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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民国才女苏青  

2017-01-08 13:29:15|  分类: 中国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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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才女苏青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苏青(1914年~1982年) 原名冯和议,字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曾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上世纪40年代,上海日据时期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浙江宁波人。中国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是与张爱玲齐名的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浙江宁波人。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88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外文系,后毕业移居上海。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中篇小说《歧途佳人》,散文集《浣锦集》《饮食男女》等。
1914年苏青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1933年苏青考入民国第一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外文系,但一年后因结婚退学,后移居上海。
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苏青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
      1942年冬天,婚姻生活出现裂痕的苏青,在《古今》杂志发表了一篇笔触尖锐的散文《论离婚》,被时任伪上海市长的陈公博赏识。
     1943年1月10日,苏青出席了在金门饭店举行的“中国文化人协会”准备发起人座谈会。
     1943年3月,《古今》杂志发行周年纪念特大号,苏青用一篇《<古今>的印象》回报陈公博,在文章中,她这样描写陈公博:“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
     1943年4月,她出席了在静安寺金门大酒店8楼举行的欢迎“日本文化使团”茶话会,并且开始在《风雨谈》杂志上连载自己最著名的小说《结婚十年》,受到当时上海普通市民的热烈追捧。后来苏青把它结集出版,人们争相购买,盛况空前,这本书一共印了36版,可谓是创造了当时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比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
        1943年夏天,陈公博邀请苏青做上海市政府专员,但不久,苏便因为不适应官僚机构的工作方式而辞职,陈公博应允,并照样发给她工资;1943年10月,苏青拿着陈公博和杨淑慧的钱,在上海爱多亚路160号106室创设了天地出版社,发行《天地》杂志,她集社长、主编、发行人于一身。
       1944年春,苏青散文集《浣锦集》出版,再次引起热烈追捧,一版再版,印至十几版。张爱玲也为她写序《我看苏青》。
     1945年初,苏青散文集《饮食男女》出版,代序为《苏青张爱玲对谈记》,这时的苏青已经和张爱玲齐名,被视为当时上海文坛最负盛名的女作家。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结束,由于苏青与大汉奸陈公博的密切关系,苏青备受舆论压力,被骂作“文妓”、“性贩子”、“落水作家”、“汉奸文人”等。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侦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了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
    1946年陈公博被捕,被执行枪决。
    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在书中对陈公博的死表示:“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了,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啊。”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后,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这时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她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响甚好。该剧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职员获奖的甚多,可她这个编剧,却因为“历史问题”未能获奖。后来,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三百多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这是她在解放后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其后,厄运突然降临。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不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公安机关在贾家抄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苏青就此被打成胡风分子,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受潘汉年、杨帆案牵连。
       1957年苏青被“宽大释放”,回到剧团无事可做,只能去看剧场大门。1959年芳华剧团迁去福建,苏青不愿跟去,遂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做配角唱戏,同时还要负责字幕,工作相当辛苦。其时,她也配合形势写过《雷锋》、《王杰》等剧目,但毫无影响。
      1966年文革爆发,苏青被抄家批斗,同时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无着。后来,总算被黄浦区文化馆收留,1975年退休,每月领退休工资43.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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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青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在市区瑞金路,环境简陋,要与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且经常受邻居欺负。无奈之下,便与郊区一户人家调换了住房,以求安宁。
       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晚年的苏青身患多种疾病,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苏青去世。终年69岁。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结婚十年》,但家中没有这本书。
苏青死后两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张爱玲的被“发现”,苏青也被挖掘出来,《结婚十年》等旧作大量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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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结婚十年》
《续结婚十年》
《歧途佳人》
散文集
《浣锦集》
《涛》
《饮食男女》
《逝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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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苏青与陈公博
       苏青曾为文赞陈公博的鼻子,很为时人所诟病,盖鼻子在国人的知识中,不仅仅是隆准,龙门高峻,还与男性的生殖器有关,赞鼻子换句话说,也意味着赞一个男人的性以及性能力。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苏青或许并不懂这个,于是一句真心的赞美,就被人笑话了。抗战结束后,小报小书(那种所谓内幕)都曾把苏青与陈公博联系起来,苏青也没有站出来澄清,后来,她出版《续结婚十年》,对与陈公博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似乎也不见什么暧昧,不过是要她做秘书,给她官做,再是给她钱,于是办了《天地》杂志。书中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谢上校走后,报纸上刊出了陈公博被枪毙的消息,她说:报纸上第一项触目的消息,便是金总理死了,她觉得这是历史的悲哀。
      《续结婚十年》写作和出版都在抗战后,不过她还是写出了自己与金总理的交往,也为他的死而伤心,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仅止于此呢?小报小书上的记载是否空穴来风,出于想象呢?
