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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八路军叛将单德贵  

2017-01-23 15:48:30|  分类: 民族败类、叛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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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叛将单德贵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单德贵,男,1911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虎据山乡三芫村。排行老大,家境贫寒,12岁时父亲去世。长大后因脸长满壮疙瘩,当地人称“烂脸”。1927年单德贵不满16周岁时,在老家被湖南军阀何键部抓去当兵,编入国民党中央军十五师。1930年6月在与红军彭德怀部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被编入红八军团。因作战勇敢,不久即被提升为该部特务连班长,1931年被提升为特务连排长,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提升为特务连连长。1934年8月,跟随萧克、任弼时进入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1935年跟随贺龙部开始长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被编入八路军115师685团,并于1937年9月参加了平型关战役。1938年随宋时轮、邓华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任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三十四大队(团级单位)一连连长,东进途中在攻打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县城时,因身先士卒,率队最先攻上城墙,对取得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火线上被提升为三十四大队二营营长。1938年10月,冀东大暴动失败,东进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西撤后,奉命留在冀东坚持斗争,任第三支队(团级)司令。1940年7月,第三支队并入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团,任十三团副团长。1943年7月,被降职任冀东第一专署武装科科长。1944年5月3日,携老婆、女儿和两名随身警卫投靠驻扎在三河县的日伪,被封为“京北剿匪少将支队长”。1945年5月代理平谷县伪县长。1945年9月底逃往北京,1946年4月23日被北平国民政府法庭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因被冀东西部地区部分百姓联名上保,后被减刑至6年,1949年春在北平被中共秘密处决(一说自杀)。
         单德贵的主要功绩,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和坚持冀东西部二十里长山、平谷北部山区、蓟县盘山抗日根据地,铲除土匪武装和日伪政权,积极主动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壮大抗日武装方面。
        原十三团几位老战士和基层干部谈起单德贵,说,从1940年末三支队并入十三团至1943年7月单德贵被降职,十三团每次大的战斗,单德贵大多参加了,且都是亲临一线指挥。因十三团的几个主力连,都是单德贵原三支队的老底子,干部战士们服他、相信他。如1942年1月著名的歼灭伪治安军的果河沿大捷,单德贵所起的作用一点不次于包森,只不过单是副团长,以后又无奈投了敌,没人宣传罢了。下边将单德贵独立指挥的其他几次主要战斗罗列如下: 1940年3月,单德贵带本部三个班,混入平谷县南独乐河伪警察所,打死打伤警察40余人,缴机枪1挺、步枪30余支。不久,经缜密侦察,又一举拿下日伪军的镇罗营、狗背岭、三道河等7个据点。
        1940年8月中旬,单德贵指挥所部三个连主动与围攻平谷县杨家会地区的日伪军激战,击毙日军头目山口一郎,并在冀东首次缴获日军的92式山炮。
        1940年8月底,单德贵率队突袭平谷县岳各庄据点,将据点内的40余名伪军全部歼灭。接着又乘胜攻击胡家营据点,全歼该据点的50余名伪军,生俘18名。
       1940年10月,单德贵在顺义县的七连庄被优势敌人包围。单德贵仗着熟悉地形,用拉锯法将鬼子阻在村头并在天黑后突围。当侦知日伪军留宿在七连庄后,当天夜间两、三点钟,挑选精兵30人,手持短枪、大刀、手榴弹,亲自带队又返回七连庄村,借鬼子进屋换岗的机会摸进老乡屋子,将住在老乡炕上的14名鬼子全部用大刀砍杀,将俘虏的数十几名伪军经教育后释放。
游击作战
        冀东大暴动失败,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准备西撤时,决定留下部分东进的部队坚持当地的抗日斗争。当时的冀东部队,鉴于当地异常紧张、残酷的斗争形势,普遍对坚持冀东抗战信心不足,主力部队无人主动要求留下坚持斗争。冀东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子光(河北蓟县人,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出于对单德贵的了解,第一个提出留下单德贵。组织上又要求李子光找单德贵谈话。单只说了一句“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就和在冀东抗战中有着重要影响的陈群、包森二人留了下来,单德贵任三支留下坚持斗争的第三支队司令员。 此时,正值冀东抗战的低潮,开小差的、投敌当汉奸的人数众多。因怕日本人报复,当地群众也不敢接近抗日武装,甚至见到穿八路军服装的人就跑。由于敌人兵多势众,对抗日游击队反复追击围剿,为保存有生力量和抗日火种,单德贵带领三支队的百余人巧妙地迂回于大山深处与敌人捉迷藏,并与坚持斗争的陈群、包森两个支队相配合,采取时聚时散、声东击西等战术,镇压叛徒、汉奸,袭击日伪的小股武装和孤立据点。自1938年10月至1939年6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单德贵带三支队与包森、陈群的两个支队一起,与敌作战333次,主动出击105次,歼敌1500余人,并于1939年2月,将主力部队西撤时留下坚持斗争的三支队不足百人发展到六、七百人。同年2月初,单德贵在由平谷县鱼子山向兴隆县的雾灵山转移途中,与堵截的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经生死较量,终于冲破重围,将队伍完整地带到目的地。
