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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  

2017-01-11 14:06:38|  分类: 民国风云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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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蒋翊武(1884—1913),汉族,湖南澧州(今澧县)人。原名保襄,亦作保湘,字伯夔。辛亥革命前夕曾任武汉文学社社长,主办《大江报》等报刊。1913年,蒋翊武在广西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时,被亲袁的广西军阀逮捕并杀害。蒋翊武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少年时期
        蒋翊武,字保勤,1884年12月21日(清朝光绪十年甲申冬月初五)出生于澧州(今澧县)一个城市平民家庭。  父亲蒋皋南年轻时到城内丁公桥一家小油坊里学制豆油皮。老店主没有子女,去世后,蒋皋南接受了他们的微薄产业。蒋翊武是长子,父亲为培养他成长,便节衣缩食送他读私塾,四个弟弟则先后出去当学徒。
1890年(光绪十五年)6岁蒋翊武就读于澧兰书屋,在周宣生、晏开甲门下启蒙读书。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4岁,与同乡学友杨载雄、黄贞元等转读于安福(今临澧县)梅溪桥私塾,从师蒋作霖,开始接触维新时事政治,并为之宣传。因戊戌变法失败,考长沙时务学堂未果。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继续求学于梅溪桥。同乡学友杨载雄参加湘军“劲字营”。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适逢满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族兄蒋念堂考取秀才,蒋翊武不愿与试,轻蔑地表露:“奴隶功名,要它何用?”反清排满的种族主义思想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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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反清
      1903年,他进入澧州高等小学堂(今澧县第一中学),第二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
范学堂。这时,革命思潮已在湘西北流行,蒋翊武阅读了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黄帝魂》等书,接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有一次,一个清朝官员来学校训话,告诫学生不可学洪、杨(洪秀全、杨秀清),而要学曾左(曾国藩、左宗棠)。血气方刚的蒋翊武当众站起反驳说:“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的?”他的话,使清朝官员张口结舌,却赢得了同学的敬重。
1904年秋,华兴会联合武昌的科学补习所准备发动起义,蒋翊武协助宋教仁集结革命力量,谋响应长沙起义。但起义事机不密,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人士,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只好避回老家。
         1905年冬,蒋翊武来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由于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留日学生纷纷回国,他只好留在上海。第二年春天,一些归国学生在吴淞办起中国公学,他便进入这所学校。中国公学里革命党人很多,蒋翊武与他们接触频繁,革命思想更加成熟。他和同学们组织了竞业学会,并由刘复基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0月28日,与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革命。1907年春《竞业旬报》被迫停刊后,返回故里。
1909年春与刘复基再赴上海。
参加新军
       1909年秋,刘复基去汉口协助詹大悲接办《商务报》,蒋翊武便随刘去了汉口,任《商务报》编辑。汉口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不少革命者潜伏在新军里,成立团体,积蓄力量,使许多官兵接受了革命思想。蒋翊武到汉
口时,新军中有一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为加入这个组织,便以访员(记者)身份前往鄂西采访,因为学社负责人杨王鹏等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正在那里驻防,三人在潜江遇上了学社成员蔡大辅,蔡写信介绍他们回武昌去找留守的负责人李六如。路过天门,为策动新军,蒋翊武决意从军,经人介绍,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
      不久,群治学社的活动就受到了挫折,1910年9月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但振武学社也为清政府所不容,杨王鹏、李六如等被迫离去。随后,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内同文学舍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蒋翊武被推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刘复基为参谋部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扩大组织,开展活动,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不久,新军各标营都有了文学社的成员和组织。当时,武汉的新军有一镇、一混成协,兵额共计1.5万人,文学社成员竟占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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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湖北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骨干在武昌胭脂巷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推举共进会领导人刘公任军政府总理,蒋翊武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有说是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另一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起义准备工作由这两个团体组成的指挥机关抓紧进行。10月9日,汉口机关部失事,党人名册、印信被查抄,起义计划暴露,形势十分危急。是日,蒋翊武恰好赶回武昌,毅然决定当晚起义。此时军警四出搜捕党人,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蒋翊武乘间逃逸,潜匿新沟(今监利)以待。10日,武昌起义,全城光复。12日,蒋翊武赶回武昌,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提议扩充军队,组建两支义勇军,保卫汉口、汉阳。后补任为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离汉,蒋翊武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护理总司令,负责指挥。
        1911年12月6日,因清政府与革命军停战,蒋辞去总司令,仍以招抚使名义驻汉口。 
反对独裁
       1912年2月后,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袁世凯使用了调虎离山计,于6月间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当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临行前,蒋翊武召开了文学社的最后一次社员大会,在蒋翊武的倡导下,会上
一致决定全体加入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蒋翊武在北京是闲职,他对袁世凯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袁世凯授予他勋二位,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一概婉辞不受。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在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他出席并 与阎锡山、张继、李烈钧等一起被推举为参议,兼任汉口交通部部长,负责两湖及陕西三省党务。10月回鄂,设立汉口交通部各级机构。他赞成革命派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认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独裁政权。12月,主办《民心报》, “扬孙黄,抑袁黎” ,与《中华民国公报》相对抗。
