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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电影艺术家袁牧之  

2017-02-28 15:49:32|  分类: 著名影视艺术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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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牧之原名袁家莱,1909年3月3日,生于浙江宁波。受新戏剧运动的影响,童年时代的他最喜欢的游戏是学演文明戏,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3岁到上海,开始在洪深组织的戏剧协社演戏。
       1946年袁牧之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文化部电影局第一任局长,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中国文联委员,第一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52年因病离职。
早年经历
     袁牧之1909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3岁就读上海澄衷中学。 
13岁时,袁牧之便参加了洪深组织的“辛酉剧社”,成为剧社惟一的小演员。由于年龄小,分配的角色戏不重,他在剧社里什么都干,还做过领座员。
      1978年6月30日,由于中暑导致的高烧,袁牧之不幸与世长辞。当时他刚过完69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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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经历
     1927年,正在上海上大学的袁牧之,开始参加戏剧的革新运动,成为辛酉剧社的主要演员。他主演了俄国安特列夫的《狗的跳舞》、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桃花源》。袁牧之对人物精密的设计和构思以及造型的逼真,都是表现派艺术中的精华。在他创造的众多角色中,对人物的神态刻画尤为突出,故有“千面人”的称誉。
      1934年,袁牧之编剧并主演的《桃李劫》,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成为左翼电影的经典,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有声影片。 
     1935年他自编自导的《都市风光》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 
     1937年,他编导的《马路天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由赵丹、周璇主演的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有声电影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80年代,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惊叹说:“《马路天使》堪称一个奇迹。它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的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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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牧之14岁时就参加了洪深组织的戏剧协社,为唯一小演员。18岁开始因在一些话剧中的出色表演而受到戏剧界的重视。后入东吴大学,演出《万尼亚舅舅》等剧。
        1930年,他在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1934年,袁牧之加入电通影片公司,拍摄并主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获得了进步舆论的一致赞扬。
      1930年,袁牧之放弃大学学习,投身于左翼戏剧事业,曾主演洪深编剧的《五奎桥》、苏联剧作家特列季亚科夫编剧的《怒吼吧!中国》、田汉编剧的《回春之曲》等剧目。他在实践中重视艺术总结,著有《牧之随笔》、《戏剧化装术》、《两个角色的戏》和《演剧漫谈》等书。1934年8月至1935年4月,曾编辑过《中华日报》的《戏》周刊36期。他主张演员表演时应“脱了自己而变成剧中的角色”。他提倡通过外形技术来摹拟角色精神生活,并尝试过许多钻研角色和体现角色的方法,为当时的表演艺术开辟了一条新路。 
袁牧之1934年在上海加入电影制片公司。
       1935年,继《桃李劫》之后,袁牧之在影片《风云儿女》中扮演了主人公--一个由沉沦到觉醒,最后走上抗战前线的青年--辛白华。同年10月,他又成功地编导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都》片是一部暴露当时社会不景气、大都市生活尔虞我诈以及小市民愚昧无知的影片。袁牧之把舞台技巧移到银幕上来,为中国影坛创造了喜剧片的典型。这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也是袁牧之电影执导的处女作。他在片中扮演拉洋片老头。
       1936年,袁牧之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影片《生死同心》。在《生》片中,他一人兼饰两个角色--爱国青年李涛和柳元杰。他们性格各异,形象鲜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赏。
     1937年,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 ,更是脍炙人口。《马》片通过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悲惨命运的真实描绘,深刻地揭露和尖锐地抨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袁牧之以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导演技巧,把悲剧内容和喜剧手法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使整个影片的风格既明快幽默,又含蓄隽永。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牧之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并与宋之的、陈波儿、崔鬼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离开上海开赴抗日前线。