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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明代 忠臣 侯峒曾  

2016-10-20 14:06:56|  分类: 明朝名人雅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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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忠臣 侯峒曾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侯峒曾(1591-1645年),汉族,明苏州嘉定(今属上海)紫堤村(今属闵行区华漕镇)人。号广成,字豫瞻。明赠太常少卿侯震旸长子,天启五年(1625)进士。雅好诗文,能书法。曾任浙江参政。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嘉定民众起义抗清,他与黄淳耀被推为首领,于闰六月十七日起兵守城,至七月四日城破,坚守十余日。城破后与二子投叶池殉国。
        侯峒曾是明末学者。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与徐石麟、陈洪谧称“南都三清”。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峒曾叹道:“臣若在都,当以颈血殉梓宫,今无死所矣”。1645年夏,清兵下苏州,攻嘉定,峒曾率二子玄演玄洁,协进士黄淳耀,率吏民死守,尽散家财,与众同甘苦。城破,叹曰:“嘉定亡,余何忍独存”。自沉池中,未死,为清兵俘杀,年55岁。两子同为清兵杀害。著有《都下纪闻》、《江西学政全书》、《侯纳言集》。
     明朝末年,清军入关。江南一带,数扬州、江阴、嘉定等地抵抗最烈。于是,史书上便有了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记载。侯峒曾父子就是“嘉定三屠”中的杰出英雄。
       清顺治二年,嘉定爆发十多万人参加的反剃发抗清起义,侯峒曾与同乡进士黄淳耀被推为首领,在嘉定城楼上树起了“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组织起来的义军,在嘉定四门布置兵力。侯峒曾带着儿子侯玄演、侯玄洁负责守卫东门、北门,并在北门仓桥炮击清兵,打死清将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李成栋闻讯,暴跳如雷,发誓报复。
嘉定城虽是个弹丸之地,但面对清军压境,守城义师在侯峒曾、黄淳耀的率领下,却英勇坚守了近半个月。
七月初四凌晨,大雨倾盆,守城义军饥寒交困。清兵乘机猛攻,东门失守,全城巷战。
侯峒曾和儿子玄演、玄洁且战且退,眼看大势已去,无法抵挡。
      父子三人退至家中后,侯峒曾双膝跪地,面对祖先牌位,顿首叩告:“峒曾不才,未能守住城池,愧对乡亲!愧对祖先!而今城池既破,岂能忍辱偷生?唯有一死,以全忠节。”说罢,又连连叩首。
跪在侯峒曾身后的侯玄演、侯玄洁,听到父亲这番话,明白父亲去意已决。他们双双起身,紧随父亲,不离左右。
侯峒曾来到后园的叶池旁,仰天长叹,正欲跃身投池,却被玄演、玄洁紧紧抱住。
他们跪求父亲说:“父亲,你不是守城官吏,责不在你。何不暂忍一时,以图东山再起。”
侯峒曾闭目忍泪,铁嗓铜声,对儿子们说:“我的主意已定。你们不必多言,赶快离开!”
玄演、玄洁兄弟深悉父亲禀性,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便争着要随父亲一同殉难。
侯玄演推开弟弟说:“我是大哥,随父同死是我本份。弟弟,你赶快走吧!”
侯玄洁抱住哥哥说:“大哥,你是侯家嫡长子孙,应该由你留守宗祧,由我陪随父亲同难!”
他们正在争执中,扑通一声,侯峒曾已翻身没入池中。弟兄俩于是也拥抱着,一起跳下叶池。
      顷刻之间,清兵杀到池边,把父子三人抓捞上岸。侯峒曾已气绝身亡,玄演、玄洁则尚存一息,双双被清兵当场砍死。
     侯峒曾的头颅,被清兵割下,挂在西门城楼上示众。三天后,跌落地上,被一位书生捧起,送到侯家故居厂头,与尸身缝合后入殓。
      侯峒曾父子的刚烈大义,深深感动后人。嘉定至今还能看到多处纪念他们的遗迹。在嘉定城中,清河路城中路口的东北角叶池原址上,有一块叶池碑,正是当年侯氏父子的殉难处。“叶池”二字的题写人,是国家司法部原部长魏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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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峒曾《行书七言律诗扇面》纸本行书 50.5×15.6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扇诗中有“尧天再辟”语,似为崇祯即位后作。此书运笔流畅,洒脱自然,韵味冷郁,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正自不俗。