        1913年2月,奉宋教仁之命,蒋翊武也前往上海、武汉一带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游历长江上下游各埠,与新选议员磋商建国大计。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蒋翊武感到靠议会和政党内阁是不能阻止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从上海赶回湖北,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旋回湖南。7月,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蒋翊武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欲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湖南都督谭延闿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但并不真正反袁;虽然宣布独立,却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准备。江苏、江西等地的讨袁军遭受失败后,8月6日,遭袁世凯通缉,湖南于8月12日宣布取消独立。蒋翊武回到长沙,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与其他革命党人逃离湖南。别人都经汉口乘舟沿长江东下,蒋翊武觉得汉口太危险,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于是决定改道广西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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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被杀
        1913年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为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押解至桂林。秦电告广西都督陆荣廷,陆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促袁速杀蒋以绝后患。9月1日,翊武被押至桂林。在狱中,翊武历数袁世凯罪恶,并作遗书数千言,先传至黄贞元,再传至其夫人。9月9日4时,翊武被押至丽泽门外刑场,着绸衫裤,向围观群众讲演革命大义,坐红毯从容就义,时年28岁。
        1916年,归葬长沙岳麓山。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桂林,专程来到丽泽门外凭吊蒋翊武,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个人作品
1913年临刑前,蒋翊武写了四首绝命诗(也有说其实合为一首)。
其一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作寒鸣。
其二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其三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其四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
主要贡献
        蒋翊武是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
        蒋翊武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坚持舆论造势,积极宣扬民主革命的思想,曾先后参与或主办过《竞业旬报》、《商务报》、《大江报》、《民心报》等,反映出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借公开鼓吹“大乱”,大掀革命狂澜;他积极运动新军,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在主持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时,便把运动新军作为主要工作,为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作好充分的组织准备;他寻求联合壮大革命同盟,始终把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作为壮大革命队伍,取得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他紧紧追随孙中山,誓死捍卫民主共和,始终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
人物评价
       1916年,谢春轩曾作挽联多副,其中一联写道:“立功在楚北,殉节在粤西,推翻专制,拥护共和,英雄成败均千古;奋迹于涔阳,首丘于岳麓,昔年欢迎,今日追悼,故乡风云又一时。”
       孙中山高度评价蒋翊武为“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  并称蒋翊武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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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纪念
        蒋翊武墓
        蒋翊武墓,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门下约20米处。1916年9月,护国战争胜利后,蒋翊武
的遗骸自桂林归葬长沙岳麓山,湘人为他营建汉白玉墓塔,墓区为一空旷平地,占地约400平方米。墓冢居中,花岗石砌平台四级,上方有方形顶碑塔,高约4米,花岗石琢成,中嵌汉白玉墓碑,高2米,宽0.7米,碑心朝东,楷书“蒋公翊武之墓”六字。墓前有片石山道导入,墓后青松赤枫。是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蒋翊武碑
       1921年孙中山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个字镌刻于碑上,嘱胡汉民先生撰书碑文 :“蒋
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昭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 胡汉民谨记”。 
         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桂林市区翊武路南段东侧。青石砌筑。碑座为3层踏阶,每层边长2.75米,高0.8米; 碑身为四方形椎柱体,通高4米。碑北面刻孙文题字。其余3面刻胡汉民所撰纪文。
翊武公园
        翊武公园位于湖南澧县,投资7000万元、占地约16万平方米,翊武公园是一座集纪念、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绿色生态公园,也是澧县县委县政府围绕蒋翊武逝世一百周年开展的“五个一”主题文化工程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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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翊武,本名保勷字伯夔,1885年生于澧州城一个靠豆腐作坊糊口的家庭。少年时师从维新派人士周宣三等人就读于澧兰书屋,1902年入澧州官立中学堂附设高等小学,以优绩提前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他喜读黄羲之、王船山著作,在《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清廷禁书强烈震撼下,萌发反清思想,立志普兴“吊民伐罪之师”。1904年参与宋教仁、黄兴策划的长沙起义,被开除学籍,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组织(常德)祗园寺机关,奔走于沅、湘间,联络会党革命。1905年秋,拟赴日投同盟会不果,滞留沪上,进入中国公学。助杨卓霖组织竞业学会,办《竞业旬报》,加入同盟会。1907年被迫返乡,1909年秋偕刘复基到汉口,先助詹大悲办《商务报》,旋入黎元洪所部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加入“群治学社”。1910年9月,代理主持“振武学社”。1911年1月,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3月15日,在武昌小东门内同文学舍召开的文学社成立大会上,被公举为社长。从此以文学社为基础,创建革命武装,矢志推翻满清政府,积极谋划武装起义。9月14日,力主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组成统一的“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为“总指挥”。10月9日,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军事命令,一举捣毁了满清260多年的统治,砸碎了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铸就了划时代的中国辛亥革命。
  孙中山为何单誉蒋翊武为“开国元勋”?
