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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红军叛将:杨遇春  

2017-01-23 15:15:18|  分类: 民族败类、叛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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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叛将:杨遇春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杨遇春(1909-1989),江西省瑞金县武阳乡人。别号柳青。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军早期重要将领之一。
(一)
      杨遇春生于地主家庭。他早年入读雩水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西省立农专,肄业一年,投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军随营学校,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独立7师排长。
       1927年,杨遇春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任红12军独立7师1团代理团长、34师101团团长兼闽西军区汀连清宁指挥部分部指挥、红12军35师师长、苏区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福建军区建泰黎红军独立师师长、粤赣军区第2军分区独立团团长。
(二)
1933年,中央苏区掀起“消灭地主”运动,杨遇春父母叔伯均被逮捕清算,家产全部被没收。他深感自身难保,枪杀政委高传遴后叛投国民党,任56师师部参议。
1934年,杨遇春调任蒋介石南昌行营中将参议。
1935年,杨遇春兼任军事委员会招抚特派员公署参谋长。同年,进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
1936年起,杨遇春任重庆行营参议、军委会中将参议、第19集团军游击副总指挥。
1938年6月,国民政府划庐山为抗日游击根据地,由江西省派地方部队保安第3、第11团防守。8月,成立“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任命杨遇春为副总指挥,负责指挥两个保安团坚持庐山抗日游击战。8月31日,杨遇春同蒋经国等人在庐山大月山主持庄严的升旗仪式。国民党军因为非人民性,素来藐视游击战,也从不善于打游击。杨遇春在长江中下游完全陷落的情况下,率两个地方保安团的兵力,在孤岛庐山坚持敌后抗战半年多,不仅有效杀伤了日军,最后还能依靠缜密的情报网和隐蔽快捷的行动安然脱险,全军而还,令人称奇。
杨遇春虽然是国民党内罕见的游击天才,但因为他叛投国民党并不是基于政治信仰,而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所以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不久,杨遇春改任赣九区、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及区保安司令、第1集团军第2挺进纵队司令、第九战区高参。
1941年,杨遇春加入军统,兼任财政部缉私署江西省缉私处处长。
1943年,杨遇春任军委会别动军第4纵队指挥官。
1945年,杨遇春调任军委会别动军第2纵队指挥官、交警第2总队总队长。
(三)
1946年春,杨遇春调任第二绥靖区第2处处长。
1948年,杨遇春任交警第3旅旅长,率部于北宁路、塘沽一带与解放军作战,后调防浙赣路,兼任浙赣护路司令。
1949年,杨遇春兼任福建泉州戒严司令。
1949年10月,杨遇春逃往台湾,任“国防部”少将参议。
1951年8月,杨遇春任“国防部总政战部”第六组少将组长。
1955年,杨遇春调任台湾省保安警察第1总队总队长。
1964年起,杨遇春任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副处长、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
杨遇春先后获颁云麾四等勋章,干城、光华甲等奖章,忠勤勋章,胜利勋章等,获一、二、三级警察奖章多座。
1989年,杨遇春病逝于台北。
红军叛将:杨遇春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杨遇春别号柳青,1909年3月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武阳乡一个地主家庭。杨遇春早年入读雩水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西省立农专,肄业一年,投入陆军第4军随营学校,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独立第7师排长。
