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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民国女小说家、画家凌叔华  

2017-01-08 14:43:24|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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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小说家、画家凌叔华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凌叔华(1900-1990),女小说家、画家。原名瑞棠 。笔名叔华、素心。广东番禺人。192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并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小说,是五四女作家群的代表之一,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之一  。凌叔华学养丰厚、文才画禀皆长。她的才情及艺术实践,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重要的篇章。凌叔华1929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主编《武汉文艺》。1940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花之寺》、《女人》,散文集《爱庐梦影》等。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等地教中国近、现代文化,后寓居英国 。
志为人杰
        凌叔华出身高门巨族  。其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题名,且排名比康靠前。只是康要变法,而凌福彭始终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任直隶总督,彭做布政使,是袁的副手。袁曾三次派凌福彭去日本考察,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时,天津是袁世凯推行改革的实验区。后来袁世凯发昏当洪宪皇帝,凌福彭也当然地积极抬轿子  。如此显赫的凌福彭自是三妻四妾,儿女成群,而要在一群孩子中脱颖而出,得到父亲垂注,小叔华须格外努力、用心。
       绘画天分让凌淑华出位  。父亲为她延请宫廷名画师,日后凌叔华的画名不亚于文名,陈师曾、齐白石等名画家都指点过她。而她的小说也的确有静态工笔画意  。
       但凌叔华本人绝不似她笔下那些传统女人,静静呆等命运安排;在她温婉的外表下,掩饰着热烈的情绪,纵观她漫长一生,那是相当地努力、用心,要出人头地  。
      当她还是大学女生时,就鼓足勇气给周作人写信,请求当他的学生,学习写作。信写得既谦抑又“大义凛然”,将周作人收不收她做学生一事与女权、中国女子为人类做贡献这等大事体联系起来,周作人岂能不答应?后来凌叔华的处女作就是由周作人介绍给孙伏园发表在《晨报》副刊  。
         1924年泰戈尔来华  ,是中国知识界一场华丽大派对,从梁启超、林长民到逊位皇帝都很兴奋地参与接待、会见、宴请。凌叔华先是代表燕京大学写邀请函、后来更在家中招待泰戈尔 。陈半丁、齐白石、姚芒父等画家借凌府招待泰戈尔,凌府现磨的杏仁茶、订制的精美点心以及会画画的温婉殷勤的凌府小姐都给诗翁留下美好印象  。第二年凌叔华还缝制一顶中国便帽,帽额镶白玉,送给泰戈尔做生日礼物。哄得诗翁高度评价:凌比林(指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
         凌叔华一生努力,但许多事本来开了个好头,却不得善终。与周作人好好地做师生,不料夫君不通国情乱弹“闲话”,被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批得灰头土脸,连累她也难以维持师生交谊。与徐志摩交往大概是最脱俗的了,凌叔华记得诗人那些热情的信、热诚的话:“我想我们的力量虽则有限,在我们告别生命之前,我们总得尽力为这丑化中的世界添一些美,为这贱化的标准、堕落的书卷添一些子价值  。”还有:“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质是善不是恶,是美不是丑,是爱不是恨;这也许是我理想的自骗,但即明知是自骗,这骗也值得,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骗的时候,要不然我喘着气为什么 ?”然而,遗憾的是徐志摩死得太早了。与胡适交情也颇深,写信直呼“适之”,一时送鲜鱼,一时邀赏花,当然也少不了托胡适写条子办这事那事。因“八宝箱”两人之间存了芥蒂,但胡适对凌叔华、陈源一直还是照应、帮助的,凌叔华也依然托胡适的门路办事;但她为了“八宝箱”终难释怀,晚年不顾事实地说了胡适不少坏话,打断了本可以成为佳话的终生友谊。她当画家,在英国、法国都成功地开过画展,但异国他乡懂中国画的人还嫌太少了;她当作家是成功了,但她的雄心更大,企望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失落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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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世界
本文摘自《民国十大奇女子》作者:肖素均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民国书生”陈西滢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这在京城文学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台风登陆。一帮负责担任接待泰戈尔的文化人胫骨商讨后决定,为大诗人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5月6日下午,凌叔华得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这场世纪大聚会,她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所有男人,其中就包括陈西滢,凌叔华日后的丈夫。
陈西滢本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事实上,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他与鲁迅交恶之后,写新文化运动以来的10部著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为郁达夫的《沉沦》,一为鲁迅的《呐喊》。他评时有敬意也有鄙薄:“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和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评时指出“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后又说:“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是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但话锋一转:“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接着便数落鲁迅先生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作为评论家,陈西滢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一杆秤称世人,立论为公。他评论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艺术上的毛病:“太无约束,堆砌词藻。”对徐志摩的译作《涡堤孩》,责其不忠于原著,批评他“跑野马”。
      有人评论说,陈西滢的这种作风,颇有伏尔泰的“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力”之风。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说,父亲告诉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邂逅,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与徐志摩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
      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悲剧收场。因此,《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当时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却又是那么地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看他们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觉原来其实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得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不久后,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
