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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张太雷夫人教育家王一知  

2017-01-25 18:42:38|  分类: 历史记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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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夫人教育家王一知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王一知(1901—1991),女,湖南省芷江县人,原名杨代诚,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1901年出生于芷江县一个封建家庭。1915年离家前往湖南桃源省立第二女师求学。
      1922年冬,随党中央和团中央机关迁到北京,在团中央妇委工作,住在李大钊家中,常与缪伯英去北京女师大做女学生的工作,开展妇女运动。1923年下半年,进入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在向警予领导的妇女协会工作。1925年春,受陈独秀派遣从事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参加过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抬尸游行。1925年底,受党组织派遣从上海到广州,在邓颖超领导的广州妇女协会任宣传部主任,主编《光明》周刊,并协助广州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张太雷开展工作,不久与张太雷结为夫妻。1927年底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她转入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坚持白区城市地下斗争长达10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与龚饮冰回到家乡芷江,欲在芷江开设一书店,传播抗战文艺和新文化知识,开拓后方抗日工作。1938年初,奉周恩来之命和龚饮冰在上海设立3个秘密电台,即李白台、杨健生台和郑执中台,定期与延安的党中央联系,担任情报传递工作,以主妇身份掩护党的机要交通工作。1942年9月,李白电台暴露,报务员李白(《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原型)被捕,她不顾个人安危,立即通知另两个电台的人员转移,并将财产作了善后处理,收回大笔款子交给党组织。随后去重庆开展地下工作。
        1948年底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接见,她请求从事教育工作。上海解放时,奉命接管上海最大的吴淞中学,任校长。 
建国后职务
        建国后1950年10月任华北中学校长。1952年华北中学并入北师大附中为二部,她任副校长。1953年北师大附中二部改为北师大二附中,任校长。周恩来总理到学校视察,提出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应与工人子弟打成一片。于是1955年起北师大二附中改为普通中学,她提出把学校命名为“一○一中学”,说:“如果说过去有成绩,那就用一○○来表示,一是新的起点,让我们从一开始!”。1964年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写信,要求在全日制重点中学试行半工半读,自己编写教材。刘少奇批示后,率先在全日制中学试行半工半读,创办校办工厂,组织师生参加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因此受到迫害,1977年平反,恢复一○一中学校长职务。1981年离休,在中学校长的岗位上埋头苦干了30年。她曾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1979年荣获北京市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称号。
病逝
       1991年11月23日病逝于北京,终年90岁。她是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建国后成为知名的教育家,致力于中学教育30年,桃李满天下。李铁映、伍绍祖、施光南等曾是她的学生。
主要作品
       早年发表过《我们目前的政治斗争》、《废除娼妓制度》、《妇女解放与劳工解放》、《空前的妇女大运动》等文章。
      晚年著有《忆太雷》、《纪念向警予》、《五四运动引导我走向革命》、《回忆李大钊二三事》、《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回忆蔡和森》、《永不消逝的怀念——忆李白》、《我在革命斗争中成长》等革命回忆录,以前驱者之绩作为后来人的启迪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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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太雷及其妻子、儿女们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898年6月17日,他诞生在常州西门外西仓街薛天兴皮行的后院里,父亲张亮采给他取名泰来,希望这个孩子能“否极泰来”。