        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遇春很能打仗,特别擅长游击战术,历任红12军独立第7师第1团代理团长,红34师101团团长,1932年4月兼闽西军区汀连清宁指挥部分部指挥,5月任红12军35师师长,10月任苏区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1933年任福建军区建泰黎红军独立师师长,6月任粤赣军区第2军分区独立团团长,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重要将领之一。
      1933年,中央苏区掀起“消灭地主”运动,杨遇春父母叔伯均被逮捕清算,家产全被没收。他深感自身难保,枪杀政委高传遴后叛投国民党,任56师师部参议,1934年调任蒋介石南昌行营中将薪参议,1935年兼任军事委员会招抚特派员公署参谋长,同年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1936年任重庆行营参议,1937年任军委会中将薪参议。后任第19集团军游击副总指挥,在苏浙皖边区建立抗日基地。
        1938年6月,国民政府划庐山为抗日游击根据地,由江西省派地方部队保安第3、第11两个团防守。8月,成立“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任命杨遇春为副总指挥,负责指挥2个保安团坚持庐山抗日游击战。8月31日,杨遇春同蒋经国等人在庐山大月山主持庄严的升旗仪式,致训说:“我们在庐山升旗,便是宣示我们的决心,我们决心以血肉保卫此庐山神圣地区,我们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也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10月初,星子的日军101师团完成战地补充,开始猛攻隘口街。隘口街是庐山守军下山的最后一条通道,一当失守,庐山就会被完全包围。扼守隘口街的叶超军长一面死顶101师团,一面打电话给杨遇春,问:“有把握守没有把握守?要撤退不要撤退?假使要撤退的话,就赶快撤退,否则便来不及了。” 杨遇春答:“守是没有把握,但也决尽我的能力。要牺牲,就牺牲算了。”叶超说:“既准备守,这便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话。”杨遇春说:“军长请放心。”叶超说:“那么再见了。”杨遇春说:“再见。”放下电话,杨遇春无语凝咽,心酸泪下。10月10日,101师团攻占隘口街,庐山孤军被彻底合围。
      1938年10月下旬,南浔线国军已全部撤往南昌以南,赣北沦陷。庐山脚下,已是日本膏药旗的海洋,唯有庐山之巅有青天白日大地红旗迎风招展——庐山成了一座孤岛。杨遇春一面阻击日军攻山,一面抽出部分兵力组成突击队,频繁下山偷袭日军,破坏交通。为了坚持长久抗战,杨遇春把井冈山的斗争经验运用到庐山来,组织干部培训班,发展庐山外围力量,组训密探刺探敌情、策反汉奸组织等。杨遇春还在九江城内建立了情报站和秘密电台,甚至薛岳要了解赣北日军动向,都要依靠杨遇春这条渠道。
       11月21日,庐山孤军偷袭姑塘白石嘴一艘日军运输船,毙敌6人,缴获大米26包,罐头50听;22日,偷袭南昌铺,毙敌7人,俘敌1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支;28日,击落日机1架;12月5日,偷袭东林头,砍下日兵6颗人头,生擒1人,缴获小炮1门,步枪1支;1939年1月1日,偷袭罗家大屋,歼敌10余人,缴获手枪3支,步枪7支,子弹3000余发;同日偷袭蓝桥,毙敌1人,缴获步枪1支,毁坏南浔公路10多米;同日偷袭李家河,毙敌3人,缴获轻机枪1挺;1月15日,偷袭蔡家垅,毙敌数名,毁敌汽车1辆,获子弹30箱;2月8日,伏击攻山日军,歼敌2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5支;3月4日,伏击九(九江)星(星子)公路日军运输车队,毙敌10余人,击毁汽车3辆,缴获大米50余包,步枪5支,子弹2箱,轻机枪3挺;……