        本来,这种床笫之间私人的事,外人难窥底里的,除非有西方那种伏于床下的弄臣出来讲讲听感罢。然而,苏青的事,自己不说,却有人替他说了出来。这个人也是她的入幕之宾,也就是《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蔡登山先生已经考证出,谢上校其人,就是后来的作家姜贵。他在五十年代香港的《上海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我与苏青》,把苏青的事说了很多,几乎揭了苏青床上的被子。
       回忆录的真实性可能小于日记,但高于小说形式的《续结婚十年》是毫无疑问的。且姜贵这篇回忆还是刊于大陆“解放”后的香港(按:姜贵此文写于台南),可以不担心苏青看到。姜贵说:“自由世界与竹幕大陆已经是两个天地,这些旧事,由于地理关系,已与对方痛痒无关。”所以,这里的记载,应该比较的可信并接近于事实。
姜贵在《我与苏青》中谈到苏青与陈公博,必是来自苏青之口,且看他怎么说——
        苏青的离婚,“原是陈公博怂恿促成的。”陈公博为什么要拆散人家一对夫妻呢?自然本身两人之间已经存在矛盾,这是不必说的,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他们自己方便。
       苏青追随陈公博,最先的名义是“随从秘书”,“有善意的第三者警告她谨防莫国康的毒手,她才改变主意。”莫国康作陈公博的“随从秘书”在前,为什么苏青来做要谨防毒手呢?当然不是工作上的竞争,而是夺宠与妒忌,这样就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的关系,其实就是陈公博与莫国康的关系。
       苏青后来就市府专员之职,“陈公博送给她的是一本复兴银行的支票簿,每张都已签字盖章,只等她填上数字,便可以支现。”“陈公博接见她,常在国际饭店某楼的一个房间。”抄到这里,基本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这样看来,苏青称赞陈公博的鼻子倒是出自内心的由衷之言,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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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青:繁华过后,一身憔悴

       蔡澜曾经感慨:今后数千年,有人提到查先生(金庸)生平,也许顺道记录了有这么几个朋友,这已是我们一生的成就了。
      天才就是有这个魅力,好比天上的一轮明月,能够让身边的朋友自比为月亮周围的星星。
现在的人提到张爱玲生平时,也会顺道记住她周边的几个人:会说俏皮话的姑姑张茂渊,为她做插画的炎樱,以及她唯一甘心相提并论的朋友苏青。
        苏青这个名字,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已经较为陌生了。 
可在苏青的全盛时代,张爱玲和她的关系,并不是“月亮和星星”,而是上海文坛上最耀眼的双子星座。当时人们称她们为“苏张”,可见苏青的影响力并不在张爱玲之下。
      很多人知道苏青,是通过张爱玲的一句话,她曾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胡兰成也曾说,苏青为人作文,是世俗的,百无禁忌的。
苏青这个人,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她的百无禁忌。
        她有一张利嘴,评价起人来毫不留情。比如她说冰心:“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
         还有同时代的女作家潘柳黛,生得稍微丰满了点,苏青就当着朋友的面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这样的俏语谑娇音,听众自然百般称奇,但听在被笑谑的对象耳朵里,只怕不那么入耳。她爱挑剔人的相貌,可能是对自己的容貌相当有信心,胡兰成说她长得“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眉修眼,有一种男孩的俊俏”。张爱玲也赞她“眉眼紧凑明倩”。在网上见过她的照片,的确挺俊俏的。
苏青写文章,也常常有惊人之语。这不是她故作惊人,而是她太实诚了,有什么写什么,一点也不遮掩。
她在《谈女人》一文中断言:“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
又说:“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
      在《我的女友们》里,她感叹说:“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
      她觉得女性的理想生活应该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来则归母亲抚养,而由国家津贴费用。
她有一篇谈婚姻的文章,里面写道:婚姻原是完成性关系之美满的,若一味只作限制及束缚用,以为它便是爱情的金箍圈,自然要发生种种流弊了。
       我敢说,这样的想法不少女人心里都暗暗萌生过,可只有苏青敢说出来,而且说得这样直白。她对自己的欲望毫不掩饰,甚至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古训,改成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如此妙语,也算是醒世恒言了。
       这里只撷取了苏青文中的只言片语,但她爽利明快的文风可见一斑。和张爱玲一样,苏青下笔,总不离“男女”二字,和冰心白薇的确不是一个路数。张爱玲成名之初,还未谈过恋爱,写两性关系通透入微全凭自己的冷眼观察。苏青不同,她的《结婚十年》写的就是自身经历,那个时候,她已经离了婚,对爱情的甜蜜和婚姻的不堪都有过切身体会,下笔又平实又真切,一段段话都是在心窝子里掏出来的,现在读起来也会引人共鸣。
       在苏青还没有成为上海滩上著名女作家之前,人生轨迹和当时大多数女子基本一致。1914年,她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裕的家庭,本名张和仪。父亲曾经在哥伦比亚留过学,虽受洋风薰染,骨子里还是大少爷的作派,在苏青的回忆里,父亲虽然不曾纳妾,但在外面玩啦、嫖啦、同居啦,层出不穷,母亲气灰了心,索性不去管他,继续在家做贤妻良母。