关于嘉定三屠
      嘉定,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至宋朝嘉定十年,遂以年号为地名,今属上海市嘉定区。
满清下达“削发令”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满清晋亲王多铎统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朝廷覆亡。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汉民族千年来的伦理价值观,削发可谓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故“削发令”一下,各地民怨沸腾、反抗骤起,尤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定、绍兴、江阴等地为盛。反抗满清暴行最为惨烈的嘉定,史称“嘉定三屠”。为在嘉定强行推行“削发令”,满清政权决定实施武力征服之。
嘉定举义旗
      弘光元年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宁静。据史载:清军进攻嘉定城的先锋李成栋,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书史可法的部下。早在去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
       此时,为反抗满清的入侵,嘉定城内的市民一致推举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主持城防。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
      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
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
      天亮时分,清军击败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
    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
    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
      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
       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
      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
满清一屠嘉定城
      在清军击败各村镇的乡兵后,遂将嘉定包围,并炮轰城门,城中军民毫不畏惧、誓死抵抗。随着城墙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兵攻入城中,时任清军统领的原南明降将李成栋下令屠城,当屠城令一下达,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见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清兵屠杀复劫掠
     屠杀过后,清兵随即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此为“一屠嘉定城”。
       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兵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
      然而,满清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
朱瑛驱清兵
     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
满清再屠嘉定城
      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
    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
     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
汉奸显身手
      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
      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
满清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
吴之番夺城失守