  其一,蒋是武昌起义的实际策划者。辛亥前数年,蒋策划并完成了三件开创性事业:一是掌握笔杆子。利用《商务报》大发新声;把《大江报》办成震荡武汉三镇的革命号角;将《民心报》创办为革命党人反对黎元洪等旧军阀的强大思想武器。当时,除海外孙中山,国内唯蒋有此智慧和毅力。二是抓牢枪杆子。武昌首义前,孙中山等人领导过数十次革命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只有蒋鼓动起清军士兵的革命热忱,开创以策反和改造新军、进行武装革命的实践,并获得短期内搞垮清军、使张之洞训练多年的一万六千湖北新军,三分之一变成了革命党、三分之一倾向革命,愿为大清卖命的,则不足二千人的奇迹。三是立足扎实的基础工作、健全基层组织网络、首创“党人代表制”、施行“抬营主义”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支组织严密、队伍庞大、运转灵活、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一举撼动了清王朝的支柱。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等无法与之媲美,孙中山及全国各地革命党人,亦无一可与伦比。
  其二,蒋是武昌起义的果敢指挥者。戊戌变法后,清廷面临不断高涨的革命冲击。在广州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影响下,蒋翊武巧抓时机:8月亲定起义计划,9月乘荣县“独立”、清廷调端方率鄂军入川之机,于9月24日完善和通过了起义计划。10月9日,在小朝街机关总部召集标营代表会议,精心部署起义。面对宝善里炸弹失事、起义机关被破、机秘(党人名单、起义旗帜、文告等)全落俄巡捕之手的突变,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军事命令,决定当夜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实行武装起义。因邓玉麟传令失误,号炮未响,起义不果,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同遭逮捕。彭、刘、杨三人遇害,蒋则趁机逃走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寓所。天亮前即派胡培才等重传军令,改10日夜依原令继续举事,以“争死生于须臾”。又分别于当日上午九点半、十一点和下午六点发出“新五道命令”。傍晚,清军缇骑四出,闭城大索,蒋被迫从李长龄处暂时转移,逆汉江奔安陆以图再举。但小朝街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动员起来,盘马弯弓,执戈相向。10日晚8时许,信服蒋翊武的党人代表熊秉坤,带领工程营打响第一枪。经一夜激战,湖广总督瑞澂挖墙逃走,革命军一举占领武昌城。著名近代史专家李时岳曾把9月24日二团体联合会议上,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读的起义总动员计划、10月9日总司令紧急军事命令、10月10日起义行动实况列表比较,得出结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进行则基本上是执行着命令的要求”。因此,武昌首义“还是通过起义前下达的计划和命令起了领导作用”。蒋翊武本人1912年6月写的《武昌两日记》序言说:“是日也,一夫左袒,三军尽甲,机事中泄,网罗四张……幸而命令夙宣,指挥先定,再接再厉,继续有人。”历史证明,是蒋翊武的运筹帷幄和果敢指挥,才有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其三,蒋是武昌首义胜利的坚定保卫者。武昌起义初成,清廷猛烈反扑。先是急调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大举南下,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溯江而上,企图夺回武汉。接着在军事上几乎投入全数血本,欲与民军(革命军)决一死战:下令北洋六镇直赴湖北;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前线陆海军。袁亲赴孝感督战,外国列强增派军舰二十艘,军临武汉江面,蠢蠢欲行武装干涉。整个“阳夏战争”和“武昌保卫战”中,蒋翊武虽遭排挤,但仍引军事为重。先是以军务部副部长、军事顾问、防御使虚衔,勇敢指挥初建的四协革命军,负联络各军之责,“视察并计划一切”,扩军备战,为巩固首义成果奠定了基础。继以黄兴战时总司令部“经理部长兼顾问官”身份,调度全军后勤,协助整编汉阳民军,被黄兴称为“谋勇兼备”的奇才。汉口失守、汉阳亦败、黄兴离鄂、黎元洪逃驻葛店,武昌几於不保时,蒋临危受命,继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官”,“守危城,却强敌”,力挽狂澜,稳住了首义之城的地位。
  其四,蒋是共和政体的坚决维护者。建设民主共和新国家,是近代中国人的理想与追求,是孙中山为代表的无数先哲殊死搏斗的宏伟目标。蒋领导的文学社,原不属同盟会系列,但“拥护孙文的主张”,“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武昌首义后,大批立宪党人、旧官僚政客乃至变节求荣者,纷纷自立小山头,围攻孙中山,拥护袁世凯。当时的武汉,惟蒋翊武抗拒横流,坚定支持同盟会。孙中山被迫下野时,蒋毅然带领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不为袁贼的授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所引诱,鲜明支持宋教仁反袁。“二次革命”爆发,蒋以“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的誓言辞别父母,屯兵岳阳,用鄂豫招抚使名义檄告天下,决心率军北上,攻占荆襄,直捣武汉,进窥河洛,以期会师黄龙,殄灭袁氏集团。被捕后则大义凛然,痛骂袁贼“此獠不除,必为民国之害。”临刑前,更慷慨演讲,悲愤表示:“予死固所甘,请悬余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有知余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拚为之。”蒋对民主共和事业之忠忱,可谓光昭日月,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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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反清军,五千新军闹革命
