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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双枪芙蓉”贾春英  

2017-01-31 12:19:31|  分类: 老兵传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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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芙蓉”贾春英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一、苦难的童年
    贾春英,女,1912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陶港贾村。父亲贾万里、母亲张氏均系贫苦农民。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出生仅八个月的贾春英就被阳新县潘桥石云村的一位姑母倪氏抱作童养媳。四岁时,贾春英就开始从事繁重家务和劳作之苦,肉体和精神上饱受着煎熬。
    1925年春的一天下午,年仅13岁的贾春英同往常一样上山砍柴兼打猪草,临近傍晚时贾春英瘦弱肩膀上背着一担沉重柴草,手提一筐鲜嫩的猪草正顺着山路回家。突然,乌云陡起,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将山路浇的湿滑,年少的贾春英被这突如其来恶劣气候惊呆了。为了做好大人吩咐的事情,为了自己的生活,她只得冒雨前行。突然,脚下一滑沉重的担子压着瘦弱身体滚下山坡……
    正在这时,远处走来一位书生模样打着油纸雨伞的年轻人,此时来人也发现不远处从山坡有一个身影滚落而下。来人快步赶到跟前,仔细打量后发现,滚下山坡的正是自己的谪亲表妹。原来,年轻人名叫罗冠国,1903年出生在阳新县福寿区罗家大港坪村一个富裕农民家里,与贾春英婆婆家是姨表亲。
    罗冠国7岁入私塾启蒙,15岁进大冶教会学校读书,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随着年岁和知识的增长,特别受到民主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逐渐认识到洋人教的那一套,完全是为他们自己培养忠实的洋奴服务的,毒害和腐蚀了不少中国青少年。对于帝国主义的这种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他极其不满和反感,毅然离开教会学校,返回家乡读书。1923年,罗冠国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1924年参加“福丰书社”的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长乐源一带发起成立了“文化促进会”、“除毒会”、“妇女天足会”等革命群众团体。此次来石云村正是为了发动群众投身革命。然而,路遇表妹惨境,罗冠国内心十分义愤。自投身革命,每日为民众奔波呼号,可自己的亲人却饱受封建压迫之苦。他背起表妹直奔姑妈家中,将贾春英救醒安顿好后,罗冠国斥责姑妈为什么天天还要她上山砍柴打猪草。姑妈此时也自知理亏极力辩解,而贾春英此时也出来劝说表兄,傍晚外出劳动是自己自愿的,并非姑妈所逼。还似乎懂事地说:“自己又不是富人家的小姐,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吃苦的命。”
    “命”,罗冠国听后心里一震,小小年纪就知道“命苦”,但从她那聪慧、勤劳、坚强、质朴的性格中,罗冠国看到了在贾春英少年的脑海里一定充满着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敢于斗争的勇气。当下对着表妹故作严厉的问她说:“你的命为何这样?”
    贾春英望着表兄,张口结舌的慢慢说:“我命……苦呗。”
    罗冠国认真地告诉她:“不是你的命苦,而是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才苦;还有你不懂得跟命运斗争。”
    贾春英呐呐的说:“什么?跟命还能斗……我不懂。”
    罗冠国认真地说:“不懂了吧!好。我每天和一些朋友们在后山祠堂里开会。你也来听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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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悟真理
    在石云村后山祠堂里每天都聚集着一帮穷苦人,他们是在听罗冠国以读书会的名义讲解革命道理。贾春英在表兄的鼓励下经常利用砍柴、打猪草机会来到后山祠堂旁听。春去冬来,她与穷苦乡亲们逐渐懂得了为什么劳累一年,反而肉补衣裳天补房,为什么荒时暴雨炊烟断,为什么芽根野菜充饥肠,为什么许多老人沿门乞讨长流浪,为什么细妹子朝生暮死埋山岗!都因为有条绳索缠在身,是重重压迫造成的祸根;是祸国殃民的社会制造的结果。
    当明白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时,贾春英毅然决然的扯掉了裹脚布,拿起了刀枪。
    1925年阳新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小组在龙港成立。1926年2月,中共福寿党支部、张谷才党支部、凤山党支部相继成立。到1926年8月,阳新全县已相继建立了16个党支部。其中农村15个,城镇1个,党员已发展到200余人。同月,中共阳新县党部成立。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1926年9月13日,北伐军第7军克复阳新后,中共阳新县党部书记罗汉杰(此时已被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命为省党部特派员)等共产党人,更加紧了与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联系,加快了阳新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而且进展顺利。
    1926年9月下旬,由罗汉杰主持,在县城老衙门召开了中国国民党阳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国民党阳新县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随后,阳新县总工会、农民协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团阳新县委、阳新县妇女协会、阳新县学生联合会、阳新县商民协会等群众团体纷纷建立,领导阳新人民开始以反帝反封反军阀为目的的大革命运动。