      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
清兵三屠嘉定城
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
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
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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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风知劲草,国乱见忠臣
                                               ——世代忠义的侯峒曾家族
 
          侯氏源出山西上谷,北宋末居汴京,并在朝中任职,后随宋高宗南渡,辗转落籍嘉定。侯家的姻亲、明代著名文人李流芳在《侯氏世略序》(《檀园集》卷七)一文中说:“侯氏之先,有随南渡至疁者,逆知胡运当昌,戒其子孙力耕勿仕……吾观于侯氏家世,自农而贾,自贾而儒,固将大显其宗。” 由此可知,侯家先祖定居嘉定后,眼见宋室偏安一隅,日趋式微,蒙元政权蒸蒸日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遂告诫子孙力耕务农,莫再出仕为官。子孙遵守祖训,在蒙古族统治下的元代,始终躬耕乡野,不求闻达。入明后,恢复汉族衣冠,子孙也积极谋求发展,由农而商,由商而儒,由儒而官,在明代中后期成为嘉定望族中的翘楚。
        侯家世居嘉定县诸翟镇盘龙江畔的紫隄村(一名白鹤村,今属上海市闵行区),为本镇大姓。在明代,传至侯守常时,年长无子,有表弟杨彦升,年幼无依,守常遂将其收养,作为自己的子嗣,杨彦升的后代因而均承袭侯姓,侯峒曾一支就由此发展而来。这种以小表弟为养子的做法虽然有悖常理,但在古代也并非个案,完全是为了家族延续而做出的权变之计。故而,侯峒曾的叔祖父侯孔龄曾经有复姓的打算,他在《复姓议》(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一文中讲道:“即在编户之家,犹思溯其所自出,而煌煌冠冕之族,乃冒他人之姓,而祖他人之祖乎?”但不知为何,复姓之事议而未行。
      侯峒曾高祖父侯廷用,字汝舟,行事谨慎,孝事父母,乐善尚义,有古君子之风。当时侯氏家业衰微,里中豪强对其颇为蔑视。侯廷用遂命其子侯尧封专力读书,以求博取功名,光耀门楣。侯尧封不负厚望,虽然科场蹭蹬,但终成进士,是诸翟镇中最早的登第者之一。
      侯廷用晚年自号白村老人,优游林泉,与当世名士长洲文征明、嘉定王翘皆有往来,二人均有诗相赠。又习养生术,与夫人朱氏白头偕老,并享高寿。侯尧封率子女承欢膝下,其乐融融,遂将父母的居所取名为“偕老堂”。当时侨居嘉定安亭的大文学家归有光,因与侯尧封友善,特意为之撰写了《偕老堂记》(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记云:“己未之春,予与侯复吾(侯尧封)、李道亨(李汝节)同试南宫,复吾偕道亨以来,言其尊人白村翁以前年年七十,而母朱孺人以后年年七十,喜其父母之寿也,为名其堂曰‘偕老’,而请记之……复吾家盘龙江上,去予所居安亭不远一舍,异时予当泛舟吴淞江,观九峰三泖,造复吾之居,且闻白村翁学道,知养生之术,予将拜而问焉。”
     侯尧封之后,子孙繁盛,皆能文章而尚节义,文章为一方盟主,节义为士林楷模,家族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非同小可。孙侯震旸,直言敢谏,天启帝乳母客氏、太监魏忠贤朋比乱政,权势熏天,朝臣或投靠求荣,或三缄其口,震旸却屡屡上疏揭露其恶行。曾孙侯峒曾、侯岐曾兄弟,在天崩地坼的易代鼎革之际,不畏清兵的铁蹄,以一介文人举兵抗清,铁骨铮铮,虽败犹荣,忠烈之名至今传颂不歇。           
                           侯尧封:居官为民不为己
        侯尧封(1515—1598),初名栋,字士隆,一字钦之,号龙泉,又号复吾,因曾寓居京师铁匠庵中,故别号铁庵。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时已年近花甲。初为刑部主事,终任福建参政,一度代理福建布政使。为官体察民情,忧民所忧,所以施政能够有的放矢,非常有实效。更令人钦佩的是,他生性刚直,处理政务完全依照法令,不受权贵左右,纵使因此被降职也在所不惜。
      担任御史期间,他赴江西处理寇盗案件,严禁地方胥吏插手,执法公允平恕。巡视九江时,见湖堤年久失修,若遇洪水很可能造成巨灾,遂督促地方官员予以加固。治民重法令更重教化,重修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立祠纪念江西靖难诸大臣,以宣扬伦理,激扬节义。继而巡按福建,弹劾建宁县令贪赃卖法。建宁县令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侯尧封此举无异于令张居正脸上无光,因而被降职为湖广佥事,负责蕲州、黄州的政务和军务。
