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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反清志士徐锡麟  

2017-02-27 14:46:15|  分类: 清朝各界名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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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志士徐锡麟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徐锡麟(1873年12月17日[2]  —1907年7月7日),字伯荪,号光汉子,浙江绍兴山阴东浦镇人。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回国后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同年冬赴日本学军,因患眼疾未能如愿。1906年归国,赴安徽任武备学堂副总办、安徽巡警学堂会办。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次日慷慨就义。
思想转变
      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12月17日[2]  ,出生在浙江绍兴东浦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父徐凤鸣秀才出身,当过县吏,家有田地百余亩,在绍兴城里开有“天生绸庄”和“泰生油栈”两家商铺,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士绅。
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徐锡麟出任绍兴府学校算学讲师,得到知府重用,后升为副监督。
      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会中竟有中国古钟在展,徐锡麟愤感列强欺中国太甚。不久结识陶成章、钮永建等,在他们影响下,徐锡麟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逐渐放弃对清政府的希望,弃改良而从革命。当时,“《苏报》案”事起,日本留学生群起反对,徐锡麟也慷慨解囊,积极参与营救章炳麟。
建设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3日,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成员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开学。光复会成立后,主张以暗杀、暴动为手段进行革命。为了培训其成员,陶成章、龚宝铨、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城内择地办学,推徐锡麟为监督,黄怡为校长。招收来自金华、处州、绍兴各府的会党成员,对他们进行短期的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培训革命骨干。并拟定规约:“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
       大通学堂只设体操专修科,分特别、普通两班。特别班是会党志士;普通班一部分是会党成员,一部分是进步青年,两班所授课程主要是兵式体操和器械体操。此外,也酌情兼授国语、英语、日语、教育学、伦理、算术、地理、生物、图画等课程。学生毕业后,由清廷发给文凭,而在文凭的背面,学校则记上革命组织的暗号。学校大厅悬一联云:“十年教训,君于成军,溯数千年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下联云:“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入光复会
        光绪三十年(1904)冬,徐锡麟因事过上海,得遇蔡元培、陶成章,首批加入光复会,后成为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回绍兴后,徐锡麟创办了大通学堂,罗致少年英俊,教以军法纪律,为革命培养人才。他还积极结交各地会党,甚至延请他们为学校教练。不久,徐锡麟借北上联络大盗冯麟阁之机,出山海关,过吉林、奉天,走西北边疆,查看了山川形势,并亲见日、俄在中国疆土上张狂角逐,愤愤不平,欲挥刀沙场“为国死”。
      谋革命不易,为了达到反满目的,徐锡麟等人逐渐产生了“以术倾清廷”的思想,他们打算以捐官之法,使光复会的成员学习军事,乘机打入清廷内部,以掌握军权。于是他向清廷捐了一道员头衔,指分安徽候补。
谋刺恩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受绍兴徐克丞资助和徐锡麟表叔、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各捐得官职,并被获准前往日本学习陆军。但到日本后,由于清廷驻日公使的阻挠,学习陆军的计划被破坏,无奈回国。
     归国后, 徐锡麟等人又打算进一步打入官府,“藉权倾虏廷”。通过发动利用各方关系,徐锡麟谋得筹办安庆陆军小学之事。后因表叔俞廉三的推荐和徐锡麟本人的精明干练,终于得到安徽巡抚恩铭重用,1906年冬季他到了安庆,向抚院落报到,恩铭接见后,派他为安徽巡警尹。他小心逢迎,拜恩铭为师,恩铭引为亲信,又派他兼任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食清廷之禄,却时刻不改革命之志。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徐锡麟与秋瑾约定在皖、浙同时举行反清武装起义。起义原定7月19日举行,因一会党人员在上海被捕,招供出革命党人的一些别名暗号,两江总督端方电令恩铭拿办。恩铭召徐锡麟计议,徐锡麟见自己别号在列,知事机迫人,遂决定于7月8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举义。谁知恩铭这天有事,要求将毕业典礼提前两天,无奈起义只得于6日举行。外援不至,准备未周,起义堪忧。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慷慨就义。审讯时挥笔直书:“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
