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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雨巷诗人 戴望舒  

2017-03-10 10:04:10|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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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诗人 戴望舒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戴望舒(1905年11月15日-1950年2月28日),名承,字朝安,小名海山,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人。后曾用笔名梦鸥、梦鸥生、信芳、江思等。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翻译家。
      他先后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过三篇小说:《债》,《卖艺童子》和《母爱》,曾经和杜衡、张天翼和施蛰存等人成立了一个名谓“兰社”的文学小团体,创办了《兰友》旬刊。
人物经历
1913年,入杭州鹾武小学读书,开始拥有私人阅读空间,阅读古典说部和《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
1919年,考入宗文中学。
1922 年8月,首次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小说《债》,载《半月》第1 卷第23期。9月,与张天翼、施蛰存、叶秋源,李伊凉及马天骚等在杭州成立兰社。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师从田汉,在校期间,学习中外文学和革命理论,参加实际斗争。
1925年6月,上海大学被封。秋,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
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
1927年写的《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
1932年,任《现代》编辑。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
1935年春,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回国, 开除原因一说是在中法大学学习1年多时间,不上课,不按时交作业,年终也不参加考试,到了期限即回国;一说是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游行,法国警方通知中法大学当局, 这个学生不能再留法国。3一4 月,乘船回国到上海。不久,与施绛年解除婚约。先开始筹办《现代诗风》杂志。
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1937 年1月第3 本诗集《望舒诗稿》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抗战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耕耘》杂志。
1938年3月,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月,抵达香港。8月,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
1939年3月,“ 文协”香港分会成立, 为适应环境,改称为“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 ,戴望舒当选为首届干事, 同时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周刊编辑委员。
7月,和艾青主编《顶点》。10月,参与“ 文协” 香港分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华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联合举办的“ 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 的策划和筹备工作。
1941年底,因宣传革命,被日本人逮捕入狱。
1943年1月,给穆丽娟寄“离婚契约” 。5 月30 日,与杨静( 丽萍) 在香港结婚。
1946年3月,全家赴上海。8月,经周煦良介绍,任暨南大学教授,教西班牙文。
1947年7月,因参加教授联谊会、支持进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暨南大学解聘。8月,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唐诗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同时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音韵学。
1948年5月,因参加教授罢课, 被上海市立师专校长串通地方法院,污陷控告,说是香港汉奸文人,出票传讯,被迫离沪,携妻女再度赴港。
    1949年2月,与杨静离婚。3月,离港抵北平。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
    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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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经历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然而三位女性却并没有哪一位能与他相持一生,最后只留下令诗人的一生难以释怀的爱情悲剧。
       1927年,大革命失败,戴望舒、杜衡到松江县施蛰存家避难。这个时期,戴望舒爱上了施蛰存的大妹妹施绛年。施绛年虽然比他年幼5岁,却因受到良好的教育,懂得感情,开朗、活泼、富有个性,不像戴望舒那样既冲动又忧郁内向。两人性格上的差异造成彼此感情上的不平衡,再加上戴望舒童年一场天花后脸上留下的瘢痕,也使施绛年不悦,这给他们的爱情蒙上了阴影。1928年,戴望舒以跳楼相逼,施绛年无奈只得接受戴望舒。1931年,两人订婚,施绛年此时实已爱上他人,便以希望戴完成学业以保证以后经济无碍催促他出国读书。第二年,戴守约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没过多久便传来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戴望舒伤心不已,无心学习。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证实施绛年已移情别恋,他便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结束了这段长达8年的苦恋。
       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住在刘呐鸥的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为了抚慰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小他12岁的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1936年,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穆丽娟是仰慕他的才华与他走到一起的,两个人本应该有很好的婚后生活。不幸的是,戴望舒根本不懂得怎样去爱一个女人,在家只顾自己读书写字,很少与妻子交流,直把一颗爱着他的心,降到冰点,离开他时,他才后悔,再次以死相逼,然而这回也没能把妻子逼回来1940年冬,戴望舒无奈离婚协议上签字。戴望舒无奈的再次陷入爱情的悲剧之中。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出了种种努力希望挽回,然而杨静心意已决无法挽回,戴望舒只得一直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杨静无奈之下与姓蔡的青年相偕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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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书如命
      喜欢看书和买书是文人的共同爱好,戴望舒嗜书如命。喜欢书的文化人,即使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光是看一看,摸一摸,也会感到其乐无穷。戴望舒最喜欢逛塞纳河左岸的书摊,他说:“就是摩挲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塞纳河又是这样的窈窕多姿!”戴望舒留学法国期间,虽然衣食无着,人在异乡,但只要手上有钱,总会量力而行,日积月累,竟然买了不少书。好友施蛰存对此艳羡不已,写信给戴望舒时说:“听说你有许多书运来,甚想早日看见。”施蛰存也经常委托他帮忙买书,两位好朋友在面对好书时,总是不可遏止地想着要去拥有它。施蛰存讲到戴望舒在信中所讲的巴黎书业的盛况时,总是会发出可怜兮兮的叹息:“我只恨无钱,不然当寄你三四百元给买大批新书来看看也。珍秘书之嗜好至今未除,希望继续物色,虽无书寄来,目录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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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戴望舒能在文学史上留名最大的原因是他所创作的优秀的诗歌,他本人也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因