         蕲州盗贼猖獗,既有水盗,又有山贼。水盗在江中出没,尧封建造舰船,安插间谍,扼守要害,最后一举捣毁了水盗的巢穴。大同山中的山民,倚仗天险,藏匿亡命之徒,逃避朝廷赋税,成为法令的真空地带。同僚们意欲派大军将其剿灭,认为这样既可以平贼,又可以向朝廷邀功,实在是一举两得。尧封力排众议,派遣能吏与山民谈判,约定对他们减税减负,并安排他们的子弟出山接受教育。山民们欣然帖服,一改往日与官府为敌的态度,转变为安分守己的良民。尧封兵不血刃,即平定了大同山,是因为他仁心为怀,以民为本,与那些穷兵黩武、心怀鬼胎的同僚相比,品格高下不言自明。
         后来,侯尧封又主政襄阳。襄阳城濒临汉江,城墙低矮且不够坚固,他未雨绸缪,立即着手对城墙进行加高加固,又在城外增建老龙堤。竣工不久,雨季来临,江水暴涨,平地水高二丈,但有老龙堤的缓冲和新城墙的阻挡,城中百姓安然无恙,而城外居民已遍受水害,以致浮尸蔽江。大水退后,他再次增城实堤,并在襄阳城和附近的岘山之间修筑了两座长而高的石桥,以让城外百姓在遭遇洪水时能够沿桥入城避难。同僚中不少人讥笑他迂腐过度,认为洪水不可能频繁爆发,甚至对他主持的工程横加阻挠和非议,但他从未动摇。孰料,第二年洪水更甚往年,第二次增修后的城墙仅仅比城外水位高出不足二尺,城外居民通过石桥安全转移到城内的不计其数。可以毋庸置疑地说,若非侯尧封坚持增筑城墙、修建石桥,襄阳城内城外都将在这次空前的洪水中陷入劫难。
侯尧封不仅是能吏,而且是廉吏和诤臣。史称他“所至坚苦节,宦橐萧条”,作风与众官迥异,有人规劝他说:“盍效贵游郎,日遣舍人儿,旁猎他事,居间官府,尚可得无名钱,佐声伎,饰裘马,而何落落自苦如田畯为?”(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前《侯尧封传》)他掩耳不听,不屑混迹于贪官庸官之间,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防线。代理福建布政使时,库吏说:“库中有羡金数万两,大人可随意支用。”尧封厉声呵斥之,丝毫不为所动。
侯尧封进士及第时,出自张居正门下。然而,在前已提及的弹劾建宁县令的问题上,他却为维护司法公正而开罪了位高权重的恩师。一次,张居正的母亲自老家江陵赶赴京师,去儿子府上养老。沿途官员为讨好张居正,无不对老夫人极尽款待之能势,献媚唯恐不及,但到了蕲州,侯尧封只是按常规招待。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朝廷规例,他必须离职回乡,为父亲守孝三年,否则将会被天下人视为不忠不孝的忤逆之徒,无论他地位再高、名声再大,也会遭人耻笑。而此时他位居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年归来后是否还有如此地位,这是他不能不权衡的事。另外,这时的万历帝朱翊钧正奋发有为,将他视为左膀右臂,令其主持万历新政,已初见成效。总之,张居正不甘去官,万历帝又对其须臾不能离。最后,由万历帝特地破例,专门颁了一道圣旨要张居正留任,舆论沸然,反对者此起彼伏,酿成明史上著名的“夺情案”。这一次,耿直的侯尧封似乎又“站错了队”,他没有站在权势遮天的恩师这边,而是选择了维护明朝祖制,上疏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恳请张居正不要贪恋权位,主动离开权力中枢,回乡为父守孝。当然,他的建言不可能被采纳,但他对道义的坚守由此可见一斑。
        侯尧封五十七岁步入宦海,八十致仕,为官二十余年,“宦辙所至,讴思至今。”(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前《侯尧封传》)归乡不久,恰逢八十寿辰,大诗人王穉登制《寿方伯复吾老先生八十》(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以贺,诗云:
悬车归后鬓如霜,韦相籝经世泽长。
藩伯遗思棠蔽芾,贤孙绳武桂芬芳。
于公旧里重过驷,疏傅余金不满囊。
家世海东仙路近,沧海试问几生桑。
        在诗中,王穉登把他比作周代的召伯、汉代的疏广,是对其从政期间仁爱和清廉的表彰。
侯尧封著述颇丰,有《易意》、《西台奏疏》、《水利志》、《凫藻堂雅言》、《铁庵遗稿》,以最后一种传播最广。他的挚友、著名学者王圻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先生之文若诗,具牧之(杜牧)之豪纵,而成昌黎(韩愈)之博大,本李从一(李端)之台阁,而融韦苏州(韦应物)之雅淡,随所欲言,自成品格,诚不易得,仅若干首也”(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铁庵遗稿序》)。今诸书亡佚,有诗七首存于清汪永安《紫隄小志》(与《紫隄村小志》并非同一部书)续二,其中《送刘筠乔山人还楚》一诗不假雕饰,天机灿然,兹摘录如下:
龙蟠江上新月明,龙蟠江中新水生。
自怜赠别无他物,醉把清光送尔行。
      有子六人,侯尧封常教诲他们说:“不愿尔等为第一流官,但愿尔等作第一流人”(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前《侯尧封传》)。六子均品高才优,其中以长子孔诏、六子孔龄最为知名。
