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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文革中的潘复生  

2017-01-18 10:01:21|  分类: 历史记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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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潘复生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潘复生(1908—1980) ,男,原名刘开浚,又名刘巨川。山东文登县人。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1920年,考入文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文登师范讲习所。
1924年,到蔡官屯小学当教员,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被推为级长和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1931年于省立第一乡师加入共青团,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先后担任乡师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在校内外组织学生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进步书刊,秘密建立“反帝大同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恢复乡师民校,推荐进步学生担任教师,秘密编辑出版《前卫》、《柔锋》、《火炬》等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投降派的卖国行径。这些活动得到乡师校长、著名教育家鞠思敏和校图书馆馆长范铭枢的赞许,推广到其他中等学校。 不久成立济南市学生自治联合会, 潘复生当选为负责人。
       1931年12月5日, 潘复生等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在济南市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组织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发生了“珍珠桥惨案”。翌日,国民党军警包围请愿学生驻地中央大学,武装押解学生离开南京。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令教育厅通令全省中学以上学校提前放寒假,企图阻止学生运动。潘复生等几名党员学生继续留校, 坚持革命斗争。
    1932年3月20日夜,潘复生等人在大明湖司家码头3号住处被捕。 国民党济南市公安局对其进行多次审讯,潘复生受尽酷刑,不屈不挠。
1937年12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不久,任中共文登县第四区区委组织委员。
1938年2月,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4月, 兼文荣威边工委书记。 同年6月, 任中共文登中心县委书记。
1939年2月至1940年5月, 先后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巡视团主任、组织科长兼干部科长、山东分局秘书长等职。
1940年6月, 为加强苏鲁豫地区的领导,中共山东分局派潘复生去湖西接替白子明的区党委书记职务, 途中受阻。
1941年1月,苏鲁豫区委改为湖西地委,他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1945年10月,冀鲁豫区党委重新成立后,任书记兼军区政委。
1949年8月, 调任新建的平原省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50年3月,濮阳专区冬季群众运送公粮时,由于一些共党干部渎职,酿成冻死牲口和民工的“濮阳运粮事件”。潘复生被降职为省委副书记。
1952年11月,潘复生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1956年9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8年,因反对浮夸风,受到批评,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下放到西华农场劳动。
1962年,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给予彻底平反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
1966年1月,调中共黑龙江省委任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第一政委, 并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7年1月,潘复生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此后,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四人帮”左的反动路线,受到监护审查。
1967年5月, 兼任沈阳军区政委。
1968年4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潘复生被递补为中央委员。
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0年4月,病故。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作组织处理。
文革经历
          1966年2月,潘复生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他到黑龙江后,即听取省委的汇报,亲自到省直各部门了解情况。到牡丹江、合江、佳木斯、绥化等地市调查研究。他工作深入,严细认真。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对这场运动没有思想准备,和其他人一样,很不理解。运动初期,他频频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不断发出指示和简报,要求各级党委要坚守岗位,稳住形势,对江青揪各地“三家村”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尽力保护了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但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不久,他的态度突然转变,单独表态支持红色造反团“造反”而放纵、支持红卫兵对省委进行炮轰、砸烂和夺权。夺权后,潘复生成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顾问,1967年3月被任命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潘复生诬指原省委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和“黑省委”,原省委一些领导干部被划为“苏修叛国集团”成员。他还错误地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不断出现右倾反右倾,乃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部署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总体战,亲自抓了哈尔滨市郊滨江区和平一队的所谓“右倾翻案事件”,在全省推广。大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大抓所谓漏网走资派和翻案集团,使一些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潘复生认为“无产阶级派性就是党性”,支持保护一派,排斥镇压另一派,造成派仗不断,武斗不止,使黑龙江省形势长期稳定不下来。
  1971年6月,中共中央免除了潘复生职务,决定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进行审查。
因病去世
       1980年4月29日,潘复生患脑溢血病,逝于哈尔滨市。终年72岁。
       1981年10月27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1982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对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潘复生问题结论的请示回电答复中说,潘复生在“文化大革命”时间,确实迫害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造成一些冤假错案,错误是严重的。但鉴于“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同时考虑到潘复生参加革命较早,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对所犯错误曾作过检查,现已病故,因此,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同志的审查和不作组织处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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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朱德与冀鲁豫区领导同志在观城县十王庙村合影左起:陈越平、甘渭汉、张承先、朱德、潘复生、申云浦、刘致远、陆凤翔、谢良
                       潘复生:主席把我弄糊涂了
                                                            口述史   作者:赵宗理
         32年前,潘复生在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接受“监护审查”期间,现《南阳日报》社印刷厂厂长陈连兴(现年60岁),有幸拜访了他,并与其畅谈。陈连兴通过仔细认真回忆告诉我,这位曾当了多年河南和黑龙江两个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的潘复生,晚年的日子竟十分悲凉,当时充满着无限感慨、无奈、忧怨和悲伤。因为潘复生在河南60岁以上的老人们的心目中公认为“河南最好的省委书记”,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怀念和尊敬,所以才促成了此“访谈篇”的产生。
