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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抗日英烈张甲洲  

2017-01-28 15:16:43|  分类: 英烈志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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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烈张甲洲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张甲洲(1907—1937),曾用名张进思,字震亚,号平洋。1907年5月21日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张甲洲历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巴彦抗日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军长等职。
     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江省富锦遇害,时年30岁。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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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学潮三丢学籍
  1907年5月21日,张甲洲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张家祖籍山东莱阳县,那里黄河泛滥,天灾频仍,为求生存人们纷纷选择了闯关东。张家于乾隆年间移居到辽宁岫岩五站道沟子,后移至松花江南岸。1861年,清政府在中兴镇设招垦局,贴出放荒布告。他的祖父张百禄遂迁家至此,在东包宝山下承领300多垧(每垧约合1公顷)山荒地,后购置一套榨油设备开起油坊,生意非常火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油坊被土匪烧毁,张百禄的4子分家,各分土地60垧,草房3间。张甲洲的父亲张英排行老二,擅长中医,行医为生。因对儿子寄予厚望,为其取名“甲洲”,意为“名冠五洲”。
  张甲洲刚满4岁,张英就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与唐诗宋词。张甲洲很有灵气悟性,记忆力惊人,学习知识很快。但他非常淘气,上树爬墙,掏老鸹窝,什么都干,时常带领一帮孩子,到西河套里玩耍,指挥伙伴们摘采山梨、钓鱼。一次为解决没鱼钩的难题,他用别针在老渔翁的烟袋锅里烧红,插到烟袋嘴通气孔里弄弯,霎时鱼钩做成了。老渔翁敲着他的脑瓜儿说:“你小子将来定是非常人物!”
  张甲洲8岁时,父亲把他送进龙泉私塾读书。私塾里讲究师道尊严,认为“教不严,师之惰”,学生们背书不会和写字不好时,先生不是用戒尺打手板,就是勒令下跪。张甲洲厌倦这种死板的学习生活,次年,他带着对新文化的向往,逼着父亲把他送入龙泉初等学堂。该学堂开有国文、算术、历史、物理、修身、读经、体操、图画9门课程,他的各科成绩名列全班前茅,物理成绩尤佳,他立志将来当个科学家。
  1923年初,张甲洲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齐齐哈尔是中东铁路线上的大车站,不但舶来了苏联货物,也舶来了红色革命理论。学校一位数学老师常给学生们讲授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张甲洲知道了列宁、斯大林,也明白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进一步打开了觉悟之窗。他在物理课本扉页上抄写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他接受革命思想后,陶冶成秉公正义、刚直不阿、愤世嫉俗、不畏强暴的坚强性格,每次闹学潮都冲到前面,被政府斥为“赤化分子”。他深受同学拥戴,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当时张作霖强行抽调大中学生当兵,他非常反感,就率领同学们罢课,开展反抽丁斗争。最终因违抗军令,被开除学籍。
  1925年初夏,他考入沈阳文华中学。沈阳乃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党的活动比较活跃。他如饥似渴阅读了《国家与革命》、《母亲》等进步书籍,对革命原理有了较深的认识,不久就以口才出众、成绩优秀博得师生好评,被公推为学生会主席。五卅运动风潮波及到沈阳后,燃起了反帝怒火。作为学生会主席,他率领学生游行示威,支援工人罢工,再次被开除学籍。
  1926年,他返回齐齐哈尔,考入甲种工业学校。入学半年即被选为黑龙江省学生会主席。不久,就因反政府、闹学潮,被反动当局逮捕。在全省师生强烈要求下,他才走出牢门。但他的“不法行为”已引起当局注意,认为他是赤化分子,便取消他的赴日留学资格。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亲手在报批表上抹掉了他的名字,嘴里还狠狠地骂道:“我叫你闹,我叫你赤化!”张甲洲第三次丢掉了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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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北大再转清华
  1927年春,张甲洲和巴彦籍同学于天放(解放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魏祖舜等结伴来到北平。翌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1929年升入物理系一年级。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学校地下党活动频繁。在北大门房的秘密售书点,他买了《共产主义abc》等许多禁书,追求进步的愿望愈加强烈,学校许多党的活动,他都充任先锋的角色。
  一次,北大世界语学会在天桥举行飞行集会,同学们分散走在大街上,时针指向8点整,张甲洲将手中的灯泡“啪”地一声摔在地上,同学们闻声集合,有的撒传单,有的搞演讲,有的刷标语。等到军警赶到时,大家早溜之大吉了。
  在革命熔炉冶炼下,张甲洲迅速成长。1929年夏,经北大党支部宣传干事文艺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4月21日晚上,张甲洲和文艺陶等人在北大二院大讲堂召集50多名同学开会,研究营救北大支部书记李光伟。由于军警探知了消息,包围了会场,张甲洲等32人未及时转移,当场被抓,关在警备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结识了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冯仲云,俩人共同探讨了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深厚友谊。
  不久,经党组织营救,张甲洲重获自由。党组织觉得他学理科不适宜革命工作,建议他转考清华大学政治系。1930年下学期,张甲洲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该系,在清华校园,这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豪爽而又待人热情的东北青年像一团火,用勤奋和热诚感动着身边的同学,将党交付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他被选为学生会和班级干部,并任学生会教育科长和班级委员会主席。为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其文化水平,他以清华大学学生会教育科的名义,创办了一所民校,招收40多名学员,学员有学校工友、教员家属、保姆、人力车夫等。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 于天放、 陶赢孙等为教员, 轮流上课, 主讲文化知识、 革命故事和苏俄情况,并出版有半月刊的 《民众教育》 杂志, 除发给学员外, 还发行到河北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和民众学校, 以唤起河北民众的爱国觉悟。
  1930年9月,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恢复西郊区委,张甲洲被任命为区委书记,胡乔木被任命为团委书记,统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农业学校等高校的党团工作。为扩大党的影响,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朝曦社,出版了《北方青年》,并亲任《言论栏》主编。一次他独具匠心地编发了胡乔木撰写的《中国赤祸问题》一文,从题目上看似贬义,称革命为赤祸,内容则介绍了中共苏维埃区域扩大的情况,巧妙宣传了革命。因工作关系,他和胡乔木经常在一起活动,形影不离,像大哥哥领着小弟弟一样亲密无间,清华大学学生们说:“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在清华大学,张甲洲不但担任党组织和学生组织的职务,还任巴彦旅北平学生同乡会会长之职。
  高希文是师大学生,家住巴彦山后黑瞎店。他在放暑假前一个月,接到家信,信里讲巴彦县长翟兴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劣迹。张甲洲最恨贪官污吏,他派法学院李时雨和邵桂辛为代表,去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联络巴彦籍同学,计划在暑假期间,一起回巴彦驱逐贪官翟兴凡。在巴彦中学,他分配邵桂辛、邵桂五、刘极天等各带同学到农村调查,搜集翟兴凡的罪证,很快就把状子送到了省政府。
  当时黑龙江省长叫万福麟,土匪出身,很怕学生闹事,接到诉状后,立派省政府参事陈万凯办理此案。陈到巴彦调查时,穷苦百姓纷纷申诉冤屈,许多人出具了证言。翟兴凡也不示弱,将李时雨的哥哥李宸芳抓进兴隆镇警察分局,硬说他抗拒官差。张甲洲闻讯后,便带领同学到县衙质问翟兴凡,警告其如挟嫌报复就罪加一等。翟兴凡害怕了,立即将李宸芳放了出来。经查实翟兴凡罪恶累累。最终翟的县长之职被撤。
       张甲洲领导的驱翟斗争不仅大获全胜,而且开创了黑龙江民运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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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甲洲和夫人刘向书的结婚照
                 为革命辗转南北 
  1930年10月,张甲洲调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西郊区委书记。12月,市委书记刘锡五被捕,张甲洲代理北平市委书记。由于他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引起特务的注意,认为他是北平市委的“大鱼”,伺机逮捕他。
  一天晚上,他在民校上课,胡乔木和陶赢孙在外放哨,8点多钟时,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说找“张申江”。原来特务们把抓人名单上的“张甲洲”误看成“张申江”。胡乔木机警地说:“二位请等一下,我去叫一声。”其实是去送信。胡乔木出来对特务说:“我们这里没有叫张申江的学员,你们找错地方啦!”张甲洲得信后,在学员掩护下,翻越学校高墙,潜伏在北大德文教授杨丙辰家。夜深人静时分,他骑着杨教授的自行车,跑到阜城门外罗道庄农学院,在巴彦籍同学贾玉麟的宿舍住了一宿。次日,由北平火车站潜往上海。他要到上海劳动大学找“姥姥”接头,劳大是党中央驻地,“姥姥”是中央宣传部长洛甫的组织代号。
  张甲洲到上海后,住进劳大附近的立达学园。一天早上,军警突然包围了劳大,在门口架起机枪后就冲进校园疯狂捕人,并把暑假留校学生押上了汽车,拉到闸北青云路予以驱散。
  通过中央特科人员牵线,张甲洲顺利见到了洛甫(即张闻天)。张是江苏省南汇县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甫”为笔名。张甲洲敬仰张闻天是党内资深理论家,张闻天赞叹张甲洲是学生运动的急先锋,俩人彻夜长谈未有丝毫倦意。黎明时分,张闻天说:“甲洲同志,上海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这个你也看到了。你在北平工作时间长,知名度高,如在上海工作,我想会很快暴露身份。根据革命需要,我考虑再三,觉得让你去做特工比较合适,你意如何?”张甲洲直爽地说:“我做过学生工作和组织工作,对特工可是一窍不通啊。”张闻天笑着说:“我们都是马列主义唯物论者,你可以学中干、干中学嘛!”
