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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抗联巾帼——女杰李在德  

2017-01-25 19:46:47|  分类: 老兵传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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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巾帼——抗联女杰李在德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李在德,朝鲜族抗联女战士、原全国人大常委会管理局副局长。1917年12月29日出生,1917年12月29日,李在德出生于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沓道里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0年日本人侵占了朝鲜全境,她一家老小离开故土。1924年夏,举家迁居黑龙江省萝北县梧桐河西屯。是著名抗日女烈士金成刚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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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在德原籍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沓道里,1910年日本人侵占了朝鲜全境,她一家老小离开故土。1924年夏,举家迁居萝北县梧桐河西屯,1928年春在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的崔石泉创办的朝鲜族模范小学读书,参加儿童团、少先队。1932年春节参加了汤原中心县委组织的反日宣传队。
      1932年秋加入共青团,曾任区团委委员兼任屯团小组长。1933年她和其他团员青年一起在裴敬天、张兴德的领导下,张贴抗日标语,撒传单,送信件和搞联络,坚持抗日斗争。1934年秋,她同裴成春等在汤旺河里创办后方临时被服厂,给部队战士做衣服。
       1936年7月,李在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7月,经冯仲云和赵尚志介绍,李在德和于保合结婚。8月随丈夫到巴兰河上游的东岔河张木营子抗联三军基地参加后勤工作。1940年,李在德在苏联参加军事训练和学习无线电收发报与无线电使用及修理。后到北野营参加训练,继续学无线电。1941年7、8月份,随二路军二支队队长王效明率领的小部队回国打游击,担任小部队的收发报,在宝清、富锦、依兰一带打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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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冬天,李在德随姜信泰政委返苏,被编在八十八旅交通营当战士。1945年3月,八十八旅党委作出了恢复李在德党籍的决定。1945年12月,回国在吉辽军区、吉林省军区电台工作,后任延边朝鲜族干校副科长和龙县妇联主任。著作有回忆录《松山风雪情》。1950年1月,李在德被中组部分配到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负责管理政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印章及机要文件。1969年到“五.七”干校劳动。1979年恢复人大党委会图书馆主任职务。1982年6月任全国人大党委会秘书局副局长。1982年9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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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
       母亲金成刚烈士是被日军活埋的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委员;从懂事起她就受到崔庸健、冯仲云等革命前辈的熏陶和影响,成为东北抗联6军最早最年轻的女战士。
       李在德2岁的时候,因爷爷被地主活活打死,父亲李相熙因参加朝鲜解放“独立团”,被日军逮捕入狱,全家跟随奶奶安顺姬于1920年冬来到中国辽宁省丹东郊区农村,1924年又迁移到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附近的福兴屯落户。当时屯里有松江省督军吴俊生为发财而开设的“福丰稻田公司”,以垦荒方式出租土地让农民租种水稻。由于不断提高地租外,还收苛捐杂税,农民又要受到二房东(吴俊生的代理人)的盘剥,辛苦一年,农民所剩无几,艰难度日。
        1928年初春,屯子里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位身材魁梧,嗓音宏亮,大约30来岁,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语。他,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二号领袖人物,老革命家崔庸健。不久前,他刚刚参加过著名的广州起义。他作为中共党员和黄埔军校的教官兼第五期第二区队队长、亲率2-300多兵力激战10多个小时。起义失败后,为摆脱特务们的跟踪盯梢,他冲破层层封锁,从广州来到东北。到东北后,他以教书为名,四处传播革命火种,然而处处遇到障碍。他在黑龙江省通河县的大古洞、小古洞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时险些被捕杀害。于是他又来到福兴屯。
       崔庸健化名金治刚来到福兴屯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乡亲们集资,在屯边高地上建起了松东模范学校,从而也开创了三江地区朝鲜民族教育的先河。当时10岁的李在德有幸成为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在课堂上,她第一次听教师讲起灾难深重的中国和朝鲜一样,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有着共同的命运。她先后加入共产主义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还担任过小队长和中队长。学校开设了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等课程。音乐课学会的第一首歌是崔庸健校长编的模范学校校歌:“模范学校少年啊,要学习列宁主义,要当列宁好少年,要学列宁好思想;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到了晚上就更热闹了,学校成了大人们聚会的场所。李在德时常跟奶奶和妈妈到学校聆听崔校长给大家讲革命道理。在这里她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三个字。崔校长从日寇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罪行,讲到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十月革命。他还讲了资本家和地主怎样剥削工人和农民;讲述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和他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他重点介绍了中国正在兴起的土地革命运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及其一切剥削制度……乡亲们听了这些革命道理,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群情振奋,纷纷要求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
继而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反日大同盟,反日青年会等群众性革命组织纷纷成立。
     1928年10月,崔庸健秘密发展裴治云、崔圭福和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入党。这是三江地区最早发展的第一批中共党员。随着入党人数的增多,1929年春在鹤立附近的北七号屯成立了中共汤原县委。这是三江地区创建的第一个县委,也是全东北组建最早的县委之一。1931年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经中共满州省委批准,扩大为汤原中心县委。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担任县委委员兼妇联主任。
      1930年冬,崔庸健还在这里举办过2期军政训练班。这些学生后来大都成为抗联部队的军、师、团级领导干部,并创建了汤原游击队和抗联6军。
     1932年4月,崔庸健离开汤原县,前往宝清、虎林、饶河等地发展党组织和组建抗联7军。
李在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从小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她作为儿童团员站岗放哨,交通联络、散发传单,张贴反日标语等,不论白天黑夜、积极配合党的地下工作。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党团组织开展的以歌舞、话剧、讲演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反日化装宣传队。她记得1932年春节过后宣传队就冒着寒风上路了,一路经过鹤立镇、莲江口、太平川、格节河金矿、鹤岗煤矿,萝北境内的鸭蛋河、都鲁河、依兰县北部的山村等地,进行了40多天的宣传演出,所到之处往往是讲演者和观众一齐落泪,对促进群众抗日觉醒起了巨大作用。象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著名抗日将领王明贵等很多人都是在化装宣传队的影响之下走向抗日战场的。1932年冬,李在德由金成哲和裴敬天介绍加入共青团。随后又当选为区里年龄最小的区委委员兼村团小组长。而此时她才15岁。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州省委派干部到各地组建抗日武装。如杨靖宇到南满领导盘石游击队;赵尚志到张甲州创立的巴彦游击队;周保中到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1932年秋未,满州省委派巡视员冯仲云来到汤原中心县委视察并负责组建抗日游击队。他辗转来到鹤立镇北新建的7号屯,被县委安排到李在德家住。于是李在德经常与和譪可亲,平易近人的冯叔叔攀谈起来,听他讲中央苏区的少先队员机智地和敌人做斗争的故事等,学到许多革命道理。无疑,冯仲云成为她革命的又一引路人。
        1933年初的一天,冯仲云和县委的干部们在李在德家里开会,突然一群穿着便装的土匪从村西闯了进来。在外面放哨的李在德急忙跑回家报了信。这时土匪已进村,挨家挨户搜抢了,情况万分紧急。冯仲云立即命令疏散,并藏好文件。这时李在德的奶奶安顺姬老人急中生智,叮嘱他“你千万别开口,装哑巴,一切由我来应付”。正说着,几个端枪的土匪进了屋,四下乱翻。当发现李在德和她奶奶身后的冯仲云后,扑上来就是一顿拳脚相加,然后往外拖。李在德的奶奶不顾一切冲上前用瘦弱的身子护着冯仲云,大声哭喊:“饶了他吧。他是我的哑巴儿子,从朝鲜来看我的。”李在德和她的母亲也扑到冯仲云的身边拽住他。众匪见拖不走,恼羞成怒,正准备下毒手。在这危机时刻,村里的地下党员和乡亲们都围了过来,异口同声地说:“这哑巴确实是老安太太的儿子,刚来不几天。”土匪们觉得众怒难犯,悻悻地走了。土匪走后,冯仲云看着李在德奶奶身上被撕破的衣裙和打伤的脸,流下了感激的热泪。事后不久,李在德奶奶病故了。后来冯仲云知道后非常难过,特意到老人坟前放上一把野花,默立了许久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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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6月1日,批准李在德加入中国国籍的临时证明书
     20多年后,冯仲云在北京工作时,见到李在德,仍怀念起她的奶奶:“若不是她老人家,我就早见马克思去了,多好的老奶奶呀!”
       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是位正直朴实、群众威信很高的妇女干部。1933年10月4日是农历8月15日中秋节。这天晚上,金成刚和其它县委领导裴治云、崔圭福等在家里开会讨论再次组织游击队的计划。当会议开到第二天拂晓时,突然遭到鹤立日本宪兵队的搜捕,300多人被关押、敌人过筛子一样审讯,企图查出党、团员。但群众都一口咬定不知道。无奈的敌人把叛徒李元珍找来对质。结果,中共汤原县委书记裴治云、组长部长崔圭福、县委委员兼妇女主任金成刚和共产党员丁重九、孙哲龙、金术龙、李振术、林国镇、共青团员石光信、孙明玉、金峰春等12人被扣押,其它人陆续放回。
随后,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开始了。
        从裴治云、金成刚、崔圭福到柳仁化,12人轮流被压杠子、灌辣椒水、皮鞭抽打、用竹签扎手指……但无一人屈服,表现出革命者宁死不屈的崇高气概!
      敌人以为金成刚是女人、好对付,便恬不知耻地说:“如果交出你女儿就放你回去。”她大声怒斥:“我女儿上山了,去打你们日本鬼子,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凯旋的,强盗们等着吧…”气急败坏的敌人把她的手指头给掐断了,但金成刚没有流露出半点怯懦,表现得象钢铁一样坚强!