     张亮采是个文弱书生,常年寄居在身为小手工业者的岳父家,过得有些潦倒。后来,经人介绍,年近不惑的张亮采,带着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离乡背井,来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洗煤台谋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依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张亮采不久病故,留下孤儿寡母举目无亲,只能返回常州。为了生计,做母亲的不得不抛下儿女去给大户人家当佣工,年幼的张太雷姐弟俩只得住到了张氏祖坟的坟屋(供看墓人住的房子)里,相依为命,过着辛酸的日子。
        9岁那年,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张太雷才进入西郊小学读书。入学后,张太雷学习勤奋,尤爱算术和外文,每学期的成绩均列全班第一。他的毛笔字临摹赵体,书法也是全校学生中最突出的一个。课余之时,张太雷还阅读大量历史书籍、名人传记和文学作品,在同龄的小学生中是一位“饱学之士”。
      1911年春,张太雷小学毕业,校长见他少年有志,十分喜爱,特意为他取学名张复(含有复兴家业之意),并资助他考进常州府中学堂预科学习,1912年转入该校本科,与瞿秋白同班,两人遂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贫困的家庭生活,使张太雷自小就接近和同情劳动人民。进中学那年,正是辛亥革命发生的那一年,常州中学的一些老师当时已具有初步的民主爱国的革命思想,这些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少年张太雷。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张太雷与瞿秋白等要好的同学欢呼雀跃,立即带头剪掉辫子,走上街头,热情地进行革命宣传。
     1915年春,张太雷因组织学生爱国运动,被学校除名。同年底,他考取了天津的北洋大学法政科。为了不增加家庭负担,他一边念书,一边为《华北明星报》当英文翻译。靠自己的努力,他不但维持了上学所需的费用,还为每年的寒暑假回家积攒好路费。
      为了安慰和侍奉孤苦的母亲,1918年春,张太雷与常州一个小康人家的侄女陆静华结婚。陆静华自小就失去父母,是在其叔父家长大的。婚后,张太雷继续在北洋大学念书,以完成自己的学业,假期则回家与母亲和妻子团聚。在家里,他和妻子陆静华一道操劳家务,什么活都干,劳动之余,还手把手地教妻子认字、写字,鼓励她趁年轻抓紧时间学习绘画、刺绣、缝纫,以谋自立之本。在他的帮助下,陆静华经过一番刻苦自学,从粗识几个字到能写信、读报,后来还能阅读古典文学书籍。
      本来,张太雷可以利用所学谋得一份好差事,让家人过上较为安逸的家庭生活。但是,风云激荡的历史潮流改变了他的想法和人生。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在我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继之而来的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作为天津的学生代表之一,来到北京和北京学生并肩战斗。这场爱国运动锻炼了张太雷,革命潮流迅速把他推上了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舞台。他在给妻子的家书中,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说,俄国十月革命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决定彻底抛弃过去个人“安家立业”的想法,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拯救中国。他将自己的学名张复,按父亲给他取的乳名“泰来”的谐音改为“太雷”——寓意响彻太空的春雷,震醒痴顽,惊醒世人,打击强暴,改天换地。
      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一行到北京同李大钊等人会谈,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张太雷担任会谈的英语翻译。
    1920年暑假,张太雷由北洋大学毕业后,就积极投身到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活动中去。同年10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张太雷赴苏联伊尔库茨克,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中国科书记。6月,他被指派为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在这次会议上,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首次庄严致词,他提交大会的书面报告是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他是少数见过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与会期间,张太雷以无穷的精力、渊博的知识,赢得了各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尊重,被誉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张太雷于8月回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
