缘,很快他们宣布了准备结婚的消息。
        然而,对于两个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来说,结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耶娃是个无党派的德国人,此时德国又是苏联最大的敌人--希特勒法西斯执政,虽然她是犹太人,而且并不在德国居住,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苏联人对她的偏见。再加上前些日子斯大林的好友、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苏联国内已经陷入了草木皆兵的紧张状态,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有着特务的嫌疑。
          因此,耶娃递交的签证延期申请被无情地驳斥下来,1935年2月,她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斯德哥尔摩。耶娃的双亲都已经故去,唯一的亲人是哥哥赫伯特,他是个音乐家,在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担任指挥。1930年,耶娃毕业于慕尼黑电影学院摄影系,便 到瑞典和哥哥一起生活。赫伯特很疼爱这个唯一的妹妹,这次耶娃去苏联旅行就是他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所以,萧三也像赫伯特送给妹妹的生日礼物。对于妹妹和一 个中国男子恋爱,并且由此可能离自己远去的事实,赫伯特尽管感到伤心,但他还是尊重了她的选择。
         离别的日子,萧三和耶娃鸿雁不断,他们用俄文互吐衷肠,和萧三朝夕相处的三个月里,耶娃的俄语水平已经突飞猛进,三个月后竟能自如地用俄语写信,爱 情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为了取得耶娃在苏联入境和居留的许可,萧三想尽了一切办法,动用了一切关系,但都无济于事,他最后沮丧地告诉耶娃,看来她要是想去 苏联和他结婚,只有加入苏联国籍这一条路了。
刚开始,耶娃没有好好考虑就答应了萧三,可是她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在当时,一个苏联公民从苏联出境,难度并不亚于一个德国人进入苏联。 加入苏联国籍意味着耶娃将从此告别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的西方世界,同时意味着她将从此和相依为命的哥哥赫伯特天各一方,这是令她难以接受的。
       就在耶娃犹豫不决的时候,赫伯特因为放心不下妹妹的终身大事,专程来到莫斯科“考察”未来的妹夫。没有想到,他跟萧三两人一见如故,两人用法语交谈,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回到瑞典之后,赫伯特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我感到很幸福,我亲爱的妹妹找到了你这样的好丈夫。”
        在哥哥的鼓励下,耶娃终于打消了心里所有的顾虑,下决心加入苏联国籍。借着苏联作家协会和一些热心朋友的帮忙,1935年8月,耶娃再一次来到了苏联,她终于成为了一名苏联公民。几天以后,他们领取了结婚证书,嫁给中国人的耶娃有了一个取自谐音的中文名字:叶华。
       一个西方资产阶级小姐,仅凭对爱情的冲动就奔赴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人们对这段爱情的持久性充满了怀疑,一见钟情的爱情往往不得善终,因为结了婚之后你不可能只看对方一眼。
        叶华很快发现苏联生活跟瑞典生活的天壤之别,瑞典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那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正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物资奇缺,什么东西都得凭票供应,品种也少得可怜。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才会发现世界上最大的痛苦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还好萧三拥有政治侨民的身份,有一些额外的特权,可以到专供外国人的商店里买东西,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比普通的苏联人还是要强一点。作为群居性动物,人的生存质量往往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别人,你过得再好,但是生活在一堆比你活得更好的人当中,也会觉得不好,反之亦然。
        婚后,叶华和萧三共同生活在莫斯科政治侨民的集体宿舍里,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厨房和浴室是公用的,里面 的设施也很寒酸,这让叶华经常怀念她在斯德哥尔摩的住所:厨房里有冰箱和管道煤气,洗澡间日夜供应热水。还好,爱情的甜蜜冲淡了这种抱怨。此外,当时的苏联尽管穷,但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饱满,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一个国家的人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还无所事事。萧三时任中文 版的《国际文学》杂志主编,他干劲十足,不停地创作诗歌、散文,发表各种歌颂中国革命的文章,宣传中国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儿女,还经常受邀到苏联各地去 作报告和讲演。
         叶华也找到了一份摄影的工作,每天架着相机阅读这个新生的国家,乐此不疲。此时,两个人的生活就像他们所处的这个国家一样,充满了朝气乃至 亢奋。每当夜幕来临,叶华停止一天的工作,坐在炉火边,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打字机为萧三誊清手稿,萧三则在旁边充满兴味地为她讲关于中国的故事,生活如此宁静而美好!休息的日子,他们一起去跳舞、滑雪,或者请朋友们来做客,两人一起下厨和收拾,不分彼此。
       由于职业的原因,萧三的朋友大多是一些文艺家和革命者,其中有一对特殊的朋友,那就是萧三的俄罗斯前妻瓦莎和她的再婚丈夫留宾。中国人一旦离婚后常 常老死不相往来,而萧三和瓦莎离婚后仍然是好朋友,留宾在远东城市伯力的汉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曾热情地邀请萧三前去帮助他们工作几个月,萧三很高兴地接受 了这个邀请。这几个月中,萧三、叶华、留宾、瓦莎以及萧三和瓦莎的儿子阿郎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大家亲密和谐,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1937年,苏联“肃反”的扩大化使得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当中,这也给萧三和叶华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两年时间,每天都有无数人被 捕,不论白天黑夜,不管高贵卑贱,不分国籍种族,上午你还在家烤火,下午可能在监狱中被拷问。这让叶华和别人一样得了恐惧综合征,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可 终日。如果萧三出去开会深夜不归,叶华就要害怕得浑身发抖,望穿秋水,除非丈夫平安归来,否则无法合眼入睡。
         萧三一开始还天真地以为大清洗不过是为了消灭那些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残酷的现实很快让他清醒过来。两年间,朋友们一个个从人间蒸发,其中最 让他们痛心疾首的是留宾和巴别尔的被捕。留宾被捕时,瓦莎正在医院待产,孩子一出生爸爸就不见了,母子的生活陷入了尴尬境地,还好他们及时得到了萧三夫妇 的救济,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巴别尔曾经是苏联著名的作家和革命诗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歌颂革命、赞美斯大林,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也会成为革命的敌 人!留宾在1939年“肃反”落幕后被释放,两年后牺牲在卫国战争前线。而巴别尔再也没有回来,1940年在一所集中营遭到枪杀。
        在极端压抑的气氛中,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1938年7月7日,叶华为萧三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立昂,之所以说是第二个,是因为一 年前他们就有了一个孩子,可惜孩子4个月的时候夭折了,那个孩子也叫立昂。前一个立昂离开后,萧三一度悲痛得脑病发作,现在“立昂”归来,给了他无尽的欣 慰和希冀。
        立昂出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国内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年来,萧三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安坐下来,他说:“我的人民正在为自由而斗争,而我却 在这里袖手旁观。我非得回去参加战斗不可,不然的话,我的头脑和我的笔都会枯竭。”为此,萧三一次次地向共产国际请愿,希望能让他回国,但是始终没有得到 答复。