       绝望的敌人凶相毕露,折磨了10多天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挖好大坑开始活埋。从裴治云、金成刚到每一个人,在死神面前大义凛然,毫不畏惧,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当李在德老人痛苦地回忆起这一曾经轰动整个满州省委的惨案时,眼里仍是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八一五”惨案使汤原县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但革命者并没有吓倒。由于烈士们没有提供半句口供,幸存的县委委员夏云杰和张仁秋挑起重建游击队的重任。
      1934年2月13日(农历12月30日),夏云杰和李仁秋来到七号屯附近党团员骨干们隐蔽的地窖里,与20多名同志精心研究后,于当晚打进鹤岗东边的黄花岗地主孔家大院,没放一枪,仅用2支打不响的手枪就巧妙地缴了械,夺取长短枪16支。随后夏云杰率队迅速转移。
      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汤原游击队,几经磨难,经于组建成功了!
不久,采取同样的办法,又智缴萝北县鸭蛋河自卫团的50多支枪和弹药。队伍很快发展到40多人,夏云杰任队长、张仁秋任参谋长。
      这几次徒手夺枪的战斗李在德都参加了。然而当部队向山上转移时,夏云杰和张仁秋看李在德才15岁,个子瘦小,怕不能适应游击队的战斗生活,就劝她留下来做地方工作。李在德一听,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哭着说:“我妈妈牺牲后,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我一定要参加游击队打鬼子,为妈妈报仇!”被人们称为“裴大姐”的裴成春也出面说话了:“她一个小姑娘,单身一个人在地方怎么办!在队伍里大家还可以互相照顾。”李在德也趁机又插话道:“游击队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我什么样的苦都能吃”。队里的领导看她态度坚决,其他人也都为她说情,终于同意留下了。就这样,李在德成为当时汤原游击队里参军最早,年龄最小的女游击队员。
      这支创建初期仅有20多人的汤原游击队,后来发展成拥有2千多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而这20多人绝大多数在长期的残酷战斗中先后为国捐躯,李在德是看到抗战最后胜利的少数幸存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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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
     正当李在德因失去初恋情人而发誓终身不嫁的时候,赵尚志司令的一句玩笑,使她与三军宣传科长于保合闪电式地结婚,并由周保中和李兆麟将军主婚和证婚
       如雄狮般崛起的汤原游击队,势如破竹,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端掉了多个伪警察署和地主武装,部队迅速壮大。1936年,在赵尚志的帮助下,汤原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军长夏云杰,政治部主任李兆麟。这时李在德已成为6军被服厂和后方医院的骨干,并于1936年7月经北满省委书记冯仲云和被服厂厂长裴成春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提起裴成春,李在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李在德从母亲牺牲后,到部队从没有离开过她。裴大姐对于李在德是妈妈、姐姐,战友为一体的。裴大姐的2个弟弟裴锡哲和裴锡久都为创建游击队献出了生命。三弟裴敬天与李在德是青梅竹马。早在1928年崔石泉(崔庸健)创办的松东模范学校开学时,她俩是同时入学的。不过李在德上一年级,裴敬天因年龄大上了4年级。后来在学生中裴敬天又是最早入团、入党。中等身材、天资超群、才能出众的裴敬天,长得又帅,女孩子们私下里都夸他是美男子。那时李在德家比较穷,裴敬天不仅帮她学习,还省下铅笔、本子给她用,象小妹妹一样关心爱护她。有时还帮李在德家干些活儿,深得她妈妈和奶奶的喜欢,夸他长大一定有出息。李在德也把他当成哥哥,只要见到他心里就特别高兴!特别是看到他带领少先队站岗放哨,进行军训,活象个将军似的。偶尔听到别人夸他,她就从心里崇拜他。当时李在德有一个富农出身的同学李元珍,曾向她提出交朋友的要求,被当面回绝了。他不死心又托人到她家说媒,同样被她的母亲拒绝了。后来正是由于他的出卖和告密,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等12烈士被日军杀害。
       随着年龄的增长,裴敬天更加关心李在德的政治进步。正是在他的帮助和介绍下,李在德不满15岁就加入了共青团。所以李在德在母亲牺牲,在部队与裴大姐在一起时时候,更加思念起裴敬天。那时裴敬天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外地做重要的秘密工作,她就总是为他担心。而且当他回到游击队时,她就特别开心。他们之间很少说话,更难单独在一起,但只要见到他,李在德就感到安心,愉快!屡建战功的裴敬天,成为当时朝鲜族骨干中提拔得最快的6军2团政治部主任。而那时他才23岁。
       1935年冬的一天,裴敬天从前方打仗回来,见到李在德便说:“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啊!”当着众人面,说的李在德羞得满脸通红,不知往哪儿藏。那时裴敬天已是团政治部主任(当时没设政委),腰里插着匣子枪,更加显得英俊威武,再加上他的夸赞,李在德心里美滋滋的。
       其实!裴大姐早就看出三弟裴敬天与李在德的默默相恋。于是这次见面之后,就由她做主,两人正式订了婚。他俩约定,啥时候把鬼子赶走,啥时候结婚。
       然而命运又一次无情地打击了李在德。1936年4月,根据省委指示裴敬天受命率230多人的派遣队准备南下,与南满抗联部队取得联系,以配合红军北上联合抗战。当部队开到依兰县境内的“西湖景”山区时,遇到一千多名日伪军的包围。在10多个小时的激战中先后消灭120多个敌人,伤无数。最后因弹尽粮绝,战至最后一人,裴敬天壮烈牺牲。
       当裴大姐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李在德时,她顿觉五雷轰顶,一下子瘫倒在裴大姐的怀里失声痛苦……不知过了多久,战友们才从山坡松树下的冰冷寒夜中找回营房。
       从此,李在德无意再谈婚嫁的事情,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环境使她很怕再经历同样的痛苦。
1937年7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汤原县以西,依兰与伊春交界处的帽儿山6军被服厂举行。赵尚志、冯仲云、张兰生、李兆麟等军、地领导参加了会议。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也应邀出席会议。3军宣传科长于保合担任会议记录。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不仅经过了政治决议,还制定了各军行动计划。还决定将独立师扩编为抗联11军,军长祁致中,副军长张甲州、政治部主任金正国。
      在这次会议期间,6军被服厂的全体人员承担了后勤服务工作。李在德也和大家一起为首长们烧水、缝洗衣服,改善伙食,干得劲头十足。
       休会期间,不知哪位首长开了一句玩笑:我们这么多英俊的小伙子,又有那么多漂亮的大姑娘,大家帮帮忙,让他们有缘分的结成百年之好啊!人们一下子欢呼起来,李在德等几个年龄稍大的女战士羞红了脸,急忙跑出屋子了。赵尚志当即问于保合:“小万(那时化名万内)你眼光高,不知相中哪位姑娘啦?”没想到于保合回答的很爽快:“我看李在德同志挺稳重,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在旁边的冯仲云马上说到:“小万有眼力,我了解李在德,苦大仇深,工作上可是6军被服厂的主力,不知裴大姐是不是肯放。还有,和她订婚的裴敬天去年刚牺牲,不知她现在怎么想。”于是,赵尚志就让冯仲云去找裴大姐,说是让我们做婆家的媒人,裴大姐当娘家的媒人,做做李在德的工作。
       当裴大姐找李在德谈话时,她态度很坚决:“谁也不嫁,就跟着你。”裴大姐就耐心劝她:“现在部队男同志多,成天打仗钻山沟,女同志单身1人不方便,结了婚就能有个照应。你都20了,还能跟我一辈子?这次赵司令和冯仲云亲自做媒,万内也是个好小伙子,又有文化,我看挺合适的。”随后又安排两人见面。通过交谈双方了解了各自的身世。当李在德诉说了自己苦难的身世后,于保合心情十分沉重,他诚恳地说:“今后我保证会永远爱护你!咱们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吧!”充满信任与温暖的话语,终于使李在德冰冷的心开始融化,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也使他们很快沟通在一起了。
        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举行了两对儿不同民族的婚礼。除于保合(满族)与李在德(朝鲜族)外,另一对儿是吴玉光(朝鲜族)与李桂兰(汉族)。周保中主持结婚仪式,李兆麟、戴洪滨当证婚人。周保中把李在德和于保合的结合风趣地比喻为马克思和燕妮的忠贞爱情。赵尚志司令勉励他们在今后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互相关心和爱护,揩手抗日,白头到老。当两位新娘头戴野花编织的美丽花环,两位新郎含笑发表为忠贞的爱情白头到老的誓言时,寂静的野营顿时沸腾了!人们用白桦汁代替美酒,山野菜代替佳肴,频频向新郎新娘祝贺!贺喜的宾客们又唱又跳,热闹的婚礼持续到深夜,深深地表达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深情!当夜,李在德与于保合在会场外面西北的林子里支起蚊帐、天当房,地当床,开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伴侣生涯。
      李在德老人深情地说:“当年参加婚礼的大部分首长和战友,先后都为抗战和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至今,我回想起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在密林深处举行的婚礼,好像战友们的欢声笑语仍在耳边回响,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就在心中激荡!”
     1937年8月,于保合接李在德去三军时,她才感到6军被服厂朝夕相处的李敏、李桂兰这些亲如姐妹的战友们是那样的难舍难分!特别是象妈妈一样关心照顾她的裴大姐,更是强忍着悲痛,微笑着送他们上路。啊,那笑脸的后面隐藏着多少伤心啊!挥手间,她万万没想到,这竞是与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裴大姐永别!