    在贾春英的家乡福寿区,广大妇女们在区妇女协会夏爱玉、冯玉珍的率领下全面实行妇女放足运动。贾春英此时成为石云村妇女运动的骨干,她努力地将自己懂的革命道理向村里姐妹们传播,出色的工作得到区、县革命者的肯定。此时已是县党部执行委员的罗冠国,也时刻关注着这位表妹的成长。罗冠国在福寿地区公开镇压陈汝龙、陈汝虎和吴作超三大豪绅的活动中,特意安排贾春英组织石云村全体妇女们参加。贾春英不识字,罗冠国就将首先教唱他创作的革命歌曲,并让她组织妇女们学唱。一时间,在福寿区,在阳新县《想起长工真可怜》、《中国八大敌》、《劝郎禁鸦片》、《天足会》、《工农团结把土劣打垮》等革命歌曲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劳苦大众投身革命的重要手段,而福丰地区的工农运动,是全县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1927年2月27日,正当阳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阳新县党部的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之际,以原县厘金局头子、旧商会会长朱仲炘为首的国民党阳新右翼势力,在蒋介石反共气焰日趋嚣张的驱使下,经多次密谋策划,趁阳新人民正在热烈庆祝工农革命运动取得重大胜利和欢度新春佳节,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和震惊全国的惨案:阳新的9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惨遭火焚。惨案发生之初,白色恐怖笼罩全县,反动势力大肆搜捕革命骨干。而在当时革命基础最好的福寿区,贾春英等一批立志投身革命的年轻人则更加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三、投身革命
    1927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罗冠国将贾春英等数位年轻人招集一面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帜下,在向大家讲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和纪律后询问大家:“加入党组织怕不怕死?”大家异口同声的答道:“不怕”。最后,贾春英和其他同志们一齐举起了握紧拳头的左手庄严宣誓。简短的仪式后,贾春英似乎一夜之间唤发出新的生命,个人的命运将与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紧紧相连。
    1927年5月,随着各级党组织和各人民团体声援,“阳新惨案”最终得到了彻底解决,残害革命骨干的反动势必得到了镇压,烈士的鲜血唤醒了阳新30万劳苦大众。贾春英正是这一大批后来者之一。
    就在贾春英入党不久,1927年5月17日,国民党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影响,紧步蒋介石的后尘,率部在宜昌公开叛变革命。6月6日,夏逆由通山窜入阳新的大畈区清乡。夏逆将区党部、区农民协会团团围住,大搞抢抓烧杀,捉走党员干部和革命同志数十人,并放火烧毁了区党部、区农协。匪徒们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施以种种酷刑,诸如灌辣椒水、烟熏火烤、割耳朵、挖鼻子……,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据当时的目击者称,光匪徒们割的耳朵,就装了6箩筐,三大担,真是惨不忍睹。之后,便大开杀戒,有一次就枪杀20余人。6月12日,夏逆手下的1营营长,率领一伙匪军窜到燕厦地区,将一个区分部完全捣毁,并杀害了该区分部常委郭伟钦等所有人员。6月20日,42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周士坤和农协会员共10余人,又遭夏逆的杀害。与此同时,阳新的豪绅地主、党棍恶霸、地痞流氓、土匪赌徒等反动黑恶势力与夏逆沆瀣一气,互相勾结,纷纷建立“清乡委员会”、“还乡团”、“铲共团”、“暗杀队”等反动组织和反动武装,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猛扑过来,实行反攻倒算和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大畈的土劣阮龙川、吕太昌;黄沙的土劣孟隆昌、孟至恒等,乘机组建反共“民团”,到处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共产党员朱帮龙被杀害后,反共“民团”头目将其头砍下,到夏逆叛军驻凤山的营部请赏。6月20日之后,夏逆叛军由阳新南乡窜至北乡,一路烧杀过来。匪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仅大畈、凤山两区,据不完全统计,烧毁房屋达390多栋,使400余户、2500余名无辜平民百姓无家可归。
    顿时,腥风血雨再次笼罩阳新大地,富河两岸完全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在反革命白色恐怖的危急关头,坚强的中共阳新县委,深入城乡,发动和依靠群众,领导英勇的人民展开了一场反清乡武装斗争。福寿区农协负责人、共产党员陈少年,为保卫家乡,保卫工农革命,率由百余名农民自卫军和农协会员骨干组成的“大刀队”,在长乐源跟夏逆叛军英勇血战了10余个日日夜夜,最后大部壮烈牺牲。贾春英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革命人民不怕一切艰难险阻、不怕一切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则深深鼓舞她。根据党组织关于保存革命实力的指示,贾春英停止了一切革命活动,她平常在家依旧从事着过去的生活,但内心却充满着时刻准备战斗的渴望。平日里她如同成年人承担着家里的农活,努力在体力和意志上磨砺自己。她没有进过学堂不识字,但却通过罗冠国教唱的革命歌曲中得到启发。经过艰苦磨炼,十六、七岁的贾春英不仅铸就了骑马、武术等巾帼英雄的铮铮铁骨,而且还掌握了对敌斗争的灵活机智。
四、初露锋芒
    1928年10月,中共阳新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全县划分为五大区,其中原福寿区与丰安区合并成立福丰区,由罗冠国任书记。会后,遵照省委“帮助邻县工作”的指示,立即派党员干部分赴通山、大冶、咸宁、鄂城、蕲春、广济、瑞昌、武宁等周边县去工作,帮助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此时,贾春英也被县委派往大冶、咸宁、鄂城等地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
    1930年初,贾春英随阳新县委书记罗冠国在阳新与瑞昌边界的田家庄召开群众大会。当罗冠国正在台上讲话时,当地伪保长指派一个打手跑至台前进行破坏。在场组织的贾春英见此,飞身从高台上跃下,迅速将破坏者右手牢牢地抓住使劲一按,此人立即倒地并押上台前跪下,全场众人欢呼。当听群众报告,说八区十六个保持有不少枪支。贾春英听说后主动请缨带领四名骨干进入该区,她首先建立农会、妇救会,用大刀、长矛组建农民赤卫队立即组织大批赤卫队逐一包围各个保,收缴了保丁的枪支,武装了赤卫队。此举,在当地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群众们都称赞她是“美丽的女侠”。