      苏青从小就是在新式学校读书的,念书时就很出风头,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被同学们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她的理想原本是想做外交官,毕业时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的外文系,整个温州六县,就她一个人考上了。可只念了一年大学,她就退学结婚了。
       早在初中毕业时,苏青和同学一起出演《孔雀东南飞》,富家公子李钦后在其中也扮演一个小角色。李钦后的父亲正好来看演出,一眼相中了苏青,没过多久就向苏青母亲提亲。李钦后长相英俊,恋爱时表现也不错,苏青开始对他还是有好感的,两人还没结婚,她就有了身孕,就是因为这才无奈退学的。
        新婚的甜蜜随着苏青的再三产女而一去不复返,她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可恶的婆婆教唆她说,当初自己也是连生了几个女儿,直到把最小的女儿给捂死了才生了个儿子。苏青闻言深恶痛绝,婆媳关系降到冰点后,她随丈夫去了上海。
       上海的日子也不好过,李钦后频频出轨,更苦恼的是,他们没钱,总是为经济上的问题吵闹。一次,苏青向李钦后要钱买米,争执了几句,他居然扬手打了她一巴掌,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
       就是这一巴掌,打出了一个女作家。所谓不平则鸣,苏青积蓄了一肚子的委屈,以自身经历写了篇《产女》,寄给了当时很有名的杂志《论语》。在文中,她吐槽说:“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这篇真挚的文章打动了编辑,登上了《论语》。苏青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此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
        由此可见,女人要婚姻自主,非得经济独立不可,如果苏青像她母亲一样只能依靠男人为生,那出走之后,还得灰溜溜地回来。
      结婚十年之后,苏青终于离婚。这场婚姻虽以失败告终,留给她的副产品却不少。除了四个孩子外,还有《结婚十年》这本书,这是从她不幸婚姻中分泌出的一颗珍珠。
       离婚后的苏青,完全可以看成四十年代失婚妇女的典范。长期压抑在胸中的浊气终于吐尽,她一飞冲天,迅速成为上海文坛炙手可热的女作家,和张爱玲并称为“孤岛时期荒芜文坛上并列的奇葩”。
        在她的全盛时代,写作的《结婚十年》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书之一,在1948年之前,一共再版了36次;
    她创办《天地》杂志,作者队伍中名流荟萃,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都是《天地》上常见的名字;
      她和张爱玲一起接受记者访问,推出《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编者称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风头一时无俩。
        很多人评价苏青说,她爱热闹,不甘寂寞,喜欢结交朋友组织聚会。她的文章也是如此,写什么都写得热热闹闹,下笔如话家常,一点都不做作。育儿、搬家、烫发、拣奶妈、吵架、送礼、打牌、出轨这些她都细细写来,衣食住行,家长里短,难免琐碎,胜在有股令人亲切的烟火气息。难怪当时的女性读者那么喜欢她,把她当情感专家,纷纷给她写信求指点迷津。
         苏青从受人嫌弃的小媳妇,摇身一变成为了都市独立女性的代言人。她曾感叹说:“连墙上的一颗钉子,都是我用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不免令人想起亦舒笔下的现代都会女性,常常也做这样的感叹,听似感伤,实际上透着股隐隐的骄傲。
       就连一贯孤傲的张爱玲,也和她做起了朋友。民国文坛多的是送你一坛老陈醋这类型的双姝争艳,像张爱玲和苏青这么惺惺相惜的倒是少见,两人经常互相捧场。苏青说过:“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又夸张爱玲是“仙才”。张爱玲也投桃报李,写下了《我看苏青》一文,谁也想不到的是,苏青的名字居然是赖此文得以传世。
        张爱玲欣赏苏青世俗、物质的一面,在文中说“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她更喜欢苏青热闹明朗的性格,说她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火,听得见哔哔剥剥的爆炸。
      说起来,张爱玲和苏青性格虽然迥异,其实不乏相通之处。她们都出语尖酸,直言不讳,她们都热爱物质生活,她们都坦承自己爱钱,甚至有点锱铢必较,她们的写作都和政治无关,却无端卷入了政治生活之中,她们的名字都和汉奸纠缠在了一起。
        和苏青纠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陈公博。苏青的前半生,可以说成败毁誉,都系于陈公博一身。
       陈公博于她有知遇之恩,她在《古今》上发表《论离婚》一文,引起时任汪伪政府上海市长的陈公博注意。当时苏青正是潦倒之际,时刻为生计发愁,陈公博安排她做自己的专员,她欣然前往,却不知,从此后就刻上了为汉奸政府做事的红字,再也抹不掉了。
       苏青那时已与李钦后分居,苦于没钱租房子,借住在朋友家里。陈公博得知后,偷偷找人给她送了十万块钱,还是匿名的,让她用来租房子买家具。这简直就是天下掉下个贵人来,陈公博之于苏青,有点类似于宋思明之于海藻,不同的是,宋思明爱的是海藻的年轻美貌,那时候苏青已是四子之母,陈公博欣赏她,更多的可能是爱惜她的才华。
        苏青也不是海藻,安于被包养的命运,她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她想创办杂志,取名为《天地》。陈公博很支持她,给了她五万块钱,做为办杂志的基金。有了如此强大后盾,加上苏青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天地》一炮而红,创刊号甚至脱销。
