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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国学大师陆侃如 才女冯沅君  

2017-03-10 09:00:21|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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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陆侃如 才女冯沅君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陆侃如(1903.11.26~1978.12.11),著名学者。原名侃,又名雪成,字衍庐,笔名小璧。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江苏海门的一个爱国士绅家庭。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大学一年级时他便出版了《屈原》,大学毕业时又出版《宋玉》一书。研究院毕业后,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述甚丰。他与夫人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是第一部开创性的影响较大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已被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
      1903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初八),陆侃如出生于江苏海门三阳镇普兴村的一个爱国乡绅家庭。他的父亲陆措宜,读过师范,精通中医,创办恒基小学,推行新学,办社仓,开诊所,对贫病者施义诊。曾任海门县教育局视学、第二区行政局长,因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托病辞职。措宜先生在群众中威望极高,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被选为海启两县首届国民参政会第一任议长。昔日同窗好友季方常到陆家,名为作客实为联系抗日工作。措宜先生于抗战胜利后不久病逝。新四军为先生主办追悼会,陈毅题写墓碑。
      陆侃如在恒基小学度过童年,措宜先生的爱国思想和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对陆侃如产生极大影响,为他的学术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陆侃如在二十岁出版《屈原》一书,二十四岁《宋玉》问世,同时发表有关屈宋论文十多篇,才华横溢,超凡入圣,建立了《楚辞》研究的权威地位。他和冯沅君结为伉俪后,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论坛一道瑰丽的风景线。《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简编》的出版,使而立之年的陆侃如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60年代初,陆侃如爆发出令人惊奇的著作高潮。十年动乱使他的研究工作画上句号。晚年正当奇峰迭起时,病魔夺去他宝贵的生命。这半个多世纪中,陆侃如共计出版研究古典文学专著十九部,发表论文更是不知其数,从教五十年桃李满天下。
      陆侃如临终前,以其全部存款四万多元的三分之二捐献给国家,只以三分之一留给他的继母、弟弟。陆冯省吃俭用,打算凑足十万元,建立陆、冯奖学金,这个宏愿虽未实现。但山大党委已批准中文系据其生前愿望,以陆冯二人生前积蓄为基金,设立了“冯沅君文学奖”,鼓励有成就的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努力献身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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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年表
190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生于一爱国士绅家庭。1916年夏,陆侃如考入省立七中(今南通中学,当时为四年制)。
1920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2年,陆侃如考入北京大学。陆侃如的同班同学冯沅君,她是北京女高师毕业生。志同道合,丰硕成果,把走路潇洒,翩翩然江南公子姿态的才子陆侃如(赵景深语)和娴静高雅,却又大胆,敢言不同的才女冯沅君,紧紧联系在一起。
1924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
1926年,陆冯同时毕业,陆侃如转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27年毕业,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
1927年秋,陆侃如获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后,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其时沅君也到沪与侃如一起任教。
1929年,陆侃如在上海与冯沅君结婚,从此二人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成为文学界一段佳话。
1931年,他们二人合作出版60万字的《中国诗史》,打破传统见解,很有新意。
1932年二人又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简编》一书,他们二人的著作被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出版,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
1932年夏,陆冯同时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
1935年夫妇均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二人辗转国内几所大学任教。
1938年初南下昆明,在迁至云南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
1942年任四川三台内迁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1947年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图书馆馆长。1951年后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校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文史哲》编委会主任。
抗战期间,在四川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主席。
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49年青岛解放后,陆侃如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历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图书馆馆长,《文史哲》主编、副校长。1951年任副校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
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山东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济南分社筹委会主任等职。同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6年当选为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首任主席。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随山东大学迁居济南。
1978年12月1日病逝,临终前将其珍存的全部书籍和近3万元存款捐献给山东大学。
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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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
        1925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骕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艹施》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
婚后
事业上的共同合作近于结果的时候,爱情的蓓蕾也已含苞待放了。冯陆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某些情况不了解,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冯、陆二人又找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冯友兰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于1929年1月24日在上海结婚。从此,冯陆二人终身相伴,白头偕老。
        结婚以后,他们专心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终于结出了第一个合著的学术研究成果,就是1931年《中国诗史》的出版。这是继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此著作被鲁迅指定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部放射着耀目光彩的《中国诗史》是中国唯一的一部诗歌史专著。继这部书之后,他们夫妇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列为“大江百科文库”之一。此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叙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专著,是一部难得的佳作。被毛泽东当做经常翻阅的案头读物之一。此书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聚去国外留学的路费而节衣缩食,经过五年的全力奋斗,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法国、德国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马克大跌价。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用比较稳定的银元换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法郎,他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于1932年乘邮船到马赛转巴黎。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得博士学位。
