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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抗日女侠包玉侠  

2017-01-29 15:52:55|  分类: 老兵传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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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女侠包玉侠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20岁“闯关东” 初露女侠风采
         1914年8月13日,山东省福山县黄务村一个农民家里,包玉侠呱呱坠地。1931年,青梅竹马的包玉侠、邹立升喜结连理。1934年4月,比包玉侠大一岁的邹立升“闯关东”到大连打卯子工,结识了刚从莫斯科郊外军事谋略学校毕业、回国组建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的李寿山。邹立升接受了李寿山的抗日救国主张,成为抗日谋略团在大连发展的第一人。
  抗日谋略团,大连人俗称“放火团”,国外称“国际情报组”、“国际工作班”、“国际特科”等。它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参谋部领导的以破坏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日军后方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性反法西斯秘密组织。据日本关东宪兵队的不完全统计,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对日谋略焚烧合计57起,造成日本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日元以上,等于关东军1939年7.5万人“围剿”东北抗日联军一年的“讨伐经费”。邹立升、包玉侠夫妇全程参与。
  1934年春夏之交,包玉侠抱着不满两周岁的儿子邹显荣,随着“闯关东”人群到了大连,住进邹立升在日本桥(今胜利桥)附近的出租屋。此地环境复杂,日本警宪特众多。一次,邹立升在屋内研制火烧日本侵略者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材料配比稍有偏差,眉毛全被火燎掉,面目成了黑张飞,多亏在门外掩护他的包玉侠及时赶到熄灭火焰,才避免了一场政治事故的发生。
  为避开敌人的眼线,邹立升夫妇搬迁到石道街西部三区贫民窟。日本警宪特较少涉足这里,但包玉侠毫不懈怠。每当邹立升在屋里研制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或与人在屋里谋略火烧日本侵略者的计划时,她就拿个小板凳,领着还穿开裆裤的儿子,在门外几十步远的石子路边树荫下缝补衣服。见到形迹可疑的人向他们的住处走来,她就示意儿子跑回家告诉父亲:“有人来了!”同时,她以潇洒的女侠风采主动迎上去打招呼,大声说话,以为“警报”。汉奸巡捕对新来住户进行检查,邹立升听闻包玉侠发出的“警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巡捕进门见邹立升与人正在摆长城——打麻将,以为他是游手好闲之徒,便不再注意他的活动。
  这年9月,邹立升、包玉侠的女儿出生。不幸的是女儿将满周岁时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夫妻俩化悲痛为力量,一方面加紧进行化学定时发火装置的研制,一方面加快建立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邹立升在发展其山东同乡、时住石道街东部的满洲油漆株式会社(大连油漆厂前身)搪瓷工高绪慎等人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的基础上,发展包玉侠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并批准高绪慎发展其山东同乡、时住石道街东部的“满铁”大连码头仓库临时苦力孙玉成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这是抗日谋略团在大连地区发展的第一批力量,为以后火烧日本侵略者的抗日谋略执行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多种发火材料配比必须精准,定时燃烧后不留一丝痕迹,看上去与自燃火灾别无二致。在包玉侠的掩护下,邹立升经过近百次试验,终于完全掌握了李寿山传授的莫斯科军事谋略学校技术标准,一块香皂大小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在他手里制作成功。他感慨地说这里面有一半是包玉侠的功劳。