        侯孔诏,字孟宣,号一贞,万历二十九年(1601)岁贡,有孝行,多隐德,大文豪陈继儒为立《卓行传》(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他这一支在六兄弟中最为兴盛,子孙中人才林立,子侯震旸、孙侯峒曾、侯岐曾、曾孙侯开国均彪炳史册。
        侯孔龄,字延之,号石庵,能诗善书,文辞古雅。       
明代 忠臣 侯峒曾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侯峒曾《草书五言绝句诗轴》
侯震旸:直言敢谏抑客魏
       客魏,是明天启帝朱由校乳母客氏与大太监魏忠贤的合称。客氏本是河北农妇,姿色妖媚,时人猜测她为了固宠,很可能不顾乳母身份与朱由校有染。事关后宫隐秘,今已难以考详,但朱由校对她眷恋至深、恩宠异常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位不久就封她为“奉圣夫人”,宫人甚至朝臣奉承她为“千岁”。朱由校醉心木工,不乐意处理朝政,也无心过问后宫,客氏遂于魏忠贤内外勾结,攫取了宫廷内外的权力。魏忠贤的流毒,主要肆虐于外廷,正直的士大夫多受其残害;客氏的险恶,主要集中于宫中,不依附于她的宦官及后妃多受其荼毒。朝臣慑于客氏和魏忠贤的权势和狠毒,有的投靠求荣,有的三缄其口,敢于参奏二人的可谓凤毛麟角,而嘉定侯震旸却是其中的一个。
      侯震旸(1569—1627),字得一,又字起东,号吴观,侯孔诏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天启初在京任吏科给事中。此时,在东林党人左光斗、杨涟等人的一再要求下,客氏已被逐出宫外,魏忠贤陷于孤立,形势似有好转。孰料,客氏出宫不久,朱由校竟思念流涕,甚至茶饭不思,急招客氏回宫。当然,这其中肯定也有魏忠贤的撺掇。朝臣见此状况,只能徒唤奈何,万马齐喑,一时间无人再敢冒犯天威,而侯震旸的一道奏折再次打破僵局。奏折云:
     《礼》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鲁昭公慈母死,欲为练冠。有司执论,乃止。夫慈母职兼教养,犹恩以义絶。况幺么里妇,可数昵至尊哉?陛下即为客氏富贵计,亦当蚤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异数,隆恩宠而益之毒。且陛下始而徘徊眷注,稍迟其出可也,出而再入不可,时出时入尤不可。宫闱禁地,奸珰群小,内外钩连,借丛炀灶,有不忍言者。昔王圣宠而煽江京、李闰之奸,赵娆宠而构曹节、王甫之变,祸贻宗社,良可寒心,此陛下殷鉴也。(清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侯震旸传》)
      侯震旸援古镜今,直陈容留客氏的危害和隐患,分析透彻,言辞恳切,按照常理足以令天启帝猛省,但他看到奏折后置若罔闻,并责怪侯震旸是借机赚取舆论关注,沽名钓誉。
       那时,辽东战场上明军与后金交战正酣,明军节节失利,主要原因是因为明廷用人失误。原来,在辽东既有经略熊廷弼(倾向东林党),又有巡抚王化贞(倾向魏党),经抚二者之间并无节制关系,权力持衡,以致互相倾轧、互相掣肘,于战事极其不利。侯震旸对“经抚之争”的隐患早就洞若观火,他上疏天启帝说:既然熊王不能协同作战,那么请专任一人,集中统领兵权,否则很可能酿成大祸。然而,当朝臣还在为二人孰去孰留而争执不休的时候,战报传来,因二人各自为战、互不配合,不但使广宁失陷,而且不战而退,轻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侯震旸看到自己的预言不幸应验,愤懑至极。
       侯震旸有胆有识,担任吏科给事中只有八个月,却连续上疏数十次,所论均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且切中时弊,言辞激烈,不避权贵,深为小人所忌惮。最后,因揭发阁臣沈氵隺与客氏、魏忠贤谋杀顾命太监王安而激怒魏忠贤,削职还乡。崇祯帝即位前即欣赏他的胆色和见识,即位后立刻宣旨命他回京任职,可惜他已在一年前去世了。崇祯帝痛惜之余,追封他为太常寺卿。
         常熟钱谦益和嘉定李流芳都是侯震旸的挚交。侯震旸卒后,钱谦益深情地回忆了二人之间的交往:“余与君同年进士,同事熹庙(天启帝朱由校),后先同被谴逐,其知君为深”(钱谦益《初学集》卷五十二《吏科给事中赠太常寺少卿侯君(震旸)墓志铭》)。据李流芳《檀园集》卷十一《灵岩》记载,万历三十六年(1608)秋,他与侯震暘一起登临苏州灵岩山,同游者还有侯震暘的儿子岷曾和岐曾。李流芳时常做客侯家在嘉定城东的东园、在厂头的水阁,并写下了描述二园风光的诗篇。
        他的文章多为经国谋事而作,吟风弄月者很少。其中,《天垣疏略》是他担任吏科给事中期间所上奏折的合集,东林党人、吉水李邦华为之做了序。此外,还有与嘉定治河、折漕相关的《开濬论》(光绪《嘉定县志》卷七《条论》)、《折漕报功祠记》(有石刻存世,在报功祠遗址)。
侯震旸的夫人出身于嘉定兴起最早、兴盛时间最长的龚氏家族,父亲龚锡爵官至广西布政使。二人育有三子,长子侯峒曾、次子侯岷曾、三子侯岐曾,皆怀瑾握瑜,才情俊发,同年考中秀才,人称“江南三凤”。后来岷曾早卒,峒曾中进士,岐曾成副贡生。明亡后,峒曾、岐曾面对清兵铁蹄,凛然不屈,毁家纾难,以一介文人组织嘉定乡民抗清,多次打退李成栋率领的劲旅的进攻,坚守嘉定城长达半月之久。