       冯陆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又存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是相当充裕富足的。但她始终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冯沅君长兄冯友兰回忆道:一九六二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们家去过一次,室内的陈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
        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因患不治之症,与世长辞了。生前,她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冯沅君逝世后,陆侃如曾写过一篇深情怀念的悼文《忆沅君》,他在这篇悼文中,深情地回忆着他们的相识、相爱与结合,以及冯沅君死前的悲惨情景。爱情犹如人生,是一本永远写不尽也读不完的书,陆侃如的这篇悼文,充满着他对爱情,亦是对人生的体味、启示……为了安慰冯沅君的在天之灵,卧病在床的陆侃如打算整理出版冯沅君生前的著作。
       1979年陆侃如先生也逝世了,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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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余辈清华同学受业于梁任公师之门,为既成事实,只可批判,不容隐讳。同学陆侃如毕业后赴沪上,既否认梁任公为师,投身于国民党怀抱之中,夤缘取巧,平步青云。解放后,又以投机媚世,扶摇直上,升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余与侃如同学时,见其割裂图书馆中所藏《汉魏丛书》中之《杂事秘辛》置于镜之后面,固已鄙其为人,既其在燕京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时,以调戏女助教被逐,其妻冯沅君贤淑成性处之如夷,为完成其课业之事,余颇敬之。既来山大,沦为右派,又以强奸幼女,逮捕入狱,闻已获释……
谢国桢《悔馀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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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乐府古辞考》上海 商务印书馆 民国16[1927]
《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著,上海大江书铺 1933,上海 商务印书馆 民国28[1939],作家出版社 1956
《南戏拾趣》陆侃如,冯沅君著,[燕京大学] 民国25[1936]
《左传真伪考及其他》Bernhard Karlgren著,陆侃如译,上海 商务印书馆 民国25[1936]
《记王逸及其子延寿》(《文讯》1948年8卷第3期)
《左思练都考》北京大学出版部 民国37 [1948]《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关于文赋》(《春秋》1949年6卷第4期)《楚辞选》陆侃如,高亨,黄孝纾著,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中国文学史简编》陆侃如,冯沅君著,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
《文心雕龙中浪漫主义的一些论点》(《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1期)
《文心雕龙论道》(《文史哲》1961年3期)
《刘勰的生平和思想》(《山东文学》1962年1期)
《刘勰的文体论》《山东文学》1962年2期
《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文学评论》1962年2期
《刘勰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山东文学》1962年4期
《刘勰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山东文学》1962年5期
《刘勰的创作论》《山东文学》1962年6期
《左思和左芬》《大众日报》1962年7月4日
《刘勰有关现实主义的论点》,《山东文学》1962年8期
《刘勰论诗人幻想与夸饰》《文艺报》1962年8期
《刘勰的批评论》《山东文学》1962年10期
《刘勰的作家论》《山东文学》1962年11期
《刘勰论创作》陆侃如,牟世金著,香港 文昌书局 [1962]
《左思评传》《山东文学》1963年2期
《刘勰和文心雕龙》陆侃如,牟世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楚辞选译》(战国)屈原著,陆侃如,龚克昌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文心雕龙译注》(梁)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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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翼齐飞
      冯沅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也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同时还在文化界、妇女界担任一些要职,积极参加青岛市的社会活动。
     陆、冯夫妇在文学研究领域同心协力著书立说,比翼齐飞,堪称文坛佳话。山东大学以陆冯二人生前积蓄为基金,设立了“冯沅君文学奖”,鼓励有成就的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努力献身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
重要著作
      《屈原》《宋玉》《乐府古辞考》《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与高亨合著《楚辞选》,与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与文心雕龙》。译著有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小仲马的《金钱问题》、塞昂里的《法国社会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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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沅君(1900-1974年),河南省唐河县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大学一级教授。原名冯恭兰,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为同胞兄妹,丈夫是著名学者陆侃如。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主要经历
        冯沅君父亲冯台异,字树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后任湖北省崇阳县知县。冯树侯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家设书房请“教读师爷”,为其长子友兰、二子景兰及女儿沅君讲授古文、算学、写字、作文。年幼的冯沅君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一二岁时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后来,冯沅君的大兄、二兄先后赴京、沪学习。冯沅君在家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吟诗作赋;一方面大量阅读大兄、二兄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1917年秋宣统三年(1910年)入县立端本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辍学,居家自修。民国6年(1917年),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专修班。“五四”运动前后,校长思想顽固,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
        民国十一年(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并于1927年毕业。其间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篇。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192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卷葹》(北新书局)和《春痕》(北新书局),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之众》。1929年又出版第三个短篇集《劫灰》(北新书局)。作品多是描写为获得婚姻恋爱自由幸福而反抗旧礼教的青年的情绪,也写母爱。