        对于这位恩人,苏青是很感激的,所以曾在《古今》上撰文吹捧陈公博,文中特别提到赞扬了陈公博的鼻子,引起了时人诟病。据说,鼻子在国人的知识中,不仅仅是所谓“隆准”,还是男性性能力的隐形象征。以此类推,夸一个人鼻子长得好,基本上就等于夸奖性能力了(国人的联想力也太丰富了吧)。
          关于这一段故事,相关记载大多含糊不清,仅仅止于苏青曾为陈公博做事这一点。其实这两人的关系类似于张爱玲和胡兰成,只是止于暧昧,还没闹到离婚再娶那一步。陈公博当时有老婆,估计是拿苏青当个红颜知己。苏青呢,对陈公博有一定感情,所以在他死后还表现得挺伤感,但要说感情有多深却未必。
      苏青在男女关系方面,其实挺风流放涎的。她和张爱玲一样,很早就看透了男人是靠不住的,不过,张爱玲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苏青则索性放弃了对忠贞和天长地久的期待,专注于享受男女情事带来的迷醉与甜蜜。
        她后来写的《续结婚十年》中,对这段生活多有描写。用的当然都是化名,如果对那段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可以看出各类名流一一披着马甲出场,和女主人公的关系都非同一般。这其中,当然有陈公博(化名金总理)。我也是看张爱玲写的《小团圆》,才知道胡兰成居然和苏青也有过一段,想想苏青也真是大度,后来还是她主动把胡兰成引荐给张爱玲的。
      基于自身经历,苏青在文章中也喜欢谈情说性,她谈起性来十分坦荡,比方她认为婚姻虽然无趣,对于女人也有个好处,就是睡在同一张床上,总会生出些事来。这可以看出她对性的态度,在她的笔下,女人对于性的态度不再是抗拒,反而有了几分迎合和渴望。张爱玲也写性,但九莉们对性事的感觉大多只是疼痛和尴尬。
      张爱玲说,苏青是乱世中的盛世人。在她人生最好的年华里,整个中国都处于烽火之中,孤岛上海仍然歌舞升平,成就了她的一段传奇。
        当销烟散尽,一个新的时代冉冉崛起,再也容不下属于旧日的传奇。
      如同一颗划过天空的流星,苏青迅速地陨落了,和她上升的速度一样快。她没有离开上海,一来是为了孩子,二来是她缺少张爱玲那样的洞察力。
      以此为分界线,作家苏青其实已经被抛弃在时代的轨迹之外,留下的是一个叫张和仪的普通妇人。她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写惯了饮食男女、家长里短的一枝笔,没办法去写为工农兵服务的题材。她是描述生活的作家,当生活都已枯竭,她再也无法写出任何作品。
         她也曾经试图融入过新生活,为此还穿上了人民装。她参加过“妇女生产促进会”,为《上海日报》写了三十二篇稿子,结果没有得到一分钱稿费,反而被训斥为思想不积极。为了生计,她去越剧团写剧本,演出后大受欢迎,剧本却没获奖,理由是她有“历史问题”。她还曾因为写给贾植芳的一封信,稀里糊涂被打成了胡风分子,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文革中,她家被抄,人被斗。
      她也辩解过,说自己在沦落期间卖文只是不得已,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因为怕进宪兵队受苦刑。她还是太天真了,这样的辩解除了再次让她沦为笑柄之外,并无实际用处。她以前说过的刻薄话,她的百无禁忌,她得意时的忘形,让大多数人对她并无好感,讨厌她的人,骂她是文妓、汉奸。
         比嘲笑更可怕的是遗忘。时代彻底遗忘了她,越来越少的人记得,她曾经是旧上海风靡一时的女作家。
苏青暮年,穷愁潦倒,和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她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不甘寂寞的她,终于还是寂寞了,她想要一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可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人,早早都散尽了。她曾经想用自身的热力去捂暖这个世界,到最后,连自己也捂不暖。红泥小火炉中红焰焰的火已经燃尽,剩下的只是灰烬。
       1982年12月7日,疾病缠身的苏青在病榻上吐血而亡,终年69岁。病危时,她很想再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当时这本书已查禁,女婿多方搜寻不得,最后只好出高价复印一本给她。
       时光倒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一个冬天,苏青在大雪中坐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书掉下来了,《结婚十年》龙凤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那样好看。
       所谓繁华,对于漫长人生来说,原来只是一梦而已。新书《你和那些好时光,总有一天会相遇》 让内心时刻有焦灼感,永远紧绷的人,理清自己,放下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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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张爱玲虚无,苏青实在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漏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此,张爱玲是须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