        1938年10月18日,萧三再次到共产国际,这次碰巧遇到了他的老朋友任弼时,当年两人曾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为列宁的遗体守灵。任弼时对萧三回国 参加斗争的想法非常支持,在他的帮助下,11月底萧三的愿望终于达成了。这对于萧三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喜讯,可是对于叶华来说却是痛苦多于喜悦。一方面她 也乐意看到丈夫像个男人一样去为自己的国家战斗,但另一方面她却不知道这次分别后他们能不能再次相聚,一次分别便成永别这是那个年代很多跨国夫妻的宿命萧三的目的地是延安,路上必须通过国民党的统治区,出于安全考虑,他无法把叶华和立昂一起带上,只好建议妻子带着孩子先到瑞典她哥哥那里去住一段时 间,等他回国后看看形势再做安排。
       1939年2月21日晚上,萧三在列宁格勒送叶华和立昂登上前往赫尔辛基的火车,他们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吻别,“执手 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回到家里后,萧三满脑子都是妻子和孩子的身影,情不能已,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名为《送叶华回家去》的诗:
我挽着你的左手臂,
你的头伏在我的右肩。
我轻轻地吻着你的金发,
听见你轻微的一呼一吸。
呵!那可贵的最后几分钟时间,
呵!那难得的珍贵的片刻。
我回到家里只觉得空空如也。
但是我并不哭泣,
因为我相信,不久以后呵,
我们能够见面,
就凭这希望活着,
等待中不忘你的最后一言:
努力工作,诗百篇。
      送别叶华母子后,萧三很快也离开了苏联,他于1939年4月29日到达了魂牵梦绕的延安。在这里,萧三和阔别多年的老同学毛泽东重逢了,两人把手言 欢后,他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主任兼编译部部长。萧三在这个岗位干得很卖力,创办并主编了《中国报导》。不过很快他发现在中国做事情比在苏联还复 杂,一些妒贤嫉能的宗派主义者联合起来排斥他这个“外来户”,一年多以后,他愤而离开鲁艺,接手主持延安文协和创办俱乐部工作去了。
     尽管工作繁忙,但萧三并未因此忘记远在异国他乡的妻儿。那时通信很不方便,他想尽办法,用一封封信搭建起了自己和妻子之间的爱情天梯。萧三常常从延 安寄给耶娃许多附有图片的小册子,上面有中文和拉丁字母两种文字,主要介绍解放区的生活,同时也用此方式鼓励妻子学点中文--将来肯定用得着。
     因为无法确定自己在斯德哥尔摩要待多久,叶华又重操旧业,在一个朋友的摄影室里当助手,收入主要用在她和立昂的日常花销上,以及送立昂上托儿所。等 待了半年多以后,叶华终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她可以带着立昂去延安了。这可是当时唯一被毛泽东批准的跨国婚姻。
     不过萧三在信中也用严肃的语气告诉叶华,在延安是不准照相的,因此她只能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萧三建议她学助产和儿童保育。叶华的心被能够回到丈夫 身边的喜悦占据了,她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和服从不许在延安照相的要求,只要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有事情可干就可以了。她肯定不会想到,“不许照相”这四 个字背后有多么沉重的政治分量。
       叶华接到信后,马上向苏联驻瑞典领事馆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希望经苏联去中国,有了“毛泽东亲自批准”几个字,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一个月后,叶华又带着立昂前往国民党中国大使馆,以探亲的理由取得了直接去延安的签证,这些国民党官员竟然不懂得延安是什么地方,直接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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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几个月叶华在斯德哥尔摩一家私人诊所里学习助产课程,同时又到一所幼儿园学习儿童保育工作,为自己将来在延安的生活做准备。
     1940年8月中旬,叶华带着立昂从瑞典前往莫斯科,再转道莫斯科前往延安,并给萧三发了电报。萧三接到电报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感到 非常快活!”“很幸福!很高兴!”这一天,他快乐得什么事都没有做。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后,母子二人终于在10月12日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和前来迎接的萧三 团圆了,结束了一年半的分离。当时延安的公职人员住的都是公房,生活物资也是统一分配的,但妻子从富足的瑞典来到艰苦的延安,萧三怕她不适应,便用从国外寄来的稿费自己打了个窑洞。尽管没有占用公费,但也被视为“搞特殊化”,招来了不少闲言闲语,这让萧三生了一肚子的闷气。
      叶华初到延安,就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家里的访客络绎不绝,那年头革命尚未成功,所以在延安人与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身份差距,关系都挺融 洽的。领导和朋友们都争着来看望萧三的洋媳妇,要是他们想和叶华讲话,萧三就给担当翻译,渐渐地她也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对话。如果萧三同他们谈话,叶华虽然 压根就听不懂,可她还是会面带微笑地在一旁当个好听众,有时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更确切地说,是个好观众。
        叶华喜欢观察一张张脸和脸上的表情变化,语言的隔阂迫使她更多的是用眼睛而不是用耳朵来了解这个新的世界,这个习惯从在莫斯科时就养成了,并一直保持到老。这样的缺陷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也是件好事,因为她比别人更少受到听觉的干扰,作品也更加纯粹。
       那时延安物资紧缺,香烟、蜡烛、肉、蛋这类东西都是奢侈品,人们工作也不发工资,只发衣服和口粮。不过叶华一点儿也不感到委屈,爱情的甜蜜足以补偿 生活的困苦,没有多久,她除了外貌不能改变外,在穿戴上已经完全同别的中国妇女一样了。大家一起吃饭时,毛泽东当面表扬她:“叶华中国化了,但有些中国人 自己并不中国化……”
       同延安的其他国际友人一样,叶华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额外可以领到一些肉、鸡蛋、猪油、白糖、牛奶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并有专人烤面包给老外们 吃。萧三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也有一些福利,上面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叫王明理的小鬼,负责照顾立昂,家里还有一个厨师老杨。虽然条件还是不能跟在国外相比,但正 如前述,人的苦乐都是在对比中感受到的,叶华感到很知足。
      到延安生活了一年多以后,即1941年12月9日,叶华又为萧三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维克多,即胜利的意思,小名维佳。尽管延安的生活简陋,但立昂 和维佳都快乐茁壮地成长着。如果叶华完全愿意像普通的中国妇女一样当个贤妻良母,她可能会活得很幸福,可惜她却是个独立而要强的西方女孩,不甘心自己的角 色完全是相夫教子,于是麻烦渐渐来了。
      在叶华的眼里,延安到处充斥着摄影的绝佳题材,全世界的人都对这里充满了好奇心,如果能用自己的相机把这里的一切记录下来,那该多么具有历史价值! 而且只有搞摄影不受语言的限制,其他工作都离不开中文。然而在延安任何拿相机的人都会给人间谍的感觉,就连埃德加·斯诺都被怀疑过。况且早在来延安之前, 叶华就和萧三约法三章,现在只能死了这条心。
但叶华是个闲不住的人,她缠着萧三要求参加工作,萧三为此甚至找到了毛主席。既然不能摄影,她的愿望是当助产士,不过医院里并不缺助产士。叶华只好 再次退而求其次,当上了延安保育院和延安八路子弟学校的顾问,有时一些幼儿园也会请她去帮忙。遗憾的是,这些都不是固定工作,所谓顾问,就是时不时到幼儿 园或小学校去转一转。后来叶华又在医院里干上了妇幼保健指导工作,可在旧中国有几个人懂得妇幼保健这个概念,所以这又是一个闲职,坐在那里就是一个摆设。
      于是叶华渐渐感到,她在延安根本没有人需要,人家之所以让她做这些工作,只不过是想给她一点安慰。虽然叶华也在努力学习汉语,不管走到哪儿,一有机 会她就蹲在地上学着写方块字,也能用汉语同别人做简单的交流,但是稍微复杂一点的谈话,她还是听不懂。而萧三忙于工作,对妻子的这种心情无暇顾及,妻子最 需要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流却直线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叶华有一种彻底被抛弃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多余的人,对于丈夫来说,也不过是挂在他身上 一件毫无用处的小饰品。她越来越感到孤独,整天郁郁寡欢。
       1943年夏天,压抑了许久的叶华向萧三提出想带着孩子们离开延安。她的话中略带冲动,甚至没有想好自己要到哪儿去,或许她只是图一时痛快,因为话 说完之后她马上就有点后悔。出乎叶华的意料,萧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
