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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  

2017-02-27 14:16:53|  分类: 民国政界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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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演达(1895年3月1日-1931年11月29日),字择生,1895年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今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原籍广东梅县丙村镇 ,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曾参加辛亥革命。1919年保定军校毕业。1920年后,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 曾两次率兵讨伐陈炯明叛军,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嘉许。
       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  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等。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后曾著文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并与宋庆龄等展开反蒋活动。
      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晚被秘密处决于南京麟麒门外沙子岗,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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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出茅庐
1895年(光绪21年)8月1日,邓演达出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鹿颈村一个贫寒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曾随姚鱼平等革命党参加反清活动,作交通员,到广州,佛山一带为革命党人传递文件。
1909年(14岁)秋,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在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毕业前夕加入了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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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革命
1911年(16岁),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不久参加姚雨平率领的学生军的北伐活动。
1912年(17岁)春,离开部队,返回广东,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
1914年(19岁),考进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继续攻读军事。
1915年(20岁),于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毕业,后派往部队见习。
1916年(21岁),在部队见习期满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第6期学习。
1919年(24岁),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期满,毕生后到西北边防军见习。
        1920年(25岁)年初,经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何子渊(何贯中长兄)引荐,到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8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演达率宪兵队随军出发,任督战队队长,并屡向上级献策,打败敌军,深受邓仲元赞许。年底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并下令整编粤1,2两军,邓演达在整编时升任第1军第1师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后1师设军官教育班以培训下级军官,邓演达兼任教育班班主任。
      1921年(26岁)7月,调任1师工兵营营长。年底奉邓仲元之命,陪徐树铮到桂林与孙中山会晤。邓演达工作认真,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深得孙中山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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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时期
       1922年(27岁)3月,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粤军第1师师长邓仲元遭暗杀。邓演达十分悲痛,表示誓要继续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5月参加孙中山督师的北伐,入江西作战。6月陈炯明于广州武装叛乱,公开反对孙中山,第1师内部拥陈者不少,但邓演达始终不为所动。11月受1师梁鸿楷等拥孙派委托,前往上海晋见孙中山,表示继续拥孙之决心。孙中山对邓印象更佳,旋面授任务,嘱配合滇、桂军共同讨陈炯明,邓当即回粤传达孙中山的指示,积极策动反陈斗争。
       1923年(28岁)1月初,粤军1师沿西江东下,配合滇、桂军讨陈。邓演达率领工兵营担当前锋,并前往指挥。部队抵三水时,邓演达前往说服三水防军负责人陆兰培参加讨陈。并代表1师任陆为团长。1月15日讨陈联军进抵广州,陈逆退守惠州。邓演达率部队驻广州越华路广东省长公署。1月底西江一带情况紧张,邓演达奉命率部驻江门。2月上旬孙中山从上海返广州,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下令整编粤军,1师扩充为粤军第4军,工兵营扩编为1师3团,邓演达被任命为3团团长。4月驻肇庆,三水,清远一带的桂军沈鸿英叛乱,邓演达奉命率部队讨伐,以地雷队炸开肇庆城垣,歼灭守敌。不久,滇军杨如轩等率部在广州叛乱,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率3团赶返广州拱卫大本营。孙中山授邓演达为少将衔参军。9月沈鸿英部从广西袭扰西江一带,邓演达奉命率第3团入桂,占梧州打击沈鸿英的势力,并与李宗仁、黄绍竑等合作,进行统一广西的工作。7月底陈炯明部骚扰东江博罗一带,邓演达奉孙中山手谕,率所部往东江与陈军作战。8月间,讨陈战役结束后,复移驻肇庆休整。年底1师师长李济琛于肇庆设西江讲习堂,任邓演达为特约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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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于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并努力贯彻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建议支持下,孙中山决定筹办黄埔军校,任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王柏龄、李济琛、沈应时、林振雄等7人为筹备委员,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费、军医5部,推定王柏龄、李济琛(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等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同年3月1日孙中山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任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试验委员。
       1924年6月1日,黄埔军校开课,任李济琛为副主任,邓演达为团长职务,团长职务在校长之下。军校分设6部,为了专心搞好军校工作,邓演达辞去1师3团团长职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出席主持并发表演说,邓演达等也出席了开学典礼。8月蒋介石任用亲信王柏龄等,坚持革命立场的邓演达受排斥,无法开展工作,乃决定离开军校到上海,准备到德国留学深造。同年12月2日在上海写信给张难先,表明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到德国留学是由于蒋介石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所致。
        1924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于武昌开会,决定在武汉先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政府正式迁都之前,执行最高职务。邓演达出席了会议表示拥护这一决定。12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武汉成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是日于武昌成立,邓演达、郭沫若、徐谦等人被委为筹备委员,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1925年(30岁),年初抵德国柏林。在德期间,他勤奋钻研经济,政治、社会等学科,努力掌握德语,并与正在柏林的共产党人朱德、孙炳文等人交往。3月在德国听到孙中山病逝噩耗,不胜悲痛,曾致信友人表示“此后,不独中国,即亚洲前途亦黯然!”并在柏林参加组织悼念孙中山逝世的活动。冬天由于国内形势发展迅速,深感不能再在国外闭门研究,于是离开柏林,经莫斯科回国,投入斗争。
      1926年(31岁)1月1日,国民党“2大”在广州召开,邓演达从国外赶回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作关于游欧经过的报告。大会至19日结束,邓演达当选为本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月中下旬复回黄埔军校工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大力支持中共广东区委提出的关于在军校设置政治科等正确主张。2月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7人为改组筹备委员。8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邓演达极不满蒋介石所为,更加遭蒋嫉恨。4月由于坚定奉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坚持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立场,乃被蒋介石借故调离黄埔军校,到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
        1926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撰写了《今年“五一”节的意义》一文。6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支持下,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着手筹建总政治部。6月27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同学恳亲大会,出席并发表演说。6月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在广州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部署有关北伐中政治工作问题,并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注意做发动农民工作,在广州主持开办战地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聘请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人为教官,邓演达本人亦参加讲课。7月9日誓师北伐典礼在广州隆重举行。7月12日应邀为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集的各工会代表会议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7月21日应邀出席广州农工商学联合会召开的15万人群众示威大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国民革命军要与人民相结合,要为人民解除痛苦。7月25日(或26日)离开广州赴北伐前线。8月12日蒋介石于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第2期北伐作战计划等问题。邓演达与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张发奎等高级将领均出席了会议。8月21日从长沙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报告北伐军已于是日攻占岳州。8月24日命令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与留守部,先遣队应随军前进,及时做好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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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8月27日至30日,北伐军先后攻克汀泗桥与贺胜桥,直指武汉。这期间,邓演达经常带有关工作人员在前线参与军事指挥工作。9月1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展开进攻未克。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攻城司令部的军事指挥工作。9月3日北伐军继续组织攻打武昌城。邓参加督战,但因敌人设防坚固,仍未能攻克。9月5日邓演达继续参加督战,攻打武昌城。是役,他的翻译纪德甫不幸中弹阵亡,邓本人的马为敌人流弹打死,身上军服也被打穿10洞,幸本人无恙。9月7日于武昌南湖文科大学亲自主持召开追悼纪德甫大会,并代表政治部致悼词。9月8日由于汉口为北伐军攻占,总政治部决定于汉口设办事处,邓演达命郭沫若主持汉口办事处工作。9月14日广州《工人之路》刊登了邓演达致省港罢工委员会函,对罢工工人的反帝英勇斗争表示支持及慰问。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湖北常务委员会,筹备成立湖北省政府,委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任。由于总司令部率部移师江西,决定于汉口设行营,委邓演达兼任行营主任。10月11日邓演达主持召开总政治部部务会议,决定总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办公,驻旧省议会。他在会上还提出总政治部今后工作应偏重于农民运动方面。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联席会议于广州召开,讨论国民攻府是否迁都武汉等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主张迁都武汉。后会议以形势仍未安定,拟暂不迁都。同年11月1日主持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亲任招考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包惠僧、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等14人为委员。11月11日与唐生智等前往九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有关军事会议。同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广州召开,再次讨论并通过迁都武汉。邓演达参加了会议,并被委托赴武汉负责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
1926年11月27日,从广州飞武汉,负责迁都的准备工作。随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有关委员分批离穗北上武汉。与李宗仁等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分裂阴谋有所察觉.乃对别人说"蒋介石故意要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