         为振奋冀东人民的抗日信心,迅速打开抗日局面,1939年秋,单德贵带几位曾一起了生入死的红军战友,潜入顺义东部二十里长山的赵家峪、尹家府、东西华山、焦庄户等村,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组织抗日力量,秘密发展党员。单德贵认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就必须首先团结和发动农村的上层阶级,使他们认识到,大敌当前,互相倾轧,只能是煮豆燃箕。因为那些商贾富豪、知名绅士和伪村长在当地影响大,能一呼百应。单德贵用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雄辩口才,阐述了日本必败、中华民族必胜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道理及对付日本鬼子的战略战术,博得了在场民众的一致喝彩,取得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尹家府村伪村长解子恒、陆马庄村伪村长田子忠等人的钦佩与支持。在单德贵的号召说服下,当地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当场就有多名当地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解子恒、田子忠等都成了八路军的堡垒户和交通站,为在这一带建立抗日武装和日后取得尹家府大捷打下了良好基础。至1940年初,单德贵带领三支队,在顺义东部、三河北部的二十里长山、平谷黄松峪、熊尔寨北部山区、蓟县北部盘山等陆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恢复、发展了当地党组织和抗日交通站、保垒户等。据曾与单德贵在抗战中共同战斗过的老八路王山民、王仲民等同志在《忆平谷北山的抗日斗争》一文回忆,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西撤后,单德贵和他的三支队一直坚持战斗在平谷北部山区。那时在冀东八路军中,最出名的是单德贵和包森。老百姓一听是包森和单德贵的部队,是包森和单德贵来了,就格外亲切。当地日军的情报部门,也总探询包森、单德贵如何、到了哪。据一些曾和单德贵共同战斗过的当地老人说,从中央苏区走出的单德贵,见多识广,号召力强,对建立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理解得透。几战过后,单德贵很快成了冀东西部地区人民抗战的旗帜和主心骨。
铲除土匪
          为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939年10月,单德贵将队伍拉到盘山,对收拢的冀东暴动失散人员和李子光留在盘山上的部分武装进行了整训,使部队很快恢复了战斗力。为保证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稳固,单德贵决定首先铲除根据地内及其边缘的土匪武装。对盘山一带的土匪,单德贵采取了拉打结合的办法,使这一带的土匪武装一轰而散,有的洗手不干回家务农,有的参加了单德贵的八路军;对在盘山西部二十里长山、庞山一带的活动的两股最大的土匪武装袁兆东、郑九茹,单德贵根据冀东党“肃清土匪,大力开展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指示,对表现较好,民愤较小,愿意抗日的,实行了收编改造政策;对亲日、反共反人民,祸害百姓有血债在身的,根据冀东党委的指示,给予了坚决的打击镇压。1939年底,单德贵派部下范洪勋、郭步芳等到土匪袁兆东部,经说服教育,收编了袁部100余人全部武装,将其编为顺义县第一游击大队;1940年10月,单德贵又带队将冀东西部另一股较大的土匪郑九茹部收编,编为顺义县第二游击大队。最后这两支土匪武装的头目和骨干虽然匪性难改,先后因反水和祸害百姓被八路军剿灭或处死,但在被收编之初,确实配合八路军打过不少胜仗,一些原土匪成员也先后参加了八路军,有的还成了部队基层的骨干。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冀东西部地区的其他小股土匪武装或降或散,据《顺义革命史》记载:“于1941后5月,二十里长山的土匪基本肃清,为人民除了害,使当地人民更加相信党和八路军。同时,在肃匪过程中,和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壮大和锻炼了八路军队伍。”曾任三支队政委的赵立业同志在1993年写的《回忆八路军第三支队》中说,由于单德贵出色的工作,到1939年底,三支队已发展壮大到二千多人,共有六个大队、三个独立营。连以上干部都配有缴获的战马,每班都配备有日式歪把子机枪、连配有掷弹筒,战士配有三八大盖,成了留在冀东坚持斗争的三个支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由此,冀东的抗日斗争渡过了艰苦阶段。据《平谷县革命史》记载:“三支队官兵战胜了当时的一个又一个险恶局面,终于渡过敌人的围剿封锁,又重新集结兵力袭击敌人,进行更艰苦卓绝的斗争。”
屡战屡胜
      单德贵在冀东六年抗战中,可以说经历战斗无数。1939年底以前,主要是带队开展零星的游击战,恢复、建立党组织和抗日根据地,保存和发展抗日武装。1940年后,随着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抗日武装的壮大,指挥了一系列在当地颇有影响的战斗,且大多是主动出击。最负盛名的,是194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初八)在今顺义东南部尹家府村诱歼日伪,被三河、顺义等县党史称作“尹家府大捷”的战斗。
         1941年6月初,冀东八路军十三团在蓟县十棵树地区被日寇击败,损失惨重。敌人狂妄至极,继续将其主要兵力投入山区追剿冀东八路军残余力量,冀东抗战形势再次陷入低谷。急于报仇雪恨的单德贵,料定敌人的后方平原兵力空虚,和自己的两位老部下,二连连长刘志龙、五连连长贺明灯一起,集合起被打散收拢不久的两个连力量,选择了地处平(谷)、三(河)、通(县)、顺(义)四县结合部的尹家府地区。首先,单德贵写了假情报,让伪自卫团长送到附近最大的张各庄(笔者注:今属顺义县,位于顺义与平谷交界处)据点。9月28日,张各庄日军头目伊村,带领450余名日伪军,分乘九辆汽车扑向尹家府村。单德贵采取伏击和诱敌深入的战法,从村外开始,逐次打击歼灭敌人。待到天黑后,单德贵利用伊村将兵力集中对付村内八路军的有利时机,派出侦察班,袭击了伊村的弹药车,将其五辆给养车炸毁。丢了给养弹药的伊村恼羞成怒,指挥部队拚命向村内进攻。单德贵命令部队将敌人放入村内的预设阵地,用步枪、手榴弹向敌人发起猛烈袭击后,命令部队发起冲锋。为报蓟县十棵树战斗之耻,杀红了眼的单德贵命令将俘虏和敌人遗弃的伤兵,全部杀死。伊村以为遇上了平西八路军主力,急电增援。待第二天敌人从附近的平谷、三河、通县、怀柔等地调来大批部队围攻时,单德贵早已带着缴获的战利品撤出战斗。据《顺义革命史》记载:“此战共打死日军11人,伪军150余人,缴获机枪4挺、小炮6门,长短枪90支,子弹4000多发,我军只伤亡6人。”。《顺义革命史》还对此次战斗作了如下评价:“这是冀东西部平原反扫荡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起到了宣传群众和威慑敌人的作用,是巩固和壮大老四区(笔者注:抗战初,平谷、密云、兴隆三个县划归冀东抗日根据地第四区,故称老四区。)根据地的关键之仗。”