连津间侠肝义胆的女交通员
抗日谋略团在组织发展过程中,边对工作员进行谋略执行技术训练,边对日本军需物资及其生产工厂进行放火破坏,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6月25日晚8时,邹立升指挥抗日谋略团工作员高绪慎,利用工作之机把他刚试制成功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放进满洲油漆株式会社的仓库里,成功地放了抗日谋略团历史上的第一把火。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配合抗日前线军队,谋略在大连掀起一个火烧日本侵略者的高潮。但制作发火装置用的硫酸等物资,因日本警察当局严密控制,无法搞到。包玉侠奉命担任抗日谋略团大连-天津间交通员。从1937年12月至1939年3月,她经常领着五六岁的儿子,乔装打扮成贵妇人模样,通过日本军警的封锁和搜查,从抗日谋略团天津联络站带回大连急需的制作化学定时发火装置用的物资和抗日谋略活动经费。
  她平生难忘第一次勇闯津门的情景。那一天,邹立升根据抗日谋略团天津联络站指令,安排包玉侠乘火车到天津日租界与绰号“胖大姐”的李光华接头。包玉侠在旅馆焦急地等待“胖大姐”的到来。一位高个子、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准时进屋,微笑着对她说:“老邹大嫂,你来了。”接着抚摸她儿子的头说:“显荣也来了。”包玉侠听他说的做的与接头暗号完全对上了,知道是自己人,便急切地说:“我找‘胖大姐’李光华有事。”来人回答:“我就是你要找的‘胖大姐’李光华。”包玉侠惊奇地恍然大悟:“胖大姐”原来是个男人!后来她才知道“胖大姐”李光华,本名黄振林,是抗日谋略团联络站负责人,从莫斯科军事谋略学校毕业回国后一直驻在天津, 掌管抗日谋略团上海首脑部与各地区组织之间的指令传达、活动经费分发和所有交通事宜,是抗日谋略团的领导人之一。
  “胖大姐”听完包玉侠的汇报,经过一个星期的运作,配置齐大连地区组织所需抗日谋略物质,安排内线送到天津-大连的火车上。包玉侠上车后见到座位对面行李架上一个礼包,上下两盒标志是点心,中间两盒标志是茶叶,与从商店刚买来东西的包装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按照送她上车的“胖大姐”的嘱咐,她一路不动声色地不时观察那个礼包,登车检查的日本警察没在意。到了大连火车站,日本警察对像是有钱人的母子俩也毫无戒备。包玉侠就这样多次顺利地完成任务。
  每次奉命潜往天津,都是邹立升传达上级指令,潜回大连后一般是把带回的礼包交给邹立升。礼包里是什么东西,她也不清楚。她以为邹立升与“胖大姐”一定很熟悉。一次,她奉命第二天潜往天津,不料夜里突发重病,连续多日高烧起不了床。这天,一位高个子微胖的中年男子走进门,看到躺在床上的包玉侠便说:“老邹大嫂,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包玉侠一看,来者正是“胖大姐”,可每次安排她去与“胖大姐”接头的邹立升对来人却毫无反应,瞬间她明白:他二人并不认识。按照约定时间,“胖大姐”在天津没有见到包玉侠,担心大连方面出现问题,于是亲往大连侦查。这样单线联系的严格的秘密工作方法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使日本统治当局动员了数以千计的警察、宪兵、特务,草木皆兵地搜捕了3年之久,也未能破获抗日谋略团组织。
铁窗侠骨伴夫君
        1940年6月24日,由于汉奸告密和叛徒出卖,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遭到日军破坏,累及京、津、唐地区组织和青岛、沈阳地区组织及天津联络站、上海首脑部均遭破坏,先后共有155人被捕。7月4日,邹立升与包玉侠被捕。
  日本法西斯对邹立升刑讯逼供,多次让包玉侠陪刑。她的衣服被鞭子抽打碎了,身体露出斑斑伤痕和血迹,耳朵眼里流血,听力严重受损。她坚强地挺住,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1942年8月12日子夜,关东刑务支所(大连岭前监狱,今石葵路东出口南侧)最东头的牢房里,被判处死刑的邹立升,在黑暗中用马桶木盖将牢房东面铁窗栏杆别弯拽下来,与同监的原抗日联军战士周明霄叠人梯爬出监牢,回头甩进用衣服、铺盖撕成布条系束的绳子,将另两名难友拽出牢笼,成功越狱。至此,邹立升策划的越狱计划终于实现。他把监狱发给“犯人”当做“下饭菜”的食盐偷藏起来,化水浇注在牢房铁窗栏杆底部,历时百余日,将铁栏杆底部锈蚀大半,乘日本狱警熟睡、岗哨打盹之机出逃。包玉侠对此毫不知情,但因她是邹立升的妻子,受到牵连,多次遭受严刑讯问。因被汉奸发现并告密,8月25日,邹立升再度被捕。