        1927年(32岁)1月1日,国民党湖北第4次代表大会举行,一致推举邓演达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为此致电邓演达,要求他早日到会“指挥一切”。1月4日从武汉抵南昌,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之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行为,但不为蒋所接受。1月7日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先后任命了一批各军,师的政治工作人员。上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政治会议分会,以“应付日前政治形势”。分会指定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陈友仁、孙科、宋子文、陈铭枢、唐生智等13人为委员。1月11日蒋介石从南昌抵武汉活动。在邓演达等支持下,50万群众在欢迎大会上要求蒋介石接受迁都武汉的要求。1月17日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武汉各界代表招待宴会,再次带领到会代表,当场质询蒋介石违抗迁都,大搞分裂的行为。是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于武昌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邓演达参加了大会,并发表演讲,表示要努力解放工农群众。1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及湖北省党部开会,讨论筹备组织湖北省政府等问题,邓演达等20人出席。会议通过徐谦、邓演达等11人为委员,下设7个厅,邓演达兼任军事厅长,定2月1日正式成立省政府(后因筹备未果,延至4月成立)。
       1927年1月中旬,被委任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1月25日与徐谦等15人为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委员,负责审判盘踞武汉顽抗北伐军的奉系军阀将领陈嘉漠,刘玉春等人。1月26日从武汉赶江西,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2月9日在吴玉章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表宣言,提出反对独裁、扶助农工运动,并由吴玉章、徐谦、邓演达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2月11日在邓演达主持下,湖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23次政务会议,讨论有关政务诸问题。2月12日在武昌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及学兵团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18日主持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并发表演说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该讨论会按例逢星期6下午举行,如无特殊情况,邓演达都参加主持。邓演达撰写的《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作为《汉口民国日报》“代论”在该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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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2月20日,在武昌参加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24日在有20余万人参加的武汉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国民党中央完全为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当前亟应大力反对这些老朽昏庸分子,促进国民党的统一。2月25日与吴玉章等12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关于外交策略等问题。2月27日湖北阳新县豪绅地主杀害了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造成了“阳新惨案”。事后,由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3人共同组成“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责成有关方面严惩凶手,并召开有9万人参加的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大力支持阳新农运的开展。3月1日中央农民讲习所在武昌正式开课.该所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开办,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3月4日湖北省农协第1次代表大会于武汉举行。大会聘请毛泽东、邓演达、林祖涵、李汉俊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在开幕式上,邓演达发表演说,表示自己"不是拿大老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拿小兄弟的资格来讲话"。3月3日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致电邓演达,向他报告日前举行后方政治工作联席会议经过。3月6日为期3个月的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大队举行开学典礼及党部成立大会。邓演达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3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召开国民党2届3中全会有关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并与吴玉章,徐谦,恽代英,陈友仁等人一道被选为提案委员。3月10日国民党2届3中全会于武汉开幕。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一系列决议案。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对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他还与毛泽东等联名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会议至17日结束,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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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3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2周年,武汉三镇同时分别举办纪念大会。大会发表了谴责蒋介石分裂革命的通电,邓演达出席了武昌方面的集会,并发表演说。是日,又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部作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等问题的报告。3月13日到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工作政治报告,指出当前是我们整个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时候,鼓励农民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勇敢起来投入斗争,“将来必可造就一个农民世界”。3月14日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被选为主席团总主席,在大会作政治报告,指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3月15日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开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大会代表。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一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号召农民“快些组织起来”,“团结斗争,造成我们的新世界”。
        1927年3月16日,向国民革命军第4、第11军军官作报告,介绍国民党2届3中全会的经过以及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3月19日应邀出席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第12次会议,作关于最近军事及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蒋介石派心腹曾扩情等从南昌抵武汉,企图诱惑邓演达放弃反蒋斗争及革命立场,遭邓严词拒绝。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邓演达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次会议讨论关于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时间及人选等问题,指定邓演达、谭延闿,吴玉章具体负责处理有关事宜。3月22日湖北农民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闭幕,邓演达,陆沉等17人当选为执委会委员。由于宣传工作需要,邓演达下令从北伐宣传训练班中抽调30余人分发到驻河南省各军工作,是日束装出发。3月27日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强调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各县农民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打倒劣绅。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开各省农运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筹备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等问题。会议由邓演达主持,毛泽东、方志敏、周以栗、易礼容、陆沉等出席了会议。
       1927年3月30日,湘赣鄂豫4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于武昌举行,讨论和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以负责筹备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农协等事宜。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农民临时执委会,选举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谭延闿、谭平山、陆沉等13人为执行委员,并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兼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3月31日在第11军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军队主要任务为全力打倒奉系军阀及维护民众利益。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决定组织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邓演达、毛泽东等9人为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实行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正式任命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徐谦、顾孟余5人为委员,谭、邓、恽等人为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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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2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一文,阐述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3月初开学后,是日在所长邓演达主持下举行正式开学典礼。邓演达在致词中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强调指出当前革命进程中要解决两个最大问题,即农民问题及土地问题。4月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任命邓演达、谭平山、徐谦,顾孟余等为委员。是日,邓演达主持召开第1次会议并作报告指出当前一切问题及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农民问题上,亦即集中在土地问题上。因此急应开会讨论,国民党应迅速制定出方案去解决这个严重急逼的大问题。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公临时执委会成立,执委通电就职。上旬武汉分校正式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演达、恽代英、顾孟余、徐谦等人为校务委员。在邓演达主持下,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决定成立一个宣传列车办事处,共设车厢80余辆,宣传人员1千余人,负责在铁路沿线一带进行政治宣传工作。
      1927年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邓演达等11人为政府委员。4月10日至11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一文。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及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由是日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邓演达、恽代英等领导下,举行反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运动周,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宣布开除其党籍及撤销其本兼各职,并下令逮捕严惩。4月19日出席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举行的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并发表演说,论述北伐的重要意义。4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其瑗、谭延闿、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等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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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28日,在武汉出席欢送北伐军出师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将士们要以英勇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开一条血路。4月29日在武汉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欢送第4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出发前方大会。同日,与彭湃等在汉口花世界大舞台向武汉各校学生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演讲。下旬为配合2次北伐,开展农民运动,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兼组织科长。该会办事处暂设武昌湖北省农民协会。5月5日与毛泽东等出席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出发前方工作。5月7日在邓演达支持下,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于军校举行讨蒋大会,并通过成立讨蒋委员会。5月10日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艺术性的诞生》一文。5月12日统率总政治部工作人员离开武汉,抵北伐前线,到驻马店一带视察工作,总政治部由副主任郭沫若留守。5月14日从前线返武汉,翌日又偕同俄顾问铁罗尼等乘机赴前线,参与指挥工作。5月21日奉邓演达的命令,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成立,负责慰劳安置北伐中负伤之官兵,邓亦亲自前往慰问伤兵。5月22日在西平向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军应与民众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5月24日率领政治工作人员抵周家口工作,并随军前进。5月26日于张梁庄再次向第11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发表演讲,论述当前北伐形势,对政治工作人员提出勇敢、吃苦,忠实努力地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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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5月28日,临颍之战,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指挥。第11军26师7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于是役壮烈牺牲。邓演达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下达命令,要求本部工作人员开办各种训练班,并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到临颍、许昌等地工作。6月1日致电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嘱其前来北伐前线协同指挥。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孙科、顾孟余、张发奎、谭延闿、徐谦、邓演达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冯玉祥、汪精卫等在会上提出反共,邓演达表示反对,但不为接纳。会后,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日益加剧。6月14日从河南前线返回武汉。6月19日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演说。
