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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抗日英雄、黑龙江省老省长李范五  

2017-01-25 10:05:49|  分类: 地方政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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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黑龙江省老省长李范五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李范五(1912-1986),男,1912年5月3日生,黑龙江省穆棱县人。原名李福德,曾用名张松。1929年在哈尔滨第一中学读书时,参加反对日本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的学生运动。在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读书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投身学生抗日爱国运动。1932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总交通(员)。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受党的派遣,回东北开展抗日斗争。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抗日活动,先后建立反帝大同盟和党、团组织。1933年7月任中共黑龙江穆棱县委书记,10月调任中共宁安县委书记。1935年5月任中共吉东特委组织部部长,9月任吉东特委代理书记。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发动群众抗日斗争,发展壮大党团组织,组织抗日联军,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参与东北抗日联军的早期组织和领导工作。1936年2月被派赴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又称东方大学第八分校)学习,并任学生临时支部书记。1938年6月返回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务科干事,中央情报部研究员。1939年2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队指导员。1940年2月任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41年9月调任中央党务研究室敌后组组员。1944年2月任中央情报部机关总务处处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回到东北工作。1945年11月至1946年6月任中共合江省工委书记、合江省政府副主席(至1949年4月)、党组书记(至1949年5月)。1946年1月至3月任合江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3月任合江军区副政治委员。1946年6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合江省委副书记。1949年4月起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5月起任中共松江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参加组织和领导政权建设、剿匪斗争、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解放全东北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松江省委常委。1949年10月至1958年1月任林垦(林业)部副部长。1949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林垦(林业)部党组小组(党组)书记,1955年1月至1956年9月任党组副书记,1956年9月至1958年1月任书记。1958年1月至1966 年9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委员、省委书记(至1960年10月)。1958年3月至1966年9月兼任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黑龙江省省长(1958年9月起)。1958年11月至1960年11月兼任黑龙江省计划委员会主任。1960年3月至1967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60年10月至1966年9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1961年2月至1966年5月任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1年4月至1963年12月任黑龙江省军区党委书记。1963年12月至1966年11月任黑龙江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62年11月至1966年9月任林业部东北林业总局党委书记。1965年至1966年9月兼黑龙江省视察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1979年得到平反,恢复名誉。1985年离职休养。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5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写有东北抗联回忆录等党史资料,参与《当代中国的林业》的编审工作,著有《我对林业建设的回忆 》、诗集《壮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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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7月李范五(左起第四人)陪同刘少奇同志视察伊春木材综合加工厂.
        1932年冬月,受党的委派,李范五只身回到家乡黑龙江省穆棱县(现穆棱市)八面通镇(县政府所在地)开展抗日工作。八面通镇四周群山环绕,镇子坐落在平原上,山上森林密布,山下河岔成网,山野里有采不尽的森林、煤矿、黄金、宝石,是东北有名的“鱼米之乡”。但李范五眼里的家乡父老,眼下笼罩着寒冬的愁云惨雾,街面上冷冷清清,家家户户房门紧锁,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心惊胆战地静听门外日军的马蹄声和汽车轰鸣。李范五找到小学时的班主任、当时任县教育局督学的白润之寻求工作。白润之对从北平来的大学生弟子十分器重,就介绍他到县第二小学当教员,并连连说:报效桑梓,只是大材小用了。李范五却十分高兴,小学教员身份好掩护他开展抗日工作,又可以接触到很多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担任班主任的李范五已摸清了教师和部分学生的思想情况:主张反日救国的是多数,甘当亡国奴的是极少数。不久,他就发展教员马朝德、李增岱和学生于清和成立了穆棱县第二小学反帝大同盟。李范五带领他们三人举行入盟仪式,和入党宣誓一样:反帝大同盟是抗日组织,我们自愿加入反帝大同盟,为抗日救国,不怕坐牢砍头,坚决抗日到底……很快李范五的家乡狍子沟村以及兴源镇、马桥河镇、下城子镇、磨刀石镇等反帝大同盟相继成立,最终壮大成反日会,并由中共穆棱县委将骨干分子悉数发展为中共党员。当时在群众中只要播下一粒火种,反日情绪和热情就会像干柴一样迅猛地燃烧。李范五不仅动员他三弟弟李福堂(烈士)参加抗日,还动员其妻田孟君、妻姐田仲樵先后入党(后来成为抗联地下党有名的抗日姐妹),甚至还动员了他岳父———八面通镇数一数二的大财主田秀山和岳母修玉麟参加反帝大同盟,并常年为地下党开会站岗、放哨,甚至掩护过中共吉东特委的主要领导人吴平(杨松)等。据李范五和田仲樵生前对笔者讲,笔者爷爷田秀山和流亡的朝鲜人关系极好,当年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安重根到哈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就是笔者爷爷为其煮酒壮行的。李范五岳母修玉麟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女性,后来日寇追问李范五、田孟君、田仲樵的下落,曾把她老人家吊在铁链上毒打,她老人家也没说出一个子女来。1953年她老人家在哈病逝,冯仲云等多名抗联老战士为其送行。那时,穆棱县警察大队丢了四枝长枪、一挺机枪,崔庆寿大队长怀疑是李福德(李范五原名)他们大同盟干的,就硬着头皮去找大财主田秀山。因田秀山在八面通镇是风云人物,在一次宴会上曾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不要走绝路,崔庆寿背地还恭维地喊他“干爹”。崔庆寿进门问候老爷子后,田秀山没搭理他,崔就提到丢枪的事。田秀山冷冷地说:“李福德刚从北平回来没两天半,他一个书呆子,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怎么敢成立抗日组织呢,就更不敢偷你的枪了!”他老人家又说:“真要那样,不劳你的大驾,我会亲自给你送去!”话题一转他老人家又说:“只是你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几路抗日武装一联合,李延禄他们就有几千人,他会饶了你!?”
