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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叛将袁晓轩: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  

2017-01-24 15:45:56|  分类: 民族败类、叛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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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将袁晓轩: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袁晓轩,辽宁省开原县人。抗日战争时期身兼重任的中共党员,叛变革命后任国民党军统少将。
    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六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学良赴南京开会,曾向蒋介石建议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共抗日,被蒋介石严厉训斥一顿。蒋此时对张、杨联络红军已有所察觉,借阻止红军过黄河东征为名,向西北调动嫡系部队十几个师,同时加强特务控制,并限令东北军“剿共”,张学良此时不仅决心不打内战,想联共联合杨虎城,而且决心与西南、西北、华北、山东等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对付蒋介石的压迫。张、杨分别派人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同时派刘鼎去陕北向党中央协商对付南京的办法。党中央派叶剑英同志于九月来西安。
    八月份,张、杨分别派袁晓轩(以后叛变当特务)和梁霭然到天津接高崇民回陕西,以便于跟他商量与各方联合抗日和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梁霭然奉命把高崇民安排到三原东里堡杨虎城的别墅。这段时间里西北军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张文彬同志常去三原东里堡与高崇民晤谈,主要分析形势,商讨问题。张、杨为与高崇民商谈问题方便起见,十月份把他秘接到西安,安排在杨的军需处长王维之家中。王维之积极主张抗日,追随杨将军多年,杨虎城把他视为心腹。王家在西仓门七十六号。他这个宅第有三进院,为了防备特务们的发现,把高崇民安排在三进院的最后一院中潜居。张、杨嘱告王维之:“高崇民到你这儿的事,除了我们指定的人之外,任何人不能告知”。张、杨两将军访高崇民时,多在傍晚和深夜,一般是他两人乘坐张之帆布蓬雪佛兰牌小座车。由张亲自驾驶,不用司机,不带随从。每次来,都谈至深夜方去。这样的会晤,每月总有二至三次。有时,张学良将军也独自去见高崇民。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阎宝航同志去西安,张将军于十三日晚,自己开车带阎去王维之处长家看望高崇民,商谈联共抗日等问题。张将军特别告知黎天才说:“崇民来西安之事,千万不要陈旭东(以后叛张投戴笠当了特务)知道,我看这小子靠不住。东北方面到西仓门往访家父的人也很少,只有卢广绩、陈先舟、刘多荃、胡圣一等。西北军中有申伯纯、王炳南和王菊人等,他们经常交换意见,研究国内外发生的新情况,并商讨如何逼蒋抗日和整顿东北军的问题等等。
   
平型关战役中的袁晓轩
    1937年9月11日,日军犯广灵。孙楚的73师被日寇追击甚迫,未及据守平型关正面阵地,而是撤往关南,阎锡山急令身边的孟宪吉独立第八旅兼程赶往平型关。该旅19日出发,21日抢占了平型关前方既设阵地。20日林彪师出五台山区,22日潜行至平型关东南,设伏于关外公路两边高地。孟旅22日开始接敌交火。日寇显然轻敌,以为平型关一攻即破却不料遭孟旅顽强抵抗,日军攻势顿挫,专攻团城口。
    八路军115师于9月20日迅速越过五台山向灵丘急进,22日从平型关南翼潜出,隐伏于灵丘以南的太白山区,23日林彪师完成预伏并派联络高参袁晓轩联络孟宪吉,要求孟旅坚守“口袋底”阵地,共同完成对日军的包围。林师同时要求阎锡山各部配合,利用蔡家峪一带地形狭隘之利,对日寇加以围歼。24日在平型关东20里的东河南公路两侧地区部署对敌后的抄击。
    18集团军115师派到大营同孙楚联络的高参袁晓轩(后为18集团军司令部二科科长)把115师进入敌后的进展情况通知孙楚,希望平型关各方面友军和八路军的敌后抄袭适时配合,争取平型关围歼敌人的胜利。 
   