         1927年6月20日,湖北省农协扩大会议开幕。大会通过邓演达、彭湃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邓演达在会上发表题为《农民运动最近的策略》的演说,指出近来湖北农运工作有些缺点,但仍表明支持农运的态度。6月24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第3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党的根本问题的讲话,指出发展农民运动是唯一的途径,当前的口号是要"接受为推进农民运动、实现总理三民主义的批评,拒绝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他在讲话中还提出要"打倒南京伪政府的纲领"。6月25日邓演达在其公馆召开扩大(总政治部)部务会议,部署今后工作事宜。6月29日中国济难会于汉口总商会召开济难会及各省干事联席会议,通过成立全国总会临时干事会及审查会。邓演达与吴玉章,宋庆龄,何香凝、苏兆征,邓中夏等20人当选为审查会委员,郭沫若、恽代英等30人为干事会委员。
      1927年6月30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后,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告别书,谴责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背叛革命的行径,表示自己“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自己就“受中央的命令立即回来工作”。
      1927年7月8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我们现在又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指出有人一面唱革命,一面又惊骇社会的变动,否认工农革命运动,这是欺骗群众,是假革命。文章还着重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的蒋介石、戴季陶及其同类等叛徒手上。
      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斥责汪精卫一伙无耻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受汪精卫集团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由陈公博、陈克文分别接替邓演达的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部长职务。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化装成检查电线的工人,沿京汉铁路至郑州,再转陕西潼关,乘苏联顾问专车车辆前往莫斯科。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于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邓演达未有参加南昌起义,但与宋庆龄等共25人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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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9月15日,抵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与宋床龄,陈友仁等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宗旨为向人民揭露蒋汪集团背叛革命的行径,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1月1日接受宋庆龄,陈友仁的委托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并以他们3人名义,于莫斯科公开发表。12月离开苏联,抵达德国柏林。在此期间,他与宋庆龄(后亦抵柏林)等人继续交换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与侨德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人组织了一个学会,讨论有关中国问题,在德居留期间,他刻苦钻研有关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著作。
        1928年(33岁)7月,由汉堡乘轮船到北极附近旅行。1929年(34岁)5月23日致丘哲信,谈对国内军阀混战的局势的看法,信中并表示“只要有在国内工作之可能,就要回去”。6月30日致丘哲信,谈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等问题,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9月初离开拍林,到德国南部进行考察旅行,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指导今后行动。9月18日从纽伦堡致信丘哲,说离开柏林已快3周时间了,消息闭塞,请丘哲及时为他提供有关新闻。10月发表《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一文,指出"反动的南京统治是代表中国整个的旧的反动势力",当前的目的"不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10月底在德南部游历后到巴黎。后渡海到伦敦居住。
         1930年(35岁)2月上旬,抵达意大利米兰。2月下旬到保加利亚,继续作考察旅行。3月初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等地考察旅行,后又到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5月在外国考察结束后回国。返抵上海。邓演达离开德国柏林回国前,曾与正在柏林逗留的宋庆龄说,各种反动势力"不能阻挠我追随(孙)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他返回祖国后,积极联络有关方面人士,进行筹备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合的活动。8月9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3党),表示要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继续完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行动委员会出版《革命行动》作为机关刊物。邓演达亲自撰写发刊词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到那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等文章。9月1日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作为该会的政治纲领公开发表。9月15日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9月20日邓演达撰写的《第2国际领袖樊迪华之来华》、《奉军入关与时局》、《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等文章,发表于《革命行动》第2期。9月21日撰写《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的中国》一文,发表在《革命行动》第2期。11月10日撰写《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发表在《革命行动》第3期。11月联络在上海的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组织"黄埔革命同志会",以后再向全国扩展,以进行反蒋活动。
      1931年(36岁)1月5日,撰写《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指出"要推翻现时买办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只有待决定于为建立平民政权而斗争的革命行动而努力"。春到东北以及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及联络有关人士,策动共同反蒋。4月先后撰写《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从西班牙的政变说到南京统治的崩溃》、《"五一"纪念节告工友》等文章,发表于《革命行动》第5期,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5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于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非常会议,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造成宁粤分裂的局面,粤方曾派人游说邓演达参加,即遭邓拒绝。6月25日撰写《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7月先后撰写了《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急务》、《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及之后应该做的是什么?》等文章,在上海主持开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干部训练班,以培训反蒋力量。
    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园路为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因叛徒告密,被上海租界巡捕逮捕。翌日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8月21日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从上海押解往南京。在此期间,蒋曾派人劝邓演达放弃其政治主张,当即遭邓严词拒绝,表示“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1931年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2月19日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公开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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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秋,被囚于国民党南京狱中的邓演达
人物事件
       被捕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赴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负责人陈敬斋叛变告密,邓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罗任一、金新光、邓文、张小山、李文英、黄素、云素青、黄经耀、方巨、张昌、朱凤卿、任树宣等12人。嗣后,许寿祥、程朴二人又在威海卫路和麦根路被捕。这天共捕15人,其中任树宣不满16岁,是二房东的儿子,与案情无关;许寿祥是厨师,朱凤卿是打错门牌闯进来的,亦与本案无关。参加这次搜捕的除邓警铭率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外,还有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中西包探。下午3时许,邓演达等13人被关进静安寺英国巡捕房一间仅一丈见方的临时囚室。
        1931年8月18日上午9时,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进行审讯。邓演达筹组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成立一年,基层组织遍布14个省、市,并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成为跟蒋介石嫡系组织的“黄埔同学会”相抗衡的团体,在军事上构成对 南京政府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对邓演达的革命活动极为忌恨,悬赏30万元捉拿邓演达,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除密令该部侦查 队缉拿邓演达和他的战友之外,还发函至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要求“饬捕协缉”。15日,江苏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发出了“火速拘提”邓演达、沈维岳、季方三人“到法院听候审讯”的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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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辛亥革命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邓演达烈士殉难80周年!——樊振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同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当孙中山改良的愿望落空后,他奔走于海内外,为革命而呼号,“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终于划破清王朝黑暗沉寂的夜空,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今惠城区三栋镇,100周年时为1995年,所以当时是惠阳县还未建市)鹿颈村,1931年11月29日夜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是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追随孙中山在奠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中起过重大作用。孙中山曾说:“干革命,有两达(按:指邓演达,张民达),革命有希望。”足见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和器重。
少年时代的邓演达耳濡目染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受清封建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从小就萌生了立志学习军事,做一个出色的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军人以报效国家的愿望。
        1907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使他受到了更大的激励。1909年,14岁的邓演达先生即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编为第四期学生。由于他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最好,聪颖过人,在同学中有“铁汉”之称,为校长邓铿(字仲元)所赏识,并被吸收为同盟会员,宣誓时还打了手印。当时全校同盟会的革命党员只有20多人,各期学生都有一位党务主持人。邓演达这一时期的同盟会员有郭冠杰、肖冠英、廖尚果、陈济棠等人。有一次邓仲元对其同乡学生廖尚果说,要多努力,争取得个第一名,为惠州人争光。廖回答说:争取第一名自有邓演达,轮不到我,不找这个麻烦。参加同盟会后,他们经常传阅秘密的宣传刊物,受到很大的教育。每逢节假日,又经常集结在一起,到黄埔郊外活动,议论国家大事,在革命大潮中,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当时,同盟会干部姚雨平负责广州附近军事学校和巡防营的组织发展工作,经常需要与各地同盟会组织进行联络。清官府因广东新军和巡防营不稳,风声鹤唳,故而对出入军中的人员有盘问搜查。邓演达聪明机警,个子矮,“以年幼,长随姚雨平辈作交通员,往来于广州佛山间”,不易引起清兵的怀疑,“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经手传达,机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党员皆亟加称许。”
      1910年,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由于事起仓促而失败,清军到处捉拿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邓演达、郭冠杰等“陆小”学生身着军服,佩戴校徽、臂章,秘密携带宣传标语,避开军警,由黄浦进城,四处散发传单。反清宣传品的出现,使清廷官吏触目惊心,激发了人民反清的斗志。
