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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代巨奸殷汝耕  

2017-01-03 14:05:49|  分类: 民族败类、叛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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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巨奸殷汝耕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殷汝耕(1883—1947),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抗战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日本扶植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7年12月1日被处决。
        殷汝耕早年留学日本,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毕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李根源等在日本为党人设志成学校,由殷汝骊主持,殷汝耕任翻译。殷汝骊厌恶汝耕,曾对陈铭枢说:“此弟品质极坏,只要有利可图,他就能卖友,甚至会出卖民族。”因之关系疏远,并禁止眷属往来(时汝耕已娶日女为妻)。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回国后,在北京政府中任职,研究中日问题。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新政学系首领之一的黄郛。民国15年(1926)参加北伐,受挫后又赴日。民国16年“宁汉合流”中,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蒋介石辞去国民革命军司令职务,东渡日本,汝耕以中华留日学生会会长身份致词欢迎,深受蒋的青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日外交特派员。1927年,殷汝耕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的名义,代替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密谈。民国17年1月回国,先后任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交通部航政司司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民国21年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在各派军阀中进行投机,生活挥霍无度。日本当局早认定此人可刍以重利,一向深加笼络。是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闸北苦战月余的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殷汝耕遂乘机接管闸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表蒋介石同日本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国民党驻守长城沿线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派殷汝耕等代表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从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而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1933年11月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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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的扩张,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攫取了河北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接着,积极策动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对中国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续“香河事件”后,又唆使在冀东的得力看家犬——殷汝耕,制造“冀东事件”。早在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就批准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州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陶尚铭不归附日本,为日方所排斥而辞职,1935年殷汝耕则由日本侵略者推荐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大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决定“从此,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之和平”。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18县以及昌平、宝坻、香河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城、龙门,均属“委员会”管辖,这样使冀东22个县沦为日本控制区。12月,伪保安队又占领塘沽并强行将塘沽、大沽划入辖区。殷伪冀东政权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了重大损失。
      1936年8月,殷汝耕拨款5万余元,在通州公园建造大规模的“亲善公寓”,专供日本侵略者住宿。打着“自
治”旗号的殷伪冀东政权,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傀儡政权,它的出笼,使得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于是,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十分愤慨,一致声讨殷汝耕的叛乱行经,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数次与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该政权,但未得结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殷汝耕因通州事件去职。1943年2月,任汪伪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后任汪伪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工程局长。在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之时,驻通州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于同年7月28日反正,将驻通州城内的日本侵略军一个中队及特务机关人员等400多人全部歼灭,并活捉汉奸殷汝耕,收复通州,史称“通州事件”。可惜,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军劫走。之后,他失去利用价值,逐渐被日本冷落。
        “通州事件”中殷汝耕虽保住了性命,但日子并不好过。细木繁的妻子为了替丈夫报仇,向日军指控“殷与起义军串通”,她说:“如果不是串通,为何殷汝耕没被杀死?”日军中也有人主张立即杀掉殷汝耕。最后,以“对事件阻止不力”为由,由日本宪兵队将他关进看守所。
        但日本军政头目对于奴颜媚骨的殷汝耕,还是持保护态度,终于宣布“无罪释放”。他感激涕零,表示忠心为日本主子效劳。汪伪政权成立后,他又应汪精卫之邀赴南京,先后担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伪“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
         日寇投降后,殷汝耕于当年12月5日被收押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1946年6月26日被空运至南京,入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自知必死,在狱中手抄《金刚经》留给亲属。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公审有2000余人到庭旁听。殷汝耕深知自己罪恶深重,但又存侥幸心理。他挖空心思,罗列了条条“协助抗战”的功绩,写出数万言《自白书》,竭力美化自己,为所犯罪行辩解。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殷汝耕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均被驳回。同年12月1日决定由高等法院检查处对殷执行枪决,执行庭设在南京可容万人的朝天宫大殿,这天殿内殿外挤满观看的市民。
        随后,殷汝耕被押上囚车驶向老虎桥监狱,在法警监押下走向刑场。此刻,他忽而口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忽而大声叫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一代巨奸殷汝耕就这样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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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奸殷汝耕被行刑.