1938年11月22日,在宝清县锅盔山掩护西征主力部队的20多名6军将士,在徐光海和裴大姐的指挥下,与数百名敌军的激战中裴大姐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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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将军送来两条大马哈鱼
      在抗战岁月里,她生下两儿一女,长子藏于密林中,次子因战乱失散;1943年生下大女儿时,金日成将军送来两条大马哈鱼为她下奶,从此建立的战友情谊一直持续到金日成主席逝世。
       1937年12月,赵尚志司令对三军留守处负责人于保合说:“你到3军4师去替换师政治部主任金策,他来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兼3军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派20多名骑兵护送于保合与李在德从通河县的巴兰河出发,经依兰到宝清县的4师密营。见到金策主任和陆希田师长后,金策主任说:“我还不能马上去,一是脚伤没有痊愈,二是把工作向你交待一下。”随后写了一封信让护送骑兵队交给赵司令。
      从此,于保合与陆师长率师部少年连100多骑兵转战于富锦、桦南、双鸭山、依兰一带。李在德在被服厂做军服、印传单搞宣传,干得有声有色。然而1938年是抗日战争最惨烈、最艰苦的一年。进入5月,李在德又即将临产。而留守处的同志们大都随部队转移了。组织上派李泰俊夫妇留下来照顾李在德。他们在密林深处的小山沟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安顿下来。三个人挤住在一顶小蚊帐里。不久,李在德生下一小男孩儿。李泰俊夫妇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热心照顾。但由于环境恶劣,实在没什么可吃的,没有奶水,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小生命挣扎,一天不如一天。等到第5天,终于断气了。李在德和两位老人忍着悲痛把孩子埋藏在密林中。
      后来几经转战,陆希田师长在一次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新任师长陈云升又叛变投敌。无奈,于保合与李在德带领4师32团仅剩下的37人,于1939年1月越过乌苏里江,经苏联的伊曼市来到伯力。在内务部一个地下禁闭室,他们终于高兴地见到想念已久的赵尚志司令。6军军长戴洪宾和11军军长祁致中也关在这里。
        赵尚志是1938年初在3军和6军的护送下从萝北县名山附近过境到苏联的。赵尚志对于保合说:“北满省委决定我来苏联找中共中央代表,解决省委和党中央(延安)建立联系,并解决政治路线分歧问题。没想到被扣在这里,怎么申诉和抗议都没用。最近听说解决了,让我回东北继续领导抗联工作。”还说到时候,他跟苏方要一部电台让于保合一起回东北战斗。
       1939年7月,经苏方同意,赵尚志带领110多人的队伍重返东北抗日战场。回国前一天,一位苏联中校专程从莫斯科赶来,宣布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队伍还组建了党支部,书记由赵尚志兼任,副书记李在德、支委戴洪滨、于保合、陈雷、刘凤阳、韩相根等。当时李在德有些为难,怕干不好。赵尚志就鼓励她说:“年轻的女同志,好好锻炼锻炼,没问题,一定能干好。”
      队伍从萝北附近的太平沟登岸后,首战乌拉嘎金矿,旗开得胜,缴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和电台及面粉等物质。随后又陆续消灭了多处日本测量队。
       到了1939年12月,根据苏方来电,赵尚志带领20多名队员再次到苏联。赵尚志去伯力开会,李在德和于保合学习无线电。1940年8月9日,李在得在伯力妇产医院生下第二个儿子。赵尚志得知后给起名叫于根植。不久,一位苏联中尉把孩子接走,说是送到苏联幼儿园。当时李在德难过的哭了一夜,可怜的孩子会送到什么地方?还能见到吗?转念一想,为了继续战斗,不能不送走亲骨肉。然而1941年夏,苏联遭到德军的突然袭击,幼儿园向大后方转移,而此时的李在德已回到国内随部队活动,结果与孩子失去了联系。后来托苏联同志找了又找,但始终没有下落。
        从1941年夏到1942年冬,李在德随二路军(此时抗联11个军改编为三个路军)二支队队长王效明和政委姜信泰带领的30多人的小分队,从饶河附近过乌苏里江回到国内,在依兰、宝清、富锦一带活动、侦察敌情。期间,她亲眼看到司务长王起刚、炊事员李成相,指导员李在明等战友,在行军路上饿倒之后再也起不来的悲壮场面。大家听到“走不动了、不行了,但死也不叛变,要革命到底”的临终遗言时,泪如泉涌。可活着的人们虚弱的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将遗体安放在树丛里,发誓一定要为战友报仇!
李在德不仅以超常的毅力活了下来,而且保证无线电台联络的畅通,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
       1942年冬,李在德受命到苏联后被编入抗联88教导旅交通营当战士,学习无线电、文化、军事等知识。1943年8月,李在德生下第3个孩子,女儿于华。当时交通营的金贞淑(金日成夫人)、金伯文(李兆麟之妻),邢德范、宋玉亭、吴玉清等都是当妈妈的女战士、尽管负担更重、但学习和训练无一人落后。当时一营营长金日成得知李在德生女儿后,派战士送来两条大马哈鱼,为她下奶。后来还来看望他的,亲切交谈。他听说于保合在吉林一中读过书,说他也在吉林念了中学,是在毓文中学,况且,李在德和金贞淑又是情同手足的好战友,从此建立的战友情谊,直到几十年后,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仍没有忘怀。
        1948年8月,朝鲜举行开国大典。当时作为延吉朝鲜族干部学校组织科副科长兼省妇联委员的李在德,被当选为东北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州)代表团成员,乘火车前往平壤参加庆祝活动。当时金日成当选为共和国首相,可仍然没有一点架子,亲切热情地接待了抗联战友。金日成首相见到李在德时还特别询问了于保合的情况,让她转达问候和祝福。特别是李在德见到金贞淑格外高兴!她们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日,共享胜利的喜悦。金首相和金贞淑夫妇还特地在家里宴请了抗联老战友。
      1957年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金主席时,李在德也荣幸地应邀出席,再次见到金主席和随团来的抗联老战友,大家见面格外高兴!
       1992年4月15日,李在德应邀赴朝参加了金日成主席的80寿辰庆祝大会。4月20日,金主席专门宴请了抗联老战友,共同回忆抗战的艰难岁月,怀念牺牲的战友,畅叙今天的幸福生活,感慨时光的流逝!
         李在德最后一次见到金日成主席是1993年7月。她先后浏览了妙香山、金刚山、长白山天池和密林深处金正日同志出生的抗联密营。22日中午,金主席在会客厅与李在德亲切握手问候,并拉着她的手走到照相的地方,直到照完相才松手。第二天这张照片登报后,许多人纷纷打电话询问这个和金主席牵手照相的老太太是什么人?一些记者也要采访。当时李在德想:金主席越到晚年,越珍惜这种老战友的情谊。不知他是否有某种预感……果然第二年(1994年7月8日)金主席病故。7月14日,她带着极其悲痛的心情飞往平壤参加了隆重的葬礼,向金日成主席告别。
       她想,金主席虽然去逝了,但他和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的,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将永世长存!她愿有生之年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共同事业做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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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周恩来总理的名章和政务院公章
      建国后李在德在政务院(国务院)负责保管周恩来总理名章和政务院公章,被戏称为“掌玺大臣”,1982年在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岗位上离休。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军宣战。许多88旅的抗联将士直接参加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战斗。她的爱人于保合于9月8日随周保中将军乘飞机去长春,配合苏军维持秩序,组织人民武装。她因怀孕在身,又有2个孩子,直到12月与部分带领孩子的女战友回国。在伯力,他与回朝鲜的金日成夫人金贞淑 、崔庸健的夫人王玉环等10多位战友依依惜别,然后乘火车经绥芬河直达长春。周保中将军开车到火车站接她,并告诉她部队已撤出长春,退到岔 路河,国民党正加紧夺取抗战果实,斗争形势非常严峻。
从此,李在德分配到吉辽军区电台,参加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
       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打败日军后需将东北的大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据此,毛主席指示东北局,在苏军撤离时,迅速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争取一二日内全部干净消灭顽匪。其中长春以其在东北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为准确把握战机,周保中派于保合与苏军联系,并与苏军电台约定好,当他们撤离时,以“66666”为信号。此后,于保合与李在德日夜监 听,在1946年4月14日中午12时,接收到苏方撤离时“66666”信号,立即上报参谋长。下午2点,周保中下达向长春守敌进攻的命令。长春市郊一片火海,第二天凌晨兵分三路向市 区发起总攻,于18日凌晨攻克长春。随后国民党集中大量兵力准备反扑,于是按中央部署,暂时放弃大城市。5月28日部队撤出长春,东北局和 东北军区先行撤到哈尔滨。李在德随吉辽军区,经吉林撤到延吉,留 在军区电台工作。
     1948年3月,她被调到地方,任吉林省妇联委员 兼延吉朝鲜族干部学校组织科副 科长。8月份去朝鲜参加开国大典,回来后又调到和龙县,任县委委员兼县妇联主任。1949年1月,她还被选 为吉林省妇女代表团成员,到沈阳参加了东北妇女代表大会。
      1949年3月,她随四野家属南下,到达湖北宜昌。她的爱人于保合担任市电信局军代表,她则担任市妇联筹委会主任。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用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五星红旗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在死神的面前,几度死里逃生的李在德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950年1月,于保合同志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由于她工作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被选为秘书处党支部组织委员和保卫委员,1953年还参加了政务院党代会,同事们还戏称她是周总理的:“掌玺大臣”!