  当时国际情报总部远东分部设在上海法租界德度牙科医院,领导人为苏联人伊万诺夫,下属称国际特工队,其任务是搜集德日法西斯情报,执行各种反法西斯任务,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张甲洲辞别张闻天,赶赴松花江下游,和王一飞会合。王一飞是黄埔军校2期毕业生,现以依兰县图书馆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张甲洲来到后,使三江地区的特工队增加了领导力量,在下江更加广泛地开展起国际情报工作。为时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张甲洲毅然从依兰撤回哈尔滨。
  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吉林和黑龙江。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撤入山海关。东北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事关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张甲洲赶赴哈尔滨找到冯仲云,提出了组建义勇军游击队进行抗日的想法。对于这件事,建国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冯仲云回忆说:“他对我说,要到北平去号召一批东北学生,回到巴彦组织游击队,我同意他的意见,又把此事向中共中央驻满州省委代表罗登贤同志作了汇报,登贤同志也同意他这样做。”
  10月初,张甲洲再次来到北平。这时,北平在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张甲洲亲率北平20多所高等院校的学生对反动当局展开了游行、示威、演讲、静坐、绝食等一系列斗争。
  11月下旬,清华、北大、燕大和民国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要求去南京请愿。张甲洲认为,眼下要紧的是示威而不是请愿,为此他积极组建了由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示威团,并任示威团总指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命令火车不能载运示威学生,张甲洲率先横卧在铁轨上,他身后的大学生们纷纷效仿,像一棵棵轰然倒下的白杨横亘在铁轨上,以死要求放行。一列火车迎面开来,反动当局企图用飞奔的火车吓跑铁轨上的学生,张甲洲大喊:“碾死我吧!东三省都丧尽了,我还在乎这条命吗?我以我血荐轩辕!”
  最终火车迫在5米处停下。卧轨3天,北平铁路线瘫痪3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无奈答应了学生们乘车的要求。12月16日上午,张甲洲获悉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他率领示威队伍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围得水泄不通。他和几个同学首先下了大门卫兵的枪械,然后用石块猛击国民党党徽。大学生们“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际。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闻讯出来,学生们拥上前质问,军警们推搡阻拦,同时企图弹压,3个学生猛地摁住了陈铭枢,张甲洲眼疾手快将枪抽走,用枪口死死顶在陈铭枢的脑壳上:“命令他们撤退,不许开枪,不然先打死你!”陈铭枢吓得浑身筛糠,对军警们喝令:“别开枪,老子是司令,你们都滚下去!”军警们只好龟缩在一边。
  北平大学生的示威活动很快波及开来,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团纷纷行动起来,全部把请愿的旗帜改为示威的旗帜,响应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斗争,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及南京各校学生共3万余人。
  12月17日上午,张甲洲率示威大军经中山路、鼓楼,冲进国民党中央党部,把《中央日报》经理室、编辑部、总务处、印刷厂砸了个稀里哗啦。随后,示威队伍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外人头攒动,传单飘扬。
  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不住了,大叫:“镇压,镇压,坚决镇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蒋面前苦劝,蒋介石置之不理,还指责道:“老先生你好糊涂,怎么也信了赤色宣传?什么抗日救国,他们是要推翻党国!我蒋某人怎么不抗日啦,我是后攘外先安内,这是中国的国情。我是党国领袖,要对国家负责,我不能任由他们闹下去!”
  屠杀过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蒋介石,再次向爱国学生举起了屠刀。南京警备师二旅奉命出动,恶狼一样扑向示威队伍。张甲洲和同学们赤手空拳与敌相搏……最后,38名学生牺牲,60多名被捕,100多名受伤。此事史称“珍珠桥惨案”。亲睹爱国学生被屠杀的血腥场面,张甲洲更认为建立武装队伍的想法正确,要想促使党的事业快速发展,必须抓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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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中央组队抗日
  张甲洲从南京直接到上海寻找党中央,凭着果敢与机智,顺利与陈赓接上了头。
  翌日清晨,一辆黑色轿车悄然停在张甲洲住宿的楼下。他钻进车后,头戴鸭舌帽的陈赓,先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接着发动汽车。小车七拐八绕,张甲洲也不知到底绕了多少圈子,最终在法租界一幢乳白色小楼前停下。陈赓首先跳下来,两只虎目照例环视一番后,快速引领张甲洲进入楼里。
  陈赓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他是湖南湘乡柳树铺人,生于1903年,其祖父陈翼怀任过清军管带,据云善使大刀。陈赓自小随祖父练功习武,棍棒拳脚样样精通。他1923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第二次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1926年9月,陈赓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远东地区学习政治保卫和武装暴动经验。1927年10月返回上海不久,周恩来就创建了中央特科。
  特科是中共中央的保卫机构,前身是武汉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主要任务是依靠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深入敌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安全。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信4个科。
  进屋后,张甲洲提出,希望尽快见到中央领导同志。陈赓笑着说:“稍安勿躁,伍豪同志在会客,客人走了我带你进去。”见张甲洲有些着急,陈赓拉着他来到楼外的草坪上说:“听说你功夫不错,趁现在有点时间,我和老弟比比拳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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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甲洲在齐齐哈尔上学时,为强身健体自习过拳脚,在哈尔滨、沈阳、北平等地时,对其他门派的拳术均有研习,虽师出无门,但以实用为主,招招见狠。陈赓自小习武,掌式猛勇。俩人大战8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陈赓称赞说:“老弟,你自学拳术,能和我打个平手,可见身手不凡啊。”
  俩人一试身手后,回楼里用凉水洗了脸,待西装革履的客人离开,俩人走到客厅门前,陈赓抬手轻轻敲了三下,门开了,一位中等身材、相貌英俊的中年男子健步迎了上来,那人紧紧握住张甲洲的双手,亲切地说:“我是伍豪,欢迎你呀,甲洲同志。”
  张甲洲惊喜地说:“你不是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嘛,您的文章,您的大名,我太熟悉了。”周恩来开怀大笑道:“对呀,伍豪是我,周恩来还是我,有假包换。”
  在沙发上落座后,周恩来说:“甲洲同志,我对你可是久仰大名呀,你领导地下斗争经验丰富,学生运动也搞得如火如荼!”
  当周恩来听出张甲洲的普通话里带有东北口音时,动情地说:“黑龙江是个好地方,我读书时去过两次,1928年去苏联参加六大会议时路过一次,也算三到龙江喽,咱们也算得上半个老乡嘛!”