      1911年4月27日下午,黄花岗起义的枪声震撼着黄埔陆军小学的每个角落。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本来受命于4月29日配合起义,因提前起义失败,未及执行命令。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4个省市立即响应,宣告独立。广东陆军小学堂也成立了革命军,邓演达与郭冠杰等人,被派往汕头。住在致安街长发祥客栈待命,随后参加姚雨平领导的韩江第四军。邓演达等人到了汕头之后,与当地义军会和,分三路分别进攻警察局、水巡局和炮台。清朝官兵闻风而逃,未及交锋就缴获一百多支枪。潮汕之役胜利后,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广东军政府。“陆小”的学生军从潮汕回到广州,邓铿派邓演达到黄顺和统领的民军当教官,把民军训练成正规的革命军。16岁的邓演达当教官,在革命军中成为佳话。
        姚雨平组织了8000人的广东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8日到达上海。次年2月间,英勇顽强的广东北伐军在安徽固镇、宿州一带,击败清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张勋以及倪嗣冲率领的北洋军。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致电姚雨平、林震,表示“深堪嘉许”。“陆小”革命军一直跟随姚雨平北伐,在战争中得到很好锻炼,邓演达的军事才能渐露头角。然而,南北议和,双方同意,袁世凯逼清廷退位,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袁上台后背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令解散各省义军,中国天空重新阴云密布。在徐州待命的广东北伐军奉命返回南京,邓演达等正规军人,只有执行上级命令,协助做好民军官兵的工作。他们将前线牺牲的北伐军官兵的遗体收殓后全部带回南京,在莫愁湖畔择地合葬。孙中山为墓碑题额“粤军阵亡烈士之墓”。
       眼见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邓演达十分悲愤怅惘地由南京回到广东,继续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他认为革命派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是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决定重习军事。他与郭冠杰一起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作插班生,据和他同一住房的郭冠杰回忆说:他“其为性纯洁,不慕荣利,好读书,学校的一切学术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试必列前茅,经史子集无不读。”
1913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一年后毕业。适逢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精神振奋,立即参加了由邓铿策划,以林震为总监的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任第三连连长,积极投入北伐的准备工作。由于炮兵叛变,反袁北伐军未及行动而告解散。各地反袁起义亦接连失利,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而告终。
      在辛亥革命后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军阀、官僚、政客攫取了政权,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依然如故。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亲历者何遂在回忆录中反映他那时痛苦的心情:“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来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1927年2月17日,邓演达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写的代论《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个人作品
       著有《邓演达文集》。
后世纪念
       邓演达墓
      邓演达墓,位于南京中山门外灵谷寺旁,陵墓座北面南,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邓演达,广东惠州人,早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汕头和1913年讨袁的战斗。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邓演达竭诚拥护,积极贯彻执行。
故居
       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专款修复邓演达故居,并对邓演达父亲邓镜人创办的鹿冈小学进行修整、扩建,更名为“演达学校”。1987年6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南苑公园内树邓演达铜像,建邓演达纪念碑、纪念亭。1993年,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拨款在该镇建“演达医院”,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题写院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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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斯大林提议邓演达为中共领袖为何遭邓拒绝
              本文摘自《纵横》2011年第12期,作者:樊振,原题:宋庆龄邓演达海外筹组“第三党”始末
         1927年5月,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同时邓演达和谭平山也就组党问题多次商谈,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此后,邓演达、谭平山又分别与章伯钧、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谈组党问题,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搞不下去了,陈独秀也搞不下去了,中国需要另组“第三党”,以统一革命的领导。筹组新党的重任落在了宋庆龄和邓演达的肩上。
       8月15日,邓演达秘密抵达莫斯科。应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邀请,8月17日,邓演达作了《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报告。在他看来,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他后来组织领导的“第三党”斗争就是针对这四个方面着力加强的,成为“第三党”的鲜明特色。
        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邀请,邓演达又为全体学生作了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的报告。邓知识渊博,给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盛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邓演达严厉谴责蒋介石和武汉领导集团,同时也指责共产党。听众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被触怒,于是用开闭电灯和脚跺地板来进行报复。盛岳回忆:“当我们在1927年9月初回到学校时,邓为我们写了一份文笔流畅的书面报告。学校把它印发给各学习小组(每班分成若干小组)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革命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当时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莫斯科,邓演达成为托派与斯大林派的争取对象,双方都希望邓演达以大革命见证人的身份为自己提供有利的论据。中共旅俄支部派人与邓演达晤谈,争取他加入共产党,被他拒绝。1927年冬的一天,邓演达和斯大林会面。据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莫斯科时候的秘书章克回忆,在谈话中,斯大林开口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指导者的路线错误而失败。我们要中共指导者陈独秀休息,不要再参与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你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共产党的领导者。”邓演达委婉地拒绝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但是,我希望中国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2点,由于他们对农民与中国革命、国共合作以及苏联农业集团化对中国的适用等问题观点不一致,最后斯大林说“以后有时间再作研究”,两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大林把邓演达送到门口,但是,从此对邓就有了成见——他在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时一贯如此。
       作为在莫斯科的三个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两位是宋庆龄和陈友仁),邓演达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听由共产国际摆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只会破坏中国革命,只会无限期地延长中国的痛苦。邓演达的意愿,是恢复“真正国民党左派”领导,联合共产党等革命势力,继续努力实现国民革命的未竞目标。
        对此,俄共中央局政治委员布哈林说:“自1917年后,世界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更没有国民革命。”邓演达受到苏俄的讥笑和冷酷的批评,在莫斯科,邓演达已很难有所作为。他的一些好朋友也从内部获悉,斯大林可能会对他作出不利行动。据说斯大林“命令逮捕邓演达,把他干掉”。这类事在当时的苏联并不少见。当时正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斗争白热化,曾因发表过《孙文越飞宣言》而名闻遐迩的著名外交家越飞,因不堪政治上日益加剧的压力自杀身亡。曾深得孙中山器重和信任的鲍罗廷,也在这场斗争中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失去了行动自由。
        9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以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她发表书面声明说:“孙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斗争年月中,苏联人民必将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然而,在此后的日子里,宋庆龄的“苏联人民必将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的“确信”,并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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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与邓演达关系破裂始末
          [摘要]蒋介石将邓演达列为“丙类分子”,即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
       蒋介石与邓演达自1922 年开始交往以来,经历了由陌生到紧密合作,继而分道扬镳的过程,并以1931 年蒋介石下令杀害邓演达而告终。在这十年的交往中,1927 年初成为两者关系转变的重要分水岭。从现有史料看,1927 年以前蒋介石与邓演达之间尽管因中山舰事件影响而出现分歧,但总体上仍可称融洽,两人保持着较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1927 年1 月至4 月间,双方关系急转直下。短短几个月间,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蒋邓两人从亲密合作到尖锐对立?蒋介石眼中的邓演达是“如何可恨”的人? 1927年1 至4 月间的《蒋介石日记》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蒋对邓的观感,有助于梳理蒋邓关系破裂的历史过程,了解背后的真实原因。
迁都之争使蒋介石对邓演达耿耿于怀
       随着北伐军事进程的节节推进,蒋介石在1926 年9 月就提议迁都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1 月26 日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委托邓演达赴武汉负责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12 月13 日,邓演达出席武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会议决定,为使权力不至中断,迁都完成以前在武汉先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几日后,邓演达又被选为临时联席会议宣传委员会主席。
        尽管蒋介石最早提议迁都武汉,但唐生智势力在武汉和两湖地区的扩展,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迅速高涨,引起了蒋的高度警惕。蒋认为,倘若任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驻守武汉,其势力必定大受制约。因而蒋介石决计改迁都自己控制下的南昌,因为其总司令部设在南昌,且亲信部队控制着江西和福建一带。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邓演达和宋子文由武汉赴南昌参加会议,代表武汉方面的意见。会上,蒋介石力主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邓演达据理力争,陈述迁都武汉的理由,并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尽管反对之声不绝,蒋介石仍旧强硬作出决定:“关于国民政府之国都问题,应待汪主席返国后在新近召集之三月一日中央全体执委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在中央全体执行委员未开会前暂驻南昌。”由此,蒋挑起了迁都之争。
      武汉方面的抵制,使蒋介石感到“精神痛苦”,他当日记道:“心神烦闷,几难成眠”。蒋仍于1 月5 日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1 月7 日,武汉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敦促蒋介石赴汉。为了打破迁都问题的僵局,蒋介石于1 月12 日由九江抵达武汉。邓演达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和总司令下属,全程陪同蒋介石。当天的晚宴中,苏联顾问鲍罗廷盛气凌人,因迁都之事出言讥讽蒋介石,令蒋感到“生平之耻,无踰于此”。 1 月15 日,蒋介石在普海春设宴招待各界代表,席间又因迁都之事遭众代表质问。在武汉之行中,邓演达对蒋的态度也较强硬,周佛海曾回忆说,邓的“言论也日甚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极大”。
       1 月17 日,蒋介石在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再度提出改都南昌的要求,遭到反对。当晚,他与顾孟余、何香凝、黄郛等谈话,感到“不胜悲伤”、“亦惟沉痛”。
        由于武汉之行并未达成预期目的,蒋介石在回南昌后继续向武汉方面施压,并派戴季陶赴武汉,敦促在汉中央委员赴赣。1 月26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派邓演达、何香凝、顾孟余等随戴季陶去南昌,力图说服在赣中央委员启程赴汉。由于蒋介石当时在庐山牯岭,邓演达一行也上了牯岭。蒋介石视鲍罗廷为改都南昌的一大绊脚石,所以决计去鲍,“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但邓演达等“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以致蒋感叹“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蒋日记,1927 年1 月27 日)1 月27 日,蒋介石与谭延闿、戴季陶深谈至午夜,谭、戴同意在去鲍之后,将中央迁至武汉。但邓演达坚决反对改都南昌和驱鲍罗廷,蒋介石认为邓“跋扈殊甚”,对邓耿耿于怀。
        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深了蒋介石与邓演达之间的误会与裂痕。《邓演达年谱会集》和郭沫若的回忆文章均记载,邓演达在2 月1 日与郭沫若同赴南昌途中,遭遇朱培德所部第三军一部的兵变。2 月3 日,邓演达秘密逃离南昌,回到武汉。郭沫若就此指责蒋介石,此为除掉邓演达而导演的一次阴谋。但证诸蒋介石日记,发现其实邓、郭是多虑多疑。2 月2 日蒋记道:又接岳军(张群——引者)及益之(朱培德——引者)电称,第七师昨夜在三军部闹饷兵变,财会损失云,不慎苦痛。宋子文有意为难,靳饷不发,各军扣饷不清。革命至此,无聊极矣,徒加罪戾,何益于国与民耶?
        次日,蒋仍记此事,且发感慨:第三军兵变,其长官反辞职要胁……(此处多字不清——引者)。干部办事错误,常启误会,且致偾事。近日之被压迫侮辱要胁轻视,不一而足,如此何必愧为总领,务虚名而受实祸,可不戒者?