     1907年7月7日,徐锡麟被清廷杀于安庆抚院门前,心肝被挖,用于炒菜,时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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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成就
       创办“热诚学堂”
       1903年,徐锡麟从日本回到绍兴后,认识到革命应该从创办学堂、培育人才入手,随即在家乡东浦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并为学堂写了一副对联:有热心者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取上下联各一字,命名为“热诚学堂”。除文化课外,专门增设兵式体操课,进行军事训练。他在授课时,经常介绍时事政治,宣传革命,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后来热诚学堂一度成为绍兴光复会的活动基地。
联络各地党会
       1904年,徐锡麟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加入了光复会。当时浙江各地的会党十分活跃,在反清统治和“仇洋灭教”的斗争中显示了巨大力量。但这些会党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如何把分散的会党组织、联络起来,引导到光复会组织中来,实现民主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摆在光复会面前的重要课题。徐锡麟亲自带领几名学生到各地会晤会党首领。历时两月,徒步寻访了嵊县、诸暨、东阳、金华、缙云等各地会党,结识了竺绍康、王金发等会党首领,联络进步人士,发展会员,扩大了组织,使光复会成为浙江反清革命的领导核心。
创办“大通学堂”
      1904年底,徐锡麟在与各地会党联络中发现,虽然会党众多,也有一定势力,但明显素质偏低,要想联合各派并发挥作用,必须加以培训和教导。因此,萌生了创办一所“武备学校”以培训会党骨干的想法。1905年,徐锡麟说服富商许仲卿出资,创办大通学堂,并邀请秋瑾来主持。绍兴文史专家林文彪认为,大通学堂的创立,是辛亥革命史甚至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十分耀眼的闪光点,它的历史贡献可以与后来的黄浦军校相媲美。而在徐锡麟等人的努力下,大通学堂成了当时的革命指挥中枢,徐锡麟也成了光复会的实际领袖之一。
浙皖起义
       1907年,光复会员徐锡麟.秋瑾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浙皖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影响是巨大的,原因是它一方面刺杀的是清廷封疆大吏,位及巡抚的恩铭。一方面是它发动的地点在安庆,绍兴,这些地区都是清王朝的重地。这次起义沉重的打击了清朝统治,加速了立宪的进程,激励革命党人的斗志,探索起义的新途径。
人物诗作
       徐锡麟1905年“曾出山海关至奉天、吉林,再经西北诸省边疆而归。”这首诗是1906年春这次壮游时所作。作品在艺术上继承了唐代边塞诗的风格,具有豪迈雄浑的特色。全诗如下:
出 塞
清·徐锡麟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家庭成员
配偶:王振汉
独子:徐学文
儿媳:冯梅珍
徐曼丽  (德国人)
孙子:徐乃达(徐曼丽生)
长孙女:徐乃英  (冯梅贞生)
孙女:徐乃锦(中德混血,徐曼丽生)
孙女婿:蒋孝文(中俄混血)
曾孙女:蒋友梅(徐乃锦,蒋孝文之女)
人物评价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亲来杭州致祭,说:“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其功表见于天下”,并亲写一副挽联哀悼:“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柳亚子:慷慨告天下,灭虏志无渝。长啸赴东市,剖心奚足辞!
      绍兴文史专家林文彪:“按照这样的家庭出身与资质,徐锡麟如果没有参加革命,完全可以是一个锦衣玉食、前途光明的人。但他却为了民族大义放弃了家庭,成为了一个义无返顾的旧民主主义激进革命家。”
章太炎指出:“光复会比同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局,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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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问题少年的革命路
        徐锡麟出生在绍兴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父亲徐凤鸣秀才出身,当过县吏,家有田地百余亩,又在绍兴城内开设“天生绸庄”、“泰生油烛栈”,资本甚厚。但其从小就是桀骜不驯,自幼“器物过手,辄破坏之”,十二岁那年,为了“学武功”,跑到深山大岭中的寺庙去当小和尚,其后徐凤鸣为了避祸甚至和其断绝父子关系。
“按照现在的标准,几乎就是个问题少年”。徐锡麟之孙徐乃达这样定义其祖父。
        徐乃达认为1903年的日本之行对徐锡麟走上革命之路影响极大,在日本,徐锡麟认识了很多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同时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革命志士章炳麟。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了一座中国古代大钟在那里展示,他想中国的文物怎么被日本人掠夺过去,加上之前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让他觉得必须彻底革命。
与秋瑾无儿女情
       徐锡麟,秋瑾都是浙江绍兴人,他们先后加入光复会,共赴日本求学,共同创办大通学堂,共同谋划浙皖起义,最后徐壮烈牺牲,秋从容就义。
       而由邱礼涛执导,黄奕、杜宇航、黄秋生、郑嘉颖等人主演的《竞雄女侠·秋瑾》也引起了广泛争议,黄奕饰演的秋瑾和杜宇航饰演的徐锡麟两人关系亲密。
      针对秋瑾徐锡麟为表兄妹和情侣的说法,徐乃达经过考证均不成立,在徐家家谱中没有发现和秋瑾的关系,秋瑾是拿着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的介绍信第一次见到徐锡麟,如果是表兄妹就不需要介绍信。
“秋瑾巾帼不让须眉”,徐乃达认为这并不符合当时男性的审美倾向,何况徐锡麟当时已婚,夫妻非常恩爱,其妻子王振汉与秋瑾情同姐妹。
      徐乃达认为秋瑾徐锡麟年纪相仿,志同道合,但并无儿女私情。