       若干年后,叶华才知道,其实丈夫并非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只是他也爱莫能助,他所受的煎 熬并不亚于自己由于妻子的缘故,萧三这些年来没少遭受流言蜚语的攻击,自从延安开始整风运动之后,政治环境就更加恶劣了。说是整风,很多时候其实是整人,康生就想 以叶华为突破口将萧三拿下,只是遭到王稼祥等人的反对而作罢。政治的险恶对于叶华这个思想单纯而且语言不通的外国女人是很难理解的,而萧三又不方便跟她明 说,或许他也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对彼此都是有好处的。
      1943年11月23日,这是叶华带着孩子们离开延安的日子,叶华把它形容为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乃至半个世纪之后她回忆起当初离别的情景,仍 然禁不住泪流满面。萧三找到一辆前往西安的国民党军车,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一个国民党军官,请求对方到了西安后将三人送到八路军办事处。为了顺利通过国统 区,他们办了离婚证,上面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叶华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两人分别的那一刻:
       我难过得心都碎了,萧三肯定也如此。我们临别肠断,百感凄恻,却又相对无语。到了分手的时候,我们说了句:后会有期。汽车开动了,我想大喊一声: “停下,我不想走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抱起孩子--跳下车去--留下不走了!可是就像暗中有个魔鬼似的使我张不开口,并且牢牢地捆住我的手脚,使 我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我眼睁睁地看着萧三的身影越来越小地远去,直到他在我的视野中完全消失。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在萧三和叶华分手的前后,还有一段插曲不得不谈。
像萧三这样的浪漫诗人生命中是不能缺少女人的,这不,就在萧三来到延安而叶华未能随行的那段日子里,他又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对上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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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桥事变”和“西安事变”后,许多文艺女青年怀着一腔报国之心来到了延安,这也给解放区的光棍们带来了解放的机会,但僧多粥少,领导优先。很多 女学生或许听到风声,来到延安时曾相约不嫁老干部,但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都违背了自己的诺言。甘露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身材高挑,年轻貌美,活泼开朗,多才 多艺,一来就吸引了不少单身汉的注意力。萧三利用自己在文艺界当领导的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过他可没有强迫她,像他这样风度才华兼具的成熟男子,要征服 一个涉世未深、举目无亲的年轻女孩并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气。这是发生在1940年年中的故事,当时甘露刚20岁出头,而萧三已经43岁。
       然而,叶华的到来让萧三的婚外恋戛然而止,萧三需要担负家庭的责任,甘露也理解他的处境,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她很快嫁给了一个工程师,随后的两三年 他们没有再来往。1943年秋,甘露的丈夫在延安整风中被隔离审查,党组织对甘露做工作,让甘露与他离了婚。而这时叶华也离开了中国,萧三与甘露的爱情死 灰复燃,两人正式结婚,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家也搬到了北京。
       叶华离开萧三以后,于1942年春回到苏联,因为战争的关系,她无法带着孩子前往目的地莫斯科,只好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从1944年2月到1949 年4月这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叶华先是在哈撒克斯坦,后来在乌克兰,靠着自己帮人摄影的收入以及当地红十字会的救助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她自认为这段时期 是自己最为艰难辛酸又最富教益的岁月,既经历了风雨,也见识了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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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自在外的叶华对萧三的思念越来越浓烈,这几年中她不断通过红十字会给萧三写过无数封信,但是萧三开始一封也没有收到,直到1947年10月28日 以后,他才陆续收到不多的几封信。在信中,叶华向萧三讲述了自己和孩子这几年漂泊在外的经历,也倾诉了自己对他的思念,并毫不掩饰地希望自己能够再回到丈 夫身边。
       1949年4月,萧三作为中国和平代表团领导组成员经莫斯科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苏联方面以为叶华还是萧三的妻子,便煞费苦心地导演了一出 “鹊桥会”。
       4月10日,萧三和叶华这对分别5年半的恋人在莫斯科民族饭店再次相逢,不思量、自难忘,他们深情地看着彼此,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两位英雄决战,然而决定他们命运的却不是自己。决战前,天神把他们的命运放在天平上称量,以决定他们谁会战败,金庸 先生当年看到这个情节时曾拍案而起,大喊不公平,可这就是宿命。当叶华随着萧三从苏联回到中国后,甘露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及叶华和她的两个孩子就各自站在 天平的两端,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萧三与叶华重归于好的事情甚至惊动了党中央,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三人暂时分居于三个不同的地方,在半年的时间内,萧三得想清楚到底愿意跟谁在一起生 活。于是,萧三留在北京,叶华去了大连,甘露去了上海。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下这样的决定并不需要半年,萧三既然把叶华带回来了,就没打算跟她分开,这种情 况下甘露必将成为牺牲品。
         尽管如此,周恩来这一招仍然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第一,萧三并非不爱甘露,只是更爱叶华,对于萧三来说,做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需要一个缓冲期;第 二,这场婚变对于甘露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能够拯救她的唯有时间;第三,萧三的“桃色新闻”在舆论中产生了很不良的影响,消除影响同样需要时间。
      当时处于中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正是考虑到萧三在促进中苏友好关系中难以替代的作用,才硬着头皮为他的风流债善后,但还是给了他一个口头警告 的处分。不少浪漫诗人一生中都要欠下许多的感情债,感情与道德的命题三言两语很难解释清楚。但别人都是喜新厌旧,萧三却是喜旧厌新,叶华比甘露整整大了9 岁,再加上外国女孩普遍老得快,这足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复合是一种爱情的召唤,而非其他。
      1949年11月中旬,叶华带着孩子们从大连回到了北京,她和萧三的新生活又开始了。他们用实践证明了久别胜新婚的理论,很快叶华又怀孕了。为了给 孩子赚更多的奶粉钱,叶华发挥了她的专长,同时为苏联塔斯社和中国新华社担任摄影记者,此后她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用相机记录下了许多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珍贵瞬间,也使世界更加真实地了解了中国,虽然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红色中国充满了太多让她不解与困惑的情节与场景。
      1950年10月17日,萧三与叶华的小儿子出世了,因为他出生在世界和平运动的年代,故取名和平。从12年前立昂出生,到9年前维佳的出世,再到现在和平的降生,每一个孩子都见证了一个不同的年代以及他们非同寻常的爱情之路。
        还没有充分享受儿子出世的幸福,萧三就在这一年的10月底匆匆登上北上的火车,经莫斯科、布拉格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萧三 当选为中国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叶华夫唱妇随,带着孩子们跟着萧三迁往世界和平理事会总部所在地布拉格,在萧三为保卫世界和平以 及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奔走之际,叶华也用自己的镜头和丈夫并肩战斗,他们一起进行着忙碌而富有意义的生活。
      1953年7月,由于萧三的健康原因,全家人回到北京。之后,萧三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和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等职。叶华则继续着她1950年以来的摄影记者工作。