投降日伪
       单德贵从一名八路军的优秀指挥员、抗日功臣而投降日伪,走向人民的反面,其个人因素当然是主要的,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居功自傲,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不能正确对待组织和他人的批评教育。拂去历史的浮沉,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当时冀东党组织和军区主要领导人的一些极“左”和过激作法,也是促成单德贵最终投敌叛变不可忽视的因素。
走极端
           当八路军十三团在蓟县十棵树地区被日伪打散,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后不久,在尹家府地区诱歼敌伪的战斗中,单德贵复仇心切,不顾党的俘虏政策,将在战斗中俘虏、负伤的敌伪人员全部杀死;当十三团原任团长包森同志牺牲后,上级组织没有将他的副团长转正,而是调来了与自己的资历相当,但在当时冀东的影响远不如自己的舒行(江西省吉安市人,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任吉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志,单德贵大为不满,曾仰天长叹:你鬃(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是对我有意见啊,最初将我兵强马壮的三支队撤销,合并为十三团,将我这司令降职副团长使用,看在四纵的老战友包森的面子上,他当团长我当副团长,一声没吭服从了组织决定。凭良心想想,当初留在冀东的三个支队哪个有我的人多、枪多?冀东的干部,哪个比我打的仗多?如今三个支队长只剩了我一个,可你还让我当副职,显然把我当成了异己啊。不久,单德贵赌气跑到平谷县的熊尔寨地区,以养病为名拒不归队。其间不向上级组织申请报告,娶了当地富家并有当汉奸哥哥的18岁的郭二美为妻(那个时候,部队的领导干部结婚,是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和审查标准的啊),并不顾影响,大摆宴席100多桌,大请部下,以此发泄对上级组织和主要领导人的不满。
居功自傲
      冀东的抗日部队,主要由原冀东抗日联军和东进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组成,作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军、八路军连长、营长的单德贵,一贯以老资格和正规军自居,看不起原冀东抗日联军的领导干部。对上级领导不满,对上级领导提出批评,不分场合,不讲方式;对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批评,虽也申辩,但不讲策略,一味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这些,都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埋下了祸根。
极左问题
        1940年4月10日,中共北方局书记彭真同志在北方局会议上曾严厉指出,冀东“地方党与正规军不和,正规军党与地方军党不和,双方在狭隘心胸指使下,整个冀东的抗日战争和冀中平原的抗日战争战果相差远了,光党政干部在内耗中的损失就超乎寻常。”由此可见,冀东党和军区在团结和对待外来干部的使用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抗战胜利后,冀东部队进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中,也有明显的表现。权延赤在《林彪将将》一书中,从侧面对此也有明确和真实的反映。这些问题,也是林彪对原冀东的领导干部不重用,甚至对部分冀东部队不信任的原因之一。
      据当地一些老人讲,当时冀东地区活埋人成风,除了活埋一些特务汉奸外,对一些在工作中犯有某些错误的同志,常常以开会或执行任务为名,将其诱到事先准备好的地点活埋。对一些与敌交过朋友、与日伪势力有过接触的人,也全部列入铲除之列。对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常常强加种种罪名,进行无情打击和批判;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上纲上线,实行“一棍子打死”,确实伤了部分同志的心。当单德贵对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多次提出批评指责,特别是不请示与富裕、漂亮闻名的汉奸妹妹郭二美结婚的“把柄”被抓到后,冀东军区党委立即组织对单德贵进行了批判斗争,把单德贵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全民抗日”主张,联络当地富贾和上层人士共同抗战,分化瓦解土匪武装,反对滥杀人等说成是“老好人”、“替坏人说话”、“立场不坚定”;把指责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说成是“以老红军自居”、“居功自傲,不服从领导”;把娶了富家小姐和汉奸妹妹说成是“贪图享受”、“革命意志衰退”。听到这些批判和指责,单德贵曾气得当场背过气。
        1943年7月,在冀东军分区升格为冀热边军区(笔者注:二级军区,军级单位)数月后,在论功行赏,各级领导人几乎全部升职的情况下,单德贵被降职为第一专署武装科长(营级)。在撤职会上,单德贵据理力争,说大军西撤,三支队孤悬敌后,离北平近,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最大。在冀东革命最低潮最困难时期,日伪军、土匪、杂牌武装都想消灭三支队,如果不贯彻统一战线思想,不联络当地商贾上层人士、不收编教育土匪,让土匪和八路军作对,三支队怎么能存在?怎能发展壮大?我都三十多岁了,参加革命和入党都已十年有余,符合中央定的“258团”的规定(25岁以上,8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娶老婆怎么成了贪图享受?但无论单德贵如何申辩,都被说成是不听党的话,不服从组织领导,革命立场不坚定。迫于当时的形势,几乎无人敢为单德贵说话。只有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十三团政委李子光站了出来(有的老人说,李子光敢说真话正直磊落,正是他“文*革”被迫害致死的重要原因),为单德贵申辩,对军区作出的对单德贵的不公正处理鸣冤,可毕竟是杯水车薪,无碍大局。单德贵原三支队的一些老部下,甚至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也受到了株连。