为正义刺恩铭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抚恩铭及文武官吏陆续齐集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徐锡麟当时呈上毕业名册,口头报告了毕业官兵人数,随后说:“报告,今天有革命党人起事!”恩铭拍案高声说:“在哪里?什么人?”徐即应声说:“在这里,就是我。”话音没落,就朝恩铭连射数枪。大家夺门逃命。恩铭在被抬出去时喊叫道:“快把乱党就地正法。”于是藩台冯煦命令大家一齐集中到抚院。他们集中在大堂后东边大厅里,忽闻上房内哭声震天,又见同仁医院院长、美国人戴世璜与拎着包的一行人匆匆走出,大家围上去打听消息,戴说”不中用了,身中六七枪,尤以右耳及腰部两颗子弹无法治理。“一会儿,人声又开始杂乱,几名士兵将徐锡麟反绑着押来了。他见藩台说:“大帅安否?”冯煦将脚一跺,说:“畜生,大帅待你何等恩厚,现被你枪杀,还敢问安否?”徐锡麟笑道:“问大帅安问正是私谊也。”接着说:“枪杀恩铭,此乃正义也。”这时忽然传说“太太下来了。”宣称要将徐先剜心,后斩首。
        公堂之上,面对审判,徐锡麟义正词严,怒斥清廷专政误国。清官质问徐锡麟:恩铭待你不薄,为何刺杀。徐锡麟厉言道:“恩抚待我,私惠也;我杀恩抚,天下之公也。”清官又问:汝常见恩铭,为何不于署中杀之。徐锡麟言:“署中,私室也;学堂,公地也。大丈夫作事,须令众目昭彰,岂可鬼鬼祟祟。”遂自写供词,愿一人承担责任,不牵连学生。
       1907年7月7日,徐锡麟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后世纪念
       人物故居
    徐锡麟故居位于绍兴东浦镇孙家娄,晚清建筑,坐北朝南。共三进,占地1133平方米,徐锡麟青少年时代在这里生活、读书。
   徐锡麟故居现辟作徐锡麟生平事迹陈列室对外开放。
   徐锡麟现葬在浙江辛亥革命纪念馆。
徐锡麟墓
     在杭州西湖区风篁岭下南天竺,龙井路旁。原演福寺旧址。(杭州辛亥革命烈士墓群)
徐锡麟牺牲后,遗体安葬安庆城北马山。民国元年(1912年)1月21日,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三烈士灵柩运经上海,在永锡堂召开追悼大会,同时追悼的还有陶成章。次日烈士灵柩运至杭州,葬于孤山东南麓。1964年,徐锡麟墓及附近葬左右的陈伯平、马宗汉墓被分藏三坛,迁鸡笼山。墓碑同时随迁,墓表藏劳动路孔庙。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墓遭破坏,碑石无存。1981年9月,遗骨由鸡笼山再迁风篁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三烈士遗骨重换骨坛,坛内各置砚石一方,上刻姓名和“一九八一年九月自鸡笼山迁南天竺”字样。新墓为三座圆形墓,徐锡麟墓居中,高100厘米,直径400厘米。左为马宗汉墓,右为陈伯平墓,皆是80厘米,直径250厘米。均用大块青石砌成,上植草皮。
锡麟街
       锡麟街是为了纪念为推翻清廷在安庆牺牲的烈士徐锡麟而命名的。1906年春,徐锡麟以候补道员的身份来到安庆,出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他积极发展革学堂起义”,一度攻占军械所,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徐锡麟惨遭杀害。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曾提到此事,并以此为题材,写出了《药》这篇著名的小说,表达了对刽子手的痛恨和对烈士的深深悼念。革命胜利后,安庆人民为纪念这位烈士,就把他起义地点旁边的一条街道命名为“锡麟街”,并在人民路旁立起一座他的塑像,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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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清志士徐锡麟惨死:剖挖心脏前还被砸烂睾丸
      1906年,是清王朝覆灭前的第五年,中国的封建帝制至此已绵延2127年,国家和社会如烂透的西瓜,脓液四溢,恶臭难闻,东方大地正期待一场狂风暴雨,荡涤所有的腐朽和丑恶,让这个拖着辫子、行着磕头礼的古老民族重获新生,跟上世界的步伐。
     这一年,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一封推荐信。信是他的老上级、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老先生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一个叫徐锡麟的浙江山阴青年。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
        所谓纳捐,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官做。卖官鬻爵的事,向来不新鲜,可由官方予以合法化、制度化,明码标价出卖的,可能只有这个大清了。
       清朝从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时就开始卖官,以开辟政府财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价格公道否?来看光绪二十六年的价码:京官里郎中2073两,主事1728两;地方官里道员4723两,知府3830两,同知1474两,知县999两,县丞210两。那时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一百七八十块人民币,换算下来,可不便宜。
       花大钱买官的人,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来的,上任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手段必然就是搜刮贪贿。
       清朝廷就不怕这些买来职权的官员坏了江山社稷吗?不怕。清末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当官。”既然这活儿说到底谁都干得了,那就把岗位卖出去吧,谁交钱谁干,无不能胜任之忧,有财源广进之喜。至于他们肯定会搜刮贪贿,那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是我,搜刮贪贿就搜刮贪贿吧,只要你不反清,那大家还是自己人嘛。
       从最高层慈禧太后,到安徽巡抚恩铭,以及这个为表侄写推荐信的山西老省长俞廉三,都不会想到,有人会纳捐进仕,打入官场,然后发动惊天一击!