       尽管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夫妻俩的生活习惯仍有不少大相径庭之处,但他们彼此尊重、求同存异。比如,萧三一大早就要吃早 餐,接着一头埋进大堆的报纸当中,狼吞虎咽地读着,好像不这样就活不下去。而叶华此时还要做早操和自我按摩以及冲冷水澡,接着喝咖啡,吃点酥糖或巧克力。
        不过两人这种大相迥异的生活路线也有重合的地方,萧三不时会停下来,很绅士地为妻子读报,或者和她一起聊聊各自碰到的一些事情,或是倾诉各自工作中 遇到的烦恼。只要萧三不忙着去开会和叶华不急着去拍照,上午的时间就完全属于他们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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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与萧三的悲欢离合
                    《甘露自传》解密  萧铁塔
         我是萧三与甘露的长子,母亲在延安怀上我。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萧三奉命去华北、东北一带工作。母亲挺着大肚子,行军4、5天到达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1946年2月8日,母亲生下我。
        我2006年退休前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资深俄语翻译,尤以口译见长。政治面目:群众。
       为叙述方便,本文有的地方直接用我父母的名字,对《甘露自传》从以下问题解密。
      甘露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同学,1920年同年生的吕璜同志,现年92岁,老红军,中共党员,与陈毅同乡。她的丈夫陈泊(布鲁)是延安有名的“红色福尔摩斯”。吕璜是他领导下的一名特工。她与甘露有深厚的友情,彼此相知甚深。在甘露1987年5月因病去世至今的25年间,吕璜阿姨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妈妈走得太早了,红颜薄命呵!你妈妈是一个红颜才女呵!”表达了她深深的痛惜之情。
       吕璜在她发表在1994年第12期《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的“萧三与甘露的一段姻缘”一文中有如下描述:
       1935年,萧三和加入了苏联国籍的瑞典(德国)犹太姑娘叶华结了婚,1938年生下长子萧立昂。中日战争爆发后,萧三于1939年回到延安,叶华因故未能与他同行。此后,一个身高1.70米,年轻貌美,风姿清秀,活泼开朗,正直豪爽,多才多艺,当年延安女性中的佼佼者出现在他的眼前,她的名字叫甘露。
       甘露原名蒋德良。“甘露”这个名字是当年从西安和她一起坐敞篷大卡车去延安的,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起的。他当时对甘露说:“小妹妹,蒋德良这个名字太旧派了,你年轻活泼,象早晨的露水,甘甜又充满朝气,就叫甘露吧!”当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同去延安的20多个青年男女都改名字,为了安全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甘露很高兴地应下了自己的新名字。张文彬同志在回广东的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大家都为此痛悼不已。甘露更是对这位赋予自己新名字的领导同志铭记一生。
       甘露1920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贫苦店员家庭。抗日战争初期,作为一个女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另外两名女学生一起,带领三百多名难童,顶着日机轰炸,历尽重重艰险,辗转到了重庆、西安。萧三的妹妹萧崑给在延安的萧三写信介绍甘露,甘露自己也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干部安克成(解放后任水电部办公厅主任,后为该部顾问),拿出未封的自己写给萧三的信,安克成说:“这封信我一定负责送到。”
         1940年4月,甘露终于来到延安,找到了萧三。一见面,萧三就激动万分地说:“盼望已久了!好久了!真担心你被关进国民党的集中营,现在好了,到家了。你是我妹妹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妹妹。”初到延安的甘露举目无亲,也着实地把萧三视为自己的导师、兄长。当时甘露刚20岁出头,而萧三已经43岁。
        甘露有京剧的功底,很想到延安鲁艺深造。鲁艺离萧三的住地文化沟很远,萧三有意让甘露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因为女大离文化沟很近,两个山头相对,只有一条延水之隔,延河两岸还搭有一座独木桥,晚饭后下山散步,即可相见。
        甘露到了女大,很快被选为俱乐部副主任(主任是丁雪松,后来是我国第一位女大使)。俱乐部下设声乐小组和京剧小组,邀请鲁艺的音乐家郑律成和潘奇担任声乐小组的教员;邀请鲁艺评剧院导演陶德乐担任京剧小组的教员。每天下午到女大俱乐部上课。在1940年秋为庆祝女大成立一周年,和1941年为纪念“三八”妇女节,京剧小组演出“四郎探母”和全本“花木兰”,导演指定甘露饰演花木兰。从而“花木兰甘露”的美名便在延安传扬开来,萧三当然为之更加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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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甘露在中央党校礼堂演出“花木兰”时,由鲁艺戏剧家阿甲和音乐家金紫光伴奏。她舞枪时不慎失手,她沉着敏捷地拾起枪继续表演。毛主席登台接见演创人员时,和她握手说:“你很勇敢呀!”
       从此,萧三对甘露更增加了爱慕之心,经常要甘露为他抄写诗书稿件。甘露写得一笔好字,飘逸潇洒,如若其人,萧三十分喜爱,又经常指点她如何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和进步小说,如何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几个月的你来我往,甘露的纯洁无暇、美丽善良、聪颖贤惠和一心向往革命的蓬勃朝气,如缕缕清新的春风,吹进了萧三的心胸,使这位革命者和浪漫诗人感情激荡,爱意日益强烈,而甘露也由对萧三的敬仰、感激,进而萌发了初恋的梦幻。双方年龄的悬殊阻挡不了彼此间感情的与日俱增,相互间都感到了对方的吸引力。
      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萧三和一些作家一起到南泥湾采风和创作。甘露此时在绥德养蚕。萧三用从桦树干上剥下来的皮剪成的“纸”,给甘露寄去一封桦树皮信,背面写了一首小诗。足见这位浪漫的诗人对甘露真挚热烈的爱情。
现抄录如下:
        正面:在南泥湾休息的时候,我们常常去山沟里散步。杨树、榆树……杜梨花、丁香花……满山遍地。青的叶,白的,紫的花,蔚蓝的天——真醉人呵!这里桦树不少。我们带着小刀,从树干上剥下来一块一块的皮,回家做帽子、盒子,很有趣味。也是使脑子休息的最好方法。这些桦树皮每张有很多层,撕下来剪正一下,很可以作纸用。现在写几行字在这薄层上面寄给你作为纪念。可惜我不能常住南泥湾,有事要回延安去,夏秋之际也许有可能来这里小住旬日,那是我所最希望的!

                                五月八日于南泥湾
背面:

——我两次来到南泥湾,
    觉得越看越好看。
    这里有亮晶晶的水
    这里有绿油油的山。
    满地是粗的、细的杨树、桦树、柏树、榆树……
    遍山是红的、白的桃花、李花、杏花、梨花……
    一沟躺着多少垧山地、平地、川地、山地……
    飞着走着多少只野鸡、野兔、野猪、野鸭,
    小指头大的鱼儿在河里洗澡,
    花Ling Ling 的鸟儿在树上说话。
                                  录“南泥湾好”一段

                                                        小山

        正在这时,在苏联的叶华带着长子萧立昂,于1940年10月来到延安,回到萧三的怀抱。甘露立即把叶华当作自己的嫂子,热情地帮助叶华因陋就简地料理家务,照料孩子,使叶华很快适应延安的艰苦生活。
     1941年7月,女大停办,并入延安大学,全体学员分配工作。甘露从小熟悉养蚕技术,15岁起又考入杭州女子蚕业讲习班,半工半读三年,对蚕桑业有较高的造诣。她响应党中央号召,以一技之长为边区人民服务,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科。边府林伯渠主席对她说:“事在人为么!你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边区的蚕桑工作开展起来!”1942年秋末冬初,遵照林老的指示,组成边区“蚕桑考察团”,任命甘露为团长,一行三人来到绥德地区。
     甘露托四川的朋友寄来优良蚕种,在那“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的古战场无定河边,亲自垒起土墙,搭起养蚕育种室,走存串巷,推广优良品种。经过两年的日晒雨淋,冰天雪地,农民的蚕茧收入成倍增长。
     1944年春,边区政府召开劳模大会。甘露在会上举办了蚕丝展览室,证明西北黄土高原可以发展养蚕,开创了边区的养蚕业,她的这一事迹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毛主席在陈云同志和林老陪同下,亲自参观了展览室,对甘露说:“你是我们的养蚕姑娘。”
       甘露去绥德工作,也是在叶华来到延安时,理智地抑制自己的感情。对此,萧三在后来寄往绥德给甘露的信中写道:“自从40年秋叶华来后,你顾全大局,决定忍让。这,你处理非常适当、大方、贤惠,我完全了解你,并且十分感佩你!”