        屋里一片沉寂,只有八仙桌上的老坐钟“嘀嗒嘀嗒”响着。田秀山正襟危坐,手里拿着个紫砂壶喝茶,崔庆寿豆大的汗珠往下淌,这一切门帘后面的李范五听得清清楚楚。他后来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详细描写了这一场景。只此一个回合,崔庆寿再没找过李范五一次麻烦。田秀山智退伪警察大队长崔庆寿,一时在地下党中传为佳话。
      “九·一八”事变后,李荆璞拉起抗日队伍,报号“平南洋总队”,经常在卧龙河南山一带活动。1932年,中共宁安县委派了共产党员于洪仁到其部队工作,不久将“平南洋总队”改名为“反日工农义勇总队”,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调周保中到宁安县建立党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从此和抗联名将周保中精诚合作,逐步发展了柴世荣、傅显明、王毓峰、王汝起各部队参加,并成立了以姜信泰为队长的“八道河子抗日自卫队”。顿时,穆棱、牡丹江、宁安一带的抗日武装逐渐壮大,抗日烽火遍地燃烧。1934年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在天桥岭密营召开的党的领导干部军事会议上,周保中、李范五、胡仁、李荆璞、于洪仁、姜信泰等同志一致决定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兵力已达500余人。李范五在宁安县兼任中心县委书记时,曾组织爱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人员和物资偷运到抗日队伍。仅宁安县卧龙河那么一个小屯落,就为抗联队伍输送40多名将士,而他们差不多全都牺牲在战场。东京城镇反日会员于贵堂曾为抗联队伍送去7000余斤粮食。于家屯反日会员陈喜昌为抗联队伍送去1500多斤粮食,27套棉衣、27双鞋、27顶帽子,250斤猪肉、20斤盐。上马河镇抗日会员刘全贵为“平南洋总队”送去4000多斤粮食。莲花村反日会员朱德新冒着生命危险为抗联五军一师三团送去1300余斤粮食,还摆渡运送抗联战士400余次。
       1934年,李范五领导的宁安县委下属抗日游击队队长张祥报告说:日本第一批到南湖头的开拓团头目是中将山田悌一,仅有200余人,而且近日要到南湖头建立“宁安县镜泊湖畔松乙沟实验农园”,其实是想在南湖头建“国际公园”,是从长计议永远占领东北的计划之一。李范五决定让张祥带30名“枪手”袭击山田悌一中将。张祥是宁安县南湖头石头河子人,是远近闻名的“枪手”。张祥在庙岭一带伏击了三天三夜,直到5月16日中午,才听见“呜呜”的汽车声。当日军开拓团的汽车开进游击队第三道卡子时,张祥挥枪打死了司机,神枪手们又迅速击毙了日军的机枪手。这时但见日军中一个胖胖的指挥官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张祥认定他就是日军中将山田悌一,随后他侧身甩手一枪,那个胖乎乎的家伙一头栽倒在汽车轮子旁边。此战游击队大获全胜,打死了几十个鬼子和山田悌一中将,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电台和伪币。
        1936年8月12日,李范五接到磨刀石镇党支部密信,说中共牡丹江站党支部暗语电话,一列日军军火列车从牡丹江开往密山。李范五遂与赵采春和潘寿廷研究伏击日军列车。抗联二军二师参谋长陈翰章和团长侯国忠立即带部队埋伏在413公里处,抗联五军一师师长李荆璞也率军到达此处。中东铁路中共职工部书记早就派人拔去了路钉,扒了路基。半夜时分,两个车头牵引的军车连同200余名押车鬼子高速栽进了沟里。在抗联战士的猛烈伏击下,100余名鬼子被打死,抗联战士缴获了大批军火和物资,鬼子铁路一直瘫痪十几天不能通车。
1936年,四军政治部主任罗英来吉东特委向李范五汇报三军和四军的作战方案,不久罗英就在戏园被叛徒玄世贵(小白龙)出卖被捕。李范五当即指示苏维民(田仲樵)给周保中送信,通知周保中吉东特委部分遭到破坏,特委机关要转移到密山。此时,牡丹江火车站等车站已贴上布告,重金悬赏“共匪首领李大个子”。上级当即决定,由国际交通员田仲樵送李范五到苏联接受新的任务。
       1983年夏,李范五为搜集整理党史资料,沿当年抗联的足迹走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县、宁安县等地。旧地重游,沧海桑田,当年的战友和烈士的音容笑貌一一在眼前闪现。李范五感慨万千,赋诗一首:
少小离家鹤发还,
沧海巨变五十年。
讶惊秃岭千山树,
喜看荒野万顷田。
银钱条条牵碧嶂,
红房栋栋点苍山。
江山装点依万众,
华夏红旗耀眼鲜。
         1966年8月。当时,红卫兵在批斗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主资本家,其中包括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他们先强迫这些被批斗者低头,高喊:『看一看这些吸血鬼!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开始打人。有一名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头抽打李范五,他的遭遇其实比挨打更惨。」
       由于李范五在出差时,有时带小女儿同行,父女俩同乘火车包厢和同住宾馆套房。与他有矛盾的省委同事伙同造反派便要李范五的这个女儿指控他乱伦,她有两个选择:如果同意在编造的揭发材料上签字,便能参军得到好处;如果拒绝签字,便会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子女,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李范五这个女儿最后违心地在揭发材料上签了字。1966年9月4日,共有几十万人集聚在红卫兵广场,参加「炮打司令部」活动,李范五及其它省委领导人被押到台上,红卫兵逼迫他站到椅子上90度弯腰低头,然后宣读他女儿的揭发材料,并指控他有「政治野心」,「因为很不幸,他的发型很像毛泽东的发型。他曾在大连海滨照过一张相片,他梳着大背头的发型,穿着一件风衣,面朝大海远眺,看上去非常像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胜地海滨照的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变成对他不利的证据。『战友们,你们看他所留的发型,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发型一样!多么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场群众义愤填膺地呼喊。『给他剃了!给他剃了!给他剃鬼头!』」 给李范五剃完「鬼头」,红卫兵又逼迫他弯腰站到椅子上。由于被指控乱伦,李范五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文革前期,大约被批斗两千多场。他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的这个女儿,甚至在遗嘱中,不让她出席追悼会和葬礼。 “坐飞机”是批斗中最残酷的方式之一。挨斗的李范五是黑龙江省的“当权派”  李范五,黑龙江省穆棱县人,1912年出生。1928年,他从穆棱考入哈尔滨市第一中学,上学时他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修筑铁路的学生运动。1930年,他考入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他一面攻读学业和进步书籍,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一面投身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积极奋勇参加北平学生卧轨、南下请愿运动,游行示威,飞行集合,下乡宣传,检查日货等活动。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李范五受党的派遣,回东北开展抗日斗争。他回家乡原穆棱县后,以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依托其岳父、当地大财主、爱国绅士田秀山和岳母修玉麟(后成为地下党交通员)的特殊关系,开展抗日斗争。李范五先后建立起反帝大同盟和党、团组织,成立中共穆棱县委和宁安中心县县委,并先后将其妻田孟君、妻姐田仲樵、马朝德、李义、张林、李增岱、于清和、李福堂、魏绍武、续妻黎侠等一大批爱国志士介绍入党,并成为抗联时期地下党的骨干。