      这个清矍儒雅、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留日归国青年,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恩铭哪里能知道,这个徐锡麟的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
       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徐锡麟无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数叛逆中最突出的一个。1873年,他生在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却从不安分。12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而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他肯用功的不是安排好的功课,而是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乐此不疲;成年后娶徐振汉为妻,婚后数年不育,家人欲为其另娶一房,被他坚决拒绝,然后带着妻子出走。
        在决心打入官场、相机起事之前,徐锡麟在浙江已联络了大批革命同志,为了给这一艰巨事业打好基础,徐锡麟忘我奔走,时常疲倦得睡觉都不脱鞋袜,到醒来发现再想脱也脱不了了,因为磨破的脚流出的血水已把脚和鞋袜粘在一起。
     激情燃烧的人,一定会深深刻进历史!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准备培养重用。而徐锡麟不久感到这个武备学堂一点也不机要,一个月几十个银元的薪水也不大够让他从事地下活动,就写信要求表叔俞廉三再次出面请托恩铭。当时徐锡麟买个道员,花了大钱,不过这个钱并不是徐锡麟从家里拿的,而是会党中人、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一捐就是五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如今不受重用,为徐锡麟纳捐而活动过的表叔俞廉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再次写信给恩铭,请他提侄子一把。恩铭恭顺而客气地回信:“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1907年初,徐锡麟果然就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
     安庆巡警学堂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今安庆卫校),它是1906年清廷令各省办巡警学堂时创办的,是清政府专门培训巡警骨干的场所。学员分甲、乙两班,每班200人,每期3个月(后改为半年)。甲班毕业后再训乙班。参加训练的学员,每人都发九响毛瑟枪一支,毕业后大都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当警官,所以又称警官学堂。
       这个职务令徐锡麟欣喜,警官学堂对安徽省来说十分重要,负责这个学堂,不愁没有机会接触恩铭这个皖省头号大员;另外,这个学堂的学生都是带枪的,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
        一边严格训练学生,一边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同时还在四方联络,并带着学生骨干出集贤关,游览龙珠山、观音阁,暗中观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密谋起事的徐锡麟的表现渐渐引起了机灵人的注意。学堂里一个叫顾松的会计,发现徐锡麟有数笔帐目不清,而且发现这位会办课上言论大胆,课下行踪诡秘,于是暗暗观察,还私拆了徐锡麟的信件。顾会计很快确认了徐锡麟的图谋,大惊之余,赶紧屁颠颠汇报给恩铭,说这个貌似忠诚的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听了一笑,说:“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
      这位唇上留着两撇浓密八字须的封疆大吏、皇亲国戚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一则徐锡麟的推荐人是自己的老师俞廉三,俞前巡抚的表侄怎么会是革命党?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成?二则恩铭这个年龄和阅历的人对徐锡麟这样的知识青年再了解不过,不外乎一个有些新思想就爱表现一番、以敢说怪话为荣的的“愤青”罢了。出于警惕,恩铭有意当面对徐锡麟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呢。徐锡麟不屑地回道:大人明鉴。一副懒得申辩的模样,恩铭就更加放心了。
    恩铭的大意,使他向鬼门关又靠近了一步。
    这个时候的徐锡麟,已经和浙江的秋瑾商议好,于1907年7月浙皖两省同时起义。清明节那天,光复会召集负责浙、皖两省起义的会党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开会,会上决定建立光复军,大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会上确定于1907年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19日起义,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这个起义的时间,因事态变化,一改又改。
       秋瑾原拟7月6日起事,徐锡麟说准备不及,改在8日,这一天是警官学堂毕业典礼,恩铭要到场发表重要讲话,正好下手;说好是8日,却又发生了党人叶仰高被捕的意外,叶仰高被抓后不堪酷刑折磨,将他所知的党人名单等信息倒了出来,于是安庆全城搜捕。幸好,徐锡麟他们的往来联络全用化名。于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了:恩铭破获此等大案,立即招来他信任的巡警处会办徐锡麟,要求徐会办立即按名单抓人;而徐锡麟拿到一看,名单上第一个“光汉子”正是自己!强做镇定的徐锡麟一边拍胸脯表二日之内必把乱党抓干净的决心,一边暗中咬牙——夜长梦多,越快越好了!
      完全蒙在鼓里的恩铭似乎是体贴革命党人心思,还主动将起义向前推了两天:本来是7月8号警官学堂毕业典礼,可他说他的一个叫张次山的幕友的老母这一天过八十大寿,他要去祝贺,指示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到6号。
        起义日期兜了一圈,就这么戏剧性地又回到了当初秋瑾主张的那个日子。
        7月5日,徐锡麟按起义计划向恩铭呈上请帖:“安徽巡警学堂订立于五月廿八日 (农历)首届毕业生大会,敬请抚台大人莅临训示。”
         公元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列队如仪,学堂会办徐锡麟一身戎装站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莅临,他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甬道。
      学堂全体学生按保卫要求,所有枪械均是空枪。就在恩铭现身之前,有关人员还特意下掉了徐锡麟腰佩的手枪。然而,革命党人对此已准备好了。
     上午9时,威风凛凛的恩铭大人在安徽省数位高官的簇拥下驾临学堂,距发动起义已只弹指之间了。
 官生班的学生首先向恩铭行礼,恩铭答礼。
      下面该兵生班学生行礼,就在此时,徐锡麟抢上一步,单腿下跪,双手举上学生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
      庄严的毕业典礼正进行着,徐锡麟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十分突兀不得体——事情紧急的话,典礼开始前你咋不汇报?现在典礼进行中,你不能等结束再汇报吗?恩铭又吃惊又恼火,正要训问,这时徐锡麟突然向后闪开,一边的陈伯平掏出暗藏在身的炸弹,猛力朝高高在座的恩铭扔了过去!
