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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国学大师钱玄同  

2017-03-13 11:34:02|  分类: 科教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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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钱玄同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1887年9月12日(农历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月十二日)出生,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三十年代还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题写刊名。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人物生平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吴兴(清湖州府归安县)。
1904年(光绪三十年),时年18岁,在湖州剪辫,与友共办《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只写“甲辰年”、不书光绪三十年,以示不遵清代王朝。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
1908年(光绪三十八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
1910年(宣统二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
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
1913年(民国二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讲师。
1915年(民国四年),就任该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
1917-1927年,兼任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倡导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
        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
        1917年(民国六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会长是蔡元培。该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即。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 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 尤为恶劣。”
       1918年(民国七年),《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第4卷第1号开始用白话文出版。同年,钱先生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
      1919年(民国八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同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出版了《国音字 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钱玄同起了关键作用。
       1920年(民国九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  ,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钱玄同抄用的简体字,大部分是固有“拟体字”,新造字则不多。但不论造新的还是采旧的,钱玄同抱定的“唯一主张”是:减省笔画。钱玄同通过学术的方法,以学理来阐明注音字母的合理性,并以自己的专长,通过学术的途径,为推进国语尽力。在论及“国音”、“京音”问题时,主张国语当以在现在社会上最占势力的普通话为根据,决不能以北京一隅的方言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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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玄同认为,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他提出了十项筹备事项和五项“补偏救弊”的办法。
1922年(民国十一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钱玄同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
        1925年(民国十四年),钱玄同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同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1928年(民国十七年),钱玄同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28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电请钱玄同、黎锦熙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12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沈颐、白镇瀛、魏建功为常务委员。 
1931年(民国二十年),钱玄同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钱玄同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钱玄同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法、汉字横行书写等。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北京的德国医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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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贡献
       五四先锋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
       1917年(民国六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
        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明确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
        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钱玄同曾经主张“欧化”,认为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欧化”。他对“欧化”的解释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
        钱玄同的观点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代表: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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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贡献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钱玄同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语文改革活动、文字、音韵和《说文》的研究等几个方面。钱玄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
       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后来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一切在当时都很具建设性。
       《 文学学音篇》是钱玄同191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讲授文学学音韵部分的讲义。它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观念出发,钱玄同分五章系统论述了古今音韵的发展。他从“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出发,把论述重点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中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10年,合计12220字)。
二、创建以白话文编辑的国语教科书。
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2300余字)。
四、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钱玄同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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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贡献
       钱玄同在史学界也有相当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了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顾颉刚成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