       1978年隆冬,时为济南军区陆军78师某部正连职干部的陈连兴,奉命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亚麻纺织厂,协调师营房科一位姓牛的军转干部的安置问题,住进了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闲聊中获悉“文革”中因支持“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的潘复生,就住在本楼二或三楼的一个小套间里,接受着组织上的“监护审查”,由6位着便装人员轮流看管着。陈连兴8岁时正赶上河南省委掀起的“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潘复生、扬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群众运动”,潘复生在当时的河南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只是“大批”却把“潘复生批香”了,孩提时代的陈连兴就从父辈那里知道,潘复生才真正是建国后最好的一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合作化运动高潮时的“反冒进”,搞“大社化小社”、“主张退社自由”、“牲畜分槽喂养”、“增加自留地”等“求是”举措,把当时正刮起的“左倾冒进”、“左倾蛮干”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批潘”以后河南出现了大饥荒,其间陈连兴亲眼目睹了“左”祸给家乡人民造成的饿殍遍野惨状,陈连兴自己也差点儿饿死。孩提和青少年时期的陈连兴听到父老乡亲们经常念叨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潘复生还是咱们省委第一书记的话,不至于饿到那种“人吃人”的程度。河南老一代人对潘复生的怀念和尊重是一致的,是发自内心的。陈连兴希望目睹一下潘复生这位高干的风采,更想和他攀谈一阵子,以便有朝一日回家乡时向父老乡亲们炫耀此事。在几句美言征得看管的同意后,陈连兴便来到潘复生住处,见到了时年已70岁的潘复生。当陈连兴向他自报家门,作了一番简要介绍,特别是表达了自小对潘复生的敬重之情后,这位当时虽然政治上已经潦倒,但依然是6级干部的潘复生,竞与正连职小军官一见如故似地畅谈起来。
        潘复生说,我坐国民党监狱时,对自己为什么坐监,为什么遭受酷刑心如明镜。可解放后在组织领导河南、黑龙江两省政治运动和经济建工作中,一会儿说我“右”了,一会儿又说我“左”了,始终弄不明白。1958年7月河南批我时说我“散布阶段斗争熄灭论”呀,“生产悲观论”呀,“包庇右派,破坏反右斗争”呀!还有什么在合作化问题的“反冒进”、“大社化小社”、“牲口分槽”喂养什么的,依我看是我一心想把河南各项工作搞好必须要说的话,要办的事。譬如当时河南省委常委会中的多数人,为了从农民口粮中多挤出一部分粮食充当征购任务,竟提出了3斤鲜红薯即可折合成1斤原粮(当时粮食卖给国家,留给农民的口粮是红薯)。而我和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竭力反对,我俩坚持认为5斤鲜红薯才能折合成1斤原粮。可是这件事后来就成了吴芝圃等人说我们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只顾农民群众,不顾国家利益,犯了“右倾错误”的一大罪状。说实在的,我在河南工作期间,在粮食问题上可能就有点“保守”.这是因为,当时的河南确实地瘠民贫,生产条件低下,连年受灾,征购任务却很繁重,以至于缺粮情况相当严重。我记得可能是1957年春上吧,为解决河南的粮荒问题,我年初就派人调查摸底,及早动手向粮食部写报告,国家才从湖北等省调来大量的粮食,及时预防和避免了大面积的饥荒。如果当时就全部按有的人“左”的那一套搞法,说不定1957年春就出大问题,更不用说1958年夏、秋两季的大丰收了。可是当时连中央也说我“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斗一阵子后撤职不说,还下放到西华农场劳动改造达三年半之久。
         潘复生说,1966年元月中央派我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我整天想着一定要谨记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了,一定要紧跟毛主席。谁知这次紧跟的结果,却犯了“左”的错误。我到黑龙江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曾有一大阵子“造反派”把我当“走资派”批斗,每次遭批斗都是戴高帽子、打花脸受尽折磨。挨斗之后,我都是把高帽子一摘,花脸一洗净,又挺起腰杆千方百计去抓工作去了,总是竭尽全力想把“文革”大乱后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我当时这种积极站在群众运动前列的举动,还受到毛主席表扬呢!至于后来黑龙江省发生的两次较大的武斗事件,还有后来乱揪斗老干部的事,我应负制止不力的领导责任,但说我幕后操纵或唆使授意的,这的确是冤枉无辜。我是入党40多年的老党员,又是省委、省军区一把手,以至沈阳军区政委,无论怎么说也不会如此下作。但组织上却以这两次事件为主要罪名把我软禁起来,对我做出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多年来我一直是享受“五员”(秘书员、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保姆员)的6级高干,现在没有一员不说,还失去了人身自由。本人即是到商店买牙膏、牙刷生活必需品类的小事,也得先向看管人员提出,经批准后在有人陪同监护的情况下,才能允许前往,甚至连在院里随便散步之类的单独活动的自由都没有。不仅如此,还株连亲人一大片。清明节时,我要求回山东泰安给我老岳母扫墓,组织上给的钱只够到泰安的往返路费,想多领一点就不给,我们连花自己工资钱的自由都没有了。前不久,我老伴亡故,如今我可以说是孑然一身。我儿子从北京地质大学本科毕业后,由于我的影响,工作安排得很不理想,在广东以至于找个合适的对象都很难,已经快40岁的人了,却未能成家。据陈连兴仔细回忆,潘复生讲到老伴、儿子受株连的遭遇时,眼睛里充满着极度的无奈、感慨、忧伤和悲凉。
        据陈连兴当时的印象,潘复生的个头大约在1 72米左右,属于中等身材,微长方形面目,只是有点消瘦,当时体重顶多在100市斤上下。他身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床上的被子好像是浅绿色的。头发花白,当以白发居多。两眼炯炯有神,看人很慈祥,谈吐举止颇有文人雅士的风度。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招待所的一个小套间里,正可谓风烛残年,形影相吊。简陋的住室里除了牙膏、牙刷、毛巾、衣服外,就是一个14寸的天津产的“北京牌”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和一套大字版的《毛泽东选集》了。由于潘复生的眼睛不好,即使看这大字号的“毛选”也得使用放大镜,所以桌子旁边还特意放置了放大镜,供他学习和写字时使用。
        潘复生对陈连兴说,软禁以来,这套《毛泽东选集》他也不知道反复阅读了多少遍,但是越看越对自己几十年来一会儿犯“右倾”,一会犯“左倾”错误的原因越弄不明白。是毛主席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又那样说的话把我给弄糊涂了。在河南主政时对毛主席有些指示稍加迟疑和因地制宜,便说我“右”了;在黑龙江主政时唯毛主席的话是听,千方百计“紧跟”,又说“左”了。真是“右”也不是,“左”也不是,无所适从。始终弄不明白。开饭的时候到了,陈连兴陪着潘复生一起来到了一楼餐厅,排队各打了一份水饺。当水饺打到各自的饭碗后,年纪不到30岁的陈吃着都嫌凉,而潘复生同志又端着到楼上自己的软禁室吃了。事后我问他,他说配点开水可以吃。他屋里的暖气似乎也没有陈连兴们住的标间热,是他自己不要那么热?还是别人故意使坏,不给他供那么热?陈连兴没有问,此事更增加了陈连兴对潘复生的怜悯之情。
          根据陈连兴的回忆,当时的潘复生也是企盼中央对自己的问题早一点做出结论,尽快获得“解放”,以便能够安度晚年。他还特别提到他在河南的“难兄难弟”杨珏、王庭栋二人。他对陈连兴说,我在河南“犯右倾错误”时,杨、王他俩和我一案。文化大革命中他俩也和我一样犯了“左”的错误,可杨、王二人早获得了解放,且已恢复原职。文化大革命犯了“左”的错误的省委书记们,也都获得了“解放”,现在被“监护审查”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人了。为了获得“解放”,前段我曾把自己申辩材料托人已转到了叶帅手里,帮忙者说,叶帅也随即转给了华国锋,华主席也转到了中组部,是中组部搁了浅。(潘复生认为,很可能是时任中组部长宋任穷不同意,黑龙江省的“造反派”“文革”时整宋任穷等人整得很厉害,宋任穷可能误认为是潘复生幕后唆使。这或许只是潘复生个人的乱加猜揣?或许事出有因?或许确有此事?对此这里只能存疑了)。潘复生最后说,我相信组织相信党,坚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水落石出的。
         潘复生说的没错,1982年4月,中共中央对潘复生的政治问题做出结论,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作组织处理。遗憾的是潘复生竞没等到这一天,1980年4月潘复生病故。
       相关背景材料——32年前河南人反对“批潘”言论种种1958年7月到1959年元月间,以吴芝圃为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加批判,同时大抓“小潘杨王”.其间,仅以南阳地区为例,就有9249个说实话的公职人员,3万多平民遭到批判或斗争(1959年元月30日反右斗争总结报告表13)。然而,即使在这种高度的“言论专政”的高压之下,河南各地私下里仍是一片“拥护潘、杨、王”的正义声音。
         南阳地委1958年9月7日给河南省委写的“我区以反潘、杨、王反动言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称:“这次批判潘、杨、王斗争阻力确实很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在各个方面都有市场,有的人甚至公开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反对我们对潘复生等人的斗争。如南阳县就有个富裕中农说,谁想叫我说潘复生不好,除非把我杀了。泌阳县也有人说这样的话。新野县有个富裕中农串联5个乡200多个农民群众到乡政府,企图干扰,阻挠批判潘、杨、王大会的召开。据淅川县的调查统计,地富反坏分子19600多人中,因拥护潘、杨、王观点需要斗争733人;富裕中农33110人中,因拥护潘、杨、王论点需要辩论930人;145482个贫下中农社员中,因拥护潘复生论点忘本变质应辩论的641人;7959个队长以上干部中,因资本主义思想严重,拥护潘、杨、王论点,抵制党的政策的就有65人。据内乡县对1636名教师调查,有严重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应当辩论的59人,应当再划为右派的26人。据南阳中心支行的调查,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应当斗争的6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6%.
        1958年9月1日邓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写的”全民揭发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总结报告“说:”据对邓县二初中26位教师的思想调查,其中有23人就赞同潘复生说法和作法。如教师李天道说:‘合作化清是逼出来的,潘复生说的没错!’据统计,全县暴露出赞同潘复生论点的有15.1万多人,共暴露出不同意见557651条“.