       在这两年中,叶华在延安生了次子萧维嘉,甘露在绥德也和一个工程师结了婚。
      1943年秋,那位工程师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党组织对甘露做工作,让甘露与他离了婚。
       事出意外,萧三和叶华在共同生活中不断发生矛盾,双方都怀疑对方与有些异性朋友(包括外国朋友)关系不正常,感情出现裂痕。至使双方于1942年感情破裂分居。叶华又不适应延安的生活,便坚决要求离开萧三,离开延安,萧三也不挽留。1943年11月,经请示中央后,由周恩来同志批准,叶华和萧三办完了离婚手续,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苏联去了。
      叶华离开延安后,萧三又对甘露一往情深,要求甘露回到他身边来。难忘的初恋憧憬又涌上甘露的心头,她同意了萧三提出结婚的要求。经萧三向中央请求批准将甘露调回延安。
       1944年10月,甘露和萧三结了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贺龙、王震、李富春、肖劲光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婚礼。毛主席在诶萧三祝酒时候说:“子暲啊,祝你和这个中国的养蚕姑娘白头偕老。”
       甘露与萧三结婚后,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形影不离。他们在张家口和西柏坡先后生了两个儿子:铁塔和甘平。孩子给了他们巨大的幸福和欢乐。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特别是从延安撤退,辗转战争,拖带孩子,就更加困难。但勤劳能干的甘露,每到一地,在工作之余都把萧三和两个孩子安排得妥妥帖帖,同时也照顾其他许多同志。当时领导上指定甘露负责萧三一家和丁玲、陈明一家的生活,她还养了十几只鸡。萧三十分满意。这位感情丰富的诗人,十分爱孩子,一有空就尽量帮甘露给孩子喂饭、洗澡、逗孩子玩。当时,他们被周恩来同志表扬为“模范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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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三经常带甘露去拜访毛泽东,毛主席也总是热情招待,留下吃饭。毛主席非常喜欢孩子,有时就让警卫员叫来萧三、甘露带上孩子,并胡乔木、艾思奇等同志及他们的孩子,坐上毛主席的吉普车去野外,然后散步、休息、议事。
      甘露除了安排萧三和孩子生活外,还担任萧三的秘书,帮助萧三抄写诗、文稿件,处理信件、文件和其他一应事务,成为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萧三的得力助手。萧三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著名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一书,甘露帮助萧三做了大量的抄写工作和认真细致的校对工作。
       1949年,北平刚刚解放。4月,萧三作为中国和平代表团成员经莫斯科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在莫斯科见到了叶华母子,旧情复发,叶华要求把她和孩子带回中国。5月4日,萧三从莫斯科给甘露来信中是这样写的:(见图:信的复印件)
        “……她(指叶华)在这里生活很苦,虽然孩子安顿了,但她简直无家可归,收入少,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工作又少意义。因此她愿去中国做事,比较有益,同时愿带立昂、维嘉回国,这我很赞成。我告诉她:她去中国,你不反对,她表示感激你,并且再一次声明决不妨碍我你的家庭生活,决无‘挖墙脚’之意。她只愿立昂、维嘉两个孩子感觉到有父亲,并能常见面,她和我也维持同志和朋友的关系,她就满足了。她想她在中国能独立谋生活。如单叫两个孩子随着父亲,而她长远看不见孩子,那她也舍不得,因此她一定要和孩子们同走。她希望你和她的关系会很好得……关于这些,我和你早已说过,你都同意的,用不着多说了,但叶华要我再告诉你这番心意。”5月25日,和平代表团回国当晚,萧三对甘露说,叶华向甘露发誓,决不破坏萧三和甘露的家庭生活。
       善良的甘露同情叶华的处境,答应了叶华来中国。时值周总理指示萧三于同年6月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甘露就向周恩来同志请求和萧三同去,周恩来表示同情并准备为甘露去交涉。但萧三表示不行,对周恩来说,如让他带夫人出国,影响不好。周恩来对甘露说:“甘露啊,你要想好啊!你如果一定要去,我就批准。”回家后萧三又对甘露说:“你去了,叶华就不能来”,因他和叶华均未将二人离婚的真相告知苏联当局,所以苏方仍将叶华当作萧三的妻子看待,“也只能凭这一点,叶华才能来华。”萧三又向甘露保证,弄叶华和孩子来了,把她安顿在东北工作,生活有保障就可以了。甘露为了成全叶华母子来中国,也就不再要求同去。她说:“立昂和维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孩子,理应让他们回到中国来,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5月30日夜,周恩来同志与萧三谈话,再三叮嘱萧三注意不要发生意外,自找痛苦,对党影响不好,要他就是把叶华母子接来,也只能放在哈尔滨等地,不能来北平,萧三当时答应了周恩来同志,保证不发生事情。同时,党中央委员李立三同志也和萧三谈话,要萧三把握自己不发生意外,萧三也答应了。于是,5月31日甘露送萧三离北平,6月3日在哈尔滨分手。
       同年7月9日深夜,大雨倾盆,甘露照往日一样,在家伏案校对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一书的清样,忽然离京出国一个多月的萧三满身雨水回到家里,身后跟着叶华和她的两个儿子立昂和维嘉。甘露当时完全不知真相,把叶华母子当客人招待,为他们做饭,烧洗澡水,安顿一切。
       萧三和甘露住在二楼的两间小屋,非常狭窄。萧三把叶华母子三人安排在里间,自己来到外屋,抱着甘露痛哭,向甘露坦白了他和叶华已经弄假成真,同居一个多月,表示既离不开甘露,也离不开叶华,说他很痛苦,请求甘露原谅。甘露好似被晴天霹雳炸懵了,她极其痛苦地感到,萧三违背了诺言,欺骗了她,欺骗了中央领导,异常伤心、愤怒。
         在萧三和甘露上床的时候,里屋的叶华就大哭起来。
        第二天,全机关(文代会会部)的同志看到叶华出现在萧三家里,议论纷纷。认为不成体统。甘露羞于被辱,便将情况用电话报告给周恩来同志,请他处理。当天下午,周恩来同志来到萧三家,听取了甘露的申诉,严厉批评了萧三欺骗党,无组织无纪律,太对不起甘露同志,说“今天到了中国就要说中国的话(道理)”,并明确指示萧三立即把叶华母子送去大连,而对甘露同志则爱护备至。
      叶华母子去大连前后,萧三开始苦苦哀求、继而以他要搞国际活动,在中苏友协工作为由,日日要求甘露同意和他离婚,让他和叶华复婚,极大地伤害了甘露的感情,但她始终未与萧三吵闹。为了照顾萧三这位老同志的影响,甘露没有上诉法庭,而是向中央领导刘少奇、周恩来,向中组部和中央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申诉,请求中央教育萧三。为了避免争吵,同年8月中旬,甘露把大儿子铁塔托付给军委保育员院长丑子岗(配照片:丑子岗与萧铁塔合影。),带着二儿子甘平去了上海。不久,萧三又把叶华母子从大连接回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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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萧三向甘露提出离婚,相当程度上也是骑虎难下,出于无奈。他在北平火车站送甘露和小儿子去南方时,就痛哭流涕地多次对甘露说:“我一万个对不起你!”1949年底,萧三又请当时的华东局组织部长胡力教同志转告当时在上海的甘露说,过去五年他和甘露夫妻感情是很好的,从未有过现在要离开的想法。今年两次去苏联,尤其是第二次去莫斯科,由于叶华的哭闹,不得已弄假成真。事后不拟带回,又由于几个苏联朋友劝他带回,因为带到北平。
       离开萧三后,在周恩来副主席、中组部安子文部长的亲切关怀下和全国妇联组织部长帅孟奇、丁玲、陈明夫妇和沙可夫、岳慎夫妇等同志的帮助下,甘露经受了感情的极度创伤,逐渐冷静下来,认为萧三再不值得她留恋,同时为了顾全大局,考虑到中苏关系,同意与萧三离婚。
      1950年9月,由朱德同志亲自向萧三传达中央的决定,给萧三一个口头警告处分。从此结束了萧三和甘露历时六年的一段婚姻。后来,萧三几次给甘露寄去孩子的生活费,都被甘露断然拒绝,坚决退了回去。
       甘露,并不因先后两次受到萧三在感情上的伤害而倒下,仍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她在外贸促进会、农业部外联局、北京市轻工业局和国务院外文局的工作中,多次受到周总理和领导的表扬,博得中央领导和广大战友、同志们的同情和关怀。
      但是,情感上的沉重打击和生活上的艰苦操劳,毕竟使她精神和身体都受到很大损害。这位在延安的红颜才女,经受了长达几十年的病魔缠身,于1987年5月离开人世。终年67岁。
      王震、习仲勋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康克清、伍修权、帅孟奇、胡绳等领导同志,中外人士马海德、爱泼斯坦、李黎莎(李立三夫人)、王光美、郝治平(罗瑞卿夫人)等共700多位同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甘露同志告别。萧三和叶华的儿子立昂、维嘉也前来告别。