          杨遇春指挥的游击战神出鬼没,打得日军毫无招架之功。日军无奈,甚至动请英、美海军舰长上山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均被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集中1个支队(旅团)的力量,配以飞机、大炮,于1939年4月15日开始围山总攻。庐山毕竟不同于井冈山。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连绵不断的山峦为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庐山则孤峰独峙,襟湖带江,没有游击的回旋余地,一旦被敌人重兵包围,立刻陷入绝境。4月15日激战一天,守军歼敌300多人。16日,日军在汉奸引导下成功登山,守军退至小天池一线固守。16日晚11时,杨遇春接到九战区长官部的电报命令,要他们撤出庐山向岷山转进。杨遇春当即率部行动。退到仰天坪时天已大亮,全山枪声大作,战斗异常激烈。17日上午10时,日军占领牯岭街,守军通到芦林一线。杨遇春派5个连阻击追敌,令他们务必坚守到黄昏。天黑后,杨遇春把2个团分成两路,其中11团从黄土岭下山,经马回岭赴岷山,自己率3团和指挥部非战斗人员、庐山管理局行政人员、警察局警员、军官家属及部分难民从庐山垅下山,经黄老门赴岷山。18日中午,两路人马在岷山会合,然后经瑞昌、武宁转到修水山区,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国军因为非人民性,素来藐视游击战,也从不善于打游击。杨遇春在长江中下游完全陷落的情况下,率2个地方保安团的兵力,在孤岛庐山坚持敌后抗战半年多,不仅有效杀伤了日军,最后还能依靠缜密的情报网和隐蔽快捷的行动安然脱险,全军而还,令人称奇。
         杨遇春虽然是国民党内罕见的游击天才,但因为他叛投国民党并不是基于政治信仰,而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所以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不久,杨遇春改任赣九区、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及区保安司令、第1集团军第2挺进纵队司令、第九战区高参,1941年加入军统,兼任财政部缉私署江西省缉私处处长,1943年任军委会别动军第4纵队指挥,1945年调任军委会别动军第2纵队指挥官、交警第2总队总队长。1946年春调任第二绥靖区第二处处长,1948年任交警第3旅旅长,率部于北宁路、塘沽一带与解放军作战,后调防浙赣路,兼任浙赣护路司令,1949年兼任福建泉州戒严司令。
          1949年10月去台湾,任“国防部”少将参议,1951年8月任“国防部总政战部”第六组少将组长,1955年调任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总队长,1964年9月年升任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副处长,1977年升任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先后获颂云麾四等勋章,干城、光华甲等奖章,忠勤勋章,胜利勋章等,获一、二、三级警察奖章多座,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台北。
妻余梦鸣、谢曼平,子六人,女三人。
人物评价
        1933年的中央苏区正处于王明掌权的时候,内部斗争非常激烈,“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这样极左的口号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执行着,虽然在短期内使“扩红”与“筹款”得到了发展,但也迅速激化了“红”“白”之间的矛盾。而这个时期也是红军叛将出现较多的时期之一,那位著名的参加了百色起义的叛将龚楚(当时邓小平是百色起义成立的红七军的政治委员,而龚楚是参谋长)也是这个时期出走的。
        据龚楚个人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诈净尽,才加以屠杀。
         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20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12军35师师长,他也曾是龚楚的老部下(龚楚做12军34师师长,杨是该师101团团长),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难保而投降国军,后来入了军统系统,终身与中共为敌。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于少数。”庐山成为抗日孤岛,其间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山上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杨遇春。
       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庐山抗战,杨遇春至少到今天为止根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他就像一枚巨大的烟火弹,在暗夜里被发射到庐山之巅,光彩炫目,转瞬间又沉入黑色无边的巨史深处……