  张甲洲没想到周恩来如此和蔼,平易近人。顿时打消了局促,一股暧流涌上心头。
  周恩来仔细地听着张甲洲回家乡组建游击队抗击日寇的汇报。他用欣赏的目光凝视着年仅24岁的青年人,听完汇报后,他说:“甲洲同志,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我马上就要前往江西,去加强中央苏区军事工作。在目前日寇入侵的非常时期,你有组建抗日队伍的想法,说明你已是成熟的共产党人了,我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支持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在东北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必胜信心,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两个小时转眼过去,张甲洲怕占用周恩来过多的时间,便起身告辞,周恩来和他依依握别。
  1932年4月底,张甲洲带领于天放、夏尚志、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等6名党员大学生扮成商人,携着在南京示威时夺得的两支德国造20响驳壳枪,由北平、天津、营口辗转回到哈尔滨。经过半个月的紧张筹备,5月16日,200多人组成的巴彦游击队宣告成立。游击队成立后,上级任命他为司令,赵尚志为参谋长。张甲洲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队伍发展很快,巴彦游击队成为我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为激发游击队的抗日热情,他还挥笔为游击队的宣传队创作了《反日大同盟歌》:
  一九三一年,倭奴侵蒙满,
  半载间,攻我辽吉,炮击龙江垣,
  杀我同胞似牛马,血流东北边,
  言之落泪,思之痛惨。
  痛哉,惨哉,死者真可怜!
  愤哉,慨哉,生者有何感?
  朝鲜沦亡数十年,可做前车鉴。
  反日同盟齐勉哉!
  
  溯自“九一八”,远东起惨案,
  全中华,帝国主义铁蹄任踏践,
  试看英法与美日,爪牙犹如剑,
  太平洋上暴露白刃尖。
  起来,起来,起来上前线,
  起来,起来,起来去迎战,
  我们大敌还有那些走狗和汉奸,
  反日同盟共勉哉!
  
  青年须立志,创造自由光,
  低头看军阀政客先后去投降;
  国民政府抱镇静,一味不抵抗,
  听候国联欺骗受摧残。
  打倒,打倒,军阀大集团
  打倒,打倒,消灭帝国联,
  中朝民族联合起来,夺回我河山,
  反日同盟共勉哉!
  
  伟哉大同盟,中华救命星,
  牺牲了赤心热血,跳出铁牢笼;
  黑暗世界已冲破,东亚放光明,
  奋力自由与平等,
  自由,自由,人类乐融融。
  平等,平等,阶级不再生,
  一切恶势都成落花,实现真大同,
  反日同盟共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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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彦东兴战敌寇
  1932年7月7日,日本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中将令第五十九联队第二大队向巴彦进犯,11日占领巴彦县城。
  7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堡、攻城镇,所向披靡,一个多月里行程千里,队伍扩大到1000多人。
  为打击日本侵略军,激发东北同胞的抗日信心,8月16日,张甲洲决定攻打巴彦县城。经过侦察,得知城内有日军1个小队和步兵营、警备队、商团共300余守敌。为求全胜,张甲洲联合了驻巴彦北部的反日义勇军才鸿遒500多人和土匪“绿林好”200多人,3方商定,以8月30日第一声鸡叫为号,共同发起进攻。
  8月30日后半夜,游击队来到县城南门外,各中队摆开阵势,指挥部设在马家店,指战员和游击队的政工人员分别戴着红、蓝、白三色袖标,严阵以待。
  东方天际刚刚泛出白色,随着第一声鸡鸣,进攻的冲锋号便在巴彦城外嘹亮响起,顿时枪声大作,巴彦游击队的将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经过一番激战,游击队员机敏地抓住云梯翻过城墙,攻入城内。
  巷战激烈展开,张甲洲率领一个大队的队员直扑日军兵营,他手中的两把德国造驳壳枪,左右开弓,忽东忽西,枪响处敌人应声倒地。队员们见司令员不顾命地猛打猛冲,顿时士气高昂,日军被密集的弹雨逼到最后一栋营房内负隅顽抗。张甲洲命人拿着几束手榴弹爬上房脊……只听“轰!轰!轰!”几声巨响,房内鬼哭狼嚎,队员们冲进,将敌人杀了个片甲不留。
  赵尚志指挥的二大队遇到伪军的顽强抵抗。伪军队长沈大黑瞎子挥着手枪大骂:“妈拉个巴子,谁敢后退,老子就毙谁!”
  张甲洲率队前来增援,两个大队合二为一,力量大增。沈大黑瞎子毙了两个退兵,见仍吓不住后撤的伪军,只好下令缴械投降。伪县长程绍濂趁乱由北城壕向兴隆镇方向逃窜。
  日伪《松江日报》9月7日报道:“巴彦,八月三十日被有力团匪占领,同地民团完全与匪合并。”
  攻克巴彦县城的战斗,是九一八事变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进行的一次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战斗,为我党东北军事统战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巴彦之战后,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为解决枪支匮乏的问题,张甲洲决定攻打东兴县城。他首先派何干青去找有200多人马的“绿林好”协同作战,决定联手攻打东兴县城。
  10月29日,张甲洲带着将士们顶风冒雪向东兴县城开进。上午10点,游击队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东兴城头尘土翻飞、硝烟四起。
  城内的警察和伪军共有400多人,事先没有准备,闻听枪响,才从烟馆、酒楼和窑子里跑出来仓促应战。
  一声巨响,西城门被炸开了。一个伪军哭喊着说:“妈呀,张大个子占了巴彦又打咱这疙瘩啦,咱打哈呀,跑吧!”他这一说不打紧,里边的人也不知张甲洲来了多少人马,像一窝蜂逃向东山里。不足半个时辰,巴彦游击队就占领东兴县城。
  惨败的敌人发誓要血洗东兴,炒张甲洲的心肝下酒。第二天中午,敌人或五个一群或三个一伙,扮成小贩子、皮货商潜入城内,寻找好地势后,突然掏出手枪、步枪、机枪,向游击队开火。傍晚时分,3000多伪军、警察和土匪逼近张甲洲的指挥部,用火力网封锁住大门,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巴彦游击队的战士们艰苦鏖战10多个小时,一直打到后半夜。张甲洲挥枪大喊:“不怕死的跟我杀出去。不打退敌人决不回来!”他带领敢死队向外猛突,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进攻。
  “张司令,德胜门被咱扒开了,30多名重伤员已上了爬犁。”左眼受伤的赵尚志脸缠绷带低声汇报。张甲洲果断地说:“你带一、二大队先撤,我断后。参谋长同志,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执行命令。”
  游击队骑兵和拉运伤员的爬犁在夜幕中出了西门,向前疾行。敌人认为是张甲洲跑了,死命追击。指挥部这边,张甲洲命令牵出战马,“同志们,冲啊!”他一马当先,在冲出大门的瞬间,一抬手就是一梭子,一蹭大腿又压上20发,紧随其后的队员们也挥枪齐射。狂追之敌在城西正欲大摆战阵,忽听背后枪声大作,游击队内外夹击,敌军死伤惨重。 
      游击队从东兴撤出后,来到姜家窑一边进行整训,一边着手做二次西征的准备。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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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倾为祸受处分
  因赵尚志眼伤未愈,张甲洲只好将西征日期一再后延。
  1932年11月上旬,张甲洲率游击队穿越呼兰、兰西、肇东,到安达一带,所到之处,迅速摧毁敌伪政权,广泛发动群众。中旬,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队,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北方会议”精神。此会议受“左”倾路线影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空前高涨,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无视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开展反日斗争是第一要务的实际,要求东北党组织与南方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并要求把游击队改编成工农红军。巴彦游击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吴福海为第一、二政委,原来的各大队也都改成团的建制。
  12月上旬,独立师由安达向西行进,以期会合那里的李海青、邓文部义勇军。行至泰来时,得知李、邓已开往热河。独立师只好回师东归。
  东归路上,独立师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执行土地革命等“左”倾政策,每到一处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样一搞,使得形势发生了剧变,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器,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后,他们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当独立师来到绥棱、铁力交界的一撮毛地区时,个别战士缴了索伦营山队两支三八步枪,引起了激烈的武装冲突,独立师伤亡惨重。此时,正值农历十冬腊月天,天气特冷,许多战士手脚被冻伤,连续10余天的孤军奋战,独立师人困马乏。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遭地主武装和伪军的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张甲洲苦等4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传要向汤原挺进时,独立师中的巴彦籍战士动了回家过年的念头,行至东兴县时,各团开始不断有人开小差。独立师回到根据地姜家窑时,全师只剩70余人。人员稀少,加上弹尽粮绝,为免遭日伪军围剿,张甲洲、赵尚志不得不忍痛决定:暂时隐蔽,听令再集。
  1933年1月18日,是个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仅有的70余人,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脸上的泪水,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咱们还有能干的那天,大家把枪都带回去,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今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绝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
  当张甲洲、赵尚志率领着抗日健儿爬冰卧雪与日伪浴血奋战之时,躲在“红色首都”莫斯科的王明、康生却坐不住了。二人分别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康生向王明进言道:“罗登贤、张甲洲他们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您的指示也拒不执行。巴彦游击队专打日军、不斗地富,违背革命规律嘛,多影响国际大局!应该命令国内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职务。您看呢?”王明采纳了康生建议。
  不久,“圣旨”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了哈尔滨。上海临时中央派魏抱一传达指示,在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罗登贤被撤职,李实代理省委书记。
  江北独立师解散后,张甲洲、赵尚志、吴福海等人前往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
  “啊?你们只剩70多人了,你、你、你们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必须作出深刻检查!”省委领导板脸教训。
  张甲洲接过话茬:“究竟谁犯了路线错误还难说。”
  “什么?难道你敢怀疑王明、康生同志,他们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你反对王、康就是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党!”