1955年1月,她被调到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工作。
       1960年崔庸健访华。周恩来总理宴请崔庸健时,李在德有幸出席坐陪。崔庸健是李在德上小学时的校长,又是她母亲金成刚的入党介绍人,自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崔校长看到当年的小学生,特别高兴!崔庸健培养的众多抗日将领和骨干当中,李在德也是唯一幸存的,看到最后胜利的学生之一。李在德在小学时不仅亲耳聆听过崔校长在课堂上讲课,还随奶奶和妈妈在夜校听过崔校长讲的革命道理。如今与老校长重逢,在老校长面前感到特别的温暖和幸福!经过20多年的坎坷和曲折,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她与来自朝鲜的抗联老战友们举杯同庆,祝两国人民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964年,她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商讨国家大事。这是她一生的荣幸。然而两年后“文革”暴发,她也未能幸免于难。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于1981年任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1982年离休。
       当采访快要结束时,老人心情沉重地告诉记者,她的爱人于保合于1985年4月9日病逝后,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在了松花江、帽儿山、宝泉岭等他战斗过的白山黑水及赵尚志牺牲地的“尚志公园”的一片松林之中。
      “君乃松山客,素知凌风雪,风雪总无情,幸有耐寒节。”这是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原省长陈雷同志赠送给于保合、李在德夫妇的一首诗,更是李在德老人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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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李在德口述史
      李在德,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战士。1918年2月10日(身份证1917年12月29日,是农历丁巳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生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畓道里。1920年逃难到中国丹东。1924年迁至黑龙江萝北县梧桐河河西屯。1927年上河西“模范小学”。1932年2月,参加汤原中心县委组织的反日宣传队,后加入共青团,曾任区团委委员。1932年夏迁至汤原县兴安镇七号新屯。1934年2月,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1936年7月3日,在东北革命军六军被服厂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8月,调抗联三军留守处及四师被服厂、三十二团。1938年12月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报务。1939年随赵尚志回国任东北抗联司令部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大队指导员及译电员。1940年以“盲目追随赵尚志,反对北满省委”为由,被北满省委开除党籍。1941年7月在抗联二路军二支队东北小部队活动负责电台工作。
       1942年12月苏联抗联教导旅(88旅)无线电营战士。1945年3月恢复党籍,12月回国,在吉辽军区司令部电台工作。 1948年3月任吉林省妇女委员会委员、延吉朝鲜族干部学校组织科副科长。9月任延边和龙县县委委员、妇联主任。1949年南下,2月任四十七军后方留守处家属学校第一区队副队长。6月任湖北宜昌市妇联筹备处主任。1950年3月调北京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处任机要秘书、党支部委员。1955年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任秘书处副科长、幼儿园园长、图书馆主任。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9年下放“五七干校”。1978年4月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79年恢复图书馆主任(副局)。1982年6月中央为赵尚志历史冤案平反,同年离休。
       我从朝鲜来到中国我是1918年2月10(农历十二月二十九)出生的,属蛇的,今年(2012年)95了。我的老家在朝鲜。我的爸爸叫李相熙,我妈妈开始有朝鲜的名字金顺喜,后来冯仲云说她的名字不好听,就给她起个名字叫金成刚,意思是你要成为像钢铁一样的人。3岁的时候,我跟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一起来到中国。当时是12月份快过年的晚上,爸爸用一种朝鲜背东西的架子,大概背着两床被子、一床褥子。做饭的锅碗瓢盆吧,我妈妈装在盆子里顶在脑袋上。那时候没什么东西,家底就那么些。当时我奶奶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不能让她带什么东西,然后妈妈背着我,就这么来的中国。我们过了鸭绿江以后吧,就往山里头走,然后碰见之前在那住的朝鲜族人,让我们先在那儿休息。
  到了安东(今辽宁丹东),我们见到了好多逃荒过来的朝鲜人,然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租种土地。我记忆里头,那时候我爸爸他很少在家。他当时参加朝鲜的独立团,就跟中国的游击队差不多。独立团的领导呢,是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他们独立团有时候走过鸭绿江到中国活动,有时候在朝鲜国境边上活动,反正就来回走。后来呢,一个叛徒认识我爸爸,他知道了我父亲准备过鸭绿江到朝鲜,他就向国境边的警察告密,我爸爸就这么被逮捕了,然后就蹲了七八年监狱。当时我们不知道消息,也没有人通知。我叔叔当时在朝鲜,他知道了以后,就到监狱里去看我爸爸,完了以后给我们写信。我叔叔经常去看我爸爸,所以看监狱的那些人呢,很讨厌我叔叔老来,就骗他说,你哥哥已经病死了。叔叔给我们写信,他说哥哥已经在监狱里头牺牲了。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全家都很悲痛。后来在1993年得知爸爸在组织的营救下被释放了。出狱后,爸爸由于打听不到我们的消息,只好又回到朝鲜,和叔叔一起生活。1932年,爸爸又找了一个老伴儿高万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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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牺牲”后,我们全家决定离开安东。那时候我爸爸有一个朋友叫张应汉,他是一家三口,夫妻二人,还有一个老母亲。张应汉这个叔叔,他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非常同情我们,就一直照顾我们。他说你们家三个女人上哪去啊,跟着我们一起走吧。所以,1923年他就带着我们往凤凰山里头走,在那有一个朝鲜族的小屯子,然后我们就在那落脚了。
     后来我们又迁徙到了哈尔滨。那个时候一个搞投机的中国人,把我们十几户朝鲜族召集起来,他说松花江下游有一大片地,你们去那种地,我们也不要你们缴租。我们这十几户人就跟他们走了。
       我们从哈尔滨往下走的时候,坐的是拉煤的船。他们把煤拉到哈尔滨,卸了以后船再往下游走。我记得大概下午出发的,走了两天多吧,往下游走快嘛。然后到桦川县悦来镇,我们在那下船。以后呢,我们大概走了两天,第一天晚上大家就是在草地里休息,第二天再接着走,一直走到萝北县梧桐河(发源于小兴安岭山脉哲温山,最后注入松花江)的西岸了。当时到了古城岗(今黑龙江汤原县振兴乡北),大家说,咱们不走了,就在这住下吧。那时候这里也没有人,我们一起来的,一共只有十几户人,都是朝鲜族,大家相互依靠。当时没有房子,大家就是挖的地窖,上边临时搭个棚子,要是下大雨,水都往里头流。后来我们开始种地,之后从朝鲜过来的人,听说在那里有朝鲜人,就来找我们了。这样慢慢来的人多了,变成一个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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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小学里也有革命生活
      梧桐河分河东、河西这两个屯,我们河西屯人少,大概五六十户的样子;河东屯是个大屯,在松花江边上,交通比较方便,在那落脚的人多。1928年,崔庸健来到我们河西屯。他是朝鲜族,参加了广州暴动,失败了以后就回到东北。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崔庸健来了以后,就开始有各种组织了,妇女会啊、青年会啊、农民会啊、反日大同盟等等。
       朝鲜族有一个特点,就是本族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会有小学,小孩可以上学。我们河西村小,崔庸健来了以后吧,接管了村里的小学,然后成立了模范小学,他就当校长,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有一次我跟老师的孩子到梧桐河边玩,被崔庸健看见了,第二天上课他就问我去哪了。咱们也不能撒谎啊,就照实说了。他就说你违反规定,小孩不许一个人到梧桐河边玩。然后就让我在那罚站,罚了一个钟头。那时候崔庸健对我们要求很严,革命的思想和对共产党的认识对我来说,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比较清楚了。
      那个时候我们都学歌,第一首歌就是《列宁诞生歌》,讲的是列宁出生的事。那个时候我们最崇拜的就是列宁,我们走的路是跟着列宁主义,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课本里头也好,老师讲的也好,都离不了列宁。上学的时候吧,老师给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家乡。那个时候晚上经常紧急集合,老师带着我们,到老百姓埋人的坟地去抓特务,锻炼我们的胆子。当时我们年纪也小,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你不能违背半步,反正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听。那时候崔庸健当我们小学校长,我们这些小孩基本上都出来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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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秘密工作
        1931年夏,梧桐河发大水,我们家逃荒到鹤立七号屯。1933年,日本人就占领了鹤岗。那时候党的具体组织,我们小孩都不清楚,就是跟着大人走,游行也是跟着大人喊口号。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送信什么的就是靠腿跑。有时候党内布置工作,还有通报敌人的活动啊,互相通知都是我们小孩来送信,这是比较可靠的方法。那时候没有别的通讯方式,我来回送信比较多。当时我年纪小,很听话,我妈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时候我经常到校屯那边去送信,妈妈把写好的信,给我缝在衣服里面,然后叫上和我一起玩的那些小孩子,我们这两三个孩子就来回送信。我们一起溜达,好像摘野菜似的,一边走一边摘点野菜,到地方了我们就交给指定人,然后就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也是像这样溜达回去。有时候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路远,我们就坐火车,小孩上火车也不要钱,所以我们趴着火车就走了,到站下车就这样。