        在那一刻,历史在杨遇春身上纠缠反复,在这位指挥官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历史发展的无常。
杨遇春与庐山保卫战
      1938年7月的杨遇春原本是要去第三战区任职的。
      那时的中国抗日锋火四起,而第三战区做为“失陷的前线”,正是战事如火如荼。可是途经汉口时,他被薛岳留了下来。
彼时的薛岳,刚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负责鄱阳湖西岸及南浔线的防御。而接下来的九江失守,张发奎去职,使得整个长江南岸的防务实际上都落在了薛岳的身上。
      保安3团和11团上庐山后,深知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薛岳一直在谋求加强对两支非正规军的领导。可是游击战法对于大多数国民党将领来说都是个新的课题。
        正在这时,途经汉口的杨遇春因为“擅长游击战术”而进入了薛岳的视线。
薛岳让杨遇春担任庐山守军的总指挥。而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也正在响应蒋委员长打游击的号召成立“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他要给“总指挥”熊滨配个真正能打仗的副手———这位总指挥是他的侄子。正好薛岳送来了杨遇春,于是他又锦上添花地给杨遇春安了个“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头衔。
      8月11日,杨遇春临危受命上了庐山,与他同来的有原庐山管理局秘书甘豫立,警察署长刘汉东及全体庐山警察。
第一个“下马威”
      杨遇春在山上的作为在我看来非常地低调而成熟。杨遇春上山之初就提出让难民转移。
       平时只有四五千居民的庐山,此时却聚集了三四万难民。这不仅不利于打仗,而且会加剧粮食等各种物资供应的困难。于是杨遇春一上山就制订了“疏散难民政策”,下令居民及难民疏散。
          杨遇春的这“第一号令”却遭到山上“老九会”的阻挠。
          “老九会”由九个老年人组织,他们不但年事很高,而且有相当地位,山上居民大多看他们的行动。疏散受到抵制后,杨遇春毅然派人将九个老人一起拘捕,送往江西省政府发落。第二天,疏散令生效,不到一周,疏散了三万多人。同时,杨遇春还呈请省政府拨款十万元救济,成立了“庐山难民疏散站”,总站设在牯岭,并在沿途的庐山垅、隘口、德安等地设立分站,为难民提供食宿,并派政工人员把老弱难胞护送到南昌。
          由于组织得力和办法得当,难民们得以转赴安全地带。庐山从此进入战时状态。
 这是杨遇春上庐山后的第一个下马威。虽然我没有看到明确的记载,但能在“夏都”威镇一方,“老九会”中肯定有些“皇亲国戚”,此事的处理充分也体现了杨遇春“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杨遇春的作为
        护送3万多上山避难的难民突围下山后,杨遇春将剩下的几千山民组织起来,成立“卫庐社”。
“卫庐社”下设少儿组、妇女组、青壮组。少儿组协助站岗放哨、维持秩序、侦察汉奸;妇女组负责洗涤补缀,协助看护伤员;青壮组授以战斗常识,负责运送弹药、粮食,协助战地救护。
        他还组织了守军“侠士队”,多次偷偷下山斩杀铁杆汉奸,将汉奸的头颅悬挂在通衢要道,并四处张贴惩奸告示,给汉奸以极大的震慑,为孤军坚守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庐山孤军能坚守近九个月,杨遇春在军事上的贡献肯定不小。
       从当时中日双方军力对比来看,中国军队的战术素养以及武器装备要远远落后于鬼子兵,甚至于有人做过双比———在抗战初期,一个鬼子兵基本上可以抵得上十个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战斗力。
      由薛岳组织的“万家岭大捷”的双方伤亡数量对比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得出来。
       薛岳调集大批军队围歼日军106师团,双方兵力对比超过10:1。最后伤亡敌军近8000人,而我军在如此优势之下依然伤亡3万余人。何况薛岳手上有国民党的王牌部队74军,而106师团在日军中则是出了名的战斗力差。
难怪冈村宁次曾经放出话来,小小庐山几天就能攻下来。
        起初的几天,冈村宁次并没有把庐山孤军放在眼里,再加上山下还有很多中国军队在跟他厮杀,于是庐山并没有在几天之内攻下,等到杨遇春上山,在山上建好各种守山工事之后,庐山就更难打了。
今天我们看到庐山上残留的守山工事依然坚固。
当时的明碉暗堡,纵横遍布,火力配置齐备,防守十分严密。
       经过军事专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工事的设立非常高明,其射击角度非常合理,隐蔽性也非常强。这里面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杨遇春的功劳。