      北伐战争过程中,蒋介石时感军中财政吃紧,且对无法控制非黄埔系的军队颇感头痛。结合以上记载,大致可以推断,第三军第七师在旧历年关兵变系为索军饷,并非蒋介石为除掉邓演达蓄意制造。蒋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亦非常恼怒。况且,此时双方关系尚未破裂,蒋介石仍在努力拉拢邓,不至于突施毒手。其后,邓演达于2 月间曾再度赴南昌,并小住数日,未遇险境。因此,郭沫若回忆中指责第三军的兵变是蒋蓄意除掉邓的阴谋一说,恐怕只是20 多年以后的推测而已。
      然而,此一事件确实使邓演达对蒋心生疑窦,郭沫若回忆邓当日即有言:“我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

邓演达一系列反蒋行为使蒋邓之间的裂痕变鸿沟

      蒋介石与邓演达彼此在疏离的路上渐行渐远,还同国民党党权与军权之争紧密关联在一起。1927 年1 月3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提出了“提高党权案”,明眼者都知道,此案目的在于限制掌握军权的蒋介石。邓演达是提案倡议者之一,势必把自己摆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
      2月初,武汉发起了试图制约蒋介石的“恢复党权运动”,邓演达和徐谦、吴玉章、孙科、顾孟余等五人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关。蒋在当日记大发感慨,称“择生(邓演达——引者)反对烈然,引起一般同志怀疑”,指责邓与共产党站在一边,感叹“天下事之败坏,莫甚于不知历史与事理之徒,彼犹自以为智者,而后悔即在目前矣”。
         2月17 日至26 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等文章,指责有的人“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强调军事指挥者应该明白,“自己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自己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才能够增进党的权威,才能够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的军队,无论是旧有的或新收的。不然的时候,那一刻离开了党,那一刻违背党大多数同志们的意志,违背党的规定,那一定立刻失掉军事的权威,立刻自己丧失政治的生命。”文章所指责的对象,无疑就是蒋介石。2 月21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见择生论文”,其内容“纯诋毁我”,“不胜骇异”,悲叹“人情如此”。然而,蒋仍期望能争取邓演达,他曾给邓演达写信,“犹冀其悔悟也”。
        然而,邓演达坚持自己的主张,2 月23 日,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开学典礼上强调:“中央党部是民主的集中的,是高于一切的,‘一切权力都要属于党’,军事的指挥更是要统一在中央党部之下,国民政府之下,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次日,邓又在武汉国民党员大会上进一步表示:“现在我们的中央完全为老腐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所以,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蒋介石不容他人染指他的军队,尤其军校学生,故对邓演达在军校的演讲十分愤怒,他写道,邓“公开诬蔑,播弄学生,使其倒戈”,抱怨“汉口邓演达等愈趋极端,煽惑挑拨,无所不为,逼迫横逆,令人难堪”。 2 月27 日,蒋介石在与陈铭枢的谈话中获悉,“武汉反动甚烈,而演达犹甚”,不禁“独忧党国之已亡,人心之卑弱,不可救药矣”。
        此后,邓演达又陆续在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等场合一再宣扬提高党权,反对独裁,并把党权与军权之争提升到“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的地位。蒋介石获悉邓演达在武汉的种种言行,难掩悲愤,指责邓是与唐生智“狼狈为奸”,共产党的高度一致的“赤足而踞”。
        3 月10 日至17 日,邓演达在汉口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作为会议的核心人物,邓演达对各项决议的通过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晨报》当时即指出:“徐谦、邓演达为武昌派(即共产派)之领袖,在党中权力甚大,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所议决各重要议案,半皆出自二人计划。”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加强集体领导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如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均由该委员会主席团集体决策,撤消了由蒋介石任部长的军人部(此系邓演达提议),原属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改隶军事委员会等等。蒋介石虽仍列名中常委,但其余8 人多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的权力造成极大的制约。邓演达则在会上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在武汉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以上决议,让蒋介石感到“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加之在此期间,武汉工人运动倒蒋亦甚为激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部分学生对护蒋心切,在总工会与工人有所摩擦,其中20 多名学生遭到邓演达为首的校方“禁闭“处分,有些学生逃离武汉到九江投奔蒋介石。蒋在日记中专记此事,称学生“被邓等压迫逃来”,“其心可爱”。同时,蒋认为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的邓演达所作所为“诚亡人也”。
       即使到此时,蒋介石仍未放弃拉拢邓演达。3 月17 日,蒋在离赣东下之际,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等带其致邓演达的亲笔信去武汉,蒋在信中表示:“十年来患难相从,一本革命精神进行到底,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信中并欢迎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邓演达断然拒绝,表示:“对校长别无他意,惟照他那样的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张贯彻三大政策的执行,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做到这点,我仍当受他的领导,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至此,蒋邓之间裂痕已成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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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4月,邓演达在德国南部考察

蒋介石发起的“清党”行动使蒋邓两人走向尖锐对立

      真正导致蒋、邓二人走向尖锐对立的,是1927 年4 月蒋介石发起的“清党”。随着武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革命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扩大。蒋介石一直深信,由于共产党的阴谋挑拨,才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共产党合国际全力以倒余”,蒋已“甚恨CP(中共的英文缩写——引者)之挑拨本党内部也”。他只是考虑到自己尚需共产国际的援助,故一直强压隐忍而不发。
        在成功克复上海以后,蒋介石对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态度愈发强硬。4 月1 日,蒋接到汉口免其总司令职的消息,“终夜不能成眠”。次日便在上海召开反共“清党”会议,申明“为本党计,非与之(中共——引者)分裂不可也”。会上将邓演达列为“丙类分子“,即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晚间,蒋等又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武汉党部与政府。4 月10 日,蒋介石宣布解散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并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上海办公处,成立了吴稚晖为首的新政治部。4 月18 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当日便发布“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2 人,邓演达名列其中。上海四一二“清党”事件发生以后,邓演达立即反对,指斥蒋介石是“替帝国主义效劳,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
       4 月15 日,邓演达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主张东征讨伐蒋介石。当日,他领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反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运动周,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4 月17 日,根据邓演达和董必武的建议,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并撤销其本兼各职,严惩逮捕之。4 月22 日,邓演达与在汉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等40 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次日,邓演达主持武汉30 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清党”、反共和屠杀工农的罪行。5 月7 日,黄埔各期学生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在邓演达支持下召开讨蒋大会,并成立讨蒋委员会。
       时代洪流惊涛骇浪,冲击着原有革命阵营。短短四个月间,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巨变,蒋介石与邓演达延续近十年的合作关系无以挽回地步向破裂。在1927 年初的迁都之争、党权与军权之争,以及最终的“清党”事件中,虽然蒋对邓的政治声望和工作能力极为欣赏,邓亦一度努力争取蒋同武汉方面的合作,但二人彼此立场与利益终至不可调和,由此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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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十虎之——殇虎:邓演达
       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早夭的政治天才,一个是宋教仁,另一个是邓演达。所谓天嫉英才,两个都在风华正茂的三十多岁被杀。尝若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能顺利地活下来,他们身后的中国历史,不完全改写也会大有不同。
    相比较和他同时代的军政人物,我对邓演达的印象很淡,隐约记得他是大革命时代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给蒋介石抓住杀了。
      邓演达(1895─1931),又名策成、仲密,字择生,广东惠阳人。他有一串很威水的历史,黄埔军校成立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后任教育长;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参加指挥作战;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兼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由上面的职务可以看出,此人地位着实不底,在武汉国民政府的权力架构中,稍逊汪精卫、蒋介石而已。
1、八面玲珑