周恩来与袁晓轩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0页《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1937年3月18日)第四点说:
    关于建立北方东北军中党的工作,我有如下的意见。即是党的基础建筑在中下级官兵身上,但在今天发展的对象,应多注意到团营长,吸收其中个别的先进分子入党。下级官兵中的工作,应当多采取动员群众联欢慰劳提高抗日情绪,以及经师团营长自上而下地组织俱乐部等方法。要使得这些工作易于进行,党必须加紧上层的向军长等的活动。这虽然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作开展上是有很大作用的。
    为要担负这一工作,党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要大大地加强。尤其在华北,最好的干部应当做军队工作。
  我提议把联络局及地方党内的东北干部和群众关系做一次研究,以便适当地配备干部。为着帮助北方东北军工作,现在调宋、袁〔52〕二同志前来,参加东北军工作。袁同志在五十三军上层有很多关系,宋原在“东委”〔53〕工作,可做计划与推动东北群众工作。
  根据此地“东委”工作的经验,党必须把东北军的上下层工作分开。上层工作由上层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党的工作由工委来负责。上层工委书记参加工委。
    宋  即宋黎,一九一一年生,吉林梨树人。当时任东北军中地下党组织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代理书记。袁指袁晓轩。信中拟定“宋、袁”到北方局参加东北军工作,后来又改为宋黎和刘澜波,袁并没有去。
   
勾通卫立煌与党中央
    卫立煌对蒋介石搞磨擦、打内战很反感,因此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训斥。但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抗日精神深为感动,所以,坚持与延安保持电报联系。  
    1938年7月一天深夜,卫立煌请十八集团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来司令官部,袁谈起电台受监视之事,并建议今后卫司令给延安的电报可否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转发?卫立煌表示同意。  
    此后卫立煌与毛泽东通电,电文先由卫告诉秘书吴君惠,由吴在卫卧室拟稿,经卫修改,再打电话给袁晓轩在夜间来取,然后由袁转发到延安毛泽东手里。此事只有他们三人知道。 
    毛泽东在与卫立煌的通电中,了解了卫在抗日中的表现。在一次复电中,称赞了卫立煌的抗日精神和作战部署,并说卫立煌的电报内容令国人兴奋,有历史意义。
   
蒿县游击干部训练班
    为了应付紧急的军事形势,洛办和地方党都感觉异常着急,洛办须要疏散,地方需要军事干部,需要在地方建立与上级的通讯联络(秘密电台)…等,郭晓棠与袁晓轩都积极布置,并策动友军响应(此系秘密,不写)。同时由袁晓轩与徐力行(洛办秘书)计划利用工合公开关系,借训练技术工作人员名义,于嵩县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他们负布置训练之责,郭晓棠负动员党员干部之责,并派徐力行到豫西南进行武装统战工作(因自治派对彭雪枫同志印象尚好)兼带通知地方党负责人派人受训。一切均在积极进行中而发生破坏了。破坏的原因是,省委交通于致和被捕,泄露了嵩县的关系,县政府三科长和工合负责人被捕了(他们是负责掩护的人)。另一方面,洛办派去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没有经过审查的干部(有的是刚从别处到洛办的),乱发信件,乱发生关系,被国民党检查着了。结果,训练班没有办成(没办成还好,办成就更糟了!),而遭受了破坏和损失。洛办是公开机关,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与联系,有一定的方法、限度、和范围,郭晓棠认为他当时只为了完成上级所指示的紧急任务,完全忽略了党组织原则和秘密工作的原则,以致使党受了破坏和损失,在组织问题上,他说要负主要的责任。但也必须了解当时河南党的政治方针上的错误,应该是组织工作错误的根源。如果不是那样的政治方针,就不会有这样的组织工作上的错误。政治路线决定了组织工作,这是一个坏的例子。
   