  “少扣大帽子,明确告诉你,我不服,不检讨!”赵尚志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三天后,莫斯科派来的省委书记魏抱一宣布了决定:“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
  对于江北独立师的失败,张甲洲深知省委不会从执行路线正确与否上考虑,所以他不申诉,省委也不让他申诉。
  对于这件事,独立师第二政委吴福海在建国后这样说:“当时,省委书记找我谈,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我被留党察看3个月。因为我去时间不长,解散那天我不在游击队。”
  错误的处分,没有泯灭张甲洲、赵尚志两位战将的报国之心。巴彦游击队从成立到解体,只存活8个月零2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建国后,冯仲云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主要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负责,他在那批判了‘北方特殊论’,要在东北搞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口号是‘左’倾的,‘北方会议’是教条主义,不看客观形势。当时反日是主要的任务,但却没提反日口号,反而提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对的,行不通的。”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才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张甲洲原先搞的反日大同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不过那时没有这个词,张甲洲实则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创立者和积极实践者。
  张甲洲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北平,当时开除他的党籍只是口头宣布,因此没有实际效果。此后他仍然以中共党员身份进行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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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抗日忍辱负重
  1933年7月,张甲洲根据冯仲云的安排,化名张进思,只身一人乘船东去,到下江富锦中学任教员,暗中开辟敌后工作。
  富锦中学是三江地区唯一的中等学校。校长是日本翻译,只挂名不管事,全由教导主任张甲洲管理,他总揽了富锦中学的大权后,便以庆幸久旅店为据点,通过交通员霍德舒和抗联独立师联系。半年后,张甲洲晋升为校长。1934年5月,他和刘向书结为革命伴侣后,成了富锦的合法居民,从此满洲省委派来的人,都找他接头,并由他安排工作。
  他目光远大,自当上校长之日,就努力提高学生们的军事素养,以适应将来抗日斗争的需要。他在中小学成立了童子军,每班挑选12人进行军事训练。他富有鼓动天才,他讲清廷腐败,学生人人切齿;他讲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学生个个愤怒;他讲“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同学们紧握双拳跃跃欲试。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同学们如能继续求学,应到北京去。北京学生历来闹学潮,都是在最前列,北京学生爱国,大家也应当爱国;北京学生反封建,大家也要反封建。”
  1935年暑期,他去北平找地下党请示工作。回来时,带回《阿q正传》、《寄小读者》、《觉悟》、《新潮》、《语丝》、《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这些书刊不但使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而且有力抵制了日寇的奴化教育。
  在富锦卧底期间,他非常讲究斗争艺术和麻痹艺术。为打进日寇的心脏,他连续3个月起早贪黑地学日语,拿到了二等翻译证书,得到了县公署日本参事官横山安启的赏识,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利用这个“朋友”关系,以建校舍之名,叫横山安启批了一批经费,修建了两栋能容纳16个班级的二层楼房作为中学校舍。他对学生们说:“日本人待不长,盖了房子他拿不走。”
  他的麻痹艺术也很高超,骗得日本人团团转。见日军进行射击演习,他马上捂起耳朵,假装怕枪响。4月4日是日本人的爱马日,横山安启叫他参加,他假装不会骑,从马这边上去后就故意从马那边掉下来。日本人说:“念书人的完蛋,骑马的不会。”
  富锦是日寇统治的腹地,又是抗日游击队活动的中心。他通过交通员和独立师保持联系,并经常为其输送枪支弹药、衣物等军用物资,忍辱负重地为抗日默默工作。 
        一次,时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冯仲云来信,要他买《康熙字典》和“无线电零件”,暗指武器和电台,他通过积极争取过来的李景荫,在伪军大队搞到一部电台和20多支长短枪,由抗联战士用“搬家车”取走。后来他又策反李景荫,带出87支枪,投奔抗联独立师。
  1936年初,他利用县公署教育股长之便,在友道公司给全县中小学生每人做两套制服,收有1万多元。衣服学生都穿上了,但收上来的钱,他一直拖欠着不给友道服装公司,全部买成药品,送到了抗联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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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哀思念故人
  张甲洲虽很隐蔽,但因来历不明,履历不清,仍引起了敌特警觉。一天下午,日本宪兵队长广野突然盘问他,他矢口否认自己就是张甲洲。
  敌人为放长线,欲调他到佳木斯伪三江省协会任职。对此变故,引起了中共临时满洲省委的重视,1937年6月28日,中共临时满洲省委执委扩大会在帽儿山召开,以张兰生(原名包巨魁)为书记的临时满洲省委认为张甲洲在富锦卧底已4年有余,出色地完成了敌后工作任务,加之敌人对他产生了怀疑,不宜久留。当时抗联独立师改编成11军,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赵尚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提名由张甲洲任第11军副军长,省委采纳了赵、周的建议。
  8月28日,由参谋长李景荫、副官薛华和郭革一带领一支队伍来到富锦县城附近的长发屯。张甲洲派人将油印机、收音机及400套服装转移出去后,于傍晚时分赶到长发屯。副官薛华让他骑马走,他说:“我和李景荫、小郭谈谈,就不骑马了,你们把马带回吧!”
  3人边走边聊,行至离抗联营地七八里的地方,突然遇到下乡收大烟税的伪保卫团小队长刘金贵带的10多名伪军。伪军在苞米地的小路上听到前面有人说话,估计是抗联分子,就胡乱开了几枪。听见枪响,李景荫等人忙挥枪还击,敌人钻进苞米地逃窜了。李景荫回头一看,见张甲洲腹部流血不止,赶快和小郭把他架到高粱地里隐藏起来。李景荫关切地问:“张军长,伤势怎么样?”张甲洲笑着说:“够呛,子弹从小肚子打进去了,皮带也给打断了。”李景荫命小郭快去师部找卫生员抢救。等小郭带人赶到时,张甲洲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30岁。
  张甲洲的遗体被安葬在头道林根据地,下葬时,11军全军将士跪地大哭。
  1953年1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松江省委书记李常青和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陪同下,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在张甲洲的遗像前,周恩来充满深情的目光久久凝视着这幅熟悉的年青面孔,他静立若松,一言不发,任泪水漫过面颊……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缓缓地对遗像三鞠躬后,饱含深情地说:“甲洲同志,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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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9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在给巴彦县党史办的回信中崇敬地叙述:“张甲洲是我在清华时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他是我的领导者,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他性格坚强、豪爽、热情、果敢,精力充沛,很有活动能力……”
  人民为了永远记住张甲洲,在巴彦为他建起了纪念碑,在富锦市为他修筑了铜像,清华大学为他专设了纪念馆,北京大学将他的名字刻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张甲洲死了,他还活着,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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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进思的故事
          张甲洲在富锦一中当校长时,化名张进思,所以,用此题名。
1、勤  学
    张进思家是巴彦的开荒占草户,占有300多垧山荒地,屯名张家油坊。1907年7月1日,他就出生在这个小山庄。
    8岁时,张进思入天增泉私塾读书。这是一个小集镇,离家15里路。他是住宿生,在宿舍里书本也不离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他都能背下来,老师夸他是学习模范。
    私塾农历正月十五日开学。这天开学时,母亲不让去,叫他过完二月二,吃完猪头肉再走。可是,他不干,揣兜里两个馒头,就偷着遛了。晚间吃饭时,家人才发现他没了,知道是上学去了。
    父亲不放心,随后骑马追去。这是一个鹅毛大雪天,迷茫一片,一路不见踪影,私塾里也没有。天黑时,家里撒下人马,打着灯笼去找,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到处喊他的小名,但是,没有回音。
    母亲吓坏了,给天地牌烧香磕头,直溜溜地跪着,祈祷老天爷保佑儿子平安!