     原来徐锡麟那声报告,就是动手的暗号!
      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出现,这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
      时间象停止了。
      在徐锡麟原先反复敲定的详细方案里,一炮解决恩铭后,他掏枪朝左一枪干掉藩司,再朝右一枪干掉臬司,而由马、陈二人分杀两旁侍坐的各道、府、州、县官员。可陈伯平投掷炸弹未爆,顿时让大家不知所措。
       满头大汗的徐锡麟终于从这可怕的意外中回过神来,立刻俯首弯腰,从靴筒子里唰地拔出两只六响手枪,朝恩铭一阵乱放。
      惊魂未定的恩铭身中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掌手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都没有击中要害。文巡捕陆永颐一声怪叫,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剩下的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背部,陆永颐当场毙命。
     徐锡麟枪弹打光,随即进入一旁小室装填子弹,武巡捕车德文趁机背起重伤的恩铭朝礼堂外跑。一片混乱、嘶喊中,陈伯平从后面击中了恩铭致命的一枪,子弹从恩铭的肛门射入,上穿腹胸。轿夫把奄奄一息的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狼狈地抬回抚署。抢救中请西医开刀,破肚剖肠,却找不到子弹。再开大腿,仍旧找不着。有说子弹浸泡过毒药,遇血即化;有说子弹系铅制,一入体内而自化。这自是民间传说,其实只能赖当时的医术了。
      至此,恩铭才恍然大悟,痛悔交加,死前不断喊着:“糊涂啊,糊涂!
      警官学堂内,遭此巨变的文武官吏连滚带爬,纷纷逃窜。这时那个告发徐锡麟十分卖力的顾松刚刚逃到门外跳下一条污水沟,被马宗汉一把抓住;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先用刀砍,见不死,命令马宗汉用枪将其击毙。接着,徐锡麟对学生大呼:“巡抚已为顾松所杀,我们快去占领军械所,从我革命。”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遂率领部分学生向安庆城西军械所进发。
      清军关闭了安庆城门,徐锡麟派出的联络员出不了城,城外的新军也进不来,起义军内外联系中断。这时候,军械所总办已携带仓库钥匙自后门逃走,弹药都藏在地下库内,一时无法取出。光复军战士从库房里拉出一门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陈伯平取了一枚炮弹装进炮膛,对徐锡麟说:“现在形势危急,用炮弹把抚台衙门炸掉,摧毁敌人机关,然后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徐锡麟见抚台衙门一带民房稠密,马上制止说:“这样做就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符。我们即能成功,老百姓必然糜烂不堪。”坚决不让开炮。
       城门被关闭,又不愿开炮炸开城墙,徐锡麟和他的同志们困在弹丸之地的安庆城内,只有死路一条。
       不久,清军缉捕营、巡防营队伍赶到,包围了军械所。光复军利用军械所的坚固围墙,有的爬上屋顶,朝着清兵射击。
       晚清的军队在这时也算进行了一场实战,战斗力的检验结果是:伤亡100多人,不敢上前。藩司冯煦闻报,立即派道员黄润九、邑令劳之琦前往督阵,清军仍迟迟不动。清政府见久攻军械所不下,开始悬赏重金捉拿徐锡麟。开始3000元,即刻增加至7000元,后来高达1万元,清军才开始进攻。双方相持战斗近5个小时。陈伯平不幸牺牲。接着,敌人破门而入,只见徐锡麟军帽、戎装丢在地上,不见人影。冯煦再次出示加赏,并严令四处搜捕。
       下午4点,势孤力单、被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徐锡麟、马宗汉和学生等相继被捕。
       这就是民国创立之前那场著名的“安庆起义”,从发动到失败,历时7个小时,最具震撼力的功绩,是击毙了清朝地方大员、安徽省巡抚恩铭。
      被捕的徐锡麟开始接受审讯。主审的藩司冯煦和臬司毓秀喝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淡淡一笑,盘腿坐在地上。看着这个一派斯文、表情轻松的乱党,审讯者面面相嘘,一时无从措辞。
      冯煦问道:“恩铭巡抚待你不错,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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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疑惑,深受恩铭赏识、前途无量的徐锡麟何以恩将仇报、不可理喻地要恩铭的命?
       徐锡麟回答:“他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私惠’;我杀他,这是天下的‘公愤’──我倒要问你:恩铭究竟死了没有?”
       臬司毓朗抢答:“大人只受了点儿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痊愈,明天就亲自来审你了!”
       徐锡麟听后,如挨当头一棒,登时颓丧不已;未料毓朗这个蠢货又补了两句:“你知罪了吗?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锡麟立即狂笑起来:“那么说起来,恩铭是死了!我于愿足矣。明天就是千刀万剐,也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呢?”