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思想观点
        反纲常名教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
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
       钱玄同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
      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一个是鬼一个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
        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
        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
主张一夫一妻
        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妾都是平常事,钱先生从不嫖娼。有人以他妻子徐婠贞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妾,钱先生严辞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先生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
倡导自由恋爱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大力支持长子钱秉雄自由恋爱,多次表示做父母的绝对不干涉。1937年7月15日,钱先生亲自发请柬邀请亲朋好友百余人到中山公园今雨轩,为其长子举行订婚仪式。钱先生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是进步,并再次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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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催生狂人日记
       如果没有钱玄同的劝说,中国文学史上或许没有鲁迅这个名字。
        1917年(民国六年)初,钱先生在向《新青年》撰稿期间,经常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
         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钱玄同跟周氏兄弟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
钱:“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立刻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走出隐默,终于写出了震耳发聩的抨击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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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演双簧戏
      1917年(民国六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1918年(民国八年),为扩大《新青年》的影响,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求,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民国八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的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民国九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又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死过三次
      钱玄同很唯物,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民国十六年),钱先生年届40时,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当时正值张作霖进北京自称大元帅,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引起麻烦,这个专刊并没有刊行。但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在南方某刊物上登出来了。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致信函悼唁,在北京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误将钱桐为钱玄同,发了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唁。家里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人有切齿之恨。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先生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钱先生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
从不判卷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
       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并在信内附上钞票若干。
钱先生从不判卷的大名,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另外,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若谷,常常不耻下问,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幽默教授
      钱玄同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
      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
     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
钱氏日记
      钱玄同以“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为一生的座右铭。所以其一生的主张都与他的这种其率真坦荡不无关系,且在日记里面也有展示,使钱玄同日记充分显示出历史碎片的原生态特点。
      比如1917年9月30日是旧历中秋节,鲁迅的日记甚为简洁。而在同一天钱玄同的日记中则不然:“今天是旧历的中秋节。我这几年以来很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因此,遇着阴历的过年过节总劝婠贞不要有什么举动。所以今天家里一切照常。午后二时访蓬仙。四时起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家宿矣。”
      钱玄同的日记,里面也记录了他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都有齐心记载。
       作为文化名人,钱玄同一生交游很广,他的日记也因此有了关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黄侃等许多历史人物的具体文字记录,这些都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钱玄同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学范围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以及音韵学等许多方面,他在日记中常有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治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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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师长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20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是很有名的教授,章太炎来北京讲学,他执弟子礼甚恭,马前鞍后唯唯诺诺,亲自为老师翻译,因为章的浙江话,很多北方同学听不懂。他的这种举动,一时传为尊师的美谈。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钱先生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先生到晚年时,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钱先生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钱先生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个人著作
       由于钱玄同多议论,少著述;加之他对于旧作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以致他的文章在他生前从来没有系统搜集,辑佚成册。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钱玄同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多人用做大学教材。
此外,钱玄同还著有:
《〈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国语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
《古音无“邪”纽证》(《师大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
《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
《说文部首今读》