洛八办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华北地区及武汉沦陷后,党中央考虑到日寇有可能从洛阳一带渡黄河南进,遂决定在洛阳建立办事处。当时,洛阳是陇海线上的军事重镇,乃是豫西交通要塞,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1938年9月29日,八路军驻洛阳通讯处成立,负责人刘向三。1939年1月,改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刘向三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二科科长袁晓轩先后任办事处主任。
    国民党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名叫程潜,他听说共产党要在自己的战区内建立办事处,感到此举对自己不利,因此百般阻挠。我方代表刘向三据理力争,他才很不情愿地同意建立“十八集团军驻洛通讯处”。1939年初,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接任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向三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他将“十八集团军驻洛通讯处”改为“八路军驻洛办事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洛八办”。
    洛八办是我党当时在全国设立的8个办事处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统战工作,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我党我军输送干部、青年,转运军用物资。
    庄家大院的厢房,被改成了接待室、电台室、救亡室、医务室……这里的工作人员,最多时有100余人,刘向三、刘子久、袁晓轩三位处长先后在此主持工作。刘少奇、朱德等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曾多次亲临办事处指导、部署工作。
     办事处的工作条件相当简陋。招待室的床,是用板凳支起的两个大通铺。就连刘少奇当年居住过的厢房,也仅有一桌、一椅、一床。革命工作之艰苦,由此可以想见。
    洛八办存在的时间不长。1942年2月,国共两党关系恶化,洛阳形势日趋紧张。蒋鼎文就任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令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于1个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他还派人包围洛八办,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干扰洛八办的正常工作。迫于压力,办事处工作人员不得不集体撤离。临走时,工作人员把步枪、子弹等武器及部分不便携带的物品丢进了后院的水井。
    1940年2—3月间,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从八路军前方总部去延安,到达平顺县八路军新一旅旅部后,由唐天际派统战科科长邢真带一个连护送至阳城兵站。同行的有康克清、八路军总部二科科长袁晓轩及秘书、警卫员几十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务们四处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祖父也上了黑名单。10月,祖父被捕,他被押解到洛阳,关在北邙山的一个窑洞里,关于此事的起因,文强在其回忆录《戴笠其人》中披露:“一九四二年底(原文如此,似有误),汤恩伯与戴合谋,利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空子,勾引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袁晓轩公开自首叛变,将由他负责联系的统战系统的党员和爱国人士张振寰、嵇文甫教授等80人出卖。汤命令其副参谋长万建藩派人逮捕,受株连的那就更多了。”在这次事件中,祖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有人供出了祖父过去的组织关系,祖父坦然承认自己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但对于他所知道的共产党人的情况只字不露,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在狱中,祖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坎坷何足道,磊落互襟期。里艰贞日,龙场悟彻时。精金须百炼,健马终一驰。默数平生事,飘然壮志飞。”他借周文王被商纣王囚于里和王阳明被贬于龙场的典故,抒发了自己的信念。
    1942年初,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背叛革命,投靠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供出卫立煌和陈铁向中共靠拢的事情后,卫立煌被留在重庆,撤去他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河南省主席的职务,派蒋鼎文接任。
   