为其风格独特的诗作被人称为现代诗派“诗坛领袖”。1927年,他的诗《雨巷》显示了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而1929年所创作的《我底记忆》则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钱理群)
      戴望舒诗歌中的忧郁情思为基点,诗歌中所蕴含的既有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首先,戴望舒的爱情诗在表现爱情的隐私性以及表现爱情时多运用女性意象方面,明显地受到晚唐诗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对温、李诗歌相思主题的现代连释。同时,爱情成为诗人人生体验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体现了戴望舒诗歌的现代性。综言之,戴望舒的爱情经历是现代的,爱情特质是现代的,但他所赋予的表现形式却是古典的、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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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戴望舒诗歌中的悲秋主题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诗人以咏秋的传统题材来呈现现代人寂寞与青春烦忧的感伤情怀,加强了诗歌的审美张力。而理解隐藏在悲秋主题背后的死亡意识则能更好的理解诗歌中的忧郁情感。分析戴望舒的《致萤火》等诗篇,我们还可以发现诗人的死亡想象与书写方式属于典型的道家文化系统。最后,戴望舒诗歌中的田园乡愁与牧歌情怀是一种传统的人间情怀的流露,深具东方诗的神韵,而漂泊的、倦行的旅人形象不仅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羁旅者形象的影响,同时寻梦者与夜行人形象又明显地带有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构成了一个带有现代性意味的创作母题。作为一位深受中西文学和文化影响的诗人,戴望舒积极寻找中西诗歌艺术的融合点,创造出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诗。戴望舒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启示现当代作家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中国新诗的创作,应该以民族文化审美心理机制为基础,以民族精神为灵魂,来吸收外国文学的艺术营养,建构具有现代这一时代特色的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李伟超)
后人纪念
       戴望舒纪念碑牌位于法国里昂大学的校园内,碑牌位于一丛丁香花旁,纪念牌上用中文写着:“纪念中国诗人戴望舒里昂中法大学学生”。1932年-1934年,戴望舒在此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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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爱八年的初恋,趁他出国时劈腿,两任妻子红杏出墙,离婚后发誓老死不相往来。为了维护爱情,他曾服毒自尽,他就是写出《雨巷》的诗人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每当读到戴望舒的《雨巷》时,诗文仿佛化作了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从江南深巷里款款而来。
       能写出如此情意绵绵的情诗的,哪个姑娘不为他感动?可惜,诗里的丁香姑娘,还真不吃戴望舒这一套。这位姑娘叫施绛年,小戴望舒5岁,身材高挑,气质优雅娴静。
      当时戴望舒初入诗坛,被施蛰存发掘,二人关系相当不错。戴望舒经常跑到施蛰存家里小住,一来二去,认识了施蛰存的小妹——17岁的施绛年。
         戴望舒见这位佳人,“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不禁怦然心动,并对佳人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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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才子竟为自己神魂颠倒,施绛年心里飘飘然,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但戴望舒忧郁沉静的性格,和那张因为儿时得天花而落下的麻子脸却让她爱不起来。她不拒绝、也不接受,跟戴望舒玩起了暧昧。
察觉到自己只是施绛年的特级备胎,戴望舒慌了神,开始甜言蜜语轮番轰炸。
“你会把我孤凉地抛下,独自蹁千地飞去,又飞到别枝春花上,依依地将她恋住。”
“回来啊,来一扶我的伤痕。”
“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虚弱的手把握着你。”
施绛年被缠得无可奈何,开始躲避戴望舒。戴望舒将此举视为对自己人格和生命的蔑视,感到屈辱的他,找到施绛年,说,如果你不答应与我交往,我便跳楼殉情。
    施绛年一时心软,勉强答应与他订婚。不过条件却是:戴望舒要出国念书,拿到学位,有固定收入。
戴望舒二话不说,踏上“达特安”号邮轮远赴法国。法国高昂的费用,使生活艰难无比。他趴在小小的书桌上,翻译一本又一本书,补贴家用。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却忘不了给心爱的人写信。
     然而海对岸的回音越来越少。在这孤苦伶仃的境况下,施绛年移心别恋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搅得思绪全乱,而学业,早已无暇顾及。1935年,戴望舒参与反法西斯游行,被大学开除,丧失学位遣返回国。
施绛年当时支开戴望舒去法国,本是无奈之举。在戴望舒离开后,换得自由身的她恋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这在当时是个时髦的职业)。
    在法国忍辱负重3年,换来一个背叛的结局,令戴望舒悲愤交加,他当众狠狠甩了施绛年一个耳光,八年苦恋,至此结束。
      然而“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的烦扰,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青梅枯萎,竹马老去,从此我爱的人都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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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与第一任妻子穆丽娟
         1935年的夏天,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仿佛又回来了。深陷失恋苦痛的戴望舒,遇到了18岁的穆丽娟,和初恋的姑娘一样的恬静,一样的芬芳。他和穆丽娟结婚、生子,弥补了与初恋的遗憾。
可婚后的戴望舒,埋在故纸堆中,虽然给了穆丽娟优渥的生活,却从来不关心她的喜怒哀乐。看到丈夫写下的诗句:“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就是我每天在浇灌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她更感不平,丈夫分明还在惦念着“幽兰”施绛年。
      多年以后,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依然不忘“控诉”戴望舒:“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平了。”
悲伤绝望的穆丽娟回到上海娘家。光怪陆离的上海滩,总能带来新奇的事情,穆丽娟在上海滩遇上了时任《宇宙风》的编辑周黎庵,此人与戴氏夫妇也是老相识。
        周黎庵见穆丽娟为了戴茶饭不思,陪她喝酒逛街,听她倾诉满腹心事,穆丽娟被这蓝颜知己感动得心潮澎湃,二人日久生情。
      回到香港后,穆丽娟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无法接受,冲动的他再一次以死相逼。可穆丽娟完全不吃这一套,铁了心地要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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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望舒服毒自杀,被抢救回来后,穆丽娟甩下一句话:“今天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因为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始至终就没有爱过你!”
      1942年,在大同图书印刷局,戴望舒结识了抄写员杨静。这个16岁的女孩有着“精致的五官,鲜明的轮廓,一双广东人的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小巧玲珑的身材,闪着光泽的浅棕色的皮肤,是个美人。”
戴望舒与杨静年龄相差21岁,杨静的父母极力反对,但杨静还是冲破世俗的阻力与戴望舒结合。
      戴望舒依靠在文学界的名望,写稿、教书、编杂志,收益颇丰。他对娇妻有求必应。婚后,杨静的生活一度极为奢侈,住洋房、开豪车,业余玩玩马术。
       1946年,戴望舒身体急转直下,财富状况大不如前。杨静想学声乐,戴望舒四处求人,借了架钢琴,供她玩乐。然而即使变卖家当,也无法再支撑妻子奢靡的生活方式。杨静在交际场上认识了一个蔡姓青年后,移情别恋。纵然戴望舒百般挽留也无用。