                     妖娆女锄奸殷汝耕
         1933年2月,日军兵分3路,向热河进犯。得手后,又兵指长城沿线的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古老关隘。
“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指导下的“抵抗”,结果只能是失败。
  1933年5月24日,日军先后占领了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22个县,冀东沦陷,日军威逼平津。
  国民政府还是妥协投降老一套。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军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达成了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中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就这样,冀东地区成了非军事区,中国的军队不能进驻。
  1935年11月25日,河北省蓟密区、滦榆区专员殷汝耕在日军的支持下,通电全国,在通州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委员长”,辖冀东22个县。
殷汝耕,字亦农,1889年生于浙江平阳。17岁赴日本日语预备学校学习,后考入第一高等预科、鹿儿岛第七高等工科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追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殷汝耕再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习,并兼任孙中山所办中华政治学校翻译。
  1916年,殷汝耕离日回国,任北洋政府秘书,后转任南方军政府驻日特派员。1918年,由寺尾亨介绍,殷汝耕与日本女子井上慧民结婚(婚后改称殷慧民)。
  1925年,殷汝耕参与奉军郭松龄起义,任反奉军外交处长,失败后逃往新民屯日本领事馆,结识了日本政界人士金井房太郎,1926年7月流亡日本。
  1927年,殷汝耕出任国民政府驻东京代表,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官方往来勾结。1932年上海事变后,任战区接受委员,与日方交涉,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任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1935年,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负责“非武装地带”的全盘行政工作。
  殷汝耕是个出名的亲日派,平时说日语,生活中全是东洋做派。他本来是中国政府管理冀东的官员,结果他把冀东22县分出去了,成了汉奸,彻底堕落为民族败类。
殷汝耕倒向日本鬼子后,成了人皆可杀的汉奸。
  冀东爱国人士高翔云(后改名高志远),激于义愤,想刺杀汉奸殷汝耕,刺杀未成而逃跑,被爱国百姓隐藏起来,未被汉奸所逮捕。
  后来,华北救国会果然找到高翔云,来到北平,秘密住下来,并教育他:抗日救亡绝不是以个人的勇气杀掉一两个汉奸所能取胜的,必须团结广大的爱国人民,拿起武器,一致对外进行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经过两个星期的教育,高翔云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回到农村后,积极发动群众,逐渐建立发展起一支近万人的冀东游击队,并担任这支人民武装的游击司令。
  奉蒋介石之命,戴笠要求“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策划刺杀殷汝耕。而担负刺杀殷汝耕任务的特务,就是后来成为“军统”局长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向影心这个女特务?她刺杀过殷汝耕吗?她到底是不是毛人凤的老婆?
  据“军统”少将沈醉回忆:毛人风虽然同样利用老婆向影心出面搞钱,但这个女人比郑介民的老婆厉害得多。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务,曾做过殷汝耕的工作。和毛人风结婚后,对毛在工作上有不少帮助,不像郑介民老婆常常给自己丈夫帮倒忙。她为了使毛能往上爬,便把她贪污来的钱替毛活动,对俞济时送礼往往是由她去出面。她常常权别入学她,说:“要想偷鸡,也总得撒一把米当本钱。”
  据“军统”大特务陈恭澍在《英雄无名》第一部《北国锄奸》中讲:殷汝耕左右有两个出色的女人,都与本案有密切关连,而关系微妙,有浓厚的戏剧性。个中秘密,保守了数十年,如今已成明日黄花,说也无妨,写也无妨了。
  据曾任“军统”少将的文强也回忆,他在“军统”局机关“任人事科科长,突然见到两个妖精似的的女人,一点不知道来历。他们住在高级旅社,开销很大,口口声声要见戴老板,还要老板多送钱去。”后来听说是向影心(向有新)和周志英,这两人才从汉奸殷汝耕那里回来。
        据青岛出版社出版、吴越所著的《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杜重石传奇》一书讲,军阀杨森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杜重石回忆:“军统”女特务向影心确实刺杀过殷汝耕,后来撤回重庆,成了毛人凤的老婆。