袁不可靠
    蒋介石见收买政策也没有奏效,又把希望寄托在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身上,企图有朝一日从袁处抓到国民党赵寿山将军与八路军来往的证据和文件。
    袁晓轩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曾在八路军前总任参谋。赵寿山在高平打游击时,于屯留八路军总部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给赵寿山的印象是世故很深,流里流气。赵曾问过前总彭德怀副总司令袁是否可靠。彭说袁晓轩是老同志,很可靠,对他不要有顾虑。但赵仍对袁有戒心。
    有一次,赵部收复了垣曲,袁经过赵的司令部时拿出一张照片给赵看,是毛主席与卫立煌的合照。赵看了以后对他说:“这个照片应该保守秘密,不要随便给人看。”袁说:“我给你看。”赵严肃地问他:“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就不应该给我看。”袁才没有再说什么。
    袁晓轩当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以后,多次要替赵作与八路军前总联系的工作,赵都严词拒绝,未与他来往。一天,袁给赵转来一份前总印发的文件。赵把文件内容摘录了以后立即退还给他,并对他说:“八路军的文件为什么要转给我?我与八路军不来往。”袁以为赵变了。赵又电八路军总部,说明袁不可靠,希望另派专人与我联系。以后前总就派了薛涛同志与赵联系。赵曾对薛表示我看袁是靠不住的,薛也有同样的看法。不久,何应钦又来洛阳,赵便和薛涛研究利用这一机会割断与袁的关系。赵请薛涛向袁伪说赵某人靠不住,何应钦这次来洛阳曾允许给他补充,他现在变坏了,再不要与他来往。袁听了信以为真,以后便与赵割断了关系。1943年夏,正是蒋介石的反共高潮时期,袁晓轩被国民党逮捕,特务们检查了八路军办事处的文件,没有找到陷害赵的证据,大失所望,袁被捕后叛变,由于他对赵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因而未受其害。
   
阎宝航与袁晓轩
    作为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阎宝航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原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1941年叛变后,当了国民党军统局重庆特区特点小组组长。此人以东北同乡关系有时带着老婆来阎家,阎宝航对他总是笑脸相迎,可是阎的子女却不高兴。阎宝航则教育他们说:“鄙夷叛徒是对的,但要含而不露,应酬自如,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中统局有一特务头子谈阎宝航给他的印象时说:“一副欧美士绅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无人不交,无所不到,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真是扑朔迷离,令人费解。”因此,阎宝航颇受一些国民党要员的信任,陈诚就说过:“阎宝航要是共产党,我们就都是共产党。”
   
毛泽东与袁晓轩
    毛泽东在1940年3月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文中,明确指示袁晓轩要为党继续谈判。全文如下:
争取对内和平  巩固已得阵地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德怀[1]同志:
  甲、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2]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3]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四人及陕蒋[4]、甘朱[5]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二十三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和绥远[6]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7]、鲁、豫、皖四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在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双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8]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9]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证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10]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11]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12]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三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泽东、稼蔷[13]
                                   三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一九三九年底开始在河北、山西发动的大规模军事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3]程,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陕蒋,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陕西)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蒋鼎文。
  [5]甘朱,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甘肃、青海、宁夏及绥远的一部分)司令长官的朱绍良。
  [6]绥远,指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7]直,指直隶省,一九二八年改名河北省。
  [8]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牺盟,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它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抗日战争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9]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10]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新编第八军军长。丁树本,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庞炳勋(一八七九——一九六三),河北新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范汉杰(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王靖国(一八九一——?),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11]磁、武、涉,指河北磁县、武安和涉县。
  [12]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13]稼蔷,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与袁晓轩
    1940年5月9日毛致电各地各部负责人:关于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我们的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的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其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于是我们看到,毛按兵不动却要求“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其重要的)”;中日激战于黄河北岸的晋南地区,毛却命令在无日寇踪影的“豫陕地区”“配合友军作战”。
    10日致电彭德怀、左权:“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事,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于战事发生时须准备施行之。似应先复卫一电告以我军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需注意,“准备实施之”的只是在日军如果打到太南、太岳八路军根据地时;如果日军不打八路,是不会配合作战的。同时另电周恩来:“已电(八路军)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类似电文亦发给西安办事处袁晓轩,令其召告。 
    口号只管喊,答应只管“满口答应”,出兵是不可能的,“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14日,毛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极妙,主要配合区域竟然离中条山战场数百公里之遥,火烧眉毛的中条山战场,毛铁了心见死不救,让日军消灭国军,然后日军一撤就立即占领地盘。并非冤枉老毛,2月1日毛致电彭德怀:“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2月14日致电周恩来:“敌必向蒋进攻,某君(指崔可夫元帅,时任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17日致电彭、左;刘、邓;贺、关;聂、彭真、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陈毅、刘少奇等中共全部军事将领:“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佰。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左权:第1战区司令长官已易人,望令袁晓轩率洛阳办事处大部分工作人员回总部。随后,该办事处撤销。
  