  蒋翊武对辛亥革命的创造性贡献
  武昌起义的总司令蒋翊武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革命的主要力量问题上,孙中山主要依赖会党,蒋翊武则主要依赖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在起义地点方面,孙中山一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蒋翊武则盯在武汉;在起义的时间问题上,虽然同盟会中部总会对武昌起义以及其后江、浙、皖等省的响应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仍然估计不足,因此,“定宣统五年(1913年——笔者注)为大举时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谭人凤:《石叟牌词》,第99页。)蒋翊武则于10月9日果断下令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蒋翊武在实践中,为推翻满清专制王朝作出了创造性的的贡献。
  起义主要靠谁,靠会党,还是靠新军?
  孙中山在历次武装起义中,多依靠会党力量。清末会党不下100多种,都具有反清爱国宗旨,往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孙为联络会党起义,列籍洪门,与他们结盟,烧香拜把,结为兄弟。《中国同盟会总章》第5条明文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孙中山较早结识的革命分子中,会党人士占相当比重。如郑士良就是三合会头目。1893年冬,孙中山与郑士良、尤列、陆皓东等在广州组织革命团体,以“驱除靴虏恢复华夏为宗旨”联络会党。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带联系哥老会,同时指令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会党联络机关,计划将湘、鄂、粤等地的三合会、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起来。同年,两湖哥老会著名头目十数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设立兴汉会,统一三省会党,并决议推孙中山为会长。此外,黄兴联络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白帮等组建华兴会;陶成章则联络浙、闽、苏、赣、皖五省会党头目,在杭州成立龙华会。马超俊曾说:“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罗香林说:“没有洪门,就没有兴中会”。革命党与洪门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实事求是地说,依赖会党既是孙中山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孙革命之初:“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他说:“鄙人往年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又说:“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故余先从联合会党人手。”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一贯重视和依赖会党,对新军看法较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的死角,基本未顾及过。
  然而,以会党为主力的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不能不引起革命志士们的痛苦反省: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结论是将失败归咎于会党,,最集中的是认为这是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吴玉章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的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于是,一些人将注意力转向新军,这方面最成功的代表人物是蒋翊武。
  蒋翊武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策反和改造新军,而不是依靠会党来推翻满清的道路。与他同时代的人比,蒋更显得务实和稳健。蒋认为“当今天下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他身体力行,事事亲为,把新军士卒和底层群众作为主要策动对象,同时始终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以壮大力量,所以才有武昌起义时应者如云、波澜壮阔的场面。
  一是在新军中建立和发展革命团体。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革命力量的起义,文学社完全是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是在其前身振武学社、群治学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军中力量最大。蒋是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1911年1月30日,正是农历春节,蒋和詹大悲等在黄鹤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的成立,蒋被推为社长。文学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因此得到广大新军士兵的拥护,入社人数,与日俱增。文学社吸收和发展社员主要以新军士兵为对象,因此,文学社组织发展的过程与在军事上准备武昌起义的过程是一致的。文学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细胞组织几乎已布满湖北新军各部队,社员人数几乎达到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