       多年之后杨静曾对一位记者说:“我那时年纪太轻,不理解望舒。”杨静固然爱财,但非见利忘义之辈。戴望舒与她隔着无法跨越的年龄鸿沟,也是两人婚姻中的最大问题。
        1948年,二人离婚,戴望舒摇着头说:“死了,这次一定死了!”他死于2年后,患有哮喘病的他因不慎打入过量的药物,经抢救无效去世。
        戴望舒一生为情所伤,但他依然相信爱情。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一一离开他后,他仍难忘昔日旧情,他会为初恋施绛年作词,会精心收藏穆丽娟的相册,提起前妻杨静时仍叫其昵称。他的爱就是那条幽深迂回的雨巷,混杂着湿气和丁香一样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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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望舒与施绛年、穆丽娟、杨静的爱情
    中国近代浪漫主义伟大诗人除了徐志摩以外,还有一位是戴望舒。他俩有太很多相似的地方;生在同一个时代;都是浪漫的诗人且早逝;生命中都有过三个重要的女人;心中最爱恋的女子都得不到,都以其倾尽感情换取叛离而终结。从他留下的爱情诗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一半的感情奉献给了他的初恋情人---诗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中的情诗几乎全为她而作。有人说,这是因为戴望舒易于冲动而又忧郁的诗人的浪漫气质与施绛年平和而又活泼的性格难于契合,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原因恐怕也是导致他与穆丽娟、杨静不能善终的一个方面。戴望舒与施绛年的爱情悲剧恐怕主要在于戴望舒把自己的执著给了一个感情上另有独钟的女子。
       戴望舒1905年3月5日生于浙江杭州大塔儿巷36号,祖籍江苏南京。现代诗人。又称“雨巷诗人”,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原名戴丞、戴朝安,字朝宋,又名戴梦鸥。笔名艾昂甫、江思等。“望舒”一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幽雅。
    戴望舒的父亲戴立诚,是北戴河火车站的一名普通职员;母亲卓佩芝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温柔,文学修养极高,从小就给儿子戴望舒讲《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和《天仙配》《梁祝》《宝莲灯》等民间故事,还给他整段整段地吟唱家乡戏文、打谜语、说歇后语等。催生并萌芽了戴望舒萌发文学创作的兴趣与爱好。戴望舒从小聪慧,天资过人。1912年,戴望舒随全家迁回杭州,父亲到中国银行任职。他八岁开始上小学,十四岁进了宗文中学。
    少年时期的望舒不幸感染天花,毁坏了他俊逸的面容,脸上落下坑洼的瘢痕。因为这一生理缺陷,少年时经常被讥讽和嘲笑,他总是默默地忍受着。那时候,他就立志于写作事业,悄悄努力,想证明自己比他们都强。1922年,十七岁的戴望舒联同张天翼、杜衡与已读大学的施蛰存创立兰社,并开始了文学创作。第二年秋,戴望舒考上了民国元老于佑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上海大学。后转入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在这里他充分发展自己的文学、诗歌才能的同时,还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思想进步,与好朋友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共青团。那时他写了一篇叫《回忆》的散文,记述他童年时代在北戴河发生与青梅竹马的曼云妹妹在海滩上玩耍,妹妹在拾贝壳时被海浪卷走,他气得晕过去。后来,他天天在海滨盘桓,有一群沙鸥从头上飞过,他想曼云已化为了鸥鸟,便给自己取名叫戴梦鸥、梦鸥生。
    望舒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总是追逐新的东西,接受新的思想。他第一次到北京,走进了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并结识了一批新兴文学青年,如姚蓬子、沈从文、胡也频、冯至、丁玲、冯雪峰等,收获很大。
    1925年6月4日,戴望舒参加上海的“五卅”运动,随即上海大学被封,他便进入法国教会举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法国神甫教授他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经典作品,戴望舒开始喜欢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作品。戴望舒最早的译诗,是在震旦大学读书期间将雨果的《良心》译成中文,开始了他的文学翻译生涯。
  在这个时期,望舒的感情生活中应来了一场恋爱的风暴。她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被这个美丽的少女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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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後,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後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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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绛年(1910—1964),上海女中学生,毕业后在上海邮电部门当职员。那时施绛年十八岁,正值花季,豆蔻年华、亭亭玉立。她性格活泼开朗,可爱调皮、面容妩媚娇柔。
    施蛰存是戴望舒好友,那时戴望舒写的诗并不被人看好,后来是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主推戴望舒的诗,并高度评价,使其一度成为可以与“新月派”诗歌比肩的代表。  
    1927年,戴望舒回到杭州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扩大反共,杭州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为安
全计,他又转到松江县施蛰存家中暂避。
        戴望舒被邀至施家小住的这段时间里,见到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刚开始,戴望舒还只是将她视作自己的小妹妹,但是,来往得多了,加上施绛年受其兄长的影响,对于文学也很钟情,时间一长,戴望舒突然发现已经爱上了这个小自己4岁的少女,他茶饭不思,神魂颠倒。施绛年小戴望舒五岁,她的个子很高,与一米八十多的戴望舒很相配,气质也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相似。但她的性格与望舒相反,她对戴望舒更多的是敬重之心,似乎无动于衷。与施绛年是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却羞于启口。
    戴望舒虽然已有诗名,才华横溢,但他自卑敏感,木讷腼腆,与女性交往时往往严肃有余而风趣不足。而施绛年则活泼好动,注重物质享受,像普通女孩子那样爱慕虚荣。性格的差距注定了这场爱情以后发展的无限波动曲折的命运。
    诗人的感情世界忧郁而强烈,敏感而多情。何以表情达意?唯有诗千行:“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她有黑色的大眼睛,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不是不敢,那是因为她是羞涩的,而当我依在她胸头的时候,你可以说她的眼睛是变换了颜色,天青的颜色,她的心的颜色。她有纤纤的手,它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她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温柔到销熔了我的心的话的。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一首接一首的情诗写给她,施绛年那么冰雪聪明的一个女子,会不知道么?其实她对戴望舒的感情早就心知肚明,就是对戴望舒写诗献爱不以为然,因为一个少女神圣初恋里是无法接受男朋友面部的瘢痕的。施绛年的冷漠让戴望舒痛苦不堪。施绛年不敢断然拒绝戴望舒,因为有碍于哥哥施蛰存的情面,也要顾及诗人的脸面,她闪烁其词地一直刻意躲闪着。有时候她也帮忙抄抄稿子,陪诗人散散步。另外也不排除她对诗人才情的赏识,希望他知难而退。戴望舒与施绛年的交往很频繁,施绛年以她少女的调皮,有时会允许他拥抱一下,或者轻轻吻一下面庞。他们有过林中漫步,有过恋人间常见的争执,有过爱情的迷失和反省。但施绛年又总是对他若即若离。被幸福陶醉着的施绛年,有时也会撒娇说:“追随我到世界的尽头。” 施绛年愈是不果断拒绝,戴望舒愈觉得有一线希望,他高傲而自尊的心不甘失败并越战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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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望舒在出版自编的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的扉页上,印着A Jeanne(给绛年)几个法文大字,并用拉丁文题上了古罗马诗人A·提布卢斯的诗句:
       Ie Spectem Suprema mihi Cum Veneril hari
       Ie teneam mor iens deziciente manu
  他自译为:“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据此向世人公开了他对绛年的感情,表达他对绛年感情的大胆、赤诚和刻骨铭心。