他甚至还动员了他岳父、八面通数一数二的大财主田秀山和岳母修玉麟参加反帝大同盟,并常年为地下党开会站岗、放哨做掩护,甚至掩护过中共吉东特委的主要领导人吴平(杨松)等。据李范五和田仲樵生前对笔者讲,笔者爷爷田秀山和流亡的朝鲜人关系极好,当年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到哈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就是笔者爷爷为其煮酒壮行的。李范五岳母修玉麟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女性,后来日寇追问李范五、田孟君、田仲樵的下落,曾把她老人家吊在铁索上毒打,她老人家也没说出一个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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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调周保中到宁安建立党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从此和抗联名将周保中精诚合作,逐步发展并成立了八道河子抗日自卫队。顿时,穆棱、牡丹江、宁安一带的抗日武装逐渐壮大,抗日烽火遍地燃烧。1934年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在天桥岭密营召开的党的领导干部军事会议上,周保中、李范五、胡仁、李荆璞、于洪仁、姜信泰等同志一致决定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兵力已达500余人。李范五在宁安县兼任中心县委书记时,组织爱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曾将大批人员和物资偷运到抗日队伍。仅宁安县卧龙河那么一个小屯落,就为抗联输送40多名将士,而他们差不多全都牺牲在战场。东京城反日会员于贵堂曾为抗联送去7000余斤粮食;于家屯反日会员陈喜昌为抗联送去1500多斤粮食,27套棉衣、27双鞋、27顶帽子,250斤猪肉、20斤盐。上马河抗日会员刘全贵为平南洋部队送去4000多斤粮食;莲花村反日会员朱德新冒着生命危险为抗联五军一师三团送去1300余斤粮食,还摆渡运送战士400余次。
       1934年,李范五领导的宁安县委下属抗日游击队长张祥报告说:日本第一批到南湖头开拓团的头目是中将衔的山田悌一,仅有200余人,而且近日要到南湖头建立“宁安县镜泊湖畔松乙沟实验农园”,其实是日本人想在南湖头建立“国际公园”,是从长计议永远占领东北的计划之一。李范五决定让张祥带30名“炮手”袭击山田悌一中将。张祥是宁安县南湖头石头河子人,是远近闻名的“炮手”。张祥在庙岭一带潜伏了三天三夜,直到5月16日中午,才听见呜呜的汽车声。当日军开拓团的汽车开进游击队第三道卡子时,张祥挥枪打死了司机,神炮手们又迅速击毙了日军的机枪手。这时日军中一个胖胖的指挥官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张祥认定他就是日军中将山田悌一,随后但见他侧身甩手一枪,那个胖乎乎的家伙一头栽倒在汽车轮子旁边。此战役游击队大获全胜,几十个鬼子和山田中将全部报销,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电台和伪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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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8月12日,李范五接到磨刀石党支部密信,说中共牡丹江站党支部暗语电话,一列日军军火列车从牡丹江市开往密山。李范五遂与赵采春和潘寿廷研究伏击日军列车。抗联二军二师参谋长陈翰章和团长侯国忠立即带部队埋伏在413公里处;抗联五军一师师长平南洋李荆璞也率军到达此处。中东铁路中共职工部书记早就派人拔去了路钉,扒了路基。半夜时分,两个车头牵引的军车,连同200余名押车鬼子高速栽进了沟里。在抗联的猛烈伏击下100余名鬼子被打死,抗联缴获了大批军火和物资,鬼子铁路一直瘫痪十几天不能通车。
        当年冬季,四军政治部主任罗英来吉东特委向李范五汇报三军和四军的作战方案,不久罗英就被叛徒出卖被捕。李范五当即指示给周保中送信,通知周保中吉东特委部分遭到破坏,特委机关要转移密山。此时,牡丹江火车站等车站已贴上布告,重金悬赏“**首李大个子”。上级当即决定,由国际交通员田仲樵送李范五到苏联接受新的任务……
      1938年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间,李范五先后任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和科科员,中央情报部研究员,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队指导员,中共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机关总务处长。1945年当选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后,出任黑龙江省第一任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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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范五挥锹栽树荫后人
      在北大荒博物馆第二展厅一个狭长的展柜里有一把弯弯的铁锹,像一个累弯腰的老人,静静躺在那里,这就是当年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在绥棱农场劳动时用过的一把铁锹。
         李范五同志在十年浩劫中被拉下马,经过多次批斗、游街示众,最后于1975年初夏被下放到绥棱农场,度过他一生中最难忘的700多个日日夜夜。
          绥棱农场“文革”前是个劳改农场,1967年将全部犯人调出,又调入近千名刑满释放和解教就业人员。1968年开始接收城市下乡知识青年,1970年又接收部分强劳分子。农场人员复杂,李范五到场后场领导也费了一番心思。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把李范五安排在农场的一个实验站。这个站人员少,占地面积大,地理环境好,劳动强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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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范五到农场时,除了两名“护送人员”外,陪同他来的有老伴黎霞、女儿李黎立,还有个10岁的外孙女叫“大愚”。那年,李范五63岁,患有多种慢性病,更严重的是经受造反派多次拳打脚踢等肉体摧残,肢体备受损伤,已不适于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一点活不安排他干又不行,考虑到他曾担任过林业部第一副部长,实验站分配他到这个站的林业组劳动。
        林业组的任务是培育各种树苗,在附近田间道旁造林栽树。组长范垂忠听说叫他管省长,心里忐忑不安,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范垂忠是1956年从四野38军转业的军人,长期的部队生活,使他养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那种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在他思想上有较深的烙印。现在突然让他这个21级的干部去管一位6级的大官,一时不知所措。可是李范五对这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到农场后只休息一天就出工了。他直挺挺地站在老范面前,听候分配劳动任务,并且表示对栽树既有兴趣,也有粗浅研究。那天在场区道旁,李范五就用这把锹栽樟子松,他一边栽一边滔滔不绝地讲发展林业的意义,还讲了一些林业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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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垂忠看到李范五在栽树时双腿跪着操作,还不停地用拳头敲打着腰眼儿,面部肌肉每隔几秒钟就抽搐一下。在劳动休息时,老范问他什么时候患的这种病,李范五只是笑笑不答,后来日子长了他才说出这是被殴打的后遗症。老范告诉他:“早晨可以晚出来一会儿,中午多休息一会儿,什么时候觉得身体不舒服可以不出工。”可李范五从来不耽误工,除了住院治疗和严重犯病外,都坚持出工,每天这把锹不离手。他还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上山采集橡树籽,在实验站水库边沿种橡树。他还用绳子、量弓测量了实验站周围的地形,绘出一张林带分布图,并对农场发展林业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