      民初时代,信息与交通还没有广泛的覆盖和相当的速度,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交流途径有限,比较靠得住的社交圈子,往往是同族同乡或同窗。这种以地域为纽带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旦借助时势风云,登上历史舞台,很容易演变成地方军政派系。
      邓演达在粤系军政中的资源人脉,一半凭自己努力,一半继承于族叔邓铿。
     邓铿和陈炯明是死党,和孙中山也关系不错,陈炯明退出历史舞台后,凭邓铿与他的情分,老粤系的资源,几乎全部给邓演达继承过去了,而本身邓演达凭着对孙的贡献,也深得孙的信任,26岁就领少将衔。孙曾言:革命有两达,人民早发达。(按:指邓演达,张民达)。
        在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中,邓演达任师部编练参谋、军官教育班班主任,他罗致了不少青年军官,在保定军官学校六期的同学几乎全部拉了进来,为他日后在粤军中的人脉奠定了基础。
      略微翻阅民国粤籍出类拔萃的将领,几乎全由邓铿带出身,来自粤军第一师。如:李济深、陈可钰、薛岳、黄镇球、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李汉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李章达、叶挺、梁鸿楷、陈济棠、邓世增、邓龙光、缪培南、李扬敬、徐景唐、香翰屏、朱晖日、钱大钧、陈诚、罗卓英、叶挺、叶剑英、等(除李济深、戴戟、钱大钧、陈诚外,其余均为粤籍)。后来粤军第一师扩编成威武远扬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前后从这支部队走出来的将军,那更是繁星闪烁了。
        也许开始任低级军官时,一些青年军官围聚在邓演达身边,有隔山拜佛,借邓演达擦邓铿鞋的势利因素,但后来邓演达肯定表现出过人的远见卓识,否则保定军校那班粤籍生猛同学:薛岳、黄镇球、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李汉魂等人,绝不会在邓铿死后,政治上还是由邓演达揸旗,跟他走。
       当时他的威望不仅深入粤军第一师,其他粤军部队大佬对他也备极推崇。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就曾公开对他的兄弟张和、陈道行、莫雄等说:“择生其人不单止打仗好野、玩政治也有魄力、有眼光,英雄了得,加之人品又好,跟住拒有运行,你哋契弟千祈唔好小视他现在是一个步兵团长,我看将来他会跨过许老大,变成我们的米饭班主,唯有请他来做大佬,我们才能巩固与发展势力。”
2、一手揸三印、一身三主任
        我们村一个姑娘去相亲,回来后别人问她满意不,他笑说欢喜之极,对象年青有为:一手揸三印。(民兵排长、生产队记分员、大队会计),此婚遂成。
       邓演达在武汉光复后,任武汉行营主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实实在在一身三主任、一手揸三印。担子之重,事务之繁,工作之累,可想而见。他自己说:丢那妈,呢次搞革命真系做牛做马、做砖做瓦。
        一个当时访问过他的日本记者事后回忆:“邓氏廉洁束身,生活俭朴,不修边幅,完全以牺牲的精神从事革命。邓氏一人在武汉,以不眠不休的精神,应付一切军事政治的工作,当革命高涨的时节,邓氏因过度疲劳的结果,陷入极度的神经衰弱症,然犹不自爱惜,无日不蓬头垢面,乘着小汽车,东奔西走,为革命尽瘁。他的这种精神,真令我们日本人也受了异常的感动、、、、、、谁都深信只有邓氏是武汉政府的柱石,他的军政势力远超于汪精卫之上。”
       这些赞誉之词,是在他死后写的,而且那时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处在被蒋介石赶尽杀绝中,不可能是日本人拍马屁之言。在邓演达主政湖北、武汉这段时期,革命形势如日中天,可谓大革命黄金时代。是年,他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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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浪漫的革命家
       汉口有一首竹枝词唱说:“横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移步,须防巡捕捉官差”,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清军还是民军,都被挡在汉口租界以外。
        北伐军进武汉后,他气不过中国武装不准进入租界的租约禁令,坐上一辆汽车,两边踏板上各站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擎旗风疾在英、法、日租界绕了一圈。
       这是很孩子气、很浪漫的英雄主义行为,却意外地使民气大长。当英帝国主义干涉武汉人民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并打死一名海员时,武汉10万群众示威,一举收回武汉、九江英租界。
       邓演达出身耕读农家,深知农民受盘剥之苦,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我们革命真能成功,非得到广大民众拥护不可,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邓演达把政治部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民运动方面,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把毛泽东请来当副所长。
       若干年后在延安,毛泽东曾经无限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嫌我老土,不同我合作,只有邓演达肯同我合作。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他是个好人,我喜欢他、、、、、、
       要注意毛泽东用了“喜欢”这个词,男人之间交往,无论是、同事、战友、同窗,可以合伙做事,甚至是一起做坏事,比如说吃喝嫖赌。男人老狗,大家小酒一喝,拍拍胸脯,讲讲义气也就完事了,很少产生喜欢的情感。能用到这个词,那就是真的是莫逆于心,不完全是工作上的配合或个人前途的提携之情。否则,你还听说过老毛喜欢谁?他们俩如果机缘巧合的话,完全可以成终生不弃的生死至交,所谓白发如新,倾盖如故。
        30年邓演达回国,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筹备反蒋,自成局面。曾找过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负责同志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当时中国共产革命正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共产国际祸害,中国支部对邓演达的提议不予理睬。意料中事,邓演达倒也没怎么失望。原因就是他把看好当时在江西当山大王的毛泽东。他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当了权,我们是会合作的。”看来他和毛泽东之间,是彼此“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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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演达与夫人
4、亲蒋反蒋
       在援闽粤军的征战中,邓演达和蒋介石相识,合作交往始于黄埔筹创。
      黄埔筹办之初,蒋介石曾以环境艰难为由离粤返浙。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赴奉化劝蒋回粤,蒋向邓大吐一通苦水后,遂回粤就任。邓演达此行初步使蒋对其有了好感,黄埔一开学,则正式委派邓代理教练部主任及学生总队长,其时任政治部主任的戴古董、教授部王和尚、总教官何甘草等,均为蒋的结拜弟兄、亲信,如无邓的奉化之行,邓断无获此高位可能。
       北伐初期,唐生智担任湖南战场总指挥,但国民政府对才归顺唐生智的惊疑不定,担心唐生智率先攻入武汉,势成尾大不掉,更难控制。故召开秘密会议,要求第四军争取抢先攻占武汉,邓演达火速赶向前线向陈铭枢传达指示,第四军果然如狼似虎,抢先打进武昌,还打出个“铁军”称号。兹后邓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出任北伐军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以牵制唐。到这一时期之前,邓与蒋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融洽的、合作的、相互支持的。邓对蒋是尊重、支持、服从,蒋对邓则是信任、重用,尽管其间两人有些不同看法,但未影响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邓是把蒋当大哥看待的,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违反党纪的各种事实,只是恩恩啊啊地唏嘘叹息,从不肯正面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铁军拿下武汉后,蒋大哥亲自指挥江西战场却锉锐南昌,兵败几至被俘时。张发奎等一帮粤系军头却乐不可支:条友呢次仲唔撞蹦头?站在河岸上嗑瓜子剥花生,喝着小酒看老蒋的笑话。
      邓演达踹了张发奎、黄琪翔几脚,让他们带兵赴赣支援,还派中山二号、五号飞机往江西参战,其胞兄邓演存接手汉阳兵工厂后,立即调拨枪械弹药给蒋运去,有力地支持了蒋大哥。
     张发奎果然猛,马回岭苦战7天,南浔路上破敌,抄了孙传芳军的腚,蒋终于大破敌军拿下南昌。连年征战之下,同时又和党内同志争权夺利的蒋总司令,可真真累到骨头里,趁军政稍定的间隙,把部队一扔,跑上庐山看白云苍狗去了。甚至无赖地要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方便他就近上班。
      北伐还未成功,同志内讧已起,北伐大业有被断送的危险,邓演达心急如焚,找来老同学唐生智商量,唐那时已经投靠左派,和邓打得火热。两人小酒一喝,一个胆子大,一个大胆子,互相猛拍对方的大腿一通后,决定“兵谏”蒋大哥,逼其继续北伐。
       哎!倒霉的蒋大哥,十年后又给自己另外一个小弟兵谏了一次,两个小弟都是孟浪任性的赤子,唯赤子之心才无惧无畏无私,敢犯上做乱。(其实,这两个卤莽的家伙也没打算要蒋的性命,无非是种姿态,还有点持宠生骄的意味,吃定了蒋大哥一向对兄弟宽厚,不会拿他们性命,顶多拍桌子砸茶杯骂几句他们“娘西皮”。)
       风高月黑夜,邓演达和唐生智带着兵摸到蒋介石下榻的仙岩旅馆,擂响大门。几个侍卫见是蒋的心腹将领,便把门打开。潜伏在大门两旁的邓的士兵一拥而上,缴了侍卫的械,簇拥着邓演达、唐生智直奔蒋介石卧室,老唐同学还兴奋地把眼瞄来瞄去,看看是否能捉蒋司令的黄脚鸡。蒋大哥倒也光棍,处变不惊。被一群张着机头的丘八从暖被窝里拎出来后,穿着裤衩精赤上身就招呼大家到客厅喝茶烤火、、、、、、
       蒋大哥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倒没怎么怪邓演达,他知道这个小弟患革命狂热症,和自己一样性格耿直、其介如石。事后派曾扩情、余洒度,带着亲笔信去武汉,请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信中表示:与弟十年来生死相从、、、、、、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这时距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个月,蒋在最后关头,仍希望邓能站到自己一边,可见他对邓是十分赏识的,而邓此时心已冷,明确地表示了“不尿你”的态度。
5、亲共远共
      一个思想朴素,束身严格的人,天生便会左倾,所以终其一生,邓演达都是国民党里面坚定的左派。
      但从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在反蒋斗争和组建第三党的过程中,在民主革命理论和政治主张上,与共产国际及中国支部有极大的矛盾冲突,并互相公开批评,争论激烈。
      大革命时期,邓演达无疑是亲共的,他扶助工农运动。但对武汉工运失控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无力扭转,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左倾幼稚行为也无力制止,这也是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由左转右的主要原因。
      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汪精卫率国民政府到鄂,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方面很势利转向拥戴汪精卫,认为汪精卫才是最可信任最有能力领导革命前进的旗帜。并开始排挤邓演达,不赞成他主政湖北,要求让他去“主持黄埔训练及接洽西北工作”。
        在汪精卫没有到武汉的时候,张发奎等粤军将领在政治上是完全跟邓演达走的。汪精卫来武汉以后,张发奎便更多地听汪的了,(很明显,跟汪显得比较有前途啦,这个关乎几万兄弟的命运,和个人义气无关,总不能和一个人讲义气而不顾几万袍泽的前途吧)?使他对四军、十一军的影响减弱,而他亲信部队中央独立师先是讨伐杨夏未归,后又被唐生智军队分割监视,当时郭沫若提出让邓演达自带一军,但却被邓演达拒绝了。他对郭沫若说:“我才把老虎皮脱掉,又要披上吗?”表示了自己对掌握军队的漠视。手里没刀,这是他失败落魄的最根本原因。(那时老毛还没说出传世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验教训啊!)