 侯峒曾、侯岐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在讲求君臣大义的封建时代,朝代鼎革对于士大夫群体无异是残酷的,这是因为他们所口讲心奉的节义将接受无法逃避的考验。遍检青史,士大夫在这当口无非有三种选择:一是求荣变节,二是退隐守节,三是舍身殉节。面对清军劲旅的进攻,侯峒曾选择了第三种,组织嘉定士人、乡兵,坚守孤城,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流传千古的忠义悲歌。
        侯峒曾(1591—1645),字豫瞻,号广成,侯震旸长子。从其曾祖父侯尧封、父亲侯震旸的品行可以看出,侯家是一个世代讲求忠孝的儒学世家,又深受东林党和复社的影响,因此侯峒曾及他的弟弟、子侄在成长的过程中种下了崇节尚义的基因。同众多世家子弟一样,侯峒曾早年沉浸于经史,肆力于举业。他的文章警辟精粹,成为众多学子摹仿的对象。
        天启二年(1622),侯峒曾在京参加会试,此时广宁失陷,明军轻弃山海关以外所有土地,京师岌岌可危,一些通过会试的士子闻风丧胆,居然束装南归。侯峒曾虽然此科落榜,但对这些贪图利禄却想逃避国难的士子的操守表示怀疑和鄙视,他说:“致身之初,其志若此,安望食禄而不避难也”(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前《侯峒曾传》)。天启五年(1625),侯峒曾顺利通过会试。此时,他作为青年才俊,已名声鹊起,魏忠贤为了将其罗致门下,委托内阁大学士顾秉谦前去游说,许以翰林之位,但遭到拒绝。侯峒曾因此未能在殿试中取得靠前的名次,却赢得了清名和正声。
        进士及第后,授南京兵部主事,洁身守廉,与徐石麒、陈洪谧合称“南部三清”。崇祯十一年(1638),出任浙江提学参议,秉公执法,不受请托,甄选识拔的都是饱学博古的士子。有两位出身益王王族的秀才因未按时参加岁试,而被侯峒曾毫不留情地革去功名。当时的益王朱慈炲倚仗皇家威势,多次向侯峒曾施加压力,要求恢复两位秀才的功名,但终未如愿。崇祯十六年(1643),调任嘉湖道左参政,尚未入境,就传来漕卒暴乱的消息。原来,秀水县令李向中与漕卒讨论漕兑事宜,因未能满足漕卒的利益要求而被对方劫持,几乎重伤致死,民情骚然。有人建议侯峒曾不要冒险,等事情平息后再上任,但他闻讯后未作丝毫迟疑,即刻驰马入城,并将情况上报巡抚,得到巡抚同意后,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将为首者枭首示众,暴乱随即平息。后升任顺天府丞,峒曾婉辞,回到嘉定休养。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宣告覆亡,然而四十几天后,政权又落入满清之手。留都南京的一些官员拥戴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小朝廷,侯峒曾也被授予左通政之职,但他并未到任。兵部尚书史可法积极防御清军南下,专门写信给侯峒曾,邀他共谋抗清大计,他在回信中表明了自己信仰和立场:
      地坼天崩,骨惊肠裂,某在告之身,赊死阙下。端午闻变,恸哭辞家,孤舟半程,四鼓被劫,赴水死矣,良久得援,魂魄未还,喘息才属。乃余生逢难之日,正义檄下颁之辰,伏枕诵之,长号欲绝,一息尚存,矢奉明命,激发义勇,泣劝委输,共纾率土之忱,以雪敷天之恨,但某水入其腹,伤绝其筋,赴阙未期,呼天徒切,前者从徐大司寇(石麒)拜明公勤王之书,辄悉索敝赋以行,遂入盗手,然犹将毁家纾难,以为众先。泣血之中,不能长语。(《侯忠节公全集》卷八《答史大司马(可法)书》)
可见,侯峒曾在明亡之初,已抱定毁家纾难、舍身殉节的决心。
       顺治二年(1645)六月五日,清军破南京,强行颁布“剃发令”,要求汉族人民将奉行千年的“束发”改为满族的“剃发”,并声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汉族人民抵触情绪强烈,扬州、江阴、嘉定等地先后爆发了以抵制“剃发令”为核心的抗清斗争。
      据明末清初嘉定人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记载,当年闰六月十二日,“北师下‘剃发令’至县,自是远近大哗,始谋举事矣。”次日,“‘剃发令’益急,人心愈愤。市中大呼曰:‘安得官兵来,为我等保此发肤。苟有倡议者,即揭竿相向矣。’于是,诸乡义兵不约而共起。”有以王霖汝为首的王家庄兵、以支益为首的石冈兵、以李杭之、李拱为首的南翔兵等等。虽然乡兵在与清兵的对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地自为守、人自为战,群龙无首,缺乏统一的指挥和领导。于是,大家一致敦请德高望重的侯峒曾主持抗清事宜。
         十九日,侯峒曾率长子玄演、次子玄洁入嘉定城,集众公议,建立“嘉定恢剿义师”,分部守城,并与驻扎在松江的明军吴志葵部、驻扎在崇明的义阳王朱朝墠部约定协同作战。“处分已定,各率众上城巡逻,疁人士争缚袴执刀以从,人情颇踊跃”(朱子素《嘉定乙酉纪事》)。事实上,侯峒曾、黄淳耀、龚用圆等义军主要首领都是文人出身,不谙军事;再者,乡兵都是临时聚集成军,缺乏相应的军事训练,也缺乏足够的军费储备;第三,吴志葵等部支援不力,城外乡兵或被清军击破,或偃旗息鼓,或作鸟兽散,导致嘉定城逐渐成为一座孤城,势若悬卵。这一切,都注定嘉定的抗清斗争必将是艰难而惨烈的。
