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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小说家阿累  

2017-02-19 14:22:51|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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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阿累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阿累(1909-1987),原名朱宗仁,又名朱凡榕、朱一苇、朱凡。当代哲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出生于1909年1月,江苏涟水县人。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上海立达学园、同文书院学习过,最后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1931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1932年8月考进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因参加工人罢工被捕判刑,1935年经人保释出狱,到马来西亚,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活动,被官方获悉,迫令出境。解放后,历任湖南革命大学副校长,省文教厅厅长、省委宣传部长、湖南大学校长等职。1987年1月8日,朱宗仁在长沙病逝,享年79岁。
出身和学历
    阿累,原名朱宗仁。1909 年1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王集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朱同寿,光绪丙子科举人,选授靖江县训导。父亲朱际云,清廪贡生,对地方教育事业有很大建树。
     阿累从县立小学毕业后,先后求学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上海立达学院、同文书院,1930年6月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
革命生涯
   1931 年“九一八”后 ,参加反帝大同盟。次年 ,参加“左翼剧联”。8月,受中共派遣考进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一个中午,阿累在内山书店偶然遇见鲁迅先生,这“一面”成了他一生中永恒的瞬间。
     1933年, 阿累因参加和领导卖票工人罢工而被捕,解往南京。1935年,由乡贤郑宾出面,请同乡、国民党要人顾祝同将阿累保释。后来阿累赴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尊孔学校教书 ,又因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出境。1936年8月阿累回到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同欧阳山主编《小说家》,和艾思奇办《大家看》、《少年丛书》,为徐迈进选编国内外短篇小说 20余册。
     1936年10月,文坛巨匠鲁迅逝世,阿累与巴金、靳以、黄源、陈白尘、以群等组成治丧办事处 ,参加筹备葬仪。他以“阿累”笔名, 深情地写下纪念鲁迅的文章《一面》,又翻译了史沫特莱的《鲁迅是一把剑》。
       皖南事变后,阿累到津浦路新四军二师所在地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后调任苏北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江淮日报》主编 ,不久,调任淮海行署秘书长。1943年3月,调任涟水县县长,兼任敌工部长和涟水中学 (当时叫淮海第一中学) 校长。这时,他叫朱一苇。1945年5月,他南渡浙西,任天北专署专员。不久,他又回到苏南。他熟练掌握英语、日语,精通文学、历史、哲学。他是作家、革命家、教育家。不平凡的革命经历,练就了他的诙谐与乐观。
     他的一只眼睛天生有些斜视,结发妻子后来离他而去,他乐呵呵地调侃道:“我看她比我眼力还差,看不出我今后要当官,她能享福。其实像我这样的眼睛,一点儿也不妨碍当官儿。”
       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阿累以病重之躯写下文章《回忆与纪念》。1987年1月8日,他走完 78 岁的人生历程,在长沙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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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作品
      193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阿累于10月写了回忆性的文章《一面》,最初发表于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后被编入苏教版初一下学期、人教版六年级上学期的语文课本第19课中和七年级下学期的语文课本第二课中。
       阿累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1932年8月考进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举国上下,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沉痛的悼念。阿累和鲁迅仅见过“一面”,但鲁迅的外貌和言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能从小见大,表现出鲁迅热爱劳动人民和关怀进步青年的高尚品格,而阿累作为青年一代,期望踏着鲁迅的足印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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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像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像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嘴里“Ha,ha,”着,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 ConductorX 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面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谁?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事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恣情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恣情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这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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