  1942年12月10日,邹立升和黄振林、高绪慎、孙玉成在旅顺监狱绞刑架上被执行绞刑。判处7年徒刑,一直关押在关东刑务支所牢房里的包玉侠,在铁窗前遥送夫君英勇就义。她受尽日本狱警的非人折磨,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大连才走出牢笼。
侠气依旧育后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包玉侠常常听到对自己是“抗日女侠”的赞誉,并享受革命烈士家属的荣誉。但她从不居功自傲,淡泊名利,刚正不阿,倔强的脾气也丝毫未改。她以普通工人的身份,与儿子邹显荣生活在一起。
  退休后,她把向年轻一代和广大职工、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作为自己的义务。她85岁时,我到她家采访,听我说岭前监狱将要拆除,说很想再到那里看看,再向年轻一代讲述曾被关押在那里的抗日谋略团英烈的斗争。时任大连工人大学副校长的我满足了老人的愿望,在当年的“关东刑务支所”大门前,我带领大连工人大学师生列队倾听了老人声情并茂的讲演。她讲述了当年的狱中斗争,讲述了邹立升和牺牲烈士的许多英雄事迹。离开时,她突然转身凝目曾经关押她5年之久的监狱。我体会出老人此刻的复杂心境,既有对自己和丈夫及抗日谋略团战友们血与火的斗争记忆,也有向即将拆除的这座高墙围拢监牢的最后告别。
  2002年春节,包玉侠携全家人参观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在邹立升英勇就义的绞刑架前,她伫立良久,默默无语;在《铁窗英魂》展的陈列室里,她认出当年在监狱里被摧残的面目肿胀的邹立升的照片,低声告诉身边的曾孙“这是你的太爷爷”,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对丈夫的深情和无尽怀念,令人动容。
  2005年,我邀请包玉侠老人参加大连市总工会、大连市工人运动学会联合召开的“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并请她在大会上讲话,她欣然答应。那天,老人讲了很多,末了,她深情地对大家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不要忘记历史,绝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杀害中国人民的悲剧重演!”这是90多岁高龄的包玉侠对后人的殷切希望,我永远铭记在心。
  包玉侠老人晚年气管不适,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因此我曾十多次引领省、市史志部门的同志和电视台等媒体人员到她家中采访。老人总是喘着粗气,热情招待我们。孰料噩耗传来,80多岁的邹显荣告知我——老母亲于2011年5月10日住进医院不多时去世,老人走得很安详,脸颊带着祥和的微笑,她要去陪伴生离死别七十载的夫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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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包玉侠讲那过去的事情
夫妻共同走上革命路
  包玉侠是山东福山人。1934年初,包玉侠随丈夫邹立升离开了山东老家,闯关东来到大连。
  邹立升当年22岁,是一个爱国青年,他当过兵,朋友较多。刚到大连,便有朋友介绍他去码头干活。这可是个美差,工人扛货过来,工头就给发一根竹签,然后工人拿着竹签换钱。这活不累,一天能挣到7角钱。与当时的其他行当相比,这已经算是较高的收入了。
  可是,邹立升干了一天,就不肯再干了,他看不惯日本人与工头动不动就残忍地打骂工人,而他自己既不能说,也不能拉,太难受了。别人劝他:“不干,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当时包玉侠21岁,独生子邹显容才两岁,尤其这活儿收入好,别人想得到都不容易。
  邹立升又勉强干了4天,还是辞职不干了。对于一个热血青年来说,怎能忍心看着自己的同胞遭受日寇的鞭打和折磨?
  邹立升不工作,家里便没法生活,朋友又帮忙介绍他去小衙门干。可在这里,日本人打人更是家常便饭。邹立升马上又不干了。
  没办法,朋友介绍他到一个木工厂扛木头、干散工,一天2角5分钱。就这样,全家在石道街贫民窟安下身,勉强维持生活。
  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中国人的野蛮罪行,夫妻俩滋生了反满抗日的进步思想。1934年8月,邹立升经大连抗日放火团负责人李寿山介绍,成为国际情报组在大连地区发展的第一位成员。随后几年里,邹立升出生入死,多次成功地烧毁了敌人的战略物资。