       有一次我们送完信回来,当时离我们屯子半里路远的地方,有一个河沟,虽然里面没有水,可是很深,我们一下迈不过去,就爬下去再爬上来。然后看见屯子里头,稻子壳都码起来了嘛,上边有个人站岗,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就说还是赶紧回家吧。快到的时候,一个日本兵就冲出来了,扎着腰带,后边背着那个铜帽子。他们出来挺横的,旁边一个伪警察,说你们是哪里的。我们三个孩子,那两个比较小一点,我比他们大一两岁。我说我们家在这个屯子里头。他就问你们干什么去了,我说出去摘野菜,我们家里吃野菜。他又问你们村子里有共产党没有。我说什么共产党,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我们进村子了,村子的人都集中在院子里头,那些日本兵就挨家搜。我们进去了以后不让动,就在大家集中的地方站着,他们也不让我们说话。快下午的时候,这些日本兵都搜完了,这样他们才走的。
母亲牺牲
      我妈妈是共产党员,时任汤原县委委员和妇女主任,组织上非常相信我们家。后来一些特务注意我们家的活动,似乎也知道了我们家是一个党的活动中心。那时候我们不敢在家里住,村子里青年团员和党员都在村外边住。我们那不是鹤立河嘛,河也不宽,我们过了河,就在柳树底下挖个地窖,就在那住。我们一共挖了三个地窖,一个地窖就是十多米远吧。上边都盖着草皮,外边看不清楚。我们在一个地窖里,最多就是七八个人,大家就拿着毯子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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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白天敌人没有什么活动,村里人就到房顶上铺一个白床单,这是暗号,说明村子里没有敌人来活动。我们就都回村里去工作。那时候秋收割稻子,我们帮助群众劳动,晚上我们又都去河边住。
       有一个模范小学的同学叫李元珍,他们家是富农的出身,就在鹤立镇里头住。后来他们到我们家里来,动员我妈妈,让我和他们家的儿子结婚,我坚决不干,我妈妈也是坚决不干。他们怀恨在心,加上又被敌人收买了,就这样叛变了。李元珍过去和我们一起,做青年团的工作嘛。他对我们屯子里的情况很了解,谁是干什么的,他都一清二楚。
在游击队的时候,我才十五六岁。刚开始领导们就把我当一个小孩,有时候让我干这个,有时候去干那个。那时候我比较听话,大人说让我干什么我没有二话,做好做不好,尽我的力量去做,因此好多同志,特别是年纪大的同志,他们都非常喜欢我。有一个老大爷,他说这个小孩可听话了,他走到哪也是特别关心我。后来那个老大爷,派到地方去工作了,以后就再也没见着他。
  在游击队做饭,那个时候我跟着裴大姐,她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抱柴火、拢火、烧火,有时候淘淘米,刷刷碗。有一次我做饭手还受伤了,因为一般我们做饭,就是架一个大锅,外面用木头支起来,然后烧水等到锅开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经验啊,就把一缸子烧滚的油,往锅里一倒,结果油和水一碰就蹦起来,整个我的手一直到手臂这儿,就烫得脱皮了。哎呀,当时疼得我啊,就那样我也不敢哭。后来在山里头一个老乡看见了以后,就用他自制的獾子油(由獾子的脂肪提取的油脂),给我抹了以后包起来,就那么慢慢好了。
  1934年秋天,游击队从一个地主家里没收了一台缝纫机,然后拿到山里头。当时领导就决定由裴大姐负责,带领我和刘恩淑、许贞淑到汤旺河沟附近成立被服厂。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们谁都不会用。我们就要求地方上派一个成衣师傅来教我们,他们找来的那个师傅姓张,他很年轻,就是二十多岁,刚刚结婚不久,人挺好的。他来了以后,裴大姐指定让我先学缝纫机。我开始什么都不懂,那个师傅就教我,怎么蹬机器,怎么擦机器。他教了一个多月吧,然后想家了老想回去。那时候裴大姐看我差不多能蹬机器了,能对付着做衣服了,就说让他赶紧回去吧。因为我先学的缝纫机,后来裴大姐就把机器交给我了,让我做活。她主要是剪裁,我就是蹬机器。这张师傅还没完全把我们教会,他就回家了。当时做衣服会蹬机器就是我一个,别人还都没学呢。刚开始呢,我做衣服不行,也不会做,缝这个腿的绑带,就是布条扯开这么宽,然后布条边上不是有毛边吗,就是放在机器上开始扎。当时做衣服出了不少毛病,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裤裆是大还是小啊,人家裁剪好了,我就用机器缝上,然后把这衣服拿给战士们来穿。有一个战士很调皮,他一穿上,觉得裤裆紧了,故意背朝我们一蹲,裤裆就扯开线了,然后大家就在那哈哈笑。我们这些做衣服的女战士特别不好意思,脸都红了。以后呢,我们总结经验,知道毛病了,就是裤裆太小,后来做衣服的时候,我们就把裤裆加肥了。那时候,从南方解放区来了一个女同志,有红军的衣服,我们就按照那个样式做,上头两个小兜,底下两个大兜。刚开始做的衣服很长,都盖上屁股了。一开始都没有正规的衣服,后来基本上就是战士们穿我们自己做的衣服。
  游击队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但我从来没拖累别人,什么都是我自己去干。当时我是游击队最小的队员,但是我能吃苦,还不是那么娇气。做衣服的时候白天倒好,晚上没有灯,就在月亮底下做活。有时候实在看不见了,就用松树明子点火,在机器旁边照着。有时候困得睁不开眼睛,手指头都伸到机针下面了,然后机针就穿过去了,差点损坏骨头,当时我疼得呀,没法形容。
  有一次机器出故障了,一蹬线就断了,我急得直哭。然后裴大姐帮着我,把机器拆开,线盘好,把零件什么的都排好号,哪个是第一个,哪个是第二个,然后装的时候按照编号装上就行了。我们把机器拆了以后,发现机器好久没清理,里面堆了灰啊,而且还有线头夹在里边,再加上没有润滑油,机器就不好用了。那时候没有油啊,我们就找点豆油擦一擦,擦干净了以后,这些零件已经都排号了,装好了一蹬就好用了。(1936年1月24—28日,赵尚志在汤原吉兴沟召开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赵尚志帮助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命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篯(后改名李兆麟)为第六军代政治部主任。1936年9月,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和“珠汤联席会”的决定,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宣布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兼政委,冯治纲任参谋长。李在德:《松山风雪情》p82-83、p97,民族出版社,201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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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入党
  1936年,当时我18岁了。有一天裴大姐跟我说,根据我参加革命后的工作表现,党组织准备吸纳我入党。那时候入党的手续比较简单,就是个人口头申请,由介绍人向党组织汇报,然后召开党组织会议讨论通过就行了。当时入党的仪式很简单,尤其是部队那时候打游击,好多东西不用记怕丢了,所以也不用填表。那一天小组开会讨论,大家都同意,我就这样入党了。
  当时我入党的介绍人是裴成春。裴大姐非常关心我,我当她一半是妈妈,一半是姐姐。我上模范小学的时候,我和裴大姐的弟弟裴敬天一起,我是二年级,他是四年级,当时五年级就毕业了。那时候我们家很困难,他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帮助我妈妈劳动,我奶奶和妈妈都很喜欢他。参加游击队以后,我们两个就是谈恋爱。当时裴大姐非常喜欢我,就让我跟裴敬天结婚,所以那时候我和裴敬天订婚,是裴大姐主持的,但是我们也还没结婚。(1936年春,六军根据省委指示,组织了一支120多人的赴南满先遣队,联合抗联各部队,政治部主任是裴敬天。队伍于依兰县大砬子屯与日军遭遇,部队弹尽粮绝,战至最后一人,全体壮烈牺牲。《松山风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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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营婚礼
  1937年7月,在密营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那个密营啊,是一个山沟,两边山很高,然后沟里头有个小河,水从山上下来,那个地方风景还挺好的。我们住在河边的一个山坡上,就是挖了土然后盖房子。扩大会议好多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冯仲云、张寿篯、周保中,还有几个军队的领导都在那开会。那个时候我们年纪都小,他们开会,我们就在外边服务他们,烧火、做饭、洗衣服,其他的事情不知道,没有人管我们的。
  开会休息的时候吧,晚上有晚会,唱歌啊,跳舞啊,都是一个部队里头的,就是分两个班,我推你这边谁起来唱歌,你推我这边谁跳舞,也就有这些活动,而且一般情况下,人多了才有,人少了没有。
  那个时候各个军的领导、政委,都在我们密营里开会,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都在。会议都要结束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位领导同志说的,大概是赵尚志说的,我们这里这么多漂亮的女同志,还有好多英俊的小伙子,给他们找个对象吧。
  我原来的对象是裴大姐的弟弟裴敬天,他牺牲以后呢,我就跟裴大姐在一起活动。当时裴大姐动员我,你啊,已经快到二十多了,该结婚了,你能跟着我一辈子吗?我说我不结婚,坚决不结婚。后来裴大姐老动员我,将来部队发展了,女同志也少了,你一个人跟着部队走也不方便,我觉得也有道理。后来1937年的7月份,经冯仲云和赵尚志介绍,我和于保合结婚了,当时他的化名是“万内”,是抗联三军的,我是六军的。
  我结婚的时候,周保中、张寿篯、张兰生都来了。当时还有李桂兰和吴玉光也结婚了,我们两对一起结的婚。那个时候,我是朝鲜族,于保合是满族,吴玉光是朝鲜族,李桂兰是汉族,就这么两对结婚。他们开玩笑说,你看这是中朝人民的联合团结。我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主持人一宣布结婚了,仪式就完了,反正在密营的食堂里吃饭。当时我们两对结婚,吴玉光、李桂兰他们就是在会场内的小屋当洞房,我和于保合在房子外边支了一个小帐篷,就在帐篷里头住的。
      那时候结完婚了,于保合就跟三军走了。大概是八月份吧,于保合到密营来接我。我就跟着他走了,就这样离开了抗联六军,到抗联三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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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三军的战斗生活
      我们在三军司令部待的时间不太长,那是游击队最后的时期了。那个时候于保合走到哪,我必须跟他一起走。后来赵尚志让于保合到三军四师去替金策(又名金洪启、金印、金印植、罗东贤,任抗联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调到省委去工作。后来我们在勃利县山里头见到金策,在那待了好几天。金策跟于保合交代工作,然后于保合就在那接替他的工作。
       到三军了以后,那时候我怀孕了。当时也没有吃的东西,那个时候最惨了,就是想吃酸的,上哪去找啊,想吃也没有。在野地里长出来一种野菜,那个是酸的,叫酸木浆子。我就摘一个,外边皮扒了,放在嘴里嚼一嚼。我就喜欢吃酸的东西,其他也没有什么吃的。我快要生孩子,组织上派朝鲜族的老两口李泰俊夫妇,留下来照顾我。我们三个人,就去了一个山沟里,那有一条小河,小河边上柳树长得比较密,我们就在那支了一个帐篷,三个人住在里头。那对老夫妇,特别善良,把我照顾得真好。我生完孩子,也没有奶,也没有东西吃,小孩子也没吃的,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小孩就死了。死了以后,我又去找部队,跟着部队走了。