       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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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箱”之秘
     凌叔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
     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
     凌叔华较之冰心,伦理上多些叛逆,而对照林徽因,又未能完全挣脱传统道德羁绊。凌叔华的情感生活最能说明问题,她强烈地追求所爱,并付诸大胆行动,最终却不能义无返顾,造成情感生活缺憾。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温顺随和得多,但又掺入一丝心机,染上一点“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日后的“八宝箱”事件,使得两位才女在这场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两败俱伤。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那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再次保管。
        只是,再次寄存时,箱子里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从那时起便开始认真记日记,把日记本当作爱人的化身,一个人的时候便去亲近、诉说。不过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骂林徽因的最多,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风流浪漫,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
        陆小曼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
“……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徐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而“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
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
       凌叔华在1983年5月7日致陈从周的信中说:
“至于徐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徐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陆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徐志摩英文日记两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徐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陆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她,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凌叔华最后似乎把余下资料交出,已不得而知。“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八宝箱”的至今何处?却众说纷纭。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
       然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否认他母亲存有这些日记;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从未见过这方面的东西。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晚年时几度致信陈从周为自己洗冤辩白。凌叔华声称,她当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却因为“八宝箱”事件交恶,两人从此再不往来。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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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武汉,经历“后方”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所以,刚到武汉时的凌叔华难免增添孤寂之感。她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讲:“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不过凌叔华的创作倒是未曾停顿,她被誉为“新月圣手”即是在到武汉之后的三年之内。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还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与体验为主,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她还没有从情感上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同时,也还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触的东西。
         此后,另外两位女性的到来使她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苏雪林,她们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这二人都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交好友,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自然是极易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的女儿又拜凌叔华为干妈,所以,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双佳楼”。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或面对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于是,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凌叔华的心境与生活状态渐渐有所变化,她走出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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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利安,一段悲伤的恋爱往事
        凌叔华的魅力男人们无发抵挡,对女人似乎也通杀。1967年,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一个以刻薄着称的女人,居然可以这样以情人的口吻称赞另一个女人。
在那个年代,凌、陈是十分难得的自由恋爱结合的伴侣,且志同道合,简直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只可惜没有不灭的神话,他们七年之痒过了,十年之劫却没躲过去。
      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他的母亲凡尼莎·贝尔也是一位知名画家。朱利安是一位有才华又有激情的青年诗人,他1935年应邀来武汉大学任教时,才年仅27岁。
       朱利安与凌叔华在珞珈山相识,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来。不久之后,这个浪漫的外国小子,就狂热地爱上凌叔华。朱利安从离家上学起,就喜欢给母亲写长信,每个星期总有一封两封。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信件很有文学史价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时,一向用的是编号,凌叔华是K,即第十一。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极难。而且,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情事的过程有些曲折,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明显的,那就是“东窗事发”。1937年,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情在武大闹得人人皆知,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和阿姨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死亡造就完美的情人,女人在回忆中慢慢老去,这是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得到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