二连连长刘芝龙(又称刘志龙,山东人,曾任三支队、十三团特务连连长)、五连兼特务连连长贺明灯(陕北绥德人,老红军)两位战功赫赫,在冀东西部群众中有极佳口碑的基层指挥员,在单德贵被降职后,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刘芝龙被削去兵权,免去连长职务,改任团作战参谋。1944年2月24日在密云县北部五指山地区为掩护领导机关突围,亲自端着机枪带队冲锋,负重伤后不治牺牲;在十三团有“神枪”之誉的贺明灯虽然没被降职或改任他职,但也一直未被提升。1944年11月19日在平谷洪洞水养伤时被鬼子包围,用仅有的不足30发子弹,击毙20余名日伪军。为不被俘虏,用剩余的2发子弹,和照顾自己的通信员一起自杀殉国。要知道,二连、五连和特务连是冀东十三团的绝对主力,大战必上,恶战必参。虽然,1945年7月,冀东党和军区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左倾错误,认为确实错误处理了一些干部,伤了一部分同志的心。对单德贵的处理,也确实有欠公正合理,做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让敌人钻了空子,但已于此事不补。
指挥不足
         单德贵认为,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存在严重失误,为此多次对其提出批评指责。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在军事指挥上,到底如何,当地的史料上没有评说,笔者作为晚辈,也不敢妄加评论。采访仍健在的老八路,因当时都是基层干部战士,对此也没有更多更深的理解体会。但从下述两次使冀东八路军遭受严重损失的战斗,读者或许可窥一斑。1941年5月,敌集中4万多兵力向冀东根据地进行围攻。当时的冀东军区主要负责人,被1940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和逐渐恢复的抗战大好形势所迷惑,对日寇的意图和兵力调动毫无警惕,将军区的主力部队和部分游击队调出山区,全部集中在了盘山以东、以南的平原地带,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大战红五月”的口号。5月中旬发觉敌对我的作战意图后,匆忙做出反扫荡部署时,已经太迟,冀东军区的主力部队十二团、十三团全部被敌包围于平原地区。6月初,十二团主力在玉田县孟四庄地区与敌激战,在遭受严重损失后突围,老红军、十二团团长陈群牺牲。该团一营也在丰润南部遭优势日军包围,全营伤亡200余人,营长阵亡。6月1日,十三团在蓟县、玉田县之边界杨家会与板桥一带与敌激战一日。入夜,冀东军区司令部率十三团突围到蓟县十棵树、六道街村一带再次被敌重兵包围。敌使用坦克、毒瓦斯攻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包森险些被俘,被单德贵派特务连战士拼死救出。经过苦战,入夜,军区主要领导率一营突围,二、三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隐藏枪支就地潜伏。但因叛徒出卖,潜伏的部队和枪支大部丧失。此战,十三团除不足一营兵力突出外,其他部队大部损失。此次战斗,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共伤亡、失散1000余人(不含失散后收拢人员),其中牺牲400余人,被俘近百人。失掉步枪1000余支,机枪13挺,使冀东的主力部队士气锐减,根据地也受到了严重损失。这次战斗,也是单德贵大骂军区主要领导人“不懂军事、瞎指挥,打一仗败一仗,把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部队打没了”的主要原因,也是单德贵急于报仇,在尹家府战斗中枪杀俘虏的主要原因。《通县革命史》对此次战斗,也如实记载如下:“我军确实缺乏警惕,1941年春,仍以‘大战红五月’为口号,集中兵力,转战蓟县、丰润、玉田平原”。另一次战斗,是1944年12月底发生在平谷县的五路突围战斗。1944年底,为加强冀东党的领导和抗日斗争,晋察冀军区派出曾雍雅、张明远等80余名中高级干部经平北、密云,12月底到达平谷。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带部队到达平谷县西部、顺义县东部地区迎接。驻北平日军侦知后,立即从北平、承德、天津、唐山等地调集了一万余名日伪军进行合围。被当时全国抗战大好形势迷蒙的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对敌人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兵力调动未有察知。当12月26日部队向其紧急报告了敌人机动部队的大规模集结情况后,仍认为敌人的小范围调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未作出相应的部署。同时,还要求冀东军区第二区队(团级单位)政委谭志诚(老红军,江西永新县人)来平谷西部向其汇报工作。当12月27日,敌人已完成了兵力调动,包围圈越来越小时才引起注意,但已来不及作出详细的突围部署。慌忙中,将所带部队分成五路,从不同的方向开始突围。军区主要领导和十三团团长舒行、参谋长陈云中、政治部主任王文带的四路除了机关干部外,都配有正规作战连队掩护,只有不熟悉平谷地形的新任团参谋长关旭(东北人,曾任11团参谋长,准备接替陈云中,但陈此时未离职)带的一路突围部队,配备了由伪军反正不久的义勇大队(连级)、只装备部分爆破器材,基本没有武器的团工兵连和使用木枪的三八步枪训练班。在突围中,前四路基本顺利突出。特别是由团长舒行、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十三团政委李子光带的一路,不仅人数最多,有500余人,还包括东进的80余名中高级干部。李子光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对单德贵的了解,从单德贵留下的一条生路中突围而出。只有关旭带的一路,因地形不熟、部队缺乏战斗力,和不了解敌情前来汇报工作的二区队政委谭志诚、军区文工团部分人员共300余人及附近村庄的数千群众一起被万余敌人合围在了平谷两个几乎相连的大小官庄村。尽管如此,在二区队政委谭志诚、团参谋长关旭的带领下,被包围的八路军干部战士与敌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拚杀。战斗从12月28日上午9时开始,至晚上10点,缺枪少弹的八路军战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功,并组织了数次突围,均因敌人众多火力严密和弹尽而失利。战斗中,团参谋长关旭牺牲,二区队政委谭志诚负伤后自杀。原单德贵的老部下、号称“枪漏”的团工兵连连长杜荣春也在突围中阵亡。此次战斗,共有120余名八路军干部战士牺牲,80余名负伤后被俘,另有近百名战士乘隙或在群众掩护下化装突围。被围的数千群众也有400余人伤亡。
当地离间