        李范五曾因病到场部住院,在治病期间他还在病房周围栽了许多鱼鳞松小苗,现在有21棵已有碗口粗了。
李范五在农场时,先是在实验站职工食堂买饭吃,后来自己做饭,当时霍广兴是职工食堂的管理员,对李范五主副食的供应,全得通过他。李范五在职工食堂买饭吃,每月无论如何也达不到50元的标准,那时食堂的主食只有馒头,而副食也只有白菜、萝卜、土豆三样循环,鱼肉每月也只有一两次,烙一顿油饼算是改善伙食了。李范五身体虚弱,又患有多种慢性病,急需在生活上调养,霍广兴就想法额外卖给他一些肉、鱼、豆油。这种对走资派的的特殊照顾,也招来一些人的非议甚至责难。李范五意识到老霍有压力,告诉他:“以后有啥吃啥,不要因为我给你找麻烦。”老霍只是摇头,背地里对黎霞说:“每天晚上8点后您到食堂拿东西,无论如何也得保住老省长的身体。”炸好的鱼、鹿肉、鸡蛋、瘦猪肉等由公开供应转入“地下”。李范五爱吃野味,老霍到老乡家去买野鸡野兔,自己家的咸菜、大酱也给他拿。李范五到农场后由于水土不服,经常头晕、呕吐、高烧。老霍把自己家的“维C”、樟脑注射剂拿去,还到农场附近的公社卫生院买了牛黄安宫丸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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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范五的头发长了,实验站没有理发员,要么就得走7公里多到场部去理,霍广兴拿来理发工具说:“我来试试,反正理不好。”李范五苦笑着说:“来吧!现在我的头好剃多啦!”这一语双关的玩笑话,包含着多少信任和感慨。黎霞也接着说:“请你给我也剪一剪,只要不剪成鬼头就行。”三个人都笑了,这笑声中有多少辛酸!
2004年,总局筹建北大荒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到绥棱农场征集展品,农场的工作人员从苗圃找到了这把锹。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88——李范五与我国天然橡胶早期建设
       人们对于1954年以后农业部、农垦部、农林部、农牧渔业部及其部长们领导天然橡胶事业的业绩比较了解,而对之前即1950年至1954年林垦部(林业部)及其部长们领导橡胶垦殖业的业绩特别是其背后的故事则了解甚少。这是由于有关史料尤其是梁希、李范五事迹介绍的资料很少的缘故。此文所提供的综述性史料,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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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读此文,使我们了解到1950—1954年这5年,即我国扩大种植和发展天然橡胶筹备、起步和打基础的时期,林垦部(林业部)部长梁希、副部长李范五为天然橡胶业早期建设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 1950年11月,林垦部调集中国林学家和苏联专家组成一个庞大调查组,由陈云带领,梁希和李范五随同,到海南考察橡胶资源;1951年8月2日召开全国橡胶会议,证明我国能够发展自己的橡胶种植业,并确定其发展方针、发展计划,会后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起草《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1951年,协助陈云和叶剑英组建华南垦殖局;1952年组建特种林业司,负责管理全国橡胶垦殖业; 1952年,组织和派遣海南橡胶督导团到海南督导橡胶采种和育苗;同年,与教育部联合动员多间大学森林、生物、土壤农化、地理、气象等专业师生组成千余人的大型橡胶宜林地资源调查团,到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等省区勘查橡胶宜林地资源;1952年,向中央建议派军队参加橡胶垦殖业工作;1953年根据局势变化,及时调整植胶速度和规模,并采取有关措施;1954年将橡胶垦殖业转为企业化管理,进行企业化经营;1954年底,根据橡胶种植抚育经营特别精细,不同于其他树种造林,而与园艺趋同的特点,将其移交农业部领导等等,从而在多方面为橡胶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梁希、李范五功不可没,他们也是我国橡胶事业的重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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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老抗联的高尚革命情操
                                                  ——回忆我的父亲李范五      
                                                                    李黎力
        今年五月三日是我父亲李范五100周年诞辰,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父亲,每当我想起他总是心绪万千,热泪盈眶,心中充满了难平的悲愤,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我爱我的父亲,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有父女之情,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光明磊落的一生,因为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因为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因为他是一个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尤其是在长期的危难之中他从不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优秀品格,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那样高大,光辉四射。
       在他百年诞辰来临之际,我本想依自己的能力和朋友们的帮助,把我父亲生前的遗著再版。可我没想到我的老家穆棱的领导找到了我,他们说:“李老是我们穆棱全体人民的,他是我们穆棱的自豪与骄傲,我们对他的纪念也是一个最好的革命传统教育。”他们给我展示了一个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庞大计划。我吃了一惊,我没想到,也从来没敢有这样的“奢望”。我被感动了,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不仅有计划,而且很快就付诸于行动。我父亲的回忆录顺利出版了,文献片如期完成,其他工作有条不紊的在进行。不到半年的时间一切都按计划完成了。
         这段时间我经常在思索一个问题:我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六年了,为什么人民还在怀念他?为什么关于他的故事,还在人们中口口相传?文革他是最早被打倒的,最晚“解放”的,他是“罪行”最多的,“踏上”的“千万只脚”也最重的,真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架势,可为什么现在人们反倒一直怀念他的好?