他还参加著名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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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袁牧之任话剧《保卫芦沟桥》导演委员会成员。1938年,在汉口中国电影制片厂主演《八百壮士》。同年8月奔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的延安电影团负责创作领导工作,编导有大型历史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考察、学习。1946年回国,继续从事电影工作,1978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1938年,该队来到武汉后,袁牧之主演了影片《八百壮士》中的团长谢晋元。不久,他受周恩来同志委派,参加根据地的电影筹建工作。同年秋,他前往延安,组建了“延安电影团”。在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曾深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拍摄纪录片,并编导了解放区第一部大型历史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编写了反映革命根据地新生活的舞台剧《延安三部曲》。
     1940年,袁牧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他受党的委派,赴苏联学习、考察。在此期间,他曾与苏联著名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共同拍摄过影片,同时他也曾独立导演过纪录影片。
     1946年,袁牧之回国后,同夫人陈波儿一起赴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厂长。生产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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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北平解放后,他奉命回京,组建全国电影领导机构——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并被任命为局长。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后,又被选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954年以后,他因病长期离职修养。在病中,他仍坚持创作活动。
1978年6月30日,袁牧之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个人生活
家庭
      第一任妻陈波儿。1951年,陈波儿去世。
     1955年与昆曲演员朱心结婚,并育有两女一男,大女袁牧女,小女袁小牧,儿子袁牧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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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面人”袁牧之的电影人生
      要选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有个人肯定是其中之一;而要选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电影,这个人编导、主演的作品也一定会榜上有名。
    这个人就是袁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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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袁牧之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五岁涉足舞台,戏剧表演、创作、理论研究样样精通,成为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二十五岁步入影坛,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成为一代电影大师;三十七岁从事电影行政管理工作,表现出非凡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成为杰出的电影事业领导者。因而他也被美誉为“千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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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喜童年:过道里试演“文明戏”
       1909年4月12日,宁波杨家桥袁家大院里,一个煞是可爱的男婴呱呱坠地——因是老来得子,六十一岁的袁纲洪先生喜不自禁,遂取“蓬莱仙岛”之意为孩儿起了一个象征着吉祥如意的名字:袁家莱。这便是日后驰名中国影剧界的袁牧之。
      对于宝贝儿子,袁纲洪视若珍宝,稍微懂事时,就开始让他参与家里的祭祖、祭灶等大事,给他讲灶神爷的故事,还带着他观海潮、抓鱼儿、逮麻雀、采桑葚、捉蚂蚱……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变故突如其来。袁牧之六岁时,有一天,父亲外出办事,不小心跌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久不见好转,最后竟然撒手西去。袁家失去了顶梁柱,旋即“摇摆”起来——尽管心地善良的大奶娘(袁纲洪的大太太)竭力照料着,但年幼的袁牧之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冷漠。
      就在袁牧之“闷闷不乐”的时候,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新剧”(也称“文明戏”)传到了宁波。为了逗袁牧之开心,大奶娘就隔三差五地带着他挤在人堆里看戏。仅仅看了几场,袁牧之就深深地喜欢上了“文明戏”。回来之后,他也学着戏里人物的动作和腔调,表演起来。
         在袁家大院里,两溜儿正房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过道。唱戏唱上瘾了,袁牧之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剧场”,每天一丢碗筷,就招呼起租住在隔壁的人家的小玩伴儿:“喂,吃完了没有哪,开始演戏喽!”之所以说“演”,是因为袁牧之已经开始“自编自导自演”了,他把以前和小玩伴儿玩过的游戏加以改变,倒腾出一段段简单、天真但不失幽默、风趣的“文明戏”来,然后一个人饰演两个、三个甚至多个不同的角色,说完这段台词,脱件衣服或者戴个帽子表示换了身份,再去说另外一段台词。袁牧之演的戏常常吸引了院里院外好多的人前来捧场——以至于,只要一听到吆喝声,大伙儿立刻就会捧着饭碗跑出门来,一路叫着:“嘿,快点,快点,袁家小崽开始演戏了!”尤为有意思的是演戏演出“名气”之后,就连宁波城内赫赫有名的“共舞台”也来盛情邀请了:“袁太太,您家小家莱的戏演得太好了,能不能赏脸让他到俺们那儿演上一段呢?”