  由此可见,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确实参与刺杀过汉奸殷汝耕。
  不过,关于向影心刺杀殷汝耕的具体行动,目前见到的至少有三个版本。
  一版——杜重石版。
  杜重石又名杜先器,是四川广安县人,曾任军阀杨森的秘书、少将参议、20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抗战期间化名“杜平”入“抗大”学习,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1948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据吴越所著《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杜重石传奇》一书中讲:
  1931年,杜重石在上海读书,暑假期间没回老家,在打浦桥租了一处石库门房子住。为了省房租,和四川万县人一个叫向友楠的人合租。向友楠的一个侄女儿向绍英就住在后楼。
  向绍英刚满十八岁,豆蔻年华,长得漂亮,鹅蛋型的脸面如桃花,整齐的刘海下面,两条柳叶似的眉毛,一双水汪汪的双眼皮儿大眼睛,明亮清澈,高矮适中,身材窈窕,常穿一件乔其纱的旗袍,一笑露出两个小酒涡,温文尔雅,聪明伶俐,妩媚动人……杜重石和她认识不久,就知道她原来是殷汝耕的情妇,他俩时常到后楼幽会。
1935年,日本人制造冀东事变,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投靠日本当了汉奸。
  向心影的叔叔向友楠,本来就是“复兴社”的人,此时出任四川省成都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他向戴笠介绍了向绍英以前跟殷汝耕的关系,建议利用她与殷汝耕的旧情作为掩护,派她去刺杀殷汝耕。
  向绍英当时答应得很干脆。可是一到通州,见到殷汝耕,旧情复发,为情所困,不忍下手。
  于是,向绍英就劝殷汝耕不要做为人唾弃、遗臭万年的事。殷汝耕听出她的弦外之音,明白她不是为续旧情而来,而是别有它图。
  在殷汝耕的软硬兼施、一再盘问下,向绍英终于吐露刺杀实情。殷汝耕感动之极,不但没有加害于她,还把他送回南京。
  没有完成任务,戴笠很生气,责令毛人凤加以审查。结果毛人凤被她那双迷人心魄的眼睛所征服,给她做的结论是“年轻无知,悔悟认真,恕其初次,留观后效”。
  之后,向绍英成了毛人凤的老婆。不过,她早已改名向影心(书中写作“向心影”,疑为印刷有误,故笔者这里改为“向影心”)。
  二版——陈恭澍版。
  一天,“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书记毛万里找到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说:戴先生有封亲笔信,介绍一位由南京来的漂亮小姐给我,此人与殷某有旧,可以直接见到殷某,很可能被招待在殷公馆里,关系良好,将大有可为,指定由我联络,并给予技术指导和一切支援,请你参加设计如何?
  毛万里还特地介绍说:向小姐颇有才气,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绝不强词夺理,看上去20多岁,论姿色,虽不能说风流绝代,但也不同凡俗,最引人的还是她那股难以形容的魅力。
  回到殷汝耕身边后,向影心勾搭上了副官黎昌。
  几番手段、几多温柔,向影心觉得征服了黎昌,就向他提出刺杀殷汝耕的要求。没承想,副官黎昌当面答应向影心后,却将刺杀计划告诉了殷汝耕,功亏一篑。向影心死里逃生,回到南京,与毛人凤结婚,野鸳鸯成了正式夫妻。
  接着,“军统”天津站成立了刺杀殷汝耕的行动组,组长由王文担任,组员也是他从家乡河北宝坻挑选的,其中有他的弟弟王文壁、好友兰子春等。
  经过“军统”北平区区长王天木、副区长陈恭澍策划,行动组决定偷袭殷汝耕在通县的办公地点。
  王文计划将人员编为3个组,每组3人,武器自备,以能够连发20粒子弹的半自动二号驳壳枪为主,刺杀时间定在下午4点,地点是殷汝耕的办公厅。任务分工是:一个小组制造事端,以引起门岗干涉,出其不意,予以格杀,并负责掩护工作。王文率另两个小组冲进殷汝耕办公室,予以刺杀。
  就在行动发起之前,“军统”头子戴笠介绍一位叫胡永荃的人,他携夫人来天津办事,让陈恭澍尽力支持。没承想胡夫人与殷汝耕的侍妾是同胞姊妹,胡夫人给行动组出了个主意:由她出面说服姐姐在殷汝耕身边安插一个女佣,随时报告情况。
  1937年7月28日,由张庆余、张砚田率领“冀东保安队”反正起义,活捉了殷汝耕。
  这下子行动组省事了,王文率行动组返回了天津。
  三版——文史通俗类刊物版
  向影心出生在陕西西安城郊一个有名的郎中家庭。她天生丽质,后来成了杨虎城17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胡逸民的三姨太。
  戴笠奉蒋介石之令到17路军了解情况时,体尝了向影十分了得的心勾引人功夫,于是就有意将她招为自己部下,作为第一“美人”。一来可以慢慢享受,二来可以用她的本领去攻破堡垒。
  殷汝耕附敌做汉奸后,戴笠派向影心前往通州刺杀殷汝耕。
  向影心接受使命后,先按照戴笠的安排跟驻守北平的29军军长宋哲元取得了联系,由宋哲元出面向殷汝耕推荐前往通州“自治政府”谋一小差使。
  1935年12月下旬的一天,向影心前往通州殷汝耕官邸。
  殷汝耕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向影心,他惊讶于向影心的年轻美貌,说他已经接到过宋哲元将军的电话,欢迎向小姐来他这里工作。
  稍停,殷汝耕又问向影心自己认为适宜干什么差使?