    贾春英虽然没有读书,但聪慧好学具有独特的语言天赋。自从被组织派往阳新周边地区从事群众工作后,她就练就快速熟悉当地方言的方法。每派驻一地她就主动与村里的老大娘、小媳妇、小姑娘进行交流,不懂之处认真请教,往往一句方言的学习,不仅会引发众人捧腹大笑,而且也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这为她后来前往江西、湖南山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初,鄂东南的土地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红五军第五纵队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迅速壮大,1930年5月受命成立红八军编入红三军团。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阳新太子庙成立直属中央的中共鄂东特别委员会。贾春英被任命为特委的妇委会书记,这是她首次进入特委领导机构,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对一个只有18岁的女子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当时,鄂东特委管辖着湖北省的阳新、大冶、鄂城、通山、黄梅、广济(武穴)、蕲春、蕲水(浠水)和江西省瑞昌、武宁等10个县,地域横跨大江南北。根据当时中央的指示,鄂东特委及后来成立的鄂东特别行动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执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
    当1930年6月彭德怀红三军团南下岳阳后,阳新县除拥有10万手持大刀、长矛的农民赤卫军外,正规红军仅保留陈奇等率领的红八军后方留处处少数人员,以继续为红八军组建第四、第五纵队。随着红三军团南下长沙,中央遂派蔡申熙到达阳新,在鄂东特委的配合下将原红军后方留守处阳新农民赤卫军和赣北红军游击队组建为红十五军,并开赴江北地区,以有效执行封锁长江计划。为有效保卫阳新苏区,鄂东特委于同年7月成立地方红军红三师七团。在这一系列扩大红军过程中,鄂东特委承担起了巨大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数以千计的阳新优秀儿女源源不断地送往各个红军队伍。贾春英作为特委妇女干部更是身先士卒,在她负责的瑞昌县,她与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一道深入到控制的各个乡村,用自己掌握的革命道理和自己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去教育感动穷苦农民。为了让群众尽快知晓参加红军就是保卫自己的道理,她与妇女们一道传唱《送郎当红军》、《当红军无尚光荣》、《当兵就要当红军》等革命歌曲。面对着轰轰烈烈的拥红高潮,贾春英常常对姐妹们说,可惜自己是个女儿身,不然她也要到红军中去建功立业。在她的积极努力下,一批批青年走进红军队伍,成为卫苏区的有生力量。
     正当鄂东军民努力建设苏区的时候,1930年12月国民党对阳新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阳新苏区的进攻,特委将贾春英调回阳新,配合特委领导组织机关和群众的转移。而此时,贾春英则一心向往炮声隆隆的战场,她找到特委书记吴致民要求率领赤卫军与红七团一起战斗。吴致民见她态度十分坚决,同时结合以往独立工作表现,决定让她担任红七团的后勤保障,以战斗中锻炼她的指挥能力。虽然贾春英没能直接参加反“围剿”战斗,但如愿以偿地近距离在聆听她期待的枪炮声。
    1930年1 月下旬,红三师第八团在龙港设伏,红七团奇袭沿埠头。战斗前,贾春英率少数赤卫军化装成逃难的百姓,分批次穿越沿埠头集镇,将敌军兵力和布防情况悉数掌握。1月31日凌晨,红7团在数千地方武装配合下,向沿埠头发动突袭。敌军毫无防备,从睡梦中惊醒,仓促上阵,被打得个措手不及。战斗仅两个小时,全歼了敌军。团长袁帮铨和1名副团被当场击毙,副旅长尤国材也被打伤,活捉大凤区民团团长佘召台,俘敌290余人,捉到豪绅地主和团丁60余人,缴枪400余支,重机枪两挺,迫击炮1门,子弹数千排。
    沿埠头大捷,宣告了武汉行营对鄂东苏区及其中心阳新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可耻失败。在阳新军民庆祝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欢呼声中,中共鄂东特委和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机关搬迁到龙港。
五、征战幕阜边
    1931年3月,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进行,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区建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3月31日,苏区中央局巡视员滕代远在江西修水县的上杉主持召开了中共湘委办事处、湘鄂赣边境特委、鄂东特委、鄂南特委、赣北特委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鄂赣特区委员会,撤销鄂东、鄂南特委,成立鄂东南特委。同年7月,中共湘鄂赣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湖南浏阳东门楚东山举行。至此,在长沙、武汉、南昌中心地带的环幕阜山地区湘鄂赣苏区正式形成。
    根据中共湘鄂赣省委指示,组建中共鄂东南特委,机关驻阳新龙港,下辖阳新、大冶、通山、鄂城、咸宁、蒲圻、崇阳、武宁、瑞昌11个县和赣北特区委。此时,贾春英再次被当选择为特委常委,分管妇女运动工作。这时的鄂东南特委所辖区域远远超过原来鄂东特委所辖地区,在这个区域内北邻长江水道,南联幕阜山,西接粤汉铁路,东倚南浔线,雄居武汉、长沙、南昌之中,地理位置十分突出。同时,湘鄂赣根据地居于中央、湘赣、闽浙赣、鄂豫皖苏区之间,是联络上述苏区的重要区域。在这特殊区域的党组织及其领导者,必将担当特殊的历史使命。
    1931年8月14日,中共鄂东南特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就加强党组织建设,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工作部署,并且要求每位常委深入到各县、区指导工作。根据分工贾春英负责江西的瑞昌、武宁和赣北地区的巡视指导。这是一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区,熟悉是她曾在阳新与瑞昌边界地区开展过活动,陌生则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使得原有的党、政、军组组织遭受到破坏,原来的根据地成为游击区。面对着复杂的斗争形势,贾春英没有气馁,她与时任中共瑞昌县委书记罗荷英(阳新潘桥人),妇女委员谈水仙一道,从恢复党组织入手,加强对控制区域的土地改革,扩大农民赤卫武装,园满的完成了特委下达的扩大红军任务,至1932年5月,瑞昌苏区的党员数量达到1200余名。