         就在单德贵被降职并受到批判而情绪一落千丈,态度极为消沉的时候,驻三河的日军和特务组织得知此情况后,加紧了对冀东党组织和单德贵本人的离间活动。日伪派汉奸、单德贵的大舅子郭启明找到单德贵,说冀东军区的主要领导准备将其活埋暗杀掉,老婆孩子也不放过等。听到这些挑拨,单德贵的思想更加消沉。他想起十余年来跟随共产党从老家湖南打了大半个中国到了陕北,又打到冀东,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潸然泪下,于是挥笔给家里写了参加革命以来仅有的一封信。为了进一步恶化单德贵与冀东军区主要领导的关系,日伪还在群众中到处散布说“单德贵被撤职后不服欲起兵造反”、“单德贵发誓要杀死鬃(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单德贵挨整气愤不过,掏出手枪要和鬃玩命”。这些谣言,加重了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对单德贵的反感和警惕,派第一专署武装科副科长等人日夜监视单德贵的行动,也加重了单德贵的逆反心理,使单德贵的思想进一步发生了动摇。据解放后携女改嫁到平谷峪口镇的郭二美讲,单德贵投敌前,曾数次想过自杀,也曾想上阵和日寇决战一死了之,可又舍不下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近于绝望后,在其大舅子的反复惑患下,终于1944年5月3日,趁赴顺义东南部尹家府地区检查工作时机,带老婆、孩子和两名跟随多年的警卫投降驻三河县的日伪。《三河革命史》载:由此单德贵结束了他近20年的革命生涯。
投敌影响
        一位抗日功臣,在抗战出现曙光的时候投降日伪,当了日本鬼子的走狗,震惊了冀东党、军队和人民。单德贵熟知冀东军区的众多机密,特别是冀东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站、堡垒户和秘密抗日人员,其影响和危害可想而知。单德贵的投敌,到底给冀东的抗战造成了什么影响,单德贵投敌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造成混乱
         单德贵投敌后,当地的日伪立即大肆宣传,除每天播出滚动新闻外,华北地区日伪报纸也大造舆论,并附上了单德贵亲笔签字的投降书和大幅的款宴照片。当军区主要领导听完监视单德贵的副科长的情况报告后,根本不信。当驻北平的日伪电台滚动播出“原冀东八路军十三团单德贵司令不满共产党的土匪政策,携带妻女弃暗投明,拥入大日本皇军怀抱,被封为京北剿匪少将支队长”的消息后,还在半信半疑,认为单德贵是个突发奇想的人,是不是假装投敌,打入敌人内部,以图大业?而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是原三支队和十三团的一些老部下,这些朴素的干部战士,依然心存幻想,根本不相信单德贵真的投敌了。单德贵创立的冀东西部根据地的老百姓,也根本不相信,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抗战胜利的时候还有多人反复向组织追问,单德贵是不是真的投敌了?是不是组织派去的?是不是敌人造谣,你们搞错了?他可是打鬼子的先锋啊。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中共冀热边特委很快作出决定,开除单德贵的党籍,并把决定和单德贵的投敌行为传达到每一个党员和抗日群众。
蒙上阴影
        我军不仅损失了一员战将,更损失了当地军民抗战的信心。根据地一些群众由此对当地党组织和军队产生了疑问和怀疑。原单德贵的一些老部下,甚至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也经不住打击和排挤,部分人员陆续追随单德贵到三河,投入到单的麾下。由此,当地群众曾戏称单德贵的三河伪军是老十三团,而舒行团长带的十三团为新十三团。1945年1月,当舒行团长得到情报,带队在平谷东高村伏击单德贵的伪军时,十三团部分基层干部战士不愿打自己原来的老首长和老战友,战斗中不向伪军群中开枪、投手榴弹,一场设计很好的伏击战打成了击溃战,当跟在后边的日军冲上来后,打伏击者反而吃了亏。
参加围剿
         据三河、平谷、顺义等地革命史的零星记载,单德贵投敌后,确曾随日军参加过对平谷、蓟县、香河等抗日根据地的围剿讨伐,包括1944年12月28日在平谷大小官庄地区围攻谭志诚、关旭部突围部队。但这些史料中都没有关于单德贵破坏冀东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点和抓捕我方八路军、地下交通员,杀害老百姓和我党政军秘密抗日人员,与八路军正面交锋的记载。采访当地部分75岁以上仍健在的老人,他们也没听说过单德贵有到老百姓中抢粮、征夫的事。原冀热边特委书记李子光在抗战胜利前夕,给单德贵写信并派原单的好友,民兵英雄胡广才送信并说劝单德贵重新回到人民一方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5年5月,单德贵投敌一年后,李子光基于单德贵不象其他叛徒那样一旦当了汉奸,就疯狂报复自己原来的战友和同事,冀东西部的秘密党组织、交通站未遭到破坏,人员未遭到抓捕。特别是在平谷大小官庄一战中,救了不少被围的八路军和当地群众的事实,认定单德贵良心未泯。于是李子光给单德贵写了一封亲笔信,并派原单德贵的好友,民兵英雄胡广才、安大福带信劝单德贵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胡广才等带信去见单德贵前,有必要再提一下平谷大小官庄战斗的后期情况。当日伪军将大小官庄团团包围后,日军总指挥小岛一郎数次命令朝村中数千群众和三百余八路军开炮,都被单德贵阻止。因为单德贵知道,炮击后,必然会玉石俱焚,不仅被围的数千群众和八路军干部战士将遭到重大伤亡,就连两个村百姓辛苦一生盖的房屋也将毁于一旦。小岛因对当地情况和单德贵本人不熟,看单德贵的少将军衔又比自己高,犹豫中听从了单的阻止。晚十点以后,枪声逐渐稀落下来。被围的300余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大部战死战伤,只有少数人员乘隙突围出去。剩下的近百名八路军干部战士,被迫隐藏枪支,换上老百姓服装,裹在数千群众中。
          据被围在大小官庄的地方干部木荣说,1945年12月28日晨激战,日军指挥官小岛一郎命令向村中开炮,迫使八路军、老百姓出村,都被单德贵拚命力谏并以身担保阻止。天黑后,小岛怕八路军突围,再次命令向村中开炮,单德贵再次阻止。为不使日军生疑,亲自带着伪军进了村。因单的伪军穿什么样的都有,和另一地方干部趁机混入单德贵的伪军中,单的伪军相视一笑,没有吱声。以后又陆续有十几个八路军和地方干部混入单的队伍出了村,突出了包围。
         据被围在村中的多名群众讲,单德贵带伪军进村后,认出了多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包括数名自己的老部下。单德贵不但没抓,反而动员群众解开包裹拿出衣服让八路军换上。天亮后,数千群众全部被赶到了小官庄村的场院。鬼子在四面架起了7挺机枪。