      侯峒曾既要设法御敌,又要筹措军费,还要安抚兵丁,可谓呕心沥血,这在他写给侄子侯玄汸、侯玄涵的信中有具体的体现:
        到家五日,睫未交,臀未坐,手口未顷停也……皮尽骨穿,眼枯肠断,仅得吴帅具王、蔡一旅之遣。义阳营有黄督之来,虽事未可知,聊慰众志,徐酌机宜,否则实将汹汹。盖城守之具、城守之法,从来未有,而薪米且尽,不乱何为?真刻刻从千锋万镝中过也!惟是一毫之事,必须金钱,数百金已随手而尽,势在烧眉……不得已止寄此纸与吾侄,幸作速传至九儿(侯峒曾三子侯玄瀞),要多方设处二百金,令潘成赍进,或再觅一人佐之。(《明嘉定侯峒曾墨迹》之《绝缨书》)
        至七月四日,侯峒曾已率众守城达半月之久,多次击退清将李成栋率领的劲旅的进攻。当晚五更,“忽大雷雨,势若倾盆,久之不止。守城百姓露立三昼夜,两眼浥澜,瞢腾欲仆,举体透湿,兼之衣食已尽,不能自支,于是渐有去者。峒曾父子与诸绅士、诸青衿悉仗剑立雨中,见守城者将散,大惊,分路劝止,不能禁矣”(明朱子素《嘉定乙酉纪事》)。城外清军攻势益急,城池最终告破,坚守的兵丁又与清兵展开激烈巷战,但败局已定,不可挽回。
       侯峒曾与二子玄演、玄洁投叶池自殉,清兵赶到时,三人气息尚存,被拖出池外,乱刀砍死。
侯峒曾著有《易解》、《都下纪闻》、《仍贻堂集》、《韡韡编》等,后人整理成《侯忠节公全集》。道光二年(1822),嘉定文人胡起凤曾出资刊刻《仍贻堂集》,他在序言中这样评价侯峒曾的诗文:“觉其言蔼如,而风骨棱棱,仍复示人以不可犯。”
      妻子李氏,出身于南翔大族,是李先芳孙女、李绳之女。除玄演、玄洁外,还有一子玄瀞。
侯玄演(1620—1645),字几道,才情骏发,年十三即考中秀才。与兄弟共同受学于黄淳耀,精研理学。著有《侯孝烈集》、《咏物诗》等。
     妻姚妫俞,字灵修,吴县人,名臣姚希孟之女。玄演死难后,妫俞吞针及水银自杀,未死,后削发为尼,更字再生,常以诗词抒发胸中郁愤,撰有《再生余事》。 
        侯玄洁(1621—1645),字云俱,也是一名秀才。读书过目成诵,诗文别具神悟,书法神似苏轼。助父守城,书信和檄文多出其手。左腿生了严重的疮疖,疼痛难忍,甚至血流至脚,但依然站立在烈日下或暴雨中襄理守城事务。诗文飘然淡远,不立町畦,著有《侯孝毅集》、《玉谿生诗笺》、《遗民录》等。
        侯玄瀞(1625—1651),字智含,峒曾三子,十一岁考中秀才。文章古雅深奥,就连饱学宿儒也自叹不如。父兄死难后,常吁天恸哭,亲手编写了父亲的年谱、整理了父兄的遗著。他坚持抗清,与唐王朱聿键联系密切,事泄后被捕,逃脱后亡命江湖。后削发为僧,卒于杭州灵隐寺。著有《侯孝隐集》、《方外诗文》、《南征日述》。
         侯岐曾(1595—1647),字雍瞻,号广维,侯震旸三子,副贡生。幼年颖异,好学不倦。成年后工文章,重气谊。当时太仓、松江一带的文坛派别林立,互相攻讦,岐曾毫无门户之见,致力于振兴古学、奖掖后进,是士林公认的文章和道德的楷模。顺治二年(1645),嘉定抗清斗争失败,长兄峒曾、侄子玄演、玄洁殉节,在乡间侍奉老母的岐曾在国殇和家难的双重打击下,一夜之间须发尽白。顺治四年(1647),友人陈子龙联合鲁王朱以海抗清的计划败露,遭到清廷的通缉,仓皇投靠岐曾,岐曾先后将其藏匿在仆人刘驯、女婿顾天逵家中,并谋划助其逃往浙江。不幸踪迹被官府察觉,与陈子龙一同被逮捕,遇难于松江。
         诗文清真雅正,有卓立气象,有《侯文节集》、《史记偶笔》、《疁城救时急务》、《江湖乱笔》、《嘉定死事备考》、《上谷逸事》、《丙丁杂志》、《侯文节尺牍手稿》等。今有《丙丁杂志》、《侯文节尺牍手稿》存世。《丙丁杂志》,又称《侯岐曾日记》,是侯岐曾在顺治二年(乙酉,1645)嘉定抗清斗争失败后的两年中的日记,自顺治三年(丙戌,1646)正月初一日起,至顺治四年(丁亥,1647)五月初十日止,涉及了侯岐曾及其子侄、亲友亡国后的生存状态,其中包含了明清之际某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的抗清斗争等。
        妻子是“嘉定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之女,擅诗画,岐曾遇难后,绝食而死。有三子:侯玄汸、侯玄洵、侯玄涵,均才调绝伦,与侯峒曾的三位公子互相赓和,时称“上谷六龙”。女儿侯蓁宜,字俪南,秀才龚元侃之妻,诗风清婉,著有《宜春阁草》。
       侯玄汸(1714—1677),字记原,号秬园。明崇祯十五年(1642)在顺天乡试中考中副榜,入清后放弃功名,不求仕进。博综群书,尤究心经术,讲求实学,康熙《嘉定县志》的《水利志》部分即出自玄汸之手,详备缜密,为后人所称道。
        侯玄汸情系桑梓,关心民瘼。崇祯末年,朝廷计划恢复在嘉定征收税粮,废除数十年来折漕为银(以银两代替税粮)的惯例,这意味着作为产棉区(稻粮种植面积很少)的嘉定必须从外地购粮后才能完成纳税任务,这对负担本就繁重的百姓来说,显然是雪上加霜。玄汸与张鸿磐、申荃芳不远万里赶到北京,伏阙上书,说明嘉定的具体情况,朝廷准许嘉定永远执行折漕为银的定例。此法一直沿用到清末,成为嘉定人民的福祉。
