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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韦杰三:现代文学家、革命烈士  

2017-02-11 17:10:46|  分类: 英烈志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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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杰三:现代文学家、革命烈士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韦杰三(1903~1926),号继文,曾用名崎卉、守愚。壮族。广西蒙山人。幼年入私塾读书。1917年秋考入梧州道立师范。1919年春前往广州,考入培英中学半工半读,并任校刊《培英杂志》编辑和校学生自治会干事。1921年转入东南大学附中任学生自治会周刊编辑。1923年夏,因家庭生活困难辍学,回蒙山县立中学任教。1924年秋,考入上海大学英文系,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秋,上海大学被封闭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学习。1926年3月18日,参加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抗议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遭到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屠杀,身中4弹,于3月21日牺牲。时年23岁。
      他是一名清华学子,以一个青年学子的远识与忧患,挺身于民族危难发端之时,不惜为救国而赴汤蹈火;他是一位向“恶社会”挑战的作家,是壮族现代史上第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牺牲的爱国知识分子。
       他是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赞誉的“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他是朱自清教授在《悼韦杰三君》中反复称赞和怀念的“一个可爱的人”,“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
早年生活
        韦杰三,广西蒙山县新圩镇新圩街人,一位热血沸腾的作家,一名大无畏的爱国知识分子。
1903年1月5日,韦杰三出生于桂东小城蒙山县新圩镇新圩街一个贫寒的家庭,1岁多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由祖母抚养长大。他8岁就读于村里的私塾,10岁入读新圩初等小学,12岁升县立高小。他自幼聪明好学,在高小期间就阅读了《少年》《学生》等进步刊物,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毕业后,他到古排国文专馆读了一年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便辍学到古排小学当教员,那年才16岁。
        1919年秋天,韦杰三考入梧州省立师范学校就读,一年后毕业。1920年,他筹借了三十元钱前往广州,先是到慕黎英文专馆就读,半年后又考入广州培英中学。在学校里读书求学的韦杰三,正好处在伟大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和抵制外国列强的爱国运动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高涨的学生运动热潮中,他一边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同时积极从事社会工作,曾经担任校刊《培英杂志》的编辑和学生自治会干事等职。
        1922年夏,他回到家乡蒙山作了为期10天的通俗演讲,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发动家乡的有志青年外出求学。为了实现他在乡间创办“模范学校”的抱负,1923年他转学到东南大学附中,任学校自治会《周刊》主编。因为在《周刊》中评论校政,触犯了学校当局,只读了半年就被迫转学到吴淞中国公学读书。1924年,他因为生活困难而辍学,不得不返回家乡,担任蒙山县立中学英语和音乐教员。期间,他和校长蔡挺生、进步教师黄成业合股开办“源生和”书店,经营一些进步书刊,如《响导》周报、《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还主编县立高小出版的《学生周刊》,传播科学民主新思想。从1915年到1923年4月,他写下了许多表达思想抱负以及向“恶社会”挑战的诗文,共计有儿童文学作品138篇、短篇小说4部、杂文21篇,另外还写有《儿童文学分类法》1部、译作《童话集》21篇、译作《西洋儿童诗集》24首。
       1924年,中国转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5月4日,蒙山县立高等小学为纪念“五四运动”5周年,数百名师生举行集会,韦杰三和黄成业等人带头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活动,他们刊出墙报,走上街头演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反对军阀统治,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抱着读书救国的宏愿,那年秋天他筹措了一笔费用到上海求学,考入进步力量较强的上海大学,在英文文学系学习。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后,上海大学被英国人用武力强行封闭。在那期间,韦杰三与上海大学的同学们奔波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进行讲演,发动群众对死难者进行募捐。在斗争激荡的日子里,韦杰三还通宵疾笔写文章发表在上海的进步报刊上,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表达对工人运动的呐喊和支援。他还创作出许多诗歌,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绪。上海学生会成立时,他积极加入学联组织,与工商界联合会人士一起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形势下,韦杰三并未被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镇压吓倒,他失学退回家乡却并没有滞留下来,而更激发他“读书救国”的强烈心愿。那年秋天,北京的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招收新制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韦杰三毅然赴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献身民族
       韦杰三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一直热心于从事学校和社会的服务工作,对学校里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敢于直言抨击。1926年3月,美、日、英、法等八国以“大沽口事件”为借口,向北洋政府提出 “惩凶”、“赔偿”等无理要求,并发出最后通牒,限令48小时内答复。
          面对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段祺瑞政府屈服于压力,表示要遵守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撤除海口封锁。这激起了京津人民极大的愤怒,反帝情绪非常高涨。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共产党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为人、陈毅等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有2000多人参加,其中有几队工人和农民,一队广东外交代表团,一队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人,还有一队留日归国学生团,其余绝大多数是北京各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清华大学的同学则统一参加了游行抗议。韦杰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手举小红旗,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严正驳复最后通牒”等反帝口号,还边走边散发传单。