   尽管如此,戴望舒还是无法从这份无望的感情中走出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单恋者”(《单恋者》),他在《残花的泪》里幽怨着: “你会把我孤凉地抛下,/独自蹁跹地飞去,/又飞到别枝春花上,/依依地将她恋住.”他无助无望地徒劳呼唤《回了心儿吧》,“回来啊,来一抚我伤痕”, “爱一些些!我把无主的灵魂付你;/这是我无上的愿望和最大的希冀。”但他的呼唤没有换来回应,他被折磨得觉得自己《老之将至》。
    他对施绛年一往情深,有一天,戴望舒与施绛年最后摊牌,求她接受自己的感情,否则自己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在遭到施绛年拒绝后,戴望舒竟然欲跳楼寻死。女人的心都是柔软的,施绛年最终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这让戴望舒有了新生的力量和勇气。戴望舒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杭州的父母让他们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因施绛年的父母也忌讳望舒的麻脸,并不同意这桩婚姻,在施蛰存苦心努力下,父母才勉强答应了。戴望舒在《村姑》、《野宴》、《二月》、《小病》、《款步》等诗作中都洋溢着他的喜悦和求爱成功。
    戴望舒在这期间又写下了一大批哙炙人口的爱情诗作。《烦忧》:“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山行》、《十四行》、《回了心儿吧》、《路上的小语》、《林下的小语》、《夜是》等大部分诗作都记叙了他的初恋经历。望舒在《路上的小语》真实地再现了他与绛年之间难以沟通的隔阂。诗人渴望的嘴蜃是蜜酒的甘甜,绛年回应的却是青色的橄榄和未熟苹果的苦涩,诗人渴望得到姑娘盛着天青色爱情的“十八岁的心”,绛年就是不相信他的真诚。
    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1927年写的《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
    1927年夏天,戴望舒写成《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她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首诗富有浓厚的个人感情,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让人陶醉,带着诗人的情怀和忧郁,很有点爱情气氛,表现了抑扬顿挫的节奏,寄寓着戴望舒的理想,像孤独的游子在徘徊、寻觅,渴望被宠爱。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的同乡作家冯亦代先生十分感慨地说:「我心里永远保持着他《雨巷》中的诗句给我的遐想。当年在家乡时,每逢雨天,在深巷里行着,雨水滴在撑着的伞上,滴答滴答,我便想起了《雨巷》里的韵节。」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订婚仪式。施绛年对未来的生活是有理想得,她不想将来贫困潦倒,她向他提出了结婚条件: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她才愿意考虑结婚。此时,戴望舒虽然在心里并不想接受这样的条件。但是无奈他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坦然接受。其实这正是聪明且理智的施绛年的以个缓兵之计。
     这时,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为他太爱施绛平,面对施绛平提出的条件,他只有义无反顾。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预约,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也为了自己这分弥足珍贵的爱情,独自踏上了“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留学。一个人来到满眼陌生的异国,孤独的苦闷、相思的落寞、寂寞的愁怨、贫困的生活……都不顾一切地向他扑面而来。艰辛而清苦的日子让他无法忍耐,学外语、读功课、打理生活,钱总是不够用的,没办法只好一边读书一边为人翻译书籍,以赚钱贴补自己。戴望舒在给叶灵凤的信中说:“我在这里一点空也没有,要读书,同时为了生活的关系,又不得不译书,而不幸又生了半个月的病。”在法国的三年是痛苦而无奈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记得我怎样在巴黎的旅舍中,伏在一张小小的书案上,勤恳地翻译它,把塞纳河边的每天散步也搁下来了。”留法后他的诗作很少,但从《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用热情换取无望的。他在西去的航船上就写着炽烈的情书;在旅途上为自己的恋人买寄礼物;到法国后一再写信给施绛年,恨不能诉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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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望舒后悔远去法国的轻率而愚蠢的决定,总想早点回到爱人身边,并写信要施绛年去法国。施蛰存为了让戴望舒学而有成,写信叫他要克服困难坚持学习,还劝他不要让绛年去法国:“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戴望舒在巴黎的费用,都是施蛰存寄去,施蛰存有时将主编《现代》的全部工资都寄给他,这应该是雪中送碳吧。施蛰存还常给他带去药品,叫他注意身体。施蛰存对戴望舒的关心真是如父如兄。施蛰存因此推出一个现代派诗人。
    生活再苦他倒是怎么也能支撑过去,但是感情上的负累,令他愁肠百转、为伊憔悴。原因可想而知,人走茶凉嘛!再说本来人家就是同情大于爱情,何况还天各一方。对方的冷淡,处于恋爱状态的人是最能洞察得到的,施绛年给他的信越来越少了,就是有也是不冷不热的相似的话,毫无感情色彩。他还听说施绛年与一个冰箱推销员好上了。那时冰箱推销员是个比较时尚的职业,前景好薪水高,绛年与推销员感情亲密,哥哥施蛰存看在眼里,只有叹息却无法说什么,更不敢告诉戴望舒。作为哥哥无法硬性叫妹妹就范,感情的事不可勉强。望舒久久收不到回信,问诗友施蛰存,施蛰存为了戴望舒在欧洲不致在学业上分心而一再敷衍相瞒。望舒得知传言,更没心思读书了,在没有拿到任何学位的情况下,选择了回国。戴望舒的旅法好友罗大冈曾在文章里记载:戴望舒手上的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他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接济。而戴望舒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没有好好学习,只不过把此当作生活的保障而已,尤其听到施绛平移情别恋的传闻,戴望舒就更不去上课了。戴望舒在去法国及西班牙学习期间,受到西班牙现代诗歌的浸润,回国后开启了中国的现代诗风。
    1935年4月,他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西班牙进步群众反法西斯示威游行被中法大学开除,他决心回国,上车时,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学校没有给他途中的零用钱,只有一张火车票,从马赛至上海,是一张四等舱的船票,而其他学生是三等舱,四等舱夜间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冷得只得蜷着身子来回翻滚。5月,忍受了三年相思之苦的戴望舒回到了上海。他不顾一切地来找绛年求证传言的真假,当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时,他难以压抑心中怒火,冲上去当着施家父母的面打了绛年一个嘴巴,并登报解除婚约,既而结束了他们之间长达八年的恋爱。爱情要走是留不住的,感情的事无法强求。这三年里,施绛年成熟了长大了,更有主见了。没有戴望舒的陪伴,她并没有思念与痛苦,反而却遇到了让她真正喜欢的人,她也有选择爱与幸福的权力。
    戴望舒的初恋就这样被自己的冲动彻底击碎了,他痛苦不堪甚至内心更加自卑。他内心依然深爱着绛年,但一切已经没有用了。正如他在译诗《恋爱的风》里痛苦的吟唱:“恋爱啊,我的冤家/我啃着你苦味的根!” 就是在他以后的婚姻中,绛年留给他的阴影总是时不时出现。
    施绛年后来也无愧无悔自己的选择,面对岁月的风风雨雨,顽强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64年病逝于香港。戴望舒是全身心的投入,事情却走向渴求的反面,他感到“心的枯裂”,完全是情理之中。有人说:戴望舒用自己生命的近六分之一去执著地追求他理想的初恋情人,尽管施绛年并未感到被痴情追求的幸福,但我们却从中感受到了戴望舒感情的份量----一个人对自己感情的负责任的聚积和沉淀,而不是随意的发散和轻抛!以后众多读者学者都乐意注目评价这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原因之一恐怕是它比恋爱过程容易和恋爱对象众多的所谓的爱情更耐人寻味,更值得品味!
     有这样刻骨铭心的初恋,不可能不影响到以后的感情生活。戴望舒与穆丽娟的不忍离别,与其初恋的阴影不无关系。
    戴望舒的才华和人品应该是相当出色的,不然不会得到朋友的赏识。为了排遣心内的忧愁,戴望舒与朋友刘呐鸥、穆时英以及杜衡开始密切往来。朋友们都知道戴望舒失恋了,心情不好,可又不知怎样能让他开心。施蛰存因为赏识他而竭力撮合他与妹妹施绛年的婚事,结果却因其妹别有钟情而以悲剧形式告终。“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因为赏识戴望舒的现代派诗歌,想抚慰诗人所遭受失恋的打击,也竭力撮合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与之相爱,帮助戴望舒走出无爱的阴影。穆时英想情感的事还需情感来愈合,便对戴望舒说施蛰存的妹妹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妹妹比他的妹妹漂亮多了,你要不要见见?