  二是为密切与新军关系,促进新军反正,蒋翊武与刘复基等亲自入黎元洪部当兵,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吸收了不少社员。以蒋为首的文学社人员在新军中长期忍耐,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不断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以新军士兵为主要对象,大造革命舆论。蒋以文学社经费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他确定了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原则,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报纸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使新军士兵与文学社心声相应,思想迅速革命化。“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8月1日,军警查封了《大江报》,但《大江报》的宣传功效已深入军民心中,为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所以,武昌起义一夜成功,与蒋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
  四是制定详细周密的起义计划。早在8月蒋翊武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尽管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晚上,蒋翊武发布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出现了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意外情况,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原来下达的命令,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有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一夜之间使起义如期成功。这是蒋脚踏实地为起义做了充分准备的结果。
  五是分派社员到湘、川、皖、苏各省新军中为联络员,又于军队之外,建立机关部、通讯部等秘密组织。
  当然,从依赖会党转向依赖新军,决不意味着会党作用全然消逝,相反,会党势力仍不可忽视。湖北主要依靠新军,其他一些省独立,则主要依靠会党。例如,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哥老会风起云涌。10月22日湖南独立,洪江会头目焦达峰出任都督。陕西哥老会“一经号召,蜂起尤多,一时泉涌风发,关中四十余里数日间,莫不义旗高举。”但毕竟是蒋翊武的转向首次带来了起义的成功,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彻底倾覆了满清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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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江山怒不平”
          ——“开国元勋”、武昌首义总司令蒋翊武
 98年前,一个人为护卫国家的共和体制,反对倒退和独裁,年仅29岁的生命倒在袁世凯的屠刀下。
  98年后,记者在这个人——蒋翊武家乡澧县却感到其影响无处不在。在县城,人们向记者讲述“多安桥”的故事。说是武昌起义后的1912年10月,蒋翊武回乡省亲,人们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桥头搭起了牌楼,将他要经过的桥改成翊武桥。可是蒋翊武并不想惊动地方,而是趁着夜色,从另一条路悄悄地入了城,回到了后来牌号老二街25号的旧宅。第二天,蒋翊武对乡人申明,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于是,入城的这座桥还是“多安桥”。不过,蒋翊武生前可以婉拒人们对他的抬爱,却无法在身后拦阻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敬情感。在县城,记者看到,蒋翊武的塑像在兰江公园、县一中耸立着;翊武路、翊武影剧院其实是告示后人英雄出处;在当年也属澧县的津市,有着翊武中学;一部“砖头”般《武昌首义第一人蒋翊武》更显示英雄在家乡人心中的分量。
  一、孙中山追“封”他“开国元勋”
  长沙岳麓山上,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门下约20米处有一座水泥墓,墓的主人蒋翊武。墓区为一空旷平地,占地约400平方米。墓冢居中,花岗石砌平台四级,上建有方形顶碑塔,高约4米,花岗石琢成。中嵌汉白玉墓碑,高2米,宽0.7米。碑心朝东,楷书“蒋公翊武之墓”六字。墓前有片石山道导入,墓后青松赤枫。这座墓是1916年9月落成的。
  蒋翊武牺牲在1913年10月。身为鄂豫招抚的蒋翊武参加“二次革命”,可江西、江苏反袁主要战场军事失败了,湖南也取消了独立,蒋翊武只好南走广西,准备到香港后以图再起。没想在兴安县唐家司被倒向袁世凯的广西督军陆荣廷之部逮捕,被押到桂林,同年10月9日被杀害。他的遗体被朋友草葬于当地。3年后,当时的湖南军政府将其遗骸迁回,安葬于岳麓山。
  广西桂林市翊武路南段(原丽泽门外),有一座塔式青石建筑,正面刻孙中山手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落款为“孙文敬题”。 其余三面刻胡汉民书撰蒋翊武事迹,其中称蒋翊武:“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这是孙中山1921年到桂林督师北伐时,追念蒋的革命功绩,“特为公立碑”,并指示胡汉民“书公事略”。孙中山题词落款中一个“敬”字,“唯一”中饱含真情。胡汉民虽然“公事公办”,却是一个政党意志的体现。