    在巡视瑞昌县工作的同时,贾春英也不放松对武宁县的巡视督察。1931年底由于武宁县委主要领导脱离革命队伍,鄂东南特委决定改组武宁县委,中共武宁县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深水洞召开,贾春英作为特委特派员参加了此次大会。在历时七天的会议中,她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觉悟,团结新老党员,认真听取同志们对形势分析。经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选出新的中共武宁县委和出席湘鄂赣全省党代会的代表,同时作出了县委和苏维埃政府迁往小九宫的决定。经过此次党代会,武宁县的革命形势得到一定发展,武宁县小九宫一度成为武宁苏区的中心。
    1932年1月,湘鄂赣苏区在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之后迎来了鼎盛时期。鉴于贾春英出色的工作成绩,湘鄂赣省委和苏维埃政府决定调她到省里工作。当她刚刚踏上修水上杉的土地就迎来了湘鄂赣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召开,虽然她对当时中央提出的“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是否正确,但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能出席省委重要会议而异常兴奋和自豪,同时党组织的信任也使她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在修水期间,贾春英没有因为工作的升迁而贪图享受,往往都是主动地向组织申请任务,为了让她能尽快地熟悉修水周边的环境,组织上委派她率领一支武装工作队在铜鼓、宜丰、上高、万载等地开展巡视工作。
    江西省修(水)铜(鼓)万(载)等县居于幕阜山与赣北丘陵的过渡地带,这里物产丰富,民风纯朴,其间杂居着一定数量的客家人,语言极其复杂。贾春英虽来自鄂东南的阳新县,但开朗的情格、诚恳待人的态度以及巾帼女杰的风范令老俵们着实信服。在领导的眼里她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女将,在百姓心中她是自己的亲人。每到一地老俵们都能听到她咬着不顺畅的地方语言和甜美的欢笑声,老俵们都亲切地称她“春姐”。
    1932年4月,贾春英与省委、省苏一同转移到万载县小源。小源,亦称仙源,位于湘赣边边界的九岭山余脉,地处万载县西北部。曾有韩、王等姓族人在此开设店坊,渐成街市,前后有过几十户人家,人称小源街。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高山台地中物产丰富,是理想的机关驻地。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开展了大量的苏区建设工作,除设置了财政部、经济部、土地部、劳动部、裁判部、检察部、内务部、文化部、卫生部外,还办起了报社、兵工厂、造币厂、银行、被服厂、红军医院、红军第五分校等,一时间这里成为湘鄂赣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这个新的环境中,贾春英一方面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为自己在这如火如荼革命运动中贡献太少而感到苦恼。经过思考,她以自己的决心和勇气向组织要回了曾经领导的工作队,并且在护送干部过境、筹措给养物资、搜集军事情报等斗争中不断壮大,先后配合主力红军取得了宜丰港口、株木桥等战役的胜利。
    为了配合省委关于向东南发展战略,1933年省委命令贾春英展开对湖南浏阳、平江、湘阴、望城一带的巡视活动。浏阳、平江是革命老区,这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但在国民党军队历次“围剿”中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极大。而湘阴、望城地区虽有党组织存在则是游击区,但这里商业发达,物产丰富。在这种环境中开展工作,是对贾春英极大的考验。一次,她带队到浏阳,绕道至龙伏又到汩罗,途经连云山。一路行军近百余里,贾春英命令在一个破旧大祠堂里面休息,吃点干粮再走。这支队伍约有四十名队员,而且男女各半,分别由黄明理和赵细玉带领。当他们来到连云山的龙伏沟时,贾春英通过观察,认为这里地势险要,极易遭遇敌军埋伏,便命令派出侦察人员前往沟里探察。来回十多里路,派出侦察的人员回来报告:“那里根本未见有人埋伏,尽管过去吧。”
    天黑贾春英命令大家出发,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走到沟中间时,突然山上一声枪响,接着山上强大的火力铺天盖地,将贾春英和队伍压制在沟底。她大声叫道:“不要卧倒,全部跳进水沟……”。一阵枪声过后,山上埋伏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打着火把下山寻找红军游击队尸体。在这次遭遇中,红军队伍损失巨大,仅只有贾春英和少数贴身人员跳入水沟才得以幸免。
       贾春英面对着惨痛的损失心如刀绞,当她们返回省委驻地见着军区参谋长郭子明时如同孩子做了错事般大哭起来。对于这次遭遇,省军区经过后来的情报得知,贾春英已列入国民党军队重点清剿对象,在对付一个仅有百余人的红军游击队竟然出动了一个团兵力。事后,郭子明专门找到贾春英进行战况分析,并且开玩笑地说道:“你这个女孩子的身价与我这参谋长的差不多了”。
六、春花烂漫
    1934年的湘鄂赣苏区的春天,注将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这一年的1月28日小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省委、省政府机关一同跟随红十六军向铜鼓幽居、祖庄一带转移,贾春英作后方保卫人员随兵工厂、医院、被服厂一同转移到黄金洞。此时国民党军队集结了四个师的兵力围攻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到6、7月间红军主力和省级机关1000余人几经突围,最后仅剩300余人,唯一的一部电台也被打坏,失去与中央联系。这次湘鄂赣红军的失败史称“六、七月事件”,这标志着湘鄂赣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提前进入游击战争。
    7月24日,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部分突围人员几经转辗,最后到达平江黄金洞地区。为了应对当时险恶局势,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六、七月事件”教训,并决定恢复红十六师,同时决定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到东南地区发展武装,省委书记陈寿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一部到湖北阳新一带扩大红军。贾春英根据省委指示率恢复起来工作队赴湖南的平江、湘阴、汩罗、望城一带继续执行发展红军、筹集给养、搜集情报,设法与湘鄂西活动的红六军团肖克部取得联系。
    早在1933年8月,中央指示湘鄂赣红十六军、红十八军正式编入红六军团,并继续执行向东南袁水流域樟树发展的战略。贾春英此次带队再次来到这一地区肩负着极其艰巨的重任。
