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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  

2017-01-05 11:25:47|  分类: 民国政界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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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1862年1月2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国民党政府官员。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
       自幼到上海读书,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881年归国。曾任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为中国主权、外交权益及推进民主共和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孙中山政见分歧后,政治消沉,后任中山县县长。上海沦陷后,与各方暧昧不明,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盛传日敌拟利用绍仪等组织华中伪政府,蒋介石下令戴笠派特务赵理君于1938年9月30日将其刺杀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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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经历
         唐绍仪1862年1月2日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留美回国
     1881年,被召回国,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次年,唐绍仪以德国人穆麟德的随员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1884年遭遇甲申政变,唐临危不惧,持枪坚守穆麟德宅,给也在朝鲜的袁世凯深刻印象,并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1885年,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
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在任上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当时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建立友谊。
1895年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
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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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排右二正襟危坐者为袁世凯,前排右四是清朝同袁驻朝鲜的唐绍仪.
斐然成就
       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1906年4月,中英签订《续订印藏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绍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即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之后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1908年10月,唐绍仪从上海经日本到美国,后从美国到欧洲。第二年7月回到北京,此行他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虽获美国总统接见,但未取得进展。
        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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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同盟
      1911年武昌起义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于1911年底,开始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举行议和谈判,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后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以及孙中山的辞职和由袁世凯继任的各项问题。他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第一任内阁总理。经孙中山同意,他加入了同盟会。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1912年3月25日到南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但是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竟以辞职相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1912年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组建内阁
       第一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立后的第一个内阁,也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期的第一个内阁。
        第二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民国11年(1922年)8月5日,结束于同年9月19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并没有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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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元年孙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摄影——前排左四黄兴、左五唐绍仪、左七孙中山
南下革命
       1916年5月,段祺瑞组阁,以他为外交总长。9月17日抵达北京就任,9月25日遭到督军团的通电反对,于是于9月29日辞职。同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9月17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的大元帅,并任命他为的财政部长,但他始终未就任。