      1925年后,先后在金陵大学、中法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29年与文学史家陆侃如结婚。著有《中国诗史》(与陆侃如合著,1932年开明书店),《中国文学史》(启明书局)、《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书。1932年与丈夫陆侃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1935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曾任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校长。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教学工作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这期间出版《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书。
      1949年起,一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修订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陆侃如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已被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还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62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74年6月17日病逝。
      家藏古籍甚多,有明本近百种,有部分图书被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看过。生前曾立下遗嘱,把他们数十年的全部积蓄6万余元人民币及2万余册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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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君童年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树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那是1908年夏天,即冯树侯出任崇阳县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死神却把他带走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尽管冯沅君是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心里充满对父亲无上崇敬、仰慕和爱戴的真情实意,但无奈人生无常,事至可悲。
      在父亲病逝后的几年里,冯沅君跟母亲及二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亲的教导和兄长们的帮助下自学诗书。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
     冯沅君的这两位胞兄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他们平素在家中的言谈及经常从外地寄来的新派报刊,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她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7年开始招生。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与其兄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就这样,1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名满京华
       冯沅君就读北京国立女高师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新潮派”和“欧美派”的教师们给女高师带来了新的思想,所以当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便积极响应,投身到时代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热潮之中。当时,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会师。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冯沅君的同届同学程俊英饰刘兰芝,孙斐君饰焦仲卿,陈定秀饰小姑)。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2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行动,从而得到执导此剧的李大钊先生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珠联璧合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1926年秋天开始的。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屈原》、《宋玉评传》等在学术界颇引人注目。他比冯沅君小3岁(陆侃如生于1903年11月26日,江苏海门人),是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了陆侃如的爱慕。由于业务上的相近,使他与冯沅君有接触的机会。他这位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陆侃如反复地向冯沅君表示纯洁的友谊,接着就是纯洁的爱情。每逢星期日,陆侃如都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时也相约去游长城,流连徘徊于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静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双方就再也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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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其文学研究论著有《宋词概论》《张玉田年谱》《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国历代诗歌选》 (主编)、《屈原》《宋玉》《乐府古辞考》《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 ;与陆侃如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诗史》;与王季思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与高亨合著《楚辞选》,与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与文心雕龙》。。
      其戏曲研究专著有《古优解》《古剧说汇》《古剧四考》《〈天宝遗事〉辑本题记》《金院本补说》《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与陆侃如合编《南戏拾遗》等。
     译著有: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小仲马的《金钱问题》、塞昂里的《法国社会经济史》、《书经中的神话》《法国歌曲价值及其发展》《新法国文学》等。
     冯沅君逝世后,由袁士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卷葹》、《春痕》和《劫灰》是她的三个短篇集。
作者评论
       冯沅君是继陈衡哲、冰心、庐隐之后,文坛又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小说中那种反对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独立的精神足以与和她前后驰名文坛的另外几位作家比肩。她的创作大都集中在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这一主题上,即使后期的创作也仍然是爱的主题。她的第一个小说集《卷葹》收小说4篇:《隔绝》、《隔绝之后》、《旅行》和《慈母》,这4篇小说主题基本相同,一方面是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维护者的长辈对主人公爱的“隔绝”。于是矛盾冲突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前者是刚刚站起来而尚未完全站稳的新生力量,后者则有庞大的旧制度、旧伦理道德的支撑。在被压迫者一面,是义无反顾的精神叛逆,“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去看海去”(《隔绝》)。在压迫者那一面,视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是败坏家风,有损家庭荣誉,“是大逆不道的”(《隔绝》)。这种激烈冲突的描写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以女主人公为叙述主体,更增加了强烈的反抗意识,这在初期女作家的作品中是少见的。我们固然可以从作家创作主体找到原因,但更是时代使然。冯沅君的出现,才第一次在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与传统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形象。这也许正是冯沅君小说独特的思想意义所在。
作品特色
        浪漫主义