    湘阴,地处洞庭湖东岸,紧邻长沙。1931年4月,中共湘鄂边特委书记周逸群就率部南下洞庭湖开辟了包括华容、南县、益阳、湘阴、沅江、岳阳等县在内的洞庭特区。1934年,由于国民党军进行疯狂围剿,洞庭特区失陷。1935年5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派袁仲贤、李秋明到长沙铜官建立中共湘江特委,具体执行打通与湘鄂西苏区联系和搜集情报工作。湘阴距黄金洞约二百余里,传递情报、护送给养均由贾春英领导的工作队来完成。由于,湘鄂赣省委与中央联系的电台被打坏,无法得到中央最新指示,唯一途径只能将湘鄂赣情况通过书信的方式,经湘鄂西根据地向中央传递。1935年6月3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给任弼时转中共中央的信》就是通过这条路径送出,几经转辗于9月4日电告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
    艰苦的环境时时刻刻考验着贾春英和每一位红军指战员,在游击战争中居无定所,食无保障。每当接送一批给养物资和情报,贾春英和队员们都会用鲜血和生命加以保护。一次工作队从湘阴地下党接送一批粮食和腊肉返回黄金洞,来回近四百余里,队员们都是吃的红薯杂粮。直到最后队员们所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是吃野菜充饥也不曾动用护送的物资。当返回驻地,省委领导称赞贾春英所领导的队伍是一支有纪律、能吃苦、能战斗工作队。
    1935年,贾春英已年满23岁,这个年纪在阳新老家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而对于一个相貌标致,能征善战女子早已成为年轻红军指战员们追求的对象,更有领导帮着牵线搭桥,而贾春英似乎把组建家庭看做是工作的牵累。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一位来自家乡并与她年纪相仿的青年更让她中意些许。
    潘涛,字涛清,名永仁,1912年生于阳新县陶港潘彦村,1929年参加红军转战湘鄂赣。潘涛平时无太多言语,作战勇敢,是贾春英得力助手,每每执行任务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可能是阳新同乡相互信任的缘故。他们似乎只是同志,是生死相依的战友,从未谈及儿女私情和嫁娶。他们也有个人的想法,也有各自的追求,那就是革命的胜利。
    1936年10月,这是湘鄂赣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第三年。这一天,贾春英与以往一样在护送一批物资返回平江黄金洞途中,突遇国民党埋伏。贾春英见情紧急,立即烧毁随身携带的文件,正在这时令她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一直与贾春英执行任务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彭一湖突然将枪指向了她,命她将文件和银元交出来。面对这可耻的叛徒,贾春英怒不可遏,顺势倒地回手一枪,击中彭一湖左手。但彭一湖右手枪已经顶在她的头部。在她挣扎时,叛徒手中的枪响了。也许是叛徒心虚,近在咫尺的目标,子弹却擦着贾春英的头皮飞过,乘着贾春英短暂昏迷被敌军捕获,被押往平江县城监狱。
七、砺炼重生
    贾春英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黄金洞,省委主要领导对她的情况十分担忧,因为在平江一带贾春英的影响非同一般,指示动用一切关系展开营救。
    在狱中,叛徒的招供已经说明一切,贾春英的身份无须隐瞒,当前只是怎样让贾春英开口并签署投降书。这时的国民党对待红军的政策已由原来的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转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也就是说对于被捕红军指战员以诱降为主。正是在这种政策之下,之前湘鄂赣革命队伍中曾有不少人脱离革命队伍或叛变革命,其中不乏如孔荷宠那样高级领导人。环境和严酷的现实考验着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人。
    对贾春英敌人起初没有动用酷刑,而是先将的枪伤治愈并好吃好喝地伺机着,不时会有一些贾春英曾一起战斗的叛徒们“做工作”。对此,贾春英吃喝一并接纳,招供就是没有,投降更不可能。最后,敌人只能动用酷刑,试图彻底摧毁贾春英的意志。然而这些对于一个从小就饱受人间疾苦,并有坚强意志的贾春英来说是徒劳。
    冬去春来,转眼贾春英已被关压了九个月,她不知道牢房以外的一切,每天在地狱般的与同被关押的姐妹们唱着红色歌曲度日。然而,外面的形势正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成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湘鄂赣地区的国共谈判也在进行。经过献忠、嘉义、浏阳、武汉一系列谈判,1937年8月29日,双方达成第一、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以平江嘉义为中心集结;第二、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第一游击支队;第三、军需供给由武汉行营按月发给。而在此之前的7月20日浏阳谈判中双方已就释放一切关押的政治犯达成协议。
    这段时间中,贾春英她们只知道敌人再没有像以往一样进行审问了,狱中的管理也没有那严格了,生活也有所改善。直到有一天,狱卒打开牢房将贾春英和大多数释放时,她见到熟悉的潘涛后才知道中国的形势。潘涛等红军游击队正是奉省委的指示赶赴平江县城接应她出狱的。出狱后的贾春英在潘涛的护送下来到平江县嘉义镇省委的驻地,在经过组织甄别和审查后,贾春英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也就是在经过烈狱磨砺之后,1937年12月,贾春英最终接受了潘涛的爱。
    1938年1月,新四军在南昌军部建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并东进抗日。
    此时,湘鄂赣省委也改称为湘鄂赣特委,归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1937年11月,为尽快恢复各地党组织,特委决定派曹德茂、潘际汉、黄全德到阳新大畈开展工作,并组建成立了中共阳通中心县委,同时,还建立了新四军驻大畈通讯处,主任由曹德茂兼任。又派阳新籍红军团长赵勤回乡工作,负责组建中共阳新县委。根据边特委的指示,赵勤很快在张谷才组建成立了中共阳新县委和新四军驻阳新通讯处,由他任县委书记并兼阳新通讯处主任,隶属中共阳通中心县委领导。但由于阳新地方势力的破坏,1938年1月赵勤被害,县委工作停止。1938年5月,特委又派刘青、马泛舟回阳新组织中共阳新中心县委。11月刘青、马泛舟又再次遭马振亚杀害,组织受到破坏。1939年春,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派人到阳大地区寻找项家山惨案发生后失散的党员干部,通山中心县委决定建立中共阳(新)大(冶)鄂(城)代表团,由曹君迈任书记。
