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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民国文人邵洵美  

2017-02-08 16:38:39|  分类: 民国风云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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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洵美(1906—1968),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上海,出身官宦世家。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1923年初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同年东赴欧洲留学。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27年回国,与盛佩玉结婚。1928年开办金屋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1930年11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任会计,1933年编辑《十日谈》杂志,并发表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1934年编辑《人言》杂志。1936年3月至1937年8月主持《论语》半月刊编务。 晚年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作品。其诗集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
       邵洵美与妻子相恋时,见《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中有“佩玉锵锵”句,为妻子之名,于是从“洵美且都”中取二字为名,以示爱慕。
       妻子盛佩玉(两者为表姐弟关系),是盛宣怀之孙女。祖父邵友濂,为晚清重臣。另曾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 同居。女婿方平,著名翻译家。生父邵恒,为一纨绔子弟。邵过继给伯父邵颐,其前妻为李鸿章的嗣女。
       邵洵美作品系列第一辑共分五卷,分别为:诗歌卷《花一般的罪恶》、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文艺闲话《一个人的谈话》、小说卷《贵族区》和回忆录《儒林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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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洵美是个有贵族气质的诗人,在山雨欲来的革命时代,他一味吟风弄月,追求”唯美”,的确与当时国家多难、问题成堆的大背景不太和谐。但他为人慷慨,有”小孟尝”之美称;他的”慷慨”使其家里的经济状况日渐紧张,这点盛佩玉女士在《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一书中有所提及。他在出版事业上颇有成就,尤其是《论持久战》英译本的出版也有他的一份贡献。解放后,邵洵美埋头于翻译工作,译作有拜伦的《青铜时代》、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士》、泰戈尔的《两姐妹》等,他是翻译界公认的一流翻译家。不幸的是,从”反右”到”文革”,他先是被逮捕审查,被释放后挨斗受批判,死时窘迫得连身新衣服都没有。
       用学者李欧梵的话说,在现代文学史里,邵洵美比大部分作家不为人知,是因为他“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典型”。
      确实,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他是清末高官后代,妻子也身出名门,家产丰厚。有人评价他年轻时的生活,几乎就是《红楼梦》里描述的“大观园”的翻版。他好酒好赌,经常在花木交荫的宅第里“一掷呼芦,输赢百万”。他讲究雅赌,认为赌博有“诗意”,因此看不起那些世俗赌徒。据说,他越输钱,诗写得越好,自称“赌国诗人”。
       邵洵美出生于名门望族,继承了万贯家财。从剑桥回到上海后,他结交了上海滩除左翼作家外几乎所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的朋友张若谷、陆小曼回忆道,当时邵洵美的私人书房里放着估价五千金以上的希腊女诗人沙弗像真迹,用20万金磅在伦敦拍来的史文朋的手稿,用羊皮纸装订的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第一版(《花一般的罪恶》深受波德莱尔颓废主义风格影响),和结拜大哥徐悲鸿送给邵洵美的描绘巴黎酒吧“红磨坊”即景的帆布油画。这些陈设足见邵家强大的财力和人际网络。然而,除了收藏自己深爱的艺术品外,邵洵美把万贯家财都投入到了发展少年中国的出版业上。
       他穿长衫,跳西式舞,像“公羊之鹤”。因为皮肤苍白,出门前要薄施胭脂,自称这是学唐朝人风度。
他爱画画,爱藏书,爱文学,在自家豪宅里办文学沙龙,来往的人川流不息。他爱写诗,而且要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写,落笔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以直接付印。
        他的英式诗风,追求唯美,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章克标在给《海上才子·邵洵美传》写的序中把邵洵美概括为三重人格的人: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章克标说邵洵美:”他一身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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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唯美诗人
      一把壶可配若干只杯子,就像戏剧舞台上披挂上阵的将军,总少不了前呼后拥的兵卒作陪衬。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座大茶馆,众多的文豪名士各是一把“壶”的话,那么,当史家们提起三四十年代的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壶”们的时候,总会不时提到他们身边邵洵美这只”杯子”。
       而当我们拂开历史的积尘,去探询它的本来面目时,我们会发现,其实邵洵美也是一把”壶”,且是一把拥有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多种头衔的”多功能壶”!
      “唯美”诗人邵洵美,已被我们冷落得太久。他只偶尔被当作道具提及,活在他人回忆的夹缝间,有时还免不了因误解而充当尴尬的角色。
      那么,邵洵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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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场阔少
       邵洵美(1906—1968),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祖父邵友濂,同治年间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外祖父盛宣怀(亦即邵妻盛佩玉的祖父)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中坚人物,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大实业家,富甲一方。又因邵洵美过继给伯父邵颐的关系,按谱系,李鸿章当是他的叔外祖父。
      邵、盛两家联姻,以其地位的显赫和富贵荣华,似不逊于《红楼梦》中的荣、宁两府。
邵洵美的生父邵恒受岳父盛宣怀的赏拔,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但他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终日沉溺于麻将桌、大烟铺,还喜金屋藏娇,后因连着三个月未上班,气得盛宣怀不得不将其免职。
          邵洵美,五六岁时即入家塾读《诗经》,背唐诗。读完家塾便进圣约翰中学。这所教会学校所授课程除国文外,都用英文教材,教师不少为洋人。良好的教育环境,日渐把邵云龙薰陶成一个颇具才情、温文尔雅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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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洵美16岁时恋上了表姐盛佩玉。17岁时邵洵美便学会了开汽车。暑假期间,他经常开着福特车到处兜风,还带着家仆到戏院里邵家的长期包厢看戏。一次,经表兄弟介绍,邵洵美在包厢里认识了一位元交际花。当他与这位交际花及她的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时,那伙人中有个自称姓邵的家伙滋事寻衅,用枪打伤了别人。员警听说凶手姓邵,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邵洵美关进了大牢。虽然最终水落石出,警察局将邵洵美放了出来,但此事风传上海滩,败坏了邵家的名声,而那位交际花居然又厚颜找上邵府,狠敲了邵家一笔竹杠。
       事后邵洵美才知道,是交际花与那帮人合伙做了圈套,套住了他这个不谙世事的阔少爷。邵洵美深悔自己的无知和失检,从此再不涉足娱乐场所,并转至南洋路矿学校就读。
        1925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经济系就读,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诗。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
       不到两年,因家里遭火灾,经济上吃紧,加之老祖母抱曾孙心切,邵洵美中止学业返国。
1927年,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婚后三朝友人来贺,有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丁悚、刘海粟、钱瘦铁等。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1927.1.21)的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
      此时的邵洵美已立志日后要创出一番自己的事业,不靠祖上馀荫度日。”我不能像其他富家子弟,只知将莫名其妙由祖宗传下来的钱一个个用光,而不想去运用天赐给自己因以求生的手和脚。”
        回国后,邵洵美一直沉浸在读书、写诗、作文章、编杂志办书店的忙碌中。他交友的圈子也越来越广,还与《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结上了忘年交。他们常常晤聚,谈文论艺,研究办书店、搞出版等事宜。
1927年4月,老朋友刘纪文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邀请邵洵美去当秘书。他只干了3个月就弃官而回,觉得自己不是块当官的料,并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当官。
       1935年,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第一次见面时,就请她与朋友们到他家做客。他自己在鸦片铺上横下,又叫艾米丽不妨试试,结果艾米丽从此染上阿芙蓉癖。后来,邵洵美为艾米丽取了个十分动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他们在上海滩携手干了一番事业,也演绎了一曲跨国的”惊世恋情”。
      鲁迅曾数度讥讽:“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此评影响颇大,使得很多人都认为邵是一个靠老婆陪嫁而舞文弄墨的纨绔子弟。今日看来,是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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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生涯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邵洵美如是说。
      说是天生的诗人,倒真有点来头。邵洵美周岁那天,家人端来一只盛满各种东西的盘子,有红帽子(官)、金镯子(财)、小喇叭(艺)等,对这花花绿绿的一切,他都没兴趣,却伸手抓了支狼毫笔。祖母说:“唉,小黑是个拿笔杆子的命!”