      1918年5月,军政府改为总裁制,唐绍仪被国会推为七总裁之一。
      1919年初,南北和谈,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5月4日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爱国热情,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次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仍以唐绍仪为财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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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大总统(前座中)、唐绍仪总理(前左二)与总统府秘书处同仁合影.
担任县长
        1929年,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
       1931年3月16日,唐兼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他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5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后任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五常委之一。
惨遭错杀
        1932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山县县长。日本侵占上海、南京后,策动其出任伪政权首脑,未成事实。
       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1936年,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起家寓居上海,未再参与政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未转移后方,滞留上海。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国民政府特务刺杀身亡。后来的台湾地区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而留在大陆的军统骨干沈醉认为,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实属“误杀”。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抗战初期,唐绍仪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人密谈谋和条件。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40号)。
       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1938年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出山。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
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1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保镖者)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某日下午送来。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保镖人员,以保护唐之安全。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坐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后,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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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绍仪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兴,戴上老花眼镜,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爱不释手。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唐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立时毙命。赵理君杀死唐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
        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一时大哗。有人怀疑唐为日本人所刺,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为掩人耳目,1938年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据称唐被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于次日凌晨3:50气绝。唐遇刺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唐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蒋介石下令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唐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以平息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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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轶事典故
        签字捐赠共乐园
        唐绍仪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1915年他从北京退出高层政坛时,回乡建造了一所“共乐园”,此非私人据有,他恐日后子孙侵占此园,还履行了赠送仪式,写出字据,自己签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据上签字:“共乐园”为乡亲共有。
       入园门口有巨石为屏,上有集句联: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此联乃名家题写,至今存留。
当了总理再当县长
        1929年,唐绍仪回到故乡,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他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年3月,唐绍仪自告奋勇地竞选成了中山县长。他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公开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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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故居