       再问同党有哪些,徐锡麟回答:“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
       审讯者要徐锡麟写供词。他提笔疾书,立刻写了数千言,写完后自己诵读一遍,然后又推敲修改,仿佛是在书房中著述。他的供词,满纸写的都是“杀尽贪官”、“推翻清廷”、“恢复中华”内容。
       审讯完毕,只听“咔”的一声,敌人给这个要犯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不满地说:“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徐锡麟那张面无表情、薄衣裹体的照片一直留到今天。
     徐锡麟刺恩铭发生后,安庆人心惶惶,消息更如长了翅膀,飞向各地。外表庞然的清帝国在震颤。处死徐锡麟、安定人心是越快越好了。
      干掉了朝廷重臣这样的大罪,怎么行刑?有先例可循。1870年张汶祥为朋友报仇,刺死了发迹后霸占当年朋友妻子、并设计害死朋友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张汶祥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
      恩铭的妻子、也就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要求按此旧例执行才解恨、才有警示作用。冯煦等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决定按此执行。
      行刑如此惨烈。1907年7月6日夜,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几个刽子手手执铁锤,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烂。这份痛楚,无可比拟,想必看到这里的男同胞都在下意识地夹紧双腿。一个即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反动力量,在末日之前总有百倍的野蛮。
     砸碎睾丸后,剖腹取出心脏。挖出的心脏先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这颗心脏炒熟下酒。他们对徐锡麟怀有的是“真诚”的痛恨:“大人待你那么好,你竟然杀他,我们要看看你到底长的是什么心肝?!”
      在中国,先行者历来就是这么孤独。
      约定19日起事的秋瑾,被徐锡麟之弟徐伟的供词牵连出。其实在10日,她就得到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但她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只写下一句诗以对,这句诗就是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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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锡麟的可怕逻辑
                         周英杰
                          (原文刊于2013年第6期《随笔》杂志)
                       一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在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爆发了一起影响深远的重大突发性历史事件——
      这一天,以“革命排满”为己任的光复会会员、担任清政府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安徽省巡警学堂监督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借着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际发动武装起义,亲手射杀了清政府在安徽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恩铭。之后,徐锡麟率领少数革命党成员与清军激战4个小时,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而兵败被捕。身犯“谋逆”大罪的徐锡麟旋即被清政府凌迟处死。根据时人柳亚子等多人的记述,徐锡麟死得很惨,他的睾丸被清军砸碎,并被剖腹挖心,其心肝尽被恩铭的卫兵生生吃掉!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名作《药》里面的主人公——夏瑜的身上就有徐锡麟的影子。
       正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晚清那个风雨激荡的特殊年代,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党成员使出一些非常规的“雷霆手段”暴力反抗满清政权,很早就演变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行动模式。与更加血腥的使用炸弹在公共场合实施暗杀等暴力手段比起来,徐锡麟此次的行动也还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因为此次行动毕竟没有伤及多少无辜。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被徐锡麟所射杀的这个满族官员恩铭和徐锡麟本人的私人关系,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是存在着许多至今依然让人唏嘘不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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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那么,恩铭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和徐锡麟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恩铭贵为巡抚大人,属于清政府在安徽省最高行政长官,约略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恩铭出身于满清“八旗”之一的满洲镶白旗,属于根正苗红的满清王朝的继承人。他还是晚清时期权倾一时的“政坛不倒翁”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的女婿,说他是皇亲国戚或者“太子党”也当之无愧。
      尽管如此,平心而论,恩铭这个人并非是一个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一定识见并积极赞成和推行新政的能吏。
        有一点可以旁证上述结论,这便是在那个大部分“八旗子弟”依靠着“祖荫”,过着提笼架鸟的玩乐生活的大环境下,恩铭居然通过了顺天府乡试获得了“举人”的身份,属于实实在在的依靠着科举制度晋身的作为“正途”官僚。