         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彰,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定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用。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佯的。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为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位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未节。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其实,再想一想,这城市第一批穿女式人民装的妇女,都是从旗袍装的历史走过来,苏青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不能接受的原因只在于,苏青留给我们文字,使她幡然眼前,而其余的人,都悄然淹于历史的背后。所以我们就把苏青的形象规定了,是旧时的装束。再说,她又没有给我们新的文字,好让我们去揣度新的形象。说起来也是,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下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用,还须格外地将这日用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别的地方的历史部是循序渐进的,上海城市的历史却好嫁三级跳那么过来的,所以必须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实处,才不至恍惚若梦。要说苏青聪敏胜人一筹的,就在这地方,她脑子清楚,不做梦。苏青的文章里,那些识破骗局的人生道理,总是叫人叹服。尤其是关于男人女人的,真是撕破了温柔的面纱,一步步进逼,叫人无从辩解。
         苏青不免得罪了两下里,男人和女人都要把她当敌人,但毕竟太过激烈,也流露出些言不由衷的意思。好像故意要把温情藏起来,好使自己不软弱。并且,一点松懈不得,稍不留意就会被打了伏击。这就是独立女性的处境,以攻为守的姿态。内心里其实还是希望有男人保护的,她与张爱玲对谈时,不是提出过标准丈夫的五条要则吗?尤其是第五条,“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是希望丈夫如兄长的。只是知道现实不可能,也知道即便可能却是要付代价的,便采取放弃。她既不要了,就有了权力批评。她比那些编织美梦迷惑自己的人要硬朗、尖锐,却也少一些诗意。她是看得穿的,张爱玲也看得穿,张爱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阔”,茫然之中却冉冉而起一些诗意,是人的无措无奈因而便无可无为的悲和喜,是低伏了人仰视天地的伟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极而喜的意思。苏青的看穿却有些看回来的意思。晓得做人是没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晓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周转,晓得左右他人没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都是认清现实,也都是妥协,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肯,不肯也不是强命的不肯,而是直面的,在没意义中找意义。但她不像冰心,在人世间能找到许多爱的。她的处境比冰心严酷得多,倒不是说处境不好,而是上海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裸露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爱”也不是没有,而是显得不实惠。所以,苏青是不能靠“爱”来安慰,而是需要更实在的东西。因此,她也是不会如丁玲那样,跑到延安找希望。连延安的希望于她都是渺茫的,她就是实到这样的地步,只承认她生活的局部给予她的感受,稍远一些,不是伸手可及的,便不被纳入她的现实。像她这样一个很少浪漫气的人会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市民读者成全了她。
         说苏青目光短浅不错,她到底还是诚恳的,忠实于一个井底之蛙的见识。那些锋芒只能气人,还伤不到人。她对人世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恩,大悲大喜。只不过是一些负气和兴致,这特别适合用于上海这个地方,用来对付眼前的人和事,最有效果,它占不了多少精神空间,是日常起居的形态。也别小看了它,它不过是从小处着眼,却是能做出大事业的。上海这地方的高楼和马路,哪一桩是精神变物质地变出来的?全是一砖一石垒起来的。你一进这城市,就好橡入了轨,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只能随着它运行。理想和沉沦都是谈不上的。有这两样的早晚都要走,张爱玲走了,萧红也走了。萧红的悲和喜都显得大重了,在这里有些用不上,那是用于呼兰河的大开圃的。男性还好些,可到民族危机,政治风云中去开辟精神的天地,建设起他门的大恨和大爱,又是在那样的年头,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女性却是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凭的是感性的触角。说是自私也可以,总之是重视个人的经验超过理性的思索。上海这地方又是特别能提供私人经验的,不是人生要义的性质,是一些是非短长,决不是浪漫的萧红所要的,却是正中苏青的胃口。
         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人们只看见上海女市民的摩登,因这摩登是欧美风的,尤以巴黎为推崇,于是便以为上海女市民高贵优雅。却不知道她们的泼辣。张爱玲的小说里写了这泼辣,可小说是小说,总是隔一层。要看苏青的文章,这泼辣才是可信的。那能言善辩,是能占男人上风的。什么样的事她不懂?能瞒过她的眼睛?她厉害,刻薄,却也不讨人厌,这便是骨子里的世故了,是明事理的表现,也是经事多的表现。面上放开着手脚,无所不往的样子,心里却计算着分寸,小不忍却不乱大谋。是悉心做人的意思,晓得这世界表面上没规矩,暗底下却是有着钢筋铁骨的大原则,让你几分是客气,得陇望蜀却不可。所以她不是革命者,没有颠覆的野心,是以生计为重的,是识相和知趣,上海女市民个个都懂的,在她们的泼辣里藏着的是乖。这乖不是靠识书断字受教育,是靠女性的本能,还有聪敏和小心。