      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开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通信,经弗吉尼亚的鼓励,不爱透露隐私的凌叔华开始用英文写作,回忆自己童年的生活,写好一部分就寄给弗吉尼亚。通信最终因弗吉尼亚的自杀而终止。
         1944年陈西滢赴英工作,凌叔华跟随前往。到了英国后,凌叔华找回了自己寄给弗吉尼亚的小说,后来以《古韵》的名字在英国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成为畅销书。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多年后,一位旅英女作家虹影根据在英国发表的有关朱利安·贝尔的材料撰写了一本讲述朱利安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后,与凌叔华及其丈夫之间的三角恋爱。该书1999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中文繁体字版,并在瑞典、荷兰、法国译成不同语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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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英伦,家国情深
        1946年冬,陈西滢成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此后凌叔华愈加感到远在海外的孤独,她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1985年9月,吴文藻先生的不幸谢世,凌叔华远在异国他乡亦写信来安慰冰心,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
      “冰心,大作收到,吴文藻治丧委员会来示,十分难过。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三两年,便已隔世,永远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以再找到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好了,你已经够难过,我不应再招惹你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 ……”
      1989年12月,凌叔华终于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医院疗治腰伤。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同年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凌叔华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之后,凌叔华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为幼儿园。此时,那儿的孩子们已列成整齐的队伍,手捧献花欢迎她。凌叔华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 在,她终于如愿。这离别人世前所作的短暂的“观光”,表达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愿。“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与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
写作成就
        凌叔华是“五四”时期众多走出闺门,接收新思想,以新眼光审视周遭世界的女性作家之一。但与冰心居于少时优裕幸福的生活而高扬“爱的哲学”,以及沉迷自我、以“恨的哲学”著称的庐隐不同,她以独具一格细腻别致的笔触,渗入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深处,写出了那些遭逢社会变革中的传统女性的命运起伏。
她的小说善于写高门巨族的女性心理,反应女性的内心思想。代表作有《绣枕》等。
      凌叔华的作品载入了史册“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 ,这是五四一代文人到了三十年代有意识地回望、检点新文学成果,分门别类地将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小说几卷,散文几卷,诗歌,文论,都是由鲁迅、茅盾、郁达夫这样的大家担当选家严格选出来。鲁迅负责编选小说二卷,选入了凌叔华的小说《绣枕》  。
        凌淑华的《绣枕》讲的是,待字闺中的小姐精心刺绣一对靠枕,绣一只小翠鸟就配了三四十种颜色丝线。这对靠枕送给父亲有意高攀的白总长——白家二少爷还没有合适的对象。结果这对靠枕被随意扔在椅子上,一只被白总长的醉酒客人吐上腌臜物,另一只又被打牌的客人踩上许多脏鞋印。小说写得极为简净,单写了小姐绣枕时的专注与后来无意中听到靠枕被污涂时的一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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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淑华(1900-1990),原名凌瑞堂,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她1922年入燕京大学学习,并开始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或许是从小的环境熏陶,凌淑华端庄、娴雅、温和,不同于林徽因的率直任性,抑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是新时代的淑女。凌淑华是值得骄傲的新时女性,文学成就高于林徽因,美学建筑更少有人及。她于192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并于1924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给予女性深深的同情。1929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主编《武汉文艺》,她的代表作《酒后》《花之寺》》《绣枕》等深受欢迎,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凌淑华是“五四”时期众多走出闺门,接受新思想,并以新眼光审视周遭世界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独具一格细腻别致的笔触,渗入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深处。写出那些遭逢社会变革的传统女性的命运起伏。凌淑华笔下的女性们,处于时代变革的夹缝中,虽意识到传统腐朽的生活方式侵蚀和毒害了自己心灵与幸福,却无力改变命运,只能沿着命运的轨迹前进,拼命挣扎亦无济于事。这个时代的知识女性亦陷入自我与焦虑中,但凌淑华的作品显然倾向与客观冷静和“他者”。她站在历史的高处睥睨观察,看清爱情是什么,而不是学大多数女作家将自己置于其中,体会爱情,以己之感,写己之情。虽直观贴切但毕竟少了几分理智。
         当同时代的女作家热衷于塑造反叛传统、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先锋时,凌叔华却像笔触伸向“高门巨族”里的新思潮中彷徨挣扎的女性。她们不随波逐流,在混乱的年代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与独特,用含蓄温婉的文字县内反思女性独特的生命价值和生存价值。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凌淑华的小说........恰好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式家庭中温婉的女性......使我们看到了和冯沅君、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凌淑华作为父亲地四位太太所生的三女儿和大家庭中众多姐妹中的“十姑娘”,凌淑华很早就从母亲和周围女性的经历中体味到了高墙之内新旧女性难言的凄凉和孤独。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凌淑华的丈夫陈西滢在现代文坛上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被称为“民国书生”。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这在京城文学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台风登陆。一帮负责担任接待泰戈尔的文化人商讨后决定,为大诗人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5月6日下午,凌叔华得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这场世纪大聚会,她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所有男人,其中就包括陈西滢,凌叔华日后的丈夫。