《说文音符今读》
《中国文字学说略》(《教育今语杂识》1910年第1期)
《说文部首今语解》(《教育今语杂识》1911年第5、6期合刊)
《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论著。
1999年4月1日,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钱玄同文集》共六卷,文集几乎网罗了钱玄同一生的所有著述。《钱玄同文集》的出版,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国学研究、语言学和音韵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家庭成员
    父亲:钱振常,清光绪间举人,曾官吏部主事,晚年为绍兴、扬州书院山长;又在苏州工作。年六十二,始生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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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钱恂(1853~1927年),号念劬,清末曾任中国驻日本、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 主持湖北自强学堂。
      钱恂长早年奔走于薛福成、张之洞幕下,后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担任出使荷兰和意大利大臣,是晚清著名外交人才,和维新派、革命派都多有联络。其夫人单士厘裹着小脚随钱恂走遍世界,所留下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使其扬名至今。 
         1889年5月15日(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湖南按察使薛福成以三品京堂后补充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  钱恂受薛之命,整理宁波天一阁存书。1890年以直隶候补县丞随薛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为张之洞帮办洋务。1893年以盐运使衔分省补用知府,出任湖北自强学堂首任提调(1893年--1898年9月) 、武备学堂提调。钱出任湖北自强学堂提调期间,协助总办蔡锡勇为学堂聘请师资、制订章程、筹措经费、建筑校舍、管理师生、编订教材、组织教学。1898年蔡病逝后,学堂不再设总办,所有校务全由钱负责,为自强学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98年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为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参赞官。1907年,以江苏省补用知府出任荷兰大臣。次年改出使意大利大臣。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1914年6月,任北京政府参政院参政。著有《天一阁见存书目》、《二二五五疏》、《中俄界的疏注》、《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等  。
         1927年2月,钱恂病危,家族推选钱玄同主持丧礼,这一天的日记中钱玄同写道:“上午视大兄,据云心脏益衰弱,吃了些强心药,略见兴奋,但比昨天又大不如。弥留之际的兄长只是‘太太、太太’地拉住了嫂嫂,这样叫,真令人酸鼻。”第二天钱恂去世,在又次一日钱恂的小殓上,钱玄同本想不穿孝衣,不过最后还是穿了,只不过行的是鞠躬礼,而没有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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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钱恂夫人,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比秋瑾、何香凝出国都还早),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
       单士厘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以外交使节夫人的身份第一次旅居日本,还带二子一媳一婿赴日读书。居日期间,很快学会日语,能在无译员时,代任口译。由于语言交流方便,使她得以接触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写下许多记录日本的风土人情、名胜风景的诗文。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单一家离日本赴俄,后又遍历德、法、英、意、比等国,以及埃及、希腊等国的古都。多年的国外生活,使她深恨封建制度的落后与愚昧,反对妇女缠足,她还是我国较早使用阳历记录家庭账簿的人。宣统元年(1909)冬回国。
      单士厘以外交使节夫人身份,随同丈夫出国长达10年之久,游遍日本和欧洲各国,所到之处,观光名山大川,采集社会风土人情,并将所见所闻,撰写成《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帮助国内外有关方面了解东瀛和欧洲。
       单士厘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从深闺走向世界,得益甚多。她在著作中介绍国外的风土人情和古代神话故事,《归潜记》一书的《章华庭四室》和《育斯》两篇系统地介绍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是较早把欧洲神话介绍到中国的文学作品。
       她在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仍推崇祖国的传统道德,乃西方所不及。单的游记中,充满了反抗侵略和热爱祖国的精神。在写到沙俄士兵在我国东北杀人、强奸的罪恶行径时,呼吁人们“纵无器械”也要与敌人搏斗,“岂能默然待死”。
        单士厘一生有著作多种。《归潜记》、《癸卯旅行记》两书是其代表作,而《癸卯旅行记》则是迄今所知最早一部中国女子出国游记。另外尚有《受兹室诗稿》、《家政学》、《家之育儿简谈》、《正始再续集》等著作。在81岁高龄时,还完成《清闺秀艺文略》5卷。《清闺秀艺文略》在1929年,单士厘66岁时已完成,并请胡适作序,胡适在1929年4月23日写了《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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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钱秉雄,曾留学法国。
长媳络:徐幽湘,钱秉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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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子: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生于浙江湖州,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讲课。
1992年6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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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媳:何泽慧(1914年3月5日—2011年6月20日),女,核物理学家 。1914年生于江苏苏州,籍贯山西灵石。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工作期间,首先发现并研究了正负电子几乎全部交换能量的弹性碰撞现象。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工作期间,与合作者一起首先发现并研究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上世纪50年代,与合作者一起自立更生研制成功对粒子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探测器。在领导建设中子物理实验室、高山宇宙线观察站,开展高空气球、高能天体物理等多领域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何泽慧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空间科学学会原常务理事,中科院高能所原副所长。
       长孙女:钱祖玄。钱三强给女儿取名作祖玄,即纪念父亲钱玄同之意。
后世纪念
       2015年8月11日至9月10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新文 化 运 动 急 先锋——钱玄同文物展”,在鲁迅纪念馆奔流艺苑展出。该展览共展出81件文物,其中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展出有钱玄同日记、照片、信札、书法、学术文稿、书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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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玄同出生在浙江吴兴的一个贫苦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父生长在苏州。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亲自教他学习《尔雅》和其他儒家经典。长大后,钱玄同求知若渴,但因家境贫寒,只得四处借书自学。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碰到了学识渊博的徐元钊先生(江南最大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的楼主)。他改变了钱玄同一生的命运。徐元钊先生认定他是一个可塑之材,于是将他带回家,安顿在自家的藏书楼读书,还免费提供吃住。