      恩铭也并非是一个糊涂的保守派官僚,而是一个有着比较开放的思想和战略眼光的开明派官僚。1900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带有极端排外色彩的义和团运动。其时,恩铭正在义和团闹得很凶的山西省任职。在酷吏毓贤担任巡抚的这个省份,支持义和团乱杀无辜的逆流一时间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在山西省的多个城市发生了令人发指的针对所有外国人和他们的家属的大屠杀。而根据《清史稿》所记,恩铭当时是极不赞成毓贤的所作所为的,他曾经顶住压力,向毓贤建议偷偷地将那些在晋的外国人护送出境,但很可惜的是毓贤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义和团运动后期,恩铭顶住压力率先在自己的治下“发帑金仓粟周济”流离失所的教民,保护了一大批教民。由于恩铭所采取的政策有别于他的极端仇外上司毓贤,所以在当时的在华外国人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正因为此,当八国联军尾随从北京一路西逃的慈禧太后一行,进兵至山西大同时,恩铭担当起重任,立刻派出被自己庇护的外国传教士与联军将领据理力争,使得联军得以从大同周围撤兵后退。
      在他被徐锡麟射杀之前的前一年,也就是1906年,恩铭被清政府派往安徽担任巡抚。在安徽期间,恩铭积极推行新政,陆续创立了安徽陆军测绘学堂、安徽讲武堂、安徽绿营警察学堂,安徽将校研究所等西式学堂。
       恩铭在安徽期间的另一个值得肯定的施政重点是大胆启用严复等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人才。徐锡麟正是这个开明政策的受益者之一。
        众所周知,徐锡麟曾经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摩登青年”一样到日本短期留学。当然,这些人去了日本,多数参加的是“速成班”,其目的和今天的某些官员们在职期间糊弄个学位并无什么不同,能够真正潜心研究学问的实在寥寥无几,其中的大部分人名副其实是在“游学”而已。
    关于这些来自于大清国的留学生的形象,躬逢其盛的鲁迅先生曾经在他的散文《藤野先生》一文中有一段极为辛辣和形象的描写——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除了形而下的吃喝玩乐之外,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关心学问和学业,倒是一味地醉心于“排满革命”。徐锡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第一次于日本逗留期间就结识了浙江老乡、革命党陶成章等人,从此成为坚定的排满革命的急先锋,并在上海加入了光复会。
       从日本回国后的徐锡麟,主张打进清政府的内部实施暴力革命。他先是花钱捐了个有名无实的官位,后来经过自己的表叔俞廉三等人的大力推荐,投到了安徽巡抚恩铭的旗下。在那个科举为王的时代,俞廉三和恩铭属于“座师”和“弟子”的师生关系,关系非同一般。因此,恩铭对于徐锡麟青眼有加,大力栽培,徐锡麟由此坐上了官场上的直升飞机。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徐锡麟先后担任安徽武备学校副总办、巡警处会办、陆军小学监督、巡警学堂会办等要职。
      恩铭对于徐锡麟不仅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拔重用,对于那些关于徐锡麟思想激进、参加革命党的举报也报以一笑了之的态度,特意袒护和保护徐锡麟。据说,徐锡麟也有过“感恩戴德”的表现,公开奉恩铭为“恩师”。
      但恩铭大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自己的掘墓人正是这位自己着力培养提拔的得意门生!
                        三
      徐锡麟在起义失败被捕之后,留下了很多大义凛然的生动故事。由于这些故事很可能都经过了后来的国民党文宣人员的加工润饰,所以有些似乎并不可信。但是,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我们拿来作为我们今天重新检点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参照。
      据说,在审讯徐锡麟时,有位清朝的官员曾经公开质问徐锡麟:“恩铭待你不薄,为何刺杀?”徐锡麟厉言答道:“恩抚待我,私惠也;我杀恩抚,天下之公也。”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恩铭是对我很好,但这属于私人之间的小恩小惠;我杀恩铭,则是为了报天下的公仇。”
        “私惠”与“公仇”,真是好厉害的说辞!这个看起来义正词严的表态,一下子就将自己多少有点“欺师灭友”意味的令人齿寒的行径,抹上了一层光芒万丈的道义上的光辉,为“大义灭亲”的古训又平添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然而,徐锡麟的表态凛然则凛然矣,但是他的这个奇怪的逻辑真的就那么经得住推敲吗?
在我看来显然未必。
      先说“私惠”。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莫不有父母、兄弟、姐妹和众多的亲朋好友。我们时时接受这些人的“私惠”,也经常给亲爱的人以“私惠”,这是维系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可说是人伦关系的基石。如此让人眷顾留恋的充满温情的社会关系,难道可以像臭袜子一样的被轻易地牺牲掉吗?
      然则,“公仇”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粗略看起来貌似简单,仔细琢磨起来是相当得复杂。自然,在革命党成员徐锡麟的眼里,当朝的满清王朝就是最大的“公仇”,而恩铭作为这个政府的代表,自然也就属于他要杀掉的最大的敌人。但徐锡麟忽略了一点,恩铭固然是统治阶级的一员,然而统治阶级里面也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个体所组成的,这些个体未见得都和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一样反动、腐朽和落后。即使是打着完全正义旗号的排满革命,又岂能不分青红皂白,见着戴着“红顶子”的人就一律砍杀过去呢?若是按照徐锡麟自己发明的这个逻辑,他自己也戴着象征着清王朝法统的“红顶子”,是不是他也应该出现在别的革命党人的必杀名单里呢?
        另外,既然为了“公仇”可以置“私惠”于不顾,可以公然杀死对于自己有恩的人,那么在革命党成员徐锡麟的逻辑里,私人之间的恩情显然属于是一钱不值的东西,排满的大目标才是他的终极追求,也就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
        正如法国人勒庞在他的名作《乌合之众》中所云,“信仰”这东西于人类社会而言实在是有点怪异,尽管它往往只是一些宏伟而虚幻的理论说辞,但却可以左右信众的思想和行为。在信仰这面大纛的指引下,某些原教旨主义者不仅可以将自己的身家性命轻易地置之度外,慷慨赴死,无所畏惧,而且经常不惜为此而突破一个社会数千年来所形成的各种道德底线,公然杀害亲朋师友,株连无辜,制造出一幕幕玉石俱焚、血流成河的人间惨剧。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一些人往往被套上“革命者”这样的光环缭绕的帽子,但是不能忘记的一点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有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新名字,叫做“恐怖分子”!