       邵洵美果真玩了一辈子笔杆子,写诗、作文、搞翻译、办出版。他青少年时代喜欢写诗,与盛佩玉初识时便写了首《Z的笑》,以诗定情。赴欧留学前夕,未婚妻为他织了件白色毛背心,他写了首《白绒线马甲》,作为处女作发在《申报》上。在诗集《诗二十五首》的序中他说:“最初的时期尚以为是自己的发现。我写新诗从没有受谁的启示,即连胡适之的《尝试集》也还是过后才见到的。”对他的诗,朋友们众说纷纭:“邵洵美是个很好的诗人。”(郁达夫)“有声,有色,有情,有力。”(柴树铎)“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陈梦家)“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沈从文)因此,邵洵美获了一个“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
       除去朋友捧场的色彩,实事求是讲,邵洵美的成就与他圈子里的朋友们相较:论诗,他与徐志摩不能同日而语;论文,他与沈从文不在一个量级;论翻译,也不在施蛰存之上;若论出版,邵洵美倒真是一位大出版家!他对出版情有独钟,大概也是“天生”。1918年,12岁的邵洵美便和弟妹们模仿日报的样式,用一张32开纸写《家报》,把当日新闻和好玩的事写在纸上,一式誊写四份,送给祖母、母亲和两个姑姑。在英国留学时,他便有此抱负: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办出版事业,出自己的书,也为朋友出书。
出版事业
      自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中,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先成立“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先后接管了《狮吼》杂志并创办了《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达11种之多。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1934年至1935年期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
        邵洵美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娱人悦己,不以谋利为旨,常在亏损累赔的情况之下亦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妻子盛佩玉晚年回忆说:”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可是往往是一去不返。有人笑话他,说他做生意像作诗,目的在抒情,不在乎家产的流失。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当算精当。邵洵美的出版思路也随时代的脚步在前进。从”唯美”到”现代”,再到”紧跟时代”,越来越贴近民众,贴近生活。伴随着”一·二八”事件,邵洵美及时创办《时事日报》,反映民众的抗战呼声,唤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
        邵洵美办出版的辉煌时期,是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他与项美丽的合作默契、愉快、紧张、玩命。他们一起创办了《自由谭》月刊(1938年9月1日创刊),即Candid comment Chinese Edition(《直言评论》中文版),旗帜鲜明地提出”追求自由”。为了安全,编辑人、发行人署的都是项美丽的名字,而具体工作全部由邵洵美来完成。封面上”自由谭”三个大字,是邵洵美模仿颜体的手迹。画面是一幅木刻--日本的飞机在轰炸,大地在燃烧,一头牛被炸死在原野上,一个孩子手捂着脸在流泪,一位农民托着自己被日寇炸死的孩子,孩子的伤口还在滴血……这震撼心灵的血泪控诉,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邵洵美以各种化名为《自由谭》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气息的短论,揭批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他在一篇文章中呐喊道:“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凭了汪精卫在'艳电'前后的种种言论与举动,可以相信他也一定做得出卖国卖民的勾当。”他还借《几个卖掉灵魂的律师》揭出自己弟弟“邵式军已就任伪苏淞皖统税局局长”一事,给世人以警示。同时,他又借《自由谭》向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的作品。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记者杨刚当时隐蔽在上海霞飞路项美丽家中,使项得以见到《论持久战》。项美丽将该文译成英文后,邵洵美立即将其在《直言评论》(《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并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在连载的同时,又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专门为英文版《论持久战》写了名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序:”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邵洵美又亲自将这篇序译成英文,列在单行本前面。《论持久战》英文版共印了500本,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管道发行;另一部分由邵洵美在夜间开着汽车,与王永禄一道,将书塞到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里。项美丽的德国朋友--时为德国驻沪实习领事的Peter Wolf也参与过投送。干着这种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事情,为了安全,邵洵美特地买了一支手枪防身;一度避居在项美丽的寓所时,还请了一位法国保镖。
      《自由谭》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自然也受到日本人的“关注”。一个自称是日本某通讯社记者的人约见项美丽,询问《自由谭》的编辑、出版情况,并警告她要改变办刊方针,对日本要”友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自由谭》被迫停刊。
       抗战胜利后,邵洵美仍致力于出版业,曾出任《见闻》时事周报总编。复办《论语》半月刊时,尽管经济拮据,他仍咬牙负债经营,直至1949年5月终刊。
       全国解放后,他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但终因资金不足及其他原因,没撑多久即关门大吉。
邵洵美曾有自己的印刷厂,还有台从德国进口的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全国只此一台。刚解放时,北京要成立新华印刷厂,因出版《人民画报》缺少设备,夏衍亲自登门拜访邵洵美,希望他”割爱”。尽管邵洵美很舍不得,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邵洵美当年办出版的初衷是为自己出书,为朋友出书。他没有食言,他的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及第一出版社,为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沈从文、巴金、老舍、潘光旦、施蛰存、陶亢德、章克标、张若谷、滕固、朱维琪以及夏衍等一大批朋友出了书。当然也有遗憾,他的《自传丛书》和《新诗库》计划没有全部实现。
邵洵美散尽万金,出版了诸多的报刊和书籍,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无人可与匹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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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孟尝君
        “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这是邵洵美的一句名言。
       邵洵美为人热情、坦诚、仗义。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邵洵美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胡适、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张光宇、丁悚、鲁少飞,以及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等。真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郁达夫说得有趣--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幅《文坛茶话图》(载《六艺》月刊),称邵洵美是”孟尝君”。
邵洵美扮演孟尝君一角由来已久。他刚到剑桥读书时,老祖母令帐房按月汇款。那时邵洵美不吸烟(对未婚妻承诺过),不跳舞,手头宽裕,友人手头拮据时只要张口,他马上慷慨解囊,而且散金不骄人,从不要人还。那时徐悲鸿、蒋碧微夫妇两人合用一份留学经费,常闹经济危机,邵洵美总是适时施以援手。
一天大清早,有一青年敲邵洵美的门,先说了一番恭维话,然后表示想借钱,并说是大使馆介绍的。邵洵美也没多想,顺手送他200法郎。此后,留学生们风传他是”活银行”。
      1927年邵洵美回国时与张道藩及另一同学同行,他特意将自己的头等舱船票退掉,换了三张三等舱的。回国后,他住在上海,徐悲鸿、谢寿康、滕固、唐槐秋等朋友一到沪上,必在他家落脚,他食宿全包。
       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时,有位朋友送来沈端先的一叠译稿,是日本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朋友说译者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希望帮他出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连稿子都没看,马上拿出500元。沈氏即夏衍,那时他还是文坛刚出道的新人。
       “新月派”到上海开设”新月书店”,两年下来因亏空太多,要招新股。邵洵美关闭自己的金屋书店,加入“新月”,后来又不得不一人独资。《生活》杂志与“创造社”的善后事务,邵洵美都出过力。
如果说这些都算出于“礼”的话,那么,下述几例“孟尝君”的作为就纯属出于“义”了。
        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
       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他恨之入骨。邵式军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1944年上海宪兵队长冈村适三通过投日的熊剑东多次游说邵洵美,企图利用他与他在重庆的中国政府部门的老友联系,谋求”中日议和”。”邵洵美依然故我,出淤泥而不染”,(《辛报》记者陈福愉文)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坚守着民族气节和做人的尊严。
        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是一对革命夫妻。1931年共产党员胡也频突然被捕。丁玲、沈从文四方打听无果,于是沈从文来找邵洵美帮忙。邵当即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刘健群打电话,要求保释胡也频。刘健群不同意,两人争执了起来。刘健群是CC系的人,邵洵美的拜把兄弟张道藩也是CC系的干将。况且邵洵美毕竟是知名人士,是有影响的人物,刘健群不敢得罪,再三思考后向邵洵美说出了真相:胡也频已于几天前被枪杀。邵洵美不信,刘健群便将胡也频的遗体照片给邵洵美看。邵洵美又通知沈从文也来看照片。国民党秘密枪杀胡也频的消息由此公诸于世。
      当时胡、丁刚有小婴,丁玲的生活处于绝境。她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托给母亲照应,但身无分文。尽管沈从文筹到了一点款子,急公好义的徐志摩又帮丁玲把一部分书稿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须还。沈从文这才得以陪丁玲回到湖南。
       1933年5月,国民党又秘密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邵洵美与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等二十几位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当局以示抗议。6月,邵洵美又和蔡元培、柳亚子、郁达夫、鲁迅等19人联名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稍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杏佛被军统特务暗杀,邵洵美把这则凶讯和追悼会照片刊在《时代画报》上,以示抗议。
      在对外文化交流上,邵洵美也做出过不小的贡献。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接待。当时邵洵美是分会的会计。分会没有经济来源,平时的花销往往是邵洵美自掏腰包。那次在宋庆龄寓所设素宴招待萧伯纳(萧不吃荤),就是邵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席上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和邵洵美。所费46元大洋是邵洵美埋单的。