    此时贾春英已身怀有孕,组织上考虑她的身体,决定派她与曹君迈回乡工作,潘涛则随通山中心县委活动。当时阳新已为日军占领,同时地方势力各霸一方。贾春英由于早年就离开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当地对她的在外情况不从知晓,这反而为她回乡隐蔽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环境的限制,贾春英一改冲锋陷阵的作风,一边为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一边期待孩子的诞生。而潘涛所率领的游击队以大幕山为依托,以金水河流域为战场,不断地袭击打击日军。
      1940年2月,当贾春英、潘涛的儿子呱呱落地时,她立即通过渠道通知潘涛这一消息。由于消息阻隔,潘涛没能接到这一喜讯。1940年3月,贾春英没有等到丈夫的回来,等到的是潘涛的警卫员送来的噩耗。
    原来,为阻断日军在长江上交通线,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指示金水工委加强对嘉鱼长江沿线活动。1940年初,潘涛所在游击队越过鄂南的金水河向嘉鱼沿江挺进。3月初,游击队与日军遭遇,战斗中潘涛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最后将潘涛的头颅割下挂在河边的树上。
    丈夫牺牲的对贾春英是巨大的打击,然而她并没有失去信心,发誓要将烈士的遗骨抚养成人。
    1949年4月,贾春英家突然来了一位的走村串巷的货郎,仔细一看,原来是曾经一起在湘鄂赣战斗的曹栓增。凭着敏锐眼光,贾春英很快知道曹栓增的来历,他是为解放大军渡江搜集情报。她如见到亲人一般热情地招待着客人,同时把自己了解到情况如实报告给曹栓增。一次,曹栓增再与贾春英交接情报时,突遇国民党军搜查,她急中生智立即将曹藏匿家中的柴草中,另一方面理直气壮地与国民党军交涉,她临危不惧的气魄又似乎回到了湘鄂赣斗争年代。
    1949年5月17日,阳新县解放后,曹栓增任第一区区长,为了发挥贾春英的作用,曹栓增特指派她负责妇女工作。她知道这是组织对她的信任,也希望能再为新社会做一些工作,但是多年战斗生涯所形成疾病让苦不堪言,她咬牙坚持着繁重的工作,最终病痛迫使她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
    她默默地回到家乡,回到了陶港区潘彦村,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未向组织提出任要求,唯一的请求只是将烈士的遗骨抚养长大。组织上没有忘记贾春英的功绩,答应将潘涛的遗骨免费送进阳新中学读书并安排工作。
结束语
    从1950年至1984年,在阳新县陶港镇潘彦这个小村落里,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位性格开朗,坚定执著的妇人,她坚持不要应有抚恤,不吃组织救济,自食其力养育着家庭。只是偶尔有故友来访,便通宵畅谈,其间不时伴着往日辛酸的眼泪。
    1984年3月18日,这位老人终于摆脱了伤病的折磨,带着对潘涛的怀念,带着一生战斗的传奇,无怨无悔地走完人生道路。她就是—贾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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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者贾春英尘封62年的传奇人生
她是中共早期党员、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巡视员
她以能征善战闻名,是“双枪老太婆”原型人物的上级
解放后仅一年,她却悄然辞职回乡务农
          贾春英是何许人也? 28年前,她在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潘彦村一间普通民宅内,走完传奇的一生。而直到近日,人们才得知:这位平凡的农村老太太竟是与组织失去联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早期党员、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巡视员、鄂东特委(直属中央领导)妇委书记、主任贾春英。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传奇女性选择归隐乡里?其革命生涯中,又发生了哪些传奇故事?
15岁入党,苦命童养媳拿起刀枪
        阳新县筠山脚下的陶港镇贾村,是贾春英的故乡。1912年,贾春英在这里出生,父亲贾万里、母亲张氏均系贫苦农民。
      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出生仅八个月的贾春英就被阳新县潘桥石云村的一位姑母倪氏抱作童养媳。四岁时,贾春英就开始经历繁重家务和劳作之苦,肉体和精神上饱受煎熬。
           1925年春,在表哥罗冠国的介绍下,贾春英开始参加党组织的学习活动。
 据贾春英的儿子潘波回忆,贾春英后来曾无数次提及初次接触党组织的情景——“那是1925年春天的一天,13岁的贾春英上山砍柴兼打猪草,在狂风暴雨中滚下山坡,所幸被路过此地的罗冠国及时救起。”
       事后,当罗冠国斥责姑妈时,年幼的贾春英在一旁战战兢兢:“我又不是富人家的小姐,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吃苦的命。”
      “不是你的命苦,而是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才苦;还有你不懂得跟命运斗争。”潘波说,罗冠国的这番话,在贾春英心中点亮了一盏灯。
     其时,在石云村后山祠堂里每天都聚集着一帮穷苦人,他们是在听罗冠国以读书会的名义讲解革命道理。在表哥的鼓励下,贾春英经常利用砍柴、打猪草的机会前来旁听。当明白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时,她毅然决然地扯掉了裹脚布,拿起了刀枪,并迅速成为石云村妇女运动骨干。
      1927年3月中旬,在罗冠国的介绍下,贾春英在一面党旗下,举起握紧拳头的左手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征战湘鄂赣,与著名红军女将胡筠并称“双芙蓉”
       1930年12月至1932年1月,贾春英先后任鄂东特委(直属中央领导)妇委书记,鄂东特委妇委书记、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鄂东南特委常委、鄂东南妇女会主任,是“双枪老太婆”原型人物焦子英的上级。
      1932年1月后,年仅20年岁的贾春英被派往湘鄂赣省委工作担任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巡视员,在江西的修水、万载,湖南的浏阳、平江等根据地从事革命工作。1934年湘鄂赣“六七月”事件之后,省委派贾春英前往湖南平江、浏阳、汩罗、望城一带开展群众发动工作,伺机打通与湘鄂西根据地的联系。
       经过长期的艰苦磨炼,贾春英不仅在妇女运动方面成绩斐然,同时还以能征善战而闻名。在湘鄂赣地区,她与红军时期著名的女将胡筠并称“双芙蓉”。