  据我国驻印度大使袁南生查证:“孙中山在对众多革命烈士的封号中,惟有蒋翊武享受‘开国元勋’的殊荣。”孙中山这一“封”,把蒋翊武的功绩、气节、影响都囊括其中。
  二、当机立断,“洵大将之才”
  孙中山其所以称蒋翊武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是因为蒋系武昌起义的总司令。而清廷专制政权能得以推翻、共和体制得以建立,都得益于武昌起义的成功。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昌胭脂巷密商武装反清起义方案,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
  此时,蒋翊武的公开身份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正目(班长),正随部队移防到了湖南岳州(今岳阳)。
  10月9日上午,蒋翊武从岳州赶回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与刘复基、彭楚藩等聚议起义日期。
  这天中午,他们刚吃过午饭,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原来,起义军参谋长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蒋翊武了解事情真相后,思索着应付办法。这时,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并让人抄写20多份,分头送出。起义命令要求革命武装夺取武汉三镇,听到中和门外炮声后,即分头攻占各自目标,楚望台军械库和清督署是攻击重点。
  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事已至此,不要慌!”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复基手拿两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拥进。 经过一阵搏斗,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这一次,也导致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牺牲在起义胜利的前夕。
  被抓进警察署的蒋翊武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因为蒋翊武从岳州回来时化了装,打扮得像个乡巴佬。警官对他放松了防范。蒋翊武待警官一走开,便越墙逃离,以图再举。
  脱险后的蒋翊武得知三烈士牺牲消息后,又急又愤,认为“事已至此,不可束手待毙”,于是决定将起义日期更改为10月10日发动,于当日连发五道攻击命令。
  尽管起义指挥机关遭受破坏、起义主要领导人离岗,但蒋翊武实现了他的“遥控”指挥。有人对起义计划、蒋翊武命令和起义过程列表对照,得出了如此结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实际进行则基本上执行了命令的要求。”起义按计划实现,足说明组织工作的充分。因此,史家评论蒋翊武在武昌起义的贡献时说:“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之才。”
  新军当天夜里发动了起义,奋战一夜,终于占领了武昌。蒋翊武在船上听到起义的消息后,便弃船上岸,赶回武汉指挥。12日清晨,蒋翊武到达武汉,打听到革命党人已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设立了湖北军政府,立即前去共商大计,先后任鄂军政府军事顾问和军务部副部长,协同筹划防御清军进攻和推动各地起义响应。他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去汉口策动清军反正。汉口遭清军攻击,他组织督战队赶往前线与清军战斗。11月28日,在黄兴、谭人凤等离开武汉到南京商量“开国”事宜后,他任护理总司令,指挥保卫武昌的战斗。
  三、“抬营主义”,把文学社带上辉煌
  蒋翊武于辛亥革命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领军武汉的文学社。有史家指出:“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成的统一机构领导下发动的,其主力是湖北新军,因而在实质上是一次革命化的士兵起义。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就是新军中党人的杰出代表。”
  1909年秋,蒋翊武应刘复基之邀,从上海赴武汉襄理《商务报》,并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后,参加了群治学社。而群治学社的革命活动被黎元洪亲信施化龙探知,主要领导人杨王鹏、李六如被迫离开军营。杨、李在离开军营时,将社务交给蒋翊武负责。历史把一个早有准备的革命者推上了前台,蒋翊武把这个革命团体带到了辉煌境界。
  1910年底,为重整这个革命团体,蒋翊武邀请詹大悲、刘复基等在武昌阅马厂集贤酒馆集会,商讨对策。会上,大家接受詹大悲将其改称为文学社的建议。1911年1月30日,借春节团拜的名义,文学社在黄鹤楼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蒋翊武为临时社长。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蔡大辅、王守愚寓所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并推举蒋翊武为正社长,以詹大悲的《大江报》为机关报。文学社总机关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又设阳夏支部领导汉阳、汉口社务。
  文学社实现的是“抬营主义”,即吸收社员扩大发展组织,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起义推翻清朝统治。蒋翊武领导文学社,在社务拓展方面取得飞速发展。到1911年5月,文学社社员遍布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21混成协。社员由成立之时的8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占湖北新军总人数的六分之一,成为湖北第一革命团体。据漫征的《共和国元勋蒋翊武》一书记载,在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正式实行军事编制,以20人为一支队,4个支队为一整队,结果人员“概计480支队有奇,125整队有奇。”也就是说,起义前夕文学社社员已发展到万人左右。