  向影心欠身道:如果殷主席这里有抄抄写写的差使,我想我是能够胜任的。
  殷汝耕笑笑说:巧得很,我这里正好需要一个誊写员。
  于是,向影心就成了殷汝耕的秘书。
  殷汝耕好色,时间一长,初见向影心的戒备心理放松了,占有欲却大大增强可。经过设计考验,觉得她不像南京方面的内线。此后,向影心就成了殷汝耕的私人秘书兼小妾。
  不久,向影心接到制裁殷汝耕的密令。
  殷汝耕有喝壮阳汤药(也有说吃面条的)的习惯,那药汤由专门厨师熬,别人无法接近。盛进碗后,还要当着殷汝耕面喝一口,以示无毒。
  向影心要想在药汤里下毒,只有等殷汝耕喝到一半时,正好有电话打进来,趁他起身去接听电话时,伺机下毒。于是,殷汝耕吃药时,她就相伴厮守,寻找机会下毒。
  一天晚上,殷汝耕喝汤药时,卫士长来报告:日本顾问有急事求见。殷汝耕不敢怠慢,整理衣衫往外走,那碗喝了几口的汤药就留在餐桌上。
       机不可失,向影心马上把毒药放进碗里。然后,穿上大衣就往外走,出了大门直奔地下联络点——通州“明星照相馆”,雇马车连夜前往北平。
  没承想,殷汝耕和日本顾问谈完后回到卧室,发现汤药已经凉了,便让老厨师重新热一热。老厨师按照惯例刚喝了一口,猛觉肚子不对劲儿,一声惨叫,翻倒在地……
  事发现场的向影心不辞而别,不言自明,下毒的就是她。
  数天后,向影心女扮男装离开北平,后来成为毛人凤的夫人。
       喋血锄奸、刀锋灭倭,本来就是极其机密的事儿,事发当时,就有说不清的林林总总。几十年后,想说清楚就更难了。不过,扑朔迷离、版本众多,也是谍战谋杀事件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妖艳女向影心锄杀汉奸殷汝耕的案件目前只能说到这份儿,历史的谜团留待有心人日后分解吧。
  该说说活捉殷汝耕的故事了。
1939年7月29日午夜,起义的枪声响了。
  起义部队趁夜色对通州日军发起攻击,迅速冲向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关。汉奸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队长,卫队长早已被起义部队架到了指挥部。殷汝耕见无人应声,便藏身柜顶。
  起义部队官兵迅速扑进殷汝耕的卧室,但见被单、衣服散落在地,就是不见人。厕所、壁厨、立柜都搜了,还是找不到人。
  这时,从厢房搜出了一个仆役,就让他交待殷汝耕的去处。仆役不情愿地指向柜顶,说:“长官,您出来吧!”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把殷汝耕拽了下来。随后,将他押解到北关吕祖祠指挥部监禁起来。
  29日9时,战斗基本结束。根据日军事变后修建的慰灵塔记载:这次起义杀死日本官兵、日商、日侨500多名。日军驻通州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第一总队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顾问甲斐、甲茂等均被击毙。
  29日中午,日军飞机开始对通州城轮番轰炸,炸伤居民无数。
张庆余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向北平撤退,与29军会合。起义部队到达北平城外,才发现四门紧闭,原来29军夜里已经撤了。
  起义部队只好绕道北平城北面而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张庆余命令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在保定集合。
  据殷汝耕在南京法庭上供述,1937年7月30日晨,他与“冀东保安队”反正起义的部队绕行到北平西直门外,遭到日军迎头拦截,不得不折回到安定门外。
  原来,张庆余事前与29军有约,将殷汝耕交给29军处理。押送的士兵见不到29军的交接人员,觉察事情有变,就把殷汝耕扔下走了。在殷汝耕的哀求下,司机把他送到了北平的朝阳门外,由环城铁路的站长给他卸下镣铐,叫开城门,殷汝耕自己跑回了在北平南池子的寓所。
        汉奸殷汝耕虽然一时逃脱了,但“通州事件”还是迫使他“引咎辞职”,经他一手策划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被迫迁往唐山。
  通州事变后,殷汝耕被日军逮捕,关在北平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1937年12月,殷汝耕被日本黑龙会的头目头山满保释,但有三个条件:不许宣布通州事变的真相,不许作政治活动,不许离开平津。此后,殷汝耕就在北平前圆恩寺16号(老门牌)蛰伏,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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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汝耕见一时难以被日方起用,就闭门谢客,研究起京杭大运河来。原来。殷汝耕估计,中日战争早晚要蔓延到华南,战时军需运输必然紧张,势必要利用运河。将来称霸河上,也算在汉奸中独树一帜了。
卖国求荣的时机还真来了。
  1943年2月,受汉奸王荫泰之邀,殷汝耕出任日中合办的山西煤矿公司的董事长;同年4月,受汉奸汪精卫之邀,出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1944年1月,充任伪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编写了《治理运河邹议》、《治理运河计划纲要》,后充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
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1944年6月,殷汝耕辞去汪伪政权的职务,回到北平。
  俗话说得好,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汉奸终归逃脱不了人们的惩罚。
  1946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以“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其死刑。
  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的死期到了。