        相当一些人对潘复生的一些论点,公然表示赞同。如在对待”阶级斗争熄灭论“上,有的人就是认为当前不能再抓阶级斗争。县医院老中医芦良才说:”凡是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地干,在革命阵营内部哪还有阶级敌人?依我看,对每个同志不管成分好坏和历史问题大小,都应该一律看待。“县工业局干部郭天信还说:”合作化后地主、富农都入社成为社员。机关通过肃反,农村经过镇反,哪里还有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谁有现行活动抓谁整谁才对。“林扒小学教师贾荣说:”土地法上有明文规定,不满18岁的儿童不能当地主看待,既然如此,为啥现在各学校还在贯彻阶级政策呢?“该校另一位教师杜显说:”去年在教师队伍中划右派是多此一举,知识分子没啥可反,过去有句俗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都是小秀才,造不了反。“王沟教师张德说:”我认为大右派是客观存在,本质决定;小右派是心直口快,是吃嘴上亏了。“在粮食问题上,大部分干部和教师更拥护潘复生的观点,认为口粮留量就是偏低、偏少,确实不够吃。教师李富堂说:”如果说粮食问题不是主要矛盾的话,为啥现在家家户户到处都在议论粮食问题呢?“桑庄教师腰保明说:”农民大干一冬,苦干一春,麦忙天吃的稀溜溜,饿的脸皮消瘦,咋干重活?“林扒教师李三刚说:”原来党宣传说,开荒三年不交粮,说是既利国又利民。现在为啥连自留地也收走了。“教师张修堂说:”‘双统’不自由,吃的稀溜溜,每人每天不顶一斤粮,食堂改成每天只两顿饭。光说粮食政策好,就是吃不饱,打死也不说好!打死也不说潘复生坏!“教师邵荣申说:”潘复生说‘双统’好像一根绳子拴在农民脖子上,这话真是不假,就是粮食指标太低,吃不饱,卡的死。“县医院干部杨荣保说:”粮食问题不能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来认识,一对比就明显发现,现在吃的粮食远不如过去。“县银行干部陈效文说:”今年夏季丰收了,可粮食留量还是那么少?拿着钱到市场上也买不到一点吃的。“在对待潘复生等人提出的”大社分小社“问题上,有不少人也提出了支持潘复生的看法。县人委会吕吉乐说:”我看小农经济能促进经济发展,一家一户弟兄们多了,如果不分家都比着不干,而分家以后就立即各为其家大干了,庄稼比着种的好。农业社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潘复生的大社划小社就是能促进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县人委会干部王宗本说:”实现农业机械化没有合作化的基础我看也可以,人家美国不就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了机械化了吗?“县公安局干部王九如说:”我看小农经济就是好,要不的话,今年夏季的小麦为啥增产了?“教师李振安说:”潘复生提出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才真符合共产党说的大仁寓于礼义的说法。“教师张惠芳说:”合作化后就是不自由,人力代替大黄牛,拉犁拉耙的是剪发头,潘复生说得不错。咱们谁敢说,说了、辩论你!“张村教师江心珠说:”有史以来都是男管吃,女管穿,现在男女不分都叫下地劳动,这咋能算合作化优越吗?“在增加自留地和”开放自由市场“方面,也有人表示出了对潘复生的论点的赞同。县三中教导主任李耀华说:”多分自留地,就是能刺激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要不社员们为啥不休息,没明没夜地去到自留地里干活呢?“县医院干部王荣芝说:”扩大了自留地,多打了粮食,虽说是社员个人的,但还不是我们国家的?再说了,社员们都有吃的了,也就少给国家找麻烦了。“教师赵琢义说:”潘复生叫多分自留地是关心农民的具体表现,如果说自留地不好,为啥苏联现在还有?为啥中央就没让取消呢?“不少人都认为”十项布告“、”开放自由市场“的作法符合社会主义规律,符合群众要求,是得民心之举。县医院干部王崇信说:”市场自由开放多好,到街上想吃啥买啥吃,现在啥也没有,拿着钱花不出去。“教师郭志荣说:”如果没有自由市场调剂,群众遇到天灾人祸时怎么办呢?“个别人用讽刺挖苦来抵制批潘复生运动。林扒中学教师黄建训在自家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潘复生太右了,吴芝圃太左了。“门头横额是”省委失衡“.新铺完小教师杨子富说:”我原来认为共产党怪好,从对潘复生没事找事上来看,我看共产党扯淡。“保宁小学教师海光照说:”我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事物,用此一分析就把地主们分析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教师孙海周说:”合作化啥自愿不自愿?清是逼出来的,‘双统’是靠逮捕人完成任务的!“县商业局干部吕善富说:”潘复生说河南特殊就是不假,陕西省去年人均免购点500多斤,而河南仅360斤。“教师孙敬宇说:”啥合作化是条幸福路,依我看入社后是叫群众活受罪的。“批判潘复生以来,邓县全县已收回自留地68928亩,耕牛2663头,驴马3006头,猪羊8886头(只)。不少富裕中农把已退出来的东西送回社里,当前,有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仍然有抵触情绪,有的人恐慌不安,怕被辩论或斗争。如构林乡富裕中农袁明堂说:”讨论时说的再好我也不相信,因为粮食不够吃是铁的事实,潘复生的话没错!“杨林乡富裕中农王风德说:”潘复生犯法,群众没犯法,为啥没收俺们的自留地?“歪子社支书赵朝文说:”牲口分槽喂养咋能算错?咱们社的牲口要不是分散分槽喂养早就死光了。“”批潘“高潮时,方城县独树公社有个农民在几个大南瓜上刻了”纪念潘复生“,”拥护潘、杨、王“等几行大字,有人借此事汇报地委、请示咋办,地委也不了了之。可见当时南阳上下明的暗的都是抵制”批判潘复生“运动的。
                                                                                             本文选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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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狂人潘复生
                                                                            作者:滕叙兖
         今年《炎黄春秋》第五期有一篇张光渝先生的文章《复生不易》,我看着眼熟,赶快从书架里找到张光渝先生送我的书《告别元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翻开一看,238页上正是《复生不易——潘复生》。              2008年元月,张光渝先生与姐姐来深圳,我们有过短时间的聚谈,互相赠书,很是投缘。张光渝的父亲张霖之原为煤炭部部长,是文革之初第一位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共和国部长。现在张光渝八年前的文章重新在拥有广大读者的杂志上发表,相信会有更多的读者关注这篇研究潘复生的文章。
    目前在中国文史界几乎看不到有关研究潘复生历史的学术文章,80后或90后年轻人,大概不会知道深深沉没在历史海洋中的潘复生是何许人,所以张光渝这篇文章很有价值。
    潘复生这个人物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人生大起大落,宦海沉浮,颇具传奇性。从一个曾经有过良知的、爱护过河南人民的革命老干部变成一个文革狂热分子、祸害黑龙江省6年后下台的老干部造反派,人生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记录,的确不多见。
    因为当年我在哈军工读书,文革时耳闻目睹,潘复生此人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不妨写出来,为张光渝的文章做一个补充。