       张太雷对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国共合作有着特殊贡献。他参与过中共领袖、共产国际代表、苏俄使者同孙中山等国民党要人的多次重要会谈。作为孙中山指派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主要成员,他出色地完成了赴苏俄考察任务,显示出杰出的政治、外交才能。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他曾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革命问题》。他在《前锋》《向导》《人民周刊》《中国青年》等刊物上留下百余篇论著,至今仍熠熠生辉,被李大钊称赞为“学贯东西、才华出众”。
       张太雷还是中共第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1927年4月,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大革命重心由广州向武汉转移,张太雷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当时叫湖北区委书记——笔者注),1927年7月成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成员,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受命冒险赶到福建上杭,向南昌起义部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同年11月,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与叶挺、叶剑英、杨殷、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等人一道组织广州起义。
      12月11日凌晨4时,广州起义爆发。当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张太雷担任代理主席(主席苏兆征,未到职)。为了绞杀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外反动派联合起来进攻广州。29岁的张太雷亲赴前线指挥战斗,在路上遭反扑的敌人伏击,身中3弹,壮烈牺牲,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张太雷与原配夫人陆静华生有一子二女:其子张一阳,在子女中年龄最小,生于1923年农历冬至那一天。学识丰富的父亲,以《易经》中“冬至一阳生”之语,为其取名一阳,乳名燧堂。长女张西屏、次女张西蕾。张太雷为革命捐躯时,长女8岁,次女6岁,幼子才4岁。
      1927年农历腊月,在接近年关的那一天,陆静华接到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要她按信上的地址立即前往上海。几天后,陆静华由沪返回,坐在张老太太的病床上,婆媳二人抱头痛哭。原来,要她去上海的那封信是中共中央机关寄来的。陆静华到上海后,中共中央负责人告诉她张太雷牺牲的噩耗,并要她带全家去苏联,路费由党组织提供。但因为当时婆婆瘫痪在床,行动不便,她谢绝了党组织这一安排。组织上给她一笔抚恤金,她就回常州了。当时白色恐怖日益严重,3个孩子尚幼小,她没有对3个幼小的子女讲他们的父亲是如何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热血的,也不准孩子询问他们父亲的事,只是叮嘱他们,如果有人问起父亲,就说他早已在外病逝了。
      后来,陆静华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联系中断,她坚强地照顾全家,在常人难以想像的困苦中度过了漫长岁月。当孩子们陆续到达入学年龄时,陆静华到处求人,千方百计将孩子送进学校。这3个子女,不愧为革命家张太雷的骨肉,他们一个个出类拔萃,每学期的学习成绩都为全班前三名,按照校方规定被免除学费。等孩子们长大了,渐渐懂事后,陆静华才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中国革命的共产党人。
      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张太雷的长女张西屏已从省立苏州女子师范毕业,次女张西蕾正在苏州女子师范高师部读二年级,儿子张一阳从常州中学初中毕业。这些孩子在学校里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也进一步理解了自己的父亲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正义性。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们都参加了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和伤兵救护工作。
     1937年年底,常州沦陷,日军进入常州大肆烧杀。陆静华背着瘫痪的婆母,带着3个子女连夜逃到常州南乡避难,全家一贫如洗,生活难以维持。陆静华听说上海有共产党组织在活动,便决定让16岁的次女张西蕾去上海找共产党参加革命,参加抗日;长女张西屏留在常州找个职业,帮助养家;儿子张一阳去当学徒,以减轻家庭负担。
       1938年春,张西蕾只身到了举目无亲的大上海,几经周折,在同学罗伊和吴博的帮助下,总算幸运地找到了中共上海秘密组织。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已开始奔赴江南各敌后抗日战场,上海党组织正组织大批党员、工人、学生,由上海慈善团体出面,以遣送难民回乡为掩护,送他们去新四军工作。张西蕾在党组织带领下,于1938年8月离开上海到达浙江温州,然后从温州步行20多天,穿过浙江省,于9月23日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镇,被分配在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女生队学习。