  检察官问殷汝耕:“你对于家属有何遗言,以便通知家属。”
  殷汝耕答:“请准予我书写遗嘱书信。”
  殷汝耕书写完遗嘱后,检察官又问:“你对于书写之遗嘱外,还有什么话说吗?”
  “其余无话说,不过请准予给我一个座位,我念几声佛,以后再执行。”殷汝耕又答。
  检察官最后问:“还有何话说吗?”
  殷汝耕最后说:“没有。”
         于是,检察官命令狱警对汉奸殷汝耕执行枪决,子弹从后脑进由左眼穿出,当场毙命。
  汉奸的下场就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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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奸殷汝耕毫不知耻地站在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时的主席台上。 殷汝耕是臭名昭著的老牌汉奸。说他“老牌”,是因为早在1935年他就在冀东叛国投敌。冀东一带曾流传一句顺口溜:“殷汝耕坐冀东,不下雨净刮风”,反映了冀东人民对殷汝耕助纣为虐、残害百姓的愤恨。
          抗战时期,在北京和河北的东部地区,有一个投降日寇的汉奸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虽然它是短命的,存续时间不过一年有余,但毕竟是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最终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所淹没。说起这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需要从殷汝耕这个人说起。因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建立,跟殷汝耕这个大汉奸密不可分………
         殷汝耕,浙江苍南县人,1885年出生,早年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毕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段祺瑞主政北京政府期间,殷汝耕回国在段政府从事中日问题专门研究,并开始在各军阀派系之间进行投机活动。1926年,殷汝耕参加北伐受挫后再度赴日,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娶一日本女子为妻,而后他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高层建立起联系。
        殷汝耕的个人思想道德水准极低,人品极差。早在1913年,李根源等在日本创办志成学校时,由其兄殷汝骊担任主持,殷汝耕担任翻译。其兄殷汝骊就十分厌恶殷汝耕这个弟弟,殷汝骊曾对人说:“此弟品质极坏,只要有利可图,他就能卖友,甚至会出卖民族。” 此话一点都不假。
        1927年8月,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为了回避矛盾,蒋介石在提出辞职下野后,东渡日本。此时,已在日本的殷汝耕以中华留日学生会会长身份致词欢迎,因而受到了蒋介石青睐。随后,殷汝耕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日外交特派员。
        1928年1月,殷汝耕从日本回国,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交通部航政司司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等职。由于殷汝耕擅长于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各派军阀中进行投机,并从中渔利,且生活挥霍无度,因而被日本当局看好。淞沪抗战失利后,殷汝耕代表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随后乘机接管上海闸北。
         1933年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驻守长城沿线的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不顾社会的强烈反对,指派殷汝耕等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的扩张,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攫取了河北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接着,积极策动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对中国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续“香河事件”后,又唆使在冀东的得力看家犬——殷汝耕,制造了“冀东事件”。
       早在1933年9月,国民政府就批准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县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陶尚铭因不归附日本,为日方所排斥而辞职,1935年殷汝耕则由日本侵略者推荐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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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汝耕书法
        殷汝耕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决定“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之和平”。
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18县以及昌平、宝坻、香河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诚、龙门,均属“委员会”管辖,这样使冀东22个县沦为日本控制区。12月,伪保安队又占领塘沽并强行将塘沽、大沽划入辖区。