      钱玄同在清光绪未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拜见章太炎(炳麟)于《民报》社,章太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同时听章太炎讲文学音韵学。结识的许多章门弟子,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宣统年间归国,任浙江嘉兴中等学校国文教员。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把文字音韵学精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来。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性格特点
        在钱玄同生活的年代,不少学者都激烈偏执,但像钱玄同这么极端,还真不多见。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作为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钱玄同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
        20世纪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从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20世纪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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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白话
       1918年,钱玄同开始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这一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他催生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同时也唤醒了鲁迅沉睡着的文学写作热情。由于钱玄同的不断约稿和催促,才使鲁迅创作了他的《狂人日记》。如众所周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胡适写作白话,时间更早一些。1917年10月,胡适把他一年来写作的白话诗编成《尝试集》,给钱玄同看,并请他作序。钱玄同在给胡适的白话诗作的序中,发挥了他对白话入诗的见解,以他汉语史的学术修养,从历史的变迁里阐述“言文一致”的道理:“我现在想: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代表现代中国新文学最早创作实绩的两部白话文学作品: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都与钱玄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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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半农
        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 新文学乃告成立。这样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问根底太深,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
         两位都没有活到很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曾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是实验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而已。刘半农往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去世,乃是以身殉职。钱玄同最后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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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
        钱玄同鲁迅闹得很不愉快。他们既是师出同门,又一起在《新青年》上打打杀杀,临了却分道扬镳。众所周知,鲁迅写小说,是因为受一个叫金心异的人教唆,金心异就是钱玄同。那时候,鲁迅埋头古籍,整日抄古碑,是钱玄同把鲁迅从古书堆里拉了出来,促使他成为新文化的一名旗手。可是钱玄同似乎更愿意和周作人做朋友,对鲁迅则敬而远之。
         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省亲时偶遇钱玄同。这两位章门弟子,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发生争执,不欢而散,从此竟断了往来!鲁迅和钱玄同共同的朋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及此事,并转述过鲁迅的自述。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后,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也说起这事:那天,他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马隅卿(孔德校务主任)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当时钱因信奉疑古学派而常署此名。在钱玄同看来,是鲁迅给他吃了一个“闷葫芦”,之后就“自然回避了”。 
       客观地说,钱玄同和鲁迅还应该算是同路人,他们的方向大致相同,只是在小岔道上有些分歧。人各有志,钱玄同的奋斗目标,和刘半农一致,是语音方面的革命。刘半农带着大批科学仪器,从法国载誉归来,钱玄同曾非常激动,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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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玄同在治学和为人上和长兄都颇有相似之处。钱恂生平不以学问名世,不过作为一个外交人才,他以出色的眼光将大量当时的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使钱恂的名字至今在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很多学科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但钱恂本人最钟情的还是小学。他晚年提到自己一生的著述时,首列音韵学著作《韵目表》,称 “生平所撰此最精,刊亦最早”。其夫人单士厘也说“夫子好治小学暨韵学”。由此观之,将小学视为钱氏家学也是有相当根据的。
  钱玄同当年以“十分话说到十二分”著称,他的“废汉字”、“人过四十”皆可枪毙的口号都是耸人听闻之论。而兄长钱恂当年在朋友圈内,也是以偏激闻名。眼见国家衰弱而深感救国乏术,钱恂常发一些峻急的言论。
  早在1895年钱恂就曾在私下对宋恕说“黑发者种类不佳”,搞得宋恕只好以“不敢苟同”相答。1898年,他又在京城中大发高论,认为中国必将分裂, “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为此张之洞还得为他打圆场。钱玄同这位长兄的爱走极端之性情可见一斑。 
  钱玄同推崇一夫一妻
  长兄对钱玄同的另一至大影响是替他定下了终身大事。钱玄同的夫人徐婠贞也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1876年)的举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职,在绍兴建了一个很著名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经年。而父亲徐元钊又是钱振常当年在龙门书院时的门生,钱徐两家堪称世谊。
  1904年冬,由钱恂做主,钱玄同和徐婠贞订婚。不过对于这宗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钱玄同似乎一开始就有抵触情绪。观其1906 年5月述其结婚前后的日记,仿佛是看客看了一场别人的结婚,全无一点喜悦或兴奋之情,而多是对结婚前后烦琐礼节的厌恶,他的新婚之夜是用“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而概括的。 
  黎锦熙称钱玄同为“纲常名教中的完人”,而他最为推崇的是钱玄同在夫妻一伦上的态度: 
  尤其是对于“夫妇”一伦,他自己的操守,竟非揎拳怒目要维持“旧礼教”的老头子们所能及其万一……他的太太于民国十三年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直至现在尚未复原。钱先生尽力医药,“大世兄”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钱先生爱访友谈天,但向来不欢迎朋友们到他家里去,所以我二十年之久,只到过他家里一次。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向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有时报告我:“今天我又掉了车轮子”(原注:古典“脱辐”二字之白话翻译也,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别扭) 。
  黎锦熙的立意全在从道德伦理的立场表彰钱玄同,却也说出不少令钱玄同并不舒畅的婚姻状态。后来钱家兄弟作回忆父亲的文章时说,“他和我们的母亲虽是旧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谐”。这多少有点为亲者讳的意味,多年以后遥忆当年的家庭氛围总会有些温暖的色彩。
  实际上,钱玄同和夫人的不尽和谐在圈内几乎人所共知。王森然就说,钱玄同“对家庭生活颇冷淡,眷居北平,不常家宿,前住师大宿舍十余年,后住孔德学校亦十年有奇”。而无论干什么、“无论何时,未尝见其携眷也”。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夫人、医生杨步伟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25年的一天,钱玄同很着急地到杨步伟的诊所,“可是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所以然来,在房内走来走去半天才对我们说他的太太要死了。我问是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他说妇人病不肯看,我笑说休息休息也许会好,钱一定说不会好的。他又说和他太太很早结婚虽无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侣了”。