        游行示威队伍到达狮子胡同的时候,段祺瑞政府的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6人、伤200多人。韦杰三腹部连中四弹,当即倒在血泊中,被同学们救出送往协和医院。他在昏迷中仍然怒骂“段贼”,念念不忘祖国振兴富强,说:“我心甚安,但中国快强起来啊!”3月21日凌晨,这位爱国志士停止了呼吸,年仅23岁。
        3月22日,清华大学派代表到协和医院起灵,步行护送灵柩回校,他们高举写有“杀尽国贼”等标语的白布旗帜抬棺游行。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在西门列队迎祭,当天举行追悼大会,并写了“碧血溅都门,丹心照清华”的挽联,表达了清华大学师生对他的悼念和爱戴。
        韦杰三的英雄事迹传回家乡,蒙山县城1000多群众集合举行追悼大会,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蔡挺生泪湿悼词,代表家乡人民对他进行深切悼念。
        清华大学为了将韦杰三短暂一生的遗著留传后代,特别编辑出版了《韦杰三文集》;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也将韦杰三编入《壮族现代文学史》,介绍他的生平和主要著作。1957年,清华大学在图书馆的草坪上竖立了一根由北京圆明园旧墓址移来的、已经断折了的白色大理石柱,旁边有一块石板,铭刻着韦杰三的主要事迹。
后世纪念
        后人著传
        清华大学为了将韦杰三烈士短暂一生的遗著留传后代,编辑出版《韦杰三文集》。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将韦杰三编入《壮族现代文学史》,介绍了韦杰三生平及其主要著作。
清华断碑
         在清华大学校园中的“三·一八”烈士墓址的旁边,有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这根断碑,与纪念闻一多的“闻多”亭和纪念朱自清的“自清”亭毗邻而立。
       这根断碑上刻有韦杰三烈士的名字,它是中国青年为中华崛起而斗争的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
韦杰三与“三·一八”诸烈士长眠于圆明园内。1957年,清华大学在图书馆草坪上竖立了一根由北京圆明园旧墓址移来的、断折的白色大理石柱,旁边有一块石板,铭刻着韦杰三的主要事迹。柱上镌刻着烈士临终遗言:“我心甚安,但中国快要强起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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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
 
                    哀韦杰三君
                                                        朱自清
       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这一天我正在家里,听到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一位温雅的少年。我问他“贵姓”的时候,他将他的姓名写在纸上给我看;说是苏甲荣先生介绍他来的。苏先生是我的同学,他的同乡,他说前一晚已来找过我了,我不在家;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我们闲谈了一会,他说怕耽误我的时间,就告辞走了。是的,我们只谈了一会儿,而且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现在已全忘记——但我觉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第二回来访,是在几天之后。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有什么,就走了。从此他就不曾到我这里来。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门口遇见他,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他本是捧了书及墨盒去上课的,这时却站住了向我说:“常想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课太忙了,总想去的。”我说:“你闲时可以到我这里谈谈。”我们就点首作别。三院离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远,有时想起来,几乎和前门一样。所以半年以来,我只在上课前,下课后几分钟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点头走过,不曾说一句话。但我常是这样想: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地说:“他寒假中来和我谈。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但他却不愿平白地受人家的钱;我们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 
  我最后见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门下电车时。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据陈云豹先生的《行述》,韦君很能说话;但这半年来,我们听见的,却只有他的静默而已。他的静默里含有忧郁,悲苦,坚忍,温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长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据陈云豹君在本校追悼会里报告,虽也有一时期,很是躁急,但他终于在离开我们之前,写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所以我现在又想,他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险;第二天早上,听见他死了,叹息而已!但走去看学生会的布告时,知他还在人世,觉得被鼓励似的,忙着将这消息告诉别人。有不信的,我立刻举出学生会布告为证。我二十日进城,到协和医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医院的规则,去迟了一点钟,不得进去。我很怅惘地在门外徘徊了一会,试问门役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一个韦杰三,死了没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来;二十一日早上,便得着他死的信息——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时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里,我二十日若早去一点钟,还可见他一面呢。这真是十分遗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学入城迎灵,我在城里十二点才见报,已赶不及了。下午回来,在校门外看见杠房里的人,知道柩已来了。我到古月堂一问,知道柩安放在旧礼堂里。我去的时候,正在重殓,韦君已穿好了殓衣在照相了。据说还光着身子照了一张相,是照伤口的。我没有看见他的伤口;但是这种情景,不看见也罢了。照相毕,入殓,我走到柩旁:韦君的脸已变了样子,我几乎不认识了!他的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那里还像我初见时的温雅呢?这必是他几日间的痛苦所致的。唉,我们可以想见了!我正在乱想,棺盖已经盖上;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从何处觅你呢? 
  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魂也彷徨着吧!
  1926年4月2日。 
  (原载1926年4月9日《清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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