       在党的教育下,张西蕾阶级觉悟、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在政治上迅速成长起来,于1938年12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教导总队女生队列队出发,步行去云岭军部听报告。张西蕾和学员们刚刚在露天会场坐下,军部一名干部来找她,说首长要见她。于是张西蕾跟着他进了一间房子。经人介绍,张西蕾才知道屋里的那几位首长分别是周恩来、叶挺、项英和陈毅等。周恩来像慈父一般拉着张西蕾的手,对在座的人说:“她长得多像她父亲啊!”接着,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张西蕾全家人的情况,并勉励张西蕾说:“你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你要刻苦学习,努力为党工作,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最后,周恩来当面交代陈毅,马上派人去常州,把张西蕾在常州的亲人全部接到军部,然后送去延安。后来,张西蕾听军部一位同志告诉她,周恩来临离开军部时,特别嘱咐项英,一俟张一阳到军部就派人将他和张西蕾先行送到延安,让他们在延安继续上学,说等有机会再将他们送去苏联求学深造。
      从云岭一回到苏南茅山,陈毅就派人到敌占区常州城向陆静华传达上级的指示。陆静华对党的关怀十分感谢,认为现在党很困难,不愿意给党增加负担,就以老太太年迈多病,不能行动,她和大女儿西屏必须留在常州照顾为由恳切推辞。
      张一阳则坚决要求去新四军参加革命。陆静华嘱咐他到皖南后,要听二姐的话,跟着二姐一起干革命,张一阳一一答应。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他跟老祖母、母亲以及大姐的永诀。
      此后,张一阳经茅山到达云岭,找到了二姐张西蕾。张西蕾带弟弟去见项英,项英让张一阳跟张西蕾一道进教导总队学习,说等过些时候军部领导人去延安时,将他们带去。
       张一阳被编在教导总队男生队,当时年仅16岁,身体很弱,但无论是军训还是学习革命理论,他都刻苦认真。从教导总队毕业时,他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1940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限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于12月31日之前移至长江以北地区。
      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新四军领导决定后方机关和女同志分批先行撤离皖南。张西蕾向组织要求,希望让弟弟张一阳和她同行。张一阳知道后,特地请假从他所在的部队驻地翻过云岭找到二姐。他对张西蕾说,自己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而且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已能独立工作和生活了,表示要跟自己的部队一道行动,要二姐放心先走。说完便匆匆告别姐姐回部队去了。
      1941年1月上旬,张西蕾随新四军后方机关部分同志刚刚抵达苏北盐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便发生了。张西蕾日夜牵挂着弟弟和其他战友。
       不久,一些从皖南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同志陆续到达苏北,张西蕾从突围出来的同志那里获悉,张一阳所在的部队担任掩护军部机关的任务,经过敌我力量悬殊的激烈战斗,大部分指战员都牺牲了,少数同志受伤后被俘。
       1942年,有一位从江西上饶集中营逃出来的同志找到张西蕾,告诉她,张一阳在战斗中不幸被俘,在狱中同其他许多被俘的同志一起,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在集中营非人的折磨下,身体虚弱的他染上了回归热病,高烧持续不退。此时,敌人已得知他是张太雷的儿子,特务一手拿着治疗回归热的特效药,一手拿着“悔过书”,对张一阳说:“只要你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字,就立即给你打针,还送你去大医院治疗。”
       面对生与死的严重考验,处在高烧中的张一阳,轻蔑地看了一眼“悔过书”,把头朝里一扭,根本不理睬特务那一套。特务几次诱降,都遭到他怒目而视,最后敌人又以“断水”来威逼他。张一阳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把二姐送给他的那支钢笔拔下笔尖,咬下手上的两片指甲,包好后,交给身边的这位同志,拜托他如果活着出去,一定要将它送给二姐做纪念,并要二姐替他报仇。第二天,年仅18岁的张一阳,带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停止了呼吸。
        弟弟惨死狱中,张西蕾悲痛万分,难以自抑。陈毅和刘少奇对张一阳的死十分痛惜,都来安慰张西蕾。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张西蕾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先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们家已经有了两代烈士,共产主义事业就是靠许多共产党员前仆后继地奋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勉励她化悲痛为力量,牢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为父辈开创的事业而奋斗终身。