就这样,小小的袁牧之把演文明戏当成了一桩正经事来做,整天沉浸其中悠然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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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足舞台:表演、创作、研究,戏剧舞台留美名
     转眼之间,到了读书的年龄。
     把袁牧之送到袁氏祠堂的崇志小学读了几年后,大奶娘发觉只传授“四书五经”很难给儿子求得一个好的前程,就托远嫁上海的女儿,把袁牧之送进了由民族资本家、五金大王叶澄衷先生创办的班级授课制的“洋学堂”——既有小学又有中学的澄衷学校。
      读至中学时,袁牧之活跃起来,篮球、足球、排球都是他积极参与的活动,尤其对演讲情有独钟。他的演讲才能还引起了上海滩名流张啸林的注意,并派人送来了一幅门框大小的题了字的匾额。一时,袁牧之成了“明星”。
       1924年,在一次演讲的过程中,袁牧之接触了提倡和践行“爱美剧”的戏剧协社,立时勾起了童年时在自家过道里演戏的往事,遂参与其中。
      可以说,戏剧协社是袁牧之此后走上戏剧之路的开端。当时,负责戏剧协社节目排练的是洪深先生,他曾留学美国学习戏剧,对导演和舞台表演艺术有着很深的造诣。在这里,袁牧之的年龄最小,因而戏份儿较少,但也正好有充裕的时间来参加洪深组织的大大小小的排练和各式各样的培训,因而很快对戏剧表演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为以后的戏剧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中学毕业,在姐姐的安排下,袁牧之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开始了一段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大学生活。
     好在,学习压力不是太大,袁牧之还可以跑出去参加戏剧演出活动。恰在那时,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辛酉剧社的当家人朱穰丞找上门来:“小兄弟,看你演戏演得蛮好的,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辛酉剧社呢?”“当然!”袁牧之高兴得跳了起来。
     加入辛酉剧社,袁牧之接手的第一场戏是饰演俄国著名小说家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中的“万尼亚舅舅”。一个十八岁的中国毛头小伙,饰演四十七岁的俄国未婚农夫,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演好这一角色,袁牧之跑了一家又一家俄国人开的大菜馆,仔细观察俄国人的穿衣戴帽和言谈举止,努力寻找“万尼亚舅舅”的影子。三个月下来,他捕捉到了俄国人的“千姿百态”——有的喝醉了酒,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有的抱着一本书,趴在那里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的不知道为什么,呆呆地望着一处出神……从而读懂了俄国人的沉默、幽静、深远,随即用在了“万尼亚舅舅”的身上。此外,为了演好“万尼亚舅舅”弹钢琴的一段戏,从未摸过钢琴的袁牧之多次登门拜访钢琴大家谭抒真先生,请教琴事。《万尼亚舅舅》公演大获成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话剧大家赵铭彝先生这样评价:“演出水平非常高,超过上海所有剧团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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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演成名,袁牧之一发不可收拾,又先后出演了《狗的跳舞》、《桃花源》、《酒后》、《五奎桥》、《父归》中的角色,充分展现了他天才的演技,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戏演得多了,年少气盛的袁牧之就有些“蠢蠢欲动”起来:如果我自己来写一部戏,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想则已,愈想愈是冲动。
      7月的上海,沉寂且闷热,袁牧之趴在竹床上写他的第一部剧作《爱神的箭》——这是一部独幕剧,取材于薛仁贵和王宝钏的故事。每天,他都像个即将上场的运动员一样兴奋着,从早晨一直写到晚上,常常忘记了吃饭、喝水。
     1928年8月2日,《爱神的箭》完稿。袁牧之把稿子拿给朱穰丞看,希望批评和指教一把。不想,仅仅翻阅了三分之一,朱穰丞就击掌叫起好来:“哇,写得太好了,搬上舞台如何?”