    唐绍仪故居位于唐家古镇山房路99号。由并连成一整楼的前后两座组成,后座为唐绍仪祖父于清朝所建,前
 座为唐绍仪于1929年所扩建。唐绍仪在此出生和生活过。唐绍仪故居是两间两层并连成一座的楼房,阔12.3米,深11.6米,右间建于清代,为唐绍仪祖父所建,左间扩建于1929年,为唐绍仪本人所建。1980年被公布为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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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绍仪自少年赴美留学归来后,曾于1910年、1914年、1921年、1929至1934年4次回故乡居住过,并修建“小玲珑山馆”“私家园林”和“望慈山房”别墅。在1932年任中山模范县县长期间,将“小玲珑山馆”改为“共乐园”公开赠给唐家乡。“望慈山房”别墅曾是唐绍仪任中山模范县县长时的办公室,1989年3月3日,唐绍仪的遗孀吴维翘率子唐楗、女唐宝瑢和唐宝珊回故乡时,将“望慈山房”捐献给唐家镇人民政府作老人活动中心。 1987年和1994年,珠海市人民政府分别将唐家共乐园和唐绍仪故居(包括“望慈山房”)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出资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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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時任清廷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与其张氏夫人的合影
亲属成员
       唐绍仪先后娶妻妾4人、生育了6子13女,其中不乏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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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11月24日,唐绍仪与家人在上海的合影。
唐绍仪娶妻张氏(?-1979)
长女    唐宝珠(?-1979,夫诸昌年)
次女    唐宝璋(夫张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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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    唐榴(1899-1979),字念慈,族名宗辰,唐家人,唐绍仪长子。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留学美国。历任中国驻美国使馆随员,驻英国使馆秘书,北京政府司法部秘书,外交部秘书。民国15年(1926)12月,唐榴被派遣署驻南洋荷属巴东领事。民国16年(1927)10月,任驻荷属泗水领事。同年12月,任驻日本长崎领事。民国17年(1928)9月,任驻英属新加坡总领事。民国19年(1930)10月,回国民政府外交部,任驻沪办事处处长。民国21年(1932)任外交部专员,旋返粤供职于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办理澳门出入口签证事务。民国22年(1933)9月,调驻印度加尔各答代理领事,民国24年(1935)1月归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广东家乡。期间,一度出任驻澳门专员。民国34年(1945)抗战胜利后协助恢复岐澳交通,致力恢复农业生产以改善民生。民国36年(1947)1月,奉派任驻美国檀香山总领事,1979年7月31日逝世。
次子    唐栋(早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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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娶妾某氏:
三女、四女(均早夭)
五女   唐宝玥(又名唐梅,夫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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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维钧与妻子唐宝玥~唐绍仪之女二人合影
唐绍仪娶妾郑氏(朝鲜人)
六女   唐宝琄(夫梁宝畅)
七女 (早夭)
八女   唐宝玫(1902-1941,夫甘鉴先,后岑德广)
三子   唐柱(1912-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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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绍仪、吴维翘结婚照
唐绍仪最后娶妻吴维翘:
九女   唐宝琏(1914-1925)
十女   唐宝玧(1915-1923)
十一女 唐宝瑢(1916-?,夫诸昌龄,后佘守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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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   唐梁(1916-1969)
十二女 唐宝珅(1920-1978,夫李成义)
五子   唐栎(早夭)
十三女  唐宝珊(1930-2013,夫曹培庆)
六子   唐楗(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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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总理唐绍仪为何惨遭错杀:唐绍仪遇刺真相
  导读: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在事实上承认“错杀”,所以事发之后,军统即于10月1日建议“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唐绍仪与日伪往来,但终究没有扮演傀儡角色,还表示“作傀儡则万难办到”的决心,可称“ 晚节未失”。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在民国初一二十年间,唐绍仪可说是声名显赫,在政坛上极为风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职,唐绍仪出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为南方首席代表,举重若轻,唇枪舌剑,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与外交才干。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唐绍仪开始从政治上淡出。蒋介石上台后,他也只以党国元老自居,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拒不到任。平日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对政治似乎是不闻不问。