    家人正在着急的时候,六姑父赶着爬犁把他送回来了。
    原来他走失迷路,闯到六合屯去了。六姑父发现他时,他都成了雪人,嘴冻的都说不出话了,兜里的馒头也冻硬了,险些成为“路倒”,没冻死在路上。
2、报考公费留日生
    1926年暑假前夕,黑龙江省教育厅贴出一张布告,招考公费留日生。
    这可是个好消息,免费出国留学,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是,报名者不多。因为只有一个名额,没有两下子,没人敢照量。
    甲种工业学校的张进思是学校数学研究小组组长,学习好,文理科都是尖子,有希望考上。魏祖舜动员他说:“张大甲子,我看你有希望,何不试试?”
    魏祖舜也是巴彦人,他俩在小学时就同学,可谓同窗好友,平时总叫他的外号。可是,张进思不想报名,说:“官府对我印象不好,怕不行。”再说,他认为日本鬼子坏,侵略朝鲜,去强盗国家念书,能学出好人吗?可是,他又一想,日本科学技术发达,比中国先进,应当去学习理科,学成回国,发展中国工业,改变落后面貌,何乐而不为呢!
    张进思的思想很进步,听老师讲过俄国十月革命,接受革命思想后,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抵制日货、反修五路和“五卅”运动的斗争中,他都首当其冲,所以,给官府一个“坏”印象。
    经过考试,在100多名考生中,张进思脱颖而出,分数最多,第二名是一中的马毅。可是,官府审批时,录取了马毅,抹掉了张进思的名字,说他是“赤化分子”。
3、以能说著名
    1928年,张进思考入北大预科甲部(物理),课外参加世界语学会活动。这个学会是党的外围组织,经常举办讲演练习会,锻炼同学们的讲演能力。 张进思在每次讲演练习会上,都力压群芳,而且讲的内容好,针砭时弊,有政治远见,引起党支部的注意,要培养他入党。
    那时,北大有地下党组织,支部书记李光伟,组织干事喻德渊,宣传干事文艺陶,文教干事傅于琛(傅金耀)。每次上天桥举行“飞行集会”时,党员不能公开露面,支部便委托张进思组织领导,向群众讲演,宣传革命。仅一个学期,张进思便以能说著称北大,同学们都称他是北大的演说家。
    1929年,张进思考入北大物理系。开学时,文艺陶和傅于琛介绍张进思参加中国共产党。那时,也没有党员登记表,只能举行入党仪式。这天晚间,在宿舍里,文艺陶用粉笔在红纸上画个镰刀斧头,权作党旗,挂在墙上,为张进思举行了入党仪式。此后,张进思在党内的活动,主要是通过讲演练习会,发挥他的演说天才,宣传革命。
    这天,北大校园贴出一张告示:
     5月28日(星期二)下午,7点30分,世界语学会在二院大讲堂召开第5次讲演练习会和辩论会,要求会员出席,也欢迎其他同学旁听。
    北大资料记载:张进思讲演的题目是《我们的责任》。发言5人,每人10分钟。张进思最后登场,刚一亮相,全场就热烈鼓掌。他讲演的特点是有声有色,生动形象,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耐人寻味。最后,他高声讲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句画龙点睛话,引起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散会后,不少人都围着他,掏出本子,请他签名,敬佩之情,难以言表!
4、亲密战友
     张进思和冯仲云是清华的同学,后来又同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打鬼子,可谓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
     张进思和冯仲云初识在北平狱中,起初可谓是难友。
    1930年4月20日,北平各大专院校学生和工人代表共300多人在米市口基督教堂集会,研究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问题时,被军警抓去56人,关押在宪兵司令部里。北大同学在二院大礼堂开会,设法营救时,又被抓去32人,其中包括张进思。他们在狱中结识后,共同探讨许多中国革命问题。
    冯仲云是江苏武进人,清华党支部书记,在数学系读书。他说:“革命要夺取政权,但是,不能靠游行示威,而是要组织队伍,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当时正是执行立三路线时期,所以,在革命活动中,出现许多过“左”倾冒险行动。李立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思想极“左”。每年“五一”、俄国十月革命节和广东暴动纪念日时,他都要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称“暴动预习”。结果,暴露了自已,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
    冯仲云的观点很正确,使张进思受到很大启发,觉得学理科,不适于搞革命,所以,出狱后,也就是下学期,他考入清华政治系,立下研究政治,改造中国的宏愿,并在心里埋下了武装斗争的种子。
    1930年末,冯仲云毕业后去哈尔滨,以商船学校教授身份为掩护,在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与张进思经常书信来往,保持密切联系。
5、注重媒体宣传
    张进思考入清华政治系后,在六级学习。成立学生组织时,他被选为级委会主席、校学生会代表。在党内,恢复西郊区委时,他任区委书记。他在政治系成立一个朝曦社,宗旨是研究和探索救国之路。此外,他们还成立一所民校,也就是民众夜校,晚间在一院一楼上课,招收校内工友、保姆;校外人力车夫、郊区农民和失学青年,共有40多人。那时,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媒体进行革命宣传。他们除在民校上文化课外,还编发一本《民众教育》刊物,半月出一期,发给学员,还邮寄河北各市县民众教育馆,也送西单商场出售。朝曦社也办个刊物,先称《时代青年》,后因屡遭查禁,多次改名,曾用过《大众文化》、《北方青年》等。此外,张进思还兼任校学生会主办的《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负责“言论栏”,曾用“火花”、“震亚”等笔名发表杂文,针砭时弊。有一期发表了胡乔木写的《中国赤祸问题》,从题目上看,此文是贬意,称革命为赤祸,实则是介绍苏区扩大情况,进行革命宣传。
    1930年10月,张进思调市委任宣传部长,11月11日,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一则启事:
第六级级友:
    自级委会成立,洲就被委负责,虽然在职务上竭尽精力,而在会务上实无成绩,不仅自己焦急,而且使级友失望!
    前因责任重大,以辞掉学生会代表;现因课程的忙迫,要辞去级委会主席。两次辞职,固负级友推委的雅意,然候补有人,实不误本级应做的事项,除再向级委会请准辞职外,谨向级友道歉!并望深加谅解!现已请副主席进行会务,由今天起,不负级会职责!