      初次写作,就得到了这么高的评价,袁牧之顿时热血沸腾起来,一溜烟儿跑回家,又趴在竹床上埋头写起来:8月14日,《叛徒》完稿;11月24日,《爱的面目》完稿;12月7日,《水银》完稿。
        一年后,袁牧之把这四部独幕剧收集起来,以《爱神的箭》为名交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
沉浸在作品火暴公演的喜悦里,袁牧之觉得大脑又开始咕咕嘟嘟地“冒”东西了,索性关起门来再度“画”起了文字:1929年3月28日,写完了《生离死别》;4月12日,写完了《流星》;4月19日,写完了《甜蜜的嘴唇》;8月3日,写完了《寒暑表》。在这四部独幕剧中,每一部剧中都只有两个角色:《生离死别》中是雕刻家和留学生,《流星》中是父亲和儿子,《甜蜜的嘴唇》中是少爷和女仆,《寒暑表》中是男子和女子。和之前的四部独幕剧相比,虽然角色少了,但内容却异常丰富,因而搬上舞台之后立刻就吸引了众多观众,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以至于有人惊呼:“上海滩戏剧进入袁牧之时代了!”1931年1月,袁牧之找到上海新月书店,以《两个角色演的戏》结集印行了这四部独幕剧。
       其实,除了演出和创作,袁牧之在戏剧理论方面也进行了孜孜不倦的钻研。涉足舞台没多久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和思考“在缺少专职演员人才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剧式更适合舞台来表演”的问题,随后提出了“两个角色演的戏”的主张:“在缺少演员人才的中国,在舞台上两个角色演出的戏最为合适。”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他将两个角色的戏与独角戏、多角戏进行了一番比较,结论是:独角戏很难调动气氛,多角戏容易出现乱子,唯独两个角色演的戏取二者之长且避二者之短。这正是创作《两个角色演的戏》四部独幕剧的初衷。为了引起大家对化装的足够重视,袁牧之还于1931年12月在上海世界书局印行了《戏剧化装术》,从人体解剖、人相的研究、化装的目的、光与色、化妆品及其应用、化装的应用以及服装等多个方面,论述了戏剧化装的技术与技巧问题,成为我国最早介绍戏剧化装术的专著。除此之外,袁牧之还格外注意总结和撰写演戏过程中的经验和心得,久而久之就积攒成堆了,比如:对某个剧目角色的看法,对外界批评的辩证探讨,对舞台与银幕表演的矛盾分析,对表演美学的认识……遂于1933年11月通过上海现代书局以《演剧漫谈》印行。把自己的艺术体会和学术见解拿出来与大家共享。由是,在戏剧界,袁牧之以其精湛的演技、非凡的文笔和独到的研究,赢得了同行的由衷赞誉,从而成为一代表演艺术家,人称“舞台千面人”。
步入影坛:编剧、导演、演员,多才多艺塑经典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像袁牧之这样功成名就之后,大可以去过优哉游哉的生活了。然而,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积极投身于由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的进步戏剧演出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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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3月,以夏衍为组长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电影小组创立电通电影公司,袁牧之当即转入其中。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保守落后派的抵制,一无名号二无影片三无影院的电通电影公司很快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面对严峻的形势,袁牧之在“碰头会”上重点强调打开局面的指导意见:“尽快拍出一部电影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电通公司。”为此,他二话没说挑起了一副最重的担子——创作电影剧本。他把自个儿关在房间里,一会儿大口地抽烟思考,一会儿哗哗地奋笔疾书。短短几天的工夫,当袁牧之胡子拉碴地拉门出来的时候,一部名为《桃李劫》的电影剧本已然陈放案头。细细翻看了一遍,在电通电影公司负责剧本创作的夏衍和田汉连连叫好,当即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就由袁牧之来出演男主角陶建平!”