  1932年,南京政府批准广东中山县为模范县,任命唐绍仪为中山县长。中山虽是县制,但因是中山先生的故乡,名门大族集中,且行政上自治,地位特殊,经费充裕,也并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唐绍仪本是中山人,不嫌官小,欣然前往担任县长。不料好景不长,唐绍仪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连个小小的县长都做不稳,后来矛盾激化,被排挤出广东这块地盘。他原本志不在此,从中山县长任上退下来后,干脆来沪做寓公。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这个人就是指唐绍仪。
  经过如此漫长的政治生涯,卸下公职的唐绍仪,优哉游哉之中,不免有一种寂寞之感。他住进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偌大的楼房和草坪,只有几个仆人与他住在一起。不久,“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大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海军陆战队的刺刀闪烁着逼人寒光,一卡车一卡车地开来驶去。但唐绍仪所在的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洋溢着迷人的异国情调,只是大批的难民涌进,给这畸形的繁华景象笼罩了一层阴影。
  唐绍仪的别墅附近,法租界警方采取了特别保卫措施,派出不少安南巡捕往来巡逻,并在门口设岗,不准闲人随便进出。既然如此,他也就乐得逍遥自在,深居简出,暂且做做海上寓公,待机再起。每天早上,先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养元气。平素在家中,则以欣赏古玩自娱,尤对瓷器有特殊兴趣,可谓行家里手,面对历朝珍品,每每摩挲把玩,爱不释手。不想以后的杀身之祸,竟也与此直接有关。
  脚踏两头船惹祸上身
  唐绍仪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租界寓公。日本侵略军当局在占据上海后,便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秘密制定所谓“南唐北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在华的日军大小特务,纷纷奉命出动,从各方面加紧策划,很快,唐绍仪与日本特务秘密接洽的流言就传开了。
  事出有因。9月下旬,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土肥原来上海,想与唐绍仪秘密接洽合作计划,劝其出山做总统。那天,土肥原由唐的 “乘龙快婿”、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陪同,坐车前往福开森路唐宅。岑由日本贵族学校出身,此时早已在上海落水,因精通日文,故由他兼任翻译。据史料记载,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和结果,迄今不得而知。
  土肥原对唐绍仪有兴趣,并非他仅是一个值得抬出的大人物,而是认为他有一定的亲日思想和泛亚主义情绪。两人也不是初交,早在抗战前就有交往。对于外间纷纷扬扬的传言,唐绍仪也只以外交辞令推托道:“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自然不敢懈怠,对唐绍仪的一举一动,监视严密。军统头子戴笠,正因近期的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力,受到上峰批评,正惴惴不安之间,见到手下送来的唐有落水可能的情报,喜出望外,以为有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一面立即把情报转呈蒋介石过目,一面又命令手下加紧监视,哪怕鸡毛蒜皮之事也须一并报来,不得延误。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十分不悦,但又有所忌讳。唐绍仪虽已退出政坛,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果真落水,岂不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名声?但仓促下杀手,又查无实据。遂先礼后兵,通过各种关系,对唐进行笼络,馈赠津贴,委以官职。孔祥熙就对他说,“少老(唐绍仪字少川)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昌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他,劝他赴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话是如此说,却一直迟迟未见动静。不久,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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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花瓶里的小钢斧
  法租界唐寓,宅前巡捕警戒森严,家中保镖仆人众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暗杀之地。戴笠从8月间布置下手,到9月30日唐绍仪被刺身亡,先后设计过几个方案,但均因种种原因作罢。后来他们探知,唐绍仪平时喜欢收藏古玩,对历代瓷器珍品最是喜欢,一直不惜高价搜求。这正是天赐良机。
  几天之后,军统安排的内线谢志磐带着身着便装的军统人员,冒充古董商人,驾车直开唐宅。谢是唐绍仪一个故友的弟子,常去唐绍仪处走动,这次也被军统设计收买。他们一行来到宅前,安南门卫搜身甚严,但除了几件古玩外,并无破绽。管家把他们一行人领到会客室坐定后,唐绍仪缓缓从楼上下来,谢志磐赶忙趋前,脸上堆出笑容:“老爷,法租界难民中不少人带有值钱的古董,愿廉价出让。”又指着这几位“古董商人”说:“他们知道老爷喜欢,特选几样送来。恭请老爷过目。”说完,递过几个装有古玩的锦绣盒子。
  唐绍仪手拿放大镜,对几件古玩一一仔细观看,连声赞道:“好东西!好东西!你们开个价吧。”谢志磐随便报了价,买卖就算成交了,几位神秘的古董商人扬长而去。原来,这只是军统行动人员的一次演习,以确保今后下手万无一失。他们以后又来了几次,几次下来,他们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总是亲自接待来访的古董商,对特别珍贵的货,还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这正是下手之机。
  一个周密的暗杀方案定下了。9月30日上午,秋风细雨,沉沉阴霾。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大门口,从车上走下谢志磐与另外三个人,安南门卫见是熟客,拉开铁门放行。谢身穿蓝色西装,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扮作古董商,着淡灰色哔叽长衫,两人并肩而行,后随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一色伙计装束,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确有好货: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据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佩之剑,另有古玩数件。尚有锋利的小钢斧一把,就藏在那只南宋大花瓶内。