       冯沅君作品体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不仅是指其作品思想上的浪漫因素,更主要的是指其创作方法上的特征。其作品不以故事情节安排为重心,而以人物心理刻画为重心;不以故事情节发展来框架作品的结构,而以人物心理、情绪发展为作品的线索。在那里,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即使是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的作品中,作者也是借主人公的语言或心理活动描写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不失时机地借景抒情,以景物、环境的描写来渲染作品的抒情氛围。杨义认为,庐隐的小说广泛使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在五四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堪称“日记书信体的专家”。其实,从创作整体而言,冯沅君似乎表现得比庐隐更突出。在她的15篇作品中,运用书信体或运用书信作为作品主体的就有8篇,并且几乎包括她的全部重要作品在内,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像《隔绝》这篇作品,由于书信体的运用,使作者的笔直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女主人公敢于为恋爱自由而死的决心,且由于时空的立体性安排,把主人公“隔绝”后的痛苦和“隔绝”前与爱人的欢愉交织成一体,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张力。即使不是书信体,如《旅行》这篇代表作式的作品,也同样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通篇都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家注意的不是作品的故事性,而是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刻画;不是人物的外在行动,而是人物的内在思想和情绪。这样,作品便表现出描写对象的强烈叛逆精神,同时,女主人公强烈的叛逆精神背后的“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矛盾心理也得到充分地表现。我们还将发现,由于作家对她笔下人物的思想、情感的认同,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量,作家的主体情感也通过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淋漓尽致地宣泄,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同作品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相联系。冯沅君说:“文学作品必需作者的个性”,“至于书信,我以为应较其他体裁的作品更多含点作者个性的色彩”。
艺术情调
        作为女性作家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另一特征,是她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浸染了古典诗词的艺术情调。冰心擅长“诗化的白描”,并常常引用或化用古典诗词的词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斯人独憔悴》) 这种特征亦体现在冯沅君的小说中,《卷葹》的集名,如鲁迅所说:“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作者以此象征女主人那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暗示了其恋爱的悲剧。此外如《慈母》题下引孟郊的诗《游子吟》,《劫灰》集题词引《诗经》中《小雅?节南山》的诗句等等,几乎是惯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还在某一篇作品中引用古诗的句子或自作诗词来表达主人公特定的心理活动。如《误点》中引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隔绝》中嵌进一首长达四节的新诗,都和作品的情节和主人公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情绪特征相吻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冯沅君这一创作上的特征,无疑是和她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关。这一特征使她的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深得新文学初期受过古典文学熏陶、训练的读者的喜爱。写作《春恨》后,冯沅君的热情转向学术研究。总之,她的作品别具一格,很有特色。她的作品,特别是恋爱小说,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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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沅君:拗莲作寸丝难绝
      引:从小被缠足的冯沅君,是中国第一个女研究生,第一个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女博士,新中国第一位女性一级教授 。她是“五四”后为鲁迅先生赞赏的著名女作家,亦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由三寸金莲到一级教授,冯沅君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传奇。
  1947年秋,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冯沅君与丈夫陆侃如应校长赵太侔的邀请,来到风光旖旎的青岛,在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冯沅君在这里实现了她很向往的“一间房,两本书”的生活。她常常对人说青岛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而她工作生活的校园四季都有怡人的景色。
  先后在国内数所著名大学教书,“评论创作两峥嵘”的冯沅君,来海大园后吸引了众多仰慕她的学生。据学生回忆,冯先生在课堂上富于才情智慧,雍容高雅又极富神韵。她讲古典诗词,善于吟诗填词,体会得深,欣赏力强,讲起作品来,回肠荡气,叹为绝唱。她时常信手拈来,拿诗词中的情景和海大园里的风景作比对。她常对学生说,做学问“功夫要死,心眼要活”。对知识的掌握要做到博、深、透、熟,对知识的运用要做到活、新、准。
  冯沅君与丈夫陆侃如是中国新文学史璀璨群星中著名的双子星。两人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和《中国诗史》,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普遍好评。《中国文学史简编》解放前连出8版,解放后修订再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通史,史料称该书是毛泽东案头常备书之一;《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文学专史的力作。
  冯沅君另一学术成就是在古剧研究方面。她的《古优解》,是一部古代社会学和戏曲史学的经典性的学术著作,而《古剧说汇》则是我国古剧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青岛,冯沅君夫妇住在市南区鱼山路36号,这是国立山大教授宿舍院。他们在“鱼山别墅”住了11年之久,如今这里挂上了“陆侃如冯沅君故居”的牌子。在青岛,冯沅君在教书、研究之余还参与文联、妇联等社会活动。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省妇联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山东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冯沅君读书进取的人生之路与其家学深厚不无关系。父亲是前清进士,母亲自幼就教她四书五经和古诗词。她是河南有名的“唐河三冯”的小妹,大哥冯友兰为著名哲学家,二哥冯景兰为著名地质学家。青年时代又得到鲁迅、王国维、胡适等多位大师的言传身教。北大读书期间,她以“淦女士”为笔名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卷施》《春痕》《劫灰》,让她成为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与冰心、庐隐、苏雪林齐名的女作家。
  她的小说,多描写“五四”前后知识女性与封建礼教的叛逆,倾吐年青一代对情感自由、婚姻自主的渴盼。第一本小说集《卷施》是鲁迅先生为她编辑出版的,封面上摘录了她最喜欢的晚唐诗人温庭筠《达摩支曲》中的诗句:“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
  1974年6月17日,75岁的冯沅君患癌不愈离开人世。逝世前立下遗嘱:夫妇全部存款捐献给学术事业,为此设立了“冯沅君文学奖”。
  陆侃如在《忆沅君》中写道:冯沅君病危住院时神志不清,将护士办公室误作古典文学教研室,一走进去,就坐下来大声讲课,一如往昔。在场的学生、大夫和护士,无不为她这种“拗莲作寸丝难绝”的精神而动容。
  因是三寸金莲,穿皮鞋还要塞棉花,“走路很不得劲儿”的冯沅君,却是毕生冲在时代前列的妇女解放的先锋,中国古今文学研究家中的豪杰。她跋涉在学术之路上的脚步,从未因丽日蓝天或凄风苦雨而停止。她膝下无子,却用学林仰重的一部部学术著作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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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才女冯沅君
  冯沅君作为当代杰出女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可谓20世纪中国的一个奇迹。这位蜚声全国、倾一生心血致力于我国古典文学教育事业的文化名人,是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与苏雪林、庐隐、冰心齐名的富有才华、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与学者陆侃如的结合,曾被人称做是一部充满着“爱、自由和美”的奇特的罗曼史。可以说,她与陆侃如既是感情的结合,也是学术的结合,他们从20年代末结为伉俪,合著《中国史诗》、《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一起远渡重洋留学法国,一起经受战乱年代颠沛流离的苦难辛酸,又一起于1947年盛夏来到山东大学任教,在这所享有良好声誉的高等学府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后的3O来个春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对学者伉俪始终情深爱笃,相依为命。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教授,都被国务院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冯沅君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陆侃如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不仅多有建树,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当代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卓有成就的学者袁世硕、牟世金都曾是他们的高足。冯沅君身为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她的长兄冯友兰(哲学家),二兄冯景兰(地质学家),一门三杰,在学术上都有相当成就。 