      这是邵洵美第一次见鲁迅。会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冻得发青。便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车,一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说邵洵美是现代文坛的孟尝君,他受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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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奇缘
       邵洵美与徐志摩,都是那时候的风流人物,都被人誉为“美男子”,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周劭先生说他俩“玉树临风,人称双璧,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志摩更漂亮一些。”
       “人们总以为邵洵美与徐志摩的深交缘于他们都是三十年代写作新诗的诗人”,邵绡红说,“实际上,我爸爸和徐志摩的相识,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奇缘。”
       故事始于1925年,当时年轻的邵洵美负笈英伦,在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攻读经济。暑假时,与他一同住在导师家里的留学生刘纪文邀他去巴黎,从而结识了张道藩、徐悲鸿及夫人蒋碧薇等一批在法留学生。奇怪的是,徐悲鸿等人一见到邵洵美就说他长得极像徐志摩,一个中国诗人,而在此之前,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旧书摊的老人,每次见到他也总是问他是不是姓“Hsu”,说有个要翻译《拜伦全集》的中国人和他有着同样的面貌。邵洵美感到”一定是天意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巧的是,没过几天,他和徐志摩竟在路上巧遇了。徐志摩一见邵洵美,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原来,徐志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邵洵美的事,也在四处打听他。
       邵洵美崇敬徐志摩,两人友情甚笃。他为徐志摩、陆小曼作了一幅一只壶一只杯的画,题字为:“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意为他俩像壶与杯一样亲密,壶不离杯,杯不离壶。一次文艺界朋友在徐志摩家聚会,自然免不了要写诗作画。邵洵美作完画,在另外半张纸上写了两句:“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 洵美”。逗得众人捧腹。
邵洵美,就是这样率真、顽皮。
       邵洵美后来与陆小曼一直有往来。解放后,还曾一起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邵绡红回忆说,1957年,她在南京上大学,有一次回家时,还碰上陆小曼前来邵家做客。“她和电影里的陆小曼完全不一样,我记得她写的字非常漂亮。”有一次,听说陆小曼要来,为了替她祝寿,囊中羞涩的邵洵美还托好友将一枚祖传的吴昌硕的印章代为转让,以筹得宴请之款。这枚珍贵的印章当时仅换了10元钱。
凄凉晚年
        1949年春,国民党败局已定,达官贵人纷纷卷着细软出逃。邵洵美利用《论语》发表了《逃亦有道(复友人书)》,讥讽国民党政府。文章刊出后,邵洵美受到了当局的警告。有一期《论语》中有篇文章更尖锐,在刊物已印好的情况下,为免遭灭顶之祸,邵洵美发动家人一起动手撕去那几页,再由时代书局发行。然而到第177期,《论语》终未逃脱被勒令停刊之厄运。
        其时,胡适曾拜访过邵洵美,并已为其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叶公超得悉,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邵也谢绝了。这其中当然另有隐情。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罗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份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释然。他相信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共产党来了,他也会有出路的,因此他静等上海解放。
      5月24日,上海解放。划成分时,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
      解放时,夏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为邵曾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而造访过他。夏对邵的胆识很是欣赏,当然他们亦有旧谊。不久,夏衍和周扬问邵有何打算,邵说想到复旦大学教书。政府代为联系,学校表示欢迎,但根据邵的学历,在复旦只能任二级教授。邵觉得自己在高校的朋友都是一级,他撂不下面子,不愿屈就,遂把心思锁定在写作、出版上。
       夏衍代国家征购了邵洵美的那台德国印刷机,邵洵美得了一大笔款,这又激起了他扩大书店的愿望。1950年元旦,邵洵美全家移居北京,他想在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
        但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以每天半个版面的篇幅批判上海时代书局的出版物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新华书店的大量退货。因资金严重亏损,再也无法运营,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好在邵洵美兴趣广泛,百无聊赖之时,沉浸在方寸之间,成了集邮迷。他收藏有不少十分珍贵的邮品。因喜篆刻,邵洵美把自己的头像篆成藏书票,别具一格。著名篆刻家钱瘦铁还为他刻了一方“洵美常幸”的印章。
      然而现实对邵洵美是残酷的。1958年,他遭了一场无妄之灾,蹲了大狱。邵洵美在历史上的人际关系确实复杂:与杜月笙有往来;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有过从;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张道藩、刘纪文等有交情。还有鲁迅对他的讥讽、批评,一直是他一块心病。而他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一封信,一封写给项美丽的信。
       事出有因。1958年,邵洵美经济上陷于困境,吴昌硕为邵友濂刻的一方“姚江邵氏图书收藏之章”是他的传家宝,是“祖宗”,也只以20元的价钱转让给了钱君,为的是宴请陆小曼为她祝寿。屋漏偏逢连阴雨,邵在香港的小弟邵云骧又患重病,住院急需资金。正愁肠百结时,老友叶灵凤由港来沪,邵洵美请他吃饭。席间叶灵凤说起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邵洵美于是想起1946年他去纽约,项美丽曾向他借过1000美金。本来他借给友人钱,是向来不要还的。但此时非彼时,弟弟病重,他不得不做“小人”了,他想让项美丽将那1000美金用支票转账到香港给弟弟救命。邵向叶索要项的地址,叶说不在手边。邵便写了一封信,署名用英文笔名Pen Heaven,托叶到香港后代发……
      结果信被有关方面截获,有人暗示邵洵美向组织交待历史。邵洵美当时正在赶译一本书,再加上他觉得过去的事太复杂,牵涉朋友太多,须认真,他想等译完《一个理想的丈夫》一书后再向组织说明。孰料两天后他便被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成了“狱友”。他私下对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这两件事,一是1933年,邵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招待来访的萧伯纳,其费用46块银元是由他付的,但在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报导中,却独没有他的名字,“使我一直耿耿于怀”,他希望贾将来能写文章“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二是,邵说自己写的文章虽不好,但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贾植芳未负邵托,于1989年发表了《提篮桥难友邵洵美》。
       上世纪60年代初,邵洵美尚未出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与译文出版社的周煦良进京开会,时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向周煦良问起邵洵美的近况。周煦良说邵仍在狱中。那时党正在调整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周扬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
        1962年4月,邵洵美被释放。可是,他已没有自己的家了。16岁的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到青海支边去了。原来的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小罗和一个老保姆挤在一间房里。后来,不得已盛佩玉又打发了老保姆,带着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邵洵美出狱后住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四年的无妄之灾已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头白发,极其瘦削。他患上了肺原性心脏病,唇、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一动就喘,整日坐在床上,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家人问他狱中情况,邵洵美只字不提,只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此后,幸得有关方面照顾,安排他为出版社译书,以稿费维持生计。可是“文革”一来,他的生计又成了问题。不得已,他只好将祖父邵友濂的日记、翁同 作批注的李鸿章、曾纪泽、盛宣怀给邵友濂的两大本手札,全部廉价卖掉……这一时期,他与妻子盛佩玉分住在沪、宁两地,由儿子、女儿分别赡养。邵洵美在1967年5月3日致妻子的信中写道:
      ……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
       当年上海“一品香”的常客邵洵美,此时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幻想烤炉和火鸡。
再读一封他致妻子的信:
       今日是23日,这二十三天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可是依然要付两元,因为要吃到半个月才不送。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我不是“叹穷经”,是好在空闲着,所以多谈谈心。
      他在地狱门前徘徊,但仍常念想自己的诗句:“诗还不能就这样地结束”。他仍然热爱生活,不泯爱美的天性。邵洵美的老友秦鹤皋在忆文中写道:“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
      “文革”中,邵洵美家中一件珍贵的北宋官窑烧制的桃形笔洗被抄走了。“文革”前,他让盛佩玉携带一件小古玩越窑鸟形盒进京托在故宫工作的朋友帮忙,看能否被收购(结果被拒绝了)。他再三叮嘱妻子此行务必代他去拜访沈从文与陈梦家,他为他们之间因久未通讯而可能酿成的一点小误会而深感不安,要妻子去当面向他们解释、道歉。诚如施蛰存所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肺原性心脏病把邵洵美折磨得死去活来,几番进出医院后,他因受不了医院的压抑,决意回家养病。此时的他感慨万千,作诗抒怀: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1968年5月5日,唯美诗人潇洒地抽身飘去,不仅给妻子留下了揪心的悲伤,也留下了一堆麻烦和债务: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的房租600多元,还欠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
诗人闭目17年后,1985年2月,邵洵美的“历史反革命案”正式平反:
沪公落办字第26811号
上海市公安局
决定书
1958年10月邵洵美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逮捕,1962年4月教育释放。
经复查,邵洵美历史上的问题不属反革命,1958年10月将其以反革命逮捕不当,予以纠正。
问题是如此复杂,又是如此简单。
      不论有人称邵洵美是“唯美派诗人”、“作家”、“出版家”或“孟尝君”,也不论有人称他是“自称'诗人'”、“邵公子”、“纨绔子弟”,仅凭他当年在孤岛时期胆敢印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文版,敢在月黑风高的深夜开车将该书投进上海滩外国人的信箱这一条,就足以证明邵洵美是炎黄子孙,是七尺的热血男儿!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茶馆中应有他一席。他是一只”壶”。
壶碎了,诗还在。
诗人走了,白纸黑字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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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情事
        一见钟情