  一行四人来到客厅,管家早已上楼禀报唐绍仪,说谢大少爷又带人来出售古董,请老爷下楼过目,不多时,唐绍仪下楼与来人略事寒暄。宾主坐定后,赵理君先抽出那把宝剑,走到唐绍仪面前,口称:“此剑系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请唐总理过目。”唐绍仪接过宝剑,略一把玩,眉头微皱,摆出一副鉴赏行家的口气说:“恐非真物也。明朝军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剑,时戚将军与倭寇锋镝对峙的,也是有名的日本倭刀。”两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这时,唐绍仪为缓和一下气氛,对站在一边的佣人说:“给客人点烟。”但房间内找不到火柴,佣人即出外去取,赵理君见时机已到,用眼色示意李阿大下手。
  当唐绍仪转身低头凝视其他古玩时,李迅速从南宋花瓶内取出小钢斧,绕到唐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不及哼声,便颓然倒下,当时脑浆飞溅,鲜血喷涌。赵理君见大功告成,让众人赶快出门上车,临到房门口时谢志磐与赵理君口中振振有词,连称:“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带上房门出来,四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显得异常恭敬,门外的保镖、仆人见这般光景,也无疑心。他们紧一步慢一步地出得门来,坐上那辆一直没有熄火的蓝色轿车,风驰电掣般驶去。几个仆人隐约记得车牌是6312号。
戴笠杀人灭口
  法租界巡捕房接得唐绍仪被刺报告后,迅即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奔赴现场,另派装甲车一辆镇守要道路口。同时,用电话通知各处巡捕房,注意缉捕6312号蓝色轿车。中午时分,一辆装甲车在麦琪路(今乌鲁木齐中路)姚主教路口,找到了空无一人的蓝色轿车。经查,该车车号为6312,系某出租汽车公司所有,于数天前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凶手显然有备而来,这条线索就此断了。另一路巡捕根据唐家人提供的谢志磐家地址,直扑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75号搜捕,但早已是人去楼空了。
  唐绍仪被刺后伤势极重,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到达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又输血2000cc,仍不见效,神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天下午4时,唐绍仪终告不治。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登出消息:“唐绍仪被刺殒命”。在法租界捕房验尸后,尸体由唐氏亲戚子女具结领去,后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设礼堂祭奠,身后事倒不算寂寞。
  再说几个刺客辗转逃脱后,径直投到重庆戴笠门下邀功请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那个被收买的谢志磐不够老练,事后一直惊惶如丧家之犬,又因与唐绍仪有特殊关系,逃到重庆后便有点精神失常,时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也无法安排他工作,让他在一家旅馆暂且住下。不久,据说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入一家医院诊治,关在一间特别监护病房中,但毛病反而越来越重。他偷偷地在身边裤袋里装了一支手枪,说是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只手总是插在裤袋里。一天,重庆侦缉所的几个特务前往这家医院公干,发现谢的病房紧关着门,便从门上气窗探看,谢一惊之下,拔枪便射,这几个一齐还击,当场打死了谢志磐。事后有人说,这是戴笠的杀人灭口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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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任民国总理惨遭错杀
  清末民初政坛上曾有一位涂抹着历史过渡时期浓厚色彩的著名人物,那就是晚清尚书、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他宦海浮沉五十年,经历过若干重大政治风暴和漩涡,终而死于非命,成为一位引人争论的历史人物。
  唐绍仪虽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一个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亲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员。唐氏本人则在二十三岁时就以清朝第三批留学生资格出洋。经过七年苦读,接受了西方教育后便奉命归国任职,不久即被派往朝鲜,开始了在朝鲜的十六年外交生涯。他在这段漫长的宦途中不仅历练了政务才智,还结识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
  他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清末任津海道、邮传部尚书;民国建立后唐被优选为首任总理,成为显赫一时、享誉中外的政坛人物。抗战发生后,他由香港还居上海,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作“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要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唐绍仪出任伪职之说通过各种渠道在流传散播。
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
  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还有所顾忌,不敢公然与日伪勾结,若唐绍仪出主南北统一的伪政府,可能会拉走一些党国显要而使其大扫面子,这对蒋介石的地位显然构成威胁,加以传说蒋与唐曾有宿怨,因此决心演出杀鸡儆猴的把戏来威慑异己,而责成军统执行。
  1938年9月30日晨9时许,经过军统方面的精心策划安排,一辆黑色小轿车载着三个不速之客停在福开森路上一座漂亮的花园楼房前,两个商人打扮的人各携小木箱,另一人原系唐府旧随从人员谢志磐。正因为谢是经常来往的旧人,所以应门者毫不犹豫地将来客让入客厅,并从楼上请下主人后即退出。时间仅仅只有十几分钟,客人就携箱辞出登车疾驰而去。正当门卫有所疑惑时,客厅中已传出主人被害的呼叫声。原来唐绍仪已被谢志磐等三人奉军统之命所砍杀,横尸厅堂。次日,这一惊人消息不仅遍及沪滨,而且各报又竞相刊发具体情况,成为社会各界议论不休的话题。
  刺唐杀手无疑是军统所派,据台湾出版之《中外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作汉奸,故予处决。”此为“必杀论”。
  1987、1989年曾在珠海召开过两次唐绍仪研讨会,唐绍仪之死成为会议的热点,沈醉先生也与会并发表了意见。他原是个中人,应该深知其事,并能作出准确解释和判断的。他认同刺唐是军统的奉命行事,但却称这是“误杀”。我不能苟同“必杀”与“误杀”的说法而在会上提出了“错杀论”。所谓“ 必杀”者是罪有应得之杀;“误杀”则是二人同行,应被杀者未中而不应被杀者却被杀,方能称为“误杀”,以示被误杀者为无辜。军统刺唐则是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由专人执行专案,断然“处决”未构成犯罪事实的“罪犯”,岂非“错杀”!