  才华初绽 
  冯沅君原名恭兰,后改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大绮、吴仪、漱峦、易安、沅君等。l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上一个颇为富有的封建官宦之家,祖父冯玉文,字圣征,大约有15OO亩土地,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她的父亲冯台异,字树侯,一生寒窗苦读,追求功名,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了第三甲进士,分发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此时,张之洞正在湖北武昌办洋务,其中一项便是办新式教育,冯树侯就被委派为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为武昌知府,虽兼任方言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却因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学校事务,而由冯树侯一人负责。之后,冯树侯又出任勘测粤汉铁路的“弹压委员”;不久,终于在他四十一二岁间(1907年)被任命为湖北省崇阳县知县,成了主宰崇阳一县事务的“父母官”。随后,吴氏夫人便携带年幼的沅君及其长兄友兰、二兄景兰赴崇阳与父亲团聚。 
  冯树侯先生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家设了书房,请了“教读师爷”,给3个孩子上古文、算学、写字、作文课。对沅君来说,读古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古文读起来有声调,有气势,颇令人兴奋。算学则是加减乘除,觉得很乏味。此外是写毛笔字。作文每周一次。年幼的冯沅君尤其爱读唐诗,她喜欢读诗可追溯至5岁的时候,父亲教兄长们学唐诗,她便躲在一边偷听,几遍下来便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久而久之,到十一二岁时,她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冯家历来有作诗家风,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著有《梅村诗稿》,伯父冯云异著有《知非斋诗集》,父亲冯树侯著有《复斋诗集》,姑母亦著有《梅花窗诗草》。冯沅君很会作诗,在山东大学袁世硕与严蓉仙教授合编的《冯沅君创作译文集》中,收入了冯沅君大量的诗词作品,她在文革中也为这些太多的诗而吃了太多的苦头。 
  冯沅君的母亲吴清芝,是位通晓诗书、思想开朗的知识分子,曾担任过当地的女子小学校长。吴夫人教子有方,除对子女亲授诗书经传外,还特聘请了一位名师严加训练,即使对年龄最小的沅君,也从不因爱而废严。这就使冯沅君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打下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母亲训导她说:“不能徒恃聪明。读书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像你大哥一样。你大哥虽不如你二哥聪明,但他在不停止地往前走,从不间断,这就厉害。”慈母的教诲,对冯沅君后来走上文学创作和古典诗词研究的道路,起了启蒙作用。可以说,冯沅君的未来是她母亲的早期教育所奠基的。所以冯沅君后来每念及母亲时,总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母女之爱。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树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那是l908年夏天,即冯树侯出任崇阳县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死神却把他带走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尽管冯沅君是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心里充满对父亲无上崇敬、仰慕和爱戴的真情实意,但无奈人生无常,事至可悲。   
  在父亲病逝后的几年里,冯沅君跟母亲及二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亲的教导和兄长们的帮助下自学诗书。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 
  冯沅君的这两位胞兄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他们平素在家中的言谈及经常从外地寄来的新派报刊,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她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l917年开始招生。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与其兄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就这样,l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名满京华 
  冯沅君就读北京国立女高师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新潮派”和“欧美派”的教师们给女高师带来了新的思想,所以当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便积极响应,投身到时代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热潮之中。当时,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会师。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冯沅君的同届同学程俊英饰刘兰芝,孙斐君饰焦仲卿,陈定秀饰小姑)。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2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行动,从而得到执导此剧的李大钊先生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女高师是北京的一流学府,这里人才济济,集聚了不少优秀的教师。冯沅君的班级主任陈中凡,是位国学底子深厚、学识丰富的饱学之士,著名的经学专家;李大钊教授给学生们讲社会学、伦理学和女权运动史,在课堂上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学生反抗封建的忠孝节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胡适教授给她们讲授《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个把《新青年》杂志介绍给同学们读的老师。学者、名师们大胆的议论,深邃的思想,使青年冯沅君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的内心世界大为震撼,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感觉、新体验油然而生,一条崭新而又广阔的治学道路呈现在她的面前,从而奠定了冯沅君的学术根基,也启发了她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冯沅君读书有一股灵性,一旦用心,成绩上升是立竿见影的事。她于1922年夏天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后随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她便来到“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的中国最高学府,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大学研究生的生活。经过3年的勤奋学习,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而且是北大国学门唯一的一名女研究生。 
  时代的思潮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和审美情趣。在冯沅君就读北京大学研究所期间,颇值得一提的是她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在上海创造社刊物上的以《卷》为名的系列小说。这是她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读了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之后,大开眼界,从而激起了无法遏制的创作热情。此时,她表姐吴天的爱情悲剧,更给了她极大的刺激,于是她便以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为主题,从1923年的秋天开始,接连写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4篇小说。这4篇小说虽然各自独立成篇,而其内容、思想却息息相通,其中心主题就是争取妇女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小说所表现的女主人公一方面是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对旧礼教以死抗争的勇气和行动。冯沅君笔下与旧礼教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的形象,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一代读者,向读者展现出了许多青年男女充满了生气的心灵,给20年代中国新文坛带来了清新、绮丽的气氛,因而引起当时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于是,为爱而写作的“淦女士”一时成为20年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冯沅君文笔犀利,她向旧社会礼教挑战的勇敢精神和争取恋爱自由的大胆行动,深得鲁迅先生的赏识。