著述颇多,诗集有《潜确先生集》、《明月诗筒》、《客沪集》、《槐荣堂次杜》、《秬园集》、《西留诗草》,理学著作有《月蝉笔露》、《学古十函》等。
          侯玄洵,字文中,秀才,潜心理学,早卒。著有《病中记》,伯父峒曾为之作序,序曰:“其言皆鞭策身心、刻励学问,而悲来悼往齐物逹生之旨什亦居一”(《侯忠节公全集》卷十一《侄洵〈病中记〉序》)。
 妻子夏淑吉,松江人,抗清志士夏允彝女,夏完淳姐。年二十一丧夫,携幼子侯檠避兵紫隄村,主持侯家家务。顺治二年(1645),侯峒曾父子死难。同年,夏允彝、夏完淳在松江与陈子龙一起组织抗清,兵败后允彝投水殉节。顺治四年(1647),侯岐曾、夏完淳被捕,先后遭到杀害,岐曾母龚氏也自溺而死。面对一连串的重大变故,夏淑吉以强大的毅力安排逝者的丧事,料理生者的生活,教导幸存的侯家幼小,不愧为一代女杰。夏淑吉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是一位才女,著有《龙隐遗集》。 
         侯玄涵(1620—1674),初名泓,字研德,号掌亭,秀才。精诗文,究心性命之学。少与诸兄弟一同受经于黄淳耀,最为淳耀所引重。堂弟玄瀞因联络唐王朱聿键遭到官府通缉,玄涵挺身而出,代其服刑,后被释放。
著作有《掌亭集略》、《燕喜楼日记》、《格致录》、《玉台金镜录》等,挚友汪琬称赞他的诗文“绝尘而奔,有如海涛,澎湃揭天,复如雷霆,晦冥轰止,倏焉止霁,云澄水寂”(清汪琬《钝翁续稿》卷二十六《贞宪先生(玄涵)墓志铭》)。
       元配夫人孙氏,也出身嘉定名门,是著名科学家、军事家、登莱巡抚孙元化之女。侯玄涵共有三子:侯开国、侯棠、侯莱。开国亦为一代名儒,后文有专门介绍。
               侯开国:却官明其志,知交半天下
       侯开国,初名荣,字大年,一字凤阿,侯岐曾孙,侯涵子。少负轶才,先后从嘉定籍大学者陆元辅、平湖籍理学名家陆陇其受业。博览群书,凡经史子集、历代典故,口读手抄,常常废寝忘食。正所谓“书痴者文必工”,侯开国的文章冲和峻洁,诗词雄深朴老,与同时代的赵俞、孙致弥、王畮、张云章、王度、张僧乙、李圣芝合称“疁城八子”。他的著作很多,有《春秋注疏大全集要》、《经世道源录》、《南楼日剳》、《凤阿山房诗集》、《春帆草》、《乐山文集》等。 
       鉴于侯开国的名声,清廷欲授以州同知之职,但其伯祖父侯峒曾、祖父侯岐曾等一家数口死于清兵之手,他又怎可能在满人的治下为官呢?在野的侯开国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但文名远播,知交半天下,其中著名的有新城王士祯、常熟吴历、王翚,宣城梅庚,太仓吴伟业,嘉兴朱彝尊,昆山归庄等。
        侯开国久客京师,与文坛领袖王士祯有交,当其辞京还乡之日,王赋《送侯大年归嘉定》赠别:“送客三江去,东吴更向东。潮添瓜蔓水,秋老鲤鱼风。”(清程庭鹭《涂松遗献录·古迹》)康熙七年(1668)的阳春三月,侯开国畅游杭州,泛舟西湖,对景赋诗,写成诗集《春帆草》,吴伟业、归庄都对该诗集做了品评。吴伟业说:“大年诗文开宕秀爽,得之天性。是卷乃戊申(康熙七年,1668)三月游明圣湖(西湖)所得,咳唾风流,矩度详整”(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七“《春帆草》”条)。归庄说:“是集清辞杰句,称名山水,而凭吊古墓,伤悼骨肉,读之动人忠孝之心,岂寻常词人之诗可同日论哉?”(清归庄《归庄集》卷三《春帆草序》)
侯家位于城东的东园,是侯开国曾祖父侯震旸所建,后为其伯父侯玄汸继承,更名秬园,中有明月堂、岁寒堂、安雅堂。这里常常举行文艺沙龙,是侯氏子孙与四方名士谈诗论艺之所。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听泉图轴》就是吴历做客明月堂时为侯开国所绘,题云:“乙卯(康熙十四年,1675)清和月,在明月堂写一峰老人晚年笔法。延陵渔山子吴历赠凤阿同学大兄。”
       侯开国的住所,是其祖父侯岐曾的故宅仍贻堂,他拟在仍贻堂后侧修筑一座凤阿山房。凤阿山房虽然迟迟未建,但此事已传遍士林,朋友们纷纷作贺。按照侯开国的设想,吴历、梅庚也先后为其创作了《凤阿山房图》,吴作曾是张善孖、张大千大风堂的珍藏,今也藏于上海博物馆。朱彝尊为其题写了“凤阿山房”四字匾额,并赠诗三首,其三云:“练江风物最牵怀,药布筠筒市满街。他日堂成须报我,便拖竹杖觅吴鞵。”(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二《题侯开国〈凤阿山房图〉三首》)
         有三子:侯铨、侯永、侯焘,均为秀才。侯铨,字秉衡,也曾向陆陇其问学,陆的《三鱼堂文集》就是由他厘订后刊印的。侯永,字声虞,著有《对春楼诗》、《寄畅园诗》各一卷,诗评家王辅铭论其诗曰:“诗多性灵,而不越绳尺”(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七“《对春楼诗》、《寄畅园诗》”条)。侯焘,字寿三,在诗词和书画方面也有不凡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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