        杨遇春一上山就划分了两个保安团的防务,一直分路坚守。守山虽然困难,但是原本再坚守一段时间还是有希望的。
当时鬼子之所以能攻破防线,第一是有汉奸引路。第二是因为下雨造成山体滑坡,形成了一条新的上山小路。
日本鬼子攻破守军防线后,杨遇春去电第九战区长官部,请示是固守还是撤退。得到长官部的命令后,方才领命撤退离山。
即便是撤,杨遇春依然很镇定地兵分两路,一路由实战经验稍逊的胡家位率领,走没有发现敌踪的黄土岭一线,而自己则同邓子超一起,率第3团从正面强突。
      至于后来胡家位遇伏,部队损失惨重,那只能说明鬼子的确狡猾。
因为根据叶在增的回忆,当时杨遇春的妻子和姐姐、姐夫也在山上,而且在最后突围时还跟杨遇春失散了。可见当时的杨遇春的确是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了。
杨遇春身世之谜
        做为庐山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杨遇春上山之前和下山之后的经历自然也在我的查寻范围之内。
在最初的查寻中,我查到了一位“杨遇春”。他1949年9月17日在宁夏中卫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北独立第2军参谋长,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在我看来,这大约算是国民党将领的“正途”了,于是想当然地如此认为了很长时间。直到无意中发,此杨遇春是山西阳曲人,与彼杨遇春的原籍不符,才开始重新查寻。
      可是,接下来查到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
       杨遇春:江西瑞金人,生卒年月不详。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参加了南昌起义。
他很能打仗,擅长游击战术,曾任红十二军101团团长、江西独立师师长、红十二军35师师长等职。在中央苏区“查田”运动中,其父母叔伯均被逮捕清算、家产全被没收,杨遇春回家奔丧后,因感自身难保而投靠国民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江西抗日游击总部副总指挥、第一集团军直辖第2挺进纵队司令等职。
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高潮是1933年,王明掌权的时候。
         此时的中央苏区内部斗争非常激烈,“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这样极左的口号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执行,虽然在短期内使“扩红”与“筹款”得到了发展,但也迅速激化了“红”“白”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反“围剿”等军事困难,这个时期也成了红军叛将出现较多的时期之一。那位著名的参加了百色起义的叛将龚楚(当时邓小平是百色起义后成立的红七军的政治委员,而龚楚是参谋长)也是这个时期出走的。
          巧合的是,他还曾是杨遇春的老领导(龚楚任12军34师师长时,杨是该师101团团长)。
龚楚叛离红军后一直在国民党部队任职,1949年5月龚楚任广东省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1月上旬率其残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薛与楚是乐昌同乡)投诚。龚楚满口答应,滞留香港,做起了寓公。此后他改名经商,直到1990年9月,在得到当地统战部门许可下,龚楚与夫人在侄孙的陪同下,回到家乡。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终年95岁。
       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报:身为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在九十年代乐昌就从他那里引入了4亿多元的资金。
       而杨遇春,在撤离庐山之后就仿佛“消失”了,再也没有看到有史料记载过他。关于他的结局有一种最“离谱”的说法:他加入了军统,退归台湾,终生与共产党为敌。
         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保安11团团长胡家位,解放后当上了政协委员;而3团团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邓子超则在“镇反”中于1951年秋在赣州被处决。
杨遇春遗言
亲爱的妻儿女侄婿媳孙辈们:
           我自十八岁起(民国十六年)已将生命交给了国家为国家社会效力,直至六十八岁(民国六十六年六月一日)退休,整整的五十年中历尽艰险苦难,牺牲奉献无我无私,扪心自问,除对家庭未善尽到照顾外,对国家社会对祖宗亲友对长官部属俯仰无愧。