       美国著名女作家艾蜜莉·哈恩曾以《宋家三姐妹》一书享誉海内外,而她与中国著名诗人邵洵美的一段旷世奇缘,却为世人所罕闻。
      1905年,艾蜜莉·哈恩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城。她毕业于威士康辛大学。1928年,她在纽约亨特女子学院任教,并开始写作。同时,被聘为《纽约人》特约撰稿人。
        不久,她为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所吸引,于1935年从刚果来到上海。她最早结识的就是邵洵美。当年上海有个外国女交际家丽茨夫人,是上海一家著名洋行大班的妻子。她喜欢中国京剧,就投钜资组织了一个京剧团。邵洵美因与丽茨的朋友来往比较密切,被邀请当了她的京剧团的负责人,并把梅兰芳请进了剧团。而埃米莉·哈恩正是在这个剧团里和邵洵美一见倾心。
        那天,在兰心大戏院她一见到邵洵美,就为他生有一张面白鼻高的有着希腊脸型的面庞而惊异,更为他的多才多艺和流利的英语而倾倒。不久,她就深深地爱上了他。两人的香巢构筑在福州路江西路转弯处的都城饭店里。邵洵美还根据她的名字音译,替她取了个“项美丽”的中文名字。他俩的同居完全公开。项美丽经常出入邵家,她与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成了朋友,与邵家大小也和睦相处。邵家人都昵称她“蜜姬”
      艾蜜莉·哈恩小名Mick,邵洵美将它译成了“蜜姬”。旧家女子盛佩玉重礼教,器量大,非但从不拈酸泼醋,而且跟这位洋女子感情很好。
      项美丽来到上海后,即将所见所闻和寻访搜集得来的材料,每月写成一二篇通讯或特写寄发《纽约人》。与邵洵美同居后,使她得到了更多的好材料。邵洵美经常带她参加各种集会,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就是其中的一个。赵景深在他的《笔会的一群》中曾有过如下记载:“……又有一次在梅园,此次邵洵美兴致最好,请了许许多多洋朋友,项美丽女士当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笔会是文坛精英荟萃之所,蔡元培、鲁迅、胡适、梅兰芳、郑振铎、叶恭绰、杨杏佛、林语堂、谢寿康、李青崖等都是会员。项美丽得以与中国文坛精英相会,当然文源汩汩不竭了。
智闯封锁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杨树浦为日寇侵占。邵洵美全家于仓促中连夜逃出麦克利克路(今临潼路)徐园住所,避难租界,后来迁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 1802号定居下来。这是一幢两层楼的花园小洋房,它就在项美丽住的霞飞路1826号?她很早就从都城饭店迁到这里 那幢花园小洋房的后弄堂里。邵洵美这次逃难出来,除了细软贵重之物随身带出外,所有笨重家具和机器设备都只能弃之不顾了。但令他念念不舍的是,好几年前他在创办“时代”印刷厂时,曾出资5万美元向法商买了一台当时最新式的影写版印刷机。据说,他是中国当时最早使用这种印刷机的出版商。喘息甫定,邵洵美自然想把这台印刷机运到租界来,但苦于难过日军封锁线。项美丽知道后,设法向英租界当局借来几辆警车,把影写版印刷机和徐园家里尚存的家具等什物一起装上车子,由英国巡捕监押,从日寇铁蹄下安全抢运出来交到邵家。
       邵洵美于1938年9月1日,借用项美丽的美国人名义,挂起洋商招牌,创办了抗日月刊《自由谭》。为了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日,他还特地请项美丽再以其名义另行出版一份名为《CandidComment》(《公正评论》)的英文月刊,并请她担任编辑。这些事,项美丽都慨然允诺,认真照办。《自由谭》问世后,人们交口称赞,影响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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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抗战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继而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并把翻译任务交给中共地下党员杨刚。杨刚时年仅20多岁,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和项美丽是好朋友,项美丽让杨刚在自己家里从事《论持久战》的翻译工作。当时,毛泽东还特地为英译本《论持久战》写了一篇序言,序言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公文笺上的,也由杨刚一起译就。
     接着,杨刚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将这部译稿的秘密排印任务郑重托付给了邵洵美。邵洵美勇敢地接受了这项危险的任务。
       邵洵美虽然办有时代印刷厂,但它不印外文书,于是他就不得不将译稿秘密托印于另一家印刷厂。这部译稿从送稿、往返传递校样到出书,都是邵洵美在秘密联系好后指定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总稽核王永禄去办的。这部最早的《论持久战》英译本历时两个月才印出,共印了500册。这500册书藏在项美丽的自备轿车里,由王永禄押送,邵洵美亲自驾车,运到项美丽家里秘藏起来。然后,通过三条管道发行:大部分由杨刚提走发运出去;一部分由项美丽托一个名叫华尔夫的不足20岁的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见习领事发行出去;尚馀一小部分则由邵洵美、王永禄冒险“暗销”出去。那几天,邵洵美驾着项美丽的轿车,在西区洋人住宅区转悠,等到周围无人时,就迅速停车,王永禄马上拿起几本《论持久战》,从车内跳出,奔到洋人住宅前,往每只信箱里塞进一本后,立即返身上车飞驶而去。两人用了几个清晨和深夜,一共发出了四五十本书。
      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嗅到了一些味道,决定暗杀邵洵美。法租界巡捕房中邵的一个朋友获得消息后,立刻秘密告诉邵、项,并派了人前来保护邵洵美。但是,邵洵美办的《自由谭》还是在日寇的横加干涉下,被迫于1939年春停刊。它在半年中一共出版了6期。
惜别香江
      《自由谭》的停刊,使邵洵美在上海一时无事可为:秘密印发《论持久战》英译本,又使他处于危险中。而这时的项美丽想完成《宋家三姐妹》一书的写作。在此之前,她在邵洵美的陪同下已拜访过宋庆龄。宋庆龄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和照片。这些资料都由邵洵美替她翻译成英文。时下,宋霭龄在香港,宋庆龄和宋美龄在重庆。项美丽为了完成这部著作,准备先赴香港,再转重庆,去会宋氏姐妹。她便拉上处境困厄的邵洵美于1939年一起离开上海奔赴香港。
       在香港,项美丽几乎每天由邵洵美陪着去见宋霭龄访谈。不久,项美丽的这项工作告一段落,拟赴重庆;而邵洵美由于家中事务繁杂,急需处理,再则他也久思家眷想回上海,于是两人只得在香港话别。相处4年之久的异国情侣就此结束了他们的这段旷世奇缘。
      《宋家三姐妹》于40年代初期出版。由于宋氏三姐妹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有些内容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故而此书一问世,即颇受读者欢迎,项美丽也因此名声大噪。
情深谊长
      项美丽重返香港后,爱上了一个已婚的英国军官鲍克瑟少校,少校是英国驻远东情报机构的首脑。两人由相爱而同居。1941年11月中旬,项美丽生下了一个孩子。半月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项美丽和鲍克瑟都被关进“敌侨集中营”。一关两年,备尝艰辛。1943年12月美日交换侨民时,项美丽被遣返美国,定居纽约。二次大战结束后,项美丽终于与鲍克瑟结婚,又生下一女。
      1946年初夏,邵洵美受陈果夫之托,以考察美国电影的特使名义,购买电影器材,在美国逗留半年。其间,他在纽约与项美丽重逢。分离7年的一对旧情人相会,自有说不尽的离情别绪。鲍克瑟被邀参加了他们的彻夜长谈。当三人谈得十分融洽时,忽然鲍克瑟似真似假地指着项美丽笑对邵洵美道:“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也含笑作答:“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再保管下去。”项美丽闻言,前俯后仰大笑不止。
         可惜,他们纽约相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1946年12月邵洵美回国。不久后,中国大陆解放。
1968年,邵洵美病逝于上海。
      项美丽自1946年底与邵洵美分别以后的50年间,一直在从事写作。她与《纽约人》似有奇缘,从1928年起,竟终身为该杂志写稿,《纽约人》杂志提供给她一间写作室《纽约人》杂志的长期作者都受到这种优待,她几乎每天来这里,在明窗净几的斗室中埋头爬格子。
       项美丽在长达70年的写作生涯中,一共创作出版了80多部书,其中有小说、传记、儿童读物等。80年代后期,美国读书界对她的兴趣复燃,促使出版界重印了她的部分著作。项美丽在半个世纪中,始终没有忘记邵洵美。她曾写过一本名叫《MyChineseHusband》(《我的中国丈夫》)的书,就是描写了她与邵洵美的那段情缘。
     项美丽于1998年逝世,终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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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他创作小说,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发表于1933年。晚年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作品。
《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
《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
[著作书目] 
  天堂与五月(诗集)1927,光华 
  花一般的罪恶(诗集)1928,金屋书店 
  一朵朵玫瑰(诗集)1928,金屋书店 
  火与肉(论文)1928,金屋书店 
  诗二十五首(诗集)1936,时代 
  论幽默(文论)编选,1949,上海时代书局 
  [翻译书目] 
  我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小说)英国穆尔著,1929,金屋书店 
  汤姆莎耶侦探案(小说)美国马克·吐温著,1955,上海出版公司 
  玛丽·巴顿(小说)美国盖斯凯尔夫人著,与人合译,1955,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诗剧)英国雪莱著,1957,人文 
  拜伦政治讽刺诗选 英国拜伦著,与邱从乙合译,1981,译文 
  麦布女王(诗)英国雪莱著,1983,译文 
  家庭与世界(长篇小说)印度泰戈尔著,1987,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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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洵美 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文化人
      多少年过去了,在我们偏重左翼的文学坐标轴中,邵洵美一直是个模糊的存在。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身为诗人、翻译家、出版活动家的邵洵美,确是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
      当年这位剑桥归来的才子,能诗会文,推崇唯美,与徐志摩、徐悲鸿、郁达夫、沈从文、施蛰存等人都是挚交。他慷慨侠义,乐善好施,家中常高朋满座,人称“文坛孟尝君”。
        邵洵美,其人如名,温雅俊秀,许多人说,他是鼻梁笔挺、有着希腊风侧影的美男子。贾植芳回忆:“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曹聚仁也说他“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情,有如激流边上的浮萍”。
       这位邵公子衣袂飘然,气度非凡,且出身名门。祖父邵友濂曾出任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外祖父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洋务大员,嗣外祖父李鸿章更是声名显赫的朝中第一大员。邵洵美妻子盛佩玉,乃盛宣怀的孙女。百年前的上海滩,盛家是名副其实的豪门贵邸,既有奢华生(微博)活,又有诗书传统。盛宣怀的葬礼,由百人抬棺,且从故宫请来曾为慈禧抬棺的原班人马,送葬的人从盛公馆一直排到外滩。如此出殡排场,堪称奇景。
        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家丧之后偶遇相识,他偷拍了她的照片,又写了情诗,还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本名邵云龙的他,见《诗经》中有“佩玉琼琚”,就从“洵美且都”中取二字为名,以示对盛佩玉的爱慕。1927年,邵洵美与盛佩玉在卡尔登饭店举行婚礼,盛况空前。证婚人马相伯,文艺界名流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刘海粟等都来祝贺。两人结婚照刊于《上海画报》封面,“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
      邵洵美倾心倾力出版事业,写诗、撰文,开书店,印杂志,办印刷厂,先后出版《狮吼》、《金屋》、《新月》、《诗刊》、《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人言周刊》、《万象》等十几种刊物,1938年又积极出版抗日杂志《自由谭》等,前后几十年,万贯家财基本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出版事业而耗尽的。盛佩玉为了支付丈夫经常入不敷出的出版经费,将自己的巨额陪嫁与份下遗产一次次变卖或典当,却毫无怨言:“每次听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事要花钱,我总会全盘接受。”