后来,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就选了《旅行》、《慈母》两篇,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冯沅君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卷》……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内)的精粹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譬如,“我很想拉她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房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率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人的真实写照。这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耀其才绪,是截然不同的。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北京创办了《语丝》。鲁迅当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学术委员,对冯沅君自然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冯被聘为《语丝》的特邀撰稿人。冯沅君从《创作周刊》转向《语丝》之后,由于受《语丝》的社会批判的影响,她的视线从单一的恋爱自由扫向了更广阔的生活,文笔有了变化,署名也由“淦女士”改为“沅君”。于是,她便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若干篇小说、杂感或考证文章。她写的杂文,短小精悍,立意鲜明,语言犀利,表现出了一个追求博爱思想的女作家对现实不满的愤世疾俗的态度,从而轰动了北京的新闻界,更轰动了文坛。可以说,冯沅君在文学创作上独特的才能和惊人的魅力,主要是靠她的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在深受后代读者赞赏的20年代中国新文学中占有了一席光荣的地位,进入了苏雪林、庐隐、冰心、谢冰莹等女性作家的不朽行列。 
  珠联璧合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l926年秋天开始的。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屈原》、《宋玉评传》等在学术界颇引人注目。他比冯沅君小3岁(陆侃如生于l903年11月26日,江苏海门人),是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了陆侃如的爱慕。由于业务上的相近,使他与冯沅君有接触的机会。他这位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陆侃如反复地向冯沅君表示纯洁的友谊,接着就是纯洁的爱情。每逢星期日,陆侃如都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时也相约去游长城,流连徘徊于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静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双方就再也分不开了。 
  冯沅君敬重陆侃如的品德、才学,她诚恳而又含蓄地向陆侃如表露了自己的感情:“我主张朋友间的感情要淡而持久。然而我们的友谊何以发展得如此快,我也不知道。鲜艳的花儿,祝你战胜了一切风霜!”(《春痕》十四),文章虽短,但含情脉脉。从两人“爱苗初长”到“定情”这一段爱情生活的历程,约略地烙印在冯沅君于1927年写的、由50封书信组成的中篇小说《春痕》中。冯沅君就是在这样的创作与爱情的交织中,结束了为期3年的大学生活。 
  1927年秋,冯沅君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不久,陆侃如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任教。此时,两人既是恋人,又是同事,从而也就开始了学术事业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研究诗词、元曲,共同撰写《中国诗史》,爱情的花朵也就由此而开放。然而,当冯沅君向大哥冯友兰要求同意她与陆侃如的婚姻时,这位大哲学家却未置可否,最后还是由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先生出面写信给冯友兰,“请不必多问“,才终于成全了这桩婚事。1929年1月24日,冯沅君与陆侃如在上海一个春光明媚、喜气洋洋的吉日里举行了结婚仪式,永结百年之好。 
  就这样,冯沅君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时代的洪流把她冲上了文坛,但传统的负重和学者的生活却又将她完全地拉回了书斋。此后,轰动文坛、为读者熟悉的“淦女士”也便销声匿迹了。 
  婚后,他们仍专心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终于结出了第一个合著的学术研究成果,就是1931年《中国诗史》的出版。这是继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此著作被鲁迅指定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部放射着耀目光彩的《中国诗史》,仍然是中国唯一的一部诗歌史专著。继这部书之后,他们夫妇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l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列为“大江百科文库”之一。此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叙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专著,是一部难得的佳作。难怪它被毛泽东当做经常翻阅的案头读物之一。此书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冯沅君是位事业心很强的人,自然不甘心婚后充当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于是,她又只身应聘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这是l930年秋天的事。北京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等级森严,以往没有女教师登过讲坛,而年仅30岁的冯沅君却开此先河,登上北大讲坛给学生授课。她讲得充实而严谨,令人肃然起敬,从而脚踏实地地站稳了大学讲坛,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学女教师之一。也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她和陆侃如才节衣缩食,把工资和稿费节储下来,计划凑足1万银元后,一道去法国留学。 
  冯沅君夫妇是l932年夏天,从上海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国留学的。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等港口,经过一个月的航程,终于进入了马塞港。一次漫长的、新奇的旅行结束了。这艘船把他们夫妇引入了一个陌生的新天地。抵达巴黎后,他们一起考进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冯沅君夫妇这次到法国是自费留学,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显赫的靠山,过着清贫而紧张的生活。生活的步履尽管艰难,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并未减弱。1935年,他们学完了全部课程,并通过严格的答辩,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在当时,能够取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可谓风毛麟角。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冯沅君夫妇在留法期间,曾参加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组织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这个同盟下设中国留学生支部,参加的人中除了冯沅君夫妇,还有著名诗人戴望舒、李健吾等人。他们在巴黎创办了一张油印小报,由冯沅君夫妇负责编辑,为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尽了绵薄之力。他们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世界形势和文艺问题,讨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译本问题。在这里他们结交了法国和中国很多朋友,从而拓宽了思想和文学视野。他们的心胸和眼界,已经逐渐经历了一个由民族扩展到世界,由世界扩展到全人类的过程。此刻,在冯沅君夫妇的心底,正酝酿着更为广阔的发展自己的宏图。 
  报效祖国 
  1935年夏,冯沅君夫妇满怀海外学子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希冀,乘坐华侨办的中国邮船回到了阔别3年的故国。回国后,陆侃如去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应聘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这两年间,由于生活的清闲,冯沅君夫妇对古籍文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课余之暇经常去琉璃厂闲逛,在北平这条古老的文化街上,见到中意的古书、古玩,便买回家赏玩,常常把每月的工资花得精光,却变成了收藏家。冯沅君夫妇在琉璃厂搜得古籍中,有一部世所罕见的《九宫正始》,于是,他们合作完成了这部南戏曲文资料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一书,在《燕京大学学报》刊出。正是这个偶然的机缘,使冯沅君的学术研究兴趣,由诗文词曲转移到古代戏剧上,开始了对古剧的探讨研究,并于1936年10月发表了著名的《古剧四考》等论文。 