    我第一次见到潘复生是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现场实况由无线电波传向全国。哈军工大院里的广播喇叭刚停下不久,两大群众组织的队伍就浩浩荡荡走向大直街,开始庆祝游行。我跟着红色造反团的大队伍走向北方大厦正门广场,出来接见我们的正是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中等身材,花白寸头,白衬衫蓝裤子,一口浓重的山东话。他以最能煽动人心的演讲表达他对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革命小将”的坚决支持,他说“省委的‘八一六通知’是错误的,要批判。”
    潘复生旗帜鲜明支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让“革命小将”们激动万分,马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标,会场一片欢腾。
    潘复生造反了,他和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结成战斗同盟。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在回忆录里说,7月29日,在北京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潘复生向家里打急电,下达4条指示,要求省委市委检查错误,坚决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他回到哈尔滨后,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全会精神,连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也不告诉省委常委们。省委的“八一六通知”(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是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潘复生当时主持会议,完全同意,但在8.18北方大厦广场接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时,他突然宣布“八一六通知”是错误的。很清楚,此时的潘复生要与黑龙江省委彻底切割,把所有的省委书记们一锅烩,都推上文革的祭坛,任由红卫兵残酷批斗蹂躏。
        文革初期的哈尔滨,成为全国瞩目的“文革先进城市”,连狂妄的北京造反小将们也不敢小觑。黑龙江省委是走资派的“黑司令部”,但是,却有一个“红司令”潘复生。在造反派的拥戴下,潘复生充分发挥出一个政客玩阴谋弄权术的才能。他善于利用造反学生的狂热,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断寻找斗争目标,把反对他的干部群众一批批送进大牢。
        1967年1月,在北京红太阳的支持下,全国掀起大夺权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省又走在全国的前列,被誉为“东北的新曙光”。潘复生是全国第一个当上“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一把手的原省委第一书记。他红极一时,好不风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下,劲头十足的整人害人。那年6月9日,他与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一起,指挥数万工人冲进哈军工,制造一场大规模武斗,史称“6.9夺权”。后来,哈市的武斗愈演愈烈,连坦克车都敢开到大街上,一时震惊全国。戴着“新曙光”光环的潘复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评。
    受到中央批评的潘复生是否有所收敛?没有。他继续热衷制造冤假错案。1968年初他独树一帜,向中央上报一份蛊惑人心、谎报军情的报告《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很欣赏黑龙江的挖叛徒经验,批发全国,要求各地“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于是,一场血腥的“彻查运动”席卷全国,无数人被斗被关,饱受摧残,自杀寻死成为那时社会生活的常态。 潘复生这个LBYD,可把咱们中国人害苦了。
    在潘复生的指挥下,黑龙江省公布的最大专案是“以欧阳钦、李范五为首的里通外国苏修反党叛国集团”。
    潘复生是1966年初来接替欧阳欽的省委第一书记。过去他与欧阳钦及原省委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共事过,谈不上个人恩怨。他要革命,要造反,要上位,就得打倒旧省委。但是忠厚长者欧阳钦主政黑龙江12年,政绩斐然,想罗织罪名也不太容易。潘复生知道仅仅靠“路线错误”是打不倒旧省委的,就以“群众办案”作掩护,授意省委机关造反团的打手们:“要向中央专案组搞刘少奇问题那样搞欧阳欽的专案,使他永远翻不了案。”于是捏造出惊人的“里通外国”问题,无中生有拼凑一个“反党叛国集团”。他们把原黑龙江省委划成“三条黑线”:即苏修特务、高饶欲孽、刘少奇黑线。八位被打倒的省委书记里,有四人是“里通外国分子”,三人是“高饶分子”,一人是“历史反革命”。他们靠残酷的“逼供信”手段,编造出“向苏修领事提供情报、搞反革命政变基地、阴谋投修叛国”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罪名。
    1955年苏军从旅大撤军,欧阳欽的原外事秘书都浩然从旅大陪同史维卓夫上将到中苏边境,车到哈尔滨火车站,省里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欧阳钦、韩光亲临车站与史维卓夫上将握别,还特派黑龙江副省长、抗联老战士李延禄送苏军到绥芬河出境。这本是中苏友好年代两国军政领导人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和友谊,潘复生一伙竟把它硬说成欧阳欽指派李延禄、都浩然当联络员,去与苏联建立特务关系,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逼供信。
    这一大案涉及到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有18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与牵连,26人被关押,惨遭刑讯,有的人含冤死在狱中,家属子女均受株连。
    1969年10月,年近古稀且重病在身的欧阳钦和夫人黄葳奉命离京,战备疏散到哈市。人刚到,潘复生就指示召开全省“批判刘少奇及我省代理人欧阳钦投降主义的外事路线”大会。报纸和广播也继续高调批判“反革命分子欧阳钦”。他们严密封锁欧阳钦回哈尔滨的消息和中央的指示精神。
    11月初,欧阳欽和黄葳被省革委会强行遣送到五常县,住在五常纺织厂工人宿舍的一间平房里。潘复生指派一个公安厅的造反派,跟随欧阳欽到五常县,名为照顾,实为监视和隔离。他在欧阳欽的门前房后,围上高高的板墙,平时关门上锁,谁也不许进来。时值寒冬,无室内厕所,无自来水,要挑水、倒马桶、要劈材烧煤炉子,做饭取暖,55岁的黄葳独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还要照顾欧阳欽吃药治疗等事情。
    1970年6月,欧阳欽黄葳获准离开五常回哈尔滨。与在五常的处境一样,欧阳欽仍被软禁,被隔离,行动受到限制。专案组处心积虑刁难折磨两位老人。那个监视人控制大院与住房大门的钥匙,黄葳每天一早必须去医院针灸治疗颈部结核和类风湿关节炎,因为不给钥匙,不得已多次攀墙而出。他们整整被幽禁了三年。
    对这两位可怜无助的老人,潘复生步步紧逼、往死里整,其人的品德何等恶毒卑鄙!
    当时欧阳欽还不知道,他的28岁的儿子欧阳湘已经被潘复生和汪家道联手迫害致死(详见我的博文《欧阳湘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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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多次采访哈军工老院长刘居英将军,谈起潘复生,刘院长感慨不已。当年八年抗战,潘复生曾是刘居英的部下,刘居英对他有提携之恩。他刚到黑龙江省上任,还特地带着夫人到哈军工大院登门拜访刘居英。然而,文革中大权在握后,潘复生翻脸不认人,把刘居英逮捕入狱,打成“苏特、朝特、国特、叛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刘居英出狱时大呼:“让潘复生来见我!”