    穆丽娟1917年出生在浙江慈溪,她是穆家唯一的女孩儿,她的哥哥穆时英是中国现代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那年,18岁的穆丽娟刚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受哥哥穆时英的影响,她喜欢读一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并与哥哥的许多文友都比较熟悉,戴望舒便是其中之一。
    1935年5月,戴望舒在穆家第一眼看到穆丽娟时,便又仿佛见到了雨巷中那个像丁香花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穆丽娟身上那种宁静而古典的美,顷刻间便拨动了戴望舒受伤的心弦,她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位一向追求完美的诗人。于是,戴望舒开始走出失恋的阴影,主动接近这个比他小12岁的女子穆丽娟。
    戴望舒从法国回来时,带了一种法国式的桥牌,他开始教穆丽娟打桥牌,并带她一块去跳舞,两人慢慢熟悉了。那时戴望舒租了一套房子,与穆丽娟相熟后,请她去抄稿子,这样,两人之间慢慢就产生了感情。他们的交往非常顺利,因为穆丽娟也喜欢文学,她其实对戴望舒很崇拜,她觉得能和戴望舒在一起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诗人由失恋的痛苦深渊一步步登上了爱情的的快乐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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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望舒与穆丽娟
    这年的冬天,与穆丽娟相识半年后,戴望舒委托朋友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穆丽娟的母亲为人和蔼可亲,加之穆丽娟的大哥穆时英的支持,提亲顺利地得到了应允。几天后便立下婚约,两人没有举行订婚仪式,戴望舒只是给穆丽娟买了一个钻石戒指,以志纪念,并登报宣布了两人订婚的消息,同时决定第二年6月举行婚礼。1936年的初夏,正在筹备婚事的戴望舒收到了父亲病故的消息,依照传统习俗戴望舒应该为父亲守孝一年,婚期自然要拖延,但因为有了前一次的情感失败,戴望舒担心拖延婚期后会发生变故,便决定不顾礼数,如期完婚。6月的一天,上海四川路的新亚饭店里异常热闹,诗人戴望舒和穆丽娟正在举行隆重的西式婚礼。高大魁梧的戴望舒西装革履,穆丽娟则身披白色婚纱,显得温柔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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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拍了结婚照,青年诗人徐迟作他们的傧相。望舒的庄重和大方,丽娟的秀丽和甜蜜的微笑,徐迟的翩翩风度和愉悦,显示出新婚的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他们俩成了当时文艺界中最让人羡慕的一对。
    都说新婚后的生活是宁静而幸福的,同时又是充实而多彩的。柔情似水的妻子是他在无爱的海洋里挣扎了八年后得到的温馨港湾,他尽情地抒发了自己沐浴在爱人眼眸中身心相溶、如醉如痴的幸福感受,体验了两人世界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最高境界。他们与文友一起品茗畅谈,在家中举办小型舞会,两人晚上有时出去跳舞看电影,出双入对。婚后生活的安定和美满,也促使诗人对事业作新的追求。戴望舒的编辑、创作、翻译工作也因生活的和谐而进展顺利。当时一般朋友也觉得望舒和丽娟琴瑟和谐。他们夫妇俩常常一道到玛蒂夫人、艾泼斯坦和艾伦那里作客。望舒的同乡、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冯亦代是他们家的常客,望舒夫妇曾为冯亦代和郑安娜当过婚姻介绍人。不久,长女戴咏素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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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生活离不开激情的诗人,面对倏忽而至的宁静生活,感到寂寞。他在思索,他在玄想人性和宇宙的沧桑与亘古。日子过去,寂寞永存:“我今不复到园中去,寂寞已如我一般高: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
  新婚的甜蜜之后,穆丽娟发现诗人的生活并不浪漫,戴望舒每天就是看书读书,很少说话。那时穆丽娟20岁还不到,带着个孩子,整日与忙忙碌碌的戴望舒在一起,很不适应这种生活。让穆丽娟更感不快的是,戴望舒为《初恋女》写的词:“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就是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让穆丽娟很伤怀。用戴望舒外甥女钟萸的话说,穆丽娟认为幽兰是指施绛年,他心里想的,穆丽娟是蔷薇,有刺的。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戴望舒夫妇、徐迟夫妇一起逃到了香港。来香港后,戴望舒很快成为香港文坛的核心人物,他还参加各种爱国救亡运动。戴望舒原想先在香港把家安顿好,然后再到大后方去参与文艺界的抗敌工作,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想法。巨贾胡文虎正在筹办《星岛日报》,他的儿子胡好希望戴望舒出任《星岛日报》副刊的主编,于是他便留在了香港。在编辑《星岛日报》副刊的同时,戴望舒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他们率领香港广大文艺工作者,宣传抗日救亡活动。
    戴望舒和穆丽娟暂时在香港安顿下来,当时大批从内地来香港的文化人只能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而戴望舒却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位于薄扶林道附近山上的一座小洋楼,让家人有个好的住处。他和穆丽娟在楼下的空地上开辟出一个小园子,种了一些瓜果蔬菜,还很诗意地把这里称为“林泉居”。当时一般的朋友都觉得戴望舒和穆丽娟琴瑟和谐,戴望舒在香港的家也成了许多文人聚会的地方。然而,在战乱和颠沛流离中,这个表面平静的家庭,却早已暗流潜生了。
    有一部电影叫《初恋》,主题曲是由戴望舒作词、陈歌辛作曲的。“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意思是幽兰是施绛年,是他心里想的;穆丽娟是蔷薇,有刺的。电影《初恋》在1938年4月上映后,由戴望舒作词的主题曲《初恋女》曾一度流行,而穆丽娟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倍感伤怀。戴望舒和施绛年谈了8年,他和穆丽娟结婚以后,心里还有施绛年的情结,忘不掉施绛年,所以穆丽娟跟他之间的感情不是很融洽,始终达不到沟通的境界。
     忙碌让戴望舒在穆丽娟面前愈发沉默,而穆丽娟对感情的需求被完全忽视。事业上有了发展的戴望舒早出晚归,使得穆丽娟更加感觉沉闷和空虚,而此时,两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更加深了两人的情感裂痕。
    由于妻兄穆时英沦为汉奸,戴望舒与穆丽娟的感情出现了裂痕。1940年6月,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在上海四马路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由于政见不同,戴望舒不准穆丽娟回上海奔丧。半年后,也就是1940年的冬至,穆丽娟的母亲也在上海病逝,而戴望舒却扣下了从上海发来的报丧电报。不知情况的穆丽娟还穿着大红衣服,叶灵凤的妻子赵克臻见了还笑她说:“你母亲死了你还穿大红衣服?”这时穆丽娟才知道母亲去世了。于是,穆丽娟把自己的首饰当掉,带着女儿朵朵,坐船走了。回到上海后的穆丽娟,因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而悲痛万分,由此她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命运。此时的穆丽娟在戴望舒身上已体会不到爱情,而这一年,她才23岁。
    在上海,穆丽娟陷入到一段新的感情里。一个大学生开始疯狂地追求她,天天追求她,如火如荼。有了对比,穆丽娟才明白,原来爱情也可以是这样,可以有男人来天天给她送花,她被如此重视,如此捧在心口。有了对比,戴望舒就更加没机会了。这是一种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罗曼蒂克的情感;从戴望舒那儿她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感觉。已对感情失望的穆丽娟对未来生活有了一种希望,甚至是憧憬。
    他把穆丽娟看成不懂事的“小孩子”,两人间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他们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他就冷淡她,不与她说话交流,当她是个局外人。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谈,他是他,我是我。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看戴望舒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去了。”