       第一次演电影,袁牧之下了很大工夫,把多年积累起来的舞台表演和戏剧化装经验,一股脑儿地用在了塑造陶建平这个人物的身上。此外,还和出演女主角的明星电影公司电影演员陈波儿反复排练要演的戏,时而纠正错误,时而修改完善,常常通宵达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袁牧之和陈波儿慢慢地产生了感情,最终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34年12月16日,《桃李劫》在上海金城影院首映,立刻引起了轰动。一时间,《桃李劫》像一股春风,迅速吹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尤其是主题曲《毕业歌》,更是在广大学子中传唱开来,其中的“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犹如一支强劲的号角,鼓舞着热血青年的抗日斗志和爱国热情。
    随着《桃李劫》的持续热映,初登影坛的袁牧之旋即红透了上海滩,而电通电影公司也稳稳地站稳了脚跟。
1935年初,电通电影公司开始筹拍第二部电影《风云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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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云儿女》中,袁牧之出演青年诗人辛白华,影片讲述其如何放弃个人情感继而勇敢地走上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前线的故事。同样,为了塑造好辛白华,他先是认真总结了在《桃李劫》中饰演陶建平的经验,努力克服舞台剧表演的痕迹,接着精心设计了人物的每一个表演细节。结果,辛白华一角的塑造比《桃李劫》中的陶建平有了意想不到的进步。因而,当该片于5月25日上映之后,许多观众和影评家不约而同地对袁牧之给予了高度赞誉:“袁牧之先生的演技,还能保持其一贯的认真作风,一般地说来,他是这个影片里最努力而且也是最好的一个。”这里,且不论大家的“一般地说来”是否夹杂“自私的感情色彩”,但就袁牧之在片中演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从而在民族危亡之际唤醒中华儿女勇敢地去战斗,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讲,《风云儿女》被载入史册,袁牧之起码有一半的功劳。
       一炮走红,两炮红上加红,袁牧之确立了在上海滩电影界的地位,接下来自然而然地也就有了反响更为强烈且更为迅速的“动作”来。
      1935年10月,就像当初心头痒痒地去写剧本一样,袁牧之在一股子“孩子般的自不量力的勇气”的支配下,编导了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都市风光》——在这部完全由自己独立导演的处女作影片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个“一对农民夫妇带着女儿和女婿来到上海,在等车时百无聊赖地透过一个老头的‘西洋镜’看人间百态”的故事。这部影片的新奇之处,不是袁牧之自己出演的放“西洋镜”的搞怪老头,而是他在电影叙事、喜剧手法以及电影音乐的运用等多个方面的大胆探索和创新,既让观众耳目一新,也使其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1936年6月,应导演应卫云的邀请,袁牧之和陈波儿携手出演《生死同心》。在这部影片中,袁牧之的表演有了重大的突破——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爱国华侨柳元杰和革命青年李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演得恰到好处且特色鲜明,袁牧之冥思苦想了好几个星期来构思人物的表演方案,然后反复实验和排演,最终成功地塑造了爱国人士柳元杰和革命志士李涛两个形象。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观看了《生死同心》后,竖起大拇指称赞袁牧之是“天才的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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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年初,因工作需要,袁牧之经常在晚上和几位朋友光顾圣母路一家小酒馆。一边喝酒,一边聊事,心头慢慢地升腾起对在酒馆里奔波生计的清道夫、报贩、歌女、妓女等所谓的“下等人”的同情来,遂产生了要表现这些“下等人”的欲望。于是,晚上观察,白天执笔,袁牧之很快写出了《马路天使》——以吹鼓手小陈为人物中心展开故事情节,讲述了“吹鼓手、报贩大王、水果小贩、剃头司务和失业者”的生活故事,生动逼真地再现了上海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
      这部在小酒馆里酝酿出来的小人物影片,经过袁牧之的妙手加工之后,即以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时代特色、出奇的喜剧效果和流畅的电影叙事,创造了放映二十一天即有十万人次观看的“神话”,成为1937年第一部最卖座和舆论最佳的巨片,从而荣登“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和“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最高典范”宝座。而且,该片还以鲜明的新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受到了不少世界著名电影史学家和影评家的高度赞誉。即便是到了今天,《马路天使》依旧魅力四射。某位现代影评家就说:“要选20世纪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袁牧之肯定是其中之一;而要选20世纪中国电影的经典作品,袁牧之1937年编导的《马路天使》一定会榜上有名。”
     短短几年时间,袁牧之就以“铁的事实”斩获了“影坛巨子”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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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行政:培育、组织、领导,呕心沥血开新篇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牧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演出活动,先后出演、编导、拍摄了《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延安与八路军》、《江布尔》等振奋人心的影片,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辗转数地的革命工作。