       那时候生活很困难,我是死里逃生。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勤快,不管上哪去,大家累得东倒西歪的,躺着休息,我不躺着,就是到周围去找吃的东西。春天和夏天的时候还好办,野地里生吃的野菜很多。秋天、冬天没有野菜了,不过有一种是榆树,有三层皮,我们把外边两层皮扒了,第三层皮是紧贴着树的,那个还有点甜,我们放在在嘴里嚼嚼,有的连渣子都吞下去了,有的吐出来。好多人吃那个吃多了,大便拉不出来,大家也是遭罪。那个时候大家互相帮忙,女同志找女同志,男同志找男同志,就是找小棍子一点一点拨,把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勾出来。那时候没有粮食吃,吃这些树皮、树叶子,你根本消化不了。那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在部队里头饿死、病死,这个也不稀奇,特别是身体很健康,饭量大的,死的最快。那个死的人吧,冻死的人最好看,冻死的人在树底下一坐一闭眼睛,跟睡觉一样,没有一点痛苦的现象。那时候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打死的,我都见过了,,哭的到后来眼泪都没有了。
       后来我回到三军临时被服厂了,在那做点衣服,有时候缝缝补补,反正成批的衣服没做,就是战士的衣服破了、旧了,改一改再缝一缝。有点布的时候呢,临时做几件衣服,谁的衣服破了再换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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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部队叛变
       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呢,就在勃利县东边的一个山坡上,密营里有后勤处杨处长、刘副处长、李泰俊夫妇,还有几个战士,总共七八个人。有一次我们一个多月没有跟前线联系了,当时前线经常派通讯员,传来消息部队在什么地方。那次一个月没有人来,我们很着急,我们就在一个山坡上,天天就在那等着。有一天呢,一个站岗的战士进来说,有一支我们抗联三军四师收编的部队来了,我们很高兴,迎接他们进门,他们看着我们,说就你们七个人啊。我们那个杨处长说,你们来了就好了,人不就多了吗。现在部队到前线,我们几个人在后方,临时在这等着部队的消息呢。其实这些人是准备叛变的,表面上他们是抗日的,其实是土匪。他们到我们密营里来,目的就是收大烟,因为他们都抽大烟,他们来就是找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他们进来就到处看,一看只有我们几个人,他们态度就变了,非常横,说你们有大烟土没有,杨处长说我们没有什么大烟土。那个时候没有钱,大烟土是当钱花。他们在外边留了一个人站岗,后来进屋的人也不多,也就几个人。然后他们就到处搜,我们藏在房顶一个角上的几两大烟土,最后他们给找出来了。他们说这不是大烟土这是什么,然后他们又到处找,再没有什么东西了。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件褂子,部队做衣服剩下来一些布头,我就用缝纫机做一个褂子。当时我也年轻嘛,做了一件黑色的褂子,然后用红布条剪一剪绣个边,做得还挺漂亮,他们走之前,还把我这件衣服扒了拿走了。
       后来我们的杨处长说,我们走吧,不能在这等部队了。有一次八军二师关文吉部队来偷袭我们,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不知道是什么部队。那天我在帐篷外边准备做饭,突然机关枪就响起来了,我们杨处长出来以后喊,敌人来了,赶紧跑。当时八军是从山顶上往下走,我们的帐篷是在一个小河沟子的旁边,所以我们就往山沟里头跑。他们可能是想抓活的,所以没有向我们开枪。他们在帐篷附近的人,跑的比较快,我是在帐篷外边一个土坡下面准备做饭,所以我是最后一个跑的。那个叛变的部队,看我是一个女的,他也没开枪。当时山沟里头长了很多东西,枸杞子、葡萄、爬蔓,我就往那个爬蔓下边钻,爬过了那个河沟。
       10月初,三军四师的陈云升师长和于保合回到密营,我们和师部会合了。后来在研究队伍今后的活动方针时,陈师长和保合同志发生了分歧。于保合动员陈云升去找三十六团和三十二团,与六军一师配合活动。。他说你们愿意你们去吧,我不走,受人家指挥我不干。然后于保合跟他讲了道理,他也不听。于保合看那个情况有点不对,气氛很紧张。当时就知道陈云升是不愿意受游击队党的领导,老百姓的东西也不能抢,也不能抽大烟,他就不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走。于保合就说那我们先走了。
         我们走的时候,陈云升有一个副官姓李,他要跟我们一起走。于保合说,我们也不敢把你带走,那样陈云升就更不愿意了。后来在1946年的冬天,我们在延边见到了李泰俊大爷。他对我们说,当年你们刚刚离开师部不久,陈云升就派李副官追杀你们。当时李副官看我们往哪个方向走,是往县里方向走呢,还是往下边游击区走。他看到我们还是往下游部队的方向走,就回去说,我找不着他们。后来陈云升杀掉了副团长隋星五,把三十六团带走了,投降日寇了。
      当初我们刚来的时候,隋星五跟于保合说,我们三十六团跟你走吧。然后于保合说暂时不能这样。虽然陈云升现在不听指挥,但是他还是没有叛变,还是革命的。我带着你们走,这样内部矛盾不是更大了吗。这样就没把三十六团带走。反正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和于保合都感到很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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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十二团
      我们过了挠力河(发源于完达山脉北坡,勃利县境内七里嘎山。干流由西南流向东北,经勃利、宝清,于饶河县东安镇从左岸注入乌苏里江),然后往宝清的方向走,那都是山林子,也都没有路。我们就拿着指南针,按照方向走。当初打游击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小指南针。他们跟我们说大概在什么方向,是在山坡北边还是南边,我们拿着指南针就这么找。
      后来我们先找到了六军一师的后方密营,他们正好与二路军有联系,所以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见到了二路军的参谋长王效明。王效明告诉我们李铭顺住的地方,然后派了一个交通员领着我们去找李铭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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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李铭顺那待了差不多半个多月吧,那时候我们准备冬天的粮食,在山上雪地里头埋着。后来李铭顺的部队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他知道粮食在哪,他就把敌人叫来了,然后把我们藏起来的所有粮食都挖走了。以后我们也不敢在那住了,我们说赶紧离开这里,不离开不行。那个时候李铭顺说,咱们现在再准备粮食很困难,冬天我们没有吃的怎么办。然后于保合、李铭顺他们商量,最后李铭顺提出来,咱们先过江,到苏联去找赵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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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苏联找赵尚志
  当时我们人还不少呢,有三十个人左右。我们过境的时候,苏联的边防军也审查我们,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然后他们就说别动,你们在国境边上等一会儿。这些苏军站岗的人,拿来一堆粮草,点着火,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后来苏联边境的军队,把我们都包围了。在苏联的边境上,有一个小村庄,他们就带着我们,往里走了好几里路吧,来到一个大仓库里面。那时候我们在仓库里住了有一两个月吧,苏联得审查清楚才行啊,你们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说反正我们是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别的讲了也没有用。你再查我也不知道,知道我也不会说。我说赵尚志是东北抗联的游击队领导,别的不知道。一般我嘴比较严,不应该说的我坚决不说。最后查清了。苏联方面动员我们再回到中国去,替他们做侦察工作。于保合坚决不干,他说我们还得找赵尚志。他们动员了半天,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把我们带到伯力去见赵尚志。
        见赵尚志的时候,他还在一个隔离室,实际上是一个监闭室,在那谁也进不来。当时赵尚志跟于保合说,他跟苏联要求组织一个游击队回东北打游击。他在那也不能说很多,简单的情况告诉我们。然后他告诉于保合,暂时先等着吧,反正一下解决不了。我们等了大概一个星期。最后,苏联同意赵尚志组织部队回国。赵尚志就到野营去挑选人,那时候是从各个地方抽的人,大概有一百多个人吧,我们就这样跟着赵尚过来的。后来队伍建立了党组织,赵尚志说,我们也培养培养女同志,那时候在部队女的也没几个,赵尚志鼓励我,最后让我当支部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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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打乌拉嘎金矿
  我们从苏联过江了,一夜走了几十里山路。白天我们就在草甸子里蹲着,不敢露头那样的,等到晚上再行军。那个时候山上那个路是土路,也很窄。我们真正是白天一天蹲在那个草甸子上,在那就趴着,看看路上什么人在走。其实都是地方的老百姓,还有当兵的在那走。第二天我们在草甸子里埋伏,然后发现有一队驮物资的警察队伍,有十几个人,我们冲出去俘虏了他们,他们一过来,我们几个战士就冲出去,枪一响,他们立刻被镇住了。他告诉我们乌拉嘎(由本镇境内的乌拉嘎河得名。“乌拉嘎”鄂伦春语,意为“上边的河”,达斡尔族语为流金的小溪。)金矿路怎么走,那个金矿有多少兵。最后赵尚志说,我们去打金矿。
  那个时候战士们思想也是矛盾,不打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说的是容易,那时候真正的困难多的很。那个晚上就是打那个金矿,那时候分了两个队,一个是戴鸿宾带一队,一个是祁致中带一队。祁致中带队打金矿东边,戴鸿宾带队打金矿西边,战斗打响了之后,戴鸿宾打进去了,祁致中没有动。赵尚志说,祁致中你怎么还不动。然后赵尚志自己带着战士冲进了金矿。
  后来,我们根据俘虏的口供,知道这还有一个电台。那个放电台的院子里头有五间大房,三个大门,我们从中间的门进去,发现无线电灯还亮着呢,知道里面还有人。实际是电报员发电报,枪声一响,他就吓得跑到桌子底下躲着去了。当时缴的是一部日本产的电台,后来电池没电了,我们也就没用了。
  战斗结束了,我们就召开了工人群众大会。那时候老百姓一看当兵的来都害怕,你是好的还是坏的人家也不清楚。陈雷和于保合,就向大家宣传抗日,最后赵尚志也是讲话,我们是抗日的部队,号召大家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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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一些人当即就报名入伍了。反正跟人家一讲完,我们就是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得背粮食,因为我们进山还要吃饭啊。工人们捐了不少面粉,还有我们花点钱买了一些,这样差不多有好几十袋面粉。但是我们背不动啊,当时十几个工人自动出来,他们一个人背一袋子面,送到了山根底下。
祁致中之死
  打了乌拉嘎金矿以后,我们又走了三天吧,我们到了梧桐河上游那一带,然后开支部会,讨论祁致中的问题。因为我们听到有人汇报,说祁致中在底下跟一些老部下嘀咕,说赵尚志叫他当副官长是不信任他。这次打乌拉嘎金矿,祁致中不是没进去吗,后来他跟外边的战士说,你看赵尚志让我先进去,就是让我去送死。
  祁致中这个人长的是一个圆脸,个子很高,大概一米七八左右。基本我没怎么跟他在一起活动,因此祁致中在游击队里怎么工作,详细情况我也不大清楚。我们后来开支部会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支委有我、陈雷、于保合、戴鸿宾、刘凤阳和韩相根。刚才这个问题是祁致中该杀不该杀,我觉得一定不能杀,因为他那个事情,也不是反革命言论、反党行为。因此当时支部讨论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不杀,我们送到苏联野营去,他们再审查。戴鸿宾主张杀祁致中,说不杀危险,必须要杀不可,其实杀他的理由也很不充分。他就是不执行司令的命令,让他打乌拉嘎金矿,他不敢进去,然后背地里说,赵尚志让我去死,就这一句话,大家就开始议论。