      他所寄身的政治势力排挤他;他所支持同情的政治势力疏远他;他所依靠的军事力量沉默不语。这个时候,他除了民国流行的着草方式:“下野、出洋、考察”,好象也没啥路可走。
      写了一封《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信,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屠杀工农群众,屠杀忠实党员”的罪行。遂化装成检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徒步沿平汉路到郑州,西出潼关,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归国的汽车队。经榆林、包头,穿沙漠,越西伯利亚,投奔老毛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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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夹缝中的求索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就死抱着“三大政策”,来证明自己是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谁反对自己,就是背叛孙中山、背叛革命。
        看上去挺有道理,作为国民党后来者如蒋汪之流,当然该继承前任领袖所制定的政策,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每一任领导,就不忠实执行前任领袖的方针政策,上台后反而一定会否定前任的路线,借以巩固权力基础。
        什么叫做政策?政治策略而已,无非是某个时段的权宜之计,三大政策说到底,是孙中山和苏联两只老狐狸在互相需要形势下的互相利用,孙多活几年,要是看到在共产国际的指使下,中国支部对自己创建的党上下其手,猛挖墙角,未必还会坚持自己的三大政策。所以,与其说邓演达忠实执行孙的三大政策,不如说是他是没办法,只好死抱孙的大旗做政治上“护身符”,内心里面,他认为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实践中必须自辟蹊径。 由此看来,恐怕“习俄、友共、扶助农工”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去国以后,邓演达在莫斯科与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产生严重的分歧,共产国际这边说他是:失意的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效忠于豪绅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走狗、目前革命最危险的敌人。
     以邓演达的蛮子性格当然不甘示弱:写文章么,丢哪妈,你才会啊?
     他指责共产国际指使中国支部所开展的武装暴动,根本是不负责的态度,只是想使中国革命势力搞乱中国的工具,阻止中国统一的步骤,替苏联的利益火中取栗(29年中东路事件,王明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还不叫汉奸,什么叫汉奸?奶奶的)。暴动政策是和南京横暴贪污削皮吸骨的政策相呼应。他悲愤地说:帝国主义敌视我们、第三国际玩弄我们、蔑视我们,其侮辱中国人民,祸害中国人民的罪过实在只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差。
      邓演达在主人家的地盘上骂主人,能落什么好?他还真以为第三国际象自己宣称那样光明无私,幼稚。
7、择生择死
      29年开始,蒋介石张牙舞爪,先后把李济深、胡汉民关了起来坐班房,早和蒋介石有私怨的汪精卫,立即在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在欧洲的邓演达大喜过望,认为趁老蒋病,?#123佢命机会到了。立马潜伏回国,和陈铭枢、朱蕴山等失意政客秘密联络,冯玉祥、杨虎城、阎老西等均派人与邓演达秘密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都是老狐狸啊)
       陈铭枢打算窜到江西,找高佬蔡、马骝鼎讲耶酥,把“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带回广东,重新插旗。而邓本人则赴江西找契细佬陈诚,策反十八军,夺取南昌再顺流东下,一鼓而下金陵。
       邓马不停蹄地发展组织,短短半年,就在14个省市成立了地方组织。更为厉害的是,他成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数千人,黄埔前四期毕业生竞超过半数加入,这是蒋介石最终对他动杀心的主要原因。(黄埔学生是老蒋的命根,真若挖老蒋的墙角成功,老蒋估计立即呕血三升,一命呜呼!)1931年8月,他为江西起义准备的干部训练班结业,在结业仪式上,叛徒黄埔学生陈敬斋告密,被一网打尽。
       邓演达被捕后,有个看守是广东老乡,知闻他的大名,冒死窃取钥匙,打开牢门,与他同逃。他婉言谢绝说,我与大家一齐被抓,有我在,由我背锅,我逃脱,蒋介石必杀大家以泄愤。(革命者也要讲义气)
     蒋介石将他押解南京,押送队长建议他半路逃跑,又被谢绝。(聪明之举啊)
     黄埔学生许沆圃向朱蕴山提出,利用他排里的亲信卫兵每星期日晚上值班监护的机会营救,正当准备行动时,蒋介石把邓演达移解至富山炮台废址内,计划落了空。
     黄埔学生、南京教导总队的邓克敏也曾组织武装营救,但也失败了。
     陈诚与邓有师生之谊,知遇之情,救命之恩。联络了胡宗男等一大帮黄埔同学电求蒋介石,死保邓演达。当得知蒋介石处死邓演达后,极为伤感,致电蒋介石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由此可见邓演达在黄埔中的号召,随时可取蒋而代之。
      蒋介石对邓演达这个小老弟实在是没了办法,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或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之职,均为所拒。而蒋的大哥冯玉祥、另一个小弟张学良也不外乎这个职位。
        11月下旬,蒋介石下野。为扫清重新上台的障碍,向邓提释放条件:蒋下野期间,不再写反蒋文章。邓演达断然拒绝:“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哎,真是硬颈,好象搽了印度神油,连拐一下弯都不愿意,要不是笨的话,只能这样去猜邓的心思:还以为象上次一样,吃定他的蒋大哥不会杀他,也不敢杀他。
       至此,蒋大哥考虑下野后,两广及其他派系的军阀,几下散手就可以收拾干净,唯邓演达深孚众望,可带走黄埔学生,是他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为江山故,亲兄弟也得杀了。蒋无奈地说:择生择死,我也没办法。
       据说还有一个很八卦的原因:邓与国母流亡欧洲时,国母因自己的“幼年即赴美,中文颇觉吃力。”便请邓“补习”中文,因此两人几乎每天都腻在一起商谈工作和学习。青年才俊、革命志士;领袖遗孀、妙龄寡妇。况且国母美丽惊人,觊觎和嫉妒者多的是,无聊者造造他们俩的绯闻也不奇怪。之前也有欧美等媒体,胡说国母从了陈友仁云云、、、、、、还有一个美国三流小记者,到处公开说自己和国母有染。
       但这消息传到蒋大哥耳朵里就不一样了,如果此事属实哪还了得!自己费煞苦心,钻山打洞,上天下海,连如来也抛弃了,过档改做耶酥的小弟,才把宋三小姐摁倒,也成为领袖的连襟。
       娘西皮的邓择生如果阴谋得逞,由契细佬摇身一变,不但成为自己的姐夫大占便宜,而且连女人也接收过去,政治衣钵的继承哪不比自己还正统?如此便宜他还不如杀了他、、、、、、
       有资料说,国母一再找蒋要求见邓,蒋无法推辞,只好坦言邓被干掉了,国母立即抓狂,居然掀了桌子,唉,她平时是多么温婉柔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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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党领袖邓演达之死
       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1927年,近代中国腥风血雨的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迫逃亡海外。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曾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警卫、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武昌攻城司令等,带兵作战,身先士卒,指挥过许多硬仗、大仗,攻城略地,与黄埔系学生和国民党军人有密切接触,在军中威望很高。在苏联莫斯科,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人,遥望风雨如磐的故国,黯然泪下。他们联合发表声明,愤怒谴责蒋汪的倒行逆施,表示要继承孙中山总理的遗志,坚决同新旧军阀作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归来,在上海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邓演达流亡海外期间,他的一批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尊邓为领袖,密谋推翻蒋介石政权。邓演达一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任第三党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的总干事,具体领导第三党的事务。第三党成立后,一度发展很快,先后在南京、北京、广东等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
         根据以往与蒋介石斗争的经验,邓演达和临委的黄琪翔、彭泽民都始终认定,要推翻其反革命统治,除了政治上进行活动外,主要依靠军事斗争,因此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构成对南京政府直接的威胁。邓演达还利用各种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甚至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大将陈诚也被“临委”发展为秘密党员。蒋介石一向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其武装基干,邓演达也提出要“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他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积极发展黄埔军校的进步同学加盟,吸引了蒋介石的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中的许多人。
       蒋介石得知邓演达秘密回国的消息,既大为恐慌,又恨之入骨。蒋介石倒不怕邓演达闹革命,投共产党,他怕的就是邓演达挖他的墙脚,将他的黄埔系军人、学生拉过去,这样他就失去其立身之本了。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让他整日坐卧不安。
     这天,蒋介石又召戴笠前来询问邓演达的活动。
“雨农,我听说择生又组织了什么黄埔革命同学会,可我晓得,他的目的是拉拢我手创的黄埔同学会的同学,与我唱对台戏。”
       “委座,据卑职消息,黄埔革命同学会发展很快,他们吸收和联系的黄埔学生已经有六千人……”
蒋介石大惊:“什么?那就是说,全国黄埔系军人共一万两千名,他邓择生已经掌握一半了?不可能,不可能!”