       据其子邵小罗介绍:“上海沦陷期间,父亲坚决不写辱国汉奸文字,尚在丝丝苦闷中,寄情于小小方寸之间。1943年3月1日到4月30日,短短两个月间写下整整60篇 中国邮票讲话 ,他按历史的沿革、结合中国邮政史,从大清国的第一张邮票讲到民国(战前)最后一张,每日一篇,产量之大,使人惊叹。抗战胜利后,父亲参加 新光邮票会 ,后任荣誉顾问。在邮票展览会上欣然展出他珍藏的 红印花绿加盖 (即 绿衣红娘 ),引起邮界极大轰动。”因此,在近代集邮家中,也有邵洵美的名位。
        1949年后,邵洵美的精力基本花在翻译上,先后译出《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家庭与世界》、《玛丽·巴顿》和《汤姆·莎耶侦探案》等文学作品,其翻译成绩主要体现在对英国浪漫主义诗剧移译方面,他译的拜伦、雪莱、泰戈尔等人的诗作,“译笔华美而熨帖,才气纵横”。(赵毅衡评价)
          早在30年代初,邵洵美为适应《论语》半月刊的幽默特性,还风趣地运用吴侬软语翻译了美国畅销小说《碧眼儿日记》(Gentlemen Prefer Blondes),第一句便是:“巴黎是好得来。陶老三(Dorothy)昨日搭奴一淘到仔巴黎哉,真正好得来。法国人实头好得来。”能够体会苏州话妙趣的上海人读到这篇译文拍案叫绝。翻译家李文俊回忆:“1957、58年我当小编辑时,曾慕名向他约译过几个短篇,包括欧斯金·考德威尔的短篇小说与杰克·伦敦写的两段回忆录,也因此曾与邵先生通过几次信。光是那一手钢笔字便很遒劲俊秀,极有个性。从他当时交来的译稿看,他对原文理解准确,文笔优美,完全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洵美先生从中译英亦有佳作。如沈从文《边城》中的精采章节《翠翠》,便曾由他与项美丽合作译出,比开国后所出的英文全译本早了许多年。”
        邵洵美曾被鲁迅讥为“富家赘婿”;施蛰存则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
在上海,邵洵美与鲁迅的关系,原本是很正常的。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中国笔会出面欢迎,就是邵洵美自个儿出钱,在功德林订了一桌素席(萧氏食素),送到宋庆龄府上宴请萧氏,出席作陪的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诸人。宴会过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活动结束后见鲁迅无车返回,又是洵美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府。然而,半年之后,因洵美的一篇小文章,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
  这场官司,好多人都写过,最详细的还要数朱正的专文《鲁迅与邵洵美》,载于二○○六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朱的文中说,“这一回是邵洵美自己先拿出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鲁迅看不过去了,才作文指明这一点。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于此可知,朱先生并没有见过邵洵美的文章,只是根据鲁文中引用的部分文字推断,便下了这样的定谳。当年的鲁迅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邵洵美这样的人,也会有文集一册一册地出版,以为随便怎样说,都无法对证。比如朱正在这篇文章中就说:
  现在来写“鲁迅与邵洵美”这个题目,有一个困难,就是鲁迅这一面的文章都收到他的全集里面,容易看到;而邵洵美写的诗文,现在却很不容易找到了。鲁迅攻击过的文人,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等,他们的作品都留下来了,表明了他们的存在。而杨邨人、张若谷、邵洵美却没有能够留下多少痕迹。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
  “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朱先生的笔法,还真有点鲁迅的味儿。
  按朱先生的理念,鲁迅批评林语堂等人的对与错,是可以商量的,批评邵洵美这样的人,绝不会有错,是钢板上钉了钢钉,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则认为,对错且不必管,先应当把事实弄个清楚。现在邵洵美的文集出版了,我们可以看到邵的这篇文章了,文题为《文人无行》,收入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文中说,这里的“行”,指行业,意思是说文人多没有正式的职业。看过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邵氏此文的要义,绝不是“奚落贫穷的文人”,他的立论,要高得多。最为明显的,是奚落当时上海滩上的左倾文人,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还有的话,也可以说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鲁迅是《自由谈》的撰稿人,又是公开化了的左翼作家的首领,当然要挺身而出,狠狠地给以回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朱先生这话是说对了。
  放开了眼,从更大的背景上看,又不一样了。一九三○年春,鲁迅出席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不停顿地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上海文坛的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前后,像候鸟似的飞来的新月派文人,一九三○年前后不长的时间内,又一个一个地像候鸟似的飞走了。且举几个著名的,叶公超一九二九年秋离开暨南大学,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胡适一九三○年十一月回到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梁实秋一九三○年秋去了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新月派是鲁迅的死对头,既然头面人物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之流都远走高飞了,那么作为新月派小兄弟的邵洵美自然就水落石出,暴露在鲁迅枪弹的射程之内了。
  可以说,邵洵美写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到了一九三三年,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
  这样理解鲁迅对邵洵美的批评,或许更近乎事实。
  鲁迅一九三六年秋去世,没有经历抗战。邵洵美是全程经历了抗战的,应当说,在这场全民族的圣战中,邵洵美有上佳的表现。他先是出版宣传抗战的刊物《自由谭》,后来又在英文版的《直言评论》上刊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并出版单行本。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弟弟当了汉奸,拉他下水,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刻苦自励,艰难撑持,一直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曾劝他离开上海,他没有听从,叶公超甚至提出愿意帮助他将印刷厂整体搬迁到台湾,他婉拒了朋友的美意。他等待着,也盼望着,在新中国一展他的才华,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出版事业。
  上海解放后,应当说,当时的执政者,对接收这个东方大都会,无论在政策上还是人事上,都有别于内地的城市。有留学经历的陈毅出任市长,或许有其时势的必然,而选派潘汉年出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夏衍出任负有专责的文化局长,确实是周恩来事先的着意安排。可以说,在潘夏二位统战高手的操作下,只要没有大的罪恶、而有一技之长的党外人士,都得到了恰当的安排。
  独有邵洵美是个例外。
  不说邵氏先前无大过错,就以新中国成立后的表现来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上海解放后,夏衍代表政府与邵洵美商谈,提议将他的影写版印刷机卖给国家,连同工人全部迁到北京,印制即将出版的《人民画报》。邵洵美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仅这一功劳,也应当给予安置。然而,邵洵美将家搬到北京,一年多的时间里,四处奔走,各方求告,还是未能如愿,只得又灰溜溜地回到上海。原因无他,只因为彼乃新月派的一份子,是鲁迅曾经痛斥过的“富家的赘婿”。当年在上海,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夏衍也确实有心成全邵氏,然而,面对如此局面,聪明过人的夏衍,竟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一九五四年,看邵洵美实在是穷愁潦倒,生计无着,夏衍才关照北京有关出版社,邀请邵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每月可预支二百元稿酬,相当于有了一份正式工资。
  无妄之灾还在后头。
  一九五八年十月,邵洵美以“帝特嫌疑”被捕,长期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早他几年、因胡风案件被捕入狱、也关在提篮桥的贾植芳先生在被释放后,有文章记叙邵氏在狱中的情形。且看这样一节文字:
  他患有哮喘病,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大声喘气,而他又生性好动,每逢用破布拖监狱的地板,他都自告奋勇地抢着去干。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弯腰躬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戏称他为“老拖拉机”,更为监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欢笑。(贾植芳《我的难友邵洵美》)
  一九六二年四月邵洵美被释放出狱。上海已无他的住房,妻子在外地女儿家住,他只好与儿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仅有一张单人床,儿子要上班,须好生歇息,他执意睡在地板上。这样卑贱地活着,对他来说,已是幸福的时光。一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厄运又降临在这个毫无防范能力的文化人身上。备受凌辱之后,他选择了死亡,时在一九六八年的红五月。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平反决定书。又过了多少年,邵洵美的儿子邵祖丞才给妹妹绡红说了父亲离世的真相。先是他的一个叫王科一的朋友开煤气自杀,此后“我见爸爸天天在服鸦片精。不知他是从哪儿取得的?可能因病情加重,咳喘难忍,加上不时泻肚,他想以此镇咳止泻?也可能爸爸不想活了!因为我发现后向他指出:害心脏病的人吃鸦片是要死的。他明白这点。但是第二天他还在服。我提出反对。他朝我笑笑。第三天,爸爸就故世了。”(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
  经历这么多苦难,邵洵美去世的时候,只有六十二岁。
  说到这儿,该给个结论了。邵洵美是个什么人呢?有感于时人诸多不公正的评价,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就在一首名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里说过: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这是他本人的说法,且在七十多年前。现在,我们这些后人,该给个什么样的评骘呢?
  各人尽可有各人的说法。好名头都让别人占尽了,犯不着去争去挤。我还是窃喜于我在厦门时写的那句话: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文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英才。
  想多说一句的是,过上多少年,人们对他的评价,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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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时代后,邵由名门公子脱胎换骨为“编外”翻译人员,昔日唯美轻盈的生活不复存在,且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入牢中,3年饥馑的狱中生活,把他折磨成了另一个人,女儿邵绡红见到他时都快认不出了:“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人。只有他一眨一眨跳动的右眼才捉住我的回忆,叫我一阵阵心酸。”
        据他的老友秦鹤皋回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发动了,王科一(青年翻译家,曾译有《傲慢与偏见》等外国文学作品)和我先后进了牛棚,一切行动都受监督。其后间接听到洵美曾两次病危住进了医院。大约是在1968年年初,洵美家人不知通过怎样的渠道传话告诉我和王科一,洵美渴望我和王去见他一面。王科一冒万难而去了,还带去饼干和水果各一包,我则始终未去,在雪中送炭的友谊方面,我不如王科一多矣。1968年3月,王科一无端被戴上五顶莫须有的大帽子;王于被批斗的当天深夜,在家中厨房里用煤气愤而自杀。洵美于事后闻此凶讯,为之大恸。一个月后,他也追随王科一于地下了,哀哉!