    文革中的潘复生有了一大“理论发明”,他多次说过:“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他为自己能发现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而自鸣得意,每次接见哈军工造反派头头时也不忘唠叨一番。令人奇怪的是,当年他在河南省当第一书记,被疯狂推行大跃进罪恶行径以致饿死数百万老百姓的省长吴芝圃打倒,潘复生的罪名就是“右倾”。他居然接受了河南的“教训”,也同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从此他就一路“反右、反右”,当然就“极左、极左”,左到后来,一头栽倒到历史的泥潭里。
    1971年6月,潘复生的路走到了尽头,被正式免职。之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那里。”他被押送到辽宁盘锦,被看管起来,整整审查了九年。1980年,潘复生在哈尔滨抑郁而终。他制造的那些冤假错案都在胡耀邦大平反的历史大潮里得以全部平反。
    张光渝的文章里把潘复生的悲剧命运主要归结于“历史的偏差和错位”,我不这样看。固然在特殊历史时期里潘复生有不得不服从中央指示的客观因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做人的道德品质,他在文革中为祸一方,害人无数,能说没有个人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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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楷谈父亲潘复生 
                                                    作者:赵宗理
          我写的“潘复生晚年一席谈”,《炎黄春秋》2011年第一期发表后,潘复生的儿子刘国楷(潘复生实姓刘,因搞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其母姓,刘国楷语)看到后,先后两次来信,对杂志社及本人等表示感谢,并对文中个别不准确的细节进行了指证,还告诉一些鲜为人知有关潘复生的事情。考虑到潘复生先后担任过三个省委的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大军区政委乃至中央军委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政治地位),又有非常光辉的亮点。坎坷的经历,和悲凉的晚年,更由于还是六十岁以上的河南老一代人中都很敬重和怀念的一位最好的省委书记。良知、良心、责任和感情的驱使,我们又电话采访了刘国楷,草成了此篇“刘国楷谈父亲潘复生”的“怀人篇”。
     刘国楷,现年七十二岁,中国“冶金设备杂志”总编辑。高级工程师,政府津贴获得者,处级干部。就是“潘复生晚年一席谈”曾经谈到因自己的问题受到株连的那个宝贝儿子。说起父亲潘复生,刘国楷无论在来信或电话交流中都感慨万千,不仅对父亲充满了无限怀念之情,也对父亲遭受的一些不公平待遇百思不得其解。
       刘国楷说,家父潘复生年轻时就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结”特别浓重,立志改地换天的革命知识分子。1931年他上山东济南乡师期间就参加了共产党,多次组织学潮运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是济南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期间,他组织学生去南京请愿,并当面指责蒋介石为什么不抗日……,就是因为组织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了监狱,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施美人计等等。受尽了酷刑拷打,但家父视死如归,心如铁坚,在监狱中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气节。这些都是经过党组织反复调查后做出的一致结论,是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企图栽赃陷害污陷家父都未能达到目的。正因为家父是一个很坚强且很有领导能力的职业革命家,解放初期组建平原省时,家父即被中央任命为平原省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时年仅40岁。1952年平原省撤销时,家父在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的推荐下,(张叔叔调中央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主任是李富春。朱镕基总理曾任张叔叔的秘书)又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和河南省政协主席(当时尚未有人大组织)。当时河南是近五千万人口的大省,地处中原腹地,中央对家父的信任和重视程度,由此可见。
       刘国楷说:家父主政河南期间随父母在省会郑州读书,从初中到高中,因为已经是十几岁的孩子了,对家父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事,多多少少有些了解。在我的印象里家父是一个工作狂,干起工作不要命。由于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经常熬夜和废寝忘食的“傻工作”。常常使家父旧病复发,又不得不多次住进医院进行治疗。家父一生不会跳舞,不游泳,不打牌,甚至连电影也舍不得时间去看,更不会忙里偷闲挤时间看。在生活方面,他从不搞特殊化。甚至连看“白戏”之类的事他都不去做,有人给他送来戏票之类的事,他总是如数付钱的,平日里粗茶淡饭。家父廉洁奉公的程度让现在人不敢想象。他当了三省的省委,省军区一把手,乃至中央军委委员可是辞世后除了十几箱子书籍,和各类文集外,就是几床被子,全部资产总共不到一万元。“落花辞枝不羞林”这正是家父一生的光辉写照!
       刘国楷说:1958年家父被打成“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事件已有多篇文章在众多刊物上发表,并有中央平反文件,再此不多赘述。1958年家父的突遭横批,自然影响了我的学业和前途,这就是“阶级斗争时代”的必然结果。我本来学习成绩优异,又因为是革命干部子弟,高中毕业时学校原要保送我奔赴苏联留学的,这一来即被取消赴苏留学的资格,凭高考成绩只被录入北京钢铁学院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您在文章中说我是毕业于北京地质大学,显然是陈连兴厂长记错了。
      刘国楷说:家父遭批遭撤后不久即被发送到黄泛区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是那个大冒进和三年大饥荒的举世闻名的饿死了3600万~4000万人(指全国)大事件,才救了“潘、杨、王”等一大批冤魂!从1960年到1962年期间中央曾先后派李富春,李先念,习仲勋,谭震林,陶铸,王任重,王从吾,徐子荣,金明等领导同志到河南调查研究,具体指示解决问题。1962年4月一天,在省委礼堂召开平反大会,以李富春,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为首的平反小组,坐在主席台上,开会前,李副总理指着台下说:“潘复生同志请到台上来!”当家父走上台与李富春副总理及习仲勋等领导一一握手时,此时台下一片热烈掌声经久不息……当与李副总理握手时,李副总理说:“复生同志你受苦了……”。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调家父到北京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党委副书记,书记是李先念。供销总社第一任主任是薄一波副总理,第二任主任是程子华部长。在供销总社期间,家父因工作业绩突出多次受到国务院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表扬。1964年召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棉花大会后毛主席与会代表全体合影时在合影前,主席与家父握手时说:“你解放了,这下可好了。”但毛主席没认错。
      刘国楷说:河南经过所谓的批潘和批彭德怀不久接踵而来的就是全省范围的大饥荒,虽然那时候的“大饥荒”是全国性的。由于河南在一系列的反右运动中又特加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潘、杨、王运动”,“左祸”的泛滥和肆虐特别猖狂,所以河南的大饥荒自然又比别的省特别严重,据说至少饿死三百多万人!按理,河南经过一场这么严重的大折腾,大挫折,应该对“左倾蛮干”行为进行反思和自责,十分遗憾的是在我的印象里和家父的记述里,河南上层,和一些在“左祸”时期红的发紫为虎作伥的人,好像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多年来,河南的一些人说起批判潘、杨、王运动好像还是认为是正确的,是必要的。要不然就是只承认犯了扩大化错误,至于扩大了多少?错到什么程度?造成了什么危害和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有些人至今仍讳莫如深。这些人对家父的认识实际上仍停留在53年前河南官方大批家父时所定的政治调子的水平上,以中央1962年给家父平反时,所定的调子就相差甚远更谈不上说是从现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潘、杨、王事件。2007年4月7日,河南有关部门还曾为给河南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左祸”书记吴芝圃隆重的举行“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而2008年家父诞辰100周年时,河南却毫无表示,真是颠倒黑白。就连互联上也有评论文章,指责河南省委的作法。这样做对得起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百万河南人民的冤灵吗?!真是天理不容!对此,我曾有阵子苦想不通,曾对河南人的是非观念,颇有误解。最近从《炎黄春秋·怀人篇》中看到,您写的《潘复生晚年一席谈》,特别是拜读了相关背景材料,河南人民抵制批潘言论种种后,这种认识来了一个地覆天翻般的改变。从这篇披露的53年前弥足珍贵的资料中了解到,吴芝圃等人搬弄是非无辜批潘时河南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实际上都是反感的,是抵制的,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批判潘、杨、王运动是倒行逆施的。是不得人心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言那言不如老百姓们起来发言;这查那验不如历史实践的检验。这说明河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是很有良知和仗义执言的,凡是一心为人民群众着想,千方百计为群众谋利益的好干部,都是能得到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爱戴和怀念的。