6、逃亡上海
    1931年6月的一天,市委书记刘锡五和组织委员李烈飞被捕,张进思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委书记。
    树大招风。所以,敌人非常关注,要逮捕他,把他关押起来。
    1931年暑假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清华民校正在西院一楼教室上课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到收发室声称,要找张申江。原来这是两个特务,看错了抓人名单,把“张甲洲”误看成了“张申江”。那时张进思的名字叫张甲洲,张进思是他在富锦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那天,陶瀛孙值班看门,把情况报告了校长胡乔木。胡乔木回忆说:
   “张甲洲在学员的掩护下,化装由校墙越出,潜伏在北大德文教授杨丙辰家。”
    这位外教曾翻译过席勒的剧本《强盗》等书,是党外同情分子,所以,他冒险掩护了张进思。他家在阜成门外罗道庄农学院住,比较隐蔽。
    在这种阴森恐怖的险恶情况下,张进思必须离开北平。可是,往哪里转移呢?第二天,胡乔木受省委派遣,来到杨教授家,给张进思送来一封信,叫他去哈尔滨满洲省委找冯仲云。
    农学院有巴彦同学贾玉麟和李廷槐,和罗教授住在一个大院里。第三天晚上,张进思告别罗教授,住进在贾玉麟和李廷槐的宿舍。早晨起来,张进思换上贾玉麟的衣服,乘农学院的通勤车,来到火车站,秘密奔往哈尔滨。
    满洲省委秘书处,也就是冯仲云的家,在南岗小戎街2号。张进思来后,冯仲云和爱人薛雯热情接待,畅叙别情。根据张进思的处境,冯仲云介绍他去上海劳动大学学习,找“姥姥”接头。上海劳大是党中央秘密驻地,“姥姥”是中央宣传部长洛甫的代号。洛甫接见张进思后,介绍他参加国际特工队,回满洲省委做国际情报工作。张进思接受任务后,回到哈尔滨,成为国际侦探。
7、南京“借”枪
    张进思回到满洲省委后,被派去下江依兰和王一飞做国际情报工作。王一飞,湖北人,从苏联回来,此时,在依兰以开油坊为掩护,搜集国际情报。 张进思来后不久,发生了“9·18”事变,日寇点燃了侵略中国的战火。然而,蒋介石却下令不抵抗,丢掉了东北大好河山。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张进思拍案而起,愤怒地道:“蒋介石不打,我们打!”当晚,他乘鞍山号客轮,逆水而上,去哈尔滨找满洲省委。
    冯仲云回忆说:“他对我说,要到北平去号召一批东北学生,回巴彦组织游击队。我同意了他的意见,又把此事向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做了汇报,中央代表也同意他这样做。”
    张进思来到北平后,正逢北平学生要去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当时分两派:一派主张请愿;一派主张示威。张进思的观点是示威,而不是请愿,所以,他参加了示威团。示威团指挥部由14人组成,张进思是领导成员之一,分管纠察队。纠察队手拿童子军棍,任务是保卫游行队伍。持示威观点的学生比较多,有5000多人;请愿团的人数少,只有2000多人。示威团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党团书记是清华的王荫槐;纠察队长是艺术学院的杜健,游行时由他指挥。北平万名大学生,冲破层层阻力,来到了南京,在大街上讲演、张贴标语、撒传单,宣传抗日救国。12月15日,《中央日报》发表一篇歪曲事实的报道,污蔑说:“一伙狂徒砸了党部”,把学生的正义斗争说成是“扰乱治安”的“暴乱行为”。12月17日上午,北平学生一怒之下,砸了中央日报社。下午2时,蒋介石派兵出来镇压,双方在报社门前打了起来,血染珍珠桥下的秦淮河。在混战中,张进思和于天放在张文藻、贾玉麟、李廷槐的掩护下,把卫戍司令陈铭枢两名警卫员的手枪都夺了下来。张进思说:“你们不打鬼子,要枪也没用,先借给我们,打完鬼子就奉还。”
    这是两支德国造的20响大肚匣子,陈铭枢不肯丢失,便抓住北平学生,排成两队,逐个搜查,审问薛迅。薛迅回来说:“学生纠察队拿去两支手枪,怀疑我知道下落。”所以,才追问她。岂不知,他们已无处查找,当时就叫张进思、于天放和张文藻拿着登上火车,带回北平,藏了起来,准备拿去打鬼子。
8、打回老家去
    北平学生被国民党押回来后,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女生学习战地救护,男生进行军事训练,集合改成吹号。张进思在北平市委宣传部长林枫的帮助下,连日奔走各大专院校,以及留日归国学生招待所,组织30多名黑龙江籍的北平大学生,分成5个小分队。先遣队6个人,张进思带队,队员有清华的于九公(于天放,呼兰人)、法学院的夏尚志(大赉人)、北师大的张文藻(汤原人)、中国大学的张清林(林甸人)、日本东京工大的留学生郑炳文(拜泉人)。1932年4月末的一天晚上,他们化成商装,乘火车离开了北平;到达天津后,又去塘沽转乘开往营口的海轮。到达营口港口时,张进思伸出两个手指头,对张文藻说:“拿给我带着!”张文藻明白,从包里拿出在南京“借”来的那两支手枪,交给了张进思。郑炳文见此情此景很受感动,心想:张进思一定是党员。不然,怎能在风口浪头上,把危险留给自已,把安全让给别人呢!
    4月30日,先遣队潜入哈尔滨,驻在道外东永德旅馆。当晚,张进思去省委秘书处,找冯仲云报到。老冯不解地问:“你怎么才回来呢?”
    “到南京请愿去啦!”张进思汇报了他们去南京示威的情况,并告之把卫戍司令陈铭枢两名警卫员的手枪都夺来了。
    “你们可真勇敢哪!”冯仲云夸赞说。
    他们在哈尔滨驻扎4天,省委军委书记老季(胡士杰)和组织部长小李(何成湘)来旅馆接见他们两次。何成湘说家是“毁人炉”,不能回去;否则,父母不能让出来,丢掉革命前程。最后,老季分配夏尚志暂时留下,接待后续小分队;于天放任游击队特派员,以家为根据地,做对外联络工作;张进思带张文藻、郑炳文、张请林去巴彦组织游击队。
    离开哈尔滨后,于天放带他们来到呼兰白奎堡村于家粉坊,在他家住一宿;第二天,老于家用马车把他们4人,送到百里以外的张进思家。
9、揭竿而起
    张进思带队回到家里。家人听说他们要拉队伍抗日,都想不通,认为抗日是军队的事,用不着学生伸手。张进思的爱人梁正平开玩笑地说:“就你们几个白面书生,一无枪,二无炮,两手攥空拳,还能打打鬼子?”
    张进思批评她说:“头发长,见识短,难道你想当亡国奴吗?”
    张进思心里有数,他们研究决定,先以自卫团为基础,然后逐渐扩大,先拉起来再说。张家油坊前后屯有3个自卫团,加上县保卫团,都可以拉出一些人出来。镇东村自卫团长侯振邦是张进思的同学;县保卫团长王家善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和郑炳文在东京同学,都能说上话去。中学校长孔庆尧有爱国思想,也可以联系。经过串联,都同意,一拍即合。侯振邦最积极,当时就交来20支大枪。最后,他们在县城中学召开一次会,建立指挥部,大家选举张进思任总指挥,王家善任副指挥,侯振邦任参谋长,陈勋任政治部主任,孔庆尧任宣传部长,决定5月16日起义。
    他们共组织200多人,其中有王家善、侯振邦、陈维新、米秀峰共带来的自卫团兵150人;孔庆尧回家乡孔大屯组织来50人;张进思妹夫陈勋从呼兰渥集林子家乡组织来16人,都自带枪马。5月16日,他们打起东北人民义勇军大旗,带着“抗日救国”红袖标,在镇东村小学操场举行誓师大会。张进思起号“平洋”,腰扎皮带,挎着从南京“借”来的那两支手枪,飒爽英姿,在会上发表宣言,最后讲道:“抗日救国是我们义勇军的天职,不打出日本鬼子,决不罢休!”
10、反日大同盟
    队伍拉起来后,省委派赵尚志来任政委。当时正是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所以,省委指示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张进思和赵尚志雄才大略,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认为外敌入侵是民族矛盾,抗日是第一位的任务,不能搞阶级斗争。所以,他们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各阶级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的口号,并创作一首《反日大同盟歌》,到处传唱,宣传反日大同盟。
    他们的同盟政策很得人心,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仅两个月的时间,队伍就由200人,发展到600多人,变成骑兵大队。此时,游击队里的大学生增加到30多人,群众称“大学生抗日队”。后勤供应,全靠地主富农,以抗日的名义向他们征集粮草,称积极支援者为开明绅士,有民族气节,予以表扬!可是,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队视察时,很不满意,说他们没打土豪,也没分田地,“走富农路线”,还联合土匪。张进思和赵尚志认为土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他们都是穷人,为求生存,才起来造反,他们烧杀掠夺,固然是破坏社会生产力,但是,可以改造、教育、利用吗!他们联合土匪,不仅清除了当地的匪患,而且还增加了抗日的力量,何乐而不为呢!
    吴福海是上海工人,高个,长脸,秃头,外号“蒋介石”,曾在苏联军校学习,死搬教条。冯仲云说:“吴福海回省委告了游击队一状,省委听‘蒋介石’的话,写信批评了游击队。”
    当时还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提法,所以,关内关外苏区一律执行土地革命政策。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12次会议关于用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精神,在莫斯科写给满洲省委一封信,即《12·6指示信》,才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张进思说是“马后炮” !
11、说  窑
    清朝招民兴垦时期,山东、直隶等地的流民闯进关东,到处跑马占荒,使关东出现了许多地主。他们家业兴盛起来以后,大修宅院,多为土院墙,大门楼,四角筑有炮台,装备有洋枪火炮,目的是防御土匪,俗称土窑。这些土窑有的很反动,不接待游击队。遇到此种情况,张进思总是先礼后兵,争取和平进入。
    6月2日,游击队打进龙泉镇,占领了村公所、警察署,惟有天增泉烧锅不让进,倚仗有土墙大院,对抗游击队。宣传部的大学生邵桂丹喊话,说游击队抗日救国,不扰害百姓,请他们开门。不料,炮台里打来一枪,击中了邵桂丹。张进思一见战友牺牲了,悲痛万分。于是,飞身骑上他的大白马,跑到烧锅大门前,高声说道:“要打死我,你们就开枪吧!不敢打死我,就开门让我进去,我有话和你们说!”