       外文局在她的生平中写道:“甘露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爱至深至纯。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她总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奋力工作……她对同志极为热情、诚挚,非常关心和团结同志,急人所急,慷慨地帮助同志解决困难,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受到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子女,都得到过她的帮助……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职务高低,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十分注意个人的党性修养,始终保持和发扬延安的优良传统。”
       悠悠岁月,萧三与甘露的这段婚姻已过去数十年。1983年2月,萧三去世时,甘露怀着同志的友谊,参加了追悼会。
甘露去世时,画家黄苗子送了一副挽联:
      “声播蚕桑女,名扬花木兰。”
      甘露的浙江海宁同乡田方,在延安时任“解放日报”记者,曾积极帮助甘露在《解放日报》上进行发展蚕桑事业的宣传报道。五十年代初,任习仲勋秘书。他是与甘露友情深厚,无话不谈的良师益友。
      在甘露和后来的爱人谢筱廼结婚时,田方曾到荣宝斋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牡丹花”画卷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并帮助他们邀请习仲勋(甘露和田方40年代在绥德专区的老上级)夫妇在北京的青海饭店参加了他们的婚宴。
        甘露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是,正像她自己的名字那样,她是纯洁无暇、晶莹剔透、光明磊落地做人;而且,关心他们,团结同志、急人所急、热情诚挚地对待他人。她并不因受萧三感情上的挫伤而倒下。相反,她更加坚定地面对人生。她曾因急病而进行过三次抢救性的剖腹手术。她拖着虚弱多病的身躯,在曲折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拼搏,她的一声是平凡而明亮的,不愧为人如其名,甘之如露。
       2007年8月出版的《奔向延安》一书中,甘露在“甘露自传”中写道:“1944年冬,经中央批准,萧三同志同我结婚。我从绥德调回延安,仍在边区政府工作。我们结婚前一年半,萧三与苏联籍女子叶华离婚,办完了离婚手续。她带着两个孩子回苏联去了。”(见该书P131)
       在周恩来总理、萧三、甘露、叶华四方对头的谈话中,周总理用英语问叶华:“你们不是离婚了吗?”叶华用英语答:“您怎么忘了?是您给我们开了一张假离婚证,是为了通过国民党的统治区,后来被国民党收去了。”周总理“哦”了一声,其实是在考虑怎么办。
      我手上有我母亲甘露保存下来的,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开具的一张萧三与叶华离婚证原件,有边区民政厅的印章,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公历1943年11月7日)(见图),叶华带走的应是一式两份中的叶华的那一份。当时的周恩来副主席不可能在离婚证的两份上做任何批示。这张离婚证已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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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华带着5岁的萧立昂和2岁的萧维嘉离开萧三,离开延安回苏联,并不只是康生把叶华当成特嫌,至使萧三与叶华无法沟通,而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也出了问题:双方都怀疑对方与异性朋友(包括在延安的一些外国朋友)发生不正常关系。到1942年,发展到感情破裂而分居。1943年11月才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叶华母子三人回苏联后,一年多音信全无,萧三与甘露又有了新的恋情,经萧三向中央申请,中央才批准萧三与甘露结婚。
       叶华带着二子离开延安回苏联,也是因为吃不了延安的苦。在1995年我国某电视台对叶华专访时,叶华对着镜头用带着浓重德语口音的汉语说:“延安什么也没有,没有吃的,只有小米、土豆;也没有电,照明只有煤油灯,什么也做不了,也没有水洗澡!”叶华离开延安引起议论,尤其延安的女同志中反响很大。不久前,当年甘露在延安女子大学的九班班长,现年92岁的老红军张光(见图:张光与萧铁塔合影)就说:“那会儿叶华可是出了名了!一个外国女人,吃不了延安的小米、土豆,回苏联吃洋面包,喝牛奶去了嘛!当时党中央还照顾优待她和萧三,给他们一些白面,我们延安女大的同学们就是吃棒子面、窝窝头么!”
       1944年冬,萧三与甘露的婚礼由徐一新(解放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及驻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作者注)任主婚人并操办,中央五大常委毛泽、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携夫人、贺龙、陈毅、王震、李富春、萧劲光等领导人携夫人参加了婚礼。这样隆重,郑重其事的婚礼为我党历史上罕见。毛泽东向萧三祝酒时说:“子璋呵(萧三原名萧子璋)!祝你和我们这个中国的养蚕姑娘白头偕老!”其意很明显,就是希望萧三与甘露一辈子过下去,表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萧三的政治期望。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际,党中央毛主席曾有意让萧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但因有些同志对萧三谈吐举止的洋派作风有意见,未能当选。
       毛主席送给我父母的结婚礼物——一条在大生产运动中编织而成的灰色、厚重的羊毛毯,至今挂在我卧室的窗帘架上,夏天避暑,冬天御寒。
         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是周副主席)当然知道萧三与叶华有正式的离婚手续才这样做的,否则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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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方对头的谈话中,当萧三突然拍桌子说:“我要和甘露离婚,和叶华复婚”时,甘露一下愣住了,接着就向周总理哭诉起来。原因是1949年5月4日,萧三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在随中国和平代表团经莫斯科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托代表团副团长钱俊瑞(钱俊瑞解放后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作者注)带回一封给甘露的信。(见此信原件 图)信中叶华保证“决不妨碍你我的家庭生活,决无‘挖墙脚’主意”。5月25日,和平代表团回国当晚,萧三对甘露说,叶华向甘露发誓,决不破坏萧三和甘露的家庭生活。现在萧三忽然翻脸,甘露如五雷轰顶,完全接受不了,当然情绪波动,不能说是“闹”;更不是如王政明(萧立昂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同事)在《萧三传记》一书中(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8月出版)所写“大哭大闹起来”。当时叶华在说了“假离婚”的话后,甘露就说:“你们是办了离婚手续的!”这些萧三都翻译成俄文。而叶华从一开始就在哭。周总理当时就对甘露好言相劝,出门时对萧三说:“你三骗!一骗党中央,二骗苏联政府,三骗甘露同志!”11岁的立昂也听到了这些话。当时的我3岁半,弟弟甘平2岁,对这些毫无印象。
       以上四方谈话的情况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母亲曾两次单独对我一人讲述。一次在我15岁(1961年),第二次在我40岁时(1986年,我母亲去世前一年),每次都声泪俱下。她抱住我嚎啕大哭的样子,至今仍在我眼前,令我刻骨铭心。
       萧三把叶华母子接回北京后,就住在北方饭店,因萧三去中苏友协上班(他任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是总会会长)。他与叶华公开同居,因他并未与我母甘露离婚,形成了实际上的重婚,在党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尤其一些民主人士意见很大,曾上书党中央、周总理,认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目无法纪,太不像话了,这样何以服众?!