可靠
    1941年6月9日,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毛泽东起草这封电报后,与朱德联名拍发彭德怀征求意见,并嘱此电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转交卫立煌。〕,指出:“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郑、洛,指郑州、洛阳〕、西安可能,八路军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德等愚见,认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源、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其证明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以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同日 关于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复电周恩来,告以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占中条山,中央已去电制止。指出:“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一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战役的损失,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被毛人凤策反
    当初,张国焘叛党投蒋,被安排到军统局当中将设计委员。一开始,戴笠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专门从第二处党政科以外,成立了一个叫“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机构,让张当主任,从事派遣特务和策反离间工作。谁知,姓张的中看不中用,绞尽脑汁干了几年,只留下一堆失败的记录。倒是毛人凤旁观者清,从中琢磨出了不少经验。不久,“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又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之中。如此这般地“内外交困”,岂非是拉拢争取不坚定分子为我所用的绝好机会吗?毛人凤见形势有利,立即向戴笠建议,经批准后设立了一个叫“策反委员会”的机构,自兼主任。这个机构表面文章好像是注重于对敌伪将领的争取,可着眼点实质上却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所属的“策反站”几乎都摆在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周围。
  “策反委员会”成立以后,总体效果如何呢?就毛人凤而言,当然不像预期的那么如意,但比之张国焘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却算是“成绩斐然”了。其中,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 80 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
    当时,张之朴是中共在豫西搞军运的主要负责人,接替他的是绰号“袁胖子”的袁晓轩。袁晓轩在国民党非法封闭我洛阳办事处时叛变投敌,并把张之朴的身份供了出去。,后来陶峙岳带去的卞志恭,积极开展特务活动,不但对卫立煌进行监视,还把中共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也拉拢过去,叛变了。戴笠、毛人凤如获至宝,亲自出面在“漱庐”招待叛徒,任命袁晓轩为上校策反专员,再赋予重任,进一步对周恩来身边的干部童小鹏、王梓、龚澎等进行“突击策反”,可终未得手。此后,又对八路军 115 师教导 6 旅旅长兼冀鲁边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实施策反,促其叛变,并利用内奸杀害了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等一批重要干部。为此,戴笠、毛人凤也振奋之极,马上发给邢一纸上校策反专员的委任状,指望他能潜回冀鲁边区拉出一支队伍来,结果又是做梦娶媳妇,一场空欢喜。
  即便如此,毛人凤作为“策反委”的主任,仍以反共有功,荣获了二等云麾勋章。难怪有一种品评在军统中渐成共识,认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郑以分析军事情报见长;唐擅搞警政治安;毛则精干跟共产党斗,号称“反共专家”,这显然与“毛座”时期的反共历练大有关系。
   
叛变革命
    中共中央倍感不安的事情,则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自首叛变。袁晓轩乘蒋鼎文1942年1月12日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际,于2月3日偕其妻前往自首。
    1942年1月,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令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于一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派特务包围“洛八办”,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使其工作难以开展。“洛八办”多次请示中央要求撤退,中央答复坚持斗争。1月底,“洛八办”自行决定撤退。1月30日,“洛八办”处长袁晓轩去一战区司令部领返延安的护照时被扣留,叛变革命。1月31日下午,暗中叛变的袁晓轩召开会议,宣传撤退计划。当晚,袁晓轩蒙蔽其妻和警卫员到与特务约定地点会面。
   