    烧锅掌柜张振禄一见这阵势,惊呆了,他不敢开枪,因为全家人的小命,都在张进思的手心攥里着呢,只得开门请进!于是,张掌柜从炮台走下来,亲自开门,把张进思请到客厅,叫堂役端茶倒水。张进思坐在太师椅上,口若悬河,大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言称我们要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觉悟,不能“窝里斗”,并叫他交出开枪的凶手,为邵桂丹偿命! 张掌柜闻听此言吓坏了,忙说:“县长有令,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请莫怪罪!”
    张进思说:“那好,你们不抗日,要枪也没用,先借给我们,打完日寇就奉还!”
    张掌柜只好拿出两条枪和两箱子弹,送给游击队,表示支持!
12、陷入魔窟
    6月下旬,阴雨连绵。游击队驻扎在东山地区,司令部设在陈魁屯。放晴以后的一天,张进思带领华九清等5名警卫人员,骑马去东南部8里远的王四窝堡拜访地主王志,谈征集粮草的问题。
    王志排行老四,人称“王四爷”,给县城头号大财主秦广仁管事,在此为之经营300多土地,收租纳税,欺负佃户,名声很坏,不支援游击队。为此,张进思要亲自找他谈谈,进行爱国教育。
    这是一个土墙大院,四角有炮台,戒备森严。不料,张进思进院后,警卫人员被家丁挡在门外了。华九清爬门缝一看,不好!张指挥被他们绑在马圈上了。于是,飞马回来报告。指挥部人员闻讯大惊失色,侯振帮要带队去打,赵尚志说,张指挥在里边,不能开火,要找人进去谈判。
    赵尚志请来当地名望很高的士绅黄盛廷,进去说和。王四说张进思是红胡子,不能放;并立即派家丁王殿生骑马去县里报告,邀功请赏。
    赵尚志见情况不妙,便命令游击队包围了王四窝堡,并截断去县城的道路。王四怕游击队来抢人,便派护勇张兴把张指挥秘密押在院外的佃户屋里。夜间,张进思试探着问看守:“我们打鬼子犯法吗,为啥抓我?”
    张兴是东兴县人,“9·18”事变以后,参加了杨青山组织的大刀会,曾去兴隆镇火车站打鬼子。结果,被打散了。他回来路过王四窝堡时,王四雇他当护勇,看家护院。他很崇拜张进思,认为他是抗日英雄!经过交谈,他不但放了张进思,而且要求入队。张进思给他起号“战东洋”,派少先队去当副队长。
    侯振邦率队打进王四窝堡,没抓住王四,便召集穷人开会,开仓放赈,将其狗窝一火焚之!
    后来,在巴彦公园给鬼子参事官石井贯一立座所谓的德政碑,碑文里有一段还记载此事:“复有旱匪张甲洲,部下约八百余,于城外恣意焚掠,影响所及,人更恐惧。”
13、端掉老窝
    八月份,游击队发展到800多人时,改编为东北人民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加上联合的友军,共有4000多人。江南珠河王震东率领的东北民众联合抗日救国军第4支队,也主动来联系,接受领导。此时,游击队决定联合才鸿猷和“绿林好”部,攻打巴彦县城,端掉敌人的老窝。才团是马占山的部下,有4个骑兵团,500多人;“绿林好”是“拉顺线”(联合)的匪队,有200多人。
    经过侦察,知道城里有3股武装:一是保卫团;二是警备队;三是商团,总共不足500人,不堪一击。
    8月30日,鸡叫时分,联军一举攻进城内。在战斗中,打死了警备队营长沈鸿斌,树倒猢狲散,敌军纷纷溃逃。
    联军进城后,纪律严明,不扰害百姓,商店照常营业。游击队秘书长张文藻和少先队员许化民用毛笔往墙上写标语,看的人多了,就当众演讲,宣传抗日救国。
    此时,才鸿猷想出一个主意,要合编联军,“绿林好”(姓苏)同意,变成了他的“苏旅”;张进思和赵尚志不同意,因为游击队是共产党的队伍,只能和他们联合,不能混合。
    驻扎4天后,游击队完成了进城任务,指挥部领导和各大队长到义记照像馆拍张合影,留作纪念,第4天下午撤出县城。
    9月7日,《松江日报》报道:“巴彦,8月30日,被有力匪团占领,当地民团完全与匪团合并。同时烧毁公安局、县署等,县知事也被绑。”
14、兵折西荒
   初冬,游击队发展到1000多人时,开始西征,要到西荒去和那里的邓文、李海青等抗日队伍联合,攻打大城市。跨过呼兰河,到兰西境内时,省委巡视员和军委刘瑞龙第二次来队,贯彻中央“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把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成立军委,张进思任军委主席、军长,吴福海任政委,赵尚志任参谋长,从此,打起镰刀斧头红旗,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吴福海说:“开始打土豪时,大地主、小地主都要打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界限,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就不讲反日大同盟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地主不再供应游击队粮草,反而称之“红胡子”、“大学胡子”,并调动地方武装攻打。在明水的一次战斗中,省军委来的吴瑞龙不幸中弹牺牲。张进思和赵尚志见形势不妙,便命令立即停止斗争,言称不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地主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化友为敌。可是,为时已晚,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在回师途中,连遭索伦营的追击。不料,到克苏里大桥时,又遭庆城曹荣警察队的伏击,牺牲49人,赵尚志的警卫员白桂森也没幸免。时逢腊月门子,加之对斗争地主不满,许多小队在途中都不告而别,回家过年去了。回到姜家窑根据地时,只剩下70多人。
    巴彦游击队自1932年5月16日成立至1933年1月18日解体,只存在8个月零2天,就成为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这本来是路线问题,可是,省委却把责任归结在个人身上,把张进思和赵尚志开除了党籍,真是天大的冤案!
15、大江东去
    张进思虽然功败垂成,但是,没有放下抗日的旗帜。1933年开江时节,他跟随冯仲云乘船来到下江,冯仲云去汤原组织中心县委和汤原游击队,叫他去富锦开辟敌后工作,互相支援。张进思没去过富锦,必须先到依兰。因为前年他在依兰和图书馆长王一飞做国际情报工作时,结交许多朋友,要通过他们了解一下富锦的情况,所以,他先来到了依兰。不料,在依兰的旅店里,他意外地结识了霍德舒,帮了他一个大忙。
    霍德舒是桦川人,此次是来依兰法院打土地官司,求张进思给他写呈状,使二人成了好朋友。霍德舒私塾文化,读过许多古书,《水浒传》中的造反精神;《三国演义》中的“义”;《精忠说岳》中的“忠”,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使他对人处事忠诚仗义,可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在桦川占领一片荒地,有百余垧,被别人开荒时,占去不少,所以,他要告状,通过法律,要回来。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有理有据,申诉书写的明白,所以胜诉。判决书拿到手以后,他把张进思请到饭店,表示谢意!在吃喝谈唠中,他知道张进思要去富锦找工作,便提出一个门路。如果,张进思想当教员,他妻侄傅德恩在富锦中学当校长,他可以推荐。当然,张进思求之不得,表示愿意!