        在这次再版他的回忆录的过程中,我是主编。我反反复复翻阅,逐字逐句的琢磨,从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我父亲原籍是辽宁省朝阳小北湾村人,1911年我太爷、太奶带着我爷爷奶奶挑着担子逃荒到了荒无人烟的穆棱狍子沟落了脚。第二年我父亲出生了。他是狍子沟出生的第一个村民。他从小聪惠好学,在学校号称“老第一”。1928年在现在哈一中上学,只用了一年多就读完了高中课程,考上了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外交领事系。“九一八”事变后,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入了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生涯。
        我的父亲从入党的那一刻起,他终身坚守着入党誓词:“……执行党的政策,遵守党的纪律,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33年,九一八事变两年后,党派他回到家乡参加并领导抗日斗争,在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头的那段时间,他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主动发动群众,发展党团组织,开展抗日活动。
         他在担任宁安中心县委书记时,为了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他换掉长袍,穿上农民的破棉袄,他下地学做农活,开会还拿个石头磨手,以便手上磨起茧子,脸晒得黑黑的,脚上走成了厚脚板。没多长时间就俨然变成了一个老农。而且在思想上他自觉的不断改造小知识分子的思想,他自觉的不失时机地为党工作,宣传抗日,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撒播抗日的火种,在深山密林里零下四五十度的大雪中,一连几天行军。他把自己仅有的一把黄豆送给了最需要的人。在党组织遭到了破坏的关键时刻。满街贴满了逮捕他的通缉令和画像,他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安排其他同志迅速转移隐蔽。安排地下党机关转移,处理了秘密文件,通知各抗日部队有叛徒出卖,提高警惕等。有效地保护了同志们,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他在海参崴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处汇报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后,海参威办事处要留他在那工作,生活条件好,安全,可是他拒绝了,他要求回国和同志们一道继续抗日(当时隐蔽转移的同志,陆续都调到了苏联学习)。
        1932年底,组织派他回东北时,他就向党组织表示:“我回东北工作,环境险恶,可能被捕,甚至被杀,我有思想准备,但只要能为党工作五年,我就仰不愧天了,因而他在困难和危险面前首先想到的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
         我的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把党的工作,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争名,不争利,只要能为党工作就行。
        我们家的第一个孩子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就是多力哥哥。他很幸运,生在苏联。可是却在没有家庭和父爱的环境中长大。50年14岁回国,父子互不相识,还不会说中国话。
        在延安,妈妈怀了我,爸爸就老劝妈妈把我打掉,说你还年轻,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以后还有机会再要孩子,妈妈去了中央医院,可是金院长不给打,他说我们要后继有人,这些都是革命的后代,我们的事业需要他们继承。于是我妈就骑着马漫山遍野跑,想把我颠下来。可我命大,但还是不足月就生了下来。在我一岁时,爸爸又劝妈妈要把我送人,让妈妈集中精力好好工作,学习。妈妈当然舍不得我,两个人吵吵闹闹了一段时间,妈妈屈服了。爸爸把我送给了一个放羊的孤老头。但从爸爸把我抱走起,妈妈就病倒了。做父母的哪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半个月后爸爸也不放心,去那老爷爷家看我。一看我也病了,躺在那儿快不行了。那老爷爷一见我爸就诉苦:“这孩子我可带不了了,你看我胡子都快让她揪光了,她还老有病,饭也不吃,天天闹着要回家,再在这怕她也活不长了。你快抱走吧。”我见爸爸来了,就哭着叫着往他那爬,爸爸心疼的眼泪也掉了下来,把我抱回了家。长大后我知道了此事,我不怪他,我理解他们。他们的这种精神反而使我更加敬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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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1949年被中央调去林垦部时是作为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可林垦部架子搭起来后,工作正常开展了,又调了一些老干部过来,我父亲见到有的同志资历比他老,就主动提出把第一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让了出来。
1956年“八大”时,一天早上,我起床妈妈叫我不要吵,说你爸刚睡下,我不解?妈妈说:你爸这人品质好啊,黑龙江这次提议让你爸进中央委员,你爸一夜没睡,连夜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推荐了比他资历还老的同志。当时因为还小,什么都不懂。长大后我才逐渐明白,只有无私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父亲不但他自己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上,绝对放弃私利。而且对我妈妈也是这样要求的。
        大约是在50年,中央给干部定级,我妈妈因参加工作早,工作能力又强,在苏联学习过,又在延安工作多年。我记不清是定了九级还是十级。爸爸就劝我妈:“你那么年经,级别那么高,别的部长夫人比你低那么多,让我在林业部怎么工作,你去找政务院要求下调点。”他还要求我母亲为了党的利益,自己做出牺牲。我妈不服,说:“这也不是我要的,按文件规定,我就应该是这个级别。”架不住爸爸天天说,我妈又屈服了,跑到政务院,要求降到13级(12级以上算高干),政务院的负责同志很奇怪,说:“我们这儿只有嫌级别定低了的来,还没有说定高了要下调的。”妈妈去了几次,最后改为十三级。可这个十三级我妈可就几乎是一辈子。在黑龙江有几次调级的机会,我妈所在的单位都报上了我妈“黎侠”的名字。可是报到省长那审批时,每次都让我爸给卡了下来。妈妈不服,可爸爸却说:“有些人到我这儿来要求提级,我认为不够条件,没有同意,你是够条件可我如提了你,怎么说服别人?”为了爸爸,妈妈又成了牺牲品。一直到八十年代到了河北省人事厅当顾问,人家奇怪地发现我妈的资历这么老,从来没有任何问题,可为什么一直是十三级,当即给提到十二级。一直到去世也没提到当初政务院给定的级别。我妈理解我爸的做法,心甘情愿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以身作则说服了攀比的同志。
        文革后期,我爸在狱中迫切希望能有工作的机会。多次写信要求工作,一直没有答复。有的看守混熟了,说我爸:“你别做梦了,你再有能耐,人家就是不用你。”我爸说:“不让我当省长,我当林业厅长或林业工人总可以吧。”小战士们经常和他聊天,他就和他们聊他们家乡的林业,结果他们说:“你不是省长,是林业专家,搞林业还真有一套。”他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和利益,他一心只想为党为人民工作。
       75年,在绥棱农场,虽然安了家,但心中是痛苦的,同时又有一丝安慰,只是因为在狱中呆了八九年,现在终于可以到田里、林子里转转,看到树林,心中觉得宽慰了许多。农场要求他给做个林业规划,父亲欣然答应,用了一冬的时间,在零下四五十度的风雪中,用脚步来踏查,测量。规划做好了。当他把十几页的规划交上去后,场部的领导说:“你李范五还真有两下子,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懂林业,将来就留在我们这管管植树造林吧。”我爸爸说:“只要你愿意让我干,我一定干好。”在我父亲的心中,只要让我为党工作,干什么都行。文革结束后,我听绥棱农场的人和我说,后来他们就是按我父亲当年做的规划种的树。
         按现在话来说,我父亲是个“大傻帽”,可正是因为他的“傻帽”才给人民争来了利益的最大化。