    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这时她写信给戴望舒,要求离婚。戴望舒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立即回到上海,虽同丽娟长谈了两三次,力图挽回即将逝去的婚姻,但无论戴望舒如何规劝,都无法挽回穆丽娟的心。这时,上海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得知戴望舒回来,便托人传话,要他留在上海办报纸。汉奸头目李士群也乘机要挟望舒参加敌伪工作,说只要答应,就能保证“穆丽娟回到你身边”。他拒绝了这种交换,他说:“我还是不能这样做。”戴望舒的拒绝,体现了冰清玉洁的民族大义。当时上海风声鹤唳,他害怕落入伪政府的魔掌,成为千古遗恨,尽管他很想在上海多停留一段时间,继续劝转丽娟,但也不敢多停留一日,仅仅住了两三天,就悄悄离沪返港。在离沪前一天晚上他来到丽娟处告别,看看仍无接纳之意的丽娟和童稚无知的朵朵,他的心中凄苦至极。但他多少还存有幻想,认为丽娟总不至于走到决裂一步。乘着茫茫的夜色,他走了,悄悄地返回了香港。戴望舒后来在《示长女》一诗中,悲伤地记述了在这民族危亡之秋,自己的家庭裂变;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1940年12月的一个深夜,戴望舒准备写下他生命中最后的文字,那是一封留给妻子的绝命书:“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性格敏感而又脆弱的戴望舒真的在痛苦中服毒自杀,而且情况非常严重,但是最后还是被朋友救了。然而戴望舒的自杀行为,也没能使穆丽娟回心转意,她在诗人死而复生后即决绝地说:“今天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因为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始至终就没有爱过你!”
    至此,两人的情感已彻底破裂,双方协商后通过律师办理了为期半年的分居协议,以观后效。
    据有关文字记载:1941年的秋天,孤独的戴望舒对这段残破的婚姻做了最后的弥补。他给穆丽娟寄去了两本日记,日记中处处体现了戴望舒对穆丽娟的思念之情。他又从他们婚后的照片中,挑选出了30多张充满亲情的照片,制成精巧的相册寄到上海。在相册的扉页上写道:“丽娟,看到了这些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等待你回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忘记我们。”
    戴望舒不相信曾经拥有过的实实在在的幸福都是虚假的。他为妻子寄去尽可能多的生活费,收录在《林居泉日记》里的书信是他执着于爱情的最好明证。我们看他收到穆丽娟的信后的心情:“昨天收到了丽娟的信,高兴了一整天,今天也还是高兴着。丽娟到底是一个有那么好的心的人。在她的信上,她是那么体贴我,她处处都为我着想,谁说她不是爱我着呢?一切都是我自己不好,都是我以前没有充分地爱她----或不如说没有把我对她的爱充分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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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戴望舒的这一心声,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穆丽娟的回音。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穆丽娟夸大了戴望舒身上的种种缺点,连“戴望舒第一生命是书,妻子和女儿放在第二位”也成了她要离婚的理由。1942年,穆丽娟和《宇宙风》主编周黎庵正式结婚。后来,穆丽娟一直平静地生活在上海南京西路471弄33号,长寿近百岁。还有人经常去探望她,尽管青春早已不再,但从老人拿清秀的面庞中依旧克以看到当年那古典俊美的神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落入日军手中。徐迟等人想尽办法准备要逃出去,他们找到戴望舒商量此事,但戴望舒对于逃出香港有些犹豫。有人说是受到了潘汉年的指示,让他继续留在香港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那时,没有来得及或者不愿意逃离香港的全部知名华人,都被列入日军的审讯名单,加以甄别,放过“良民”,同时也将抵抗者、有抗战“不良”记录者投入大牢。
    1942年3月,作为抗日爱国人士的戴望舒被捕。日军已经通过侦察得到情报,知道戴望舒与抗日作家端木蕻良之间联系密切,想要从他嘴里打听到端木的下落,将端木缉拿归案。日本特务对戴望舒施以法西斯的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戴望舒咬紧牙关,都挺了过来。他知道不承认认识端木蕻良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来往频繁,文艺界的人士都知道的,但他也只肯承认二人认识,至于端木到哪里去了,曾经做过抗日的具体什么事情,他一概推说不知道。日本特务从他这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便将他投入大狱。他在狱中被关押两个多月,原本就很严重的哮喘病更加严重,身体更加虚弱。 1942年5月,经过友人、作家叶灵凤的多方营救,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戴望舒的身体明显恶化,非常虚弱。冯亦代回忆说:“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出狱后戴望舒住在叶灵凤家里养病,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到大同图书印务局编辑部做编辑。这个印务局被日本文化部管治,胡好当老板,叶灵凤和张光宇等人都曾在此书局当过编辑。他们往往利用职务之便,将从东京得来的书报资料,编辑后送给地下抗日组织。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抗日斗争,而不是附敌。
    杨静出现在戴望舒遭受身心重创之后。一方面,他的敌人用苦刑摧残着他的肉体;另一方面,他的爱人用决裂折磨着他的心灵。伤痕累累的诗人几近绝望,幸好胡好将杨静介绍在他生命的视线之内。这个小诗人二十一岁的娇小美丽、活泼热情的南方女子给了诗人新的希望。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
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1943年5月30日,戴望舒和杨静在香港结婚。戴望舒与杨静的组合,突然得使友人瞠目。但新婚初期,他们的生活还是安定而幸福的。杨静就说过,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还是很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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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望舒与杨静及子女
       杨静是一个可以同享福却不可以共患难的人。在香港时,戴望舒依靠写作、编副刊、当家庭教师等使得家中衣食富足,有房有车。杨静开车风光一时,自然感情上也安定一时。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给家中带来无限快乐的同时,也改变了杨静的角色。但杨静因为年轻,似乎更喜欢少女般的生活。久经感情磨难,渴望生活安定的诗人,面对妻子情感的波动和任性,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与前妻穆丽娟在林泉居度过的美好时光。这种对往昔温馨恬静日子的回忆,在《示长女》中更为明显。可时过境迁,“肩上压着苦难的年岁”,现在已“没有可爱的影子,娇小的叫嚷,/只是寂寞,寂寞,伴着阳光。”
       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
    1946年春天,他们全家回到上海。这时,收入急速减少,戴望舒的哮喘病又加重,他的名节又受到怀疑---他用坚贞不屈换回的竟是附敌之嫌!就在诗人急需妻子理解、安慰、支持、患难的时刻,杨静却在红杏出墙,她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因万念俱灰,烦躁易怒的戴望舒打了用情不专的杨静。这种过激的行动正说明了他的爱之深切。如果没有了爱,会对一切无所谓的。杨静则就势绝情离去,终导致这位感情执著的杰出诗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灰暗。曾为爱情而自杀过两次的诗人这一次不自杀也心死了。
    抗战胜利的曙光使诗人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也对自己个人的生活充满信心,希望他与杨静的关系“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偶成》)。愿望毕竟是愿望,不幸的家庭生活,使诗人倍感他与世界和书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膜。1947年春,他在上海“香雪园”茶室,应几个文艺表年所请,即席吟赋的《无题》诗,就曲折地表达了现实生活,给他的寒心感觉。后来,因生活窘迫,夫妻感情的裂痕加深。1948年末,杨静向戴望舒提出离婚,诗人虽竭力挽回,也无济于事,最后含着眼泪成全了杨静的心愿,协议离婚。两人各带一个女儿,戴咏树归杨静,戴咏絮归戴望舒。他的朋友叶灵凤回忆说:“他在人前一再摇头:死了,这次一定死了!”