    在湘鄂赣省、县苏政区政府、红十六师指挥机关秘密地所在的湖南省平江县,至今流传着一首民谣:上打咚咚鼓,下打彭咚咚。两边齐打起,迎接“双芙蓉”。
        据平江县史志部门调查,“这首民谣,主要是反映胡筠(湘鄂赣游击队总指挥)、贾春英(湘鄂赣省委巡视员、特派员)为首的队伍,打了胜仗回到苏区根据地,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的庆贺场面,是群众自编自唱的歌谣,那是一个敲锣打鼓,铳炮喧天的动人场景。高度赞扬了胡筠、贾春英在红军队伍中,在苏区根据地被誉为盛开的双芙蓉。” 2012年11月16日,享受部长级待遇的离休红军战士刘剑平见到贾春英后人后,激动不已。在证明材料中,老人对往事历历在目:“大约是1936年初,我跟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当勤务兵,主任夫人名胡平然,她当协理员管妇女工作,付秋涛任一支队付司令兼一团团长,江渭清是副团长,当时钟夫人经常和一些女同志共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湖北姑娘叫“春姐”,人很漂亮,个子高大,会带兵打仗,她就是革命前辈贾春英。”
遭叛徒出卖,狱中面对酷刑坚贞不屈
     1936年10月,这是湘鄂赣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第三年。在护送一批物资返回平江黄金洞时,贾春英遭叛徒出卖,突遇国民党反动军队埋伏,受伤被俘。
 湖南省平江县三市镇黄金村老人余柘生是这次战斗的亲历者之一。
    2012年11月15日,老人向平江、黄石两地史志部门工作人员讲述,1935年,他跟师傅王三平学厨艺,曾在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当炊事员。他当时听别人叫得最响的一个名字,是湘鄂支队女政委‘双枪春姐’,即贾春英。”
    1936年10月初,贾春英带领游击队返回总部时,余柘生便是炊事员。“来到一个小山脚下,突然从山背传来一声枪响,警惕性高的贾春英命令武装隐蔽抗敌。”但随同的“三区联政府苏维埃主席”彭一湖叛变,一枪击中贾春英左脚,厉声命贾春英将身上路费银元及文件给他。
        余柘生回忆,当时,贾春英情急倒地,回手一枪,击中彭一湖左手。彭一湖穷凶极恶,端枪直击贾春英的头部,贾春英闪躲时,子弹横擦头皮而过,头顶鲜血直冒,晕倒在地,“此时敌人已跑到跟前,大叫‘留活的’。最终,贾春英受伤被捕。”
         在狱中,敌人动用酷刑,试图彻底摧毁贾春英的意志,但贾春英始终坚贞不屈。幸运的是,1938年初,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贾春英获释,后留在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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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是游击队长,在阻击日军战斗中牺牲
       在坚苦的革命斗争中,贾春英的爱情之花也悄然绽放。
       1935年,作为闻名湘鄂赣的女英雄,贾春英成为许多红军指战员追求的对象,更有领导帮着牵线搭桥,但她似乎把组建家庭看做是工作的牵累。
    其间,一位来自家乡并与她年纪相仿的青年走进了贾春英的视线。他叫潘焘, 1912年生于阳新县陶港潘彦村,1929年参加红军转战湘鄂赣。潘涛平时少言寡语,作战勇敢,是贾春英得力助手,每每执行任务他们总是形影不离。
      “那时,他们更多时候只是生死相依的战友,从未谈及儿女私情和嫁娶。”潘波说,母亲后来向他讲述。1938年初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是潘焘一直将她护送到平江县嘉义镇省委的驻地。也就是在经过磨砺之后,贾春英最终接受了潘焘的爱。
    1939年冬,贾春英回到阳新工作。当时阳新已被日军占领,地方势力各霸一方。贾春英由于早年就离开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当地对她的在外情况无从知晓,这反而为她回乡隐蔽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环境的限制,贾春英一改冲锋陷阵的作风,一边为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一边期待孩子的诞生。而潘焘所率领的游击队以大幕山为依托,以金水河流域为战场,不断地袭击打击日军。
    1940年农历正月十六,贾春英与潘焘的儿子降生。一个月后,贾春英接到潘焘在咸宁嘉鱼牺牲的噩耗。
隐居故里44年,儿子不知母亲真实身份
    1940年后,贾春英一面抚养孩子,一面在阳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49年4月,阳新解放前夕,她秘密与湘鄂赣时期的战友曹栓接头,为解放军渡江搜集情报。同年5月17日,阳新县解放,之后曹栓任第一区区长,请贾春英负责妇女工作。但工作仅一年后,贾春英便因伤病缠身,无法正常工作,悄然辞职回乡。
1984年3月18日,带着对丈夫潘焘的怀念,贾春英在潘彦村家中平静离世,享年72岁。生前,这位可敬的老人像村里妇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在陶港镇潘彦村,许多老人都知道贾春英“闹过革命”,也知道她因受过枪伤只能弯着腰走路,但对她的具体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从小,母亲就给我讲红色故事,后来有了孙子,她继续讲。”作为贾春英唯一的孩子,潘波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但直到母亲1984年去世,他仍不知道,在母亲温柔慈爱的面容背后,竟隐藏着如此传奇的经历。直至今日,历经长达8个月的走访、求证,贾春英后人与史志部门拂开历史的迷雾,将这段埋藏了长达62年的红色记忆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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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忆奶奶“双枪春姐”
                                                             叶莹 周万榜
    70多年前,她跃马扬枪,威震湘鄂赣。62年前,她站完最后一班岗,从此归隐乡里。28年前,她在阳新县陶港镇潘彦村一间普通民宅内,走完传奇的一生。她就是“双枪春姐”贾春英。如今,“双枪春姐”的后代过得怎么样呢?他们之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日前,本报记者在县档案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黄石,见到了“双枪春姐”的孙子潘平,倾听了他与奶奶的那些事。
爱听奶奶讲故事
  “如果没有奶奶,就没有我的今天。”记者刚一坐下来,潘平就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得出,潘平对奶奶充满敬佩。对此,记者有些疑惑,这祖孙之间有多深厚的感情呢?