      首长的勉励,给张西蕾增添了力量,使她更加奋发努力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1942年,经组织特批,张西蕾与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科长冯伯华结为夫妇。
       新中国成立后,陆静华被推选为革命老根据地代表团的代表,于1950年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当年张一阳壮烈牺牲时,张西蕾为了不让母亲伤心,就一直没有把弟弟牺牲的消息告诉家人。这次,毛泽东接见陆静华,工作人员向毛泽东介绍陆静华“他们家是两代烈士”时,陆静华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在8年前就为革命献身了。后来,陆静华当选为常州市、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常州市妇联和军烈属协会的领导工作。
       张太雷烈士的长女张西屏在黑夜漫漫的旧社会,在动荡与惊恐中,默默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赡养老祖母和体衰多病的母亲,任劳任怨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解放后,张西屏参加教育工作,在常州市三中任教。1956年公私合营时,张西屏为了表达自己对党的感情,主动动员丈夫谢舜臣将他开办的恩源药房及房产全部交公(谢舜臣于1957年春病逝),于196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烈士的次女张西蕾先后在苏州和南京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成立化工部时,她随丈夫冯伯华一道调到北京,担任化工设计院党委副书记。随后,她主动放弃高级干部的地位,到大学读书,并获取本科文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北京工作的张西蕾和冯伯华皆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迫害,他们只得托人将住在他们家的老母亲送回常州。
       在常州,一些掌权的造反派提出,张西屏“是混入党内的资本家老婆”,还有人说她父亲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是“左”倾盲动,她的母亲陆静华还协助安葬过瞿秋白的母亲,而那时瞿秋白已被打成了叛徒。张西屏和陆静华多次惨遭批斗和迫害,致使她们终日心情沉重,精神恍惚,郁郁寡欢。
        1968年6月23日晚上,陆静华和张西屏无法继续忍受人为的屈辱,于绝望中母女双双含恨自缢身亡,陆静华终年70岁,张西屏年仅48岁。当时陆静华、张西屏母女两人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因此无人敢出来料理她们的后事。
       1968年6月下旬,正在被审查、批斗的张西蕾虽得到母亲和姐姐“不幸病故”的噩耗,但造反派不准她回常州料理母亲和姐姐的后事。后来还是周恩来闻讯亲自过问,电令江苏省军管会派员去常州,查明情况,料理后事。最后,造反派组织用20元钱买了一个骨灰盒,将陆静华、张西屏母女草草埋葬。
      1978年,陆静华和张西屏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同年9月14日,陆静华、张西屏母女骨灰安放仪式在常州市文化宫举行。后来,她们的骨灰被存放在常州烈士陵园内。
        在新的历史时期,张西蕾的丈夫冯伯华出任化工部副部长,张西蕾任化工部科技局副局长、化工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还连续担任了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把张太雷的名字列入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的行列。接着,张太雷的文集和传记也陆续出版。革命英烈在天之灵总算得到了安慰。
      张太雷在短暂的人生中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即结发妻子陆静华及其子女已如上述。1925年春,在特殊的年代里,张太雷与王一知结为秦晋之好。王一知,原名杨代诚,1901年出生于湖南芷江侗族一个封建家庭,1915年离家前往湖南桃源省立第二师范求学,与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瞿秋白爱人)是同窗好友,后进入中共创办的上海贫民女校读书。在那里,她聆听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等知名人士的讲课,思想不断进步,一心向往革命,后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张太雷革命事业的忠实伴侣。
      1927年10月20日,王一知在上海为张太雷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张知春。孩子满月时,张太雷高兴地请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他们一边小酌一边谈工作。第二天一早,张太雷便匆匆离开家门,而这竟然成了张太雷与妻儿的诀别。