         假如能够听见苏青说话,便会在上海的摩登里,发现有宁波味,这是上海摩登的底色。于是,那摩登就不由自主地带了几分乡下人的执拗,甚至偏狭。这摩登看久了,能看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你看那些旧照片上,南京路上如林的招牌店号,密密匝匝,你争我抢的样子,天空都挤窄了。底下的人群也是一窝蜂地上,橱窗里有什么,身上就有什么。都说上海热闹,这热闹也叫起哄,众人抬柴火焰高的。看那霓虹灯的颜色,其实是一股子乡气。没有些耿劲,是挤不进摩登的行列。看野史里面说,当年的江青午夜从片厂一出来,遇到劫路的,抢她的钱袋,她死拽往不放,让打得得鼻青脸肿,硬是没让得手。女朋友说何必呢,她回答道,上海这地方,没有钱一步也不行,我说的就是这股子劲。当然,苏青是要从容些的,因为她比较伶俐。光靠她留下的文字,很难为她画个像,但大约她是那种“鉴貌辨色”的人,挺有人缘的,连孤僻的张爱玲,都与她做朋友。在上海,没有朋友也是一步不行的,苏青的任性是表面,属于滋力部分的,心里却很机敏,准备着应变。想当年,她是何其活跃的一个,这活跃里使着心力,好在她精力旺盛,这也是乡下人的脾气,不偷懒,不娇惯。上海,可不是大小姐的世界,它讲的也是男女平等,是对女性收回权力,也收回责任,不是像延安那样,对女性讲照顾。
        苏青的小说《蛾》,是有些“莎菲女士”的意思,虽是浅显简单,热烈和勇敢却相似的。后来,丁玲去了延安。丁玲是要比苏青“乌托邦”的,她把个性的要求放大和升华了,苏青却不,她反是要把个性的要求现实比。她过后再没写过这样的“五四”式激情的小说。《结婚十年》几乎是纪实性的小说,一点没有夸张的,如实记叙。理想和牺牲都是言过其实,虚张声势,其实又何必呢?飞蛾扑火是太艺术化了,而苏青即使在文章里,也不讲艺术的。这是她好的一面,就是真实。苏青写文章,凭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见解。她的见解不是有个性,而是有脾气。这脾气很爽快,不扭捏,不呷咳,还能自嘲,单刀直人的,很有风格。而像个性,却不是讲风格的,而是讲立场,这个,苏青没有。《蛾》里面的那一点,大约也是从俗了,不过,她的文字功夫还是好的,最大的优点是明白,描人画物,生动活泼,说起理来也逻辑清楚,推理直接,带着些诡辩,你很难辩过她,每一次笔战,都以她的一篇最后收尾。这是有些宁波风的,俗话不是说“宁与苏州人吵架,不和宁波人说话”?上海这地方,要的就是凶,是随大流里凶过一点头,就是超凡出众。
          要找苏青,其实不难找,那马路上走着的一群一伙的女子,都是苏青,苏青不过是比她们凶一点的。当然,苏青还会写文章。悬铃木的叶子换了多少代了,叶子下的苏青也是换了装的。这城市能撑持到现在,那灯说亮就亮人是漫漫的一街,都是靠苏青的精神挺过来的。这马路上赶超先进的摩登,十年走完百年的路,也是靠苏青那心劲挺过来的。再要看那报端报尾的文章,苏青和她的论敌又回来了,不过是零碎了一些,散了的神来不及聚起似的。找一个苏青,来的却是一大批,偃旗息鼓数十载,此时又凶起来了。都在说上海的繁华旧梦,梦里的人知道是谁吗、说是苏青你们又不信,她是太不够佳人倩影了。要说上海旧梦的芯子是实实的一团,也怕你们不信。事情一要成梦,不由就变得轻盈起来,苏青却没有回味的余地。宁可是张爱玲,也不能是苏青。因为张爱玲虚无,而苏青则实实在在。想明白了,才觉得苏青是可以穿那女式人民装的,金性尧老先生不是说“当时倾国倾城的妇女都是清一色的,要知道在五十年代这便是风靡一时的女式‘时装’了”?苏青为什么不穿?这就是苏青利落的地方,要是换了张爱玲,麻烦就大了。其实,旗袍装和人民装究竟有什么区别?底下里,芯子里的还不是一样的衣食饱暖。雪里蘸还是切细的,梗归梗,叶归叶;小火炖着米粥,炼丹似的从朝到夕,米粒儿形散神不散;新下来的春笋是用油酱盐炯的,下饭甚是可口。这平常心虽是没有哲学作背景的,却是靠生活经验打底,也算得上是千锤百炼。张爱玲也是能领略生活细节的,可那是当作救命稻草的,好把她从虚空中领出来。留住。苏青却没有那么巨大的虚空感,至多是失望罢了,她的失望都是有具体的人和事,有咎可查,不像张爱玲茫茫然一片,无处抓挠的。苏青便可将这些生活细节作舟筏,载她渡过苦海,在这城市最暗淡的时日里,那紧掩着的三层阁搂窗户里,还飘出一丝小壶咖啡的香气,就是苏青的那舟筏。这城市的心气高,就高在这里,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抓得住的决不放过,有一点是一点。说是挣扎也可以,却不是抵死的,是量力而行,当然,也有亢进和颓唐的,但我讲的是中流砥柱。那最大群最大伙的,却都是务实不务虚,苏青是其中的一个,算得上精英的。在那个飘摇的孤岛上海,她只有将人生看作一件实事,是必要的任务,既然不可逃避,就要负起责来。还有以后的许多飘摇不定,都是凭这个过来的、谈对上帝负责,也不谈对民众负责,只说对自己,倒是更为切实可行,在这个城市里做市民,是要有些烈士的心劲,不是说胸襟远大,而是说决心坚定,否则就顶不住变故的考验。苏青是坚持到底了。作为一个作家,她是从文坛上退场,默默无闻,连个谢幕仪式都没有。可作为一名市民,她却不失其职,没有中途退却。她的被埋没,其实也在意料之中,时代演变,旧的下场,新的上场。传奇的上海,又将这替换上演得更为剧烈,当年的声色,有多少偃旗息鼓,烟消云灭。一个苏青,又有什么?她不早就说过,在人家的时代里,只能是寄人篱下?我想,苏青即便是穿人民装,那人民装也是剪裁可体,并且熨烫平整,底下是好料子的西裤。等那毛料裤磨损得厉害了,苏青便也上了年纪,到底好将就些。不是大彻大悟,而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没办法,牢骚是要发几句的,苦经也须叹叹,然而,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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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青(1914—1982)生于浙江鄞县,名和仪,抗战胜利后笔名改用冯允庄。其父冯松雨,庚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学成回国后在上海某银行任经理,但不幸英年早逝。苏青高中是在浙江省立四中读的。她爱好文艺,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又会吹箫,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她爱国也不落人后,“九·一八”事变,她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发传单。淞沪战后,国事蜩螗,便埋首读书。苏青就读的女子师范改为中山公学(初中)时,男女同校。同窗李钦后长相英俊,外语好,家境富裕。一次他们同台演出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滋生了爱情。李家来说亲,时值苏青的父亲已过世,家境拮据,便同意订婚。1933年苏青蟾宫折桂,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是温州地区所辖6县中唯一的一个。李钦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苏青不愿,但在母亲的苦劝之下,于 1934年成亲。