  原来,潘平从小是由奶奶带大的,自然对奶奶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每天睡觉前,奶奶都会给他讲故事。“我小时候好奇心重,总是缠着奶奶讲故事,如果不是第二天要上学,我巴不得一直听下去。”潘平说,那时候总能听得出神入化,有时连母亲来了都察觉不到。记得有一次,正当他听到精彩部分时,忍不住大赞道:“奶奶,您真棒!”俩人完全忘记了已是深夜,赞美声把母亲引来了……
  自己讲故事,潘平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后来有一段时间,母亲因此还不让他和奶奶一起住了。可是,祖孙俩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疏远,而是越来越深厚,潘平对奶奶的依恋越来越深。他始终觉得,奶奶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奶奶的特殊教育
  因为与奶奶的感情深厚,潘平从小最听奶奶的话。自记事起,奶奶的事迹就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奶奶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可以让他折服。“奶奶虽然没读过很多书,但是他教育我的方式却独有一套。”潘平说,因幼时顽皮常常惹来不少麻烦,母亲对他的教育方式除了打就是骂,可越是这样他就越反感。有一次,潘平和同学在班上打架,其实也只是因为一句玩笑话,同学却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潘平不甘示弱,又和同学打起来,最后老师来了才得以平息。
        事后,老师将此告诉了双方家长,潘平回到家被母亲训斥一番。当时,潘平觉得心里很委屈,明明是自己被打伤了,母亲怎么还骂我。“可是对于打架,奶奶也说了我不该,但是她并不是直接指责我,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教育我。”潘平回忆着当年奶奶教育自己说的那番话,“奶奶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不要那么顽皮,如果是打仗,该有多少同志牺牲啊,要懂得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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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春英晚年照
奶奶曾获6支手枪
  最让潘平引以为傲的就是,奶奶曾经获得过6支手枪。在潘平眼里,奶奶行事机敏,性格泼辣,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怕死。
  据潘平回忆,奶奶17岁时,有一次为了给上级送重要情报,要经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可派出去送情报的三批同志都死在封锁线下。如何才能把情报送出去?这时,奶奶主动请缨,要去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于是,奶奶立即骑上马出发了。
  说起奶奶骑马的功夫,潘平一脸自豪。他说,奶奶的马上功夫非常娴熟,经过敌人封锁线时,她灵巧地隐蔽在马的腹部,冲过了敌人的火力攻击。但奶奶也因此身负重伤,从马背上滚下来,连续翻滚了几个山坡,整整昏迷两天两夜。“奶奶那次能够大难不死,多亏了那匹马,马通人性。”潘平告诉记者,奶奶滚下山坡昏迷后不知所踪。后来,交通员在那匹马的带领下,越过几个山头才找到奶奶。
  情报及时送出了,奶奶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后来的万人庆祝大会上,奶奶获得了奖励:一支小手枪。“据奶奶回忆,她一共获得了6支手枪,都是上级奖励给她的。”潘平自豪地说。
  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同志,没有屡建奇功,没有过人胆识,没有不怕死的精神,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党中央怎么会让这么年轻的女同志去领导十几个县,甚至湘鄂赣30余县的革命和妇女组织?“从我记事起,就没看到奶奶直起过腰,她一直是佝偻着腰走路的。”潘平告诉记者,奶奶腰部有枪伤,身上有好多后遗症。
说不出的钦佩
  一直以来,潘平对奶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钦佩。
  他无法想象,在那个枪林弹雨的年代,奶奶不知有多少次是从鬼门关逃过的。可就因奶奶不怕死、不怕痛的坚强个性,她才得以逃过一劫又一劫。潘平一直都记得,奶奶说过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没有战争,希望老百姓能够过安稳的日子,只要有饭吃、有田种,便是最大的喜事。
  潘平告诉记者,虽然他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但是创业初期,也是困难多,但他从来没退缩,一直以奶奶爷爷的革命精神勉励自己。
  解放后,因为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家人曾想让奶奶给上级领导写信,委托找一份好的工作,却被她严词拒绝。后来,看到许多革命老军人受到组织关怀,家人又提醒奶奶,再次被拒绝。
  当时,潘平已经记事了,所以,对当年奶奶严词拒绝的话语仍然记忆犹新。“奶奶平静地说道,‘我能活下来,还有儿孙,这已是最大的待遇了。当年,许多军人参加革命,不是为了钱,更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穷人有饭吃,大家能获得平等、自由的生活。也正因如此,所以当年老百姓才拥护我们共产党,我们才能胜利夺取政权,解放全中国。因为我是领导,组织和群众给予了我很高的荣誉,所以战场上我要冲在前面,不怕牺牲。生活上我要艰苦朴素,与群众保持一致,才对得起我这份荣誉,老百姓才会追随我们干革命,我们的党才会有号召力。和平年代,我要融入到群众中去,发扬当年苏区精神,不能做官老爷,不能让群众对我这个领导失望,不辜负群众对我们共产党的期望,这也是我无数牺牲的、活着的、共产党人的愿望。如果你们让我向组织向党要待遇,请问我那些无数牺牲的战友该问谁要待遇呢?有的牺牲时只有17、8岁,有的连姓名都没留下来。”潘平转述着奶奶当年讲的话,全家人被这席话驳斥得哑口无言,“从此,奶奶再也不让我们提要待遇之类的事。”
  潘平说可敬的奶奶像村里妇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从未穿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弯着90度的腰却什么劳动都做过,什么苦都吃过,除农业劳动外,白天上山砍柴,晚上种豆芽,经常将柴和豆芽拿到镇上去卖,去资助困难群众。却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闲暇时经常指点当年的民兵使用枪支弹药,传授对反革命和对敌斗争的经验,对党员干部宏扬革命传统教育。
爷爷是游击队长
  除了奶奶,潘平的爷爷也有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爷爷与奶奶同年,都是1912年出生的。因为共同的革命经历,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潘平告诉记者,爷爷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读,是毛泽东主席的学生,当年给爷爷授课的老师还有:瞿秋白、恽代英、邓演达、李汉俊等一批革命经验丰富的共产党领导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起初是在工农红军红三师从事文职工作的,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战争,抗日战争暴发后,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他毅然弃笔从戎,成为一名冲锋陷阵的将士,任新四军游击大队大队长,“最后牺牲在血泊中。”说到这,潘平眼里噙满泪花。
         他听奶奶说,1940年4月,在一次抗日战役胜利后,爷爷派警卫员给上级送情报,当警卫员半夜回来时,看见爷爷所在的宿营枪林弹雨,火光冲天。几个小时后,警卫员靠近宿营,发现爷爷所属部队全军覆没,在一片血泊中找到爷爷的尸体,而头颅已被日军取走。之后,警卫员拿走爷爷的怀表和钢笔,给奶奶报信。第二天,日军将爷爷的头颅吊在一棵大树上,悬挂示众。数天后,警卫员和当地村民趁日军不备,悄悄取下头颅,和尸体一并放进棺材。当拖到河边准备埋葬时,日兵赶到,用刺刀将棺材全部捅烂,将尸体丢弃河中。
    潘平说,在爷爷奶奶身上,他看到了二老对革命敢于牺牲、甘于奉献的强大力量。这也是爷爷奶奶留给他最重要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爷爷奶奶在天之灵,能看到现在的我该有多好。”采访接近尾声,潘平仍对印象中的奶奶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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