      时光流逝,已是1946年2月了。此时,解放战争的帷幕已经拉开。在了解到日本投降时曾在长春留下一个规模可观的电影制片厂(即伪“满映”)后,党中央随即调派袁牧之奔赴东北着手接管。
     1946年4月18日,袁牧之进入伪“满映”,拉开了接管的序幕。不料,一月后,长春战争形势发生变化,他只得连人带设备一起迁往哈尔滨,不久又转往佳木斯,最后在兴山(今鹤岗)安顿下来,旋即报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并于10月1日挂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牌子。此间,袁牧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与汗水:东奔西跑,为电影制片厂寻找新址;苦口婆心,和思想有波动的工作人员谈话;身先士卒,亲自参加建造厂房的体力劳动;保持警觉,组建专事安全事务的青年警卫队……对此,后来有人这样评价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人民电影制片厂,袁牧之功不可没!”
       在影片生产上,袁牧之有着自己的思想:“摸索出一条拍摄人民电影的新路来,创造出人民电影的实际。”由此出发,他结合东北解放战争的艰难困苦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实际条件,提议:“先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待时机成熟了再拍摄故事片。”于是,1947年3月,袁牧之开始带着大家拍摄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影片”——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先后拍出了《活捉谢文东》、《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四下江南》、《解放东北最后战役》等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纪录片,从各个方面反映了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历史面貌,同时也为宣传和动员人民奋起进行解放战争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起到了鼓舞和推动作用。后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民主东北》,给予了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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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袁牧之就任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
    袁牧之深感电影管理局地位的重要性,赶紧一头扎进了工作中:建立中层领导机构,组建干部队伍,征调大批干部充实到电影管理局和全国电影各个战线上工作,接收旧有的电影机构,创建新的电影基地,制订电影检查、发行、放映等各项政策与规章制度……
     就这样,在袁牧之及众多电影人的殚精竭虑下,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很快就步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只是,一场令人想象不到的意外悄然降临了:多年的劳碌奔波和过度操劳,使袁牧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肺气肿病,以至于一看到各地的电影厂报送过来的有待审查的影片就“条件反射”似的头痛;而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多年的亲密战友和至爱亲人陈波儿在出差的途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袁牧之立刻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不得已,袁牧之只得服从组织的安排暂时外出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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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岁月:用生命创作《小小环球》
      1954年1月,眼见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唯恐耽误了工作的袁牧之就向组织递交了辞职报告,从电影管理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慢慢地,袁牧之的病情有了好转,遂动起了“把《小小环球》写出来”的心思来。这是一部计划用儿歌的形式来概括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其灵感来源于1942年毛泽东对斯大林格勒战役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作出的“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的判断。
就这样,袁牧之完全沉浸在“小小环球”的世界里,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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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在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袁牧之受到了冲击,接着被下放到湖北丹江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这里,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实,还得干繁重的体力活儿,加上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袁牧之的病情迅速恶化:一动就喘,接着是吐血,就连牙齿也掉光了……但即便如此,袁牧之依旧坚持创作《小小环球》:躺在床上,拿硬纸板夹着卡片,哆哆嗦嗦地写着、写着。
      1978年6月28日,在一门心思地斟酌《小小环球》时,袁牧之突然晕倒了。1978年6月30日7时45分,在深度昏迷中,六十九岁的袁牧之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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