  殷伪冀东政权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对此十分愤慨,一致声讨殷汝耕的叛国投敌行经,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数次与日本交涉,要求日方协助取消该政权,但始终未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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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28日,在侵华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之时,驻通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集体反正,将驻通县城内的侵华日军一个中队及特务机关人员等400多人全部歼灭,并活捉了汉奸殷汝耕,收复通县,史称“通州事件”。遗憾的是,殷汝耕后在押送途中被日军劫走。
  殷汝耕虽在“通州事件”中保住了性命,但因日方有人指控“殷与起义军串通”, 殷汝耕险些被日军处死,最终以“对事件阻止不力”为由,被日军关押数日后释放。
  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又应汪精卫之邀赴南京,先后担任汪伪政权“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殷汝耕被南京国民政府列为汉奸人员,并于当年底被收押于北平陆军监狱。1946年6月26日被空运至南京老虎桥监狱,等候汉奸审判。
1946年7月,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有2000余人到庭旁听。殷汝耕深知自己罪恶深重,但又存侥幸心理。他挖空心思,罗列了条条“协助抗战”的功绩,写出数万言《自白书》,竭力美化自己,为所犯罪行辩解,但最终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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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殷汝耕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均被驳回。同年12月1日决定由高等法院检查处对殷执行枪决,执行庭设在南京可容万人的朝天宫大殿,这天殿内殿外挤满观看的市民。
      殷汝耕随后被押上囚车驶向老虎桥监狱,在法警监押下走向刑场。此刻,他忽而口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忽而大声叫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执行人以小手枪对准殷脑后,弹从左额出,一枪未断气,再从鼻梁补上一枪,终毙命。
        殷汝耕的最后表演也无法掩盖其一心投靠日本、卖国求荣的汉奸本质。殷汝耕和古今中国的那些可耻可恶的汉奸们一样,都属于那种死不改悔、巧舌善变、食古不化的奸猾诡诈之人。因为他们把一己的私心私利看得比天大,当一己的私心私利同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相矛盾冲突的时候,完全可以不顾一切地出卖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来确保一己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那些古往今来的汉奸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动物的自私与残忍。也许正因为如此,古今的汉奸都难以得到人类的怜悯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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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
          据台媒报道,高雄市政府发文邀请达赖喇嘛赴台,主因是达赖在8月12日亲自致函马英九,表达“我的心与您及您的人民同在”后,有信徒向在台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建议,希望能邀请达赖赴台“祈福”。据了解,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为邀请达赖赴台的幕后推手之一。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殷琪为达赖喇嘛支持者。她每年都亲赴印度听达赖喇嘛弘法,甚至担任义工,亲自烧开水、煮饭。
    据了解,殷琪笃信藏传佛教,家里就设有佛堂,此次传其为促成达赖喇嘛赴台的推手之一,长年从事“台藏”活动的人士并不意外。
    殷琪其人
    殷琪,1955年3月17日出生,祖籍浙江平阳。为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的殷汝骊的孙女、企业家殷之浩的女儿,原大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的侄孙女。1977年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毕业。
    回台后担任过大陆工程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之后又出任台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台北之音董事长,现在除担任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之外,也是台湾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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