  当时也有很多人也有些犹豫,可是我的意见呢,觉得他犯点错误就杀,根本不合乎政策,我说我不同意杀,我一直坚持把他送苏联野营去再教育。支委们不同意杀的就我一个,然后其他委员说,你们敢送他吗,我们派两个人去送他,这个工作很危险,他中间跑了,跑到敌人那去怎么办,谁负责。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同意,还得少数服从多数。最后这意见,多数说杀,少数人不同意杀,最后把这意见汇报给赵尚志,赵司令和戴鸿宾的意见是一致的。最后支委会一致通过:处决祁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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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无线电
  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国境边上没法活动了,所以我们过江到苏联边境上去。那苏联边境上,专门有给我们游击队住的地方。那个地方离黑龙江边不远,江边上一些苏联人在那打鱼,人也不太多。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离苏联伯力也就是哈巴罗夫斯克大概七八十公里吧,苏联的农村一般不让我们靠近。平时他们还对我们要求很严,不许到处跑,不许接触国境边上的苏联人。就是让我们跑我们也没地方去跑,也听不懂俄国话。后来周保中同志派我去学习无线电,当时就是安排在一个俄国普通的工人家里,他们两口子,有两个孩子,就这样我在他们家住了好几天。
  之后,苏联又安排我去抗联战士集中训练的北野营,在那学习无线电。那个地方是在山上,周保中、李兆麟他们是野营的领导,就住在山底下比较平的地方。当时苏联人住的地方,都是用木头包的一个圆的房子。周保中、李兆麟他们住的就是圆房子,其他人就住兵营里头。那时候男队员、女队员也分开。有时候礼拜六晚上,两口子去另一个地方过夜。那样的机会也不太多,必须是军官才行,一般战士还不行。我们的兵营就是在山坡上搭的帐篷,一个帐篷里住四个人吧,最多五个人,五个人在帐篷里头就很挤。那个时候男同志一般学习怎么扔手榴弹,怎么进攻,就是军事上的这些训练;女同志有时候参会加这些训练,但是也不是经常参加。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志,一起学无线电。白天背着机器,一个东一个西,距离比较远,就这么联系。如果这个联系不出什么毛病的话,就算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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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党籍风波
  在野营的时候,有一天,周保中同志问我,你知不知道北满省委开除你们几个人党籍?我说不知道。他接着说,因为你们跟赵尚志回东北后,盲目拥护赵尚志,反对北满省委,所以被北满省委开除党籍。这时我才知道1940年初中共北满省委开除赵尚志、陈雷、于保合、刘凤阳和我的党籍。
  当时的情况我也搞不清楚,一般有什么事,周保中就跟于保合讲,有时候我也会听一听,我也不讲话。开除党籍的原因主要是跟赵尚志回东北以后,盲目地拥护赵尚志,反对北满省委,就是这个罪名,别的也找不到什么原因。
  当时周保中、张寿篯、崔石泉,他们三个是主要领导。赵尚志反对《王康指示信》的一些抗战策略(《王康指示信》:指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联名发出的《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后吴平(杨松)同志,以中共吉东特委名义写的《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1935年11月26日)》;吴平等同志以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名义写的《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1936年3月12日)》,这两封信被称为《王康指示信》的补充指示信),但具体的情况我们下边的战士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事情,领导上最后决定了,还能告诉你们是吧。所以开除这个党籍这个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我不喜欢到处打听,不知道我也不问,就这么个情况。
  后来我给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写过一封信,大意是我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积极改正的同时,希望党把我留在革命的道路上,对于革命我毫不动摇。当时我是找了一本朝文和汉文对照的小字典,就是那么对照着写的。之后在1945年3月,八十八旅党委终于做出了给我恢复党籍的决定。我们连的指导员王一知同志,通知我恢复党籍,当时我的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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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察小分队活动
  1941年7月,苏联决定让周保中组建抗联小部队回东北,我们小部队的侦察任务,主要是了解苏联、中国国境边上,日本军事活动的情况,他们的设施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给苏联打电报汇报。我们在国境边上,碰见打鱼的群众,我们就跟他们了解。一般黑龙江边有些地方,渔民在那盖个小草房,在附近打鱼。他们都知道国境边上日本的驻地,我们还是要通过老百姓去了解。有时候呢,日本兵把老百姓抓去以后吧,就给他们建设基地。那个时候日本军队很残忍的,这些人被抓去以后,给他们劳动,干完活了就拉出去枪毙。因为怕他回去暴露他们的情况,当时死了不少老百姓。
  我们小部分经常来回走的地方,有时候在饶河有时候在附近,就是这两个地方,看哪里方便,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就过来。一般我们过来都是在晚上,苏联的小船把我们送到中国边境上,然后他们就回去了。
  我们在半个月一个月时间内,在国境边上调查敌人的情况,然后打电报给苏联过去,时间到了任务也基本完成了。苏联就来电报,说你们回苏联,我们就回去了。那时候经常来回的有几个男孩子,年纪都不大,也就二十来岁,年纪大的学无线电也慢。那时候苏联派小部队过来,它有好几拨,谁也不知道谁去谁回来,反正苏联规定,多少天以后,必须回来,有的就是过来八九天,有的过来的时间比较长。
       那时候我大概来回两三次,当时我和于保合在一起过来,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搞无线电的,所以过来的次数比较多。于保合对这些无线电非常熟练,有点小毛病,有什么困难,自己可以解决。好多同志派出来以后,机器出了毛病不会修,联络不上,没有办法,就只能回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无线电的发报机,就是这么大,用的是电池,但是电池用一段时间就没有电了,没有电就联系不上。这样好多同志,就联络不上。有的同志就把机器埋在雪地里,然后就回到苏联。苏联说那不行,你回来机器也得带回来。他怕机器被敌人拿走了。所以他们又回中国来,把机器从雪地里刨出来,背着回苏联去,交给他们,他们才放心。机器不带回去,他们不放心。你送给谁了,还是被敌人缴获了,他们会怀疑我们。
  那个时候苏联管得很严,差一点也不行。规定你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时候必须回去。他们在江那边等着,我们在江这边约定的地方,然后用电灯,这就是暗号。他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以后,派小船来接我们回去。小部队工作回来以后,苏联内务部就对我们秘密审查,他们很怕我们接触到敌人。
  小部队的活动,牺牲的人也不少。有时候是因为冬天冷,走路累了,在雪地上靠着树休息,就像睡觉一样,然后起不来了,就这么牺牲了。有时候就是没有吃的。那时候好几天没有东西吃,那是常事也不稀奇。我们有一个司务长,叫王喜刚,他是山东人,个子很高,原来是煤矿工人,参加部队以后跟我们在一起。他饭量大啊,吃少了也不顶事。那时候我们一分了饭以后,我就给他多一半,关键那时候我饭量也小,我留少一半。后来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吃一点饭根本不顶事,最后行军的时候,他是靠着树坐下来,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我在这休息休息。但是我们还得走,不能等他。我们安慰他说,你先在这休息,哪也不要去,我们到前边找个地方,回来再接你。我们把他安置到那个树根底下,然后走了一段路,准备休息一会,这时候有人回去叫他,他已经牺牲了,他是饿死的。
  有一次是挠力河涨了水,我们想过河,当时就过不去。我们就割了河边的柳条,互相绑了连接上。这两边都有绳子,那边拽着过去了,这边再拽回来,就这么来回过挠力河。一次最多两三个人过去,关键那个河也不是太宽,可是很深,从平地上看就是一个河沟子,看着很小,实际上特别深,一下去都没有底。
  当时我们好不容易爬到一个小山顶上,看到山沟里有一处冒着烟,那有一个老大爷在那烧炭。我们到了那以后,老大爷就给我们吃高粱米。高粱米煮了以后洗不洗,我也不知道。老乡在那煮的,给我们煮了一大锅。我们好几天什么都没吃,大家饿得都走不动了。那些小战士看见吃的,拼命地就是要多吃,我们的队长王效明说,别吃太多了,少吃点,你吃多了肚子容易胀坏。那谁管这些,饿了,反正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吃完了以后吧,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主要是没有吃盐,这一吃了以后呢,人就是肿了,肿得都走不动路。那个时候最遭罪了,一天也走不了几里路。一个是身子肿了,没有劲,一个是胃里头没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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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旅的生活
  八十八旅是在南、北野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于1942年7月设旅建制。1943年11月7日,苏联远东军区授予八十八旅军旗,全称是“苏联红军第八十八特别独立步兵旅”,旅长是周保中中校,政治副旅长是张寿篯少校。这个旅是混成旅,又称“国际旅”,一半是苏联人,一半是抗联的中国和朝鲜人。(《松山风雪情》)
  八十八旅刚成立的时候我不在,我在中国进行小部队侦察活动。八十八旅成立以后,我们才回去的。当时旅长名义上是周保中、张寿篯,但是,实际上都是苏联内务部来管,你自己没有多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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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排中间高者为周保中,周左侧为金日成,右侧分别为夫人王一知和李兆麟。第二排左起为张光迪、冯仲云、王明贵、王效明、崔石泉、彭施鲁。(冯忆罗提供)当时我们有5个营,一个营至少也有百十来个人。一营营长是金日成、二营营长是王效明、三营营长是王明贵、四营营长是姜信泰,这四个营的参谋长都是苏联人。每个营从表面上明明是中国人领导,但真正的第一把手都是苏联人。另外还有一个无线电营,营长是苏联的奥斯特洛夫,二连指导员是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
  我在八十八旅被编入无线电营,专门搞无线电业务。当时我和于保合回到中国来进行小部队活动,必须一起走,因为按照苏联的要求,发电报和写电报稿子,必须是两个人,不能一个人管。我主要就是发电报,我不管稿子,于保合负责写电报稿。一个人全部掌握不行,最怕出什么问题。发电报的密码本在于保合我们两个人手里,实际上是我们两个人发电报,那时候我一个人发不了。我们有两个本子,一个是明码本,一个是密码本。那个密码本实际上是一个中文小说,每个字上边都有个记号。这个明码翻译出来以后,拿这个明码去对中文小说里的字,这两个密码本子合起来,最后翻译出来,到底这个电文是什么意思。因此外边敌人即使收到这个电报,他也不容易翻。