     萧三在未去大连接叶华母子的三个月中,一天一个或几个纸条给我母亲甘露,要求与我母甘露离婚。这极大地刺激了甘露,严重伤害了她的感情。但她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和大局,捍卫自己共产党员的尊严,也为了顾全萧三这位老同志的影响,并没有上诉法庭,而是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中组部和中纪委、中央监委、全国妇联组织部长帅孟奇写信,请求中央教育萧三,挽回自己和萧三的婚姻,以保护自己中国妇女和两个孩子的权益。而不是如王政明在《萧三传记》一书中所写的“四处哭闹”。
       在僵持不下之时,江青找甘露谈了一次话。她们促膝而谈。江青说:“甘露呵,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萧三就像狂放不羁的马。他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又在国外居住多年,可以同时爱你和叶华两个人。有时候见了漂亮女人又会动心。你失去他,离开她,不见得就是坏事。你还年轻(甘露时年30岁),要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努力工作,带好两个儿子。如果有了新的感情,可以组成新的家庭。你要顾全大局呵!”这次谈话,可以认为就是党中央、周总理的意思,但是否毛主席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样的压力下,贫苦店员出身,没有任何背景的甘露也不能再申辩什么,就此打住了。几十年后,萧立昂对我说:“你妈还挺能闹的。最后是江青把她摁住了。”
        丁玲、陈明夫妇,沙可夫、岳慎夫妇也一再劝慰甘露。
        在文革中,曾被康生关进秦城监狱八年的张光,可以说是当年处理萧三与我母甘露、叶华婚变的唯一见证人。当时张光是中组部巡视员。
       她说:“萧三把叶华母子带回中国,又不听中央规定的半年期限,三个月就把叶华母子从大连接回北京,这是一个大问题。中组部安子文部长交给我任务,让甘露在我家住了几天。我安慰她,要她正确认识,正确处理,劝她按周总理的指示去了上海。后来,党中央、周总理和安部长考虑到萧三与毛主席同乡、同学、老战友的关系,做了安排。1950年9月,中央监委主席朱德向萧三宣布中央的决定,同意萧三与甘露离婚,与叶华复婚。并因萧三的‘三骗’错误:一骗党中央、二骗苏联政府、三骗甘露同志,给萧三一个口头警告处分,一年后撤销,也是由朱德去萧三家宣布的。”
       前不久,张光阿姨对我说:“你爸爸是个两面派,对党中央、周总理、中组部安子文部长的指示,当面答应得挺好,背后就是不执行。”
       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火热时期。遍寻我国国内,中苏友协会长的职务非萧三莫属。他在苏联居住十年,和苏联文化界、文学界有很深的渊源。他是中苏双重国籍,中苏共产党双重党员,曾任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与高尔基、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绥拉菲莫维奇等共事。他是中国文学界“左联”常驻莫斯科代表,还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者大学支部与任弼时一起为水晶棺中的列宁遗体守灵,可谓大名鼎鼎。
         在这个热点上,周总理正是考虑到萧三在促进中苏友好关系中的作用,才同意了萧三的要求。当叶华带着两个孩子与萧三在大连相聚一起,“过了几星期幸福愉快的日子时”(见叶华著《我们一见钟情》13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1999年3月,此书名为《世纪之恋——我与萧三》)。请注意,此时萧三并未与甘露离婚。29岁的甘露(比叶华小9岁,比萧三小24岁),正带着3岁半的我和2岁的甘平,整日以泪洗面。
        1950年,叶华生第三子和平的时候,痛苦大叫,住在友谊医院隔壁病房治疗妇科疾病的甘露听到了。她热泪横流,精神上又受到一次强烈的刺激。
      有我单位的同事对我说:“叶华在延安苦的时候走了,解放后好的时候又回来了,回来享福来了。你妈跟你哥俩可好,一点好没沾着,净受苦了。”
        又有同事对我说:“什么世纪之恋?!世纪之骗!你爸和叶华一起骗了你妈。叶华是做了保证的。可她早想好了,一门心思回来和你爸复婚的!”
       还有同事说:“你们是受害的一方,他们得了便宜还卖乖,还没完了!”
        而甘露一声遵照中央“顾全大局”的指示,从不向外界和媒体细谈这次婚变。在1984年4月写成的《甘露自传》中,她也是寥寥几笔带过:“萧三带回了在延安离婚的苏联籍妻子和两个儿子,原来他们在莫斯科已经复婚了。我们的家庭破裂了!在西柏坡被同志们称赞的‘模范夫妻’分离了。”(P131)这充分体现了甘露高度的党性和中国妇女的忠厚老实、善良宽容。
        而我所以对《甘露自传》解密,实在是因为我父亲萧三于1983年2月去世至今29年,叶华一方就不断通过书报、电视等媒体宣讲他们的“假离婚”说,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而每一次听到见到这些,都对我和弟弟萧平,妹妹谢安立及亲友们造成很深的刺激和伤害。更不能容忍的是这样说就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一批党政军领导都“装”了进去,他们称之为“尴尬”。
       往事如烟,为顾全大局,这事儿不说也就算了,何况叶华他们是受益的一方,可他们非要没完没了地说。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今日一吐胸中块垒,也算是一桩“逼上梁山”之举,更是为了澄清事实,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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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识延河边
  1940年4月18日,甘露渡过延水河,爬过一个山头,去探望她的引路人萧三。一年半以前,她在浙东“战时青年训练团”受训时,结识了萧三的妹妹萧昆,两人同居一室,情同姐妹。在夜半钟声以后的悄悄话语中,她知道了延安,了解了萧三,渴望着延水河畔的窑洞:1939年2月,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担任着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
  萧三问甘露:“既然你是我妹妹的好朋友,你就是我的妹妹啰!你说说,你想干什么工作呢?”甘露忽闪着一双美丽的眼睛:“我会一点声乐,还会唱平剧,很想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学习。”萧三和蔼地说:“先不要去"鲁艺",可上延安女子大学,先学习马列主义,以后再学别的,好吗?”说着,递上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她带回去好好读读。然后,他送甘露下山。
  初到“女大”,甘露结识了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丁雪松。丁是俱乐部主任,让甘露当她的助手,经常请来鲁艺的音乐家、平剧演员上课。8月初,为庆祝女大成立一周年,俱乐部演出《四郎探母》和全本《花木兰》,丁雪松指定甘露饰演主角花木兰。甘露在杭州读书时演过《玉堂春》,嗓子清亮,表演娴熟,颇受欢迎。从此,“花木兰甘露”的美名在延安传扬开。
  从此,萧三对甘露有了爱慕之心,常常要甘露为他抄写书稿。晚饭后,甘露和萧三下山散步,叙谈。如此往来几个月,美丽善良、朝气蓬勃的甘露,使这位革命诗人的浪漫激情日益强烈;21岁的甘露对萧三也由敬仰感激进而萌发了少女初恋的梦幻。
  毛泽东称她为“养蚕姑娘”
  10月里的一天,甘露上文化沟取稿。远远望见萧三窑洞前的空地上,有个外国女人在给小孩洗澡,一问,她懵了:萧三的苏联妻子叶华,带着孩子来到了延安!