  陈西滢本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事实上,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他与鲁迅交恶之后,写新文学运动以来的10部著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为郁达夫的《沉沦》,一为鲁迅的《呐喊》。他评时有敬意也有鄙薄:“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和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评时指出“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后又说:“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是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但话锋一转:“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接着便数落鲁迅先生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作为评论家,陈西滢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一杆秤称世人,立论为公。他评论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艺术上的毛病:“太无约束,堆砌词藻。”对徐志摩的译作《涡堤孩》,责其不忠于原著,批评他“跑野马”。
  有人评论说,陈西滢的这种作风,颇有伏尔泰的“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力”之风。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说,父亲告诉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邂逅,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所以,刚到武汉时的凌叔华难免增添孤寂之感。她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讲:“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不过凌叔华的创作倒是未曾停顿,她被誉为“新月圣手”即是在到武汉之后的三年之内。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还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与体验为主,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她还没有从情感上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同时,也还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触的东西。
         此后,另外两位女性的到来使她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苏雪林,她们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这二人都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交好友,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自然是极易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的女儿又拜凌叔华为干妈,所以,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双佳楼”。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或面对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于是,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凌叔华的心境与生活状态渐渐有所变化,她走出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凌淑华和徐志摩、陆小曼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悲剧收场。因此,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当时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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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却又是那么地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看他们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觉原来其实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得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不久后,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
  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凌叔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
  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
  凌叔华较之冰心,伦理上多些叛逆,而对照林徽因,又未能完全挣脱传统道德羁绊。凌叔华的情感生活最能说明问题,她强烈地追求所爱,并付诸大胆行动,最终却不能义无返顾,造成情感生活缺憾。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温顺随和得多,但又掺入一丝心机,染上一点“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日后的“八宝箱”事件,使得两位才女在这场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两败俱伤。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那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再次保管。
        只是,再次寄存时,箱子里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从那时起便开始认真记日记,把日记本当作爱人的化身,一个人的时候便去亲近、诉说。不过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骂林徽因的最多,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风流浪漫,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
  陆小曼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
  “……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徐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而“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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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
  凌叔华在1983年5月7日致陈从周的信中说:
  “至于徐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徐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陆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徐志摩英文日记两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徐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陆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她,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凌叔华最后似乎把余下资料交出,已不得而知。“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八宝箱”的至今何处?却众说纷纭。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