      12月上旬,王一知怀抱襁褓中的儿子到达香港,原计划待广州起义胜利结束后与张太雷在此团聚,没想到起义的第二天,张太雷殒命沙场。王一知在精神上遭受了很大打击。
     1928年春,王一知回到上海,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常常来安慰她,帮助她重新振作精神,并安排她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王一知在白区城市坚持秘密斗争长达10年之久。因白区工作危险,王一知就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中共上海秘密组织给张太雷原配夫人陆静华送救济金的时候,询问她是否愿意抚养张知春。陆静华表示张知春是张太雷的骨血,同意收留。但因时局动荡,护送张知春去常州的交通员牺牲,所以张知春就没有被送到陆静华身边,最后被人寄养在北平慈幼园。1938年初,周恩来通过线索,派人把张知春接到延安。1939年,张知春和一批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以及著名烈士的孩子一起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虽然在那批孩子里,张知春年龄最小,但他的汉语却是最好的,而且很快便学会了四国语言。1945年高中毕业后,张知春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1947年年底转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1952年考上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在苏联科学院一个军事科学研究所工作。
      1965年,张知春回国,进入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工作。张知春长相酷似其父张太雷,在苏联期间曾经有过一位恋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最终没有能够结为伉俪,后来张知春一直过着独居生活。1987年12月,是张太雷牺牲60周年纪念,张知春随二姐张西蕾全家参加了在常州和广州举行的纪念活动。
       2008年10月5日凌晨3点,张知春在清华大学玉泉医院逝世,享年81岁。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一知受命从延安出发,到沦陷的孤岛上海组建3个秘密电台,即李白台、杨建生台和郑执中台。王一知是这3个秘密电台的上级领导,负责定期与党中央联系,传递敌区情报。
       此后,王一知与中共秘密工作领导人龚饮冰结为夫妇,并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掩护党的机要交通工作。1942年李白电台暴露,李白被捕。王一知不顾个人安危,立即通知另两个电台的工作人员转移,并将财产作了善后处理,收回大笔款子交给党组织。
     1945年秋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专门用车将也在国统区工作的龚饮冰夫妇接到红岩新村八路军办事处,分别接见并与之谈话。
1948年年底,王一知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再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接见。
1949年4月,王一知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奉命接管上海最大的吴淞中学,并任校长。
1953年,她被调到北京任北京一○一中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一○一中学是由延安迁来北京的,属北京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大多在这所中学住校就读。中央人民政府给她定行政8级,享受副部长级待遇,但被她推辞了,并多次申请把自己的工资级别下调为12级。
       1964年,王一知给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写信,建议在全日制重点中学试行半工半读,自己编写教材。刘少奇批示后,王一知率先在一○一中学试行半工半读,创办校办工厂,组织师生参加劳动。
       “文化大革命”中,王一知由于此项建议、加之历史上曾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原因而受到残酷迫害。1977年获得平反,恢复一○一中学校长职务,1981年离休。她还曾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1979年荣获北京市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称号。也就在这一年,王一知专程赴常州,寻访张太雷的足迹。
      1991年11月23日,王一知病逝于北京,终年90岁。
张太雷夫人教育家王一知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在红卫兵通讯社上班,每天看着剃了光头的王一知出出进进,我对她的家也产生了好奇心,她出去干活从不锁门,我们有时也会进去看看。用当时平房的面积来衡量,王校长住的房子不算太大,屋里的“奢侈品”除了沙发还有一台冰箱。这是一台需要放冰的冰箱,并没有冷冻装置。王一知被打倒后,家里的保姆走了,冰箱变成了橱柜。每天的三顿饭都是她自己做,吃剩下的东西仍旧放在这只冰箱里,一个孤老婆子,看起来也挺可怜的。