         单德贵看着场院内黑鸦鸦的群众,想起几年来当地百姓对自己的恩情,急得来回走动着。据在场的群众后来说,单德贵突然站住了,对小岛一郎大声喊:“这里八路少少的,全都是良民大大的。”说完对翻译一挥手,命令道:“解除武装,机枪撤掉。”同时对翻译命令“放人”。于是数千群众和混在百姓中的数十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全部逃出。小岛一郎面对剩余的近百名八路军伤员和来不及换上老百姓服装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大喊“机枪的准备,统统死了死了的。”单德贵又快步上前,握住小岛举刀的手腕,“这些原来统统是我的部下,我统统的带走,补充我的部队。”说罢一挥手,将这些八路军伤员和干部战士全部押上了卡车,途中放走40余人,剩余的40余人编入自己的保安队,带往三河。以后这些人又陆续逃出大部。胡广才、安大福带着李子光写给单德贵的信,面见单德贵的一幕可见单德贵投敌时的心态。
      据平谷革命史《泃水长流》记载:单德贵见到李子光写的信后,大哭说“过去人家(笔者注:指李子光)是革命的,我也是革命的;现在人家还是革命的,我却是反革命的。”
        当单德贵和胡广才、安大福共喝了几杯酒后,再次失声痛哭:“我为什么投敌当汉奸?我知道当汉奸遗臭万年,可他(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大会小会一次次的开会整我,撤了职务还不算,还要致我于死地,他派人追杀我,没我的活路了。我湖南老家离这这么远,我怎么回去?老胡、老安啊,你哥俩是了解我的,‘四纵’主力走了后,我们就跟没娘的孩子一样,让日本鬼子打的东躲西藏,可我单德贵却为平西革命根据地筹措了300多万元经费(经查阅有关晋察冀的史料,此数字属实),这是多么大的数字,苍天可鉴啊。如今我当了汉奸被人唾骂,遗臭万年,可你们想想,1939年冬天,小日本在山下一人家连着三天摆好了酒席请我下山,让我投降,我老单一点心思没动,照啃野果树皮。1940年初,我三支队的连长王连启脱离部队,带着一千光洋和鬼子的书信找到我,劝我投降,我亲手毙了他。他(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整我、撤我的职还不算,还把当年跟我出生入死、身上带着伤痕的红军战友、老八路全撤职、全调走了。”
单德贵接着哭诉到:“我投降日本当汉奸后,日本人不相信我,老百姓也骂我,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哪,我是《三国》里的徐庶,投敌后没向鬼子献一计、出一谋,我没杀一个老百姓,我在暗地里依然抗日保民,我向李子光书记递出了多少情报,你们都知道啊。我给鬼子前边带路使鬼子扫荡一次次扑空,我为了什么?我在敌人手里救出了多少同志,冀东的山山水水犄角旮旯我都清楚,我都知道。谁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是谁的亲属,明的暗的,我都明了。老胡你说,连你都是我发展的党员,我能出卖你吗?你们都骂我汉奸,但我带鬼子打根据地,也就是做点表面文章,我这个剿匪支队司令,真要是端咱的老窝,一端一个准,可我的良心不许啊。你们都恨我......恨我,我是没办法才走的这一步啊。”
            单德贵 给李子光写了一封回信,将胡广才、安大福两位民兵送走后,又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还是不回去?回去他(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他能不处理我?是活埋还是枪毙?能有我好果子吃?我递出哪么多情报,除了李子光知道,别人知道吗?我一个被开除出党的人,老百姓还相信吗?官庄一战虽然救了哪么多八路军、老百姓,能功过相抵吗?单德贵虽然也感到鬼子很快就要完蛋了,但最终还是继续走向了不归路。 1945年5月至1945年8月,单德贵代理平谷县伪县长,又成了当汉奸的铁证。
 1945年9月底,单德贵带平谷伪政府官员和数百人的队伍逃到北京。1945年10月底被北平国民党政府抓捕。1946年4月23日,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47年10月,因平谷县原岳各庄乡乡长张福厚、峪口镇镇长任永恕及三河县县党部张瑞生等九人联名作保,被减刑至6年。
单德贵为什会投敌?
           对单德贵的投敌,河北省平谷县的《平谷革命史》是这样说的:
"一个老红军为什么会投敌呢?其实并不偶然,主要是他居功自傲。
"在独立工作时,把做出的成绩当做骄傲的资本,只读过两年小学,平时不注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其次是敌我界线不清,被坏人拉拢,常常在政府处决坏人时,出来替坏人说话。
        "由此和组织上产生了分歧意见。另外有严重的地位观念,当他由三支队司令员到副团长的位置又调降到专署武装科长时,对党心存不满,虽经组织教育和批评仍是固执己见,与党持敌对态度,最后走向叛变投敌当了汉奸。"
        对这段“权威”的结论,本人不加评判。单德贵的一生,是功、是过,还是功过相抵?相信读者读完此文后,会对单德贵有一清醒的认识。
        单德贵从一名八路军的优秀指挥员、抗日功臣而投降日伪,走向人民的反面,其个人因素当然是主要的,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居功自傲,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不能正确对待组织和他人的批评教育。
       如果拂去历史的浮尘,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当时冀东党组织和军区主要领导人的一些极“左”和过激作法,也是促成单德贵最终投敌叛变不可忽视的因素。
1、个人因素
          第 一、单德贵是个走极端的人。当八路军13团在蓟县十棵树地区被日伪打散,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后不久,在尹家府地区诱歼敌伪的战斗中,单德贵复仇心切,不顾党 的俘虏政策,将在战斗中俘虏、负伤的敌伪人员全部杀死;当13团原任团长包森同志牺牲后,上级组织没有将他的副团长转正,而是调来了与自己的资历相当,但 在当时冀东的影响远不如自己的舒行(江西省吉安市人,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任吉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志。单德贵大为不满,曾仰天长叹:“你鬃(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李运昌)是对我有意见啊,最初将我兵强马壮的三支队撤销,合并为13 团,将我这司令降职副团长使用。我看在四纵的老战友包森的面子上,他当团长我当副团长,一声没吭服从了组织决定。凭良心想想,当初留在冀东的三个支队哪个 有我的人多、枪多?冀东的干部,哪个比我打的仗多?如今三个支队长只剩了我一个,可现在你还让我当副职,显然把我当成了异己啊。”
       不久,单德贵赌气跑到平谷县的熊尔寨地区,以养病为名拒不归队。其间不向上级组织申请报告,就娶了当地富家并有当汉奸哥哥的18岁的郭二美为妻(那个时候,部队的领导干部结婚,是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和审查标准的啊),并不顾影响,大摆宴席100多桌,大请部下,以此发泄对上级组织和主要领导人的不满。