      哥哥邵祖承后来向邵绡红透露:父亲走前几天开始服鸦片精,他曾阻止并劝告,但老人只是朝儿子笑笑。1968年5月5日,在那场政治大风暴疾卷全国的日子里,贫病交加的邵洵美带着一腔恨梦睡去了,终年62岁。
“徐志摩的胞弟”,“中国的魏尔伦”
     “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注:今译魏尔伦)。”
徐志摩说的,正是他那双胞胎般的挚友邵洵美。
       洵美寻美,诗风华丽。沈从文说他“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
  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
  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
  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
  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
      徐志摩最欣赏邵洵美的这首《春》,细想想,陈梦家那句点评最贴题:“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邵洵美与徐志摩都是文坛美男子,曹聚仁回忆:“邵洵美的样儿,很潇洒;他和志摩都是爱穿长衫的,在舞会中也是如此”;周劭也说他俩“玉树临风,人称双璧,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志摩更漂亮一些”;陈定山描述这对“双胞胎”则生动有趣:“他们都有一番艳遇,他们的风流跌宕同。他们同是留学生,崭新的人物,但都不会跳舞;有时婆娑下场,也似羊公之鹤……他们二人在上海,常聚一处,大有 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之致。”
      邵洵美当年去英国剑桥留学,本是攻读政治经济学,后来全身心倾注译诗、写诗,这和结缘徐志摩大有关系。在剑桥时,摆书摊的老头大卫每见到邵洵美总问他是不是姓徐,因为“3年前有个同样面貌的中国人曾经怀着要翻译《拜伦全集》的欲望回老家去了”。
      1925年春,邵洵美第一次去巴黎,谢寿康说他“最像徐志摩,那个一品诗人,江南才子”,后有人甚至说徐志摩是他“哥哥”。没想隔几天,邵徐两人竟遇上了。徐志摩一见邵洵美就亲热地捉住他双手:“弟弟,我找得你好苦!”邵洵美细细端详这位“哥哥”,“(我们)两个都是长脸高鼻子……可是他的身材比我高一寸,肌肉比我发达,声音比我厚实,我多了些胡须,他多了副眼镜。”初次见面,一个多钟头里徐志摩和他聊了好多,那时他刚离婚,匆匆地来又匆匆乘船回国了,但就是那份诗缘,奠定了邵徐二人一生的友谊。
        邵洵美在剑桥读书时醉心于英诗,他读高思(Edmond Gosse)、罗捷梯(D.G.Rossetti,现译罗赛蒂),读莎士比亚,乔治·马蔼(George Moore,现译乔治·摩尔)的散文和诗令他倾倒。马蔼喜欢史文朋和雪莱,称颂雪莱的名字是“水晶”,于是他又去追踪著名的雪莱。那正是19世纪唯美主义在欧洲绽放之时,正值梦幻青春的邵洵美,满脑子诗情画意,假期还萌发了去法国学画的念头,这第二次巴黎之行,他与“天狗会”几位成员义结金兰:“大哥”谢寿康、“二哥”徐悲鸿、“二姐”蒋碧薇、“三哥”张道藩,年纪最幼的他,是为“四弟”。
         那段日子,每天散课后,他一定到地铁站旁的“别离”咖啡馆去坐一两小时,那是“天狗会”的“大本营”。“志希(即五四干将罗家伦)说 古希腊有一群哲学家,他们也自称为狗,我们叫他们做“犬儒派”。他们对于人生采取一种怀疑和讽刺态度,和我们的态度也差不多。 老谢却辩说 这的确是一种巧合。不过我们虽然也讽刺,但是绝对不怀疑。……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一百二十分的彻底:研究一项学问,学习一种文学,恋爱一个女人,哪怕是犯一个罪,闯一个祸…… 。”“天狗会”有许多“切口”,讨厌的人都称“男子”;可爱的女人都称“表妹”;“坐海船”指吃醋……邵洵美也创造了几个:“有次悲鸿回国,碧薇留在巴黎。大家喝足了酒,送他上车。回到寓所便各自找方法来发泄。碧薇会唱京戏,有个人会拉胡琴,于是 洪羊洞 、 三娘教子 叫到天亮。当时在中国, 武家坡 是最流行的曲调……我叫他们拉着西皮,逼尖了喉咙唱青衣花旦,唱到摇板, 老了,老了,真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 。老谢发现我完全是在那里欺外行,于是笑得前仰后合。从此以后凡是欺外行的举动便都叫做 王宝钏 了。”(《儒林新史》)
      “大哥”谢寿康还带邵洵美去了“黑猫洞”,那里的服务人员没一个不是诗人,轮到了便上台唱诗;轮不到便做卖票员或茶房。每项表演终了,总有一人跑来和观众开玩笑“毒骂”,那辞句,文雅中夹带粗俗,甚是好玩。自那天起,“大哥”给这个“四弟”介绍的全是诗人。
       在巴黎期间,邵洵美每天下午还和好友常玉一起去练习人体写生,虽然没当画家,但这段经历却为他后来办画报打下基础,他曾亲自为报刊勾画插图和题花。回到剑桥旧书铺,他觅到一套英国唯美派杂志Yellow Book(黄面志),高价买下,并萌生了一个抱负:要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办出版事业,出版自己写的书,也出版好朋友写的书。
“文坛孟尝君”的“金屋”“时代”
     1926年夏,邵洵美回国途中在新加坡上岸时偶然看到滕固、章克标等人编辑的《狮吼》半月刊,极为欣赏,一到上海即去拜访狮吼社同人。唯美派的邵洵美与之一拍即合,年轻的他对文学充满热情,又肯拿出家产支持社务,很快成为社里干将。他出资出力,先后推出“狮吼社丛书”和《狮吼》月刊、《狮吼》复活号半月刊,出版诗集《天堂与五月》,发表小说《搬家》,撰写汪洋恣肆的书评、译文,一路释放他的美学追求,也开启了他以后的创作之路。
       邵洵美初试牛刀(微博)的小说,受到郁达夫和叶秋原的好评。郁达夫认为:“《搬家》大有乔治·马蔼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的文章。”叶秋原给邵写信:“不是我恭维你,你的《搬家》的确为我国小说界上开一新纪元——至少发现了一条新光。……我倒欢喜你多做小说少做诗。我以为你的小说更能尽量表出你的天才;你的小说,实在足以见露了你,认识了你。”
      值得一提的是,《狮吼》月刊第1期1927年5月出版,第2期却迟至1928年3月现身,期间,文学青年邵洵美“脱岗”去了南京。当时国民政府成立南京特别市,刚上任的市长刘纪文特邀邵洵美去当秘书,他被好友说动,欣然赴任。1927年8月,国民党宁汉分裂,政局似有变动。蒋介石下令:任何官员不准擅离南京,违者就地枪决。邵洵美认真地在车站把关。刘市长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命他携款4万到上海添置军火。邵洵美马上回上海找门路接洽,但他万万没想到,一见自己动身,刘纪文很快乘第二班火车来了上海,气得他一反平日温文尔雅之态,破口大骂,把装着4万元的箱子掷还给刘,忿而弃职。
      仅仅几个月,邵洵美那片热诚因官场的丑陋大失所望,他认识到自己不是“官材”,重新返回文艺天地。在张景秋的鼓励下,1928年初,邵洵美在住宅对面创办金屋书店,虽只一开间门面,却布置得富丽堂皇。仿效那本心爱的Yellow Book,邵还出版了用黄面纸作封面的杂志《金屋月刊》。据章克标晚年回忆:“ 金屋 这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 藏娇 的典故,也不是缘于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诗句,而是由于一个法文字眼,即 La Maison d or 的声音悦耳动听,照字义翻译过来便成了 金屋 。”
       邵洵美的“金屋”也是文人雅集的场所。据郁达夫回忆:“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的。”欧洲归来的邵洵美,无形中酝酿了海派文化沙龙的气候。“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他的慷慨豪爽人尽皆知,不管茶室小酌还是餐厅聚会,只要在座有邵洵美,最后付账的就一定是他,因而人称“文坛孟尝君”。虽说他出身富家子弟经济实力雄厚,但这恐怕和他天性率真、生就一副侠义心肠也有关。不必讳言,他与左翼文坛有过磨擦,受过鲁迅的批评,但他也帮助过一些左翼文人。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介绍给“金屋”,邵洵美热诚相待,安排出版,立即预付稿酬五百大洋,解决其燃眉之急;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也是邵洵美在经济上施以援手,资助其路费才得以成行的。
       邵洵美拿出家产倾力文化事业,自己读书、写诗、著文、编辑、会友,忙得不亦乐乎,经济上只出不进,但那段时间却是最惬意的。1929年,他在其编译出版的《琵亚词侣诗画集》扉页上印了句话:“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这也是他赔钱出版书刊的心声。
      1930年,张光宇等人找到邵洵美,恳请他接下《时代》画报续办下去,他毅然关闭金屋书店,开始铺展心中的出版宏图。经过一番筹划,1932年初,他将出卖房产所得5万美金巨款,向德国订购了全套影写版印刷设备,这套机器,包括两层楼高的印刷机,另有照相、镀铜等一系列设备。为了运输安装的方便,邵洵美在靠近码头的杨树浦地区租了一排房子,成立时代印刷厂,后来索性把家也从市中心搬到了远离市区、但和印刷厂仅隔一条马路的杨树浦麦克利克路。买进这套设备后邵洵美非常自豪,刊发广告:“上海时代印刷厂是中国唯一以影写版印刷为主要营业,技术较任何印刷厂为专门,交货较任何印刷厂为迅速。”
       自接受《时代》画报,办起印刷厂,邵洵美对出版的兴趣也愈来愈浓。他创办出版社出版各种丛书,名下印发《时代》画报、《论语》、《十日谈》、《时代漫画》、《人言周刊》、《万象》画报、《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等九大刊物。据邵绡红叙述:“洵美办刊物是兴之所至,突然来个念头,或是朋友里有人出个点子,他就会办份新的杂志。……每一份他都要关心,尤其在刊物创办之初,他更是费神,从制定编辑方针到挑选编辑,从组织撰稿阵容到分头约稿,乃至具体的编务、出版,他都事必躬亲,有时连封面设计、广告词都参与意见。编辑们常常到他家里来跟他讨论到深夜。”
      关于那台传奇的德国进口机器,还有不少后话。解放初,邵洵美的印刷厂业务困难,他作价5万元将印刷机让给了政府,和好友叶灵凤叙述此事时他还是喜滋滋的:“我拿到了那一笔大钱,二年之中,就把它花完了,这是我的 杰作 。”
     那二年中,他先后试办了几种化学厂,后来都失败了。
卞之琳说,邵洵美让他这“喜爱而无力玩印书花招的 小巫 ”见识了“ 衣带渐宽终不悔 玩印刷技术赔光家业而给新中国留下印《人民画报》的第一台影写版印刷机的 大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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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佩玉
遇见“项美丽”,创办《自由谭》
      邵洵美如日中天大办出版之际,正值日寇侵华的铁蹄自东北到华北渐渐逼近。国难当头,诗人义愤填膺,“一·二八”事件爆发时,他自发印刷以图片为主的《时事日报》,把事件真相和前线消息传递给市民,整份报纸由他一人编写,让助理王永禄奔走发行,共出了16期。
      在复刊的《时代》里,邵洵美首次署名发表政论文《容忍的罪恶》,敦促政府不可再容忍日军蚕食国土,必须起来抵抗。他还特地出版“给青年人有所泄愤场所”的《十日谈》旬刊(该刊在多个省份被查禁,后被迫停刊),又亲任主编出版“不说鬼话”的《人言周刊》,以“郭明”为笔名一连发表几十篇时评,揭露国联的不公,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又抨击政府抗日不力,放任外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也批评政府压制民主、钳制新闻自由等等。
       “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个高贵的诗人邵洵美,后期他所主办的刊物的主旨,无一不是向上是抗争的;向下是温抚的。”(谢其章评语)
  时季一变阵图改,/军装全换老布衫;/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几十年侮辱今天翻本,/几十年羞耻今天洗净;/从前骂我的今天我剥他的皮,/从前打我的今天我抽他的筋。……从前杀人不怕血腥气,/今朝自己做肉片;……从前强奸真开心,/今朝他们的国里只剩女人……
       邵洵美以“逸名”发表的长诗《游击歌》,从内容到文风与他过去的诗迥然不同,其实,这是他面对外国友人用英文临时诌的,曾是抗战时期文坛的一件趣事。
       1938年6月,英国名作家、记者奥登和后来成为英国桂冠诗人的奚雪腕来华采集中国抗日新闻资料,和邵洵美对谈时,奥登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一篇像样的有关抗日的中国诗。邵听后不以为然,随口道:“怎么没有?据我知道有一首很好的。”奥登追问“写些什么?”邵答:“我忘了,只记得诗里有……敌人钻进了一口空棺材。”
       其实当时根本没有这首诗。不料奥登却大感兴趣,定要邵找到这首诗译给他。邵回家后便用英文写下送给奥登。奥登和奚雪腕回英后写了本《战地行》,在书中写道:“我在此插入另一首诗歌,那是我们在上海听到的。那首诗是关于敌后游击队的,系邵洵美先生所译……”
        邵把那首即兴英文诗给奥登后,又兴致勃勃把诗译回中文,刊在《自由谭》创刊号上,新刊当时得到香港《大公报》的赞誉:“……最满意的是《游击歌》。这是一首出色的 民歌 ,也是新诗。可是那种运用民歌的手法的娴熟,不是许多学文学大众化的人们所能及的。”