  但是l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中断了冯沅君夫妇象牙塔的书斋生涯,随之流离颠沛的生活开始了。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冯沅君在北京耳闻目睹日寇入侵的种种暴行,悲愤不已,不禁沉痛地吟出“地室避兵朝复夕,亲朋生死两茫茫”、“连连枪声疑爆竹,兼旬卧病意为哀”、“两日悲欢浑一梦,河山梦里属他人”的诗句。次年春,冯沅君夫妇离开沦陷的北平迁到上海小住,后又取道香港、越南河内,改乘滇越铁路的火车迂至昆明。由于战云密布,局势紧张,不久,陆侃如无可奈何地只身应聘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去了峨眉山下的乐山县武汉大学,而乐山很快也遭到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他们只好辗转迂回粤北的坪石。1942年夏,冯沅君夫妇毅然再度入川,投身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3年后,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战的8年间,冯沅君的足迹遍及云、贵、川、粤,饱受流离奔波之苦,但她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国家的危难和民族的存亡。在四川三台期间,冯沅君夫妇积极投入爱国的抗战文艺活动,他们受老舍先生的委托,组织在东北大学任教的文化名人姚雪垠、丁易、赵纪彬、杨向奎等,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由赵纪彬、冯沅君分别任正副主席,会址就设在三台东门内陈家巷冯、陆住宅内。于是,他们经常在冯、陆寓所聚会,研究抗敌宣传,救济进步学生,组织演剧活动等。1943年“三八”节,冯沅君在三台妇女大会上,作了题为《妇女与文学》的长篇演说,生动地介绍了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蔡文姬、李清照等人的不朽事迹,激发了与会的千余女青年的爱国热情。 
  在这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中,冯沅君抱着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坚定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十多篇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南戏遗补》(1939年)、《〈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0年)、《古优解》(1941年)、《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1943年)、《金院本补说》(1943年)、《汉赋与古优》(1943年)、《古优解补正》(1944年)、《古剧四考跋》(1945年)、《天宝遗事辑本题记》(1945年),等等,这些论文是冯沅君在学术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1945年8月l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冯沅君夫妇同千百万同胞一样,沉浸在无比喜悦和激动之中。不久,他们夫妇就随东北大学复校抵达沈阳,1947年夏又应聘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冯沅君一直向往风光如画的海滨,此时,她的精神生活平衡了,物质生活也得到了保证,她的一颗需要慰藉的心,感到了舒适与温暖。就在忙于教书、理家的间隙之中,她继续进行古剧的研究,从而一鼓作气写出了《元杂剧中的〈东墙记〉》(1947年)、《记侯正卿》(1948年)、《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价》(1948年)等文。在此期间,冯沅君还写了一部专著《古剧说汇》(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1956年作家出版社修订重版)。陆侃如则完成了《中古文学系年》的浩繁工程,这部80余万字的学术巨著,直到1985年才得见天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沅君的呕心沥血之作《古剧说汇》是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之后,中国戏曲史上又一辉煌巨著,她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宋元戏曲的形成、创作和演出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对研究中国戏曲史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冯沅君进行古剧研究的同时,还译出了《法国歌曲的价值及其发展》》(1946年)、《法国新文学》(1947年)、《人民颂》、《我曾漫步》》(1947年)、《双牛吟》、《工人歌》(1948年)等10篇(首)法国文艺作品。在法国歌曲《人民颂》译文的后面,冯沅君特意附加了一段文字:“法国以革命后的崭新姿态出现于十九世纪,所以这首歌曲的风度也极明快、矫健、坚定,纵与《马赛曲》不全同(时代也略晚些),实可说是一家眷属。读这类作品,我们会看到前途光明的新兴人群,且不免有视今犹之视昔之感。”这里,冯沅君用含蓄的语言表明,她的心境情怀已经完全倾向中国共产党了。她正是在这样愉快的心情中,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 
  奉献无悔 
  1949年是令人兴奋的一年。是年6月2日,青岛解放。冯沅君与全校师生一样,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之中,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心实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1952年6月,冯沅君夫妇加入九三学社。冯沅君以她早年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业绩,数十年的学术贡献,以及辛勤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受到党和政府的敬重、信任。她曾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1963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中文系一级教授。在繁重的学校行政工作之余,她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1954年,她受教育部的委托,同游国恩、王起教授等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6年),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的中国文学史课,提供了讲授的依据;后又与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林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下编冯沅君主编,文革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在全国影响颇大的书,选注了1000多首历代脍炙人口的诗歌,为全国的大学中文系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教材。5O年代冯沅君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自然是她与陆侃如共同修订的《中国诗史》(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之后,他们又写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外文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英、捷克、俄、罗马尼亚等文本向国外发行。1957年作家出版社还再版了他们修订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他们在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 
  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几年,冯沅君心情开朗,文思活跃,写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如《〈季布骂阵〉词文补校》(1951年),《〈试论〈红楼梦〉的人物塑造》(1955年),《关于元曲家的两个问题》(1957年),《王实甫生平的探索》(1957年),《〈三国演义〉刍论》(1959年),《古典戏曲中浪漫主义初探》(1961年),《陆游的生活道路和创作》(1961年),《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1965年),《怎样看待〈一捧雪〉及其改编本》(1965年)等等。冯沅君这些年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丰收之期了。 
冯沅君是位受学生爱戴的教授,因无子女的拖累,乃以校为家,她把学生当成孩子一样看待,对学生非常爱护。5O年代初,冯沅君亲自提名袁世硕留校任助教,当校务委员会讨论各系留助教名单时,她竟在会议室门外坐等数小时之久,直到讨论决定后,她才放心地走回家去。袁世硕留校后,冯沅君为他制定了详尽的进修计划,一周为他审阅一次读书报告,从观点、资料及标点符号都一一提出具体意见,有时多达百余条。袁世硕要登台讲课了,冯沅君又把他准备的讲稿逐字审阅。看了讲稿,又听试讲。当袁世硕登上讲台给学生上课时,她又端坐在后排的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听课,课后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她是多么认真地培养她认为有希望的学生啊! 
  冯沅君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国家规定,每月都有部分车马补助费,供她去外地视察的旅行需用。可是冯沅君从不领取,有关部门发下来,她都原封不动地交回去。冯沅君作为国家的一级教授,又是大学副校长,可是她外出却从来不主动向学校要车。尽管学校规定,她外出坐车可以不必经过主管部门,什么时候用车直接打电话要就行了。然而,冯沅君却从来不使用这个权力。她在日常生活中,始终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从不搞什么特殊。 
  冯沅君是位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她对学生关心备至,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教学上。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的劳累,她患了直肠癌,住进了医院。病危时,神智巳不大清醒,还时时挂念给学生讲古典文学。后来,听陆侃如先生说,冯沅君常常要护士、大夫扶她到病房隔壁去,因为隔壁有一间护士办公室,她误以为是学校的教室了。所以,她一走进去,便坐下来大声讲课,她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使在场的所有的人无不动容,不少人流下了热泪。 