  叶华1934年旅游到苏联,与在莫斯科担任《国际文学》中文版主编的萧三相遇,一见钟情。随后结婚生子。
  1941年7月,女大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工作,甘露报名要求到边区政府从事蚕桑工作。她被任命为“边区蚕桑考察团”团长,前往绥德地区开展工作。甘露借此理智地退出了与萧三的感情纠葛。
  在绥德,甘露创办了养蚕育种室,将科学养蚕法和新蚕种推广到整个陕甘宁边区。次年在延安劳模大会期间,毛泽东和陈云参观了她的“蚕丝展览室”,毛泽东高兴地对她说:“你是我们的养蚕姑娘。”
  政治局五常委参加萧甘婚礼
  在延安,艰苦的生活使叶华难以忍受……1943年11月,经周恩来批准,两人办了离婚手续,叶华带着两个孩子回苏联去了。
  此后,经萧三向中央请求并获批准,将甘露调回了延安。
  1944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萧三和甘露的婚礼。毛泽东回忆起当年16岁的毛润之和13岁的萧子璋(萧三原名),在湘乡东山学堂的同学之情,在给萧三祝酒时,他把甘露拉到身旁,语重心长地说:“子璋啊,祝你和这个延安的养蚕姑娘白头偕老!”毛泽东送给他们的新婚贺礼是一条加厚的羊毛毯。婚后不久,萧三带甘露拜访毛泽东,毛泽东留他们吃饭,闲谈。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和西柏坡先后生了两个儿子:铁塔和甘平。在工作之余,甘露一面抚育幼子,一面帮助萧三抄写《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书稿。萧三也很爱孩子,尽量抽空帮助甘露给孩子喂饭、洗澡,逗孩子玩乐。周恩来曾当众表扬他们是“模范夫妻”。
  在西柏坡,他们家和毛泽东家离得很近,毛泽东也很喜欢孩子,有时就邀萧三、甘露带着孩子上他家,搭上他的吉普车一块儿去野外散步。
  甘露无奈的选择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不久,萧三和甘露随中央迁入北平。7月9日夜晚,屋外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甘露在东总布胡同的家里伏案校对书稿。离家出国—个多月的萧三满身雨水,突然回家了,身旁是早已离婚的前妻叶华和两个孩子。
  那是4月底,萧三随中国代表团经莫斯科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5月4日,他从莫斯科写信给甘露,信中说:“她(指叶华)在这里生活很苦,虽然孩子安顿了,但她简直无家可归,因此她愿意去中国做事……我告诉她,你不反对,她表示感激你,并且再次声明,决不妨碍你我的家庭生活,她只是让立昂、维嘉两个孩子感觉到与父亲能经常见面,她和我也只维持同志和朋友的关系,她这就满足了……”
  甘露同情叶华和孩子的处境,同意萧三把叶华带到中国。
  6月初,萧三应邀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前,甘露要求和萧三同行,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但萧三不同意。
  5月30日夜,周恩来找萧三谈话,要求萧三即使把叶华母子接来,也只能放在哈尔滨等地,不能来北平。出国之前,周恩来又委托李立三再次提示他,他都点头答应了。然而,事情还是发生了……
  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叶华去了大连,甘露回了浙江,萧三留在北京。
  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宋庆龄任会长,萧三为副会长。这时候,中苏关系很热,萧三的工作和使命以及他的婚姻都被放在了这个热点上,萧三陷入两难选择的痛苦之中。此时,在周恩来、安子文等中央领导和沙可夫、丁玲、陈明、陈学昭等众多好友的劝导下,甘露作出了人生最痛苦的一次选择—牺牲自己的婚姻,成全他们。
  1950年9月,朱德亲自向萧三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意萧三与甘露离婚,与叶华复婚。
  他没有留下遗言
  回到北京,30年华的甘露被中组部选送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3年,毕业后在国际贸易促进会联络部工作。此后,她和联络部部长谢筱迺相识、结婚,后来生了一个女儿。甘露在外文出版局工作了24年多。“文革”中,她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受到“甘露专案组”的审查后,下放“干校”劳动改造3年。1982年离休。1987年5月,她在病中默默地走完了67岁的人生之路。
  萧三长期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由于叶华的特殊身份,“文革”中他们被视作“苏修特务”,双双被捕,遭受了7年牢狱之苦,1974年以后被软禁达四年多。萧三逝世于1983年2月,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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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萧三
  在中国文人与毛泽东的关系中,萧三是非常特殊的一位。
  早在少年时代,萧三就与毛泽东同在湘乡县东山小学念书。以后又共进了东山学校,那年萧三仅13岁,而毛泽东则16岁。那时,毛泽东已读过四书、五经、《盛世危言》之类的书,国文教师贺南纲对他十分赞赏,送给了他一本《了凡纲鉴》。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并常带萧三一起去贺南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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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萧三借给毛泽东一本《世界豪杰英雄传》,毛泽东读得津津有味,并在书中画满了圈圈点点。当他把书还给萧三的时候,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述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后来,当萧三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进了驻省湘乡中学读书,也在长沙。萧三知道后,就去看望他,那年正好发生武昌起义,于是,毛泽东对萧三说:“我打算去当兵,干革命。”可是,毛泽东的兵没当成。随后又入长沙第四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分在八班,又与萧三同学了。他们虽然还像以往那样接触交谈,但在萧三看来,毛泽东已与以前大不一样了,感到他读了许多新书,知识大大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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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萧三
  萧三是革命家、诗人,长期在苏联留学、任教。他担任过“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他是通过曹靖华的介绍与鲁迅建立通信联系的。
  1932年7月15日,萧三在苏联写信给鲁迅,委托鲁迅把他的信转交给“左联”,鲁迅收到信以后立即帮助转交了。萧三在信中极力劝鲁迅到苏联的南方黑海之滨去休养。鲁迅在9月11日的回信中说,自己自上个月底生了病,好得很慢,所以这回的旅行“能否来得及,殊不可知,因为现在是不能走陆路了,坐船较慢,非赶早起身不可。至于旅费,我倒是有办法的”。萧三后来回忆说:“我们屡次请他出国,一以暂避凶猛的白色恐怖,二则借以养病。但是国难一天危急一天,鲁迅先生终于不肯离开实际的斗争而出国。同时为病魔所缠,也不容易动身作此远道的旅行。”
  1933年11月24日,鲁迅给在莫斯科的萧三寄去了《现代》与《文学》杂志及书籍共两包。他在同日写给萧三的信中说,以上那两种杂志是各派作品都收的刊物,其中的森堡、夏衍、沙汀、金丁、张天翼、周扬、郑伯奇、何谷天、白薇、茅盾、彭家煌等人“是我们这边的”。
  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邀请各国著名作家到会,鲁迅便是被邀请的一位。萧三在致鲁迅的信中劝他到苏联一游,鲁迅在1934年1月17日给萧三的复信中说:“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了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不久,《国际文学》社致函鲁迅,请他谈谈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影响,鲁迅很快将答复寄给了萧三,他“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萧三将鲁迅的这篇答复译成俄文,登载在同年7月5日《真理报》上。
  l934年3月4日,鲁迅在写给萧三的信中,讲述了当局禁书、烧书企图绞杀革命文学的行径。他写道:“《子夜》,茅兄已送来一本,此书已被禁止了,今年开头就禁书一百四十九种,单是文学的。昨天大烧书,将柔石的《希望》,丁玲的《水》,全部烧掉了。”鲁迅还将载有烧书消息的报纸剪下来,寄给萧三。据鲁迅日记记载,他与萧三通信期间相互寄书寄刊颇为频繁。
  后来,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苏联,萧三即用萧爱梅的笔名写了《纪念苏联的朋友中国作家鲁迅》,发表在1936年10月23日《真理报》上。他在文章的最后仿照鲁迅纪念高尔基的话写道:“鲁迅之死——不但是中国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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