         抗日杂志《自由谭》及其英文版姊妹刊物《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都是邵洵美以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名义出版的,实际编辑即邵洵美本人,刊中大半稿件都出自他的手笔。邵洵美以各种笔名发表文章,控诉日军在华暴行,动员民众起来抗日。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首次英译就刊载于《直言评论》,其翻译任务交给中共地下党员、时年仅二十多岁的杨刚。经友人介绍,杨刚住进项美丽的家,得以在安全环境下埋头翻译这篇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据项美丽回忆:“洵美自然常来。杨刚在翻译中不时和洵美字斟句酌,我也曾过目,不过只是提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洵美则为之润色。”
        当时,为了出英译单行本,毛泽东还特地写了篇序言,项美丽后来告诉邵绡红,这篇序文是邵洵美翻译的。译稿的秘密排印任务也郑重托付给了邵洵美。历时两个月,500册《论持久战》英译本藏在项美丽的自备轿车里,由王永禄押送,邵洵美亲自驾车运送。这些书,一部分由杨刚通过地下渠道发出;另一部分则由邵洵美秘密发给在沪外籍人士。邵驾了项美丽的汽车,夜间到霞飞路一带洋人寓所门口停下,王永禄迅速下车,把书投进信箱返回,汽车立即驶走。两人用了几个清晨和深夜,一共发行出去了四五十本书。为此,邵洵美还买了支小手枪用来防身。
       1995年,项美丽90岁生日,邵绡红赴美与她见过面,“我到纽约,第一次到她办公室,她就跟杂志社记者说这是little red(小红),她是洵美的女儿,他是我的Chinese lover。她不避讳的,其实我们家也没怎么样,都知道她是个lover,但不是小妾,小妾要养着,她一个人住一栋房,有自己的收入和朋友,介绍时就说她叫项美丽,但他们是lover大家都知道。”
        项美丽本名埃米莉·哈恩(Emily Hahn),1935年从美国来到上海,时任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通讯记者。那个年代,涉足洋人生活圈的中国人很少,才貌俱佳、温文尔雅的邵洵美,讲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还能用英文写诗,对其深具吸引力。她的中文名项美丽就是邵洵美给她取的,相熟后,大家都称她“密姬”。据盛佩玉的回忆文字:“她身材高高的,短黑色的卷头发,面孔五官都好,但不是蓝眼睛。静静地不大声讲话。她不瘦不胖,在曲线美上差一些,就是臀部庞大。”
       当时,项美丽的寓所和邵家在同一个弄堂。邵洵美经常前往项美丽的寓所,而她和邵家上下相处得也很融洽。邵绡红向本刊记者回忆:“小时候我看到她次数不多,接触不多,就看到她搞一个猴子,把猴子放到衣服里。有次我和我姐姐在一个盆里洗澡,那猴子就大模大样走了进来,抓了一下我姐姐的背,后来她就赶快招待我们吃蛋糕了。”
      “项美丽是我们的朋友,她对我们帮助很多。 八一三 事变,我们家从杨树浦逃难逃到租界来。东西都在原来家里,她竟一个人弄了车子去禁区帮我们搬家产,特别是那个印刷机,有两层楼高,要拆下来,再用汽车运过来,多少次来回,而且那时候天很冷,她感冒了,因为她带了很多日文书,还把她堵在外白渡桥。后来再去领事馆找人帮忙,花了她很多精力,就凭这个,她对我们友谊也是很深的了。还有很多抗日杂志都是她出的面,她对于我们是一种友谊,对这个国家也是一种国际友谊。我妈妈不是个小家子气的人,她的胸襟是很大的。”
       抗战期间,邵洵美和项美丽在事业上相辅相成,项能写就成名作《宋氏姊妹》,依靠了邵的牵线,介绍其认识曾是他五姨妈英文老师的宋霭龄,进而接触宋美龄。《宋氏姊妹》1940年在美国出版立刻引起轰动,此后,项美丽又将她在上海、重庆及后来香港的战时经验写成自传《我所知的中国》,畅销行世。项美丽1939年离开上海,结束了她在邵洵美身边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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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赘婿”与“周老头儿”
       邵洵美的名字,在高中语文课本里已存在多年,但从没给学生留下“洵美”之印象。鲁迅的《拿来主义》写道,“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底下有注:“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追溯上世纪30年代这段文坛纠葛,有研究者认为,邵洵美在一篇小文章里对贫穷文人的嘲讽先惹恼了鲁迅(指邵洵美1933年8月在《十日谈》上发表的《文人无行》,但也有一说这是他对鲁迅此前5月《自由谈》上发表《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回应),鲁迅随即以《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等文还击这“富家儿”,“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其后,邵洵美、章克标在其所编《人言周刊》上刊载鲁迅在日本《改造》月刊上发表的《谈监狱》中译文,并加编者案语:“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例。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鲁迅1934年致信郑振铎:“章颇恶劣,因我在国外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由于邵洵美当时和章克标“同党”,鲁迅日后著文总不忘给邵一顿批评。
       专访中提起这些往事,邵绡红很为父亲鸣不平:“我觉得鲁迅先生根本不了解邵洵美,他既不了解他的家庭,也不了解他的为人,更不了解他的文章。《文人无行》是邵洵美写的,但很多得罪鲁迅的文章是章克标写的,他们两人都是日本留学生,而邵洵美哪有空和鲁迅斗来斗去?鲁迅和新月派本来矛盾就深,所以后来常批评邵洵美。章克标当了汉奸后我父亲和他就断绝往来了,只是鲁迅先生死得太早,邵洵美抗日时期的政论、时评他可能都没看过,而我们后人单凭鲁迅的文章来评论邵洵美,这不公平。”
        其实,在那篇《文人无行》发表前几个月,同在上海的邵洵美和鲁迅还在2月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活动上见过一面。据盛佩玉回忆,邵洵美回家后曾把经过讲给她听,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活动结束后下起了雨,天很冷,他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冻得脸都发青了,还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鲁迅在当时《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也提到这位“有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当时的表述比较中性,并无批评之意,谁料后来两人隔阂越来越深……
       “他知道这周老头儿骂人的艺术,他会捉住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地方做文章,叫人家惊奇他笔法的神妙:这老头儿的有趣,就在这种地方。”1935年,邵洵美在挚友徐志摩死后开始续写小说《珰女士》下篇,在这部以左翼作家丁玲为蓝本的小说中,他特意写了个“周老头儿”:“他脾气的古怪,你是知道的;你只能听他自然,不如他意他就恨你,一恨你就把你当成了死对头”,“人说绍兴人就会唱高调,一点也不错。”借小说主人公之口,邵洵美毫不掩饰他对鲁迅的影射,“市面上有本鲁迅写的《阿Q正传》,我觉得倒像周老头儿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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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绡红补充道,“1938年邵洵美写过10篇 访华外国作家系列 ,其中有篇《一部活动的西行漫记——斯诺夫人印象》,斯诺夫人当时非要问他对鲁迅先生怎么看,我爸爸就不回答她,哼哼哈哈,后来她就再盯着他问, 对我说对我说,为什么鲁迅不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呢? 有时她一连四五句要他立刻给出回答,他就说,鲁迅的确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力量,可是不能算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成就并不在于小说。”
        上世纪50年代末,邵洵美曾与贾植芳同囚一室,据贾老在《狱友邵洵美》中的回忆,邵洵美当时怕自己来日无多,曾郑重其事托付他将来澄清两件事:一,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由他出面宴请并花费46块银元,出席者有鲁迅、林语堂、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但在公开报道中,他的名字未被提及;二,他的文章均由自己亲自执笔,而非鲁迅所批评的请人捉刀代笔。“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 捐班 ,是花钱雇人写的,这真是天大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
       即使穷困潦倒身陷囫囵,邵洵美耿耿于怀的两件事还都与这“周老头儿”有关,可见这场争论一直是他的心结,而彼时,鲁迅已去世二十多年;等到贾植芳出狱后撰文回述此事,邵洵美去世也已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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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邵洵美与鲁迅的关系,原本是很正常的。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中国笔会出面欢迎,就是邵洵美自个儿出钱,在功德林订了一桌素席(萧氏食素),送到宋庆龄府上宴请萧氏,出席作陪的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诸人。宴会过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活动结束后见鲁迅无车返回,又是洵美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府。然而,半年之后,因洵美的一篇小文章,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
  这场官司,好多人都写过,最详细的还要数朱正的专文《鲁迅与邵洵美》,载于二○○六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朱的文中说,“这一回是邵洵美自己先拿出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鲁迅看不过去了,才作文指明这一点。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于此可知,朱先生并没有见过邵洵美的文章,只是根据鲁文中引用的部分文字推断,便下了这样的定谳。当年的鲁迅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邵洵美这样的人,也会有文集一册一册地出版,以为随便怎样说,都无法对证。比如朱正在这篇文章中就说:
  现在来写“鲁迅与邵洵美”这个题目,有一个困难,就是鲁迅这一面的文章都收到他的全集里面,容易看到;而邵洵美写的诗文,现在却很不容易找到了。鲁迅攻击过的文人,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等,他们的作品都留下来了,表明了他们的存在。而杨邨人、张若谷、邵洵美却没有能够留下多少痕迹。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
  “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朱先生的笔法,还真有点鲁迅的味儿。
  按朱先生的理念,鲁迅批评林语堂等人的对与错,是可以商量的,批评邵洵美这样的人,绝不会有错,是钢板上钉了钢钉,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则认为,对错且不必管,先应当把事实弄个清楚。现在邵洵美的文集出版了,我们可以看到邵的这篇文章了,文题为《文人无行》,收入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文中说,这里的“行”,指行业,意思是说文人多没有正式的职业。看过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邵氏此文的要义,绝不是“奚落贫穷的文人”,他的立论,要高得多。最为明显的,是奚落当时上海滩上的左倾文人,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还有的话,也可以说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鲁迅是《自由谈》的撰稿人,又是公开化了的左翼作家的首领,当然要挺身而出,狠狠地给以回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朱先生这话是说对了。