  在丈夫的影响下,1936年春,包玉侠正式加入抗日放火团。别看她性格贤淑温存,但跑起交通,却泼辣辣,机警过人。她曾巧妙地甩掉汉奸、特务的跟踪,支走形迹可疑的过路人,还配合丈夫在家研制放火爆破的药品。
  她当时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当交通员,传递信息,她曾多次往返大连———天津———沈阳,把上级的指示带回来,把大连的情报送出去;二是配合邹立升他们制造放火引信、炸药。
  1938年年中,她单独去天津执行任务。联系人黄振林既是国际情报组驻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也是情报组驻上海———天津———大连———丹东的交通员。大连的爆破指令、爆炸药品及活动经费,都是通过他传递的。包玉侠把从大连带来的3张夹了“馅”的锅饼交给了他。
  几天后,包玉侠身藏活动经费,手提一个精制的木质点心盒,带着孩子返回大连,她从车窗往外望去,满眼的日本警察在站台上遛来遛去。她不由得在心里盘算着出站的良策。
  突然,她看到一位妇女抱着没睡醒的孩子,正吃力地往肩上挎着大包袱。包玉侠赶紧走上前笑吟吟地说:“大姐,我帮你抱孩子吧。”那位妇女看她诚心诚意的样子,点了点头。包玉侠双手接过孩子。小显容一手扯着妈妈的衣襟,一手扯着那位妇女的手,几个人亲亲热热走出了检票口。
  包玉侠带回的“点心”是一种新配制的烈性引爆物。它定时准确,引爆力强,是火攻的绝好武器。
  但是由于来回传递烈性引爆物危险太大,上级指示大连要按配方自行研制。邹立升和包玉侠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一年中,这种新型引爆物大显神威,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两架日本飞机。
夫妻双双入狱
  当时,日本统治当局已经穷凶极恶,见到不顺眼的人就抓。大批特务化装成工人,不分昼夜地到各个工厂、旅馆、市场和工人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先后逮捕了无辜群众200余人。
  由于叛徒出卖,国际情报组大连成员大部分不幸被捕。
  包玉侠老人忘不了抓人的那一天。1940年7月3日,她在黑石礁的家里,发现有一个外人来了,这人穿着像是个郊区人模样,到了姓赵的房东屋里。等他往外走时,却顺着窗外向她的屋里看了看,形迹可疑。
  联想到近日形势很紧张,有的朋友在街上见面了,却装着不相识,得走到背人处才能说上几句话。风声很紧,包玉侠很为丈夫担心。等丈夫回家,包玉侠就将来人向屋里张望的事说了。邹立升马上意识到可能暴露了,但是为时已晚,他认识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走不了了。
  天未黑,房东就将大门关上了。当天夜里11时多,日伪关东州厅外事课刑事带领一群特务翻墙进了院子,踹开邹立升他们家的房门,涌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捆绑了邹立升。
  包玉侠奋不顾身地前去拦阻,狗腿子便连她也一同抓走了。
  邹立升、包玉侠夫妇被捕时,家里还扔下个8岁的儿子邹显容和包玉侠17岁的弟弟。
  汉奸问包玉侠:“有没有亲戚?要不连孩子也带走?”
  包玉侠忙叫孩子跟舅舅生活,这才救了孩子一命。
  被捕后,邹立升和包玉侠都被关在大广场衙门(现中山广场辽宁省对外经贸厅)。后来,邹立升被转押关在日本关东厅(现大连市政府办公楼地下室),后又转入岭前监狱和旅顺监狱。
在大广场衙门,包玉侠被关在1号牢房。记得进入牢门时,和电影里演的一样,没等你脚跟踏稳,日本人一脚就将你踹入牢房,摔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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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玉侠性子刚烈,任凭敌人无数次地拷问逼供,都是坚贞不屈。
  包玉侠被判7年徒刑。
  与此同时,敌人对其他地区的国际情报组也下了毒手。8月15日,国际情报组驻中国总指挥姬守先在上海法租界被逮捕。
丈夫英勇就义
  岭前大狱墙高五六米,戒备森严。
  邹立升等人,却从大狱中逃跑了出去。
  后来才知道,因为狱中饮食极差,含糠的食物无法下咽,日本人就另发一些盐。英雄们不舍得吃,把盐化成水,涂抹在铁栏上,用以腐蚀铁栏,并最终将铁栏杆弄开,再将狱中的毯子撕开结成绳子翻出墙外。
  邹立升等人越狱的当天夜里,监狱里一片忙乱,包玉侠预感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日本女牢头就将包玉侠叫了出去,说:“你男人有病了。”
  包玉侠表示:“那我去看看。”
  “那不行,你有没有亲戚?借点钱给他看病。”
  包玉侠马上回拒说:“我有没有亲戚你们还不知道?”