我的父亲作为林业部的副部长,作为一省之长,为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为了人民生活的极大提高,他时时关心人民生活的疾苦,体察民情。付出了极大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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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开始为了调查林业资源,组织了林业调查队,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为了林业事业,常年在深山老林里工作。父亲到原始森林的深处去看望他们,这些年轻人像野人一样生活工作在大森林的深处,头发很长没法理,衣服被树枝剐的一条一条,破破烂烂的,脸晒得很黑,被蚊虫叮咬的满脸是包,有时粮食丢了就吃野菜,喝泉水,森林脑炎和动物的攻击时时威胁着他们,他们冬天在没膝的大雪中跋涉,脸、手、脚被冻伤,有的迷路被冻死饿死,可他们没有一个退缩。看见他们就想起了当年的抗联战士。为了祖国林业事业他们是祖国的英雄儿女。爸爸由衷的敬佩这些年轻人,他关爱他们,他想尽量给他们好一些的条件,他把随总理出访苏联时,苏方送给他的一架小型家庭电影机送给了他们,希望业余时间能给年轻人带来快乐。他在北京给他们盖了房子—和平里林调局宿舍。想让他们回北京有个舒适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房子盖好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如愿。每次他经过林调局宿舍的时候就想起深山老林里的年轻人,心里总是深深的内疚,他一直到去世前还惦念着新中国第一代林调队员,他们现在哪儿,在做什么?写到这里,我想:如果当年的林调队员还健在,知道此事后,他们的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开发大兴安岭的林三师部队官兵,向大兴安岭进发的时候,他嘱咐当地的领导说:他们多数都是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不习惯,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他得知这些官兵多数年龄偏大的还没有成家,就下令地方干部,工人帮助从农村介绍对象,促成一对介绍人有奖励等一系列方法,使这些南方来的官兵安心在林区扎根。
        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支援全国,黑龙江的粮食大量外调,还要支援大庆,又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盲流需要安排,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因此黑龙江的粮食也紧张起来。尤其是城市和林区,他提出代用品,加入粮食中用以增量。在林区也想出一个临时办法:让林区的工人可以在林间空地小开荒种粮、种菜,就在当年林区就翻了身,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外调支援城市,记得省委不知哪里调来的土豆,机关里每人都可分到一份,这样每天晚上我们的饭桌上多了一盘土豆,可是没几天我妈就发现,司机家的土豆比我家的大许多,我妈就在饭桌上叨咕了一句,爸爸这时很严肃的低声说:“他家孩子多,粮不够吃,我让他们把咱家的挑走了一些,以后你不要再说了。”
         1961年,为了充实林业站,他从王震将军那里要了6000名转业官兵,加上家属有二万多人。这时,我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在生活上先要给他们安排好,他让人专门为他们设计房子,一般每家60-70平米,三间房,有办公室,火墙、火炕、炉子,连院墙都夹好了。这些官兵来后一看条件这么好都非常高兴,都安心留在这工作。他还组织各种培训班,教他们林业知识,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这批官兵后来在林业战线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65年,社教时,我爸爸负责在海伦县蹲点,恰巧我们军工也在海伦参加社教。他见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心里很不是滋味,解放几十年了,农民还是这样贫困,他自责省长没有当好。父亲用半个月时间,把海伦县的各个公社,大大小小生产队跑了一遍。我竟然不知爸爸什么时候去过我工作的大队。他经过这半个月的调查,发现海伦农民贫困的原因除了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单一。他分析了原因,看到了自然环境,他提出农民要想富,一定要搞活经济,要多种经营。要根据当地情况多种树改变自然环境,改变水土流失,这样才能保障农业,有了多种经营,有了林副产品,农民才能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他制定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还没有完全实施,或没有看到效果文革开始了,一切都泡了汤。
       关于次生林的问题。在封山育林的政策下,农民不许进山,因而农民烧柴无法解决,农用木材无法解决,没法采集林副产品。没办法就经常发生盗伐破坏山林。因而我父亲经过调查就提出了因势利导,加强管理,允许农民进山采集林副产品。冬闲、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农民进山育林,砍下病树,不好的树种,让好树有更好的空间生长。这样农民冬天有活干,挣了工钱。砍下的木头分类低价卖给农民,解决农用木材,农民烧柴。国家也节省了育林费,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的父亲他自己有一条原则:“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我们领导者必须考虑的两大问题。”他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处处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关心人民的生活,设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父亲不仅着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对国家,对黑龙江还有远见卓识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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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我刚上学,就天天听他讲植树造林的好处,水土保持的重要性,森林可以改变环境,改变气候,种树防止土地沙化……这些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绿色环保,他那时还提出森林旅游,建狩猎场,建动物养殖场,开发镜泊湖等。增加的收入可用于森林养护,这在现在兴起的旅游业应该是先导者。建国初他在林学院中增加了“园林系”。他予见到了以后城市要美化,一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他还看到黑龙江只搞重工业,农业,林业还不行,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搞轻工业,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因而哈尔滨的毛毯和亚麻布、哈尔滨的红肠、大列吧、酒心巧克力都成了全国知名品牌,热门货,并大量出口。那时与苏联、日本、朝鲜开展的小型贸易成了改革开放的雏形。那时的责任承包制国家作为试点在黑龙江开始试行。这些当时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
        开发大小兴安岭,是他的一块心病。经过多少年的努力终于在1965年开始在总理的支持下,开始实施了,但1966年的文革又被毁掉了。
       在那个年代他考虑到了资源利用问题,为节约木材,他建设木材综合加工厂,他到处讲话提倡增产节约。
每到春季必要为植树造林讲话,做宣传动员工作,每到秋季大力宣传护林防火,由于他的勤奋,自51年,黑龙江那场大火后,到文革前,黑龙江没有再发生大型火灾。森林覆盖率在不断上升。三年灾害之后,黑龙江的各方面都恢复的非常快,物资供应应有尽有,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安居乐业。黑龙江的各项工作在全国都名列前矛。
       难怪73年、74年以后,黑龙江民间流传了一个顺口溜:“李管够,潘半斤、×三两、×光秃、×一阵。”这就是老百姓的评价!