  冯沅君说过: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把应尽的责任尽完。她把“责任”二字看做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此事一毕,了无遗憾。 
  冯沅君是l974年6月l7日被病魔夺去宝贵生命的,她从此带走了75年的痛苦与欢乐,奋斗与追求,而告别了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 
  冯沅君逝世后,陆侃如曾写过一篇深情怀念的悼文《忆沅君》,他在这篇悼文中,深情地回忆着他们相识、相爱与结合,以及冯沅君死前的悲惨情景。爱情犹如人生,是一本永远写不尽也读不完的书,陆侃如的这篇悼文,充满着他对爱情,亦是对人生的体味和启示。为了安慰冯沅君的在天之灵,卧病在床的陆侃如打算整理出版冯沅君生前的著作。他们夫妇从30年代合著《中国诗史》起,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并肩战斗了大半个世纪,共同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岁月,也共享过一部部学术著作完成后的喜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4年,陆侃如也与世长辞了。 
  冯沅君和陆侃如生前立下遗嘱,把他们数十年的全部积蓄6万余元人民币及两万册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作为优秀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奖励基金。70年代的6万元人民币,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从她主动退回“人大代表”的车马补贴这件事来看,她不可能有额外的收入,那笔存款无疑是他们夫妇的稿费和工资了。这件事足以反映他们高尚的精神境界和感人的道德情操。他们实在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学者和导师。 
  冯沅君与陆侃如这对学者伉俪,长眠在自己热爱的祖国土地上;他们的著作受到人民的赞赏,永远与人民同在。他们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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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史》便是冯沅君与陆侃如所著,只是,当时却不知道这对夫妻曾在繁花似锦的青岛安居多年。这对伉俪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一起致力于文学研究,携手几十年,堪称佳话。
  那日,漫步在初吐新芽的法国梧桐下,边走边拍,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了青岛小鱼山的山脚下。
  童年时,这里是个十字路口,每日放学回家,公交车都会经过路口的车站。车站后面是花岗岩砌成的矮墙,还有一排竹子,隐隐约约遮挡着一个院子,窥不见真容。
  院子的门口,其实在路口拐弯处的山脚下,童年时屡屡走过,却未留意——想来,怕是青岛这样精致的院落太多,年幼时便习以为常的缘故。
  这是鱼山路36号,斜对面便是梁实秋故居,向上走几十米便是旧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如今,这里是中国海洋大学校址所在地。院子门口挂着三个牌子,依次是“童第周故居”、“冯沅君与陆侃如故居”和“束星北故居”,还有简单的介绍。
  当年的中学课本里,便有关于童第周的课文,这是我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之一;束星北是物理学家,是国内最早研究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
  两位科学界名宿倒并非我此次寻访的对象,我的“目标”是一对学界伉俪——冯沅君与陆侃如,二位都是古文学研究专家。
  看到这两个名字,我便忍不住忆起大学时光。那酷热的下午,一线线阳光穿过窗帘的缝隙射入图书馆,伴着一声声蝉鸣,逃课的我坐在地上,倚着书架看书。
  彼时草草读过的《中国诗史》,便是冯沅君与陆侃如所著,只是,当时却不知道这对夫妻曾在繁花似锦的青岛安居多年。这对伉俪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一起致力于文学研究,携手几十年,堪称佳话。
  冯沅君是昔时的“中国五大女作家”之一,另外四位是苏雪林、冰心、丁玲和凌叔华。与其他四人不同,冯沅君一生用于文学创作的时间极少,在1930年开始便潜心文学研究,淡泊终老。这也便是为何冯沅君少时成名,却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原因。1949年后,冯沅君曾担任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大学副校长,也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
  但在1922年到1929年间,冯沅君的“才女”之名满天下,文坛旧事中总少不得她的典故。最让人广为提及的是“一门三兄妹”——冯沅君的二哥便是哲学家冯友兰,三哥是地质学家冯景兰,兄妹三人当年相继考入北大,又相继成为一级教授,为教育界罕见。
  她的一生,便是一道涓涓细流,写女性挣脱旧礼教束缚的情事,潜心于文学史的蛛丝马迹,在1974年去世前,她留下遗嘱,说“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冯沅君文学奖,便从此而来,随之一同捐献的,是她与陆侃如一生的数万册藏书。
  如今这院子,仅仅靠一排竹子,便似遮住了道路上的喧嚣,清静自得。五栋小楼比邻而立,各不相同,门口的五号楼便是冯沅君伉俪昔时的住所。
  时值正午,依稀闻得到饭菜香味,这距离海边百余米的院落里,不复当年的学术气息,与青岛的众多名人故居一般,成了普通民居。令人欣慰的是,这几栋小楼保存极好,清静的小院里还栽满了花木,那散落一地的樱花花瓣绝美。我最爱靠里的那栋,阁楼外的三角墙面墙面有赭红色的装饰线条、土黄色的天然毛石,搭配着米黄色的墙面,十分精致。
  一只极肥的猫趴在院子中间晒着太阳,不远处是一辆如今极少见的三轮摩托车,却漆成了红色,颇显怪异。因为天气好的缘故,几乎家家都在晒被子,院里还有两棵年头颇久的法国梧桐,树下生着鹅黄色的小花。
  冯沅君与陆侃如便是在这院落内,一起任教、一起研究,恬静淡泊。
  其实,少女时代的冯沅君,也曾激进。她的三本短篇集,第一本名叫《卷箷》,写于在北大求学期间,由鲁迅亲自编辑并办理出版,鲁迅说“卷箷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基调亦是明朗的;而第二本叫做《春痕》,颇觉沉郁;第三本叫《劫灰》,是其文学生涯的终结。其小说主题多集中于抨击封建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有浓郁的五四气息。她曾在《卷箷》里收录的《隔绝》中写道:“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去看海去”,她也曾写道:“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那叛逆与决绝,在书中随处可见,“我们相抱着向里面另寻实现绝对的爱的世界的行为是怎样悲壮神圣,我不怕,一点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艺术化的,天下最光荣的事,还有过于殉爱的使命吗?总而言之,无论别人怎样说长道短,我总不以为我们的行为是荒谬的。退一步说,纵然我们这行为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结果,我们头可断,不可负也不敢负这样的责任。”
  而从《卷箷》到《春痕》,再到《劫灰》,三部集子的名字则似一个女性的青春与成长,由激昂到萌动,逐至黯淡。
  我曾读过的,是中间的《春痕》,收在一本现代文学的集子里。之所以记得,是因为那是五十封信,为一女子寄给情人的,从求爱到定情,每封信里讲二三事,淡得只留痕迹,那痕迹,却是坚定的。
  陆侃如于1922年考入北大,大一那年出版《屈原》一书,冯沅君是他的同班同学。1929年,二人在上海成婚,值得一提的是,冯沅君幼时曾有婚约,1923年,她坚决要求解除婚约,上演了她小说中的一幕。她与陆侃如相伴数十年的婚姻还是一场姐弟恋,她比陆侃如大三岁。1931年,二人合著六十万字的《中国诗史》,有人说,这是“继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次年,他们又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同年夏天,二人一起赴法,就读于巴黎大学研究院,1935年双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们一起来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居住于鱼山路36号,冯沅君在这里创作了《古剧说汇》、《古元剧杂考三则》等,其中《古剧说汇》与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闪耀于戏曲史。而陆侃如则编写了《中国文学理论简史》,那期间他的学术论文,总在文末署上“写于青岛鱼山别墅”几字。
  他们在这里居住了11年,直至1958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他们也跟赴济南。
  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晚景凄凉。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使他们无法再安于书斋。1957年,二人双双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遭“拔白旗”,冯沅君更是拖着小脚每日去千佛山砸矿石。至文革时,陆侃如成了“死老虎”,冯沅君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屡屡遭批斗,唯一工作是扫学校的走廊和厕所。
  联想他们此前的行为,这境遇就更显悲惨——早在五十年代初,他们就将所有积蓄共计两万元捐献,在当时可算巨款。可一片赤诚,却终不堪风雨。
  我也曾读过他们1949年后的著作——相比三四十年代的高产高质,他们在1949年后的著作无论质与量,都大大下滑,还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比如“顺应潮流”,在每个章节的结尾都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话,以证明中国文艺按毛泽东思想发展前进。
  1974年,冯沅君去世,时年75岁,三年后,陆侃如去世,时年也是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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