        婚礼是隆重的,中西合璧。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有精彩的描述。但花好月不圆,蜜月不蜜。苏青是带着李家的“喜”被迎娶的,但她发现丈夫并不怎么体贴她,倒对表嫂瑞仙含情脉脉。苏青怏怏不乐,婚后便返中大上学。可“喜” 在一天天变大。校纪难容,苏青不得已退学,在家待产。李家一心以为苏青能生一脉延续家族香火,孰料产下的是个女儿!李家上下脸色哗变。丈夫的不忠,公婆的不屑,小姑的龌龊,苏青算是初尝了人情冷暖。她曾到一小学任教,与她搭档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便有人饶舌。人言可畏。她干了三个月便辞职,回家做少奶奶了。
        1935年秋,苏青、李钦后筑巢上海,她从幽居的深闺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李钦后还在读书,苏青一人在家,实在无聊透顶。无聊到模拟独幕剧中的人物自己和自己对话,打发寂寞。那时钱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丈夫认为既已结婚,就无脸向家中伸手。总是寅吃卯粮,往往为钱斗嘴。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李钦后竟然掴了她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她五内俱焚。就为这一耳光,为争取在家庭中的地位,她要找工作,挣钱。每天《新闻报》一到,苏青专看招聘广告,然后写信自我推荐。一份份求职信,像一只只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信。日坐愁城。她想学外语会话,好谋职,钱哪来?想想每天为小菜钱向丈夫要还要费口水,再向丈夫要学费她更觉自讨无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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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上海滩杂志业非常繁荣:《论语》、《人世间》、《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等。尤以《论语》影响最大。苏青忽然想到,何不向杂志投稿,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加之,苏青刚生了个女儿,正受丈夫、公婆的白眼,怨郁在胸,她需要宣泄。于是她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编辑陶亢德慧眼识金,欣赏这篇来稿有股英锐气,且切中时弊。该文开首写道:
        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反之……
         陶亢德将篇名易为《生男与育女》,刊在1935年6月16日的《论语》上。首发即中,苏青十分兴奋,还得了5元钱稿费。她自信大增,“女人也能用自己的智慧赚钱”,而且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接着,她又在《论语》上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剖析自己婚前婚后的心态变化,发出了“女子是不够朋友的”的感叹:“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 友谊’就进了坟墓。”她的观点,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苏青从《论语》起步,迈上了文坛。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报应,苏青后来一拖拉子连生了4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一连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横眉冷对,苏青唯有忍气吞声。产女的大潮,冲击着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坝。后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因事到上海,暂住哥哥家。李钦后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苏青寂寞时找李钦若说话,久而久之,叔嫂两人的关系有点暧昧起来。偏逢李钦后不择手段把邻居、作家徐的太太赵琏花弄到手,证据确凿。苏青忍无可忍,提出离婚,维持10年的婚姻,一朝便烟消云散了。事实证明,李钦后不是良民。解放后,他在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3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便坚持不再婚,恪尽为人母的责任。
        在婚姻上,苏青是个失败者;然而,在事业上她是一个胜利者,她以十年的痛苦婚姻为代价,写出了《结婚十年》,一举成名。