反革命行为
    袁晓轩的叛变出卖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2月1日晨,译电员等6人由魏凤楼支队驻洛通讯处主任白树屏护送,按袁晓轩指定路线,由城内前往黄河渡口行至孟津县海资村口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袭击,除1人逃离,其余5人被捕。
    2月3日袁晓轩自首,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与中共八路军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袁晓轩并同时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等。
    袁晓轩还供称:中共中央目前的策略原则是:“打击顽固力量,争取中间力量,组织进步力量”;自卫方针是“一打一拉,一拉一打,连拉带打”;军事方针是“不准放弃现有阵地一步”,在华北着重“清除异己力量”,在华中着重“巩固阵地”,“共党五十万扩军计划,因军事装备已超过供给力之饱和点,故其武装数量上不得不遭此限制”,现在晋冀豫兵力五六万人,冀察晋兵力约5万人,山东10万人,热察约2万人,察绥约万余人,陕甘宁连同地方武装约7万人,华中约6万人。在大后方和国民党军队内部均采取“隐蔽埋伏”的办法。
    袁晓轩并声称:他于1939年冬之后即两度向卫立煌表示想要脱离中共投效卫,均被卫婉拒,并似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致袁晓轩被投毒和跟踪。
    袁晓轩的叛变,造成先后有80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的恶性事件。
   
特别工作组
    1945年8月25日,日本帝国主义刚一宣布投降,军统局即对渝特区指示:“查日寇已无条件投降,而奸党活动益形猖獗,吾人今后工作,应以此为主要对象,加紧布置侦察,切实控制防范”,“应积极布置奸党内线,或重金收买奸党工作人员,俾确切明了并控制其动态”。渝特区即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叛徒袁晓轩任组长,袁在制订的《建立特种内线工作计划》中,写了四条方针,即:“加强监视奸伪在渝市动态;争取奸伪内部开明人士促之反正;收买个别奸伪分子建立内线工作;发展外围工作间接侦察奸伪活动”。袁晓轩的阴谋也未得逞,他仅以东北籍的关系与爱国团体“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拉同乡、熟人关系,间接了解了一些中共驻渝机关负责人的言论,作为情报,甚至捏造了一些假情报,骗取特务机关的经费。
   
监视高崇民
  1942年1月,担任八路军总部驻洛办事处主任的东北籍人袁晓轩叛变了革命。戴笠十分清楚,袁晓轩和高崇民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袁晓轩不仅是高崇民的同乡,彼此还有一段人人皆知的患难深情。戴笠认为,派袁晓轩监视高崇民,不仅可以直接了解高崇民的一言一行,还可以软化高崇民的意志。  
  袁晓轩受命后,几次企图接近高崇民,但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同仁极力保护高崇民,设置障碍不让袁晓轩接触高崇民。当高崇民听说一度参加中共的袁晓轩投敌后曾出卖过张丽寰等80多名地下党员,并时刻企图接近他以为戴笠刺探情报的消息后,对袁十分愤恨。不过,高崇民自知无法逃避戴笠派来的耳目,索性同意在林森路某一地点和袁晓轩见面。当高崇民听袁晓轩当面大捧蒋介石,又解释自己投降国民党的原因是在八路军内部受不了彭德怀的批评时,义愤地斥责他说:“你不满彭德怀批评就可以背叛共产党吗?蒋介石就算成功了,难道他还能重用你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叛徒吗?你这一失足,已经陷入一生难以爬上来的泥坑,你更不能毁谤共产党。出尔反尔,倒令人看不起!”
  从此,袁晓轩不断出入城郊猫儿石的高家,名为拜访叙旧,实为监视高崇民的行迹。高崇民知道他来者不善,却又无法拒绝,只好虚与委蛇地与其周旋。高崇民表面平静,实则也在利用袁晓轩麻痹军统,有时他还能从袁晓轩的谈话中获得一些对中共有利的情报,及时通告给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戴笠因有袁晓轩每天前往刺探,索性对高崇民放下心来,派往猫儿石的特务因而渐渐减少。
  1945年11月初,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公布一批东北地区党政人员名单,高崇民被任命为安东省政府主席,并在周恩来巧妙安排下,高崇民结束5年被软禁生活,与韩幽桐假扮夫妻离开重庆。
   