    戴望舒是真心爱杨静的,如果不爱,就一定不会在她与情人出双入对时忍辱劝阻;就不会在他们离婚半年后仍照“全家福”深表期望;就不会在他们分手后的信中仍以“丽萍”爱称扬静盼其回首……
    在戴望舒的生命中,不同的女人相同的结局。与他相识的女子,最初个个爱他,以为与他在一起便能享受到所有的浪漫与呵护,哪知他根本是个工作机器,那样毫无情调的刻板生活,最终吓跑了身边的每个女子。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频传。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他到北京不久,就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而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
     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他在病魔和爱情的双重折磨下走完了自己四十五岁的生命历程。小女儿戴咏絮后来回忆说:“父亲死时,我才6岁。我当时是父亲最宠的一个,父亲忽然去世,我感到很害怕,只觉得家里来了许多人,便跑到离家很远的僻静的地方发呆。现在想来真是一场梦,都怪那时太小,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伤心。”
    命运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当曙光照耀他时又过早离世。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有人在总结戴望舒徐志摩婚恋悲剧时说:“与一场不对等的初恋,让戴望舒永坠于悲剧之中。他与穆丽娟的婚姻结束了,与杨静的婚姻也结束了。这也是戴望舒与徐志摩不同的地方。徐志摩不会在不爱自己的女人身上浪费时间,更不会强扭一份得不到的感情。不爱了就分手,不可能了再重新开始。每一场恋爱都是一次全新的投入。戴望舒不。他永远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在一个不可能的丁香姑娘身上,浪费去一生的时光。”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谁能想到能写出如此多情、浪漫诗句的人,恋人、妻子却因他的索然无味而背离他呢?戴望舒的诗句浪漫、柔软、细腻、温柔。可是,他的爱情,却仿若一朵朵枯萎的花,苍白飘缈。戴望舒是一个诗人,他有自己理想的事业、生活和爱情,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美好理想而执著地奋斗。他是一个懂得爱的人,他的爱是执著的、厚重的,虽然于他自己是痛苦的、绝望的。他的苦恋,是一种执著的崇高的追求,透出诗人纯真的情操和对美好生活的信念。所以他的苦吟虽历经悠长的岁月至今还能激荡我们现代人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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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望舒第一任妻子的传奇人生
      她是穆丽娟,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上海老人。人们一开始关注她,是因为环绕着她的一个个出类拔萃的近代文坛俊彦—她是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之妹,“雨巷诗人”戴望舒的第一任妻子,同时是沪上著名文学杂志《宇宙风》主编周黎庵的终身伴侣。
  穆丽娟191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金融家家庭,作为家中独女的她自小更是备受珍视,加之其身上中国传统女子所特有的恬静温柔,让她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在年级里总是思想品德排名第一,因为我从不和人吵架打闹。”老人微笑着谈及自己的少女时期。如果用花来形容的话,穆丽娟同时有着丁香的柔婉和牡丹的骄傲。
  崇拜长兄穆时英
  “我最崇拜的就是我大哥,他简直就是个天才。”老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其大哥穆时英的仰慕,对他的文章每篇必读。据穆丽娟所讲,穆时英自小聪颖,因为成绩优异,在当时所就读的修庆学校被免除学费。当年施蛰存这位慧眼伯乐在看了他的文章后,一眼相中了这匹日后叱咤文坛的千里马,比丽娟大五岁的长兄未及弱冠即少年得志。
  “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这是穆时英最著名的代表作《上海的狐步舞》 开篇的第一句话。他的作品不仅具有社会底层人群自我意识的渐渐觉醒和反抗斗争,也有灯红酒绿的舞厅酒吧、花遮柳掩的洋房别墅,只属于金粉世家的旖旎缱绻的愁思和爱情。这位“新感觉派的圣手”在两个看似格格不入的世界间游刃有余。
  从她大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为了自由和爱情义无反顾的基因。17岁的穆时英,已经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子。父母在他小时就已经为他订下了一门娃娃亲,未婚妻的父亲是开照相馆的。然而到了婚配的年纪,穆时英却极力反对这桩婚姻,要求退婚,甚至惹怒了媒人。
  丽娟回忆那时的哥哥:“他几乎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女的,坚决不向这桩包办婚姻妥协,于是离家出走。”为了寻求自由恋爱,一向令家族引以为傲的长子甩出一个惊雷。最后,家长无奈妥协。在解除了封建礼教对他的束缚后,穆时英的爱情选择却再一次令人瞠目结舌—上海滩著名舞女仇佩佩。结婚照片上的仇佩佩自有一股风流态度,却不妖媚,或许这样的韵致才能最终拴住才子漂泊流浪的心灵。
  “也许现在看来,这样的婚姻不算什么,但在83年前的当时是何等轰动的大事。”当记者问及大哥的感情经历有没有让当时的自己产生什么想法时,老人微笑着坦言:“当时我还太小,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不过大哥的做法真的很轰动。”当时的封建资本家家庭,家长的权威远非如今可以想象,而长媳的选择不仅是儿女私事,更是整个家族慎之又重的大事。少女时代的穆丽娟还情窦未开,但她小小心中最崇拜的哥哥义无反顾的身影已经刻入她的脑海。
  而穆丽娟人生中的第一次婚姻,也因他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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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清露愁五年期
  1935年4月,戴望舒从法国返回上海,与刘呐鸥、穆时英两家同住在一所公寓里。此时,戴望舒相恋八年的未婚妻施绛年已经另有所爱,大家都很同情他,尤其是好友穆时英,想帮他从伤痛中拉回生活正轨。有一天闲聊时,穆时英说:“你不要灰心,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我妹妹不比她漂亮?我给你搭搭桥。”经过大哥的介绍,穆小妹认识了这位有才气的大哥哥。