      刘国楷说1966年初当时国家正处在所谓反修防修的时期,东北黑龙江省地处反修前线,老省委书记欧阳钦调任东北局任第二书记,黑龙江省缺少省委第一书记。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家父到黑龙江省任第一书记。由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先后找家父谈过两次话。1965年底,某一天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中央会议后,专门找到父亲,总书记说:“复生同志,身体好吗?合作总社的任务很重要,你平反后来到北京工作很有起色,工作做的不错,你是冀鲁豫地区的老领导,解放后,又在平原省河南省做过地方工作,很有经验,大跃进时期你受冤屈了,搞错了,中央完全信任你。东北地处反修前线,黑龙江省的欧阳钦同志调任到东北局,中央希望你到黑龙江省主持工作,你看如何?考虑考虑。”家父说:“黑龙江省人生地不熟我和那里的老省委许多同志不太熟悉,目前总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小平同志接着说:“复生同志你是个老省委书记了,做地方工作很有经验,中央很信任你,你不去谁去?”又说:“黑龙江地处反修的最前线,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都很重要,中央认为你去最合适”。小平同志还对家父说:“你可以带些人去吗,想要谁中央都支持你。”有次开会后,周总理对我爸爸说:“老潘怎么还不走呢?”虽然在这方面中央给有尚方宝剑,可家父认为到那里只要按照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不搞宗派的原则办事,是一定能够打开和驾驭住局面的。家父1966年初到黑龙江主政时只带了一个秘书。
     刘国楷说:家父真正的不幸是后来在黑龙江工作期间的出力不讨好,遭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和诬陷直到今天未得到彻底平反被误解,影响未得到清除,被诬陷而未得到彻底昭雪,以至于对家父的组织结论至今还留一些不应有的小尾巴,这才是家父在天难安的最大不幸。
      刘国楷说:由于家父性格坦荡,光明磊落为人耿直和作风正派,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对家父有良好的看法,相互的私人关系也不错,1957年中央青岛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在他的别墅里接见了家父,并请吃了饭,谈及河南情况。期间家父是第一次见到江青。周恩来总理曾经在饭桌上,与家父纠正一种认识偏见说:“听说你潘书记对中医有看法,其实中医是很了不起的”。家父主政黑龙江不久,周总理一次还亲自给家父打电话,要家父给中央机关买一些大马哈鱼,家父自然不敢怠慢,办齐后立即派飞机送往北京。家父担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期间,周总理也曾有想让家父改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想法,虽未实现这也足以说明周总理有让家父留在他身边工作的念头;陈毅元帅当外交部长时,也曾有让家父改任驻苏联大使的想法,在战争年代陈毅元帅还赠给家父日军战利品,两把椅子和一张钢丝床,可惜在文革初抄家时全部丢失……,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都对家父的为人和工作能力很认同,都给予厚望。家父无论在多大的规模场合做报告,从不看稿子,也从不死板的念稿子,却能够滔滔不绝,犹如文不加点,又不离题和漫无边际,每次报告或演讲都是很吸引人的,公认家父口才好,就连反对他的人也认可这一点。
     谈到至今有的人仍坚持认为潘复生在文革初期犯了左的错误,刘国楷说:家父主政黑龙江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谓文革,就是斗、斗、斗,批、批、批,正如您在文章中所说,文革开始家父也曾被造反派,当做走资派批来斗去,被揪出来打花脸,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叫你开不成会,吃不成饭,睡觉不成、工作不成、安生不成。但家父毕竟到黑龙江不久即使想搞些修正主义货色,也尚在调研或酝酿之中,所以造反派们由于抓不着什么实质性东西,狠斗一阵子后因无啥可斗也不再批斗家父了。所以,家父有一阵子没有遭到批斗,并非是家父向黑龙江省的造反派们投降了,更不是家父与造反派们合谋,而是造反派们由于抓不到家父什么把柄不得不主动放弃了。至于后来有人说,家父支持造反派,对黑龙江的老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事,根据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这也属于莫须有的罪名,是个别人因为没有争上黑龙江省革委会的主任,或副主任的要职而怨恨。诬陷和强加于家父头上的。家父熟读孔孟之书,从不做绝对之事和过火之事,他和黑龙江的老干部无冤无仇怎么可能用下作的手段利用造反派们去整老干部呢?当然如果说他在文革初期没有能力很好的保护老干部,未能有效的制止黑龙江省的两次较大的武斗事件,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使一些老干部和群众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迫害,家父每谈到此,都感到非常内疚。当然,在那个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泛滥的特殊岁月,家父连自己的安危都难以自保,怎么可能在有些问题上做的十分完美,滴水不漏呢?有人说潘复生如果不是忠实的执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的话怎么能够当上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实际上,家父的革委会主任还是周总理反复给造反派和一些人做工作的结果。刘国楷说,家父在“文化大革命”中,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受害者,运动开始有人说家父是哈工大27人反江青大字报的后台。当时黑龙江省造反者成立了一个核心领导班子,班长是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头头),是周总理做工作才让家父当班长后为革委会主任。那已是1967年之后的事了,文革期间,由于形势错综复杂,突如其来很多老同志都搞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家父对我说,文革初期中央开有关文革会议时,时任商业部部长的姚依林叔叔问家父,这是怎么一回事?家父说,听中央的吧,我也不明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派性斗争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家父难以驾驭黑龙江省的局势,困难重重,担心重蹈覆辙象在河南那样挨整,先后两次向周总理提出调离黑龙江省回北京工作,周总理对家父说:“复生同志,不要怕困难,要正确理解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安心工作,中央信任你……”。
      什么叫文革?什么性质?究竟是怎么回事?十分突然,谁也搞不明白,在当时的背景下,身为省委第一书记,家父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到后来才知道是极左路线,完全错了……。当然家父也就跟着错了,在1970年就受到军队方面以毛远新、陈锡联为首的迫害,还有紧跟东北太上皇的汪家道、刘光涛等人充当了迫害家父的急先锋。毛远新这个东北的太上皇,文革初期从云南飞抵哈尔滨,哈军工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根据他的特殊地位,提出想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之职,家父认为他很年轻,刚大学毕业时间不长,阅历太浅,突击提拔影响大,先进常委待有一定工作经验后再任副主任。我家父一生是个认真、负责、严谨、原则性极强的人,也是个尽职尽责的工作狂,他只知工作,不搞人际关系,更不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从不搞宗派和拉拉扯扯的庸俗作风。这些事例太多了,例如:记得文革初期约1968年,家父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有天张玉凤同志到宾馆看望自己家乡的老首长(张玉凤同志是原牡丹江客车段的工作人员,中央调他进京工作,是通知我家父直接办理的)。家父十分热情的会见了张玉凤同志,之后,家父再也没找张玉凤同志办过什么事(那时张玉凤同志已是毛主席的生活秘书了)。还有一件事实1951年家父在平原省任第一书记时,冬季濮阳运粮事件中死了一些牲口,事后为此家父降为省委副书记,但后来查清与省委没有关系,家父又恢复了省委第一书记之职,为此,薄一波副总理专门请家父吃饭(在北京开会时),家父因事没去。再有一件事是1966年初中央派他去黑龙江省任第一书记后,带头改掉原省委的一些书记们在家办公,而不在省委大楼上班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他主动带头到省委大楼办公室上班,这也得罪一些老书记啊!