        第二,单德贵确有居功自傲、本位主义问题。冀东的抗日部队,主要由原冀东抗日联军和东进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组成,作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军、八路军连长、营长的单德贵,一贯以老资格和正规军自居,看不起原冀东抗日联军的领导干部。
      第 三,单德贵对上级领导提出的批评,不能正确对待,受不了委屈。由于单德贵资格老,对上级领导在任用自己的问题上有不满情绪,所以对上级领导提出的意见,往 往不分场合、不讲方式。而对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批评,虽也申辩,但不讲策略,一味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这些,都为单德贵的人生之路埋下了祸根。
2、外部因素,也是单德贵最终投敌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
      第一,当时的冀东党组织和军队,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和极"左"问题,对单德贵的处理,确实有欠合理和公正。1940年4月10日,中共北方局书记彭真同志在北方局会议上曾严厉指出,冀东"地方党与正规军不和,正规军党与地方军党不和,双方在狭隘心胸指使下,整个冀东的抗日战争和冀中平原的抗日战争战果相差远了,光党政干部在内耗中的损失就超乎寻常。"由此可见,冀东党和军区在团结和对待外来干部的使用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抗战胜利后,冀东部队进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权延赤在《林彪将军》一书中,从侧面对此也有过明确和真实的反映。这些问题,也是林彪对原冀东的领导干部不重用,甚至对部分冀东部队不信任的原因之一。
         据当地一些老人讲,当时冀东地区活埋人成风,除了活埋一些特务汉奸外,对一些在工作中犯有某些错误的同志,常常以开会或执行任务为名,将其诱到事先准备好的地点活埋。对一些与敌交过朋友、 与日伪势力有过接触的人,也全部列入铲除之列。对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常常强加种种罪名,进行无情打击和批判;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上纲上线,实 行“一棍子打死”,确实伤了部分同志的心。当单德贵对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多次提出批评指责,特别是不请示就与富裕、漂亮的汉奸妹妹郭二美结婚的“把柄”被抓 到后,冀东军区党委立即组织对单德贵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斗争,无限上纲,不讲政策。同时,把单德贵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全民抗日"的主张,联络当地富贾和上层人士共同抗战,分化瓦解土匪武装,反对滥杀人等说成是"老好人"、"替坏人说话"、"立场不坚定";把指责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说成是"以老红军自居"、"居功自傲,不服从领导";把娶了富家小姐和汉奸妹妹说成是"贪图享受"、"革命意志衰退"。
        1943年7月, 在冀东军分区升格为冀热边军区数月后,在论功行赏,各级领导人几乎全部升职的情况下,单德贵被降职为第一专署武装科长。在撤职会上,单德贵据理力争,说大 军西撤,三支队孤悬敌后,离北平最近,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最大。在冀东革命最低潮最困难时期,日伪军、土匪、杂牌武装都想消灭三支队,如果不贯彻统一战线思 想,不联络当地商贾上层人士、不收编教育土匪,让土匪和八路军作对,三支队怎么能存在?怎能发展壮大?我都三十多岁了,参加革命和入党都已十年有余,符合 中央定的"258团"的规定(25岁以上,8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娶老婆怎么成了贪图享受?但无论单德贵如何申辩,都被说成是不听党的话,不服从组织领导,革命立场不坚定。迫于当时的形势,几乎无人敢为单德贵说话。只有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十三团政委李子光站了出来(有的老人说,李子光敢说真话正直磊落,正是他"文革"被迫害致死的重要原因)为单德贵申辩,说句公道话。但这对军区作出的对单德贵的不公正处理而言,李子光的话毕竟只是杯水车薪,无碍大局。
          单德贵原三支队的一些老部下,甚至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也受到了株连。其中有两位战功赫赫,在冀东西部群众中有极佳口碑的基层指挥员,在单德贵被降职后,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13团2连连长刘志龙(山东人,曾任三支队、十三团特务连连长)被削去兵权,免去连长职务,改任了团作战参谋。1944年春在密云县北部五指山地区为掩护领导机关突围,亲自端着机枪带队冲锋,负重伤后不治牺牲。
13团5连兼特务连连长(陕北绥德人,老红军),有"神枪"之誉的贺明登虽然没被降职或改任他职,但也一直未被提升。1944年11月17日在平谷洪洞水养伤时被鬼子包围,用仅有的不足30发子弹,击毙20余名日伪军。为不被俘虏,用剩余的2发子弹,和照顾自己的通信员一起自杀殉国。
         要知道,2连、5连和特务连是冀东13团的绝对主力,大战必上,恶战必参。虽然,1945年7月,冀东党和军区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左倾错误,认为确实错误处理了一些干部,伤了一部分同志的心。对单德贵的处理,也确实有欠公正合理,做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让敌人钻了空子,但已于此事不补。
         第二,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确有让单德贵不服的方面。
          单 德贵认为,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存在严重失误,为此多次对其提出批评指责。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在军事指挥上,到底如何,当地的史料上没有评 说,本文,也不敢妄加评论。采访目前仍健在的当年的老八路,因当时都是基层干部战士,对此也没有更多更深的理解体会。但从下述两次使冀东八路军遭受严重损 失的战斗,读者或许可窥一斑。
其中的一次战斗