  1926年初,钱玄同太太的病被确诊为子宫颈肿瘤,采用的是当时非常少见的放射疗法,费用也是相当昂贵,每天要20大洋。而且病情曾发展得非常严重,一度被告知病危,这使钱玄同精神和经济上都非常紧张。在次年他给胡适写的信中有“一年多以来,贫(我)病(我妻)交攻,心绪恶劣,神经衰弱”之语,说的正是当时的情景。也许正是丈夫和儿子们的精心照顾,徐婠贞较丈夫多寿。1949年2月徐婠贞去世,那时解放军刚刚进城,儿子钱三强正准备在新政权下大展身手,而当时距钱玄同去世已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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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氏家族后继有人
  钱玄同和徐婠贞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三个早夭。父辈的地位和资源明显惠及后代,钱家成年的三个儿子非出自北大,即出自清华,长子秉雄和次子三强还曾分别留学日本和法国。而钱三强在今日中国的知名度已远超乃父。 
  对于父亲的教育和影响,儿子们在不同场合的回忆中,都提到父亲趋新开放的态度:让孩子们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自己选择学习的专业。这也是和当年钱玄同公开言论中的形象一致的。1919年钱三强入小学,这一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些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 
  钱玄同确实是以做“新中国的新人物”的目标来塑造自己的下一代的。兄弟三人先后就学的高师附小和孔德学校均是中国率先采用白话文和注音字母来进行启蒙教育的。钱三强后来说:“1919年我入小学的时候,读的是‘人、手、足、刀、尺’和注音字母,父亲为我订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作为课外读物。”与钱玄同当年站在书架前读《尔雅》识字相对照,两代人幼年教育的差异无疑是巨大的。
  1933年,20岁的钱三强正在清华大学学习,那年的“双十”节,钱玄同题赠儿子“从牛到爱” 四个字,鼓励钱三强要有牛劲,要学习牛顿和爱因斯坦。这四个字体现了钱玄同期望儿子成为与自己和父祖辈完全不同的“新人物”的心情。钱三强把这四个字当作座右铭,终生挂在室内举目可及的地方。如今这四个字刻在了北京福田公墓钱三强的墓碑上。 
  不过,在家庭这一私下的空间里,钱玄同也有和当年的公开言论不尽一致,甚至是相反的时候。1938年的元旦,正在巴黎求学的钱三强,收到了父亲久违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谙悉。我才尤短,更绌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民国五年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从光宗耀祖到保存国粹,字里行间,显示的是与当年的公开形象截然相反的钱玄同。但如果能够知道,早在1920年钱氏给胡适的信中就说,看见自己在《新青年》时的旧作“惭汗无地”,1927 年时更说自己数年前的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那么,这封信中所显示的立场和情感也就不足为奇,而且后人也不至于仅以五四时期的公开言论来单向度地理解钱玄同了。
  事实上,新文化人在言论和行动、公开主张和私下认知、思想议论和立身行事、新文化的潮涨之时和潮落之后,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分裂。胡适所说的“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透露的正是此中信息之一。 
  也许,钱三强是能够部分地理解父亲的情感的。1947年,钱三强归国前夕,他和何泽慧的长女出生,钱三强给女儿取名作祖玄,即纪念父亲钱玄同之意。钱玄同一生反复改名,以名字言志。地下有知,对儿子的用心,当会心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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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玄同其人其事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法没袈裟。
  推翻桐选驱邪鬼,打倒纲纶斩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这是钱玄同写于1934年的一首诗。诗的中间4句所张扬的战斗精神,可谓他一生的真实写照。白话文学、新式标点、改直行为横行、废圣逆伦、用夷变夏、汉字革命等等,桩桩件件,都与钱玄同紧紧相连。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的呼唤与呐喊,是那么的振聋发聩,启人心智,引领青年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深衣爬翁
  他自幼便受传统的旧式教育,父亲是他的授业先生。还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作为臣民不能直呼皇帝的名字,所以,书写时,有些字是一定要改变原来的字形,如“玄”字要去掉末点,因为康熙皇帝名玄烨;“顒琰”的“顒”字要割去右边“頁”的两只脚,“琰”字右边的“炎”,下边的“火”要换成“又”字,因为嘉庆皇帝名顒琰;“寧”字要借用“寗”,因为道光皇帝名旻寧。还有什么“国朝”、“圣断”、“芝殿”等等,这些烦之又烦的鬼玩艺儿,使年少的钱玄同受害匪浅,以至到12岁,当他看到一本日本人编的《万国史记》中,直呼满朝皇帝的名字时,竟然很不自在,感到很难过。
  然而,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岁月,20世纪初,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各类反清言论和书刊已成浩然之势。国学大师章太炎鼓吹排满革命,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真如平地春雷,石破天惊。他正是在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忠君保皇的思想突然来了个底朝天,这一年,他16岁。他说:
  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方恍然大悟二百年以来满廷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呀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1906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次年,他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改名为“夏”,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夏”是“中国人也”。那时候,日本称中国为“清国”,而轻蔑的称呼则是“支那”。可是,他宁可说自己是“支那”人,也从不称自己是“清国”人,他辩解说:“因为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的确确不是清国人。”
  1908年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日本房东悲悲戚戚地端出素菜来,钱玄同很不解,房东又挂着一副悲哀的脸色说:“因为贵国的皇帝、皇太后崩御了,这是贵国的哀日,所以……”房东的话还没说完,他已把那些素菜碗碟一一摔破,气愤地说:“这是对我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快步走上街头,本想到中国人开的饭店,大吃一顿,没想到这些饭店的中国老板,竟如丧考妣,统统关门志哀。无奈之下,他只得买了猪肉和牛肉罐头,和着已经冷却的饭菜,美美地开了荤,以示喜悦的心情。
  他还特意做了一份《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这种繁琐的纪年法,他也觉得“过于迂谬”,然而,他的愤激的“排满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他终于盼到这一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终于崩溃。次年3月,他到浙江教育司做科员工作。一天,他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班。据《礼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这一身古怪的行头,令同事感到滑稽好笑,而他却借此表达强烈的仇满复古的意识。还是在东京留学时,他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师从章太炎,每当章太炎讲完课,大家在塌塌米上席地而坐时,他的话匣子便最先打开,说起来就像连珠炮似的。而且,他最易激动,谈到精彩处,不由得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送了个雅号“爬来爬去”,又称“爬翁”。
  宣统被赶下皇帝宝座,可是,没多久,袁世凯又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做起洪宪皇帝。这一切令钱玄同感到十分痛苦,他说:“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返古复辟,倒行逆施,率致败亡也;于是他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溥仪在张勋辫子军的喧嚣中,又狐假虎威地复辟了帝制。民国初年的这些乌烟瘴气,将钱玄同憋闷得进退维谷,他开始反思,所谓国粹便是帝制思想的总根源。
  溥仪的皇冠被打落了,可是,居然还在故宫内做起国中之国的“皇帝”,对此,钱玄同极不赞同,至于民国政府给这位倒台皇帝的那些优待条件,他更是感到莫名其妙,岂有此理。他发表文章敦促溥仪废除伪号,搬出伪宫,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民。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溥仪不得不搬出故宫。钱玄同得知后,立即在《语丝》上发表《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他在文章中,对皇帝表示最轻蔑的态度,将之与强盗、瘪三、青皮、痞棍、地主、王爷并列而称,说他们虽然贫富苦乐不同,但都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健全的人。文章说,如今,溥仪“超出帝籍,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了!爱新觉罗·溥仪君!我很诚恳的向你道喜:‘恭喜,恭喜!恭喜您超升啦!’”