家父一生就是这么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由于家父太正统,不适应潮流,为此,就得罪了急于想当官的当时的“大太子”,而审时夺势、灵活多变的陈锡联司令员很快就把毛远新弄到沈阳,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俩人一拍即和,打得火热,坐一辆汽车,一起出出进进,形影不离,陈锡联唯命是从,极尽对毛远新提拔重用,使之春风得意,骄横不可一世,以至成为东北的太上皇,而陈锡联也得到实惠,在文革中也顺利进入毛主席设定的接班人领导班子。就连老百姓也议论纷纷说“潘复生太傻,为什么不和毛远新搞好关系,看陈锡联多合适,都升到中央的最高层了!”这是抹不掉的铁的历史事实,在徐焰著《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有评论。陈锡联与毛远新的极不正常的关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由于家父的原则性而得罪了太上皇,又遭遇了一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远新对家父恨之入骨,他操纵了一个班子,专门搜集家父的黑材料,无中生有,毛远新大批家父在文革中太右倾了,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在文革中的一切指示,1970年后毛远新等军方一伙加紧对家父迫害的步伐,此时家父已失去驾驭全局的能力了,到1971年7月以“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国民党的孝子玄孙”等四大罪名赶下台,又一次在全省范围内遭到无休止的大批判。哈尔滨大街上到处都是打倒大叛徒潘复生的大标语。按照东北太上皇一伙人原先的设想仅用一顶大叛徒的政治黑帽子即可把家父置于死地,可是他们为此搞了多年,由于苦无证据,只得作罢。家父1971年7月被罗织的罪名赶下台后,一直都是被禁闭在沈阳军区苏家屯一个农场里。有一段时间里审讯人员为攻下他们诬陷的叛徒问题,住室是终日用强烈的霓虹灯照射头部,用逼、供、信的办法,千方百计折磨他,由于家父的历史问题早已有组织结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推翻党中央早已做过的结论,岂不是枉费心机?从1971年至1979年12月连续9年的禁闭室审讯毫无结果后,四顶大帽子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监护审查期间,说家父是“刘、邓司令部埋在黑龙江省的定时炸弹”。而粉碎“四人帮”之后,又说家父是林彪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代理人。整人的大帽子象变魔术一样来回变,批来批去,最后才说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左路线的错误。家父从1971年到1979年达9年多的迫害,批斗、逼、供、信……,精神遭摧残,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在四人帮倒台后于1979年底才解除对他的隔离审查,回到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我们父子才得以团聚,并彻夜聊了整个文革中的情况,家父反复对我说文革初期他跟着党中央毛主席犯了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客观上伤害了一些干部悔恨终生,但要说他主观上有意打击迫害了一些干部,对于他这个一生谨慎、原则性极强的人来说是决不能如此下做!同时他也积极保护和解放了不少干部,如保护老战友张霖芝(煤炭部长),三次派秘书看望文革中受难的万里同志,在1967年冬还亲自到北京西苑宾馆看望受难的宋任穷同志……。在九大结束后,家父乘专机赶回哈尔滨连夜紧急召开解放8位有影响的老干部,例如张向凌开完会后已是寅夜之后,家父疲倦劳累的坐在沙发上竟然睡着了,那时家父已然是61岁的老人了,家父说:“我得罪了东北太上皇毛远新,他以大叛徒等四大罪名将我打倒,而不是什么文革中犯错误”。他们还以什么“红旗轿车事件”;“西瓜皮事件”;“洪新建事件”,所谓洪新建事件,其真实情况是这样,在文革派性斗争很激烈的时期。有一天在省革委会家父的办公室(豫园街107号),汪家道(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拿着一封信对家父说:潘政委,这封信是揭发你的历史问题,说你是叛徒……。这封信的署名是洪新建,家父接着说,这是揭发我的问题,信怎么能给我呢?你们处理,我的历史是清楚的。这件事被捍卫革委会红色政权的红卫兵一派知道后,就十分恼火,就派人到处搜查情况。在那个疾风暴雨般的疯狂年代,可想而知,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何等之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洪新建压力极大,心惊胆颤。因为他毕竟做贼心虚,在巨大派性声势下,洪新建害怕而自杀。后来才弄清楚洪新建是个匿名,真名叫欧阳相,是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的儿子。为此家父多次受批判,就在1979年回到哈尔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后,还召开一次批判家父的大会,让家父去参加大会,我当时正在家父身边(探亲),家父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也十分生气说:这是诬陷,家父没有迫害洪新建,家父历史清白,这是诬陷之罪,在这样情况下,家父才没有到现场去。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为此事正名,该还历史的真面目了,洪新建(欧阳相)犯诬陷之罪,该不该受法律制裁?!正因为他是欧阳钦同志的儿子,这么兴师动众批判一个革命半个世纪,历史清白的一个革命老前辈,心中何忍?若是平民的儿子,会如此吗?还是刑不上大夫,封建体制那一套玩艺吗?还有些人一直认为潘复生搞了个“东北新曙光”和“柳河五七干校”更是无稽之谈,无中生有,几十年误传至今,该还历史的真面目了!当时“新曙光”是党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定的,“柳河五七干校”成立是造反派搞的,由新华社一位姓黄的记者撰文提出的,当时在北京敲锣打鼓庆祝,家父正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还感到莫名其妙,让秘书问问是怎么回事?家父为此感到十分冤枉,完全不符合事实。在那个急风暴雨式的疯狂年代,确确实实考验着每个人的嘴脸,当你在台上时,就有一批溜须拍马者,大肆吹捧的人。当你落魄时,他们就反戈一击,大肆攻击说你的坏话!其中家父深夜召开会议,解放8个有代表的干部,待家父挨整时期中就有人出来大肆批判家父,真是世态炎凉啊!我从1970年到1980年4月30日,十余年的时间,家父受到打击迫害,逼供信特别不理解,为什么非要他承认是“大叛徒”呢?在河南大跃进时期,吴芝圃就想以“大叛徒”把家父置于死地,都惨遭失败,毛远新的伎俩同样没有得逞,这期间家父心情沉重,回到哈尔滨后还对他几次大批斗,真令人想不通,在这种无休止打击迫害下,家父突然在1980年4月29日早半身不遂,而只得送到黑龙江省人民医院抢救,结果医生老爷们极端不负责任,本来是脑溢血,而庸医却按脑血栓治疗,大量输丹参滴液,使家父在短短的35个小时即去世,后来发现他脊柱内有大量的血液,严重的医疗事故,按家父的级别和待遇,不应该发生的事故发生了,不该有的事也活生生的出现了,本应追究责任,可在那浩劫的时代谁负责?谁主持正义?哪有公道可言?这就是家父的一生,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位职业革命家的下场!
       家父文革再遭磨难,被软禁审查时,与家父不亲不故可以说和我家毫无瓜葛的青年现役军官,陈连兴仅仅因为听老一代人说家父,对得起河南人民,便想方设法见到了逆境中的家父,并与家父无拘无束的攀谈了几个小时,这确实是难得的。也是弥足珍贵的。要知道那时候,接触一个正被组织上进行“监护审查”的人,弄不好是要受到株连的,何况是一个正追求政治进步的青年现役军官。可是河南的陈连兴就不顾及这些,一人与逆境中的家父进行了接触和交流。32年后,您又用那样真挚的情怀,满怀深情的写了篇陈连兴访问家父的访谈录,通过求真求实的《炎黄春秋》杂志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扬子晚报》、《知识博览》、《作家文摘》、《周末》等国内很有影响的报纸,刊物都转载了您写的这篇专访,由此产生的连锁轰动的效应是可想而知的。看到和想到这些我觉得家父早年与河南人民结缘,并能为河南人民说一些实话,办一些实事,那是家父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家父能为这些世世代代都爱憎分明,尊重历史事实,是非观念清楚,做一点好事而记忆几代人的这么好的河南人民服务过,谋利过这还应是家父的骄傲。为此付了沉重的代价值得,真的!我今天真是发自肺腑的这么想,家父若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也一定会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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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复生文革中几件大事记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命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老一代革命者,新中国的创建人,属于“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行列,无论他们流向何方,无论他们在哪里被席卷上岸。流域两岸的观者论者,不过是过客而已。
        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态度,地位决定亲疏。但做人要有底线,即为老老实实做人,求实守信,不可为己之利,去编改历史,胡编乱侃!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提起潘复生这个名字,70岁以上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老人,都不会陌生,有褒有贬。不足为奇,任何一个历史重要人物,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不可能都是褒或者都是贬,但有一个原则:不管是褒是贬,一定要求实,历史唯物主义的去分析,正像新闻领域要求的五个W!1、什么时间,2、什么地点,3、什么背景,4、什么问题或者事件,5、什么原因。