  当时国民党政府也已在事实上承认“错杀”,所以事发之后,军统即于10月1日建议“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10月5日,由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拨发治丧费5000元,宣付国史馆立传以掩饰其“错杀”之误。唐绍仪与日伪有所往来,态度不够明朗,确实未能善保晚节;但终究没有扮演傀儡角色,而且还表示过“如要我和子玉(吴佩孚)出作傀儡则万难办到”的决心,则仍可称“ 晚节未失”。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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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贯通吃的唐绍仪为何最终惨死:聪明反被聪明误
       到了民国,袁世凯当大总统,唐绍仪当国务院总理,几十年的老哥们却自此开始闹别扭,后世的主流史家,多将两人的矛盾解读为人治与法治、独裁与民主的政见之争,其实,唐在骨子里是很有点魏延式风格的,脑后有反骨。
       “唐僧”当然不吃素,这是全大清国的领导干部们都知道的。如果谁居然不知道,那就说明他的政治基本功太不扎实。
       “唐僧”大名唐绍仪,大清国正部级领导干部,后来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时人多在日记、书信中用隐语“三藏”称谓之。
       唐绍仪和唐僧一般生得十分端正,而且据说身高在1.80米,以此伟仪出任中国外交部长乃至总理,当然很能为国争光。
         “三藏”不吃素,而是杂食、通吃。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他熟悉美国式的政治“西餐”,民主、文明不离口,令美国人爱煞乐煞,《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大报,也时不时刊发有关他的报道。“西餐”之外,唐绍仪照样对中国特色的权力烹饪颇为拿手,烹煮煎炒,左右逢源。
        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从来就不缺风派人物,但风派人物真做到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则唐绍仪绝对可算是凤毛麟角。
“唐僧”下课
          1909年对于“唐僧”来说,有点流年不利,风向不好判断。
开年的时候,他正好在美国忙着外交大事,一是为东北的开发开放争取美国援助,二是响应德国皇帝的号召,争取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这两件都是全球瞩目的大事,因此,当唐绍仪在1908年的秋天率团到达美国后,美国报纸就一直在紧密追踪,《纽约时报》甚至专门刊发了两个整版的长篇报道,配发了唐绍仪的大幅照片。
“唐僧”到了西天,虽然宾至如归,但却只拿到了无字的经书:现实的美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选择了与日本妥协,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换取日本对这一地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承诺(参阅本专栏上期《难产的美国梦》)。
       当唐绍仪在华盛顿的新年钟声中郁闷彷徨时,国内传来惊人消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旗手袁世凯,离奇而突然地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线(参阅本专栏2月16日《袁世凯冬眠》)。
         一周之后(1月8日),北京命令召回唐绍仪。次日,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s Times)等在内的美国各大报,同时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且明确指出,唐被召回,是受到了袁世凯事件的牵连。同一天的《基督教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则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将唐绍仪的照片与摄政王载沣的照片并列,并在导读中用显著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袁派人物中,唐绍仪第一个随袁下课。随后,民政部侍郎赵秉钧、邮传部尚书陈璧、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纷纷跟进,或因健康问题退居二线,或因腐败而被“双开”,或因“工作需要”被明升暗降(参阅本专栏8月17日《腐败的跳蚤》、9月28日《“蒙”“瞎”官府》等)。
大洗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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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儿袁世凯
          唐绍仪和袁世凯能成为铁哥们儿,是一段洋溢着古典英雄主义的佳话。
唐是广东人,其父唐巨川是茶叶商,专做外贸,十分平凡,但他却有一个相当不凡的族叔——唐廷枢。唐廷枢是大清国首批外资企业“首代”、著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 之后成为李鸿章大搞经济改革的得力干将,主持或参与了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等,在官场与商场、内企与外企、民企与国企之间,游刃有余,大小通吃。
          托福于改革开放,大清国在内忧外患中放下身段、与时俱进,扩大执政基础,唐家这样的“新兴阶层”,便被迅速地纳入大清国组织人事部门的培养考察对象。唐绍仪12岁那年(1874年),被选为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在那里生活了足足7年。从日后唐绍仪的表现来看,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风格。难能可贵的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唐绍仪不仅没有成为内白外黄、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香蕉”式人物,相反却融汇中西,以其深厚的跨文化修养为基础,以美式作秀为独门武器,迅速在厚黑的大清官场中脱颖而出。