  她心中已经知道丈夫跑了出去,暗暗祈祷,希望他能跑得越远越好。
  后来得知,邹立升跑到现在的北京街一带,躲在他的一个老师家里。因为日寇搜查很紧,四次想外出都没有成功。
  在日本狗腿子的搜捕下,邹立升又落入了日本人的魔爪。这一次,日本人马上就将他的腿打断,以防止他再脱逃。
  抗日英雄姬守先、秋世显、邹立升、高绪慎、王有佐、吴诚江等9名主要成员于1942年12月9日、10日,在旅顺大狱惨遭绞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已在狱中囚禁了5年的包玉侠重获自由。抱着与失去音信的丈夫重聚的渺茫希望,她从早到晚守在大连街头整整一个月,然而,得到的却是丈夫早已被杀害了的噩耗。
  忍着巨大的悲痛,包玉侠回到山东青岛,找到了年迈的母亲和正在街头为人擦皮鞋的儿子显容,并把他接回大连。
  晚年的包玉侠老人四世同堂,过着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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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抗日老人包玉侠
                                         钟祥斌
          八十年代初,我在工人报社。当时工人报社座落在中山广场,离新华书店很近。那时,我有一个习惯,每天中午都去逛新华书店。我们报社的副主编邹显容和我有同样的习惯,所以我们常结伴而行。我发现他一看到有关抗日的书就买下来,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一类的书?他说,他的父亲邹立升是抗日烈士,母亲包玉侠也是抗日志士。我听了,当时肃然起敬,说,我哪天一定专门去拜访老人家。
         那是1985年春末夏初的一个午后,街道上槐花如雪,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清香,我走进了他的家。他的母亲,很热情,把我让到了屋里。我打量着面前的这个花甲老人,中上等的个,脸很白净,两眼炯炯有神。邹副主编把我的来意说明,老人很爽朗,也很健谈。她给我们讲起了那段难忘的抗日岁月。
        她说: 1934年8月,我丈夫加入了大连地区“抗日放火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以打卯子工为职业掩护,很快建立了秘密放火点线组织系统。1935年11月,他被任命为大连国际情报组领导人。1936年冬,他到油漆株式会社做临时工,工作半个月,选准放火目标,在1936年最后一天,将火药放在第一车间油桶的隐蔽处,第二天,油漆株式会社上空黑烟弥漫,烈火夹杂着刺鼻的油漆味,吞噬着厂房,最后34间厂房一间接一接地倒塌,敌人损失6万日元以上。这时,我受丈夫的影响,由领导批准,在1936年春也参加了大连国际情报组,任交通员,负责大连——奉天——天津地区传达指令、携带药品和经费等工作。
       包玉侠老人,沉浸在回忆中,两眼充满了深情。她接着说,一次,我丈夫用碎银子托人打了一只银戒指送给我,上面刻着四个字:舍妻救国。我问他何意?他说他要去天津工作,作个纪念。后来,我知道了他去天津的原因。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我国内地,大量的作战物资和兵力源源不断地向北京、天津集聚,北京和天津成为日军进攻我国内地的军需物资供给基地。为此,上海“抗日放火团”指挥机关决定在北京、天津等地发展“抗日放火团”组织,破坏日军供给基地,切断敌人的军事补给线以牵制入侵之敌。
    他到天津后,仍以打卯子工为职业掩护,首先选择了大王庄陆军仓库为放火目标。他一面熟悉环境,一面物色人员,发展组织。1939年5月,他将大王庄陆军仓库6号库点燃,烧掉了刚从火车上卸下的大批军用被服,使日军损失130万日元。同年10月,他又抓住有利时机,烧掉了天津陆军酒保仓库,使日军损失50万日元以上。
  1939年11月,日军为供应长江以北侵华部队,在丰台设立作战物资集结地。他奉命赶往丰台担任“抗日放火团”领导工作。后来,因工作关系,他奉命返回大连。我丈夫回大连后,作为骨干主要做组织发展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大连地区“抗日放火团”又发展了一些成员。放火团的活动为敌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敌人恼羞成怒,他们开始紧锣密鼓的搜捕。
        1940年7月3日,我和丈夫被敌人逮捕。1942年3月15日,他被敌人判处死刑。为实现入狱前的一项重大放火计划,他不顾受酷刑的重伤身体,于1942年8月12日深夜同难友周明霄一起,从大连岭前监狱成功越狱,躲藏在大连西岗刘桂林老师家中。不幸在日本警、宪、特追捕中,又遭第二次逮捕。敌人深恐他再逃,打断了他的双腿。同年9月,他与他的战友们被转送到旅顺监狱关押,12月9月到10日先后被杀害。
行刑前,他和狱友们高唱抗日歌曲,从容就义。当时我丈夫年仅29岁。
    说到这里时,包玉侠老人已两眼溢满泪水,但仍透着坚毅,给我们一字一板地唱起了当年在狱中的那首抗日歌:
         “气愤填胸,按不住满腹仇燃,誓杀尽帝国主义者,偿大愿。除汉奸,灭国贼,打倒日寇,工农商学兵一齐奋斗,最后胜利,还我山河,人民自由。”
        听着她的歌声,我心情激荡,脑海中浮现出当年如火如荼的抗战硝烟,丈夫别妻子,父母送子女走向战场的绝别。是啊,是多少抗日志士的鲜血才迎得了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老人的歌声停止了,我还激动不已。听她继续说,我在日本投降时,被苏联红军解救出狱。建国后,组织安排我到大连被服厂工作,先后当选辽宁省和大连市人民代表。我经常给我的孩子们讲当年的那段历史,以缅怀先烈的英雄业绩,让他们勿忘国耻。说到这时,老人脸上充满了笑容。
       包玉侠老人于2011年去世,享年98岁。今天,我回想当时采访她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昨日已成为历史,历史须我们铭记,我们要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更要为明天的“中国梦”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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