          1941年5月,敌集中4万多兵力向冀东根据地进行围攻。当时的冀东军区主要负责人(李运昌),被1940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和逐渐恢复的抗战大好形势所迷惑,对日寇的意图和兵力调动毫无警惕,将军区的主力部队和部分游击队调出山区,全部集中在了盘山以东、以南的平原地带,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大战红五月"的口号。5月中旬发觉敌对我的作战意图后,匆忙做出反扫荡部署时,已经太迟,冀东军区的主力部队十二团、十三团全部被敌包围于平原地区。6月初,十二团主力在玉田县孟四庄地区与敌激战,在遭受严重损失后突围,老红军、十二团团长陈群牺牲。该团一营也在丰润南部遭优势日军包围,全营伤亡200余人,营长阵亡。
        1940年6月1日,十三团在蓟县、玉田县之边界杨家会与板桥一 带与敌激战一日。入夜,冀东军区司令部率十三团突围到蓟县十棵树、六道街村一带再次被敌重兵包围。敌使用坦克、毒瓦斯攻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包森险些被 俘,被单德贵派特务连战士拼死救出。经过苦战,入夜,军区主要领导率一营突围,二、三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隐藏枪支就地潜伏。但因叛徒出卖,潜伏的部队和 枪支大部丧失。此战,十三团除不足一营兵力突出外,其他部队大部损失。此次战斗,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共伤亡、失散1000余人(不含失散后收拢人员),其中牺牲400余人,被俘近百人。失掉步枪1000余支,机枪13挺,使冀东的主力部队士气锐减,根据地也受到了严重损失。这次战斗,也是单德贵大骂军区主要领导人"不懂军事、瞎指挥,打一仗败一仗,把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部队打没了"的主要原因,也是单德贵急于报仇,在尹家府战斗中枪杀俘虏的主要原因。《通县革命史》对此次战斗,也如实记载如下:"我军确实缺乏警惕,1941年春,仍以‘大战红五月’为口号,集中兵力,转战蓟县、丰润、玉田平原"(搞运动式的打仗)。
另一次战斗
          是1944年12月底发生在平谷县的五路突围战斗。1944年底,为加强冀东党的领导和抗日斗争,晋察冀军区派出曾雍雅、张明远等80余名中高级干部经平北、密云,12月底到达平谷。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带部队到达平谷县西部、顺义县东部地区迎接。驻北平日军侦知后,立即从北平、承德、天津、唐山等地调集了一万余名日伪军进行合围。被当时全国抗战大好形势迷蒙的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对敌人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兵力调动未有察知。
         当12月26日部队向其紧急报告了敌人机动部队的大规模集结情况后,仍认为敌人的小范围调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未作出相应的部署。同时,还要求冀东军区第二区队(团级单位)政委谭志诚(老红军,江西永新县人)来平谷西部向其汇报工作。当12月27日,敌人已完成了兵力调动,包围圈越来越小时才引起注意,但已来不及作出详细的突围部署。慌忙中,将所带部队分成五路,从不同的方向开始突围。军区主要领导和十三团团长舒行、参谋长陈云中、政治部主任王文带的四路除了机关干部外,都配有正规作战连队掩护,只有不熟悉平谷地形的新任团参谋长关旭(东北人,曾任11团参谋长,准备接替陈云中,但陈此时未离职,1944年12月28日牺牲)带的一路突围部队,配备了由伪军反正不久的义勇大队(连级)、只装备部分爆破器材,基本没有武器的团工兵连和使用木枪的三八步枪训练班。在突围中,前四路基本顺利突出。特别是由团长舒行、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十三团政委李子光带的一路,不仅人数最多,有500余人,还包括东进的80余名中高级干部。李子光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对单德贵的了解,从单德贵留下的一条生路中突围而出。只有关旭带的一路,因地形不熟、部队缺乏战斗力,和不了解敌情前来汇报工作的二区队政委谭志诚、军区文工团部分人员共300余人及附近村庄的数千群众一起被万余敌人合围在了平谷两个几乎相连的大小官庄村。尽管如此,在二区队政委谭志诚、团参谋长关旭的带领下,被包围的八路军干部战士与敌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拚杀。
         战斗从12月28日上午9时开始,至晚上10点,缺枪少弹的八路军战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功,并组织了数次突围,均因敌人众多火力严密和弹尽而失利。战斗中,团参谋长关旭牺牲,二区队政委谭志诚负伤后自杀。原单德贵的老部下、号称"枪漏"的团工兵连连长杜荣春也在突围中阵亡。此次战斗,共有120余名八路军干部战士牺牲,80余名负伤后被俘,另有近百名战士乘隙或在群众掩护下化装突围。被围的数千群众也有400余人伤亡。
第三,日伪挑拨也是单德贵最终走向人民反面的重要原因。
          就 在单德贵被降职并受到批判而情绪一落千丈,态度极为消沉的时候,驻三河的日军和特务组织得知此情况后,加紧了对冀东党组织和单德贵本人的离间活动。日伪派 汉奸、单德贵的大舅子郭启明找到单德贵,说冀东军区的主要领导准备将其活埋暗杀掉,老婆孩子也不放过等。听到这些挑拨,单德贵的思想更加消沉。他想起十余 年来跟随共产党从老家湖南打了大半个中国到了陕北,又打到冀东,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潸然泪下,于是挥笔给家里写了参加革命以来仅有的一封信。为了进一步 恶化单德贵与冀东军区主要领导的关系,日伪还在群众中到处散布了很多谣言。这些谣言也加重了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对单德贵的反感和警惕,曾派人日夜监视单德 贵的行动。同时,也加重了单德贵的逆反心理,使单德贵的思想进一步发生了动摇。
         据解放后携女改嫁到平谷峪口镇的单德贵的妻子郭二美讲,单德贵投敌前,曾数次想过自杀,也曾想上阵和日寇决战一死了之,可又舍不下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近于绝望后,在其大舅子的反复惑患下,终于1944年5月3日,趁赴顺义东南部尹家府地区检查工作时机,带老婆、孩子和两名跟随多年的警卫投降驻三河县的日伪。《三河革命史》载:由此单德贵结束了他近20年的革命生涯。
         单德贵投敌的原因很多,但最后毕竟是投敌了。惋惜也好,同情也罢;客观原因也好,主观原因也罢,投敌叛变是铁板钉钉的事了,这个案是永世翻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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