         1881年,年仅19岁的唐绍仪回到了祖国,作为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被派到朝鲜,担任朝鲜海关帮办、德国人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f)的秘书(作为宗主国,当时中国直接掌管朝鲜的外交、海关等事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日角逐让朝鲜为唐绍仪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22岁的唐绍仪因此与26岁的袁世凯相识。当时,朝鲜亲华高官被亲日派打伤,避居海关公署,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亲自扛枪,守卫在门口,勃勃英姿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两人结为知交,小袁从此十分关注小唐在政治上的进步,积极提携,一帮一,一对红。更具古典传奇色彩的是,10年后,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抗日最力的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搬到英国军舰上。
          正是托庇于袁世凯的大力提携,加上本身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唐绍仪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中国首任驻朝鲜总领事,时年33岁;随后又随改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到家乡广东任职;当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他协助袁处理最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务,为袁平安度过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之祸立下汗马功劳。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国家重臣之一,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执掌了大清国最著名的“肥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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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能容
       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中央决定派唐绍仪率团前往印度,主持对英谈判。自此,42岁的唐绍仪开始“单飞”,当然按照官场潜规则,他依然是袁派人马。谈判十分成功,唐绍仪的外交才干受到朝野更大关注,得到了迅速提拔,继而在外交、国税、交通等方面同时执掌重任。
         唐的工作作风是相当美国式的,雷厉风行,不大给人留余地、留情面,由此也树敌不少。同时,他在个人操守上并不十分严谨。《申报》就曾报道说,唐绍仪在担任副部长时,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请求老哥们袁世凯帮忙,把他调回广东去督办粤汉铁路,但被中央拒绝。《申报》评价其“实不外拜金主义也”。
根据翰林院侍读马吉樟的弹劾,唐在担任邮传部副部长时,“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虽然史料中并没有证据对此证实或证伪,但从唐在1910年出任邮传部第一把手时的表现来看,弹劾内容当不是道听途说。
          根据《民立报》(参阅本专栏9月7日《瞎眼的叹息》)报道,唐绍仪出任部长后,“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唯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记载干脆说“唐本骄奢淫佚,无利不为”。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有点狂傲、而又不很自律的唐绍仪,其同僚关系及“群众关系”并不很好,因此《民立报》说,“唐之为人,京官排挤者甚多”,但因为唐个人的工作能力及袁世凯的照应,官位一直坐得稳如磐石。
          擅长公款吃喝的唐绍仪,在政治上的胃口也不错,来者不拒。到了民国,袁世凯当大总统,唐绍仪当国务院总理,几十年的老哥们却自此开始闹别扭,后世的主流史家,多将两人的矛盾解读为人治与法治、独裁与民主的政见之争,其实,唐在骨子里是很有点魏延式风格的,脑后有反骨。与他十分熟悉的叶恭绰,在晚年回忆道: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祺瑞)退位,又劝孙(中山)退位,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
一贯通吃的唐绍仪在日本大举侵华时,不顾各界的劝说,继续留在上海,与日方颇多可疑来往,最终被重庆下令“定点清除”。军统特工冒充古董商混入其家,用利斧将其劈死,从容撤退,唐可算是清末民初名人中死得最惨的一人。
         江湖有江湖的道道,政治有政治的规矩,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唐的悲剧,在于太缺乏政治信用,随风摇曳,虽然讨巧,却也招嫌,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晚清乃至民国的不端年代,“不择手段”日益成为主旋律,不仅难以觅得值得爱戴、珍惜的同志加兄弟,而且也难以找到值得尊重、致敬的敌人(参阅本专栏8月31日《不端的年代》)。“潜规则”乃至“无规则”成为真正的规则,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则怕耍赖的,刘邦类型的无原则的“痞子”才能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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