       当然,这里必须郑重声明的是,革命烈士徐锡麟绝对不是“恐怖分子”!然而尽管如此,他的这种为了“公仇”而不惜“大义灭师”的逻辑也是很有可以质疑的余地的。引申一步来看,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一旦像徐锡麟这样的六亲不认的革命者成功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崭新世界真的能够成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共和乐土”。就其个人层面而言,一个置最起码的亲情和恩情于不顾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仁德的君子;同样,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靠着“大义灭亲”的哲学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只会是虎狼盛行,绝对不会是人间天堂。这也是我一贯旗帜鲜明地反对所有“大义灭亲”的人和行为的主要原因。历史已经证明,自古以来,凡是践行“大义灭亲”的人很少不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卑鄙小人!由此类推,凡是号召大家为了一个终极信仰,牺牲个人的私利私惠的政党和个人,都要对之加倍警惕。
     徐锡麟的逻辑里面还有一个不能不正视的硬伤,这就是他并没有认识到:杀死一人,哪怕是杀死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溥仪,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大功告成。徐锡麟可谓“大义灭师”的一个典型了。但问题在于,他是用血腥的方式杀死了恩铭,可他的“排满革命”并未成功。满清皇帝最后是逊位了,但是导致皇帝逊位的原因非常复杂,绝对不能将历史的功绩一股脑地都归到革命党的暴力革命上面。
                        四
      在中国的儒家经典《论语·子路》里记载了这样一则很有意思的对话——
叶公问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听了后大摇其头,告诉叶公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对照《论语》中所记载的这则孔子的言论,再联系到革命党徐锡麟的言行,很显然,作为革命党的徐锡麟的“公仇大于私惠”的逻辑和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逻辑,属于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观,他们对于“正直”的理解也是根本判然两途的。
       在徐锡麟们的逻辑里,“公”大于“私”,“公”在“私”前,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提出“大公灭私”的主张;而在孔子的逻辑里,“私”大于“公”,“私”在“公”前。循着前者的逻辑,推导出的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观点;而循着后者的逻辑,则只能推导出“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的观点。前者倒因为果,无视天下所有“大河”的流水都是由众多“小河”的流水不断汇进来的事实,但依赖于意识形态的长期洗脑,公然也能畅行天下被尊崇为“至理名言”。今天,确实到了应该正本清源,恢复其真相的时候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承认,“私”才是人类的本性,有“私”才有“公”,这虽然很无奈,但却是现实。无视这一现实,颠倒两者的次序,违背最基本的人伦常识,与个人而言,必然会做出类似于徐锡麟那样的极端行为;于社会而言,则只会是“口颂尧舜之言,阴行桀纣之实”的伪君子盛行,“两面派”吃香,分裂人格,扭曲人性;于国家而言,蔑视“私”字这一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公然号召“大公无私”的结果只能导致国贫民穷,百业凋敝,社会停滞。对此一结果,年龄在45岁以上的中国人相比都不会很陌生吧?
       由徐锡麟大义灭师的激进行为,不免想起了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关羽华容道释放曹操的故事。将两者对比一下,还是很有意思。关羽在曹操军中之时,同样受惠于曹操的知遇之恩。所以,当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华容道遭遇了兵败如山倒的曹操之后,并没有将曹操置于死地,也没有将其抓获,而是让开一条道,让曹操和好友张辽等人顺利地从眼前逃走……
       其时,属于刘备军事集团的关羽和曹操的关系应该算是“公仇”了。但是另一方面,关羽和曹操两人之间也存在着“私惠”关系。在两者之间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候,三国时期的关羽和晚清时期的徐锡麟明显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答案:关羽选择了“私惠”为大;而革命党徐锡麟则选择了“公仇”为大。两人谁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民间的态度其实还是明白无误地透露了一点取向。关羽被民间奉为“关公”,甚至被皇帝册封为“武圣”。而徐锡麟的大义灭师行为呢?我想大凡是一个正常的人和社会是决然不会对之公然赞美的吧?
                                                                 2013年5月13日初稿     2013年9月21日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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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锡麟墓在杭州西湖区风篁岭下南天竺,龙井路旁。原演福寺旧址。
      徐锡麟牺牲后,遗体安葬安庆城北马山。民国元年(1912年)1月21日,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三烈士灵柩运经上海,在永锡堂召开追悼大会,同时追悼的还有陶成章。次日烈士灵柩运至杭州,葬于孤山东南麓。1964年,徐锡麟墓及附近葬左右的陈伯平、马宗汉墓被分藏三坛,迁鸡笼山。墓碑同时随迁,墓表藏劳动路孔庙。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墓遭破坏,碑石无存。1981年9月,遗骨由鸡笼山再迁风篁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三烈士遗骨重换骨坛,坛内各置砚石一方,上刻姓名和“一九八一年九月自鸡笼山迁南天竺”字样。新墓为三座圆形墓,徐锡麟墓居中,高100厘米,直径400厘米。左为马宗汉墓,右为陈伯平墓,皆市80厘米,直径250厘米。均用大块青石砌成,上植草皮。
        徐锡麟诗作不多,但《出塞》一首却是一篇意气豪雄之作。据记载,徐锡麟1905年“曾出山海关至奉天、吉林,再经西北诸省边疆而归。”这首诗是1906年春这次壮游时所作。作品在艺术上继承了唐代边塞诗的风格,具有豪迈雄浑的特色。全诗如下:
                        出塞
                      清·徐锡麟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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