    富锦中学校长傅德恩是日本留学生,在县公署给参事官当翻译,也顾不了学校的工作。张进思的到来,使他像找到了靠山,便委任他当教务主任,主管教学工作,使他脱开了身子。真是天赐良机,张进思就这样潜入了富锦中学。
16、有教无类
    去年秋季发大水,富锦淹了半个县城。学校停课,老师走了好几位。今年开学后,教师、学生都缺,一、二、三年级,不足百人,强凑三个班。
    张进思来了以后,不以分数取人,有教无类,不及格的考生也都收进来,办补习班,先讲高小课程,后编入初中班,使学生增加100多人。还有王善述、王鸿良和张燕卿等12名穷学生,交不起学费,便将其列为工读生,分担工友的活计,不用工友;将省下来的工资,都给工读生交学费、伙食费,每月每人还发3元津贴,受到学生和家长的称赞!教师少,没人教的课他都承担,一天上好几堂课。第二年,张进思升为校长,他利用缺教师的机会,把巴彦游击队的大学战友,写信调来好几位:于天放来当教务主任,教英语;王文郁来教史地;曾兆芳来教数学;周西帆来教语文;陈模来管总务,使富中成为地下交通站。此后,省委每次从下江往苏联派人,都找张进思;他找霍德舒或郭革一护送,从萝北过江出境。
    学校没有校训和校歌,张进思就亲自编。他想,学生念书得用功,有恒心,才能学好;作风要诚实、朴素,才能成为好学生。概括起来4个字:勤恒诚朴。校训有了,校歌呢?他看见富锦的山和水,触景生情,联想起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经过深思熟虑,他借鉴范仲淹的诗句,写出10多句,最后改剩8句:峥嵘长白山苍苍,浩瀚三江水泱泱,我校巍然兮劈臻荒,春风化雨兮集一堂。勤恒诚朴校品芳,努力不息图自强,前途永无疆,同山高兮共水长。
17、建立图书室
    富锦中学的筹建人是煤炭企业家孙桂岩。1927年只有1个班,借用富锦初高两级模范小学堂的一间教室上课,孙桂岩任校长。1929年建成一栋二楼校舍,使富锦中学初具规模。1930年,孙桂岩出任县教育局长,兼中学校长。因为初建,历史很短,所以设备也不完善,特别是缺少图书室,学生没有课外读物。为此,张进思在暑假期间,去北平一次,买回来许多书籍,成立一个图书室,交给工读生管理。这些书都是鲁迅、蒋光慈、巴金、老舍、冰心等左翼作家的作品,有《阿Q正传》、《两地书》、《二马》、《寄小读者》等等,使学生有了课外读物,丰富了学习内容。
    张进思很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他在学校成立一个文艺研究会,定期出版墙报,手抄,对开,名曰《求索》。总编赵鸿江,抄写员于玺源、王鸿良。每期的内容都很丰富,随笔、杂文、诗歌,图画,形式多样,用广告板展览在校门旁,吸引很多过路人,伫足观看。
    此外,张进思还时常举办讲演练习会和辩论会,锻炼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起初,学生发言,脸红脖子粗,前言不达后语;后来,都能流畅地讲起来,引经据典,出口成章。
    张进思对学生的前途特别关心。每年的毕业生,家里穷的,他都帮助报考佳木斯师范,免费读书;家里有钱的,他都引导进关,去北平读书,离开伪满洲国。先后进关的有孙士录(孙为)、张凤阳、田时雨(田澍)、刘自国、王海风、牟仁同等10余人,都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又都成为革命领导干部和专家,孙为曾任七机部军科五院党委书记;张凤阳曾任巴基斯坦商务参赞;田澍曾任黑龙江省农业厅长;刘自国曾任沈阳铸造厂党委书记;牟仁同和孙世明学医,成为医务专家,总之,他们都成为祖国的高级建设人才。
18、广交朋友
    日伪时期的地下工作主要是广交朋友,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在富锦必须结交李景荫。因为他是警察大队长,手里有武器,可以支援抗联。
    张进思的目标确定以后,便想法接近他。李景荫是当地人,其家是开荒占草户,占有500多垧土地。他18岁那年,应征参加县保卫团,当小队长。1931年“9·18”事变以后,依兰镇守史李杜组织义勇军,抽调富锦保卫团100人,编入第二混成旅,李景荫先当连长,后升营长,曾参加哈尔滨保卫战,打过日本鬼子。 现在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甘心当汉奸,很有民族气节。
     一天,一家饭店开业,请当地名流去祝贺!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张进思有意与李景荫同桌。掌柜给李景荫敬酒时说:
   “感谢李大队长保卫县城有功,不然,‘红胳膊箍’(群众对抗联的称呼)早就打进来了。”
    不料,李景荫却说:“打进来才好呢!”张进思用脚在桌下踢他的小腿,示意不叫他乱讲,注意影响。李景荫性格豪放、耿直,心理藏不住话。在家常喝酒,借酒浇愁。此次宴会他又喝多了,张进思叫辆马车把他送回家里。告诫说:“李大哥,你是个直性子人,可身份和一般人不同,说话要分场合,讲究韬略,‘志怀于内,不形于外’呀!”
    李景荫感到这是肺腑之言,认为张进思够朋友!此后,经过日常交往,李景荫和张进思成为知己朋友,并为汤原游击队提供许多武器。鬼子发现李景荫不和他们“一德一心”,便将其降为副大队长,后又降为骑兵中队长。不久,又调去头道林子当警察署长,削去兵权。张进思见情况不妙,便策反了李景荫,去抗联3军独立师当参谋长,带出他埋藏在李家大院的1挺轻机枪、60支步枪和2000粒子弹。
19、深入虎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可是,怎样才能打进敌人的心脏呢?张进思很讲究斗争艺术。
    为接近县公署日本参事官横山安启,张进思学会了日语,能和这个鬼子大官对话。这个鬼子也借机和张进思学习汉语,二人成为“知己朋友”。
    鬼子有一个爱马日,这天要骑马游行,也请各单位领导参加。张进思假装不会骑,从这边上去,又从那边“掉”下来。鬼子的军事演习,也叫学生去参观,打枪放炮时,张进思就捂耳朵。横山见他这个胆小的样子,玩笑道:“张的,你的骑马的不会,打枪的害怕,书呆子的有!”
    1937年初,佳木斯组织赴日观光团,横山借机带领张进思去日本逛一趟,回来提拔他到县公署教育当股长,把张进思拉进了入虎穴。
    警务科特务股长广野治郎怀疑张进思,说他“来路不明,履历不清”。可他向横山反映时,横山却说:“张的,我的朋友大大的,良民的有!”无形中成了张进思的保护伞。
    富锦是日寇防苏备战的国防前线,进驻大批日本鬼子兵,占去中学校舍当兵营。为此,张进思制定一份修建新校舍计划,二层楼房,可容纳16个班级。他去找横山审批时,广野也在坐。他们说了几句见面话后,广野半真半假地问:“张股长,听说你反满抗日,这是真的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显然是不怀好意,居心叵测。张进思灵机一动,神态自若地回答道:“反过!那是在北平,‘9·18’事变时,我们数万名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紧接着,他又反问一句:“请问广野先生,如果我们中国人去打你们日本,难道你们不起来不反抗吗?”
    广野无言以对,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横山说:“那是侵略,哪有不反抗之理呢!”
    “是啊,后来我知道你们是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才和你们‘一德一心’,所以,努力学日语,交日本‘朋友’!”张进思谎骗道。
    “吆西!”横山高兴地笑了起来。还不知道,张进思是在忽悠他们呢!
20、上任途中
    1937年8月28日,郭革一“三顾茅庐”,接张进思去独立师,接任副军长职务。
    独立师原为桦川驼腰子金矿工人祁宝堂拉起来的队伍,报号明山,称明山队;投靠抗联3军后,改编为抗联独立师,冯仲云给队长改名祁致中,现已发展到1500多人,省委决定改编为抗联11军,原师长祁致中任军长,调张进思去任副军长。郭革一头两次来时,他们的家属都没有转移出去,人员也没定下来,还不能走。今天准备好了,决定中午出城。根据张进思的安排,郭革一带于天放、陈模、张中孚从南门出去;他带马车拉350套大号学生服、学校的油印机和地图等物品从西门走。于天放他们到达接待站后,卫队立即护送他们去了师部。张进思出城后,把东西卸在西南门外交通站(学生刘希文家),告之等部队来取。傍晚,李景荫、郭革一和副官薛华在董老茂屯头接到了张进思。李景荫和张进思热烈拥抱,热泪盈眶,离别之情难以言表。薛华牵过马来,请大家骑马走。张进思说走着好唠嗑,叫薛华把马带了回去。不料,他们到西长发屯,拐进豆地小毛道时,前面苞米地里突然打来几枪。原来是县保卫团小队长刘金贵带领10个人下乡“收烟刀”(大烟税)回来,听见苞米地这边有人说话,知道是“红胳膊箍”,碰上就没好,便先下手,打几枪,钻进苞米地里就跑了。李景荫和郭革一急忙还击,喊“冲啊,杀呀!”吓唬敌人。可是,回头一看,张进思倒在地上,小腹中弹,血染衣衫。李景荫和郭革一把张进思架进高粱地里,隐蔽起来。等郭革一调来卫队时,张进思在李景荫的怀里,停止了呼吸,一代英杰就这样牺牲富锦,血洒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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