退休之后得住公配宿舍安贫乐道,活得很自在且你们大家都能为国家社会服务,安分守己,心地善良,也很孝顺,使我很欣慰,现在我的身体日渐老化,右肾发炎久治未好,如果我死了,请你们大家不要难过,我能活到这大把的年岁已经很满足。且人的生死是自然的规律,关于我死后之事请你们大家要以平常的心,很冷静的照我以下的规定切切实实的做到。
1:不要发讣文,不要登报
2:不要设祭堂,不要开吊
3:不要你们披麻带孝,不要你们跪地哭泪
4:请在我死后三十六小时之内将遗体火化
5:骨灰安放台北市军人公墓(位于南港中央研究院,胡应公园,中华二专之间由忠孝东路一直到南港研究院路)之忠灵堂,或忠烈祠内(可向台北市政府兵役处或户藉地区公所兵役科也可直至公墓地之公墓服务处洽放)以退役将官之身份一定可以放入。
6:不要做七,不要念经,不要做百日,不要做周年
        妻儿女侄婿媳孙辈们:我抱歉得很,没有丝毫的产业留给你们,望你们自己努力,勤劳节俭,诚信守法,互助互历,共同光大杨氏清白忠义之家训。
       妻谢曼平女士和我在抗日的战地上结合,随军在枪林弹雨中共患难,照顾我已有四十多年,我退休后无一点积蓄,无任何产业,除每年半年领一次月退金之钦(平均每月约贰万伍仟元台币)之外,全靠谢曼平女士勤劳节俭,张罗筹措,设法维持,尤其追年未我生病住院,她日夜来往服侍,我在家调养时她除照顾饮食外每日还要为我擦洗换药,辛苦劳累,毫无怨言,使我更加感动,我死后务请我的儿女媳孙辈们大家要尊敬她,爱护她,使我能瞑目安息。小小毛在大陆生活很苦,还有我的妹妹年秀,已七十多岁,你们大家在可能内每年寄点钱去济助他们,尽到你们的爱心。
本遗言影印分给我的儿女侄婿(影印视同原本)
遇春亲笔 中华民国七十八年元旦,八十岁于台北住宅
杨遇春家庭成员
妻子:余梦鸣(已逝) 谢曼平
儿子:震海,兴生,瑞生,江平,赣生(在大陆)湘平(已逝)海平
媳妇:范露洁,应微琴(在美)谢若琳,欧念缇,钟荣凤(在大陆)
女儿:震亚,力行,保民
女婿:李正武
孙儿:应龙,庆龙(在大陆)
孙女:慰慈,一杰,皆钦,(在美)皆佩,皆铭,(在美)永芳,久芳,芳芳(在大陆) 蔚萱,颖如,蔚庭
孙媳妇:龙倩蓉
孙女婿:曾瑞育,汤同达,郜金涛,林修正(在美)
外孙:李中英,李中豪,张育汉,张育邦,林司马(都在美)
外孙女:李中惠
外孙媳妇:邱玉平(在美)
曾外孙:曾郁杰,郜瑞宇
曾外孙女:曾韶帆,汤登荣
侄:荣祺
讣文
          遇春先生,别号柳青,民前二年三月一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武阳乡,其父碧秋公, 在乡创设螺石小学,螺峰书院,作育学子,嘉惠士林,望重桑梓,母赖太夫人,系出名门,相夫课子,里人称颂,遇春先生幼承庭训,稍长入雩水旧制中学,卒业后考入江西省立农专,肄业一年,慕军旅生涯,投入陆军第四军随营学校,毕业后,任独立第七师排长,民二十二年春,在福建泰宁率部反委以闽粤赣三省总中将薪顾问,旋调南昌行营中将薪参议,足谋多中。二四年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结业后任军委会中将待遇参议。
           七七变起,首都江堰陷敌,奉派第十九集团军游击副总指挥,旋改为江南挺进军总指挥部,并代总指挥职务,在苏浙皖边区建立基地,力抗强敌,二十七年秋,部队改编,奉调为江西全省游击副总指挥兼第九战区庐山地区指挥,仅以赣保两个团,固守庐山,血战达十一月之久,达到使命,响世中外,称庐山孤军也,旋兼任赣九区行政专员及区保安司令,民国三十年春,奉召赴渝,指示相助戴笠参军工作,兼任江西省缉私处处长,三十三年调任军委会别动军第二纵队指挥官,迄后胜利复员,所部改编为交警第二总队,仍任总队长。三十六年春,调任第二绥靖区第二处处长,翌年华北危急,奉调交警第三旅旅长,率部转战于北宁路,塘沽一带,后奉令转进,调防浙赣路,兼任护路司令,三十八年夏转战福建泉州,兼任该地区戒严司令,十月奉令率部至金门改编,编后来台。任国防部少将参议,四十年八月,奉调总政战部第六组少将组长,四十四年调任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总队长,五十三年升任警务处副处长,后升任警政署副署长,以迄六十六年五月届龄退休。
总观遇春先生一生,多在军旅,提师奋战,功在国家,及能获颂云麾四等勋章,干城,光华甲等奖章,忠勤勋章,胜利勋章多座,晚年转警,襄助署长四任之久,筹谋羽赞,历功至伟,乃能获颂一等一,二,三,级警察,奖章多座,至其平居处事待人,自有口碑,勿须琐述也。
         遇春先生夫人余梦鸣女士系南昌贵族千金,贤良淑德,曾在战争年代救死扶伤,受之惠泽之人遍天下,后迁移至台思儿忧郁而终。遇春先生后续夫人谢曼平女士,抗日时结离为一贤淑之内助,先生抱病时,百端侍奉,尤为难得,共有子六人,女三人,均忆成家立业,积善之家,兰之竟秀,理所固然耳,今先生骤归道山,哲人日远,典型在昔,惟未睹国家强盛统一,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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