         潘复生一生坎坷,家赤贫,奔向革命:1931年入党,学生时代即闹学潮,反对国民党腐败的政府,领着学生到南京去见蒋介石说理。创建革命刊物,搞秘密地下活动,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老虎凳,辣椒水灌鼻子,美人计、鞭打等等酷刑,受尽磨难迫害达6年之久。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保释出狱,立即投入抗日的烽火中去,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秘书长,文登中心县委书记,苏鲁豫区党委书记,1941年出任湖西地委(微山湖)第一任书记,先后大小战斗3000多次,护送刘少奇、陈毅、肖华等中央领导安全转移到延安,尚有众人所知晓的“铁道游击队”就是当时的湖西地委管辖的抗日英雄大队。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平原省委第一书记,政委,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受冤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为首犯,关押了3年之久(农场劳动改造,差点病死,受了多少欺辱,批斗……)。五年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1966年初邓小平总书记二次谈话后,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单枪匹马赴黑龙江上任一把手。不久,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79年下半年,他解押回哈尔滨后,10年来未见的老父亲满头白发苍苍,削瘦,苍老出现在我眼前,难以形容的心酸难过。我们深深的谈了几天几夜……。
          1966年初潘复生赴任黑龙江省不久,即6月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形势来得突然,谁也看不清摸不透是怎么一个运动?运动开始,红卫兵小将造反,把所有干部统统抄家,打倒,戴高帽游街,我家也不例外被抄家,批斗靠边站,家里丢失不少书籍及陈毅元帅送的抗日时期战利品及大量财物。因刚赴任没几个月,造反派抓不住潘复生什么辫子,也是在周总理做了造反派范正美等人的工作才在1967年3月份当上的革委会主任一职,而黑龙江省革委会是1967年1月31日成立的,与潘复生没关系,“东北新署光”是中央决定的,三结合是毛主席定的。
初到黑龙江省潘复生即到牡丹江,  佳木斯,绥化等地调查研究。他是个实干派,求实派,不拉关系,不搞小圈子,原则性极强,文革开始后,他对那样的形势和混乱十分不理解,不知所措,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中央那种极左思潮和路线下,指名要支持革命小将造反,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全党服务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回哈尔滨后,他的思想有了变化,最根本原因是接受了在河南时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教训,害怕再不听中央毛主席的话,又会被打倒,吴芝圃那么极左,造成河南人民遭受400万人饿死的大罪,还在当时调到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而潘复生是正确的(所谓右倾),反而被打倒,虽然后来被平反,但仍留下尾巴。潘复生害怕了,认为左比右好,这也是我党几十年来默认的不成规矩的思想。例子很多,例如:吴芝圃大跃进时代,河南饿死400万人的滔天大罪的他,文革初期被河南人民想拉出去批斗,而害怕病死,竟然在1979年北京召开8人追悼会上的名单之中。潘复生却因大叛徒再次被打倒而最终医疗事故而亡,无人问津,反而说他是文革狂人。何以情堪!公平?正义?吴芝圃还不是左的可爱吗?竟受到如此大礼相待。
       因此,运动中,他支持造反派,而不是调解两派如何团结起来,把运动领向正路,客观上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伤害了干部和群众,所以在黑龙江省这段,是潘复生一生中抹不掉的悲哀和痛苦。命运极不好。有人说,如果潘复生不接受中央调令,不去黑龙江,而在北京被打倒,合作总社机关的文化革命中不会有大的起伏和事件,潘复生的一生,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胡耀帮总书记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把我打倒,我也会犯错误”这就是胡耀帮伟大的人品的一个写照之一。而不是像有些变色龙式的人物的马后炮,文革结束后,指责这个,指责那个,成了事后诸葛亮。
父亲对我说,从内心讲,他没有任何私心去有意整某个领导和某些人,更不用说革命群众了,与任何人无冤无仇,他是冀鲁豫的干部,而黑龙江省的老班子,都不是这个系统的,即没来往也不认识,唯有得罪他们的是,从北京调到黑龙江省后,发现省委领导不到机关来上班,他带头到机关上班,可想与他们结下怨恨,刚开始还排斥他,私下不合作。又演出河南时期那一幕,派到河南任第一书记(从平原省调到河南),吴芝圃省长是土生土长又是中央委员,而潘复生是候补委员,资历比潘复生老,调到黑龙江去任一把手,而老的都没提拔,偏偏提了个潘复生,排斥潘复生。
         欧阳钦调到东北局任第二书记,文革中中央没有保护他,而是交给了造反派批斗,说他爱玩、爱跳舞……。并不是潘复生要斗他打倒他。
          李范五省长是毛主席点名说他是个坏人,他的亲人揭发他淫乱……。
洪新建事件,是他的匿名信送到汪家道司令员手中,汪司令交给潘复生说“揭发”你历史有问题是叛徒,当时潘复生没有动怒,对汪说,这是揭发我的历史问题,你们处理,怎么能交给我?!后来才知是欧阳湘——欧阳钦之子,那是造反派斗他很厉害后他害怕自杀了,怎么也安到潘复生头上呢?!
        还有就是二次较大武斗事件,那是文革中不可避免的事,黑龙江省的武斗决不是全国最厉害的省份,武汉 、广西、内蒙古内人党……广西武斗十万人参加,内人党被整据说30万人之多。
         当时,中央邓总书记派潘复生去任第一书记时就说,黑龙江省是反修前线,要注意动向,中央信任你,所以派你去反修前线……。后来打成什么苏修敌特叛国的案件,怎么又安到潘复生头上?我从没有听说过此案件,可有人硬往潘复生身上安!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文革已经过去近40年,有些人还以当年派性的角度出发,把黑龙江省文革中一切问题通通推到潘复生身上,好似潘到黑龙江省就是去整人似的。
         这其中,1971年中期潘复生被以无耻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四项大罪而被打倒、批判时,说他是刘邓反动路线在黑龙江省的代理人,林彪事件出现后,又说潘复生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又是支持反对江青的27人大字报的后台,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说潘复生太右倾,太保守……。对于潘复生的批判,就象变魔术一样,罪名变来变去,但真正被打倒的罪名是那四大罪状,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犯错误,与在河南同出一辙。当时省委领导班子,对潘复生存有怨恨,结论十分令人不可理喻,什么参加工作较早,做了一些有益工作,什么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注意此处没有说制造二字,本质区别)迫害了一些干部,错误是严重的。历史没有问题,他去世不作组织处理。这叫什么?结论?评价?非法关押达九年之久,怎么只字不提?受尽酷刑怎么不提?一个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与日寇浴血奋战,建国后是三个省委的第一书记,戎马半个世纪,这么几句不三不四的话打发了??情何以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祖父母、父母四口人死在哈尔滨,祖父已是90多岁的老人了,死时在兵团医院床前连个亲人也没有,老人郁闷而死,我母亲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抗日时在老乡家染上肺结核病,五叶肺烂掉二叶,后来走路都困难,呼吸供氧不足,1971年6月,潘复生下台的第18天,即在哈尔滨解放军211医院被批斗身亡。这么一个37式的老党员(十三级干部,抗日的妇女老战士,如此下场)!子女受牵连被歧视,影响入党提干。
      父亲关押9年之久,开始也是逼供信,用霓虹灯照射他的头部不让他睡觉,在辽宁苏家屯农场,武装战士看押,不准离开一步,1979年才解押回哈尔滨省委招待所,还继续批斗,不久以脑溢血当成脑血栓治疗,35个小时即身亡(医疗事故)。
        家父是位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作风正派,从不搞拉拉扯扯,平常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休息日也极少与家人团聚共乐,总是到单位开会工作,生活上粗茶淡饭,连炊事员都一再称你家吃的太简单了。在河南有人送他一台照相机,他都拒绝,以身作则,对部下要求特别严格,对子女从不找关系走后门,让子女自己闯天下,文革中抄家两次,本来就是个分文不沾的清官,抄家后整个财产价值不超过几万元。
         令人不解的是,有人把潘复生这一切鲜为人知的磨难和坎坷,没有人施以求实的文章来撰写,而把黑龙江省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和背景下,把犯的错误通通安到他身上,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狂人,似乎他枪林弹雨戎马一生,出生入死,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共和国的开创者和革命老人说成一分不值。最终他不也成了文革这场浩劫的受害者,替罪羊吗?
                                潘复生之子:刘国楷
                                                2015年8月28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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