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
    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于1947年2月于长春建立,直属保密局领导。组长袁晓轩。任务是暗杀中共干部,“策反”解放军,招安地方武装,以及搜集中共党、政、军情报,从事爆破等活动。以长春为活动中心,先后建有齐齐哈尔、牡丹江、哈尔滨、辽西四个小组。一九四八年二月该组撤销,骨干特工被保密局长春站接收。组长袁晓轩于长春市郊招聘流散人员和社会黑恶势力另编东北吉黑地区人民剿匪义勇总队,继续与解放军及中共其他武装组织作战。
   
寻找杨靖宇遗首
    1948年10月,解放军把10万国民党部队围困在长春城内近7个月,杨靖宇的遗首仍留在城内,很可能存放在关东军的医务部里。
  此时,国民党特务也在关注和寻找杨靖宇的头颅,其中有特务头子项乃光、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和特务头子袁晓轩。
部下做买卖
    在长春做地下党的有个正经身份啊,张志宽不知道在哪里倒腾出来一张身份证,名字叫宋埠,于是就把照片撕下来换成了自己的,他也就摇身一变成了宋埠。那时候的身份证造假可真容易啊,估计那时一定没有满大街办假证的广告。
    谁知道名字这一遍不要紧,张志宽的名字到死也没有再改过来,他一直使用宋埠的名字,直到去世,所以现在查当时的地下党员名单,只有宋埠,没有张志宽。宋埠几经联系认识了国民党特务头子袁晓轩(这个袁晓轩也很有来历,他原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后投靠国民党)的副官顾梦令。两个人聊着聊着就成了知己(共产党特工人员的交际能力实在是强,很让人羡慕),一合计,长春情况这么糟糕,不能坐等饿死啊,顾梦令又是个小官僚,有点背景,干脆做点买卖吧,于是就合伙开了个饭店,这回宋埠的身份就不再引人怀疑了——饭庄老板。
    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特务合伙开饭店,这事儿就有意思了,等于是国共在这个小范围内达成了第三次合作,只不过是顾梦令不知道宋埠的共产党身份罢了。
与项乃光之交往
    长春解放时的10月30日夜里,陈牧处长把关梦龄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乃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乃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关梦龄沉思了一会儿说:“项乃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乃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乃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乃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乃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乃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1956年1月的辽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一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这里剩下21人,加上我们共30人。这30人都是少将级和相当少将的反动派,走的那些是中将级的。
  这次集中是中央统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后一切物质照顾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人的反动职务都是少将级,只有我是上校。因为是军统特务,所以上校也按少将对待。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这儿,集中之后他又没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这样说也可能不是单纯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据。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与陈旭东谈起来了。我问了一些旧同事的下落。他告诉我:“袁晓轩也在这押过,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1956年1月的辽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一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袁晓轩也在这押过,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项乃光漏网
   1948年9月,沈醉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随即,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乃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两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特务而成立的,一个少将组长,四个中校组员,还有一部电台。由2月到9月,这支特务武装便垮台了。长春四面被围后,飞机场已被八路军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飞机,项乃光与沈醉说定,只要有飞机就逃走。
  沈醉与项乃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乃光对我说:“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七军的三十八师,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
  沈醉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乃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沈醉、项乃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相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乃光找沈醉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5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对于这些事情,谁都没有意见。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6日六十军起义,沈醉赶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消息。在北安路郝小姐那儿,遇见了李树桂(长春团管区少将司令),他对我说:“项乃光他们都在我那儿。大家还打听你呢,你快去吧。”沈醉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乃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沈醉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项乃光对沈醉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乃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唯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
    10月30日,东北局致电陈云,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报中央:据长春市委书记石磊谈,接收长春有七条主要经验,其第六条为:此次受降时,本可命令敌交出著名特务头子及地雷布设地图,并令其原工兵负责扫除,因事先末注意,致使长春重要特务头子项乃光、袁晓轩等均未捕获。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在任上叛变,后为军统少将。1949年被捕,1975年作为国民党将校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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