  放开了眼,从更大的背景上看,又不一样了。一九三○年春,鲁迅出席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不停顿地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上海文坛的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前后,像候鸟似的飞来的新月派文人,一九三○年前后不长的时间内,又一个一个地像候鸟似的飞走了。且举几个著名的,叶公超一九二九年秋离开暨南大学,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胡适一九三○年十一月回到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梁实秋一九三○年秋去了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新月派是鲁迅的死对头,既然头面人物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之流都远走高飞了,那么作为新月派小兄弟的邵洵美自然就水落石出,暴露在鲁迅枪弹的射程之内了。
  可以说,邵洵美写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到了一九三三年,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
  这样理解鲁迅对邵洵美的批评,或许更近乎事实。
  鲁迅一九三六年秋去世,没有经历抗战。邵洵美是全程经历了抗战的,应当说,在这场全民族的圣战中,邵洵美有上佳的表现。他先是出版宣传抗战的刊物《自由谭》,后来又在英文版的《直言评论》上刊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并出版单行本。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弟弟当了汉奸,拉他下水,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刻苦自励,艰难撑持,一直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曾劝他离开上海,他没有听从,叶公超甚至提出愿意帮助他将印刷厂整体搬迁到台湾,他婉拒了朋友的美意。他等待着,也盼望着,在新中国一展他的才华,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出版事业。
  上海解放后,应当说,当时的执政者,对接收这个东方大都会,无论在政策上还是人事上,都有别于内地的城市。有留学经历的陈毅出任市长,或许有其时势的必然,而选派潘汉年出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夏衍出任负有专责的文化局长,确实是周恩来事先的着意安排。可以说,在潘夏二位统战高手的操作下,只要没有大的罪恶、而有一技之长的党外人士,都得到了恰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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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有邵洵美是个例外。
  不说邵氏先前无大过错,就以新中国成立后的表现来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上海解放后,夏衍代表政府与邵洵美商谈,提议将他的影写版印刷机卖给国家,连同工人全部迁到北京,印制即将出版的《人民画报》。邵洵美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仅这一功劳,也应当给予安置。然而,邵洵美将家搬到北京,一年多的时间里,四处奔走,各方求告,还是未能如愿,只得又灰溜溜地回到上海。原因无他,只因为彼乃新月派的一份子,是鲁迅曾经痛斥过的“富家的赘婿”。当年在上海,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夏衍也确实有心成全邵氏,然而,面对如此局面,聪明过人的夏衍,竟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一九五四年,看邵洵美实在是穷愁潦倒,生计无着,夏衍才关照北京有关出版社,邀请邵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每月可预支二百元稿酬,相当于有了一份正式工资。
  无妄之灾还在后头。
  一九五八年十月,邵洵美以“帝特嫌疑”被捕,长期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早他几年、因胡风案件被捕入狱、也关在提篮桥的贾植芳先生在被释放后,有文章记叙邵氏在狱中的情形。且看这样一节文字:
  他患有哮喘病,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大声喘气,而他又生性好动,每逢用破布拖监狱的地板,他都自告奋勇地抢着去干。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弯腰躬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戏称他为“老拖拉机”,更为监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欢笑。(贾植芳《我的难友邵洵美》)
  一九六二年四月邵洵美被释放出狱。上海已无他的住房,妻子在外地女儿家住,他只好与儿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仅有一张单人床,儿子要上班,须好生歇息,他执意睡在地板上。这样卑贱地活着,对他来说,已是幸福的时光。一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厄运又降临在这个毫无防范能力的文化人身上。备受凌辱之后,他选择了死亡,时在一九六八年的红五月。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平反决定书。又过了多少年,邵洵美的儿子邵祖丞才给妹妹绡红说了父亲离世的真相。先是他的一个叫王科一的朋友开煤气自杀,此后“我见爸爸天天在服鸦片精。不知他是从哪儿取得的?可能因病情加重,咳喘难忍,加上不时泻肚,他想以此镇咳止泻?也可能爸爸不想活了!因为我发现后向他指出:害心脏病的人吃鸦片是要死的。他明白这点。但是第二天他还在服。我提出反对。他朝我笑笑。第三天,爸爸就故世了。”(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
  经历这么多苦难,邵洵美去世的时候,只有六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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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儿,该给个结论了。邵洵美是个什么人呢?有感于时人诸多不公正的评价,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就在一首名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里说过: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这是他本人的说法,且在七十多年前。现在,我们这些后人,该给个什么样的评骘呢?
  各人尽可有各人的说法。好名头都让别人占尽了,犯不着去争去挤。我还是窃喜于我在厦门时写的那句话: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文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英才。
  想多说一句的是,过上多少年,人们对他的评价,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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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一世情:论民国邵洵美和项美丽的跨国“致青春
 邵洵美,正宗民国帅逼(长得非常像徐志摩,公开的评价是他带了眼睛比徐志摩还还好看),鲁迅笔下的“富家翁女婿”,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享誉海上的“文坛孟尝君”,死后却备受非议和冷落。
  项美丽的英文名字是艾米丽·哈恩(Emily·Hahn),1905年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城,一生为美国文学杂志《纽约客》写作,也写过宋美龄姐妹传记。
  他们的相遇不是男追女,而是女追男,隔层纱。当然也不得不承认男方在初认识的时候,泡妞的技巧非常高明,没有给文化人丢脸。
       首先,女方先和姐姐一起坐船来了中国上海,为两人的相遇提供了机会,在晚宴上,她和邵洵美,主动要求邵给她起个中文名,用上海话的发音:项美丽。
  其次,邵是有老婆的,叫盛佩文,并且他在结婚后的很长时间,花的都是老婆带来的老婆本,同时老婆还是一个绝世大美女,又心胸宽广,非常理解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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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正妻在其晚年回忆录里描述当时三人的幸福生活:
  她(中国老婆)叫她(美国老婆)蜜姬(Mickey)。这两位一中一西的夫人,经常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看戏,一起参加舞会,一起亲密合拍。
  “有时大哥带我和二妾同去吃西菜。吃西菜用刀叉,盘子的右边放刀,左边放叉,还有一只汤匙亦放在右边刀旁边。吃汤用汤匙,必须从里往外舀。还有一把小匙,是吃咖啡时舀糖用或吃冰淇淋用的,吃蛋糕另有短叉。我习惯右手拿筷子夹菜,用刀叉还要学习呢! 西崽送上来的第一道菜盆子里放着一只长脚银杯,里面是番茄蚝肉,鲜鲜的。以后是汤、一道主菜、几道盆菜、咖啡、点心加冰淇淋。”
  同时,正妻的孩子也承认,多方的关系融洽:
  “小时候我看到她次数不多,接触不多,就看到她搞一个猴子,把猴子放到衣服里。有次我和我姐姐在一个盆里洗澡,那猴子就大模大样走了进来,抓了一下我姐姐的背,后来她就赶快招待我们吃蛋糕了。”
但之后,却遇到了中日战争,好日子结束了。
  1939年,上海局势危险,项在美国的家人催她离开是非地,项美丽没有离开中国,只是离开了上海去了重庆(去给宋家姐妹写传记)。
  离开时,邵洵美特意送她一个花篮状的巧克力栗子蛋糕。巧克力的苦涩,栗子的甘甜,犹如这段跨国的注解。
  在她邀请邵洵美来重庆相聚以解两人异地恋相思苦的时候,却被对方以1)路费太贵,现在自己是一个穷逼;2)会给他正妻带来压力和麻烦,拒绝了,两个人正式分了手。
  再往后的故事就是,项美丽辗转逃到香港,又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后来被关进集中营,倒是靠着跟邵洵美做妾的一纸假婚书,救了她和孩子。战后项美丽回了纽约。
  1946年,邵去过一次美国,项美丽的英国后夫查尔斯向他致谢并很绅士的表示可以把太太还给他:“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
  邵的回复也非常妥当,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继续保管下去”,随后三人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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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如这段蛋糕情所提及到的,那份两人离别礼物:巧克力栗子蛋糕,巧克力苦涩,栗子甘甜,同时,蛋糕也如爱情,甜蜜,但吃太多伤身(同张爱玲的“白玫瑰”和“红玫瑰”太多伤肾一个道理),要慎选,要最终懂得节制。
  吃多伤身的证明有:
  根据荷兰阿姆斯特丹VU University和Wageningen University的Ingeborg?Brouwer, Anne Wanders 和 Martijn Katan发表的题为《Effect of animal and industrial trans fatty acids on HDL and LDL cholesterol levels in humans》的论文,蛋糕中无论是用了动物奶油还是植物奶油,吃太多对人体都有影响,影响程度都无法确认,同时两者的反式脂肪酸影响基本没有区别,都需要引起警惕,随便多吃了谁,都不可能出现所谓“反式脂肪酸可以被身体代谢掉”的传说。
       吃多伤了卿卿性命也是有证明的:
  曾经英国南威尔士斯旺西市有一位很悲惨的24岁的年轻画家,Adam Deeley,为了给当地艺术界和画家联合会筹集资金,他参加了在南威尔士的吃蛋糕比赛。比赛开始,他很拼,吃掉了五个超大的仙女蛋糕。也是因为太拼,他被其中一块蛋糕卡住喉咙,最终因缺氧抢救无效而死。经警方严格调查,确认次的事件纯属意外,排除了预谋杀人的嫌疑。
  归归根结底一句话:要自我控制那颗“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的心,美人美食,都不要贪吃,方的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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