         陶亢德是她在文学道路上的恩人。苏青与大汉奸周佛海及陈公博的相识也是陶亢德介绍的。说苏青走红是《古今》捧的,不无道理。她在《古今》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时为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该刊创办者朱朴,是汪伪交通部次长。朱朴点拨苏青写文章奉承一下陈公博。苏青可能考虑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了陈公博一番。忠奸不辨,实在令人心痛(也许她已有所察觉,在后来出版的 4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投桃报李,陈公博给苏青介绍工作:或者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任市政府专员。大概苏青怕陈公博有所图,选做专员,混入官场。尽管她只干了3个月,但代价是惨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汉奸嫌疑”,这页历史是抹不去的。此时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给她一张10万元支票,苏青曾犹豫,猜想是陈送的,但信封上无写信人的地址。恰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5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生活有所改善后的苏青,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她审时度势,决定办刊物。刊名定为《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意思。这油然令人联想到是延续《古今》的余绪,一指时间,一指空间,故有人认为这是“天造地设,妙古绝今,可谓巧合之至。”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下,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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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坛的名流拉来写稿,作者队伍阵容显赫: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
        苏青不仅有温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她单枪匹马经营的《天地》,创刊号竟一炮走红,脱销后立即加印。她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总之花样不断翻新。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得了个“犹太作家”的诨号。苏青寸土不让,写文反驳,斥责他多管闲事,并反唇相讥:“ 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以周耳聋为题讽刺挖苦,笔墨官司俗到与骂街无二了。苏青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张爱玲说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受人惠,必还人情。在《天地》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发表的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张爱玲沉默。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 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 ”“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
        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四十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
        无论事实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其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她只能毁誉由人。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文学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民国才女苏青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1954年5月,由苏青任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但她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倒霉的是,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讵料,1955年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案所牵。情况太复杂,非局外人能说清楚。但后来经深入调查,苏青与胡风根本无关联。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1966年的“文革”,苏青家被抄,人被斗。令她愤怒的是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更困难。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灾多难的苏青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迟来的公正,苏青去世已两年了。
        苏青病危时,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苏青做梦也没想到,她死后不几年,社会日渐祥和、开放。苏青复苏了。她的《结婚十年》、《浣锦集》等陆续再版,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上海滩的苏青!
        不知这些能否告慰苏青那颗多灾多难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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