    想想在我们入学的时候,王一知校长是一零一中的骄傲,1922年经刘少奇介绍入党的老革命,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烈士的遗孀,中国知名的教育家……
    文化革命中,笼罩在她头上的光环被一层层地拨开,早在刘少奇倒台前,关于她的大字报就已经贴满了校园,大字报中写的许多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主要内容还是记得住的。
    一、参加革命的目的是追求“性解放”,一生曾多次结婚。
    二、不是张太雷烈士的原配夫人、是第三者插足。
    三、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之后重新投身革命,找刘少奇帮助续接党龄。
    我为了证实大字报内容的真伪,特意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以便能够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的王一知。
    一、“性解放”及一生曾多次结婚”的问题。
    “王一知,原名杨代诚,1901年出生于湖南湘西芷江县城一个典型书香门第的封建家庭。她父亲杨凤笙少时曾与熊希龄是沅水校经堂的同窗好友,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熊希龄任民国国务院总理时,杨凤笙曾被邀担任国务院主事,辞官后回家乡芷江县城仍以教书为生。
    王一知的母亲谭氏20岁就嫁到杨家,因一次在清扫正堂时不小心打碎一只摆在神龛上的祖传明代细瓷,惹怒了婆母。丈夫杨凤笙为消母气,“从今以后不再进谭氏房”。杨的母亲去世后,经人说合方与妻同居,谭氏36岁才生下王一知。
    谭氏因封建礼教的折磨,40岁白了头,50岁含恨离开了人世,那时王一知才14岁。
    王一知目睹家庭这一切,违背父命,离家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桃源师范。王一知在这里学习的5年期间,父亲没给过她一文钱。”
    王来棣先生1956年10月发表的《中共创始人访谈录》中,王一知是这样描述她这一时期的经历的:
    “五四”前不久,社會風氣稍開,女子也可以入學了,但她們進學校,並不是都很順利的,有的固然是經家庭同意去的,有的則是經過奮鬥,從家裏逃出來的。我的父親不同意我升學,我於14歲那年,逃出家庭,進湖南桃源女子第二師範。1918年至1919年“五四”前我們在校裏,接觸到一些新思想,開始時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書。後來看了《新青年》、《新潮》等書刊,思想漸漸進步,要求女子獨立,反對男尊女卑的現象。那時,我們不滿現狀,愛國思想很濃厚,看見報紙上有喪權辱國的事,痛哭流涕。在校裏,我有幾個朋友時常在一起,談論起國事就慷慨激昂。”
    “‘五四’後,我們寫文章說明留着長頭髮沒有用,好多同學剪了頭髮(剪得象現在男人西裝短髮的樣子),剪短髮在現在看起來是件小事,在當時則是經過鬥爭的。社會上和學校當局都反對,說我們象個尼姑,有的家長找到校裏來哭哭鬧鬧,校長怕社會上責備,也氣得哭了。當時女子剪短髮,的確是件受人注目的事,直到1922年我們在上海,上街時還有許多小孩跟着看。社會上的老朽罵我們是妖怪,說什麼‘天之將亡,必出妖孽’。”
    “1921年夏,我畢業於桃源二師,本來準備回家看一看就到北京去升學的,不料在回家途中,衣物鋪蓋都被強盜搶走了,父親不給錢讓我上學,只得找職業。我在向警予同志辦的淑浦縣立完全小學教書……”
    “我在淑浦半年中,初次看到了共產黨的宣傳品,這是當地一個在北京朝陽大學讀書的學生帶回來的。淑浦是個閉塞的小地方,但在1921年下半年就有了黨的宣傳活動,可見當時黨的宣傳工作已相當深入了……”
    “我在淑浦當了半年教員,每月拿12塊錢薪水,除去伙食費3塊錢外,剩下的錢,置了一些衣物鋪蓋,得有可能繼續升學。1921年下半年,朋友王劍虹從上海回來,說上海有‘平民女學’,中學畢業想升學的可以去,不收學費,半工半讀,我覺得很好,於1922年春去上海,同去的有王劍虹、丁玲等六個人,都是原來桃源女師的學生。”
    1922年,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常去上海“平民女学”,总是被同学们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向他提问,刘少奇和蔼可亲的仔细把同学们的提问记录下来系统回答。同年下半年,王一知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张国焘在《张国焘回忆录》中披露:何葆贞曾因王一知自杀。王一知是张太雷的同居女友。张太雷领导广州暴动失败牺牲后,王一知1928年初秘密来到上海,大革命失败,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此时与王一知在上海同住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刘少奇、张国焘等夫妻。王一知心情低落,悲痛忧伤,刘少奇对她多有安慰,引起何葆贞的妒意。刘少奇和王一知在他们没结婚之前就是好朋友,刘少奇是王一知介绍入党人。何葆贞在刘少奇不在身边时,竟闭门服毒,幸被女工发现,刘少奇冒着危险将她送到一个私立医院救治。几天后,何葆贞出院回到原住所,王一知已迁至别处。刘少奇向医院和房东避重就轻地说是不严重的嫉妒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查问。
    也有文章写到:“王一知是中共初期的一名美女,得到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亲眼见过邓颖超打过周恩来,并羞辱王一知。”
    在来自各方面的资料均表明,确如大字报所说,王一知经历了三次婚姻,这三个男人依次为施存统、张太雷、龚饮冰。
    王一知与施存统养育一子,与张太雷生有一子张知春,与龚饮冰无后。
    二、究竟不是张太雷烈士的原配夫人?