  蒋翊武等人的“抬营主义”完全摆脱了以往以会党为革命主力的方法,而是将清朝新军“演变”为革命武装;将传统的依靠少数革命精英冲锋陷阵,变为发动基层革命者形成声势浩大革命阵营。
  为整合革命力量,9月14日,文学社与湖北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在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召开联合会议。根据刘复基建议,双方团体以武昌革命党身份举行起义。此时,湖北革命形势一触即发,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又迟迟不能来武汉。于是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各部队代表会议,推举蒋翊武为起义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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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
  “南北和议”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袁世凯之手,他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对付革命党人,也私下同袁世凯拉关系。而此时袁世凯也为笼络革命党人,为扶持黎元洪,清除湖北的革命派,使出调虎离山计,于1912年6月间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电文还给蒋翊武戴上高帽子——“蒋公天下才,鄂省不得而私之”。
  临行前,蒋翊武召开了文学社的最后一次社员大会,决定这一革命团体的前途和出路。在蒋翊武的倡导下,会上一致决定全体加入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蒋翊武从袁世凯拒绝到南京上任等行为看出了其政治走向——独裁,不为袁的拉拢所诱。袁世凯授予他勋二位,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一概婉辞不受。
  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蒋翊武被推为参议。他赞成国民党代理总理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认为实行责任内阁制,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独裁政权。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优势,宋教仁南下一路宣传自己的政见,蒋翊武也前往上海、武汉一带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
  3月20日,力倡民主政治的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蒋翊武由此感到,靠议会和政党内阁是不能阻止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蒋翊武在武汉又一次策划起义,起义流产后,他潜回湖南。
  7月,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这时蒋翊武正在澧县。他在家接到友人催他去长沙发动湖南独立的电报,便向父母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他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湖南于8月12日宣布取消独立后,蒋翊武只好与其他革命党人逃离湖南。
  五、“如此江山怒不平”
  蒋翊武走到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为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押解至桂林。
  秦步衢查明被捕者是被袁世凯下令通缉的“要犯”蒋翊武后,一面对蒋严加看管,一面打电报给袁世凯邀功请赏。被捕之后,蒋翊武拒绝了桂林官方中有人提出的活命之道。不久,袁世凯电令广西都督陆荣廷:“着将蒋翊武就地枪决。”
  当官方拿着袁世凯的电报给蒋翊武看,并告诉他第二天执行枪决时,蒋翊武毫无惧色,并向对方谈论必须武装讨袁,认为不除此人,必然祸害民国。蒋翊武又索纸要笔,书写遗嘱,为遗腹子取名。
  第二天下午4时,官方备饭,佐以白兰地酒为蒋“送行”。蒋翊武丝毫不把即将到来的死亡放在心上,痛快地吃饭喝酒。叶国素先生在《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中如是记载英雄的最后时刻:“酒酣,公从容告陈及诸将士曰:‘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闻者皆痛呼民国万岁!其成仁取义之精神,即后日民国再造的因素。”“行刑时,蒋翊武身穿白色丝绸服装,从容走出监狱,怒骂黎元洪、袁世凯:‘谋杀元勋,弁鬂约法,拔专制之死灰,负国民之重托。’”
  蒋即被押往桂林丽泽门外。刑场上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蒋翊武……向观众讲革命真理,慷慨激昂,听众动容,有些为之失声痛哭。执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事情有变,突然拔出手枪,从背后向蒋翊武开枪。一位创立共和的开国元勋倒在血泊中。
  临刑前,蒋翊武写了四首绝命诗,其中两首是: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
  在诗里,他表达了对壮志未酬的惋惜,对政权落在袁世凯手里、自己无力实现革命目标的痛心,更有对改变中国现状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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