  他给溥仪指出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看看《新青年》和《晨报副刊》,补习一下科学知识,选读几篇白话文,二年后报考高中或大学预科,或到国外去留学,千万不要去读二十四史。他是在提醒溥仪,千万不要再去做皇帝梦,千万警惕那班封建的遗老遗少,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引颈而望,企图复辟帝制。事实证明,他的警觉是很有预见性的,不几年,日本军国主义便把溥仪居为奇货,封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实行血淋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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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狮子吼
  1913年,钱玄同来到北京,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兼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第三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国文部,他又改任国文部教授,兼北大文字学教授。1917年1月,蔡元培执掌北大,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召来了新派领军人物陈独秀,于是,北大兴起了新文化的波澜。钱玄同的《致陈独秀信》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时在《新青年》发表,他在信中说:
  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Grammar,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其实,他在日本留学时,因追随章太炎而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时,便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了,算来已早于《新青年》10年左右了。当时,在北大执教的学者,多是章太炎的门生或故交,对文学革命大多采取排斥的态度。而他作为章门高足,且又是名流学者,他的加入《新青年》的行列,其影响肯定是非同一般的,难怪陈独秀在给他的复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
  1917年8月1日,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建议《新青年》顺应潮流,由直式改为横式,并且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那么,自己就“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像胡适那样,尝试着做白话文,“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他还提出,文章不要盲目用典;小学课本、报纸旁要标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使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文章书写改直行为横行,自左而右,横迤而书等等。这些科学而又大胆的建议,后来大多被采纳并应用至今。
最初,文学革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尽管《新青年》主动挑战,而旧派学人却悄无声息,没有摆出接招的架势。这怎么行呢?可是,又怎么才能打破沉闷的局面呢?于是,钱玄同、刘半农双双演出一场“苦肉计”,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了一封信,把自己装扮成顽固派,放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攻击新文化运动。然后,刘半农再写《复王敬轩书》,对之进行逐条批驳。两封信同时刊于《新青年》。
  这下终于捅了马蜂窝,旧式文人纷纷致信声援“王敬轩”,并发泄对新文化的仇恨,正如郑振铎所说:“这面‘文学革命’的大旗的树立是完全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始而漠然无所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与辩,终而却不能不愤怒而诅咒着了。”“双簧”戏收到了效果,原先的冷清场面驱之而去,所引发的恰恰是钱玄同等所期待的“文学革命之反响”。
  这期间,他给陈独秀频繁去信,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言辞尤为激烈,认为陈独秀“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他认为,“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其理由是,汉字创造之初,我们本无所谓学问。只是诸子百家后,汉字才发挥了学术的作用。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所谓学问,便成了孔丘的一家之说。所谓四库全书,多是教忠教孝之书,“所谓史书,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的杀人放火的账簿”;还有什么“王道圣功,文以载道”,“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所以,他说:“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致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他有意发起一个国语运动。1925年,他与刘半农、赵元任、黎锦熙、汪怡、林语堂等,共同讨论国语运动的问题。每周他们都要聚餐一次,大家轮流做主席,专谈“国语罗马字”问题。1935年9月,他在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当现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时候——‘学士大夫’们拼命开倒车的时候,忽然有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发生,这是极有意义的,极值得注意的,我说,这真是黑暗中放出来的一线光明!”他认为,国语运动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它的口号应该是:“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
  早在1918年,他就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我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做。”他对国人的呼唤呐喊,就是要国人从蒙昧之中惊醒,再也不要故步自封、妄自尊大了。他说:
  适用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若说科学是墨老爹(按:指墨子)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之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后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败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
  如此对“国粹”的批判,眼界之高远,胆略之豪迈,语气之激烈,深深地打动了有志振兴中华的读者的心。有读者投书《新青年》称赞:“钱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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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吹学子
  1918年,钱玄同与陈大齐在《新青年》上相互通信,就“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的话题,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陈大齐在信中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陈大齐还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外科医生。那位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便拿出来洗一洗,然后放在院子里晒,没成想让从天而降的老鸦衔走了。这位医生很聪明,便给这个人换了狗眼,于是,从此以后,这个人香臭不分,把粪当做香喷喷的食物来吃。陈大齐说,“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恨不得人人都换上一只狗眼。所以,保护眼珠和换回人眼,“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选钱玄同对此深有同感,指出,那些张口纲常名教、闭口祖宗之法的人,就是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他给陈大齐回信说:
  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努力去换回人眼来,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惟一大目的。《新青年》出了将近30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愿我可爱的支那青年做20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撕毁19世纪以前的“脸谱”,……但想就着淘粪坑扬臭气的方面去做,能得“熏染未久的那班纯洁的青年掩住鼻子逃走”的多几个,那就欢喜不尽了。
  他热爱青年,关注青年的教育。1919年,他发表《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提醒全社会都“要以青年的前途为重”,帮助青年辨别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恶,热诚地指导青年去迎接新社会。他特别提出教育者的天道人心,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教育青年,而万不可敷衍于“乌烟瘴气”的旧社会,做那丧失天良的“贼夫人之子”的勾当。
  他毕生从事教育,可谓桃李满天下。可他对学生却从不端师道尊严的架子,一直都是春意融融,诲人不倦。他给学生写信,总以“先生”相称,而自己则谦称“弟”,于是,有些学生诧异起来,钱先生怎么称我为“先生”呀,是不是他不认我这个学生了。他知道后,又将“弟”改称为“兄”了。他的学生魏建功回忆,章太炎最后一次来北平时,钱玄同向太炎先生介绍:“这是魏建功,北京大学的同事。”这令魏建功十分感动,他知道,钱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在师传一种美德,那就是不要在学界自立门户,先生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循循善诱”而“无拘牵墨碍”的引导后人。
  钱玄同常说这样的话:“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在新文化运动中,抱守国粹不放、诋毁文学革命的守旧派中,不仅有老一辈,也有年青的一代。他认为,老的顽固派必然要“拿青年来‘倒悬’”,如此头足倒立,本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而悲哀之处在于,你去解救他,“他还用嘴咬我们的腿,用脚踢我们的手,大骂我们不该头向天,脚踏地,说非倒立不可呢?选”这些无知青年自以为“略读几篇唐宋古文”,便盲目地反对起文学革命。他不免担忧起来,“这班已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该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
  他再清楚不过了,青年消沉而又守旧的根子在于,其成长环境充斥着封建主义的毒素。1923年,有本《小说世界》甚为流行,这是本专给“拖辫子和缠小脚的人们消遣消遣”的杂志,他坚决反对青年去阅读这些杂志,因为,这些“消遣”的文章专以描写嫖赌、纳妾以及杀人不眨眼的侠客,而反对妇女剪发、生育限制、自由恋爱,专“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给青年的身心和未来造成极深的毒害。事后,他在解释为什么如此批评《小说世界》时,曾这样语重心长地说:“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这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是一定能做的。”
  正是因为如此,他才看出是死文字将青年引入冷寂的旧文学的冰窟窿,所以,他在情急之下喊出了“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的口号。他可真是呕心沥血,硬是要将鲜灵活跳的青年,引入朝气蓬勃的新文学的康庄大道。他不仅仅是旧文化的破坏者,而且是新文化的创造者。还是在1918年,当他与陈大齐讨论“保护眼珠,换回人眼”时,便着手新教科书的编写。当时,全国小学教科书都是文言文,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上,公推钱玄同为编辑主任,这是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他尤为感奋,一年级第一册的国语课本,就是他与马裕藻、陈大齐合编,由徐悲鸿作插图。在他们所选编的教材中,有琅琅上口的民歌、情趣盎然的童话、生动感人的故事,而且,每个字旁都标有注音符号,可谓筚路蓝缕,革故鼎新。
他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青年,唯恐社会上的恶浊环境浸染了纯洁无瑕的青年,他是这样教诲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忱,他说:
  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多分析,研究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其次,对于古书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样对于制度的由来,文化的变迁才能弄明白,弄明了有两个好的结果:一是知道现在不适用的,在过去某时代是很需要的,这样便还它在历史上的价值;一是知道在前代很有价值的,到了现在,时代变了,早已成为僵尸了,无论它在历史上有怎样的大功效,今天总是要不得的。这样便不至于贻害今人。……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
  性情中人
  钱玄同是个性情中人,为人率直而坦诚,为文峻急而狂傲,透着一股霸气。他和黄侃、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学生,黄侃称他为“疯子”,鲁迅则说:“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鲁迅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他的催促下写出来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这时,鲁迅已成为左翼文学之魂,受到青年的爱戴和颂扬。钱玄同对此不以为然,发表文章指出,鲁迅“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同时,他又指出鲁迅的三点短处:多疑、轻信和迁怒。他担心鲁迅所提倡的“小品文”和“幽默”文学,容易将青年引导到“冷酷”和“颓废”的路上去。这就是钱玄同的独特个性,他和五四那代人中的陈独秀、胡适相似,评人论事,不挟私见,力求公允,所谓“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1917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看到胡适的白话新诗,便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批评胡适的几首新诗,还没有完全摆脱旧文学的拘束,并说:“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当尽量用白话去作才是。”胡适是个很有雅量的人,且这些中肯的意见,都是胡适所乐于接受的,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自此,白话诗中再也不用文言了。后来,他们之间多次通信,讨论新诗,有人曾夸耀钱玄同是“一函推旧论,数札建新诗”。
  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之中,他讨厌中年人的固执和专制,曾经偏激地说:“人到40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1927年9月12日,在他满40周岁时,朋友们有意和他幽默了一把,纷纷写出讣号、挽联、挽诗,说他已届枪毙的年龄,准备在《语丝》上发刊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没有刊行。不过,第二年,他的朋友胡适还是没有忘记此事,特意作了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岁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草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他爱和友人“侃大山”,并留下许多有趣的掌故。每至讲课困倦,他便上好友家去谈天,山南海北,古今中外,云山雾罩,也不知疲倦,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说自己是屁股生了根,挪不动脚步了,以后,凡是去朋友家聊天,他便称之为“生根”。他离家远,中餐多在小饭馆用,遇有与朋友谈论问题,时间往往不够用,于是,便和朋友去饭馆定“雅座”,边吃边聊,他称之为“雅”。如果在朋友家吃饭,他便笑着说,这是“骗饭吃”,或者说“某人赏饭吃”等。他爱访友谈天,可却从来不邀朋友到他家去,据黎锦熙先生回忆,与钱玄同的20年交往中,只去过他家一次。
  他的好友周作人评论他好走两个极端,言行“不免有些矛盾地方”。他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自己是像梁任公那样,“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1930年,他曾计划出版文集。可是,在搜集文章时,他自己犯起了难。因为,他早年复古,笃信古学,如今提倡新学,批判复古,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于是,他又定了一个原则,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章,一概不收。然而,过不了几天,他又拍着桌子,敲打着所选文章,大叫起来:“简直都是废话,完全要不得!”他眼里容不得砂子,对人对事力求完美,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自己。
  毫无疑问,他是个新派人物,可是,其婚姻却是最具典型的旧式婚姻。1924年,夫人徐氏大病一场,走鬼门关闯了几个回合,生命虽然无虞,却落下了病恹恹的身体。他毫不嫌弃,尽力医治,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有朋友劝他纳妾,因为,一妻一妾在当时本是件很风光的事情,况且,他的家境也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他却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从不作狭斜游,说如是那样,将对不起自己的学生。他一辈子没有交女朋友。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说自己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贯于给人家拿外套,自然不能取悦于女人。当然,他也感觉生活枯燥而乏于情趣,私下也向朋友诉苦,说自己有些“天鹅绒似的悲哀”。他和夫人也不是天天相敬如宾,也常有口角之争。这时,他便告诉朋友:“今天我又掉了车轮子。”这是古语“脱辐”二字的白话翻译,意为夫妻不合。尽管如此,他这一生于“夫妇”之伦,则是恪守不渝,始终如一。
  1937年,他病困沦陷的北平。他的学生魏建功南下之前,他给魏建功刻了一枚图章,文曰:“钱夏玄同”。这是他早年反清革命时的名字,此时重用,可见敌忾之意。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拒绝与日本人见面,并向西北联大回来的北师大秘书说:“请转告诸交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
  国破山河碎,他的心情极其痛苦,多年的高血压病更是一日甚似一日。1939年1月17日,他终因脑溢血病逝北平。此时,他的同事、学生多已离开北平,所以后事办得比较冷清。到了5月5日,远在陕西城固的北平师范大学闻讯后,在西北联合大学内举行“钱玄同先生追悼大会”,又印刷出版了《钱玄同先生纪念集》,其中辑录的北平师大的祭文,可算是对他一生的最为精确的评价:
  呜呼先生,一代宗师;学出余杭,不囿藩篱。文字音韵,博采群规;金石甲骨,剖难析疑。不惟阐古,抑且开今;编《新青年》,满纸瑶林,作狮子吼,发海潮音;鼓吹学子,一扫阴沉;五四运动,赖有指针,文艺复兴,匪异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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