    王一知的爱情婚姻,很复杂曲折。据郑超麟回忆录《政治与恋爱》如此记述: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CY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CY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施存统又名施复亮)”
    王一知与张太雷同居时,张太雷家里已有夫人而且养育二女一男。陆静华是张太雷的夫人。1918年夏与张太雷结婚。1920年生长女张西屏,1922年生次女张西蕾,1923年生儿子张一阳。
   下文摘自一位参观者的文章:
    “在参观张太雷故居时,担任解说的小姐偶然提到张太雷除了在老家有一位妻子,他在革命斗争的历程中,还有一位叫‘王一知’女性随身相伴。我顿感惊讶,因为当时张太雷并没有和夫人陆静华失去联系,便问解说员小姐:‘这是真的吗?’解说员小姐很肯定地说:‘当然是真的。他们还生了一个男孩。这事当时在党内是公开的,周恩来、邓颖超都知道的,而且和张太雷、王一知是好朋友!’我又问:‘既然是事实,为什么故居陈列里一点都没有提到呢?’她笑了笑说:‘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会有损张太雷的形象的。’后来我在纪念馆买了不少有关张太雷的资料。在阅读中,读到一篇王一知女士解放后写的一篇回忆张太雷一起生活的文章,她详细回忆描述了和张太雷一起生活的经历,其中还提到,为了庆祝他们的孩子满月,太雷特地在家里办了简单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到家中畅叙。”
    在分析阅读其他相关资料时,我还发现,王一知当时是有夫之妇,其丈夫是曾参与创建中共并曾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施存统!   
    我实在无法对这段史事作出什么评价,但我要说,既然这是张太雷生平中的一段重要经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生活细节,而是与张太雷的革命生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王一知名义上是张太雷的秘书,张太雷牺牲前的那段非常日子,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张牺牲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一直给予王一知以精神上的关怀和生活上的支助,后来她把她和张太雷的儿子抚养成人),纪念馆为什么不可以如实反映呢? 
    在第二个问题上,大字报所述也有根有据。
    三、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是否脱党?
    查阅的资料有两个说法:
    版本一:1927年底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她转入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坚持白区城市地下斗争长达10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与龚饮冰回到家乡芷江,欲在芷江开设一书店,传播抗战文艺和新文化知识,开拓后方抗日工作。
    1938年初,奉周恩来之命和龚饮冰在上海设立3个秘密电台,即李白台、杨健生台和郑执中台,定期与延安的党中央联系,担任情报传递工作,以主妇身份掩护党的机要交通工作。
    1942年9月,李白电台暴露,报务员李白(《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原型)被捕,她不顾个人安危,立即通知另两个电台的人员转移,并将财产作了善后处理,收回大笔款子交给党组织。随后去重庆开展地下工作。
    版本二:与大字报上说的基本一样,大革命失败后蛰居,抗战开始后随龚饮冰到武汉与周恩来接上了头。
    建国后,王一知1950年10月任华北中学校长。1952年华北中学并入北师大附中为二部,她任副校长。1953年北师大附中二部改为北师大二附中,任校长。周恩来总理到学校视察,提出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应与工人子弟打成一片。于是1955年起北师大二附中改为普通中学,她提出把学校命名为“一○一中学”,说:“如果说过去有成绩,那就用一○○来表示,一是新的起点,让我们从一开始!”
    1964年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写信,要求在全日制重点中学试行半工半读,自己编写教材。刘少奇批示后,率先在全日制中学试行半工半读,创办校办工厂,组织师生参加劳动。
    “文化大革命”中因此受到迫害,1977年平反,恢复一○一中学校长职务。1981年离休,在中学校长的岗位上埋头苦干了30年。她曾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1979年荣获北京市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称号。1991年11月23日在京逝世,享年89岁。
    王一知在任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前,国家给她定的是行政八级,享受部长待遇。而当时北师大附中校长是一位民主人士,工资为十二级。王一知便多次申请把自己的工资级别下降为十二级,从那时起,一直到离休,30年来,她都只拿这个级别的工资。
    倘若是1922年入党的干部,连续党龄的话,究竟应该定位行政八级,十二级抑或更高、更低?大字报第三条的真伪,见智见仁,我相信读者自己的判断。
    透过一个较为真实的王一知,我们能够更加立体地解老一辈革命家的方方面面,与王一知先后的三个丈夫相比,她的入党介绍人刘少奇则有六次婚姻的经历。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真的算不上什么,一个连自己爱情都不敢追求的人是干不成大事的,只有勇于追求自己幸福的人才可能为更多的人去追求幸福的未来。王一知校长和刘少奇主席并不会因此就失去了我对他们的敬重,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才是应该鄙视的人。
    是文化革命给了我一个“平视”领导的机会,并让我从此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转自新浪晓妍凤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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