面对邓演达如此大的动作,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了,一狠狠吐了一口气:“悬赏三十万元,无论如何要捉拿到邓演达,限你一个月时间。不过,行动千万要保密,以免麻烦。”
        上海是邓演达和临委的主要活动地,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接获蒋介石的密令后,不敢怠慢,除派特务侦缉队设法缉拿邓演达外,还发函至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要求“饬捕协缉”。当时的上海存在着“国中之国”的英法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巡捕)。许多进步人士就是利用其特殊地位,在租界从事革命活动,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秘密逮捕,万一被捕,也有一个回旋余地,可以在租界的法庭上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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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租界被捕
         8月17日,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结业式上,正当邓演达言辞激烈地抨击蒋介石政府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探和租界巡捕房的包探们包围了会场。下午4时,国民党警探和租界的包探们冲了进来,狂叫:“共产党在这儿开会,搞暴动,要进行搜捕”,“要搜捕共产党邓演达。”邓挺身而出说:“我就是邓演达,不要连累别人!”那些家伙哪里肯听,将邓演达和在场的其他11人全部带走。当晚,又逮捕了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两名;深夜,黄埔革命同学会20余名负责人亦遭逮捕。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和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邓演达等人被捕后,先被关在静安寺英租界巡捕房的临时囚室。邓演达说:“耶稣十三个门徒中有一个人告密,我们也是有一个人告密。”事后查明,此次出事确系叛徒陈敬斋告密所致。陈敬斋原是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地方组织的成员之一,因贪生怕死,悄悄地向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告了密,然后又假装积极,一再向邓演达要求停课。这天,他仍混在干部训练班听邓演达演讲,见时机差不多了,旋谎称腹痛出去买药,逃之夭夭。解放后,叛徒陈敬斋被人民政府缉拿归案,判处死刑,在北京处决。
       演达道自已的身份已经暴露,因此索性进行分开斗争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中亲笔写下自述,简略叙述了他的革命经历,并表明他“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反对蒋介石 石的军事独载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班、政府及独立的国家”。此件珍贵的自述,目前尚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里。
     18日上午九时,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人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进行审讯,下面是审讯时的一段对话
审判长宋沅问:你赴愚园坊20号做什么?
邓演达答:与朋友们聚会。
问:你们不是正开会吗?
答:在谈话。我对经济学是有相当研究的。昨日在讲中国的经济问题就被捕了。
问:政府方面说你有反动行为,事实怎样?
答:批评现政府则有之。至于积极的反对,目前还没有举动。
问:警备司令部要移提你,有话讲吗?
答:我想,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去批评现政府,是好意的。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大中华民国应显法治精神,贵院有权裁判,何必到什么司令部去。
      询问以后,邓演达仍被寄押在静安寺巡捕房的临时监狱。深夜,一同被捕的罗任一问邓:“如果他们使用软化诱惑呢?”邓演达斩钉截铁地回答道:“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
转押南京
       邓演达此次被捕,完全是出于蒋介石的旨意,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与租界当局约定,要将他押回进行秘密审讯。律师向租界当局抗辩说,邓的问题纯属政治问题,且发生在租界内,不应该向南京方面引渡。但英国领事坚持说,“愚园路是越界筑路,中国政府有权管理在那里发生的事。这一番话,自然都是推托之词。不管邓演达和律师如何抗辩,19日邓演达还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带走,关到上海西门白云观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牢房。21日,邓演达被转移至南京,关押在三元巷军政部军法司内“优待室”。
      人是抓到南京了,蒋介石却顾虑重重、不敢公开审讯,怕黄埔系军人闹事,因此只是不断派人劝说邓演达,千方百计以诱骗方法使他就范。蒋介石开出的条件,只要邓演达公开声明取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肯与他合作,即委任邓为“剿匪”副总司令,但均遭邓的严词拒绝。他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他留下了两句诗:“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从来未舜留。”表达了他乐观进取的人生观。
      蒋介石还亲自找邓演达谈话。谈话时,蒋首先谈了九一八事变的情况,然后问邓演达对日本侵略有什么感想?邓答复说:“要谈感想当然是有的,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斥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这一席话,说得蒋介石哑口无言,更加怀恨在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大肆入侵中国东北,蒋介石政权遭到朝野一致谴责,各地反蒋活动风起云涌,要求释放邓演达的呼声四起。蒋介石既要考虑下野的问题,又面临着释放邓演达的压力。戴季陶献计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又说:“为今自己,对邓演达处置应严,对学生处置则应从宽。”这一席话,使蒋介石暗暗动了杀机。这时候,又发生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保释邓演达的事情,更让蒋介石怒火中烧,他没有想到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威望如此之高,如果自己一旦下野,弄不好,邓演达会成为黄埔系的主帅,出来收拾残局。为了消灭以后东山再起时的一大障碍,下野前夕,蒋介石密令自己的卫士长王世和负责杀害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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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计划的失败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黄埔系的许多军人,都愿意冒险营救邓演达出狱。负责看押白云观监狱的侦缉队中,有一个班长,广东人,有点革命思想,尤其敬重邓的为人。一天夜晚,李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邓先生,南京已经有消息过来,要将你解往南京,此去凶多吉少,从这里到法租界不过两里路距离,不如我们一起逃吧!”他表示,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盗窃钥匙,打开牢门,与邓演达一起逃走。邓也不知道此人的底细,稍加考虑后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婉言谢绝了这一主张。
         两天后,邓演达果然被押解去南京。南京虽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但黄埔系的学生也最多。邓演达关押南京期间,南京教导总队的黄埔生邓克敏,曾自发地组织了武装营救队准备劫狱,不幸被军统特务发觉。事情暴露后,蒋介石极为震怒,下令通缉。在三元巷看管邓演达的士兵中,有一个排是黄埔学生许沅圃的部下,他提出了营救邓演达出狱的具体计划。许说:“那个排里有一个班长,是我的亲信,每星期天夜间值班,可以救邓出狱'但要先筹措5万元,将全班士兵的家属迁到上海安顿,然后才能行动。”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过商议,觉得计划可行。经第三党的暗中活动,花了五万元用作士兵家眷的转移隐蔽,一切办理妥当后,朱蕴山亲赴南京实施营救计划。
朱蕴山住在临河的水西门旅馆,准备接应,一旦邓脱险,便由此乘船逃离南京。可就在这时,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转移到富贵山炮台废址的一处空房子中关押,这一营救计划也失败了。
         11月29日深夜,王世和奉蒋介石之命,谎称要将邓转移至汤山囚禁,他带着一排卫士将邓演达押上汽车,向着汤山方向疾驶。半路上,车子停了下来,邓被带下车,“到了?”邓感觉有些不对头,问了一句。王世和恶狠狠地回答:“到了!”旋即枪声响起,就在黎明前漆黑的深夜里,邓演达的身影显得特别高大,慢慢地倒在麒麟门外沙子岗一处事先挖好的土坑里。这一年,邓演达年仅36岁。1931年7月,邓演达在一首散文诗中写道:“我们都是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荒沙漠漠的长途,而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无疑,这是邓演达光辉一生最真实的自我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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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初,邓演达被杀的消息才有风声走漏出来,宋庆龄得知后,急忙赶赴南京了解事情真相。她向蒋介石质问道:“现在你准备下野了,为什么不将邓同志等立即释放?”蒋内心有鬼,不敢吭声:宋又追问道:“邓同志移到何处去了?我此时必须和他晤面一谈。”蒋知道无法隐瞒,遂说:“现在你不能和他见面,他有许多危害政府的证据,我已经将将他枪决了。”宋庆龄悲愤填膺,当面怒斥了蒋介石,随后回到上海,将此噩耗转告临委。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发表《宣言》,来历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消息很快在临委和黄埔系学生中传开,几乎一夜之间,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里,贴满了“打倒蒋介石”、“为邓演达报仇”的标语。
      全国解放后,邓演达灵柩移葬风景季丽的紫金山麓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陵墓左右并峙,象征廖、邓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忠实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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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演达墓园,设在九个弧形组成的半环状“罗城”中间。墓前有宽阔的甬道,有紫藤覆盖的长廊,有对称的供前来祭扫的人们休息的四出形墓亭。坟墓以花岗石和水泥砌成,呈半球状,周长29米,高约4.5米,墓顶置有花环。墓前立有花岗岩墓碑,碑额上刻云纹,碑前设祭坛,祭坛上置有一个非常精致的花环。以表示人们对先驱者的哀思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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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演达牺牲后,当地群众冒着风险将其遗体掩埋在西村附近。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纪念他的革命功绩,由国务院拨专款修建了烈士墓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还撰写了邓演达烈士的革命简历,镌刻在墓碑的背面。
                                                                                    何香凝书写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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