          在这次纪念百年诞辰活动中,穆棱对我父亲的评价中有一条是:“屡遭磨难赤心不改。”也正是这一条,在磨难中为国为民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忠实的坚守着入党时的誓词。
1966年,文革开始前夕,父亲胃大出血,住进了医院。后来运动搞得越来越热闹,黄秘书(黄枫)看到这种情况,几次向我爸爸建议:“咱们到外地疗养一段吧。”可是看到外面乱哄哄的情况,爸爸担心生产受阻,人民生活受影响,他说:“越是这种情况,我越是不能走,这里需要我。”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还没等他出院就被潘某等人耍了个阴谋把他算计了进去。把他们自己一手搞的“八一六”通知,一股脑的扣在了我父亲的头上。他们蒙骗了群众,利用了年轻红卫兵的单纯和革命热情,自己摇身一变由镇压群众的打手,变成了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左派。
         不由分说,父亲母亲都被关了起来,当父亲看到省里的主要领导几乎都被关了进来。他忧心重重。他对大家说:“我是省长,黑龙江的问题主要应该由我负责,你们把错误都推到我身上,由我一人承担。你们争取早点出去,抓工作,黑龙江几千万人民每天要吃要穿,不能没人管。工厂农村要生产也不能没人抓。”每当我想起此事我心中的感动总使我不能自制。在当时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时候,躲都躲不及,而他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保护同志,他却讲出这样的话,这样的心胸,这样的精神,怎么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文革初期有时偶尔学生们还会放他回家,洗个澡,换换衣服,一次我见到父亲,我哭了,我问他到底有什么问题,爸爸坚定的对我说:“我从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你要相信爸爸,如果说有问题,也是工作中的问题,只要工作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说:“你写封信吧,我设法送进中南海交给毛主席。”爸爸说:“用不着,党中央了解我,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如果需要写,我会通过组织向上送。不须你介入。”他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独立思考。要做符合毛主席五条标准的接班人。
         一次他和我说:“毛主席提出要青年学生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我就当个活靶子吧,不然他们怎么锻炼。”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承担,他坚守了下来。文革后我才知道,一次在省内各地游斗时,两派打起来了,学生把他藏在一个破庙里,让看庙的老人看着他,他们就又跑去打架了,老人好心劝爸爸:“他们都走了,你还不快跑。”而我爸却说:“我不能跑,我跑了学生们回来怎么办。”他心里想的是怕学生们回来找不到他,两派再打起来。他想的是如果他走了,看庙的老人必遭祸于身。他宁愿自己受罪也不愿牵连无辜百姓。
         父亲在狱中一呆就是九年,其在正规监狱八年。后来也没什么可斗的了,但一棍子打死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因而不肯放他出来。他想出来工作心切,因而在狱中开始凭回忆写了十几年林业工作经验的总结,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林业发展的方向和政策。后来我们把这份材料交给了林业部的老部长罗玉川,他看后非常激动,对我妈说:“范五同志没有错,终有一天,党中央会了解他的。”爸爸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想到的仍然是工作,他要把他的工作经验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留给后人,他也把这份材料作为遗嘱留给了我。
        父亲在农场“劳改”期间,夏天不畏暴日晒,冬天不惧寒风大雪,拄着树棍,拖着病身,踏片了农场的每一片土地,为农场做出了林业规划。为了示范,亲自上山挖来小树苗,种了一片苗圃,亲自用松树的种子,用隔年埋藏法,种出了松树苗,现在都郁郁成林,他不失时机的向农场职工宣传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教给大家种树的方法,他用自己的示范让大家看到种树的好处。今年三月我去了一下绥棱农场,我吃惊的看到农场几乎变成林场了。一片片人工种的松树林郁郁幽幽,原来的次生林全都成了整整齐齐的人工林,原来路边乱七八糟的小树,变成笔直的松树行道树,农田的防风林,把耕地画成规规整整的方格。特别是我父亲种的那片苗圃,36年后变成了高大的参天大树林。爸爸临终前对我的嘱托:“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那片我种的树怎么样了,要告诉他们好好保护。”爸爸,我做到了,农场的职工们更做到了,他们不但保护好了那片苗圃,而且把你设计的林业规划,付诸实践了。你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笑慰的。由于您的亲身示范,人们真的认识到了种树的好处,并且自觉自愿的还在不断种树。我想过不了几年,农场就可以开始间伐了,并从中可以得到收益了。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下我父亲的身体精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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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开始后从1967年开始,到1972年,这中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直到1973年他住在省医院十病房治病,才接触多了一些。那时,我就觉得父亲很怪,他拒绝听我们讲社会上的一些事,他用手把耳朵堵起来,他为我说街上买不到他想吃的咸菜疙瘩,和我大发脾气,他想象不到市场已变成了什么都没有。他经常一个人叨叨咕咕,有时无缘无故发脾气,特别是夜里不能睡觉,妈妈经常发现他自己吵架。经过一再追问,他偷偷的扒着我妈耳朵小声说:“我屁股上有个硬疙瘩,是专案组给装的窃听器,你们说什么他们都听得见。夜里他们就批斗我,整夜不让我睡觉,我太痛苦了。”妈妈不明白,怎么回事,问我,我说不可能有埋在体内的窃听器。我回到北京后,听朋友们说起:“解放”出来的×××精神出了问题,住进了北医三院,我问了他们有什么症状,一听与我父亲相似,我开始怀疑爸爸精神出了问题。但我不是医生,我没证据,1975年后父亲在绥棱农场劳改,有一位医大毕业生在农场就业,他经常去看我父亲。有一天我问他:“你是学医的,你觉不觉得我父亲精神上有问题。他没有答复我,可第二天他给我带来了一本医大的教科书,翻到了“反应性精神病”那一页,说你自己看看吧,转身就走了。我仔细一看书上写的症状与我父亲一模一样,我突然明白了,难怪他们迟迟不放爸爸出来,是想利用他的精神病,把他一棍子打死。