  当戴望舒第一眼看到穆丽娟时,仿佛就见到了他笔下《雨巷》中那个像丁香一样风清露愁的姑娘,丽娟的古典俊美,让他忘却了施绛年带给她的苦痛。1935年冬,戴望舒委托杜衡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两人于1936年6月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婚礼。由青年诗人徐迟担任傧相。19岁的穆丽娟嫁给了比自己大13岁的戴望舒。婚后育有一女戴咏素,小名朵朵。结婚照上,戴望舒庄重大方,娇小的丽娟幸福地站在他身边,堪称一对璧人。然而再美的玉也会有瑕疵,带着对爱情美好憧憬的两人,最终在结缡数年后分道扬镳。
  原本这应该是个多么令人艳羡的家庭,家底殷实,丈夫人品端正,才华横溢,妻子温婉可人,女儿娇小可爱。然而和想象中的浪漫不同的是,这位在诗歌中感情深沉澎湃的雨巷诗人,在生活中和妻子却几乎没有多少交集。沉默的硝烟渐渐地蔓延开来。
  终于,一根导火线彻底引燃了摇摇欲坠的感情危机。1940年6月,穆时英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由于政见不同,戴望舒不许穆丽娟回沪奔丧。同年,他又扣下了穆丽娟母亲的报丧电报。当不明情况的穆丽娟身着大红旗袍会见友人叶灵风之妻赵克臻,被笑说在热孝中还穿大红时,她才得知了母亲的噩耗。再也不能忍受这个男人对他的欺骗,她当掉了母亲留给她的翡翠胸针,买了船票带着女儿毅然决然地回到上海。
  恰如戴望舒在《示长女》 一诗所说的:“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1940年12月,性格脆弱又敏感的戴望舒在苦求穆丽娟无果后,写下了留给妻子的绝命书,服毒自杀,但被朋友所救。收到信后,穆丽娟通过律师办理了半年分居,以观后效,女儿则交给戴望舒抚养。戴先后寄出了两本日记和婚后无数张充满亲情的照片制成的相册,“丽娟,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不要忘记我们。”但穆丽娟始终没有回复。戴望舒终于在1943年1月寄出了离婚契约。
  一段短暂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记者有些不理解丽娟为何如此决绝,她回答:“这并不是一时之气,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已经想了很久。我从小是家中的掌上明珠,所有人都很重视关心我。但是自从和戴望舒结婚后,却一点地位也没有。我还年轻,只有20多岁,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
  问及老人心目中的戴望舒是一个怎样的人,穆丽娟只是简单地说:“他很有才,嗜书如命”,并没有过多回忆带给她的伤痛。1940年,上海和香港已经恢复了交通,虽然戴望舒很想挽留这段婚姻,但终究还是留在了香港。究其原因,据老人所言是戴“放心不下香港的书,担心会在搬运中有损失”。
  一个需要倍加呵护的闺阁千金,遇到了一个大男子主义,又“嗜书如命”,还是个特别敏感脆弱的诗人。于是,真正需要呵护的人没有得到呵护,本该提供宽广臂膀的男人却消沉得要自杀……或许正如穆丽娟所言:“我们离婚的原因就是性格不适合。”
  不能想象25岁的穆丽娟,有何等的胆魄才敢坚决离婚誓不回头,带着不到4岁的女儿独自一人回沪。在1941年,一个25岁的单身母亲无惧世人的眼光做出如此惊人之举实在需要莫大的勇气。当然,穆丽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她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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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伴一生鸳鸯羡
  周黎庵是戴望舒夫妻的好友,在戴穆未离婚时就彼此认识。穆丽娟回到上海,时间慢慢抚平前段婚姻留下的创伤,出于一个朋友的关怀,周黎庵经常陪她聊天。渐渐地,两人产生了情愫。
  周黎庵比穆丽娟大一岁,是她的同乡,17岁开始写作,文采出众,时任《宇宙风》 等杂志编辑。“像穆时英、戴望舒他们一般写东西要琢磨推敲很久才下笔,但是周黎庵往往一挥而就,文思流畅。”穆丽娟说起自己的第二任丈夫,依旧充满甜蜜与幸福。之前也有一个大学生疯狂追求她,甚至每天送花给她,但当周黎庵前来提亲时,丽娟就明白,只有他才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我先生是长子,他的父母其实是反对这场婚姻的。”在结婚当天,男方的父母甚至都没有到场,只有兄弟姐妹来了。家中长子,执意要娶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父母毕竟是介意的。但是两人的心却是坚定的,从未动摇过一丝一毫。
  穆家的儿女,都敢爱敢恨,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穆时英决绝对抗封建婚姻,迎娶心头所爱; 穆丽娟亲手了断数年的愁闷压抑,不顾一切把握真正的爱情。穆丽娟说:“别人在背后说些什么,我都不管,我只想和他在一起。”正是这种“不管”,换来了他们一生的甜蜜幸福。
  1949年后,穆丽娟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在周黎庵的杂志社做校对勘订。两人真正在家庭和事业上一起守望前进,更好地融为一体。“他对我真的很好很好。”96岁的老人回忆起夫妻间的幸福时光,依旧微笑着扬起嘴角。婚后两人生育了四个子女。“我的两次婚姻可以说都是违抗封建的。”看上去温婉娴静的穆丽娟其实外柔内刚,在爱情上毫不含糊。当问及是什么导致了自己从豪门千金转变为有新思想的独立女性时,老太太认为是自己喜欢看书。“少年的时候市面上一出了什么新书,我就会去买了看。书中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
  穆丽娟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长兄穆时英28岁英年早逝,第一任丈夫戴望舒45岁撒手人寰,而周黎庵先生则一直陪伴她到2003年。现在和老人相依为命的是她所养的一只虎斑猫,今年4岁,始终和她形影不离。若是晚上老人在卫生间稍微多逗留一会儿,这只猫都会担心地在门口守着呼叫,直到主人出来。“它就像是我的老先生(周黎庵)还在我身边,一直陪伴着我。”这样的感情让记者唏嘘不已。
  年近期颐,如今的穆丽娟独自在一个上海老式的石库门里弄里安度晚年,子女们经常去看望她。偶尔,老人还会拄着拐杖在清晨人民广场的林阴间散步。虽然曾经的绰约已然消逝,但她起落跌宕的人生,为自由爱情所流露出的独特风骨和人格魅力,就如一坛经久弥香的醇酒,值得后人不断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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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望舒被判定为资产阶级诗人,一批红卫兵千里迢迢由四川赶来,破坏了他的墓地。1980年才由中国作家协会拨款修复,茅盾先生重新写了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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