  然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否认他母亲存有这些日记;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从未见过这方面的东西。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晚年时几度致信陈从周为自己洗冤辩白。凌叔华声称,她当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却因为“八宝箱”事件交恶,两人从此再不往来。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凌叔华的魅力男人们无发抵挡,对女人似乎也通杀。
  在那个年代,凌、陈是十分难得的自由恋爱结合的伴侣,且志同道合,简直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只可惜没有不灭的神话,他们七年之痒过了,十年之劫却没躲过去。
  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他的母亲凡尼莎·贝尔也是一位知名画家。朱利安是一位有才华又有激情的青年诗人,他1935年应邀来武汉大学任教时,才年仅27岁。
  朱利安与凌叔华在珞珈山相识,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来。不久之后,这个浪漫的外国小子,就狂热地爱上凌叔华。朱利安从离家上学起,就喜欢给母亲写长信,每个星期总有一封两封。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信件很有文学史价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时,一向用的是编号,凌叔华是K,即第十一。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极难。而且,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情事的过程有些曲折,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明显的,那就是“东窗事发”。1937年,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情在武大闹得人人皆知,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和阿姨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死亡造就完美的情人,女人在回忆中慢慢老去,这是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得到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
  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开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通信,经弗吉尼亚的鼓励,不爱透露隐私的凌叔华开始用英文写作,回忆自己童年的生活,写好一部分就寄给弗吉尼亚。通信最终因弗吉尼亚的自杀而终止。
民国女小说家、画家凌叔华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1944年陈西滢赴英工作,凌叔华跟随前往。到了英国后,凌叔华找回了自己寄给弗吉尼亚的小说,后来以《古韵》的名字在英国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成为畅销书。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多年后,一位旅英女作家虹影根据在英国发表的有关朱利安·贝尔的材料撰写了一本讲述朱利安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后,与凌叔华及其丈夫之间的三角恋爱。该书1999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中文繁体字版,并在瑞典、荷兰、法国译成不同语言出版。 
       1946年冬,陈西滢成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此后凌叔华愈加感到远在海外的孤独,她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1985年9月,吴文藻先生的不幸谢世,凌叔华远在异国他乡亦写信来安慰冰心,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
  “冰心,大作收到,吴文藻治丧委员会来示,十分难过。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三两年,便已隔世,永远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以再找到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好了,你已经够难过,我不应再招惹你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 ……”
  1989年12月,凌叔华终于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医院疗治腰伤。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同年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凌叔华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之后,凌叔华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为幼儿园。此时,那儿的孩子们已列成整齐的队伍,手捧献花欢迎她。凌叔华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在,她终于如愿。这离别人世前所作的短暂的“观光”,表达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愿。“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与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
     凌淑华的美,尤显雅、静、纯、淡之质。相识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一湖静水、几片白云,或若清风如缕的青菊。
        凌淑华的温婉、淡雅,在处事待人与写文绘画中是一致的。女性特有的宽厚与温润,濡染着其生命的底色;而童心未泯、崇尚自然、书画为伴,陶冶着其内在性情。就其出身与经历而言,她得一生可谓是优越与平静的,但同样有坎坷与伤痛,只是她或以隐忍而待之,或以理性的调节而使之成为宽容的释然,当然,更多的是诉诸于会心的笔墨,转化为气息萦绕的作品。同为知识女性的张秀亚说:“多少年前偶读凌淑华女士的《花之寺》,书中叙写委婉含蓄,如同隔了春草薄雾,看绰约花枝;又像是一株幽兰,淡香氤氲,使人在若醉若醒之间……读者心灵完全沉酣于那新丽的造句里,读罢掩卷,不禁心仪其人。”
     与凌淑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苏雪林一向尖酸刻薄,若想让她赞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子,往往是很难的,可她对凌淑华却是毫不吝啬地赞美道:“淑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是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当然免不了发胖,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女人到了老年,都免不了鸡皮鹤发,肩背佝偻。她只不过比以前较为丰满而已,站着还是挺直的。若穿华美的衣服,看上去只像中年的丽人,谁也不相信她的年龄在花甲以上。淑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上午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凌淑华这样一位温婉的女子,在她的一生中,没有跌宕起伏的经历、也没有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雅致、淡然几乎是她一生的主旋律。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位雅致淡然的女子,演绎了一位才女的美丽与哀愁,为我们留下了隽永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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