  那个时候工作很苦。我们没有地方住,不管白天黑天就在雪地里头。一般做无线电的工作,必须等到晚上11点以后,因为11点以前呢,敌人的电台可能把我们的电波收去,再一个原因是敌人扰乱你发电报,让苏联方面收不到,所以当时无线电的电台工作不大好做。
  我们无线电营的营长奥斯特洛夫,这个人特别好,他最喜欢我了。我下部队派去中国工作,工作完了又回到野营。我那个时候起的俄文名字叫玛露霞,他们对我说玛露霞是苏联的一个女英雄,给你叫玛露霞,你将来要跟她一样。我们营长经常夸奖我,说玛露霞做电台工作是最好的。
  当时我们是准备回东北打游击的,所以平时的学习,第一个是瞄准打枪,第二个是游泳,因为东北有好多河,也没有桥,你必须学会游泳,最后一个就是滑雪,就这三样。滑雪的时候我胆小,从山顶往下滑的时候,走得特别快,我就赶紧把身体歪过去,不往下走了。游泳的时候也是,水浅了还行,水特别深的话,我就不敢下去了,有时候水是凉的,一碰到凉水我就害怕了。当时可惜跳伞我没参加过。为什么?因为我回东北了,在小部队活动,他们跳伞我就没参加了。
  1943年,在八十八旅,那时候我怀孕了,就是想吃点酸的东西。当时领导吃的菜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大锅饭,他们是小灶,自己想吃什么做什么。金伯文就是张寿篯的夫人,他们自己领来东西,单独做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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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文和我们很熟了,她知道我想吃酸的,就多做一点酸菜,偷偷地拿来给我吃。那时不是我一个人吃,还有另外一个女战友也怀孕了,我们俩就一起吃。后来这件事就有人汇报给王一知了,王一知就告诉周保中了。当时周保中批评了我一顿,你不能把公家的东西要来吃,这样违反纪律。以后我就再也不跟别人要东西吃了。
  1943年8月我就生了大女儿于华。当时金日成知道了,就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条大马哈鱼。金日成也是朝鲜族嘛,过去他对我爸爸妈妈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因此他很关心我。金日成那时候是军官,手下有战士在乌苏里江打鱼,然后给我送来让我吃。
  那时候我们交通营的几个女战友,像金伯文、金正淑、吴玉清都有孩子了,这些孩子都差不多大。我们都是吃一样的东西,就是苏联的黑面包,我也没有单独吃好东西,但是她们都没有奶水,我是奶特别多。在野营的时候,哪个孩子吃不饱哭,我就抱过来给他吃一点。小孩饿的时候一哭,挺可怜的。所以,当时吃我的奶的小孩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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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复东北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抗联的部队也协同苏军回到东北。当时军事上的事情,根本也不向下边传达。就是当天把我们集合在一起,然后宣布组织上决定,我们就是回东北去打击日寇。那时候也没告诉我们回中国以后有什么任务,一般的战士就是跟着大部队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终于胜利了。当时我怀孕了,所以我没回国。于保合跟着周保中坐飞机去长春。他先回来的,我后回来的,有小孩没有办法。当时一部分人是坐飞机回国的,一部分是坐火车回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抗联的女孩子吧,基本上都结婚了,大部分都回到朝鲜,跟中国人结婚的再回到中国。他们先回来人坐飞机,在飞机上白生太和徐云卿就结婚了。我们有小孩的几个女战士,有朴英善、金伯文、胡淑真、吴玉清是最后回来的。当时我们一齐从野营出发,到伯力坐火车。受周保中之托,朴英善和我带着周伟要一直坐到长春。
  到了长春以后,周保中专门留在火车站接我们,他告诉我们说部队已经撤退到岔路河。(苏联政府根据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需将东北的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等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所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
        我在司令部,一直跟在周保中身边,没离开过他.后来在岔路河的吉辽军区司令部,我见到了于保合。当时我的工作就是留在司令部和于保合同志在一起做电台工作。(图18)我在司令部,一直跟在周保中身边,没离开过他。那时候我主要是做电报员工作。当时周保中有一个专门的私人电台,我就一直做电台工作。周保中的电报,主要是跟苏联联系的。当然时间也不能太长,后来中央有指示,这个私人电台不能用,这样我就把这个电台交给吉辽军区的机要科了,从那以后我就没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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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长春城
 1946年春,我们要进攻长春,当时周保中与苏联红军进行联系,于保合与苏军约好,撤离长春时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信号,暗号是“66666”。苏联红军给我们打这些密码,我们就知道他们撤走了,然后部队就开始打长春了。
  当时收这“66666”的时候,是我用无线电收的这个电报。我和于保合我们两个基本上都在一起,收了这个电文,他看了以后,就交给司令部的领导了。这个信息很重要了,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在长春这互相争夺,苏联红军就先撤走,然后告诉我们,应该准备赶紧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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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攻克长春以后,国民党调集大量兵力,准备反扑。后来我们部队按照中央部署,暂时撤离长春。从撤长春的时候,我去周保中的住处找王一知,他的副官告诉我说,王一知带着她的小孩周伟,坐汽车先走了。当时我和徐云卿还傻乎乎地在那等着。最后,白生太到火车站检查,还有没有人,东西都装好了没有,然后看到我和徐云卿带个孩子还在车站上等着。他说你们怎么还不上车,我说我们也不知道上哪个车啊。他说,你们赶紧上这个车,然后不要下来。这个车是最后离开长春的。当时我们坐火车经过伊通河的铁桥,火车刚一过桥,这铁桥就炸了。从长春撤退以后,我们就坐火车到延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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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的工作
  1950年3月,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被分到政务院(1954年9月改称“国务院”)秘书厅担任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图17)那个时候刚解放,旧的工作人员,还没完全换掉,工作比较好的人就留下了。当时周总理是在西华厅住,就是靠中山公园的那个大门里边。那个时候我在办公室里主要就是搞机要文件,周总理批示的文件盖章。当时政务院的章、周总理的章,都在我手里。因此好多同志们开玩笑,你是政务院管章的。
  1954年春,我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服务工作。那时候人大常委会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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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1952年6月12日,政务院部分人员临别前,与文书科、通讯班的同志合影留念。自左至右,前排左二起:王凤武、赵亚洲、赵景福、李在德、杨广才;二排左起:吴德纯、胡云柳,左四起:刘梦侠、常景、刘宪周、金景卿、李凤淼;三排左起:纪咸德、马恩田、高振华、左五起:王志、游涤之、李全;后排左起:王启云、马永顺、田庆湘。
  嘛,所以政务院好多人都交给人大常委会了,就那样我也是到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去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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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7月,我被调到人大常委会机关幼儿园当园长。他们让我上幼儿园去工作,实际上幼儿园的工作我也没做过,也没有学习过。事实上幼儿园的工作是绝不好做的,幼儿园的第一个园长是男同志,干了两个月以后,这个男同志说他干不了,那时候幼儿园的保育员都是女同志,他干什么都不方便,所以他就出来了。第二个园长呢,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她自己的孩子都没带过,怎么能够看孩子,所以她看幼儿园的孩子,根本也干不了。来了一个多月吧,她说什么也不干了,完了她又走了。
  后来领导找来找去,最后找到我,所以我就到幼儿园去。在幼儿园待了七年,工作还算不错,领导开会表扬我是积极分子。家长们对我也还不错。以后我也不愿意在那幼儿园工作,小孩是你怎么教育他都听你的,就是这些家长,实在让人受不了,有的家长来了以后,就通过幼儿园的门上边一个个小窗户,他拿个凳子上去,往里看,看他的孩子,我们给照顾的好不好。但是领导上要你必须在这做,所以我在幼儿园待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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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夏天,我调任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图书馆主任。当时大会堂第一层的半地下室是图书馆,那个书都在仓库里头。那时候工作量很大,因为当时把上海图书馆的书,全部移到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图书馆。那些书籍堆得像山一样。我就带着五六个女孩子,把这些书分类、上架,然后搞卫生,那个是真累。在1979年,给我恢复图书馆主任的工作。在1982年的9月份,我就离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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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用我口述的方式记录下这些岁月,我现在时常想起抗联的战友们,有时间经常和抗联战友及亲属聚到一起,共同追忆抗联的峥嵘岁月,抗联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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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尾 语
             最后,用一片雪花赞于妈妈的词中一段结尾吧!

                       《 钗头凤·赞于妈妈 》
     长虹颂,山花咏,满山青翠把歌送,苍松灿,千锤炼,巾帼风采,
                      美名佳传,赞!赞!赞!
    祝于妈妈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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