在这里我真心感谢这位医生,我叫不出他的姓名,我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到现在也没找到他,在他自己还身处逆境时,冒着再次被抓,再次被批斗甚至进监狱的风险,他敢于巧妙的让我知道了实情,如果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勇敢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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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有数后,在北京我就开始到处申诉,要求给我父亲改变生活条件,要求给他治病,直到1979年夏才允许我父亲到哈尔滨治病,这期间我通过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大姐姐董坚(我父亲抗联时期的生死战友董仙乔的女儿),偷偷找了一位省公安厅专门搞精神病鉴定的医生,找了哈医大著名专家葛茂镇教授,他们诊断结果完全一致,葛教授还特意告诉我:“你父亲的症状非常典型,只要是精神科的医生都会做出这个诊断,”他还交代给我:“一定要离开黑龙江这个环境,在这里他永远治不好。有了把握我才向专案组正式提出要求给我爸检查精神科,专案组组长杨××,大发雷霆,把我臭骂了一顿,拒绝承认我父亲精神不正常,当然也拒绝给他检查。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也效仿父亲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方式,做了一回“地下”工作者,偷偷地把我父亲带到了北京。临上火车前,我给专案组留了一封信。说明我把爸爸带到北京的原因,写清了我的电话,地址,说有任何问题到北京找我。可他们从此再也没敢找过我。到北京的当天就带我父亲到中组部老干部局报了到,老干部局郑伯克局长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积极帮助安排住处等。第二天我就带父亲去了北医三院。一位女医生接诊,很快她就开出诊断:“心因性、反应性精神病”是长期受迫害所致,同时她提出需住院治疗。并开出了诊断书,我把诊断书交到了中组部,请他们与黑龙江联系给开一个“进京看病”介绍信。就这个介绍信始终没有等到。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懂,为什么看病还要介绍信。可那时就是这样规定,没有介绍信不能买进京车票,不能在京看病,更不能住院。最后是中组部开的介绍信,住进北医三院,开始了治疗。
         住院后父亲的主治医是科主任,他问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得的病,我和妈妈都说不清,因从文革后一直没有让我们接触过我父亲,他写了诊断要求省里找到我父亲交待材料中最早开始胡说八道的材料,寄到医院来,用以确定得病时间。这个诊断我交中组部请他们转给黑龙江,但石沉大海。经中组部多次催促,直到1979年12月底专案组来了两个人,带来了部分父亲的“交待材料”,田主任看后,气愤的对我妈说:“李老1967年就得了这病十二年了不给治病,太不像话。”后来我也看到了1967年说他是苏修特务,让他交代怎么和苏修联系,在他们反复逼供,诱供之下,父亲产生了妄想和幻觉,他承认了是苏修特务,他交待说:“和苏修联系是靠一个肥皂盒和肥皂,那是发报机,只要放在窗台上,苏修就和他联系上了。”天啊!真是天下大笑话,就是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相信这是正常人说的话,可当时的潘某等如获至宝,就此做起了文章。各种各样的罪名,如法炮制,于是五花八门的罪名满天飞,并美言说,这是他自己交待的。没有的事他能承认吗?为了利用他的病,长期不许我们接触父亲,怕我们揭示真相,潘某等为了达到一棍子打死的目的,还编造谎言说:毛主席1966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点了我爸爸的名,说是“三反分子”,“镇压群众运动的能手,”“只有斗争李范五才是斗争大方向。”最近几年,我查了一些资料,并通过几个搞党史研究的同志,也帮我查了一下:“点名”到底是怎么回事?查的结果是一致的,①中央规定口说的不算数,依下发文件为准,可下发的文件没有点名②会议上点名的是陈伯达和林彪,此件到主席那儿签发时,主席把人名都划掉了。而且他们还查到了,主席、总理前前后后点了不下八次潘复生的名字,对他进行批评,说:“黑龙江搞得那么乱根源在潘复生那,”甚至说“潘复生不是好人”1972年开始中央大批解放干部,总有些地方不执行,直到1975年三月八日毛主席亲自审批签署了还在被关押的三百五十名老干部要“立即释放”,其中有我父亲李范五的名字。中央决定对这些老干部要予以妥善安排,因“文革”迫害而患有精神疾病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指示重新审核老干部监禁期间的口头和文字“交待材料”。可在这文件下达近半年的时间后,在我父亲有病没治好的情况下,突然强行押送到绥棱农场“劳改”生活比关在狱中还要苦多了。到了农场不到一周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39度高烧不退,连农场医生都害怕了。他们怕死在那没法交待,就是这样专案组也不许回哈治病,只送来了几盒链霉素。
          有朋友后来帮我查到了延安时的一段往事,父亲在管理中央总务科的时候,江青要求吃小灶,父亲说:“你级别不够。”给予了回绝,江青又提出要吃这要吃那,要总务科给买,爸爸向主席汇报了,按主席指示从江青的津贴费中每月如数扣除,从此得罪了江青,“文革”江青借机报复,我可以理解,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潘复生倒台以后,林彪倒了,四人帮也倒了,为什么还有人处心积虑地要置我父亲于死地?后面的细节在这我就不说了,以后会有见天日的那天,那些龌龊的背后交易,那些下三滥的手段,我会有根有据的公布于世。我父亲问题最后的彻底解决是几十名老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由习仲勋书记处书记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文予以彻底平反。并给予我父亲高度的评价。
        在我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让大家知道真实的李范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黑龙江广大的干部群众怀念他。我也想让人们知道一个真正的老共产党员是怎样对待个人利益,人民利益乃至国家利益。在生死面前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怎样选择,在危难面前共产党员是选择承担还是退缩,是实事求是还是为自己而陷害他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当好人民公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把自己与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鞠躬尽瘁地为人民服务。在这里我揭露了一些文革中的罪恶,无非是想让人们知道为什么说这是一场“灾难”。我们要记住这惨痛的教训,不要重演。
         我在这里再一次感谢穆棱,感谢黑龙江的广大干部群众。你们对我父亲的怀念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那杆秤是公正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最伟大的丰碑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目中。我父亲如果在天有灵,看到黑龙江的人民这样怀念他、纪念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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